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23年艺术剧院赴欧美巡回演出之行〕

在欢迎的人群中，除去相当多的主要是困居国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过去的演员〔1〕外，还有美国人，或者说得确切些，来自美国的第一批燕子，也在入口处等候我。我们的经纪人莫里斯·盖斯特〔2〕的兄弟谢苗·李沃维奇·盖斯特，已偕同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等一行人在Friedrichstraβе（弗里德里奇大街）火车站的出口处等待我。

需要把欢迎的场面拍成电影送往美国。从Friedrichstraβе车站出来时，我看到人群在欢迎我，说不上怎样热烈。有人在脱帽、行礼和鼓掌。我有感于众人的盛情，便亲切地答谢致意。这时候从各个角落响起摄影机的咔哒声。摄影记者不停地扳动自己的机子。献给了我一大束花。此刻，摄影机的沙沙声和咔哒声更响了。一辆汽车驶近，我坐了进去，可是立刻出现了点混乱，大家在寻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演员李琳娜，也要给她献上一束花。又在寻找女儿和儿子，以便让他们和我同坐一辆车。找到了我的儿子，因为我们是一道来的，至于妻子和女儿却未能找到，她们在里加耽搁下来了。摄影机和柯达照相机无所适从，不再发出咔哒声和沙沙声。随后让我下车，领我走进车站的上层，接着由一位胖夫人挽着手臂下楼梯。汽车离去又驶近，群众再次像方才欢迎我时那样行礼，但掌声已不甚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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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回礼答谢，但已不如初次那样真诚。于是我又钻进汽车。胖夫人拿着她献的花束也随着挤进来，坐在我身旁，在她之后进来的是一位较瘦的年轻女子，坐在对面的折叠椅上。柯达照相机和摄影机的响声大作。汽车启动，开走了。我急忙向我的新旅伴们作自我介绍。但我未及脱帽和把手伸过去，汽车已停，让我的这两位不相识者下车。翌日，柏林所有的电影院都公演了以“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康·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偕夫人、剧院的演员李琳娜和子女到达”为题的影片。然后，大量影片胶带被送往美国，在剧院即将作巡回演出的所有城市放映。

我被送到柏林的一家最高级的饭店。这是我们的美国经纪人所要求的。在美国人看来，节约可能有损整个企业的声誉。的确，倘若新闻记者或采访记者发现我这个剧院的代表下榻在一个陈设简朴的环境之中，他将认为我们的企业不景气，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从而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可能造成对事业的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危险的，而对于拘泥细节、疑虑重重的美国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他们已习惯地认为，这些冒充的名牌演员无非是来招摇撞骗和剥削他们的。

不应忘记，自抵达柏林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步都为美国报纸派来紧随我们的新闻记者所关注。盖斯特亲自从美国派来一位特约女记者〔3〕，从柏林开始便时刻不离左右地一路上陪伴着我们。

毫无办法，我唯有打肿脸充胖子。这正是何以要为我在“Furstenhof”（“弗斯坦霍夫”）饭店预订一套豪华房间的缘故。在那里，我受到主人的盛情接待。他献给我一束花，我像一名芭蕾舞演员似的抱着大把花束，沿着一条宽大的楼梯走进我的房间。屋里已摆满各种鲜花、水果、糖果以及其他礼品，应有尽有。一张大茶桌上，堆满了各种美味的食品和甜食，桌子中央耸立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偌大的盛满水果的篮子。这一大篮水果不妨视为大洋彼岸正期待我们的美国人殷勤好客、慷慨大度的标志。

文明的欧洲城这种阔绰、舒适的排场，理应使我这个习惯于莫斯科俭朴生活的人晕头转向了。但是，不！尽管我的注意力没有放过这崭新生活的任何细节，然而它却从这一切的表面掠过，没有触动情感。柏林并未使我惊讶。相反的，宾客众多的饭店里那种过分拘泥礼仪的趋炎附势，令我恼火而尴尬。我不习惯于在软绵绵的地毯上行走，两脚踏在上面仿佛踩在沙地或烂泥里一般。走路时，我竭力把脚抬得比需要的高些，像人们在潮湿的天气过街那样。我这种步态显得既可笑又笨拙，因而总是磕磕绊绊的。我的房间塞满了物件、茶具和各种赠品。我不敢走动了，稍不留神就会碰倒或砸碎什么。

我刚在自己的房间安顿下来，访问者、拜访者已排成长队。这里有剧作者，当然是写最现代的革命题材；有盼望登上舞台的青年男女；有好奇者；有索讨免费入场券的男女戏剧崇拜者；还有五花八门的社团代表，是来请求为他们举行义演的。所有这些人全忘了我们不过是准备前往美国，口袋里是空空的，并非装着鼓鼓的钱包从那里归来，他们居然向我们提出了庞大的经济要求。真不忍心拒绝所有这些人。其中少数人能体谅我们诉说的理由，多数人满腹委屈，因而招致一连串的解释，占去了处理迫切的日常事务的时间。

刚刚结束这些冗长的解释，德国或美国报纸的某位记者又来采访新的消息和索求稿件了，这对我们剧院是十分重要的。坦白地说，我很怕这些谈话和会晤。它们使我联想起考试或侦查员的审问。人们常常是不无恶意地提出些狡黠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答复，若想不冒犯人，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满足了右边的这些人，便得罪了左边的那些人。这时，可得留神，不知不觉就会使你陷入政治，对此我是无权涉及的，因为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惊人的糊涂和无知。任何人都明白我当时的微妙处境。不得不讲究策略和非常谨慎。

当问题转入纯艺术课题时，根据经验，我知道，对其中的许多问题给予详尽的答复是不策略和危险的。在这种场合，或者把一切说出，或者干脆不谈，借故推托。全说出来，意味着向讯问者讲解三年的课程。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唯有尽量绕过那些十分重要而饶有趣味的问题。

向我们提出了不少这样的题目，但是谈论这些题目的实质，只能同精通我们这一行的专家们进行〔4〕。

当然，每个采访记者首先提出的是关于俄国的革命的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新艺术问题。但如何才能说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各阶层独自的艺术，世界上只有两种艺术——好的和坏的。如何才能说明，艺术唯有在数十年之后才能反映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而当代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灾难，或许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对这样的事件，只有在一定的距离、从远处来进行判断。否则不可能把一切充分地囊括进去。

事实上，假若从近处凝视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座大山麓旁或山峦之间的大小石块，你是看不见整座山的，也无从判断那有雪峰的绵延的山脉全貌。只有退后百里，才能观赏其巍峨图景，那是在近处所无法设想的。

摆脱掉来访者，便不得不埋头于处理事务性问题，幸运的是，一方面有来自莫斯科的精明干练的人（波特哥尔内依、别尔坚松、格列米斯拉夫斯基、塔曼佐娃、鲍克尚斯卡娅）〔5〕经管这些事，另一方面又有我们俄国的才智出众的经理列·达·列昂尼多夫〔6〕，他了解国外剧院的条件，同欧洲各国和城市均有广泛的联系。必须使那些尚不通晓我们事业的人能明白我们所着手的这件事的艰巨性、风险和复杂性。这是一支竭尽全力动员起来的演员大军。我们盼望能带领这个由六十人及妻儿幼女和八节美国车厢的演出物资、布景与服装组成的大集体，在一年内走遍整个欧洲、美洲和大洋彼岸。一节美国车厢相当于两节俄罗斯车厢。这样一算，几乎是十六节车厢的布景！再挂上两节演员的车厢，是整整一列火车了。它要通过一道道海关，在各个国家领取大量的护照，为此需用各种语言填写千百份调查表，回答一些古怪的、有时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永无止境的换车，装卸大量的行李（多达三百件——大箱子、藤篮、巨大的匣子等）。同时，需要把两百多件手提行李堆积在一个共用的小推车上，推往新车厢，到那里再分别交还每件行李的主人。

当初，梅宁根剧团〔7〕旅外演出时，我们很惊讶他们的组织能力，不明白他们是如何对付自己大批资财的。如今我们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唯一的区别是：梅宁根剧团旅外演出靠梅宁根公爵的资财，而我们是靠自己的戈比。但这一切行政上的困难，同我们的艺术领域本身所存在的有待我们解决的那些任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当前我们需要完成的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即把剧团的各种不同的因素加以汇合，通成相同的分母。一方面，部分演员是在莫斯科度过整个革命时期的，同我们——涅米罗维奇和我——曾在一起工作〔8〕。另一方面，演员中的基本成员亦即剧院的创始人，三年来跑遍了欧洲，夏季只在莫斯科逗留短暂的时间，又返回欧洲继续他们的漂泊生涯〔9〕。要知道，这种流浪生活不可能不给演员的艺术留下烙印。第三部分人是由我们学校的有才能的女学生组成，她们早在革命前已去国外。目前又和自己的老师汇合在一起。那时她们作了些什么？她们在艺术中最初迈出的步子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的？她们在那段时间养成了哪些习惯？潜移默化的谬误会在演员的心灵和天性中产生多深的影响？这些潜在的缺点根深蒂固到何种程度？所有这些复杂问题都要求事先加以仔细的审视，才能提出正确的诊断。可是，做这件事一无时间，二无场地，因为我们排演的场所十分拥挤。

哪里能腾出地方，我们的工作就在那里进行。莱因哈特像往常一样对我们很亲切，在他的布景制作间〔10〕里，在那些每天都在变换地方摊着的幕布和手工活计中〔11〕，在钳工和木工干活的地方，我们给自己开辟了一个角落，就在那里试图给那些招聘而来但从未登过舞台、毫无经验的临时演员讲解布景的布局和地位，对这些布景他们从未见过，即使在临演出之前也不会看见，因为不可能指望安排哪怕一次彩排。一个舞台同时要为两个企业服务，即我们在柏林巡回演出的已准备就绪并备有全套装置的四个戏〔12〕，以及莱辛剧院的剧团的经常性演出，而我们正是在该剧院公演。多亏剧院院长巴尔诺夫斯基〔13〕十分殷勤周到，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甚至比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要求做到的更多。为了腾出地方安置我们的服装，他把自己剧院的服装都摞成了堆。假若我没有弄错的话，他还把自己工作室的一部分让给我们作为后台管理处，在前厅入口处旁最方便的地方，为我们清理出一个不大的房间，供我们的管委会使用，既可以接待来访者，又可处理共同的事务性工作。不仅如此，他有时还把剧院的休息室让出来给我们当排练厅。然而，紧急的工作总是那么多，我们还不得不在走廊、观众厅和住所即演员下榻的旅馆房间里进行排练。对于舞台，决不能有所幻想，因为人们在那里日夜工作着，刚刚把拟定的上演剧目的舞台装置和布景准备就绪。

对于所有这些工作，只不过是仓促地作了事务性的准备，因为在我抵达柏林时，整个剧团尚未到达。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带着一位病人〔14〕出国，他是被禁止乘船的，因此我携带家属必须坐火车走陆路。整个剧团则从另一条路坐轮船经彼得堡直达斯切青。他们耽搁了。我们猜想是由于海上强劲的暴风雨所致。多日来，即使在柏林也刮起了狂风，它撕裂着窗外遮阳的布帘和招牌，吹翻了雨伞，还造成其他的灾难。在大海上又会怎样呢？！

躺在床上听着呼啸的风声，内心深深地为同志们感到忧虑，我想：难道我们剧院命中注定将遭遇这样不可思议和不寻常的毁灭吗？！难道命运将剧团的大部分人聚集在一艘不大的方舟上，为的是沉没它，从而使莫斯科艺术剧院众多的敌人拍手称快？！

度过了一昼夜，暴风雨没有平静，海上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又度过一个昼夜，第三个、第四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五个昼夜过去了……毫无音讯。我们的焦虑与日俱增。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遇难和末日来临的推测愈来愈可信了。当时我们心情沉重，度日如年。时间在消逝，排练落空了，巡回演出的首演日已定，售票非常顺利。凡是同那些原困留国外、在柏林汇合于我们剧团的不多的人能够做的一切，我已经都做了。只好袖手不干，“到海边去等待天气的好转”。电报终于到了，我们的人经过骇人听闻的风暴后，已到达斯切青，演员所乘的小轮船越过危险的通道，奇迹般地得救了。在斯切青海关的再次耽搁，又夺去一天的排练时间。最终，在首演开始前不久，整个剧团集合起来了〔15〕。然而，他们是在何等狼狈的情况下到达柏林的啊！许多人经过海上多日的颠簸，依然感觉在摇晃；另一些人由于多日的晕船，脸色变得明显的苍白；第三类人被大海严酷的威力吓得神经极度紧张。

想在刚抵达的这一天作初次排练已成泡影，因为演员们在极端疲劳之后无法控制自己。但是，第二天事情终于上了轨道，工作竟以十倍充沛的精力沸腾起来。这些演腻了的剧本太不感人了，简直很难感觉到其中有何生动的、扣人心弦之处。一切已从内部磨损不堪。况且，近年来剧团被打散了，为当前的巡回演出又重新组织起来，需要更换许多扮演者〔16〕。俄国演员可能不善于按部就班地劳动，却具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另一种素质。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在几天当中做出别人在一个月里都做不到的事。当时在柏林正进行着如此紧张的工作，连德国人都惊叹不已。一位著名德国杂文作家偶然来到我们的排演场，就是这样写的……〔17〕

巡回演出的首演日到了，票已销售一空。开演前一小时我身着晚礼服前往剧场。走近剧场时，看见主要入口处有一大群人，站在那既像一株花繁枝茂的大树又像散发着清香的灌木丛的树荫下。哪里来的花坛，竟如童话里一般长在街心？原来是来自美国的，是我们的经纪人盖斯特所赠。这再次体现了美国宽阔的高原和广袤无垠的空间的影响。

