认识列夫·托尔斯泰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业余剧团——艺术文学协会——在都拉举行了几次演出〔91〕。我们旅行演出的排演和其他准备工作都是在好客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92〕的家里进行的，他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密友。为了适应演戏的需要，他全家人的生活方式都暂时改变了一下。在排演休息时间，常举行吵吵闹闹的聚餐，大家不断地开着玩笑。就连年事已高的主人也变得像小学生那样。

有一次，谈笑正酣之际，前厅里来了一位身穿农民外套的人。这位蓄着长须、穿着毡靴和灰衫、腰系皮带的老人，很快地走进饭厅里来了。大家欢呼着迎接他。起初我没有想到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任何一张照片或画像都不可能表达出他那生动的脸容和身姿所留给人的印象。难道在纸和画布上能表达出托尔斯泰那洞察肺腑的目光吗！那是锐利刺人而又柔和温暖的目光。当托尔斯泰注视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定睛不动，聚精会神，深入到别人的心里去探究发掘，仿佛要把蕴藏在这人心里的一切——好的或坏的——都汲取出来似的。这时候，他的眼睛深藏在悬垂的眉毛后面，就像太阳躲在云里一样。有的时候，托尔斯泰会像小孩似的来对待玩笑，他发出亲切的笑声，那双眼睛变得愉快而诙谐，从浓眉后面射出光芒。如果有谁说出了有趣的想法，托尔斯泰会第一个为之欢跃；他会变得像青年人那样热情洋溢和朝气蓬勃，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天才的艺术家的火花。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在我和托尔斯泰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是温和、亲切、安详、仁慈而充分具备老年人所特有的礼貌的。孩子们一看到他走来，便纷纷离开座位，涌上前去把他团团围住。他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和绰号，还向每一个人探问了有关他们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我们这些前来做客的人，依次被带去见他，他和每一个人握手，同时用锐利的目光探测了每一个人。我觉得自己仿佛被这种目光射穿了。同托尔斯泰的意外会见和相识，使我陷入了一种近乎发呆的状态。我对于自己心里和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大能感觉得到。为了说明我的心境，需要想象一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意义。

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常说：“和托尔斯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多么幸福啊！”当精神上或生活中遇到挫折，人仿佛都变成了野兽的时候，我们会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在雅斯纳亚‐波梁纳，住着列夫·托尔斯泰呢！于是又想活下去了。

他被请入座，正好坐在我的对面。

我此刻的神气大概是很奇怪的，因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好奇地注视了我好几次。他忽然把身子挨向我这边来，问起我一些问题。可是我不能够聚精会神来听懂他的话。这时周围发出了一片哄笑声，我更加心慌意乱了。

原来托尔斯泰想知道我们在都拉要上演什么剧本，而我却想不起这剧本的名称。后来还是大家帮我说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那个叫做《最后的牺牲》的剧本，他坦率而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而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他能够坦白承认我们这些人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无知而必须加以隐瞒的事情。托尔斯泰有权利忘掉每一个普通人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把剧本的内容讲给我听听吧，”他说。

大家都静下来等我讲述，而我却像一个在考试时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一样，找不出一个字来开始讲述。我的一切尝试都归失败，只引起了在座许多人的哄笑。坐在我身旁的那位朋友并不比我勇敢多少。他的不清不楚的讲述也引起了笑声。最后还是由主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自己来满足了托尔斯泰的请求。

由于失败而感到狼狈，我呆坐在位子上不动，只是负罪地偷偷地看着这位伟大的人物。

这时端来了一盘烤牛肉。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不想来一块肉吗？”大人和小孩故意逗弄这位素食主义者。

“想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开玩笑地说。

于是一大块一大块牛肉立刻从桌子的四面八方飞到他面前来。在大家哈哈大笑声中，这位著名的素食主义者切了一小片肉，开始咀嚼，勉强地咽了下去，然后放下刀叉说：

“我不能吃死尸！这是毒药！你们不要再吃肉了，只有到那时候，你们才会懂得什么是畅快的心境和清醒的头脑！”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碰上自己心爱的题目，就开始发挥读者现在都已熟知的素食主义学说。

