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列尔

忆友人

这篇回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17年1月25日苏列尔日茨基逝世四十天之际，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讲习所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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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列列尔昂日波茨尔基特（列夫）·安东诺维奇（1872—1916）——文学家，画家，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朋友，是他制订和实施“体系”方面的最亲密助手。

苏列尔日茨基的个性正如他的生活经历一样复杂而矛盾。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革命的反叛情绪跟符合列·尼·托尔斯泰学说的道德劝善说教寓于他一身。他备受沙皇政府的迫害，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而坐牢，遭到流放，同时他追随托尔斯泰否定为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而斗争的必要性，认为社会的改造只能通过个人自我完善来达到。

苏列尔日茨基在1889年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及营造学校，在1894年又由于他在毕业考试时发表革命言论而被开除出校，未领到毕业文凭。1894至1895年以及1898年充当海员四出远航。1896年应征入伍时，他拒绝向沙皇宣誓，因此被判为疯人，关进军医院的精神病房，一年后被押解到中亚细亚，进了库什克监狱。

跟列·尼·托尔斯泰的接近对苏列尔日茨基的生平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受托尔斯泰的委托，率领被沙皇政府驱赶的杜诃波依派教徒迁移到加拿大去。回俄罗斯后他出版了一本书《同杜诃波尔派教徒在美国》（“中间人”出版社）。托尔斯泰给予苏列尔日茨基极高的评价和挚爱。一次他同安·巴·契诃夫谈话时说，苏列尔“拥有真正可贵的品质——无私地热爱人们。在这方面他是天才卓著的”。高尔基回忆起契诃夫谈论苏列尔日茨基的话：“这是个聪明睿智的孩子……”（《高尔基全集》，第5卷，第434页）

1900年苏列尔日茨基使用一架胶印机印刷被禁的托尔斯泰作品，还印革命传单。这段时期他跟阿·马·高尔基过从甚密，并在1901年接受高尔基的委托从瑞士弄来供地下印刷厂使用的铅字。1902年苏列尔日茨基被控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遭到逮捕并囚禁在塔干监狱的单人牢房内，后又被流放到波多尔省（1903年被释放）。

1900年苏列尔日茨基通过安·巴·契诃夫与阿·马·高尔基同当时正在雅尔塔进行巡回演出的艺术剧院相识。1900年秋他跟高尔基一起前来观看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排演。从1905年起苏列尔日茨基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参加了下列各戏的上演事宜：《生活的戏剧》（1907），《人之一生》（1907），《青鸟》（1908）和《哈姆雷特》（1911）。他在1911年出差到巴黎安排《青鸟》在莱让剧院的演出（根据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该戏时的场面调度。作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工作中的最亲密助手，苏列尔日茨基成为“体系”的最初宣传者之一，他开始在亚·伊·阿达舍夫戏剧学校中讲授“体系”。1912年他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块儿组织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讲习所，成为该所的领导人和教师。就在那些年间苏列尔日茨基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任务到工人戏剧学校任教）。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高度评价苏列尔日茨基，认为后者在他的创作经历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及第一讲习所的生活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6年写道：“我认为我已故的朋友苏列尔日茨基是具有非凡才能的卓越人物。在戏剧领域内他的敏感是如此锐利，使他超过了所有的演员，第一个对我们剧院和演员心理技术领域内当时方兴未艾的一切新事物作出了反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给苏列尔日茨基的书信发表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7卷。他们的部分通信摘登在1944年《莫斯科艺术年鉴》第1卷上。（莫斯科，1946，第309—318页）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里有三份回忆苏列尔日茨基的打字稿，稿上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铅笔修改文字。这里刊印的一份，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苏列尔日茨基追悼会上读的回忆录。（第1085／4号）

此外还有一份回忆录原稿（1085／2）。稿上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提法，还有些片断，大部分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删掉了，没有纳入回忆录定稿中。其中一些最有趣味的片断，以及另一些写在单页纸上的回忆录草稿片断，已收录在援引原稿的注释中。

这些回忆录最初由叶·尼·谢缅诺芙斯卡娅刊登于1944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第1卷，第297—306页。

〔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1901年写成他开始接近苏列尔日茨基的日期，显然是弄错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草稿中原已注明这次会面的日期是1900年，那是比较正确的。奥·列·克尼佩尔在1900年9月至12月间写给安·巴·契诃夫的书简里不止一次提到苏列尔日茨基来看艺术剧院的排练和演出，谈到他跟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们的接近。克尼佩尔在其中一封信里告知契诃夫，“苏列尔日茨基看了《海鸥》后，比看《万尼亚舅舅》时更发愣”。（1900年10月11日）

〔2〕这次会晤之前，苏列尔日茨基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发过一封信，是1900年10月21日写的，他在信中兴高采烈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斯多克芒一角作出评价。苏列尔日茨基感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斯多克芒扮演成一个晶莹剔透、准备“在为自由和真理战斗时”自我牺牲的不折不扣的真诚战士，他在这一战士的形象中感觉到深刻的道德主题和远远超越出该角色范围的社会内容。

显然苏列尔日茨基是在首演前的一次总排中看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的斯多克芒的（《斯多克芒医生》于1900年10月24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