好奇的群众初次见到偌大体积的礼物，正在不断地围拢过来，气氛活跃，吵吵嚷嚷，他们拥挤着并讨论着用什么办法将此赠品搬进剧场。必须把它分成几部分，搬进剧场后再把它们合拢起来。这项工作持续很久，引起人们的兴趣，吸引着四处采访的报刊记者，他们在报上描述了这一空前的盛举，类似的电文又发往各方，主要是发往美国。原来这正是所想要达到的效果。当然，根本不可能把这一赠品搬上舞台或观众厅。巨人般的花篮未能向前挪动〔手稿中遗漏一字——原编者注〕，在我们整个巡回演出期间，它始终停放在那里，花蕾盛开，吸引来许多好奇者的注意，成为闲谈的话题。

巡回演出一贯以托尔斯泰的剧本《沙皇费多尔》为开场戏。演出获巨大成功〔18〕。莫斯克文，全体演员，演出装置，剧院均备受赞扬。令人忆起昔日1906年的巡回演出，很是欣慰。其他演出也伴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轰动〔19〕。社会舆论和报刊交口称誉，对剧院仍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世界性灾难的损害，表示惊异。战后那里的剧院至今尚未从它们所承受的残酷打击中复苏，正经受着无情的经济的和艺术的危机。

犹如一桶蜂蜜里掉进了一滴松油，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几个评论家发出不谐调的抱怨声，原来都是些俄国人。为了伸张、正义公和正原，则连战争与革命均未能改掉他们往亲人脸上抹黑的民族陋习！！

在我们抵达柏林的时候，我已经闻名遐迩了。是这么回事：那些属于五花八门的流派、从事各种专业和艺术种类的各色各样的演员，早在我们到来之前许久已接连不断地从俄国跑到国外来了。几乎所有的来者无不利用这块于1906年已蜚声欧洲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招牌，冒充为我们剧院的演员。许多一度在我们那里担任过群众角色的人，如今已改换艺术门庭，也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牌号下寻求荫庇。比如，曾经是我们剧院的群众演员，目前已是吉他手、舞蹈演员、演唱者、歌女、歌剧演员、剧院导演——所有这些人都打着我们的招牌，其中有人竟声称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

“我倒要瞧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人，他培养了一大批演员，各种专业、流派、职业的人都有，”一位市民在看到我的那些冒名学生的海报时自言自语道。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已成为一个柏林的知名人士的缘故。

这次访问柏林，没有作任何讲话。1906年时恰恰相反，我在德国的所到城市用德语作过一系列谈话；而且最后一次我竟滔滔不绝地大发起议论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06年在柏林的告别演出时，当地一位住在我们剧院附近的市民，在演出即将结束时来到后台找我。

“给观众说几句告别话，这是必要的，”他向我建议。

“是的，”我回答，“我已用法语准备好长篇讲话。”

“什么？”他大声叫起来，一把抓住我，立即加以阻止，仿佛我将跌进深渊似的。“有法语？在柏林？这不行。”

我凉了半截。

“讲德语！一定要讲德语。讲得不好，错了也无妨。那才别具一格呢。”

“我简直说不了几个字。”

尽管心在怦怦地跳，也不得不将我记忆中保留下来的不多一些单字于匆忙间凑成德语。

“Ich bedauere sehr，dab ich mich im Deutschen nicht gut ausdrücken kann(10)，”我别别扭扭地说起来。站在我身后的演员克尼佩尔德语说得很流利，便向我提示了一些常用的感谢词。

翌日，报纸报导说，我用可笑的不通顺的德语十分亲切地向柏林告别。

在另一城市的又一次告别中，我背熟了当时拼凑起来的句子，又增添了些。在所有我们当时巡回演出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城市都如法炮制。我的临别致词已逐渐增加到一篇演讲的篇幅，几乎达到艺术讲座的地步。记得在最后一个城市汉诺威结束我们当时的旅外巡回演出时，我说啊，说啊，真是滔滔不绝，弄得自己很劳累，也使听众疲惫不堪。翌日，报上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优美的德语向观众作了精彩的长篇演讲。

如今，正当访问柏林的最后一天，人们期待着我讲话，是不奇怪的，但经过十年的战争我已忘记所有的词汇，甚至在跨过德国国境，人们立刻改用陌生语言寒暄时，我完全哑然了，连我自己都颇感意外。全部词汇、习惯及表达自己意思所必需的把握和信心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值此告别的时刻，我尚未恢复以往的信心，不打算用德语向观众讲话。用法语！！……难道当时能用法语讲话吗？用俄语……算了吧！那不是野蛮人的语言吗？因而面对人们的欢迎，我唯有默不作答。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应当于10月或11月在美国开始巡回演出。可是，突然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已经出现在边境时，日期改变了。大洋彼岸期待我们的日子是1923年1月初。这样一来，我们还得在欧洲各地漂泊二到三个月之久。然而，往何处去呢？时值演剧季，所有城市的剧场都被占用了，即使能赢得某个剧场，条件也将是极可怕的。最好的情况是，偿付被租赁剧场的正常的预算收入，调整票价，用剩余的钱来抵消自己的日常开支。遇到这种打乱一切预定计划的意外情况，是谈不到盈利的。但愿蒙受的损失不至于危害事业。

最轻松愉快的莫过于接受来自维也纳的邀请，他们殷勤好客，表现出一片盛情，极愿见到我们，为我们腾出自己的一座设备优越的剧场。可我们无论怎样为此行而改作预算，也免不了会由于当时奥地利克朗的不稳定而把一切搞糟。奥地利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尖锐时刻。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仍将遭受对我们说来无法承担的亏损。而那些用来继续在欧洲旅行演出的剩余克朗却没有可靠的价值。相反的，每天行情下跌，那时已几乎到了无法预售票的地步（而这又是必须的），因为星期一售票的总款，及至演出日由于行情下跌，仅相当于最初价值的半数了。

我们非常遗憾，不得不拒绝我们大家由衷爱戴的维也纳和维也纳的观众，他们是最富于艺术感和最敏锐的观众之一，为他们演出不仅是一件愉快的事，而且借此检验自己的演技也是有益的〔20〕。

幸运的是，我们以前的布拉格朋友没有忘记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了我们，尽管我们是在演剧季最炽热的时刻闯入剧院，完全打乱了他们的剧目。

剧院在财政方面的处境岌岌可危。不得不宣布所谓战时状态。因此从柏林抵布拉格乘坐的是三等车厢。全体人员都在廉价的饭店下榻，并且不在市中心，再说我们这次借以演出的维诺格拉茨基剧院也非中央一级的。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待我们十分周到。从刚踏入边境和海关开始直至政府的代表，所有的人都在竭力帮助我们，不仅就巡回演出本身的组织角度说，而且从纯物质方面说也是如此。政府认为我们的演出具有教育和文艺观摩的意义，拨给我们津贴，免去护照的费用，在安排演出和为此而应付款项的条件上，向我们提供了优惠的待遇。虽然我们是在夜晚抵达，维诺格拉茨基剧院的院长雅罗斯拉夫·克瓦皮尔〔21〕仍然率领剧团的和布拉格文艺界的代表们前来迎接我们。一位第一流的话剧演员、布拉格观众的宠儿用自己的汽车把我们从车站送至旅馆。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不少文学方面的以及其他艺术和专业等方面的代表。一如这类场合所常有的情景：鲜花绚丽夺目，亲切、热忱、欢迎的话不绝于耳。

我还记得1906年春初次来此所见到的金色的布拉格。那时的气候令人陶醉，灿烂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如今，时值深秋，完全是另一番情调：潮湿，阴暗，雾蒙蒙，凉飕飕的。我们剧团已把整座旅馆住满，仿佛占领了它。到处可以听见俄语，谁也不会因此而皱眉，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演出后，和演员、剧院的朋友们共进晚餐，席间谈笑风生，交谈、争论至深夜。一个个亲密的小组形成了，大家都在一起共度时光。空闲时和假日乘车去郊外游玩，再次观光美妙的布拉格，这是风景最秀丽的城市之一，此地尚存热烈崇拜民族历史古迹的遗风。

不妨提一下我同某些杰出人物和权威人士就总的戏剧、特别是捷克戏剧问题的谈话和讨论情况。问题是战后柏林剧院和演员的状况颇令我吃惊。一方面是拮据的财政经济状况，观众的成分起了变化，暴发户和大投机商代替了具有文化素养的人，剧目在适应他们的口味，这一切都迫使剧院追求轻佻浅薄的演出和场面，因而出现许多不堪入目的鄙俗的东西，而没有任何有分量的发人深省和陶冶性情的内容。与此同时，戏剧的危险敌人——电影——用那与真正的舞台创作所获的无法相比的高报酬，偿付演员所从事的银幕匠艺，借以把严肃优秀的话剧演员吸引过去。柏林剧院的海报上，那些在战前国家还引以为荣的许多优秀演员的名字，我都未曾见到。我问：“他们怎么啦？他们在哪里？”原来他们有的浪迹于世界各国卖艺，假如不算美国的话，他们的巡回演出收入微薄，是〔不能〕维持生计的，因为欧洲各国生活尚未步入轨道，危机并未结束；有的则投靠电影，从中获得充分的保障；有的已放弃舞台；有的在较轻松的现代风格的剧院里演出诸如酒吧间的表演和闹剧等。和熟悉的演员们交谈后得知，他们尽管有各种额外收入，仍然入不敷出。从我拜访过的一些人的家庭境遇判断，可以感觉到他们生活的艰难。比方，我曾拜访一位演员，按了铃，许久无人应门，最后是女主人亲自来给我开了大门。显然他们没有雇佣女仆。在另一位演员的寓所里没有取暖的火，我们冷得穿厚大衣坐着，等等。

在布拉格是另一种情景：演员和剧院处于较好的状况，剧院由政府资助。可是，过去这里演员的报酬低于其他国家。战后捷克独立了，不再受到钳制，很推崇本民族的艺术。短促的时间尚不容许他们制定自己的新剧目和培养符合国家当前需要的剧作家。曾有过尝试，出现过幼苗。但他们还不得不大部分依靠本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剧作。

这里的人喜欢俄罗斯剧目。我们所在的维诺格拉茨基剧院的演员热情地为我们演出了其中的一个戏《克列钦斯基的婚事》，是用捷克语演出的，由我们的美术家伊·雅·格列米斯拉夫斯基任布景设计。他参加了所谓“卡恰洛夫剧团”的旅外演出，该团被弗兰格尔的袭击切断去路，多年来一直在欧洲流浪。在我们来布拉格的前一年“卡恰洛夫剧团”访问了布拉格，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的美术家格列米斯拉夫斯基为维诺格拉茨基剧院制作了上述布景装置。戏的导演和表演均满怀真挚之情，兢兢业业。演得很好，有的很有才华，比如克列钦斯基本人和拉斯帕留耶夫。这两个角色已为卓越的演员〔瓦茨拉夫·维德拉和波古什·查科巴尔〕〔22〕——布拉格观众的宠儿——所掌握。剧院的剧目中还有许多其他属于俄罗斯剧目的剧本，甚至捷克作曲家也从俄罗斯作品中选择他谱写歌剧的题材。我曾有幸出席一位著名捷克作曲家〔列奥什·雅纳切克〕的歌剧的日常排练，他谱写了《大雷雨》的音乐。歌剧名为《卡佳·卡巴诺娃》〔23〕。

排演是在“НародниДивадло”（“民族剧院”）的排练场〔24〕进行，它坐落在该剧院对面的小岛上，那里保留着一座显然是夏季使用的老剧院。我不能贸然评判这部新作和它的演出，因为我曾被亲切邀请进入演员们最隐秘的家常生活。由我来议论作品未免不够谦虚。我只能说，演员、作曲家和导演们对事业的严肃而热情洋溢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

在布拉格，和所有的地方一样，戏剧领域中也曾出现无所适从的现象。对旧的腻烦了，新的尚未找到。当然，人们厌倦的不是心灵，而是外部形式、布景、演出装置。心灵、内涵、人的内心生活是不可能令人厌烦的。缺乏反映这一新内容的新剧本，但人们却渴望这种剧本。怎么办呢？唯有等待，因为艺术要对生活进行综合和概括，在完成这复杂过程之前，必须使全部生活展现出来，再退到一定的距离，以鸟瞰的高度把一切概括进精确的语言、人物形象和剧情中去。

像所有的地方一样，由于不理解戏剧和演员的天性，这里的人们也同样无所适从，却在一些非本质问题上争论不休。什么现实主义、假定性、未来主义、台面、结构等，也同样是这里的所谓革新者们挂在嘴边的话。他们向落后的、因循守旧的表演艺术提出了极为复杂而奇巧的无法胜任的任务，从而使自己陷入陈腐的表演手法。布景和演出装置的革新者正在把表演艺术推向遥远的时代。

尽管在布拉格的经济收益相当好〔25〕，但是剧团的开销、旅费和演出物资的载运费竟如此可观，以致没有剩下利润。往后我们的旅程就不得不节约从事。为了不破坏我们旅行所恪守的同志式的原则，这次全体演员仍然不分高低一律坐三等厢去萨格勒布（或阿格拉姆）。换车十分麻烦，因为无法给所有的人弄到可以伸直身子躺下的卧铺。多数人自始至终只能坐在硬梆梆的长条凳上，互相依靠着。好在去萨格勒布的旅程还不到一昼夜。一夜不睡，关系不大。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之前通过的一列火车发生了翻车事故。道路堵塞，我们迫不得已在一个车站上停留了十小时。因此，我们的列车未能在一昼夜之后的傍晚到达，又度过一个夜晚，于凌晨五时左右抵达。