托尔斯泰能把一些极其枯燥乏味的题目说得非常有趣。例如，在吃完饭以后，他坐在那间半明半暗的书房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和我们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他告诉我们他和某一个教派的信徒谈话的情形，这教派的全部教义是以象征为基础的。它认为一片布满了红霞的天空衬出一棵苹果树，是意味着生活中的某种现象，预示某种快乐或悲哀，而一轮明月映着一棵阴暗的枞树，则意味着另一种现象，鸟群飞过无云的晴空，或天空里出现了乌云，那就意味着新的预兆，诸如此类。听的人一定会对托尔斯泰的记忆力感到惊讶，他列举了无数这类的预兆，同时他能够借助于某种内在力量，使人全神贯注并深感兴趣地来听他这种内容相当枯燥的讲述。

后来我们谈到了戏剧，我们想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夸耀一下；我们是首先在莫斯科上演他的《教育的果实》的人。

“你们让我这个老年人高兴高兴吧，设法使《黑暗的势力》〔93〕解禁，演出它！”他对我们说。

“这么说，您允许我们演出这个剧本罗？！”我们不约而同地喊起来。

“我从不禁止任何人演出我的剧本，”他回答。

我们当场就开始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业余剧团的成员中间分配角色；由谁担任导演和怎样上演的一些问题也当场解决了。我们甚至已经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约好，请他来看我们排演；我们想趁他现在在这儿，立刻把我们对第四幕的几个修改方案决定下一个来，或者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以免戏进行到最高潮时产生令人苦恼的停顿。我们凭年轻人的一股热劲来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纠缠。别人还会以为我们是在解决一桩刻不容缓的事情，会以为明天就要开始排戏哩。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这个预备会上的态度是坦率而诚恳的，这使我们马上感到和他相处是容易的。他那刚刚还藏在垂眉后面的眼睛，此刻已经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闪现出青春的光芒了。

“这样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想到了什么，并且由于这个刚刚产生的想法而活跃起来，“你们照顾一下前后的贯串，写出一份计划，把计划交给我，我再根据你们的指示进行修改。”

这些话是对我的一位同事说的，那位同事感到很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躲到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的背后去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看出我们的窘态，他向我们解释说，他提出的建议中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和无法做到的地方。正相反，我们这些人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都是行家。但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得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几年过去了，在这段期间内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在这个时期，《黑暗的势力》被检查机关通过，开始在俄国各地上演了。当然，戏是按照托尔斯泰的原本上演的，第四幕的任何修改方案都没有得到采用。据说托尔斯泰在很多剧院里看过自己这个剧本的演出，有些地方他是满意的，有些地方却不满意。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忽然接到了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的字条，通知我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想和我见面。我去了，他在莫斯科寓所的一间书房里接见了我。看来，托尔斯泰对《黑暗的势力》的那些演出和剧本本身都不满意。

“请您告诉我，您本来打算怎样修改第四幕的。我来写，您来演。”

托尔斯泰非常坦率地说出了这些话，所以我也就敢向他说明自己的计划。我们谈了相当长的时间，他的夫人索菲亚·安德烈芙娜就在隔壁一间房里。

现在请你们处在她的地位上想一下。不要忘记，她是非常关心自己天才的丈夫的。如今居然听到有个年轻人拿着他的剧本，教他如何写作。如果不知道这以前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当然会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太不自量了。

索·安·托尔斯塔娅忍耐不住了。她跑进房里来，冲到我跟前。我承认，我挨了一顿痛骂。要不是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列沃芙娜进来劝住了她母亲，我还会受到更厉害的责骂呢。在我挨骂的整个过程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只是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他没有说一句替我辩护的话。

索菲亚·安德烈芙娜走了以后，我还是十分狼狈地站在那里，这时，托尔斯泰亲切地对我笑了，说道：

“请不要介意！她情绪不好，容易动气！”

