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正式演员合作的经验

为了物色一个能够分担我的未来剧场事务管理工作的助手，同时也为了物色一些能够充实我们剧团阵容的演员，我就同正式演员和剧场经理来往起来了。抱着这个目的，我开始试排一些有职业演员参加的戏。

我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夏季剧场里，着手导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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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知道《钦差大臣》是怎样演的呢？无论是沙发、椅子、每一件细小的道具，都安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排演一开始就很顺畅，仿佛大家在一起演这出戏已经有几百次了。没有一种语调和一个特征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按照果戈理式的定型一成不变地规定好了的，对于这种定型，果戈理在他的“向愿意好好地上演《钦差大臣》的人们进一言”中，以及在他那封论述这出喜剧的演出的著名的信上，都曾强烈地反对过。我故意不去打断演员的表演，在第一幕演完后，我对他们说了一大堆恭维话。最后才坦白地说，像这样，我除了到时候来喝彩以外，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如果演员们想演成另外一个样子的，也就是真正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那么一切就应该从头做起，从“a”开始。由于演员们所想望的正是这样的演出，我就过于自信地把工作担负起来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我一边说，一边走上舞台。“这张沙发本来放在左边；把它搬到右边去！门本来是在右边，把它改在当中！幕拉开的时候，您是坐在沙发上的吧？那就挪到对面去，坐在安乐椅上！”

我就是这样用我当时惯有的专制作风来对待职业演员的。

“现在按照新的场面调度，从头开始演吧！”我命令道。但是那些茫然失措的演员，满脸显出惊讶的神情，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或者走到哪里去。

“往下该怎么样呢？”一个演员不知怎样办好了。

“现在我应该走到什么地方去呢？”另一个演员也发生疑问。

“这句台词我应该怎么念呢？”第三个演员问我，他已经失去了自信，仿佛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业余演员了。

现在既然失去了任何凭借，他们只好完全听我摆布，于是我就开始像指挥业余演员那样来指挥他们了。这当然使他们不痛快，我和演员们之间就有了裂痕。

这个戏没有演好，因为演员们还来不及去掉旧的，掌握新的。我什么也没有教会他们，只是扰乱了他们。相反，他们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切身体会到，演员的造谣中伤、闲言闲语和冷嘲热讽是什么样的。我还理解到，摧毁旧的传统要比建立新的容易得多。

因此，我和正式演员第一次合作的经验，不能认为是成功的。

我的第二次试验比较好些。一位当时很著名的剧场经理，一个很有才能、感觉敏锐和经验丰富的人，请我到索洛多夫尼柯夫大剧院导演当时颇负盛誉的霍普特曼的《汉娜莉》一剧〔102〕。这戏准备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时上演。任务是重大的，因为不仅莫斯科人和外省人，而且外国人也要来观看和评价我的戏。我除了借此机会在广大观众面前一显身手以外，还暗中有一种打算，那就是通过工作结识一位著名的剧场经理。

他不正是我所要寻找的剧场管理人吧？

事情发生在大斋期(26)，这时候，演员们从全国各地纷纷来到莫斯科演员介绍所，为自己寻求下一季的工作场所，并签订聘约。我被请去参加这个剧团招聘演员的审查工作。在指定的时间，我按照写给我的地址来到了一家刚由破产的商人腾出来的店铺里。室内满是脏东西、废品、破纸、破架子和破箱子，还有一张扶手和靠背都已损坏了的旧沙发，几把同样破旧的安乐椅，一些旧的商品广告牌，一架通往阁楼的螺旋形楼梯，那上面是间低矮的贮藏室，有扇肮脏的小窗子，摆着一堆旧箱子，天花板低得使我屡次碰着头顶。我的未来剧场经理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箱子上。从楼底下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些衣衫褴褛、不大整洁的贫穷的人，他们对这些人讲话的口吻很不客气。

“你把腿抬起来给我看看，”助手对一个年轻姑娘说。“站直！……转一个圈。”

那个惶惑不安的姑娘在没有生火的陋室里脱下大衣，尽量使自己站得直直的。

“嗓子行吗？”

“我是话剧演员，不会唱……”