第二夜睡在光秃秃的板上经受着旅途的颠簸，似乎格外令人感觉精疲力竭，可是事实上我却睡得分外甜美，能在火车上睡觉是少有的事。深夜，从萨格勒布派来的代表进入车厢找我们时，好不容易才唤醒我。我们的萨格勒布朋友得悉发生车祸并知道我们是乘坐来自布拉格的一趟列车，万分焦急，派来了自己的办事员、一个罕见的戏剧狂热分子，掌管全部事务性工作。由于了解他有非凡的精力，才派他到我们这里来，说不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年轻的剧院导演。我们见了面，他们像老朋友似的欢迎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底细了如指掌。的确，许多演员曾随“卡恰洛夫剧团”来过萨格勒布，和这些来迎接我们的人过去就认识并有过交往。在他们用那不无过分讲求辞藻和不太地道的俄语表示欢迎之后，我们便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他们则描述了前一天傍晚在萨格勒布出现的情景。

原来，倾城出动来到车站欢迎我们。人人都拿着鲜花。密密麻麻的人群挤满了车站、广场和附近的街道，可是骤然间刮起了狂风和旋风，雷雨交加。有的奔向车站，那里已拥挤不堪，有的跑回家或找个地方躲避。这时已传来关于路上发生车祸和火车晚点的消息。人群散了，除去一些最为狂热的戏剧崇拜者仍决定等到天明。他们约有一二百人之多。尽管时间已晚，或者确切地说，已是凌晨，我们仍然受到隆重的欢迎。首先有以剧院院长（主任）为首的全体领导成员和主要工作人员；有演员兼导演拉依奇，是原剧院院长，曾为剧院的繁荣兴盛作过许多贡献〔26〕；有才智卓著的导演加维拉〔27〕；有歌剧、芭蕾舞和其他文化协会和团体的代表。月台上还残留着筹备欢迎的痕迹。遍地是丢弃的鲜花。他们是不会缺少迎宾的鲜花的。在这人间天堂值此11月玫瑰依然盛开不衰，大家惯于把鲜花随地乱扔和丢弃。

大家相互寒暄，一一介绍和认识之后，我们被用汽车分送到各旅馆，房间已订，费用由市里负担。天刚破晓，街道空荡荡的，这时候城市总的外观令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印象。我们似乎是到了外省。在这里怎么演出呢？谁会来这儿看戏呢？这里谁会需要对大家语言不通的俄罗斯艺术呢？经常旅行的人知道，初到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错误的，当房屋阴冷的四壁被里面居住着的人们的心灵所温暖，对一切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印象就全然改变了。

我的房间虽大，但阴森森的，陈设极为简陋，灰蒙蒙的薄纱帷幔，一张笨重的床，一个手端的洗脸盆，从没有生火的走廊里钻进来的潮气和寒冷，掺和着火炉里散发出的难闻的煤臭味，在黎明时分的昏暗中令人产生抑郁不欢的印象。但是，a la guerre comme ala guerre(11)。当我们起程迈上这条极其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时，这一切应当有所预见。

我用冰凉的水洗了脸，指望能洗个澡，并且为了不必再穿满布尘土的衣服，便躺在床上等待自己的行李。规定早晨有排练。可想而知，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发觉天已大亮，表停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只感到精疲力竭。我徒然地按了铃。只得再穿上尘土密布的衣服，下楼去找守门人打听大件行李的下落。原来行李早已运到，正安放在旅馆的庭院里。我同样得知时间已晚，必须赶去排练。使我愕然的是，守门人拒绝把我的箱子搬上楼来。

“为什么？”

因为老板不喜欢美国箱子，箱底的轮子会损坏地板。“就在不久前，”守门人解释道，“一些德国演员住在这里，把刚刚油漆一新的地板全刮坏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感到困惑。

“您只好下楼来取自己的东西了，”守门人似有歉意地说道。

“出来取自己的东西——在露天里？”

我简直莫名其妙，也无法继续说服对方，因为守门人勉强能听懂和讲几句德语，而我又不懂当地的语言，于是决定按我现在这副模样乘车去剧院，虽然我很清楚，我这身衣冠不整的样子在初次同戏剧界人士相识时，必然会给惯于以衣着取人的欧洲人造成恶劣的印象。但我很幸运，我们的一位女演员正要去排练，从我身边走过，我便委托她把我遭遇的倒霉事告诉剧院的人。而我自己却十分高兴地获得了再次脱去满布尘土的衣服的权利，躺在床上等待事情的解决。无疑，我又立刻入睡了。

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敲门。我的房门在喧哗声中被打开，闯进一大群军人和穿便服的，你推我攘，大声交谈着。“扑通”一声，一件东西被放在地板上。大家在说话，你一言我一语表示愤慨。我在睡意矇眬中，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哪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来逮捕我的。可是，亲爱的导演加维拉在我床前俯下身，连声道歉，颇感惭愧。人们立刻向我解释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原来，剧院院长得悉发生这样的事后，打电话给某位要人，他又通知警察局长，请求调查此事。

根据国家的条例和法令，旅馆老板无权拒绝我提出的送交行李的要求，因此警察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房间来，而老板已被拘留，带走接受审讯。随后的整个这一天都消耗在为释放这位因违背我的愿望而成为罪人的这件事上。

当我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那间不舒适的房间时，发现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雾。我非但不能尽快地躺下休息，还不得不在深夜忙着折腾炉子，打开所有的窗户，以便开成一股穿堂风，把炉火吹灭。这样一来，我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了，而没有生火的走廊里已接近零度。所有的房间都有人住。幸亏我的邻居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演员，听见我在房间里忙不迭的响声，嗅到烟味，便穿着睡衣走出来，我们在烟雾弥漫中相识并互相问候。他邀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他的妻子端来茶水，我们促膝倾谈至午夜。这一夜剩下的时间我睡在自己冰凉的床上，全身都冻僵了，因为散完烟的炉子不仅没有烧暖房间，反而由于通风，屋里被吹得冰冷。

我的萨格勒布朋友听说我的灾难后，把重新为我订房间的问题作为当务之急提了出来，由于城里已住满，这一问题的解决确非易事。提出了一个方案，让我搬到某个寺院去住，但这个建议未得到神职领导机构的赞同。演员对于寺院说来有似“les mousquet aires au couvent”(12)。许多人建议住进私人住宅，但这也有诸多不便，尤其是语言不通。最后终于在一个按欧洲方式布局的高级旅馆内弄到两个房间，给我和妻子同住。迁往那里，需经最高层领导的特殊许可。经获准后，我和妻子才迁入新居。

我们的窗前是一条林荫道，道路两旁有玫瑰盛开的花坛。白天，太阳为大地送暖，将它照射得光彩夺目，刹那间仿佛时令已转入夏季。每逢星期日，林荫道上便奏起音乐，热闹异常。一群群市民怀着近乎意大利人的热情，熙来攘往，信步漫游，寻欢作乐。女士们的色彩鲜艳的衣着在阳光下欢乐地闪耀着。

住宿问题一经安排妥当，我便能于空闲时观光这一奇异的城市了。倘若不承认萨格勒布是小维也纳，我们的萨格勒布朋友会大为恼火的。他们不了解，他们的城市自有其独特的、十分迷人的、别具一格的面貌。我颇感吃惊的是，这是一个徒步的城市。汽车和马车声很少能压倒散步人群的欢笑声。时不时地驶过一辆小电车，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用马力牵引的。车厢几乎是空空的，因为大家都宁愿步行。的确，白天在这样的气候的阳光下，真不愿钻进马车、带顶篷的汽车或是窒闷的电车里。在街道的十字路口，烤熟的栗子正在烤炉上噼啪作响。整个城市小巧别致，还有一些不错的商店，有少量的古董，但所有这些古董都极平常，对该城的面貌来说并不十分典型。

在全市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一座大剧院。剧院后面是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再往前不远是大学。你立刻会注意到，所有这些机构都受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关怀和爱护。那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精心搜集、收藏的书籍和文物都十分精致，人们怀着神圣的敬畏心和自豪感向来宾展示这一切。然而，对剧院的景仰已成为该城全部生活的中心。无论是歌剧、话剧或芭蕾舞，全都荟萃在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歌剧演员、合唱队员和管弦乐队的编制，一个大型话剧团和年轻的芭蕾舞团，它是在我们的莫斯科的熟人弗罗曼兄妹〔28〕指导下成立的。在这座剧院的美好气氛中所完成的一切，是我们所不敢想象的。所有的艺术都真正地综合在一起了。今天他是话剧演员，明天则作为歌剧演员在歌剧中演唱一个性格化的唱段（《被出卖的新嫁娘》中饰杂技演员，《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饰医生巴托洛）。后天他又是舞剧演员，扮演主要角色之一。合唱队员也如此。今天在歌剧中演戏，明天在舞剧中跳舞，后天又参加话剧的群众场面。霍尔瓦提人多才多艺。他们像意大利人那样机灵、热情，像斯拉夫人那样真诚。他们的舞台艺术是从以精湛的技艺闻名的维也纳人那里借鉴而来，从而创造出饶有趣味的戏剧。我有幸仅观看了几次演出，它们展现了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演员，第一流优异的指挥，管弦乐队和美妙绝伦的芭蕾舞。

我们抵达的第一天便观摩了一出由天才的导演加维拉执导的革命剧〔29〕。剧本索然乏味，属电影式的写法，演出并不丰富多彩，但其成就却颇耐人寻味。

他们完成了相当艰巨的导表演任务。比如，第一幕描述党派领袖们的秘密会议。会议是在以黑天鹅绒为衬景的一片漆黑中进行。只见大会议桌上灯光射出的两三处光点。剧中人和导演善于将他们需要展现的演员自然地、合情合理地置于光点之中。在完成自己那段戏后又能及时地退到暗处。整个这场严守秘密的戏是在隐秘的耳语声中进行。同时做到了一字不差，字字清晰。凡熟悉我们这行专业的都明白，达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功力啊。更为艰难的是，这场戏在总体上采取了极迅速而紧张的速度节奏，并牢牢地扣住它，使它不至于松散。为此，必须有十分敏锐的、反应迅速和训练有素的气质，这正是霍尔瓦提演员们值得夸耀的。在黑暗中发生了阵阵的愤怒声，斗殴，有人遭扼杀，抗议，求饶，哀号。尽管这段戏冗长而单调，演员与导演却能够始终把观众席置于极度紧张之中。我怀着一个内行所感到的喜悦注意到这一技术上的成就。

在描写造船厂车间的另一场景里，表现工厂正在酝酿暴动和革命的群众场面贯串了整幕戏。起重杠杆的嘎吱声，齿轮的碰撞声，铁条的叮当声、大气锤和手用小锤的敲击声，自始至终不停地响着。烧得通红的未来船身的金属部件通过舞台传送过去，人们来回走动，有条不紊地抬起和放下起船台，传送装置旋转着，锻工炉的炉火正在熊熊燃烧，工人们接踵不断地沿着高耸的脚手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鱼贯而行。

剧情在正建造中的船身的三个层次上以及舞台的前部和后部同时进行。参与群众场面的各人的尾白从各个角落清晰地、只字不漏地传递出来。在这一切的间歇中，响起了咚咚声、敲打声和工厂里的种种喧闹声。戏排得那样精确，这些音响非但〔没有〕压倒尾白，恰恰是插在对白之间的。这场戏以其排练之纯熟而使人惊叹不已……

另一场戏仿佛摆脱了演出的总的现实调子，近似印象主义和神秘主义。这正说明导演的想象力和才华，他善于通过演员的实体以及纸板道具和布景，达到虚幻的印象。他还掌握了灯光和设计，通晓舞台的许多奥秘，对于这些奥秘有些享有盛名的剧院和舞台大师尚且不甚了然。在现实的印象主义方面，亦即以最现实和逼真的手段体现抽象的形象（其实超意识即始于极端自然主义结束之时）方面，同样令人感到匠心独具。这里音响常起着重要作用。这个部门在萨格勒布剧院是很有研究的，充分显示出它的独创性。又比如，在刚描述的这出戏中，暴动开始后，需要由远处发出警报声。可是没有制造这一效果的大钟，也无处寻觅。代之以运用一个直径为一俄尺半的大型钢圆锯，套在锯木机床上，用铁丝吊起来，敲打它，便发出深沉而遥远的音响。再用一些小型的圆锯来充实警报声和全城的钟声。

他们对音响效果的喜爱和理解，更为清楚地反映在我们的预排中。在《沙皇费多尔》的最后一幕里，当沙皇在进行隆重的祈祷和走出大教堂时，必须钟声齐鸣。我们虽然把钟也运来了，但还需使声音更加深沉，充实钟声的整个和音，况且代替那最大一口钟的大铜锣在旅途中被窃。没有它，教堂的合唱便缺少低音……剧院有一架大风琴。借助于几个音符的和声，就可以造成不止有一个音符而是几个音符的钟声的印象。音乐家们通晓这种和声，因此我们便请指挥帮助我们进行探索。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剧院的有全体指挥——交响乐的、歌剧的、舞剧的，共三位，有以加维拉为首的全体话剧演员，以及每件管乐器——如巴松管、长号、无键铜管等——的一名代表。还来了风琴手。加上我们剧院整个导演组成员。试验开始了……看着这些严肃认真的音乐家们〔如何配合〕导演的音响噱头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十分感人的……终于钟声齐鸣，一如久远年代莫斯科发出的鸣响，那是莫斯科的复活节之夜。