然后，他又回到以前所谈的问题，接下去说：

“噢，我们谈到哪里了？……”

我还记得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他家附近一条小巷里的一次偶然会见。这时他正在写那篇反对战争和军人的著名论文。我同一位和托尔斯泰很熟的朋友在一起走。我们和他碰上了。这一次我又害怕了，因为他的脸色十分严厉，那双眼睛深藏在下垂的浓眉后面。他自己也变得暴躁而容易动气的了。我毕恭毕敬地跟在他后面走，注意听他讲话。他非常激昂地讲到他反对对人的合法屠杀。总之，他谈了他那篇著名论文里所写的东西。他以极大的说服力去揭穿军人和军人习气，因为他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战争。他不仅根据理论，而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谈。他那下垂的眉毛、仿佛随时都要闪现出泪珠的眼睛、严厉而又充满激动和痛苦的声音，都令我难以忘怀。

突然间有两个禁卫骑兵从十字路口那边向我们迎面走来，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他们身穿长长的军大衣，头戴发亮的钢盔，马刺碰得叮叮直响，军力晃里晃荡地摆动着……漂亮、年轻、匀称而魁梧的身材，朝气蓬勃的脸容，英武、齐整、受过训练的步伐——他们神气得很。托尔斯泰话正说到一半就呆住了，眼睛直盯着他们，嘴半张着，手停在还没有做完的手势上。他的脸发亮了。

“啊—哈！”他用整条巷子都听得见的声音吁了口气。“好呀！好样的！”接着他马上津津有味地解释起军事训练的意义。在那一瞬间，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军人。

又过了许多日子。有一次，我在整理书桌时，找到一封还没有拆开的寄给我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托尔斯泰写的。我愣住了。他亲笔写给我好几页纸，谈到杜诃波尔派(24)教徒们的英雄事迹，同时要求我帮助筹款，使他们能够离开俄国。为什么这封信会长期躺在我的书桌里而没有被发现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我想亲自向托尔斯泰说明这件事，解释我很久没有回信的原因。我有一个朋友和托尔斯泰一家来往很密，他建议我利用托尔斯泰和某作家约谈的机会去见他，那个约会就是我的这位朋友促成的。他希望在约会之前或之后不久带我去见托尔斯泰。很遗憾，结果还是没有能见到，因为那位作家把托尔斯泰耽搁了很久。他们会谈时我不在场，可是当我在楼下等着会见时，已经有人把在楼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房间里谈话的情形告诉我了。

“首先，”我的朋友对我说，“你设想一下这两个人物的模样：一边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另一边是那位瘦削憔悴的作家，他蓄着长头发，穿着一件宽大而柔软的翻领衣服，没有打领带，如坐针毡那样坐在椅上，用那稀奇古怪的语言和新发明的字眼足足谈了一小时，说他如何在探讨和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一连串的外来语，一大堆引自各种新派作家的文句，空洞的议论，还有用以解释新发现的诗学和艺术原理的新体诗的片断。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准备创办的一种月刊的方针的，他来邀请托尔斯泰替这个刊物写稿。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这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内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注意而耐心地倾听着这位雄辩家的高谈阔论。有时他停下来，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说话的人。然后转过身去，把手插在腰带上，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注意听着。最后那位作家不作声了。

“‘我说完了！’他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托尔斯泰继续像从前那样踱着步，思考着，那位演讲人擦去了汗水，用手帕扇凉。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作家面前站住了，好像要刺透对方心灵似的盯着看了很久，他的脸色是严肃而又严厉的。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25)！’他把重音放在‘э’这个字母上，仿佛是说：‘你居然想来骗我这老头子了！’

“说完话，托尔斯泰走到门旁，把门打开，一只脚才跨出门槛，便又回过来对客人说：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要在他有话可说，要在脑子里的东西已经成熟只差把它写到稿纸上的时候，才去写作。我为什么非要在三月或十月给杂志写稿不可呢——我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说完了这些话，托尔斯泰就走出房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