“把她记下来，让她演乞丐，”经理作出决定。

“也可以演妓女啊，”助手替她说话，把她的名字写到剧中救济院居住者的名册上去。

年轻的女演员微微点头，走了出去。他们又要传后面的人了，但是我阻止了他们，把门关上，请求他们给我解释。

“请原谅，”我尽可能谨慎而温和地说，“我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了。您想想看，在牛棚里能够做艺术和美学工作吗！如果承认美学是有其本身的要求的，那就应该满足它的要求，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满足。因为不这样，美学就不成其为美学了。清洁就是它的最低要求，而且不仅是它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化的最低要求。请吩咐人把这些脏东西打扫掉，把不中用的东西扔出去，把地板和窗子擦干净，生起炉子，摆上几张最廉价的藤椅，一张最普通的桌子，铺上桌布，上面放一瓶墨水和几支钢笔，好在桌上写字，而不像现在这样在墙上写字。这一切都办好以后，我就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做这件我极感兴趣的工作的，可是现在我却不能，因为我要作呕。还有一个条件。您是一位负有教育社会责任的机构的管理人。演员是您的最亲密的文化助手。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对他们说话时，不是把他们当作妓女和奴隶，而要把他们当作是值得享有崇高称号的人。如果我说的这些话不会使您见怪，反而鼓舞了您去创立纯洁而美好的事业的话，那就请把您的手伸给我，让我们说声下回再见。如果您认为我的话侮辱了您，那么我们就永远分手好了。”

我对这位经理的估计没有错。他是一个敏感而规矩的人。我的话说得他很难为情，他不知所措的样子，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

“我这个老傻瓜，怎么以前会不明白这一点呢？！”

他拥抱了我，我们彼此告别了。

我下一次来的时候，房子里已经生了火，而且收拾得干干净净。楼上楼下都布置得像喜歌剧里的宫殿一样。华贵的幔子，上面画着剧场惯用的图案，垂着金穗子，金色和银色的椅子，丝绒的和织锦的桌布，纸板做的假花瓶和假座钟，地毡，水，玻璃杯，烟灰碟，还替演员们准备了茶。楼上的房间变成了真正的经理办公室。演员们为这种改变感到惊讶，赶忙把大衣脱掉，整理一下服装，梳好头发，装出他们在舞台上扮演西班牙大贵族时所惯用的姿态。这间客厅布置得相当特别。但是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现在可以按照尊重人的方式对人谈话了。

工作开始紧张起来，大家都兴高采烈，在那些被外省剧场的漫无秩序弄得疲惫不堪的演员们看来，一切都是不平常的创举。显然我已经很得人心了。仿佛每一个人在和我接触时都想表示出这一点。由于剧场要到下星期才能租来使用，这将耽搁工作的进行，我们就在这个临时场所开始排演。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住所有演员的名字、父名和姓，试想一个三流演员或者简直是跑龙套的，当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间听到别人叫他的名字、父名和姓，他该是怎样又惊又喜啊！要知道，人们过去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他，对他说的无非是“喂，你听着！”这样一类的话。这是我的一种笼络人心的方法。没有一个演员对此能够抗拒得了，他们以特别文雅的态度对待起我来了。

排演以一种对大家说来都是新颖的工作方式开始。这一次，由于接受过《钦差大臣》的教训，我比较谨慎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使我和经理大为快意。他对我那种似乎很了不起的待人接物的本领赞不绝口。其实这种本领就在于我是照应有的待人态度来对待他们。