兴致勃勃参与外来剧团这一偶然试验的正是那些领导交响乐和歌剧这样严肃的音乐部门的人——三位第一流的音乐家。我听过他们当中的一位指导《莎乐美》的管弦乐排练〔30〕以及他向乐队所作的讲解。这一切都太精彩了。我还聆听过他所指挥的斯美唐纳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音乐部分排得很出色。戏剧部分好在它力图摆脱万普卡的尝试也未尝不成功。演唱者没有挥动双臂，而是在有意义地、合乎逻辑地行动。合唱队没有像合唱队员所惯常的那样，举起双臂然后又垂下，而是像话剧演员在话剧演出中那样，在进行表演。

在同一个剧院，我还观看了舞剧《天方夜谭》和《垂死的蝴蝶》的演出。两个剧的主角均由弗罗曼兄妹亲自领衔，舞剧的一部分由他们培养的学员担任，另一部分由剧院附设的戏剧学校的学员担任。尽管这不是独立的创作，因为全剧是根据福金〔31〕进行排演的，然而对于一个新起步的事业来说（在这之前，萨格勒布对芭蕾舞还一无所知），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观摩了这些演出，反而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我们明白，我们是在和从事艺术者而不是搞匠艺的人打交道。他们是本着艺术家的态度，怀着莫大的兴趣和关怀来对待我们演出的。一开始便责成全体话剧、歌剧、芭蕾舞演员一无例外地必须出席我们的演出。为此拨出的乐池座位和楼上的侧面包厢（顺便提一下，正如整个剧院）在所有的演出中全部满座。

描述成功未免有些枯燥，也不够谦虚。我只想说，全部演出和剧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好评。关于这一点剧评中已有论述。原先谈妥演5场，我们演了15场，而且场场满座〔32〕．这还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讲的是大家听不懂的外语。这个不大的城市给我的初次印象恰似外省城市，但在经济上却付出了不亚于其他大城市所能保证的金额。

站在台上听见对戏剧的议论，看到萨格勒布居民对其感受的印象所表现出的期待、精神准备和结果，你会感到他们很需要剧院，这座耸立在市中心的建筑是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城市的心脏。你会理解到，政府有意识地在市民的美育上不惜花费巨额经费。这样一种对待我们的艺术的态度，使我们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在萨格勒布大家感到精神异常振奋，并终生保留下对它的谢意和激情洋溢的回忆。

真是一个奇怪的、令人惊异的城市。它的外部生活恰似外省城镇，它的内部生活有如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至少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内）。电车无人光顾，剧院、图书馆和大学则座无虚席。这便是我们外来者的印象。假若这些印象是错误的，那将是十分遗憾的。

在剧院和舞台以外，我们感觉人们和蔼可亲，举止安详。旅馆里并非都设有餐厅。我住的旅馆便没有餐厅。我在一家意大利的不大的“安热洛斯”餐馆包伙。餐馆的老板过去是剧院的提词人。他和妻女从事烹饪业，为艺术界人士安排了一个舒适的角落。在规定的午餐和演出后的晚餐时间，我们全体演剧伙伴们一起拥向那里。这儿是弗罗曼大家庭的圆形大餐桌，那是我们的演员和霍尔瓦提演员的餐桌。而这是一桌年轻人—学生，他们邀请我们坐到他们的桌旁，通过翻译谈谈艺术问题。你就从这一桌转到另一桌入座，并觉得很舒适，仿佛是在家里。剧院也是在这里为我们饯行的，席间人们祝酒、讲话、干杯并殷切地邀请我们不久再来。

不再一一描述各俱乐部、协会和学生社团所举行的招待会和庆祝会了。一切都极为感人和融洽。但所有这些午宴、晚宴和招待晚会照例是十分雷同的。叙述其中之一，便足以概括一切了。

在约定的时间你穿上燕尾服，系好白领结，等候别人来接你，此刻你正在为无法预测答词将涉及哪类话题而焦虑不安（何况是用别人的语言——法语）。这种迫不得已的讲话和担心讲话中断的心情，常令人对这美妙的欢聚大为扫兴。

汽车驶来，你同一个素不相识的亲切的青年人相遇。彼此无话可谈，可又要应酬几句……

我们沿着灯光通明的街道飞驰着，房屋、马车、人流、招牌、海报均一闪而过。汽车在一座灯光辉煌的房屋大门前停下。守门人，楼梯。又是一群衣冠楚楚的人。介绍。各种面貌、姓名一掠而过，欢迎和感激的话不绝于耳。一位最主要的人物走过来。你力图弄清他是谁，记住他的面貌，免得到必要时竟去向另一位发表讲话，而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一位女士，整个宴席间无论如何不得不和她周旋了。一般说来她是一位很令人敬重、和蔼可亲、相貌不美的中年妇女。继而，入座，痛苦地思索话题。有时谈话生动而有趣。美味的佳肴，亲热的话语，气氛渐趋活跃。但你心情紧张，因为感到所有在场者的目光都射向你。愈是接近讲话的时刻，愈是忐忑不安。你开始根据听到的只言片语和想法构思讲话的题目，以备急需。同一时间在进行着两件事：一面同邻座的夫人交谈，一面为讲话打腹稿。实难两全其美。这一件事在妨碍着另一件事。香槟酒。主席讲话，随之其他人发言。每当讲话接近结束时，心里感到一阵发紧，正如以往在中学时，一个学生已答完题，其他的正在屏息等待下面将轮到谁的心情一样。

瞧，果然轮到了。你故作镇静，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习惯一下演说者的地位和正凝视着你的群众，你稍事停顿。一旦开了头，便似乎感觉轻松了些，仓促拟就的讲话提纲似乎有些吸引力。接着畅谈起来，甚觉愉快。可是，突然一个需要的字不翼而飞。你想找一个字代替，找不着。钻出了另一个字，完全不是你想要的。然而别的字却找不到。它自动地蹦出来了。要么提供根据，要么纠正该字，显然你不愿当众修正。又讲了一句话加以说明。结果事与愿违，整个讲话倾向某一方面去，再想把它拉回到较为正确的方向上来，已无能为力。从一个不正确的论点出发，在逻辑上势必引出第二个、第三个论点以及完全不是你想表明的全部思想。但眼下已无退路。那就违背意愿，沿着命运所推动的方向讲下去吧。决不能停下来。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我所说的同我想表达的大相径庭，赶快煞住，再往下讲，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因此该为某人的健康或协会的繁荣兴盛干杯了（为什么，谁也不明白），一连串的名字。鼓掌，碰杯，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你的自我感觉仿佛是演砸了一出戏或一个角色。看上去，大家都在笑。正如舞台上不存在无能的演员一样，不愁找不到崇拜他的人和疯子，同样地，没有一个演说家是得不到人们对他演讲的称赞的，不论他讲得是否有条有理。人生就是如此，他乐意并愿意相信他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听见一些恭维话之后，你的心情变得相当好起来，食欲旺盛，心甘情愿地和邻座的夫人闲聊，不再觉得她像刚才思考讲话时那样纠缠不休，看到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位给人以好感的”夫人。晚宴结束，通常在这之后，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并且由于演员是在众人面前度过自己一生的，很少和人相处与交往，因此往往坐在宴席和庆祝会上观察起人来，按照演员本能的习惯从生活的印象中汲取创作素材〔33〕。

〔鉴于有的演员疲劳过度，特别是莫斯克文和鲁日斯基，一天两场不间断地演了整整一周，不得不对某些剧本安排替身演员。比如，沙皇费多尔一角由卡恰洛夫担任替身演员，我则担任鲁日斯基饰演的舒伊斯基〔34〕。替换是在匆忙中通过不多几次的排练完成的。唉，这是旅行演出中无法避免的可悲的妥协。〕

让演员自己来描述辉煌成果，是很不愉快的。无论他怎样谦逊地谈论这些成果，哪怕仅涉及事实的表面，干巴巴地加以传达，仍然会显得他在自我夸耀。不过，这一次我同意这样做。我要夸耀，但不是夸耀自己，是夸耀整个集体，主要是俄罗斯艺术，当它进入萨格勒布时，不论在舞台还是大街上都受到全城的欢迎，人们对精神上的追求既感觉兴趣又善于全身心地关注。

告别演出时〔35〕，后台一向无法保持秩序。常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显然不懂得后台的惯例，像逛〔街〕似的在台上走来走去，喧哗，交谈，跺脚，咳嗽。稍不留神，他们便闯进不该去的地方，决没料到观众可能看见他们。每逢这类演出，我则前后奔忙，承担起警察的角色，变得极不耐烦，恶狠狠的，试图建立秩序。这些可爱的吵吵嚷嚷的人都是戏剧的最忠实的崇拜者，他们既是在为自己张罗，也是在为当前的话别、喝彩、雨一般的鲜花、礼品、代表团、花圈以及其他表示庆功的盛大仪式和排场而张罗。这回出现了同样的但格外火红的情形。看来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某种准备。果然，最后一幕刚刚结束，内景的天花板飞快地被吊上去，手捧大花篮的青年人和姑娘们已排列在舞台的栅栏天顶上。观众席也作了同样的安排。

在照例的庆贺、馈赠和就现场的表现致答词后，便开始了鲜花的轰击。这场战斗非但规模大，而且不无危险——要流血，因为自上而下坠落的花茎和枝杆常刺伤人，当然是轻微的，因此而受伤的演员是毫无怨言的。我们试图把落下的花捡起来。收集了整束整束的花，但很快大家的双手都捧满了，可是从上面还不断地飞来一束束花、单独的枝叶和花朵。地上已难以行走，犹如在砍伐季节走入森林里一样。舞台的地板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鲜花〔36〕。

剧院内的热烈欢呼刚刚结束，街头又响起了欢呼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等候在演员出口处，向他们伸去几百只手，拿着照片请求签名。萨格勒布简直同捷克和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一样，热衷于搜集演员的照片。人们在住所、剧院、街头、餐馆，到处搜寻演员，把照片和自来水笔递给他们，请求签名。在这一次临出门前，这类收藏家已聚集为一大群人。费很大气力才穿过他们的坚固防线，以便尽快驱车出席院长、导演、音乐家、芭蕾舞和话剧演员以及萨格勒布剧院行政领导为我们饯行的宴会。我们急忙赶到我们的“安热洛斯”餐馆，很幸运，那是一次舒适的同志式的晚餐，没有任何讲话。

次日清晨，我们离开萨格勒布。一大群新朋友和崇拜者已捧着大束鲜花来到车站，香气袭人的花枝已塞满我们手中，摆满车厢，撒落在整个站台上。我们踏在这些花叶上行进。当现在回忆起可爱的萨格勒布，不由地要同鲜花和春天的概念联结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路过布拉格，虽然时间尚早，以剧院院长雅罗斯拉夫·克瓦皮尔及其夫人为首的我们真诚的朋友，都来同我们会面了。

返回柏林逗留的数日中，我们在那里的一座大剧场举行了文艺晚会〔37〕。

距离在巴黎巡回演出的开始，所剩时间不多了。恰好可以趁此运布景，几乎需要穿越整个的欧洲呢（萨格勒布——巴黎），运到后还须加以修缮，当我们在世界的京都——巴黎——演出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毋庸讳言，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巴黎感到非常胆怯。第一，我们大家自幼就习惯地认为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法兰西民族是最富于舞台和绘画禀赋的民族之一。这一情况颇骄纵了巴黎人，以至对别人的艺术不屑一顾，只承认自己的艺术。巴黎使我们感到她很少关注外国的艺术。其次，斯拉夫人的心理不太适应法国人的心灵，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祖国的文学在法国的知音不多。他们能理解斯拉夫人的苦闷、契诃夫、谢德林和果戈理吗？巴黎人热爱自己的语言，听不出我们言语的优美。相反的，他们会感觉它是粗野的。不仅如此，法国人缺乏耐心。他们不可能像德国人那样，在演出前事先把他们要看的剧本研究一下。我们总觉得，法国人若不理解他们所看的戏，会感到索然无味而中途退场的。我们的富于深刻的心理刻画的文学艺术，略显沉闷，这同高卢人轻松愉快的性情相悖。尤其是国家的政治情绪无法向我们保证对演出产生浓厚的兴趣。

况且，巴黎——对美国而言——是前一站。巴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旅美的成功铺平道路，反之一旦失败，美国之行将多半是冒风险的。

我们知道巴黎在绘画领域要求颇高，因此很怕展示我们这种行军式的布景。制作这些布景时主要考虑的是坚固性。为了照顾绘景条件而掺和了少量胶水的色调淡薄的颜料，势必会由于火车的颠簸而剥落，由于换车时置于露天站台或海运时受到潮湿的侵袭而损坏。这种经过旅途跋涉、颜色剥落的布景看上去必然是陈旧不堪的。布景活计的精细外观也经不住粗鲁地、无尽无休地从一个车厢卸下装入另一车厢。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制作了一种专用的布景，其中为了活计的颜色耐磨，携带方便，常不得不在色调，精细的外观或建筑结构方面作此牺牲。我们提前来到巴黎，原指望能作些修改，甚至将多数幕布重新绘制。但是，事情的经过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我听完各种各样的请求和关于在美国乘坐汽车和飞机应倍加小心，以及不能在十五层楼订房间等诸如此类的叮嘱后，便同即将离别整整一年的儿女和孙女告别，怀着一个老人的沉重心情和不祥预感坐进了车厢，像我这样的年纪在启程作远途的、吉凶未卜的旅行时，处于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在送行者的一片祝愿声和挥动手绢与帽子的喧嚷声中，我们的列车于傍晚从黝黑阴森的柏林的腓德烈大街车站出发，向巴黎方向开去。这趟行程当时已安排妥当，于是一昼夜后，我们整个剧团连同决定赴美的某些演员的家属一起于深夜抵达巴黎的大火车站Garedu Nord（北站）。欢迎我们的有Champs Elysées（香榭里舍）剧院院长雅格·艾伯托〔38〕和他的亲密助手du Vieux Colombier（老鸽巢）剧院院长科波〔39〕、Thèatre“L’OEuvre”（“作品”剧院）〔40〕院长吕尼埃‐波埃以及法国和外国的某些新闻界人士、摄影师、电影摄影师等。在车站的一个指定的房间里，全团的人都分发到一个地址，上面注有为他们预定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

