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阿·亚·斯塔霍维奇〕

已故的朋友生前有三爱：爱家庭，爱戏剧和爱马。在养马和体育方面，我不是裁判。家庭生活是秘密。它不应当宣扬出去。不过，从我这方面不算不客气地回想起，已故者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然而在家庭生活方面，命运对他是残酷的。儿子患病，妻子患病，同他们别离，在贝尔格海滨，达沃斯，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列车车厢里生活〔1〕，小女儿死去，妻子死去，最后孙女死去。

在天伦之乐方面，他也是不走运的。儿子在瑞士结婚，而可怜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直到死去，也没有见到过这两个年轻人。不久之前，在高加索生下来一个孙女，也许随时都会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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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者在自己家庭生活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为了延长患绝症的妻子的生命，为了让她住在罗马，要使儿子出色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而且留校工作，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大女儿醉心于托尔斯泰的理想，她跑去找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时候，当然，事先要换上漂亮的农村的衣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曾说道：“你们要当心，可别让德拉日卡跑去找高尔基。”〔2〕可是，德拉日卡当时才五岁。

戏剧从很久以前就成为已故者的第二个爱好。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爱好〔3〕。

还在我认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之前，我就听说过，他是一位歌唱家，科托尼的学生，他曾跟坦别尔里克〔4〕本人一起演唱过。这只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他醉心于科托尼达到那种程度，按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诙谐的自白，他这位出色的近卫骑兵军官，几乎自愿地去充当自己崇拜者的侍仆。斯塔霍维奇是跟坦别尔里克一起唱过二重唱，但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成功。他惟妙惟肖地滑稽模仿了在音乐会上他同坦别尔里克的演出，他表演一个出色的近卫骑兵军官的右腿如何颤抖，演唱音调如何不准。年老的坦别尔里克如何用自己强大的高音掩护了他，受窘的初次登台表演者如何过分担心地点头施礼，但这并不是因为成功，而是由于难为情。

我是在猎人俱乐部后台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相识的。我们演出了《阿科斯塔》，是为斯特列卡洛娃〔5〕的慈善事业募捐演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爵和伊丽莎白·费多罗芙娜大公爵夫人出席观看了演出，他们那时刚来到莫斯科。

在幕间休息时，大公爵夫妇来到后台表示感谢，并认识了演员。在随身侍从官中有一位美男子——副官斯塔霍维奇特别引人注意。他的优美、魅力、亲切、快活、态度有分寸，立刻引起对他的普遍注意。大公爵夫妇，按照惯例，留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的副官没有走又留下很长时间。他逗笑，说俏皮话，表扬了我们。这对当时我们这些胆怯的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业余爱好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很会欣赏、表扬和鼓励。

大公爵夫妇后来几次来看我们的业余演出时，这位漂亮的副官总是随同他们来看戏，甚至不是该他值班的时候也来。他到后台来，同业余演员们更熟悉了。

后来有几次见到斯塔霍维奇都是在大公爵接见的时候。

在等待着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欣赏了这位美男子副官的优雅风度，他的法语，他的善于待人接物，慰勉，帮助，鼓励，或者断然拒绝那些纠缠不休的求见者。

“我一生都是在人民中间，我一生都在扮演角色。宫内侍从官——这也是演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回忆过去时说道。

以后有几次见面是在贵族社会演出〔6〕的排练中。

斯塔霍维奇在《爱情的凯歌》中唱了男中音声部。其中，年老的盖尔采作了面部表情的表演，阿尔塔尼坦任音乐指挥，由大剧院整个乐队伴奏〔7〕。

后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当上了演员的时候，在我那里他看到自己的照片，就是在那次演出之后他穿着演出服装照的照片，他脸红了。

过了一些时候，那张照片不见了。

后来同斯塔霍维奇见面已经是在艺术剧院。阿列克赛·亚历山德罗维奇比谁都早来排演场，而离开时却比谁都晚。

最初他的那些胆怯的意见只有从恭维话里才能听出来。

他是巴黎剧院培养出来的，还不理解我们的苦恼和探索，还感觉不到契诃夫、高尔基、易卜生、霍普特曼。他当时成为剧院在别的方面所需要的人。

发生了争吵——他就会缓和并消除冲突。特列波夫或大主教威胁要关闭剧院或禁止演出〔8〕，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飞快地跑去找上级长官，以便摆脱开可能遭到的打击。

要是有一个演员陷入苦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会在他的化装室里锁上门同他谈心，鼓舞他振作起来。

首场演出开始，在幕间休息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跑到各演员化装室去把微小的成功夸大为巨大的事件，以便为下一幕增加活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善于同评论家谈话，而且为了当前亟需的有关剧院演出的评论文章还很会讨好他们。

当需要矫正一些举止风度和外国话发音的时候，就要去请教斯塔霍维奇。

在正式的节日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成为剧院的典礼官。

当青年人中谁有困难需要钱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来帮助，开着玩笑，快活地、悄悄地便把这件事给办了。

谁要是病了，斯塔霍维奇总是第一个来探望患病的演员。有过这样一些情况，大家都到各处去休假，而把病人留给了斯塔霍维奇。当年显赫一时的上校竟变成了助理护士，在莫斯科的尘埃中等候病人恢复健康。

后来，我亲自体验到他的爱抚和温存的令人感动的照料。在我经受过一场伤寒病之后，在罗马他的家中度过的一个月，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愉快的永不忘却的记忆〔9〕。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剧院的无私的朋友。