一个星期过去了。索洛多夫尼柯夫剧院空出来了，我们搬到那里去以后，发现那里又是肮脏，寒冷和乱七八糟的。演员们又得挤在走廊上，等待出场，因为闲来无事，就道长话短起来。纪律立刻松弛了，我们甚至于后悔离开了那间铺子。为了挽救这种情况，又得举行一次“coupd’état”(27)。我停止一次排演，离开剧场，留话给那位经理，重复了我在那一间后来被他改成宫殿的肮脏铺子里说过的一切话。过了几天，我又接到排演通知。这次剧场生了火，打扫和洗刷得干干净净。还替我准备了一间陈设着喜歌剧各种道具的很好的房间，替演员们准备了休息室，一间男用，一间女用；但是，由于各个剧院的多年积习，远远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想到应该把帽子脱掉，后台的气氛显然已经使他们染上了一种可怕的舞台习气和散漫作风，这种习气和作风妨碍人们以端正和坦率的态度对待工作，所以我对此进行了斗争。当时我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戏里最先出场的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名演员，过去在外省颇负盛名，他这次扮演了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我背着大家去找他，要求他故意破坏纪律：上场时不脱掉大衣，帽子和套鞋，手里仍然拿着手杖，把台词念得不清不楚。我还郑重地请他原谅，因为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业余导演，要对他这位有成就的演员进行最严厉的申斥，然后命令他脱去大衣、帽子和套鞋，集中精力排演，不许看着笔记本念台词。这位演员是那样深明事理而有涵养，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我很客气地，但是坚决而大声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表示我有权力这样做。这时大概在场的每一个演员心里都这样想：“既然一个年轻的导演敢这样对有成就的、有声望的演员说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谁也不知道的演员，假如不听他的话，他什么事情会做不出来呢？”

最使他们苦恼的是，从第五次排演起，我要求他们完全记熟台词，不能偷看笔记本。大家都紧张起来，到下一次排演时，他们都把台词记熟了。

在我的第二次“coupd’état”以后，剧场里可以正规地进行排演了。但不幸的是，经理因为高兴而喝起酒来了，而且开始过度放纵自己。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喝醉酒的人；我怀疑还有第三个人。工作又在开始偏斜和走下坡路了。我感到有必要举行第三次“coupd’état”。我再一次停止排演，为了这回要白白浪费一个晚上而向演员们表示歉意，然后就回家了。沉默的责怪往往是更神秘而可怕的。当晚我送给经理一个通知，坚决拒绝他给予我的光荣委托，断然表示说，在目前情况下，也就是在经理自己酗酒的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继续工作下去。我知道他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在这个新戏上面了，他已经负了债，此外，他没有人可以找了。有人告诉我，经理靠药品和一切有效的科学方法才克制了酒瘾，使自己又有了一付应有的样子。他穿着得干干净净，头梳得亮亮的，洒上香水，前来拜访我，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辞藻向我保证，过去的事一定不会再发生。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晚就出席排演了。

《汉娜莉》一剧的开头表现的是某救济院里乞丐和娼妓们的生活。作者真实地而且突出得达到自然主义的地步，来描绘了这种生活。从第二幕起，剧本的调子完全改变了。自然主义一变而为虚幻离奇。第一幕里死去的汉娜莉，在第二幕中竟脱离了肉身和现实生活，转入仙境，舞台上也就表现出这仙境来了。她的那些救济院同伴，那些粗鲁的乞丐，都变成了他们自身的影子，变得温和、亲切而善良的了，他们对汉娜莉的态度从粗暴变为友爱。死者自己变成了仙女，躺在一口玻璃棺里。

排演必须从这个场面开始，我在开排前很久就来到剧场，绞尽脑汁考虑着怎样把真人变成影子。当时舞台上的灯光还没有打亮；不知从哪块布景后面射出了一道明亮的浅蓝色的光，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朦胧地照出房间的墙壁，其余部分则都沉浸在黑暗中。演员们聚焦到舞台上，准备开始排演，他们谈着谈着，常常走入这一道光线中；这时候，他们的拉长了的身影躺倒在地板上，并且还爬上墙壁和天花板。他们移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看上去就像剪影，他们的影子不时跑动，相遇，分开，合拢，又彼此分散，乱成一片，而演员本身便在这些影子当中消失了，看来仿佛他们就是这样的影子。问题解决了！找到了！剩下来要研究的是那道光从什么地方，怎样射进来，因为偶尔出现的东西往往不能在舞台上重现。我把电气工人找来，我和他把一切都记了下来，记下光的强度，灯泡的度数，给照在地板上的那道光圈做了特别记号，标明它在地板上的位置。为了补充这个噱头，还得替演员们找到相应的演法。而这一点比较容易，因为灯光效果可以暗示出其余的一切。我教演员们要像在做噩梦或者发高烧说呓语时那样说话和动作，这时候，仿佛有人在我们耳边窃窃私语似的……说时一字一停……停得很长……全身发抖……仿佛在喘气……又是缓慢的、断续的、重音很多的说话——声调忽高忽低……又一次的停顿，静默，突如其来的低语声……那群站在地板上的乞丐的影子缓慢而单调地蠕动起来。先是沿着墙壁，后来是沿着天花板蠕动。突然间传来急剧的开门声，把手一转，门闩啪的一声迸开了……走进来一个乞丐，他那失脆的声音听来就像在发高烧似的：