在一阵欢迎、寒暄之后，我被邀请坐进艾伯托的汽车，驶往与des Champs Elysées（香榭里舍）剧院毗邻的高级旅馆H8tel d’Athénée（雅典娜旅馆）。这种不必要的排场是法国人的性格所要求的，他们不能容忍让一位世界驰名的剧团代表寄居三等旅舍。这家旅馆的十足的气派，一个个俨然像部长的仆役，踩在脚下的精致的地毯，好奇的眼光，这一切都迫使我这个过惯苏维埃简朴生活的人把身子挺得笔直，尽管已经精疲力竭了。旅馆的晚餐正等待着我，席上有艾伯托本人及其最亲密的剧院助手作陪。

次日，我们那含辛茹苦的演出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要落实的是布景问题。应当修复并重新绘制呢，抑或必须定制新的布景？巴黎的行家和观众一致建议我们：要么聘请优秀的美术家重新制作全套布景，着力使舞台装置部分大放光彩；要么与此相反，明确表示，按照巡回演出的常规和在当前动荡的生活条件下，这方面已退居最次要的地位，在我们的巴黎演出中绝对不应起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愈旧愈好。这也就是说，布景及其制作愈简陋，便愈能清晰地表明我们在巡回演出期间对它的态度。迫使我们选择第二条〔出路〕的不仅是经济状况，当时的境遇也导致我们这样做。问题在于布景的运输耽搁了。一周、两周过去了，我们向各处发出电报，关于布景依然音讯杳无。这不仅引起我们对剧院当前命运的担忧，而且引起对随车运景者命运的焦虑。这件事是委托给一个年轻人、一位演员的儿子〔41〕。由于知道他精明强干，办事认真，因此他的长时间的沉默被理解为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倘若可怕的猜疑被证实，那怎么办？上帝保佑，倘若这些猜疑是没有根据的，运景耽误了，又怎么办？我已经听到那种倨傲而鄙夷的感叹：

“O！Ces　 Russes！……”(13)

换句话说：俄国人是干不出什么漂亮事的。我们本想来展示自己的艺术，借以竭尽全力地支持我们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她完全有资格在文明国家中占据光荣的一席，可是到头来我们向世界表明的却是适得其反的结果。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演员的情感对我们所从事的这项艰巨事业的如此结局都不能善罢甘休。

在等待电报和运来布景的时刻，我们做了一切能够做到的准备工作。招聘了新的临时演员，同他们过了一遍所有的场次。和个别演员也作了同样的工作。空闲时，我和我的同志们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代表还须不胜感激地接受法国各协会和某些人士的邀请，他们非常殷勤好客地欢迎我们，暂且给予了信任。

我们每天早晨和一日数次地去剧院打听有无电报。大家长久地商量，如何摆脱困境。打发人到巴黎与萨格勒布的沿途去探寻行李。有人在议论把演出推迟数周，但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在美国巡回演出的首演〔日期〕已定；第二，按照巴黎剧院的合同，它已租赁给其他巡回演出者。此外，濒临枯竭的经费以及要在当时生活昂贵的城市维持一个无所事事的庞大剧团的开支，都不允许我们改变既定的方案，而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如期完成它。然而，时间在流逝，预定的开幕日已临近，戏票销售一空，焦虑与日俱增。

不仅我个人，整个剧团都忐忑不安，彻夜难眠。制定了各种摆脱困境的方案。至少我们情愿穿燕尾服上台，在没有布景的情况下演出整个戏，以此表明：瞧，我们都到齐了，凡决定于我们的，全都办到了，至于其他方面我们无能为力，让铁路当局去担负这一责任吧。

我们接到去各剧院观剧的邀请，首先是来自我们的Champs　 Elysées（香榭里舍）剧院业主艾伯托的邀请。当时正在那里巡回演出的是著名悲剧大师查科尼〔42〕。他连续两次来巴黎演出。在上次的演剧季，人们争先恐后地来观赏他的戏，他的演出场场满座。但巴黎人不喜欢重复的印象，因此对第二个演剧季的演出观者不多。其实查科尼本人并无变化，据说反而演得更好。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他的戏，因为我的所谓“体系”要从伟大的范例和优异的天才那里取经。查科尼是其中之一。我能放过他吗？

于是我再次向伟大的演员们学习，检验过去我已理解的，探求尚未达到的新东西。这次我十分明确地体会到真实与虚假之间，亦即体验与单纯模仿之间的区别。我一面观赏天才，一面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不同凡响的、独树一帜的艺术。它是一种激发。确实超凡出众，在技术上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然而，差别多么大啊！一个是珍贵而永恒的，另一个则是肤浅而陈腐的。我对名角们所惯用的手法已逐渐了如指掌。他们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以下的场合：把一个普通的传奇剧，如《褫夺公权终身》、《英哥玛罗》、《凯恩》〔43〕等，努力演成一部大作品。

在这类剧本中，作家往往将许多笔墨花费在舞台情势的描写和剧词上，而就内在涵义、内容、意义而言需要大块戏的地方，无论在充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意义的台词和舞台动作方面都着墨不多。在这些地方不得不用一些富于面部表情的顿歇、场面调度和演员本人构想和增添的戏，来加以修正、补充和丰富作者的作品。这些详尽地描述角色内心构图并创造出绚丽多彩、闪闪发光的心理过程的戏，演员是以高超的技巧表达出来的，它们不触动作品的主要脉络，却往往成为角色的高潮〔44〕。比如，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查科尼在传奇剧《褫夺公权终身》中所扮演的科拉多一角。演员正是借助于这种名角的心理顿歇来表达他同女儿初次会面的瞬间。在可怕的事实尚未进入他的意识，平衡尚未破坏之前，演员将人在此刻所经历的一切典型的心理转变和层次统统纳入这些顿歇之中了。他知道了，不能理解，寻要究底地追问实情，使出巧计，焦躁不安，又自我安慰，开始明白、理解并相信最初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了解一切，相信了，茫然不知所措，寻找出路等。天才的演员把构成角色重要心理瞬间和层次的所有这些个别的因素组合在一起，表露得异常精确、含蓄和完善，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些心理色彩相互对比，相互烘托，配置得十分巧妙而确切。看到查科尼的表演，我再次坚信，天才与庸才的主要区别正在于这种构图的准确性、鲜明性、充实和完善，以及表达这一构图的炉火纯青的技术。庸才使色彩模糊、混乱，不能清晰地描述构图，对心理单位界限的确定不清楚。表演激情和形一般象的，而不是各个组成部分，正是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犹如贯串剧本始终的线索和基本题材，构成了该场戏。

一个才华卓著、具有相应技术的优秀演员，他的表演有如出色的指挥在指导一个管弦乐队。他是怎样使交响乐的各大乐段间隔开，怎样使组成每个大乐段的各单元趋于精湛和完善的！请回忆一下，他是怎样使某个双簧管、中提琴或小提琴末尾的弱音和最弱音延长至终点；他怎样在小号和铜号铿锵有力地奏出喧嚣、凯旋的雄壮乐句后，干净利索地打上结束的句点。他怎样在交响乐的各大乐段间准确无误地保持顿歇。他放下指挥棒，仿佛在为自己的心灵进行调整，全身重又振作起来。然后环视整个乐队，让大家作好精神准备，开始新的乐段。演员演戏完全应当同样准确、沉着、完美和鲜明〔45〕，正如美术家绘画，雕塑家塑像，舞蹈家跳舞，建筑师造房一样。

眼看时间快接近巴黎巡回演出的开幕日了。终于收到从旅途发来的电报，声称布景正在运输中，沿途耽误了。行政管理人员一日数次地去剧院办事处商讨形势，当众则在克制日益增长的焦虑。

到了开幕的前夕。是日，巴黎的报纸和海报披露文艺界的代表为我们剧院举行“reception”(14)。在预定的时刻，富丽堂皇的des　 Champs　 Elysées（香榭里舍）大剧院自上而下坐满了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观众。舞台大幕后的一旁已为讲话者准备好讲台，面向观众席一排排地放置着许多维也纳式的椅子。这是为我们剧团全体成员准备的座位。著名的德高望重的安图昂来了，他体态丰满，举止高雅、亲切、安详，具有演员般的沉着自如〔46〕。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人以好感的雅格·科波——du　 Vieux　 Colombier（老鸽巢）剧院院长和创始人——来了，这是一位向法国演员和观众始终不渝地灌输新剧目、不同的演出风格、演技和艺术原理的人物，他还在同多数剧院中法兰西传统主义戏剧的僵化的墨守成规作坚持不懈的斗争〔47〕。高个、瘦削、像巴黎人那样殷勤好客的雅格·艾伯托正在后台忙碌，他和我们一样为明天演出的命运而担忧。还来了一些专程欢迎莫斯科客人的其他人士。

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时而奔向这架电话机，时而奔向另一架，一会儿聚在一起彼此轻声耳语，一会儿忽地站起身来，去给各地发电报，一会儿亲自奔往巴黎的各个方向。另一些人坐着，两手神经质地、不停地翻弄着纸张，眼睛凝视着前方。此刻他们心不在焉，思想已萦系于巴黎与布拉格之间的某处。

“已经到了宣告撤销开幕式的最后时刻。否则，简讯赶不上明天的报纸，整个巴黎都会赶来参加开幕式，而结果只得败兴而归。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丑事。趁还有时间，预先向大家声明一下，”有人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耳语。

另一些人把我引到一旁，深信不疑地说：

“事情很明显，布景不会及时赶到了，拖延的罪名将归咎于我们俄国人。结果我们非但不能提高反而降低了俄国和俄罗斯人的声誉。”

“立刻撤销明天的开幕式，”第三类人将我领到舞台的暗处，神秘地低声说。

可是我执拗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有可能指望布景于今天夜间抵达巴黎站吗？”

“有，”有人回答我。

“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取消，应当把不可能的事办成。”

显然连艾伯托本人也在犹豫不决，不知到何处去了一趟，和某人在悄声说些什么。

尽管我生性急躁，在关键时刻简直不能克制，这次我感觉自己比较沉着。仿佛我有什么预感似的。至少我在控制自己，甚至还能faircebonnemineau mauvais jeu(15)。在那值得纪念的晚上，使我更为坐立不安的是眼前需要用法语对与会者的欢迎致答词。我不知道人们会说什么，该回答什么，因而无从预先准备，把考虑周密的讲稿背熟。除去某些一般的客套话可以有所准备并事先商量外，当前唯有即席致词。用祖国语言即兴发言尚且不易，何况用外语……我们演员习惯于讲别人的、角色的语言，即便这样还需提词人，因此在无外人帮助的情况下，须当众用自己的语言讲话，这太可怕了。假如说我的法语在别的国家尚能容忍，那么在巴黎甚至连接近高卢人中所〔盛行〕的说话方式都谈不到。就语言和发音方面而言，有一点值得告慰的，即这个第一流的都城居民的世界性和国际性，理应使这里的人们听惯各种各样不正确的法语发音和世界各国人的种种口音。

我们被安排坐在已摆好的面向观众席的许多椅子上。椅子相当多，我们团的in corpore(16)，不仅演员和导演，连其他舞台工作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均能出席。幕启时，呈现出一幅壮观的〔景象〕。难道还需要描写欢迎的盛况吗？

剧院院长、我们的巴黎的主办人雅·艾伯托首先致欢迎词。尔后是德高望重的安图昂〔48〕作长篇发言。他之后，科波热情洋溢地讲了话，把自己称为我们的追随者〔49〕。一位文学家〔50〕作了一篇详尽的报告，论述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建的史实，它在艺术中所起的先进作用以及我们的创作基本原理。这篇报告的目的在于使巴黎观众对俄国客人及其艺术有所了解。演讲者们越是逐个地讲下去，便将越快地轮到我，心也跳得格外厉害，两手冰凉。人们预先满怀信任地说了许多赞扬和感激的话，因而我们务必要在当前的巡回演出中加以证实。眼下我只能表示感谢并谦虚一番，面对第一流的京都，我乐意承认曾在以往的年代从师于伟大的法国演员。我的外祖母也是法国演员〔51〕，而我是从法国轻歌剧和通俗笑剧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的。在我充分赞扬了那些向我们致欢迎词的人在戏剧中的伟大贡献后，本想转入事先准备好的富于效果的结尾，可是在讲话的转折点时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实然忘词，代替那忘掉的字却说了一个不太对头的字。我很窘迫，不便停下来，又说了一句多余的话，想修正一下，又讲了一句不想说的话。于是我的讲话不由自主地自行转向了，并突然以邀请在座的人出席明天的演出而告终。一旦说出口，我便醒悟过来，又开始纠正。

“可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要预先声明，我们的一切尚未就绪，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暗自想了想，随又立刻补充道：

“的确，不瞒你们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布景，也没有服装，但这不能怪罪我们，由于铁路的误差，它们突然在路上耽搁下来，说什么也无法从萨格勒布运抵巴黎了。然而，即使不可能的事我们也要兑现，明天一定演出，尽管没有相应的服装和布景。但愿人们不会再说：‘O！Ces　 Russes！……’以影射我们的疏忽大意。我们到达此地已两周，明天仍将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至于其他的事，悉听上帝或命运的安排吧。”