这个作用逐渐扩大，进入了艺术领域。

事情的开端是，他成为好的举止和善于保持适当风度的楷模，也就是舞台maintien(5)的典范〔10〕

大家都来仿效他。在排演场和后台常听到：“斯塔霍维奇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呢？”或者“我想要掌握住斯塔霍维奇那种风度”，或者“应当去请教斯塔霍维奇”。

导演们常对演员们讲：

“你们去请求斯塔霍维奇给你们示范表演这场戏。”〔11〕

很快，演出的外部方面就开始受到了他的不公开的监督。同他商量服装，化装，室内摆设，庄园和上流社会客厅的布置。斯塔霍维奇就把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送到他的朋友和熟人那里去找演出需要的材料。他成为演出工作不公开的参加者。

而且，斯塔霍维奇不仅在上流社会的客厅和剧本方面是有用的人。在演出《黑暗的势力》时，他也很清楚地了解农村和农舍方面的情况。

我们坐车到他的庄园——帕里纳〔12〕去找材料。在那里像对待沙皇似地接待了我们。许多人认为，艺术剧院是为了找死板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演出材料才组织了考察，但是我们更多关心的是那些生动的活人的材料，我们所表现的那个环境里的人的精神生活。为了这个，在演出《黑暗的势力》时，我们才到农村去的。为了这个，在演出《底层》时，才到希特罗夫市场的小客店去的。

在探索这种活材料时，斯塔霍维奇是非常有用的人。他善于引起争论，并能提出一些问题，促使人们去剖析“黑暗势力”或神志清醒时刻的可怕。

在剧院的演出工作方面，斯塔霍维奇不公开参加的活动日益扩大。参加这种活动的程度甚至达到不厌烦琐和闹出笑话的地步。在这方面我想起这样一件事。

演出之后，在舞台上还没有收拾起来的布景中间，立着一个录音器，有一大群人像犬吠一样拼命地吼叫，忽而走近扩音器，忽而离开。在这个独出心裁的大合唱参加者中就有萨瓦·伊万诺维奇·马蒙托夫（偶然碰上的），某一位工程师（作为专家特别邀请来的）和大公爵的副官斯塔霍维奇上校，他也是特别邀请来的。他身穿典礼用的制服，挂着带穗的上校肩章，因为是从舞会上跑出来的，为的是学一支小狗吠叫，之后，还要跑回去上班工作。

在演出《智慧的痛苦》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仅在外部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内行，而且从纯粹文学方面来说也是学识渊博的。

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经常同他商议上演剧目和解释剧本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之前，爆发了1905年12月革命，而在1906年1月，我们就出国了〔13〕。斯塔霍维奇跟我们一起进行了一部分巡回演出，他扮演的角色是朋友、谋士、庇护者和同当局联络的助手。

从国外回来以后，剧院几乎成了破产者，因为在那里积攒的相当可观的收入，都已经被异常庞大的开支吃掉了。剧院亲爱的朋友——斯塔霍维奇立刻就来支援。

他从自己家庭成员中间，从亲戚朋友那里，弄到一笔钱，他请他们成为事业的入股者。

从这个时候起，斯塔霍维奇作为存款户主席，在剧院委员会和董事会里占有了正式的位置。他帮助整顿好事业的物质方面。

在战后，斯塔霍维奇脱掉将军制服，换上普通服装，心里暗暗打算要当个演员〔14〕。但是，要实现这个意图并非轻而易举。关于戏剧和演员职业的偏见还是很严重的。斯塔霍维奇不得不进行斗争。但是，他终于破釜沉舟越过了卢必空河。

他不仅不愿意隐姓埋名，而是与此相反，以他的名字刊登在海报上而自豪。你们可知道，最羡慕他的人是谁呢？是他的爸爸。他的老父亲，直到临终之日都没有停止过幻想去步儿子后尘。是谁支持他呢？是他的兄弟姐妹们。

斯塔霍维奇决定开始扮演《活尸》中的阿布列兹柯夫公爵这个角色。在初次登台演出时，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使我们大家感到惊讶。我们替他担惊受怕超过了他自己。

“有什么可奇怪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我们说。“我早就是演员，只不过是在别的舞台上！除此之外，难道我在排演场白白坐了十余年。”

真是奇怪。从斯塔霍维奇成为演员那时候起，他对待导演和剧院经理的态度就变了。他既不失自己品格，又使自己举止行为像个作下级的样子。

习惯于发号施令的老将军，也能够像初次登台的人那样唯命是从。

在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善于执行、劳动能力方面，斯塔霍维奇是典范。他有良好的根基，能够成为卓越的演员。可惜的是，他以前没有献身于我们的事业；不然早就把他培养成了非常好的喜剧演员。

许多的角色，他都演得很好。被认为最好的是《外省女人》中的留宾伯爵和第二讲习所中的米卡叔叔〔15〕。他在生活中也成为第二讲习所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圈子里的米卡叔叔。他把许多的爱、心血、热情、希望、鼓励和慈父般亲切的关怀给予了青年。

艺术家和爱美者在他心里越成熟越考究起来，他就越难以忍受舍本求末的平淡乏味和精神负担。

从宫廷出来后陷入自己个人小厨房里，远离开孩子们，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失去了健康，感觉到衰老，怀疑自己今后的工作能力，他怕成为别人的累赘，陷入严重的忧郁状态，而幻想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他是作为演员和爱美者活着，而作为不愿投降的军人死去。

他善于诙谐谈笑，没有人能赶上他；他作为法国喜剧培养出来的人，在一生的最后时刻却体验了一场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书特书的悲剧。

让他安息吧！我们亲爱的同志、朋友、同事和助手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