〔3〕这点可参阅《我的艺术生活》中《蔬菜会和“蝙蝠”》一章。（全集第1卷第362—363页，中译本第378—379页）

〔4〕苏列尔日茨基1900年10月21日第一次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信中就提到了自己内心的犹豫和混乱：“在我一生有了自觉的十年来，我不止一次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付出又流放又坐牢的代价，现在当生活又把新的问题提上日程时，我若回答这些新问题，可能又不得不遇到新的比过去更严重的不快，这一次我还有可能规避回答，我时常感到体弱力衰，情绪低落。

“近几日来我恰好特别软弱无力，于是我一边听着斯多克芒，同时再次确认，除了随时承随认地真理，毫不计较这种承认将有什么后果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5〕在1905—1906年的演剧季中，列·安·苏列尔日茨基和伊·亚·萨茨为了寻求革新歌剧艺术的道路，同一群青年一起举办了一次小型演出：钢琴伴奏下表演彼·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授权他使用刚被取缔的波瓦尔斯卡娅讲习所的校舍。演出引起了莫斯科音乐界和戏剧界人士的兴趣，共演了四场。这次演出的美工师是尼·尼·萨彭诺夫、阿·阿·阿拉波夫、弗·罗辛斯基。达吉雅娜的独唱由玛·格·古科娃演唱，她很快受聘进入大剧院。

〔6〕苏列尔日茨基这一段危机处境，在他1910年11月18日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说明：“我回想到我们的整个青年时代，我们血气方刚的激情，我们的劳动甚至牺牲，这一切都已被生活的潮流所摧毁，所冲决，我们的全部企图都是逆生活的潮流而动的。我们又是怎样地软弱了，缴械了，粉碎了，像肮脏的碎片似的到处漂流。”（参阅1944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第1卷、第312页）

〔7〕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赞同苏列尔日茨基的社会乌托邦观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几段后来删掉的原稿中，谈到他这位朋友力图同时为“土地”与艺术服务，他指出了苏列尔日茨基理论上的含糊和混乱。他写道：“……他有一整套理论，很遗憾，我不大懂得，它们又复杂又混乱。苏列尔不止一次对我讲述，根据他讲述时的激动心情判断，我怕他本人对这些理论也缺乏自信，而且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分裂，我对此是已有所觉察了。”（第1085／2号）

1909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圣吕奈尔给苏列尔日茨基写信道：“您那些社会问题很美好，需要跟土地和大自然亲密交流，但这与艺术所能提供的东西比较起来，也太物质化了。牢牢相信艺术吧，那么您，正是您能在艺术中发现那种使生活充满人世间可能拥有的安乐的事物……只缺一件：对艺术的信念，对艺术的深厚的爱。我认为这也是有的，不过某些理论从本身来说虽然美好，但有时妨碍着审美意向的发展。”

〔8〕原稿上有下面几段文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用上：“苏列尔原来不准备超越消极的助手角色，因为他认为自己还不配担任更大的角色，但从第一次排演开始，他就听凭热情驱使，他就出色地帮助大家深入作品的内部密室。他身上很快显示出一个导演的卓越资质：富于文学修养，敏锐的心理感受力，善于迅速燃烧起来并推测出他人的情感和意向的才能，极有耐心，良好的想象力和趣味，善于以自己的思想情感去感染旁人，善于讲解，需要时亲自体验出你想在别人心中唤起的情感，主动创造精神，旺盛的劳动能力，必要时能发出有权威的声调，纪律性，等等，等等”。

“苏列尔这一切作为导演的优点随着他上演每一个新戏而逐渐得到发扬和确认，它们不仅达到很大的规模，并且锤炼了技术，积累了导演经验，这在艺术上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缺点：不善于珍惜精力和分配力量，死心眼。还有一个缺点，最终处于他的优点及他整个天性的中心。他对待任何作品都从自己专业的观点出发。正因为如此，屠格涅夫在他看来总是不亲切的。他对《智慧的痛苦》给予好评，但并不迷恋”（第1085／2号）。

〔9〕我们援引原稿中的如下片断：“不应忘记，列·安·〔苏列尔日茨基〕恰恰是在我们剧院及其艺术生活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阶段的时刻来到的……这是加紧探索的时期，是既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迷恋，不仅在外部形式与剧场机械装置能力领域，而主要地在演员内心创作领域都既有挫折又有发现的时期。风格化、公式化、神秘主义、抽象性、无实体的轻烟、浅浮雕等等无用的花招以及那些有用的尝试，剧院都要在已开始的探索道路上予以实施……而这些当时曾被视为发明创造的东西，每一种都使我们感到真理在望，它能拯救剧院并开创它的新纪元。”（第1085／1号）

〔10〕格·盖耶尔曼斯的《“希望”号的沉没》（1913年，导演罗·弗　鲍列斯拉夫斯基），亨·霍普特曼的《世界佳书》〔《有病的人们》〕（1913年，导演叶·鲍·瓦赫坦戈夫），沃·伏尔肯施坦因的《吟游盲歌手》（1914年，导演罗·弗·鲍列斯拉夫斯基），根据查·狄更斯作品改编的《炉边蟋蟀》（1914年，导演鲍·米·苏什凯维奇），亨·贝尔格的《洪水》（1915年，导演叶·鲍·瓦赫坦戈夫）。

〔11〕关于苏列尔日茨基临终那几天的情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17年1月5日写给亚·尼·贝奴阿的信里叙述得很详细。（国立俄罗斯博物馆档案，第137—54号）

〔1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己回忆的结尾读了苏列尔日茨基笔记本中1913年9月12日的一段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