法国人喜欢听动人的话，这些话又是偶然脱口而出的，于是他们十分热烈地鼓了掌，可是大幕刚落下，我们那些俄国人，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员都抓耳搔腮地直奔我而来。

“您做了什么事啊，”他们无可奈何地对我轻声说，“我们已拟好取消演出的简讯，可您却邀请观众明天来。要知道，一无布景，二无服装啊！”

无暇回答了，因为安图昂、科波和其他人即将乘车离开，应当为他们送行。我一一行礼并道谢。门不断地打开又关闭。大家全散了。

蓦地，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一个肮脏的、风尘仆仆、脸色苍白的人像一颗炸弹似的飞进屋里来，匆忙地向我们一一问好。最初我没有认出来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而下落不明的布景护送者。

“布景呢？”认清了他，我喊叫起来。

“在巴黎，”他洋洋得意地回答，一面脱下灰蒙蒙的大衣、龌龊的帽子和手套。

在场者发出的洪亮的“乌拉”声响彻屋宇。来人则精疲力竭地躺倒在沙发上，向我们诉说所遇到的种种波折。原来他运送着五、六节装满我们演剧行装的车皮。车辆两次被磨损。由于被派遣者不敢把好端端的满载的车厢从自己的直接监视下放走，因而所有的车厢都在中途耽搁下来。

大家纷纷忙乱起来，气氛活跃。行政部门全组人员着手干起来。电话铃声叮呤呤地响个不停。人们被派往城市的各地去执行各项任务。

“请放心，”主管人员对我说，“明天上午十点钟，一切都会就绪的。”

我放心地回家了，经过一周的失眠我睡得像死人一般。十点钟到剧院，但那里没有布景。十二点、两点、三点钟了，仍旧没有。全体行政人员都失踪了，无论怎样往车站打电话和他们联系，我们的努力都落空了。又出现了极度折磨人的惊慌不安，焦虑与时俱增，简直坐不住，应当做点什么，有所行动，帮助做点事，哪怕是消磨时间也好。

已经四点钟了。在竭力为设想的各种情况寻求出路的同时，我随时可能由于疲劳、等待和涨满头脑的各种念头和想法而跌倒。随后我奔向工人和舞台技师们，力求探明，在短时间内不作任何排练，今晚的戏能否顺利装台。我还试图对尚未到达的布景安置灯光照明。然后，我打电话给全体演员、剧院的临时工作人员、私人朋友和熟人，把他们统统预先召集起来，请求他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个人！拯救俄罗斯艺术！！！拯救俄国的荣誉！！！！

“穿上你们最蹩脚的衣服，赶快来剧院等候，需要干活：搬运布景、藤篮，分别悬挂服装，为新来的临时演员穿服装和化装。不要拒绝任何工作。”

钟敲了五下。

很幸运，从车站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们希望能立刻发出第一辆满载布景的卡车。但不知是巡回演出开幕式上演的《费多尔》布景，抑或是订于一周后才公演的另一剧的布景。只能按发出的车厢的顺序卸车。

同时我在考虑加速接车和把布景以及服装分门别类地卸车的新办法。有人基于十分了解法国工人的性情，向我建议这样一着棋：

“法国人爱运动、打赌和跳越障碍。不妨逗一逗他们，拿出一笔值得一争的钱数来打赌。为赢得这笔赌注，法国人随时准备将不可能的事办妥。不这样他们很冷淡，满不在乎，漠不关心，因为能不能演出，同他们毫不相干。实际上他们照样拿钱，其余的事管不着。演不成戏更好，至少整个晚上都不用干活。”

于是，我又蹒跚地走向舞台，转弯抹角地提出打赌的事，挑起他们天生的狂热的神经和对运动和打赌的爱好。最初他们十分淡漠，讲了些一般的话，要我相信一切会安置妥善的。

“可我准备打赌，你们不可能把演出安排就绪，”我争辩道。

“我认为，即使德国工人也未必能办到这件事，”我相当明显地以不共戴天的日耳曼仇人来进行挑唆。打赌的事终于谈定为数百法郎。工人们兴致勃勃，很是活跃。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开始商量着该怎么办以及如何准备。

这时电话通知我们，第一批运输车队出发了。钟已敲过五点半。我们坐等着，仿佛全身开足了马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动手干起来。

又响起了电话铃声。我们奔向电话。原来在从火车站到剧院沿途的街道上发生了堵塞。拐弯时，我们的长条布景挡住了道路。可想而知发生了怎样的情况。想必千百辆车堵满了所有附近的街道，阻塞了所有一切通道。而且这是发生在五、六点钟的交通的高峰时刻！！难怪打算锯断我们的布景，以便使卡车通过。假若把我们的背景画幕锯成两半，那我们怎么办呢？！

钟敲了六下。一刻钟后，第一辆车到达，然后是第二辆、第三辆，等等。

我不打算描写工人们和大批从四面八方赶来自告奋勇充当助手的人所进行的这项规模庞大的工作情景。一个人能抬起在别的时间挪不动的重物和藤篮。用来捆藤篮的宝贵的绳子被毫不吝惜地剪断了。东西刚卸下，立刻有人接过去，拆开，分别取走，分挂在各化装室。每个演员都在寻找和抢救自己的服装，把它们一件件凑齐。在楼梯、走廊、演员休息室、办公室、舞台上，初次穿服装的临时演员在试装。服装师们自愿帮助他们穿戴。在另一处，过道里，角落里，有人在为某人化装。那边不知何物掉下来，砸碎了。有人一面跑着，一面扯开嗓子喊叫他急需找的某人的名字。我则在另一处教临时演员如何穿服装，如何对付刚粘好的胡须和戴着的假发。第三处正在排练整场戏，可是要为搬运大箱子腾出道路和地方，他们被撵走了。从舞台所有敞开的门刮进来的大风和穿堂风把戏装的衣裙和衣服吹得鼓起来。户外已是十二月的天气，正在下融雪。有人疲惫不堪地躺倒在沙发上，有人割破手，在寻找冲洗伤口的水，血正流着，在一切忙乱中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在某个化装室里，歇斯底里的演员可怕地激动起来，因为已打过第一遍铃，他还没找着他的另一只靴子，于是穿着两样鞋一瘸一瘸地跑来跑去，找遍了所有的化装室和楼梯。汗珠从额上滴下来，油彩在融化，可他由于这桩倒霉事哀求、诉苦，嗓子都嘶哑了。在毗邻的化装室诸事顺遂，饰言论角色的演员很沉着，正在安静地穿服装，似乎均已就绪，不必着慌。

第二遍铃声。一切更紧张地骚动起来。舞台上极端紊乱，真不明白人们怎样来清理这些扔在台上以免使着色的画布淋湿受潮而堆积一起的布景堆。看来整个舞台都堆满了，已无处安放这些物资，然而另一辆卡车驶来的沙沙声已临近，它之后等着的是第二辆、第三辆。

舞台外侧的大门已关，因为演出即将开始。连续运来的布景整个晚上注定要在露天受潮，直到演出结束了。这已经是第三遍铃声。舞台监督在催促开幕，因为已拖延了整半小时。观众花钱看戏，才不管这一切呢，他们正在焦急地鼓掌。可是灯光尚未调好，不管青红皂白打出全光吧！哪里还能指望有细微的灯光色调。宁可布景的外观受损，也胜过因耽误下去观众可能焦躁不安而骚动起来。

“就这样吧，开始。”

大厅灯光熄灭。充满剧场和所有通道与折叠加座的观众的喧哗，逐渐平息下来，随之一片肃静，这是我们俄国剧场从未有过的。幕启，演员说话了。

就这样，戏上演了。俄国不至于蒙受耻辱了！！乌拉！至于其他方面，那就随它去吧。

第一景演完，受欢迎，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群众在等待幕启演员谢幕。可是，我们决定在他人寺院中仍保持自己的法规。不过，借助于掌声可延长换景的间歇，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样能让我们坐下稍事休息，甚至同新来的临时演员把部分群众场面排练一下，他们在演出前根本没有见过布景，也未走台和适应它。戈都诺夫与舒伊斯基和解一场受到更为热烈的欢迎。成功是无疑的。心平静下来，身体开始感觉难以忍受的疲乏。但还不能休息，应当赶快回去梳洗，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的，穿上最讲究的礼服，因为演出结束，可能叫幕，我作为剧院的代表不得不上台谢幕。然而，此刻离开剧院，很不容易。首先，你仍然为那尚未就绪的演出和灯光担忧。工人们初次看到并装置这些不熟悉的布景。说不定随时需要你的某些〔手稿中遗漏一词——原编者注〕，而最令人担心的是，某部分景片可能湮没在乱放在舞台上的大堆东西里。事后发现，我们的舞台装置管理眼灵手巧，练就了一套随机应变的能力，没有我在场，也能把出现的缺陷弥补得天衣无缝〔52〕。后台，像往常获得成功时一样，从观众席进来一些穿燕尾服的局外人。他们来祝贺并带来观众的新消息，援引法国报刊、文学家、演员界代表中的这位或那位人士的话。假若第一天就执行舞台的严格规章制度，关闭局外人的入口处，那是不策略的。因此，这次不得不迁就这些不速之客，但下次演出务必采取措施。

换装后，我回到剧院，在剧院院长艾伯托的包厢里看完最后一段戏，他还亲切地邀请我永远使用他的包厢。我感兴趣的当然不是舞台本身，而是观众。目前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未必能找到像在巴黎这样盛装的观众。这里不仅有整个巴黎的而且有全世界的富翁。难怪巴黎被视为世界的京都。

穿着入时的现代观众的外貌是非常独特的。倘若从后排包厢观看这群盛装的观众，看见的几乎是完全裸露的女士们的上身。迷人的和难看的后背、双肩、颈项、手臂——有白皙的、细腻的和透红的，有肥胖的和粗俗的。看不见裙衫，因为袒胸的领口在后身裸露至背部的最后一节椎骨。仅用一条细带子搭在两肩，支撑着前面的一块衣料，以遮掩妇女的胸部。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好是坏，但它很美，无疑地，现代人有其自己标新立异的特点，这大概被认为是一种风尚。男士们头戴高筒帽，身着燕尾服，似乎是着意为了反衬女士们白皙的双肩和晶莹闪烁的钻石光泽而散坐于人群之中。

幕间休息时，我从前面细看，那华丽的衣料、裘皮、头饰1lagrecque(17)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向我介绍了巴黎各方面的知名人士。这是我的老熟人鲁舍——Grand　 Opéra（大歌剧院）院长，多年前曾来俄国，数次光临我们剧院和我的化装室〔53〕。他对一切记忆犹新，显然很珍惜自己在俄国旅行的这段记忆。如今风闻歌剧讲习所一事，他接连不断地向我提问，想知道我是否有意率领我那些从事声乐的青年出国，特别是来巴黎。一旦来访，他愿效劳。这是毕加索——身材不高，体魄健壮，手挽着他的妻子，一位随吉亚基列夫舞蹈团来巴黎的漂亮的俄国芭蕾舞演员〔54〕。这是Comédie　 Fran9aise（法兰西喜剧院）院长。而这是我们的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妻子，这是我们的普罗柯菲耶夫——都是巴黎听众的宠儿〔55〕，这是索林、苏吉宾宁、库塞维茨基〔56〕和在国外耕耘俄罗斯艺术的一代杰出代表。而这是des　 Beaux‐Arts（美术）部长。这是美国亿万富翁，这是一群左派政治活动家。这是摩洛哥王子、印度教拉吒，据传正在向一位俄国姑娘献殷勤。而这是各剧院的一批青年作家、老作家和演员。这是一位法国美女，会讲蹩脚的俄语。她在哪里学的呢？……在彼得堡……她是米哈依洛夫剧院法兰西剧团的演员。这是安娜〔姓的字迹不清——原编者注〕，我认识她时，她还是柏林邓肯学校的小姑娘〔57〕。关于莫斯科，关于彼得堡和基辅，我们曾同时在那里巡回演出，有过多少回忆啊！

演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

随后，是其他戏——《樱桃园》和《在底层》——的首演。后一剧曾为巴黎剧院的演员演过早场〔58〕在这次值得大家纪念的演出中，我们又获机缘能同法国舞台众多的优秀代表相识，他们登台向我们献花并致台词。

文学家们同其他文化机构、协会、俱乐部及个别人士一样，均以宴请、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和晚会的方式，向我们表示祝贺和赞扬。

在这样的一次盛会后，深夜，我们被带领去观光巴黎的一处名胜古迹：la Halle，亦即市场，左拉所描写过的著名的Ventrede　 Paris（巴黎之腹）〔59〕。它使我产生了惊愕的印象。

这里雄辩地证实了人的残酷性和暴戾兽行。我的想象力并未向我展现大城市居民的肚皮每天所要消耗的大量美味食物——飞禽、蔬菜、牛肉、乳制品、面包、甜食等。不幸的各种家禽被屠宰后的鲜血淋淋的尸体和退毛开膛后的躯干，一堆堆地积成山。它们被诡谲而阴险地、但关怀备至地饲养长大，目的在于制作荤性的甜食，以满足人的兽性的本能。处在可怜的羊羔、牛犊、山羊及其他注定死亡但尚且活着的牲畜的这块墓地和意欲吞食这些不幸的活生生的创造物而来此地的人群中，我不能忘怀那些已判死刑但似有所觉察的羊羔和小山羊的惊恐的眼神以及它们的血腥味。我抚摸了一下其中的一个，它信赖而感激地偎依着我，开始舐我的手，以充满信任的眼光向我哀求，寻找庇护。我为自己和人感到惭愧起来。那一瞬间，我多么愿意成为一个素食者。