“外面好冷呀！”这个声音刺耳地响着，就像刀子扎心那样令人难受。一切突然活跃起来了，东摇西晃，乱成一片。影子在墙上掠来掠去，令人头昏眼花。然后一切又逐渐恢复平静，影子又是微微蠕动着，最后完全不动了，一个长时间的、令人困乏的停顿。然后传来了谁的温柔的饮泣声：

“汉娜莉！汉——娜——莉！”

强烈的上扬的叹息声，然后声调急剧下降，变成绝望的耳语声：

“汉娜莉死了！……”

那群影子又蠕动起来了，听得见温柔的女性和老年人的饮泣和呜咽声。

这时，一个男高音歌手从遥远的化装室里用最高的声音响亮地喊道：

“Сте‐е‐е‐кля‐я‐я‐нны‐ы‐ы‐йгро‐о‐о‐бне‐е‐су‐у‐т！…”(28)

他的声音发抖，因为有人抓住他的肩膀微微摇动着。

神秘的报信者这种遥远而听不清楚的叫喊声继续了几分钟以后，影子开始在整个房间里乱窜，用很低的声音重复着这句话，但把所有的嘘音、咝音和响声辅音都念得很着重。

“Ссстекллляннныйгррробнннесссут！”

这种开头很轻微的嘘嘘声和咝咝声，随着人群的骚动而增强起来。然后越来越近，也就是说，从那遥远的化装室转移到舞台上和幕后了，站在幕后的那些群众演员也开始带着这样的嘘音和咝音说话。当他们把这种声音发展成为强音时，每一个人都参加进来了。全体舞台工人和几位想要帮助我们的热情的乐师也参加进来了。结果形成了一阵洪亮的咝咝声，这声音同梦魇般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影子的活动互相配合。这时，舞台中央出现了一口照得通亮的玻璃棺材，里面躺着身穿仙女衣裳的汉娜莉。另一个汉娜莉，穿着乞丐的衣服，作为死尸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舞台前部。随着棺材的出现，一切在幸福的明亮中渐渐静息下来，一切又归于沉寂，影子又微微蠕动起来了。长时间的停顿。

就在这一瞬间，不知从什么地方，谁的喝醉酒的男低音，轻轻地、但却是清楚而明确地用低沉的腔调，十分质朴而不带任何激情地、像说梦话似的说道：

“玻璃棺材运来了！”

我们震颤了一下，像是电流通过了我们的神经。我和经理以及坐在剧场里的几个敏感的人，被吓得跳了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经理已经跑到我面前了：

“这是什么？简直是天才！应该记下来！应该保留下来！应该让它重复！”

我和经理奔上台去，热烈去吻那位创造了如此卓越效果的新的天才。这位天才原来是喝得烂醉的导演助手。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早已听说在我们这里是严禁喝酒的，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已经暴露，吓得马上溜出剧场。尽管我们千方百计想重复这个效果，尽管经理不停不休地给他酒喝，他再也不敢喝醉酒上台了，从那次以后，他总是神志清醒地来到剧场，这使他没有可能重现那个灵感的瞬间。

对他绝望了以后，经理从教堂唱诗班里找到了一个男低音。我们先是在他清醒的状态下试验他。没有成功。经理拿酒给他喝，声音倒是变对了，但他由于喝醉怎么也不能及时说出那句话，总是迟了；要不就说出一些完全不合适的话来。经理借这个机会自己和他一起喝起来了。我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这种天才的笔触。经理同意了，但并没有停止喝酒，只说他病了。我假装相信他病了，但我通知他的家人，不要让他这样一个“病人”到剧场来。据说这位可怜的病人在家里大发雷霆，说他是为艺术而喝酒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运用这种天才的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