一座座大建筑物和板棚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鲜果、青草堆积如山。翻江倒海捕捉来的水产正在奄奄一息地作垂死的挣扎。乳白色的牛奶流成河，黄油、奶酪、鸡蛋堆成山，装着各种罐头的大箱一个摞一个地堆成墙。

在市场的中心，即这些悲惨牲畜的大片墓地和殉难处，撒旦仿佛蓄意要嘲笑和凌辱这些牲畜的死亡，亲手在这里和那里布满了寻欢作乐的夜间小酒吧。巴黎人吃腻美酒佳肴，便来这里喝大葱清汤和其他普通的乡村饭菜。窗外晨曦初现。在窒闷的烟雾腾腾、啤酒味弥漫的小屋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人，音乐喧嚣着，一些女人始终在跳那令人生厌的、呆滞而不加掩饰的淫荡的狐步舞。上流社会那些疲倦的纵酒作乐者消磨一个夜晚后，又夹杂在工人中间，开始其漫长的奔波的一日——他们酒足饭饱后才就寝，着手工作前尚需进食提神。

在肚子填得饱饱的这样一顿晚餐之后，又跨入同样遍布于市场的咖啡馆。那里是类似的情景，区别仅在于，咖啡、葡萄酒和甜酒代替了清汤和啤酒。旭日照耀着纵酒作乐者和工人们苍白的面庞。在白天的光线下看一眼自己，为了那前一个夜晚，不免自惭形秽。恨不得赶快离开人群，独自躲在自己房间里好好睡一觉，借睡眠把过去同将来间隔开，盼望这样能有助于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凶恶的野兽。终于，打着饱嗝，吐着带葱味的噎气，酣睡起来。

在这里，在巴黎，为保存欧洲世代相传的舞台文化，我也不得不同舞台艺术的许多代表谈及国际协会和讲习所的事。在du　 Vieux　 Colombier（老鸽巢）剧院毗邻的餐馆举行了午宴，并就该问题同科波、热米埃和英国著名导演兼作家巴克尔进行了座谈〔60〕。另一次，我又和吕尼埃‐波埃、德普雷〔61〕谈论此事。大家都极愿响应我的建议，同意带领他们所有的剧院和剧团的主要演员的集体加入这一事业。但是，没有资金，并且由于战后国家贫困也无从指望巴黎那些庇护文艺的财主们，我们注定会面临金钱问题。

谁知道呢，也许在美国那里……

试试看……

那里的美元已从装得鼓鼓的口袋里撒出来……满街都铺着美元……

美国是一片乐土，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当巴黎刮起带雨的寒冷的秋风时，我不禁想起海洋和漂洋过海时的情景，想象着那凛冽的气流在浩渺无边的水面上空畅行无阻，似乎能够穿透轮船的舱壁并从所有紧闭的缝隙钻进来，吹透缀有棉里和皮里的最厚的织物。

“必须准备御寒的衣物！”我决定后便购买了绒衣、厚手套、围巾和皮帽等。我把所有这些东西塞满了我的大箱里剩余的不多的角落。

巡回演出已近尾声。定于1922年12月26日起程赴美。所有布景、服装、物资已运往大洋彼岸。剧团有几个人作为赴美的先遣人员已经出发，剧团大部分人在我们俄国经纪人列·达·列昂尼多夫的保护和率领下，在巴黎等候出发的日期。趁我们空闲之时，人们邀请我们在巴黎的Réveillon（圣诞节）日即兴演出一些节目。即所谓圣诞节前夕的晚会。按照当地的风尚，所有的剧院都将演出短小精悍、专为这个晚会而准备的戏。

可是，没有布景和服装能演什么呢？幸运的是，这趟旅行的组织者深知有备无患，因而随身携带了《卡拉马卓夫兄弟》中某些场次（斯涅基列夫的几场戏、伊万·卡拉马卓夫的疯癫、“小鬼”）的服装，以及屠格涅夫的《外省女人》的全部服装。晚会便由这些节目组成，外部则借助于ad hoc(18)所设计的新的装置手法，用屏风和幕布加以布置〔62〕。这次演出聚集了盛装打扮得最漂亮的节庆的群众，来此观看这位严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片段，出乎我们的意料，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被搬上舞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显得分外辛辣，法国人深受感动。

这天晚上，在众多的贺词、礼品和如雨的鲜花中，我们十分隆重地向巴黎的观众作了告别，他们的盛情款待使我们感到温暖，还发给了我们赴美所必需的特许证。我们在巴黎逗留的全部时间内，大洋彼岸的电报机始终不停地在工作，将丰富的材料送到我们的才智卓著、精力充沛而不知疲倦的美国经纪人莫里斯·盖斯特手中，对此无须赘述了。

1922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全部用来准备起程。全天十分繁忙。首先是捆扎个人的东西，拜访——pour prendre congé(19)，以及节日琐事。然而，主要是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破坏了我的安宁。事情是这样的：中午，那位受莫里斯·盖斯特的派遣紧随我们的可爱的美国女记者来通知我，美国报刊上出现一些简讯，要求政府根据种种政治条件，禁止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剧团进入合众国国境，至于什么条件谈起来未免枯燥，本书不宜多述。美国一家大报驻巴黎的记者想亲自和我商谈此事。我们去了。受编辑部委托的这位可敬的记者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不得不婉转而极其策略地予以答复，这样才不致伤害各个敌对方面，我被夹在中间仿佛受到种种缓冲力的挤压。

最初，美国记者严峻地注视着我，但后来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彬彬有礼代替了严厉。他拟就一份使我十分满意的电文，可是仍无从担保我和我的同伴能够畅行无阻地进入合众国国境。当然，自这时起对未来的担忧已潜入并深藏在我的心灵里。

翌日，1922年12月26日凌晨，我们便集合起程，在许多巴黎朋友和崇拜者的欢送下，踏上遥远的旅途。要和妻子分手，她返回德国到孩子们和孙女身边去；和熟人告别；大洋彼岸的前景不得而知；刮着强风的寒冷多雨的恶劣天气预示着不愉快的旅程，拥抱，握手，祝愿，鲜花，糖果，列车开动前默默地在窗旁伫立良久，脑海中翻腾着种种惶惶不安的思绪。

震动了一下，列车启动了，最初人群走着，继而在列车后面追赶起来，手绢久久地挥动着，传来妻子最后的叮咛：“留神汽车！别住五层楼以上的房间。”

“为什么偏偏是五层以上，而不是十层以上呢？”我揣摩着，一面分析妻子的最后几个字，一面站在窗前向亲人们挥动手绢，火车走得愈远，他们便变得愈小。

挥手这个举动不由使我联想起一位喜剧人物的教导，那是在我初次动身出国时一位朋友、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向我提供的：“火车一开动，”他对我说，“你就把检票员叫来，给他20个戈比小费，吩咐他使劲在窗口挥动手绢。这时候，你走进包厢，打开窗户，把所有赠送你的鲜花和糖果从窗户里扔出去，这样它们才不至于挡道，破坏空气和使肠胃失调。”

列车向着瑟堡方向疾驰，我在车厢的角落坐下，默不作声地久久地坐着，克制着焦虑不安的情感和脑海中闪现的比火车更急速的思绪。当你感觉眼前将有许多空闲时间，并意识到自己同整个过去的、刚刚还在沸腾的紧张而令人疲惫不堪的京都生活已经一刀两断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受这些思想感情的支配。

列车离站后的这一瞬息间的急剧变化是多么美妙和惬意啊。刚才还处在各种事务的漩涡中忙得焦头烂额，刹那间，我已从方才的一切操劳中解脱出来，它们立刻成为过去，被抛在后面了，眼前是彻底的自由，没有任何事情，却拥有无限多的闲暇时刻，而过去连一小时也没有。

毋庸讳言，真有点惧怕单独一人飘洋过海，听凭那一望无际的海水的空间把我同家庭隔开，那空间一向是没有经验的旅行者的威胁。当时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总不免会一闪念地想到死、孤独和活着的亲人的命运等。何况面临的是一个可怕的国家，关于它已经有幸听见和阅读到许多惊人的、不寻常的、有趣的和不愉快的、引人入胜的和令人恐惧的种种见闻。黑魆魆的街道上空是狭长的天桥，下面不见天日。一行行车辆、出租汽车和地下、地上及空中的电车永不间断地运行着。人群熙熙攘攘，始终在匆忙地奔向某处，你不便喊住或阻止任何人。即使决心这样做，也不会有好结果。那里时间便是金钱，没有特殊必要，是不能占用时间的。身无分文，而又处于如此嘈杂纷乱的环境中实在可怕。倘若我们失败了，或者由于我们俄罗斯人一贯的疏忽大意而未能切实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或由于某人病倒而中断演出，那怎么办？剧团组织得如此紧凑，一旦出现意外，没有一个人能顶替。

于是我想象出这样一幅情景：合同被破坏和撕毁，我们——大批人员和物资——均被抛在大街上。“怎么办？”我向自己提问，“等待莫斯科的援助？”可是，按照当时即两年前的行情，需要多少苏维埃卢布才能兑换足够的美元作为我们返回祖国的盘缠？而回莫斯科后，我们将在那里做什么呢？剧场已让给讲习所。一切需顺应既定的计划和剧目……〔63〕我这样想着、想着，满腹愁闷的情绪油然而生。不过，

有时，太阳会冲破雾霭，于是我又设想出另一幅美国式的欢乐图景：一举成功，群众涌入剧院，每天座无虚席。我们能储存起一大笔钱，足以在俄罗斯艰难的革命过渡时期，保证我们剧院多年的生计。这将帮助我们保持和维护几个世纪来我们艺术的全部成果。美国必定会理解和热爱我们的艺术，互相的联系必将得到加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和平与幸福的生活或许就会得以恢复，各民族将通过艺术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人民的心灵，相互接近和了解。

有人对我耳语说，我那陷入沉思的模样颇使剧团的人困惑不安。因此不得不控制住自己，从离群独处、思虑重重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便起身去探望整节车厢里的各个包厢。所到之处，情绪各异。有的包厢里，青年人在齐声歌唱，需要制止他们，免得过于触犯法国人的礼节和规矩，他们在战后已变得若有所思和严肃起来。在另一个包厢里，那些把妻儿子女留在欧洲的父亲们和丈夫们，怀着和我同样的心情。在第三个包厢里，简直开辟了一个办公室——瑞明顿式打字机在哒哒作响，迅速打出了一些清单、账目以及对眼前的行李重量和海关检查的计价。在第四个包厢里，坐着莫斯克文，他那一本正经的、出其不意的俏皮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在第五个包厢里，中心人物是鲁日斯基，他正以取之不尽的想象力描述剧院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思议的逸闻，其中我和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是主要的喜剧人物。这里有由于我在信中的笔误，因而互相打了电报，电文机智而诙谐。

抵达瑟堡后，我们随车托运的所有的大批物资都准备接受严格的检查。在我们到达时，正值凡尔赛珍贵而古老的郭伯廉壁毯被盗。为了查寻失物，任何过往行人都将受到仔细的搜索。但是，事情并不像大家所预料的，我们迅速通过了海关检查，登上那被汹涌的波浪拍击的码头。

那里停泊着一排小轮船。大家明白了，我们还不能直接登上自己的那艘轮船，它无法靠拢码头，正在开阔的海面等待我们。这个意外对于我们这些不适于航海的人来说，颇令人不悦。望着远处高高的汹涌澎湃的波涛和这些小小的轮船，我们绝不指望眼前的旅行会给予多少快感。下起了雨雪，但无处藏身，因为还不允许上船，还须照看自己的小件行李。大家在等待把旅客的大小行李装进小轮船。

唯有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才允许大家上船，我们急忙钻进船舱，躲避这恶劣的天气和寒风。但当我走下舷梯进入船舱后，便感觉到一种压抑，脚下摇摇晃晃，令人非常不快，这是晕船的预兆。当我经过一面镜子时，身体偶然在里面一闪，那苍白的脸色真令我吃惊。全身软弱无力。难道这一状况将在整整一周内伴随着我直达新大陆？

我急忙上来。在外面站一会。船虽系着，仍有小小的摇晃。我在一个有遮阳的木箱上憩歇，闭目倚靠着箱子。但我能这样半躺着的时间并不久。我们的流动办公室来收集那些必须交验的证件了。我的这份证件不在。我当然断言，我不曾有过此证件，可是办事人员发誓说，他已交给我，无此证件是不允许上船的。冷汗从所有的毛孔往外冒出来。怎么办？也许我把它放在大件行李里了。打量一下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大箱子，我领会到，若想找到自己的箱子，并在我们所处的拥挤不堪的环境中把它打开，那将费多少周折。或许我把证件放进了小件行李。像一贯常有的那样，此刻我恍惚忆起把证件放进手提包的那一瞬间。于是，我瞥一眼那成堆的小件行李，看见我的手提包被压在我之后上船的旅客的大堆东西下。需要把我的行李抽出来。额头上汗如雨下。由于使劲和焦急，我甚至忘了摇晃。就是这个手提包，可是，真糟糕，证件不在里面。又找到另一个提包，那里也没有。最遗憾不过的是，证件就在我的口袋里，夹在笔记本中，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该放的地方。绝对想不到，也无法理解它是何时和怎样钻到那里去的。

整个这一惊慌失措的情景，使我联想到《樱桃园》里的地主比希克，他由于遗失东西而大惊失色，随即又平静下来，怡然自得地微笑着扬声道：“啊，它们在这儿，找到了！”

“可我这个粗枝大叶的家伙还去美国呢！！”

真是祸福相倚。焦急治好了我晕船的毛病。可惜，时间不长。船刚离岸，就颠簸起来，前后左右地摇摆，因而出现更加厉害的晕船的征兆。

天色完全黑下来。海水仿佛墨水一般，掀起的灰色浪花恰似一张敞开的大嘴，露出腐朽的灰色巨牙和唾液。有时竟颠簸得连堆放着的大箱都挪动了，有人尖叫一声，以为成堆的行李会倒下来，砸在依偎于狭窄通道旁船舷的旅客身上。走吧，免得遭殃！我踉跄地走着，碰撞着旅客的背和双肩，撞在那堆行李上，踩在摇晃不停的地上，我跌跌绊绊地拖着步子往下走到昏暗处，刚刚跨进大统舱，它的四壁、镜子、沙发几乎全都要翻倒在我身上，随后又倒向相反的一边，把我也拉了过去。

不行，宁可让箱子倒下压在我身上。还是上去，愿上帝保佑，我们很快就会到的。

我站在甲板上那堆眼看要翻倒的箱子旁，挤在互相紧靠着的忧郁的、聚精会神的人群中。水手们在匆忙地捆绑行李，据料将会有更厉害的颠簸。在海上你注意船员的工作，可以据此推测到即将发生的危险。眼下他们这样匆忙不是好兆头。

到达大轮船需要很久吗？真想找个人探听一下。许多人开始向远处凝视，手指向黑暗处。

“那是什么？”

“那就是‘玛热斯季克号’。”

“在哪儿？”我奔向船舷。

刺骨的雨雪扑打在脸上，我无法驱散那一片漆黑，以辨明远处的东西。这里和那里闪烁着一些颠簸的船只的灯火，时而消失，时而显现。另一些火光变换着色彩，以不同的节奏和速度一灭一亮地在空中飞驰。显然是些信号。

“可是，‘玛热斯季克号’到底在哪里呢？”

想象力开始描绘出一艘虚构的轮船的某些轮廓，但立刻又被黑暗所遮掩。终于似乎什么东西闪现了一下，有一排排的小火光。难道这就是“玛热斯季克号”吗？怎么啦？这么小？乘这样的船怎么能在海洋里航行呢？视线又被正在行驶的船只遮住，船的蒸气咝咝作响，被它切断的波浪发出哗哗的声音。我们驶过一座座墙似的巨轮，我选择了一下，愿意乘哪一艘横渡大洋。有两艘我能够信赖。我们的船越走越深入黑暗。航行了足足半小时，远处什么也看不见，据此判断，我们还须行驶同样的时间。

标灯！看来已是防波堤的尽头。

怎么啦？在开阔的海面上居然乘坐这样的小船！！而且是在风暴中！可谁也不说真话，既然在甲板上都难以站稳，风吹透了呢上衣和棉大衣，可见这是真正的暴风雨。

颠簸越来越厉害。

难道他们真打算就这样把我们送到美国本土？

天哪！我多么能理解和同情克里斯托芬·哥伦布和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处境啊。为完成这样一次航行，他们经历了何等的风险啊？！

船急速地转变了方向。随之，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极不寻常的美妙景象。这是什么？难道是节庆的彩灯？是正在举行舞会的灯火辉煌的宫殿抑或设有兵营的海上大堡垒？灯火通明……真是庞然大物！我们愈驶近，这巨物愈是增大，数千盏灯愈发光芒四射。由于在黑暗中的颠簸而使人产生的郁闷，急速转为欢愉的希冀：进入这海上神奇的宫殿，里面暖洋洋的，有晚餐、床位。眩晕立刻消失了。然而，高兴未免过早。在迈进天堂的大门之前，还需经受磨难。

我们驶近数层楼高的庞然大物。请设想一下小轿车驶近一座巨大楼房前的情形。这正符合“玛热斯季克号”和我们的小不点儿轮船之间的比例。已经可以清晰地辨别巨轮的形状了。我们已经看清哪里是船首，哪里是船尾，哪里是烟囱和桅樯。一排望不到尽头的圆形小舷窗。那是一个个小座舱。这就是开着的大门，在第三层。这显然是正面入口处。轮船如此硕大，乃至当我们进入它的水域时，摇晃停止了。船身挡住了海浪和它的波动。船附近的海水是平静的。不过，看来还须等待许久，我们的小船时不时地又被水流带至颠簸剧烈的水域。聚集一起的小船犹如奔赴剧院和舞会的马车互相碰撞着，颇令人不快。大家在耐心地依次等待，但我们的领港员显然不够耐心，决定试着从“玛热斯季克号”的另一侧，即波涛起伏的一侧停靠，于是将船绕过巨轮的船尾开去。一个浪头打来，把我们推向大船，我们的船剧烈地冲撞在“玛热斯季克号”的船舷上。继而，转瞬间波浪的逆流又将我们卷走，致使我们又以全力撞击在巨轮的船舷上。我们的船舷不知钩住了什么，倾斜了。船上的箱子稍许挪动了位置，大有压垮我们之势。为靠拢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的船冲撞在巨轮的船舷上，处境危险。有的波浪沿着船身向前滑行，把我们也一并带走了。这时我们擦着大船的侧面，随波而去。

我们从大船的窗户里窥见了它的内部生活：大餐厅，一等舱里盛装的女士和男士们。随着波浪前进，我们还能看见邻室和舷梯上所发生的一切，仆役们正端着碟子、托盘和餐具快步地来回走动。再往前行驶，我们从富丽堂皇的客厅的一侧擦身而过，第一批刚吃罢晚餐的人正在里面喝咖啡。继而，仿佛是在暴风雨的任意摆布下，我们参观了整个轮船，视察了船舱里的一切情形。在一个舱室里，一位女士正在娇媚作态地打扮，涂口红，然后又自言自语，站在镜子前孤芳自赏地卖弄风情，装腔作势地转动着颈项和头部。但是，我们船的撞击声最初使她一惊，接着她窘住了，发觉我们无意中窥见她的隐私，急忙掩上窗帘。在另一间舱室，有一个病人或许是晕船的旅客，身穿睡衣，头戴土耳其帽，躺在床铺上，他眼看天花板，挥动着双臂，显然在想象中和某人交谈。

一个强有力的浪头扑过来，我们的小船危险地向一侧倾斜，于是多数女士们用最高的调门尖声叫起来。这刺耳的叫声越来越频繁地重复着，大概这是迫使领港员放弃了从波涛滚滚的一侧登船的不成功尝试的有力原因。小船一面同波涛搏斗，朝不同的方向厉害地倾斜着，一面绕过巨轮的船尾，进入平静的水面。当我们缓慢地沿着轮船长长的船身行进时，又得以平静地观察它另一侧的内部生活，预先体验我们所期待的舒适、温暖和惬意。漂浮的大厦对于我们犹如坚实稳定的陆地，那是任何一个经受波涛颠簸的航行者所向往的。

我们的小船上出现了一阵紧张和骚动。所有的人都来到底层：出示证件并通过医生的检查。大家鱼贯而行地经过站在门旁的检验员。我们虽则坐的是英国船，但此番是为去美国而通过检查。回忆起驻巴黎的美国记者提出的警告，我忐忑不安起来。倘若不准许我们上船继续航行怎么办！！感谢上帝，似乎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然而，在下一个门旁是另一项检查——健康检查。我们经过时，医生机警地观察着我们。瞧，这个跛腿的被叫住了，带向一旁，没有放行。不幸的人！瞧，在我们的一位演员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他怎么啦？原来是由于两眼发红而引起怀疑。美国不欢迎任何有残疾者尤其是传染病患者入境，而某些眼疾正在美国猖獗地流行，因此他们十分惧怕。

终于轮到我们了。船靠拢后，从上面放下舷梯，我们登上梯子，走进宽敞的前厅，立刻有踏上坚实土地之感，因为船已抛锚停泊。接待我们的是船长助手、一个极其和蔼的人，将我和一位演员领进轮船办公室，公司的一位经理向我们表示了欢迎。随后，领我们去二等舱。沿途我们遇见衣着华贵的头等舱旅客——袒胸露臂的女士和着晚礼服的男士，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们那被雨水淋透、满面倦容的模样。

豪华和〔手稿中有遗漏——原编者注〕、温暖和寒冷、风暴和平静，它们之间的对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此刻不禁使人忆起不幸的“提塔尼克号”〔64〕，它是正当无忧无虑的旅客在舞会上翩翩起舞、欢笑作乐时遇难的。

在我们遇见的旅客中，有一位犹太作家绍洛姆·阿什〔65〕，他长期寄居欧洲后正欲返回美国。在此处的大海中，在异邦的领土上，居然邂逅熟人，岂不怪哉。

二等舱比头等舱简朴得多，但也相当适意，我的舱室很舒适，且有“White Star line”（“白星航运公司”）轮船公会管理处赠送的漂亮花篮作为装饰。这样的关怀使我们深为感动。

此刻我们只能匆匆地稍事整理和梳洗，因为大家很匆忙，怕错过最后一批晚餐的时间。在二等舱餐厅进餐的人穿着随便。这里不必穿晚礼服。老实说，这样更愉快，否则不断地更换衣服太令人厌烦。

底层的圆柱大厅坐满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旅客。他们当中许多人带着亲属、孩子和家具什物，但满脸愁容，心事重重。这些人由于现代半文明生活的艰苦条件，不得不在自己风烛残年更换祖国。他们中间有些是老人，横渡大洋是为了求得葬身之地，有的人则是去谋生。怎样的前途在等待他们呢——贫困或富裕，幸福或死亡、荣誉或屈辱？

他们伫立在甲板上，急切地寻究着未来，以不可思议的探询的目光凝视着汹涌澎湃、一望无际的海洋与蔚蓝色天空接壤的远方。

晚餐正在酣畅地进行。几乎座无虚席。我们被安排分坐于不同的餐桌。这一情况使许多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熟悉语言（英国船上只讲自己本国语言），所以像哑巴一样束手无策。不过，演员善于摆脱困境，随机应变。不会用语言表达，就用手势和面部表情加以解释。有人甚至用拟声的方法给自己订菜。他想要猪肉丸子，于是把服务员（轮船上是这样称呼侍仆的）叫来，学着呼噜呼噜的猪叫声。对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另一人想吃兔肉，便用手来表示长腿牲畜是怎样跳跃和竖起耳朵的。第三者用手指弹了弹衣领，表示要葡萄酒，但英国人不理解这个纯俄罗斯式的手势。它无法翻译，只有俄国酒徒才明白。

船上的饮食通常很饱人。经过这疲劳的一周、忙碌的一天，受尽颠簸、寒冷、雨雪的考验，能够坐在这坚实的地板上，处于暖洋洋的气氛和明亮的灯光下，真是太适意了。但是，忽然脚下响起某种碰撞声，整个大房间微微下沉约一、二寸，然后又带着我们整个地升腾起来。这已足以使一切美妙、愉悦的心情连同食欲消失殆尽。选定的令人馋涎欲滴的佳肴立刻失去了自身的美味。唯一的愿望是：趁早赶快离开这个跳跃的大房间，回到自己舒适的小舱室，闭目躺在自己的铺位上。

在颠簸中通过舷梯和走廊，决非易事。你想抓住栏杆，可它离开了你，或者当你迈步下台阶，以为自己在往下走时，台阶却自动升起，向上挺举。你感到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手势；而周围的一切却在支配你，随心所欲地推动着你——爱把你推向哪里就推向哪里。总之，颠簸时，犹如处于一名醉鬼的状态，一切在你眼里都在剧烈地摇晃，你失去平衡，晕头转向。我走在忽而升起忽而下沉的地板上，踉跄地跨进舱室，立刻和衣躺倒在床铺上，甚至顾不得清理那胡乱堆放的手提包。我闭目久久地躺着，侧耳倾听那轮船典型的螺旋桨旋转的深沉的敲击声，海水泼溅船身的哗啦声和波浪时而扑打过来时而退却的喧嚣声。这部交响乐的音响背景，是风的怒吼声与呼啸声以及轮船木制部件的嘎吱声。

躺着是多么安逸啊！只要我还没有躺腻，自己还不想离开床铺，就决不起来。我觉得，经过这番折腾和三个月来在欧洲的漂泊，应当让自己的躯体能够躺下稍事休息了。一连数日地躺着、思考、读书，和全世界隔绝，无须履行任何职责，这才是享受呢！！整整三天我全身心地沉湎于这一幸福。早八点，唤醒旅客的铜锣声一响，我便醒来。梳洗，又躺下。按铃叫服务员，他端来大杯咖啡，为适应船上的颠簸，杯子没有盛满。我的船舱位于上层，浪花打不着，因此我打开窗户并躺下，身上盖得厚厚的，一面享受海上的空气，一面可以幻想、思索、阅读或者同不受颠簸影响的拜访者交谈。我不慌不忙地穿上睡衣，仍然乐意躺着，等待十二点进早餐的敲锣声。早餐为我送进了舱室。然后又是卧床、幻想、阅读或睡眠至五点（fiveo＇clock），喝茶、吃传统的吐司(20)，接着依然是幻想、阅读至响起午饭的锣声，尔后又是幻想、卧床或同来访者交谈。随后是夜晚，在夜深人静时海水、波浪、机器和风的喧嚣声、嘎吱声及其他声响听得分外清晰。

醒来细听：明白啦，震荡加剧了，打开电灯，四壁又前俯后仰起来。靠墙放着的箱子倒向另一面，平躺在地板上了。

这说明摇晃得很厉害。

赶快熄灯，因为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内心、头脑和眼睛里旋转，不禁想赶快躺下，闭上眼睛，而且是长时间地无法入睡地躺着，倾听着各种音响。轮船的螺旋桨时而深沉地哗哗作响，时而骤然从水中挣扎出来，加快转速，震撼着整个船身。这意味着波涛汹涌。不仅前俯后仰地颠簸，而且左右摇晃，当你往下坠入浪底，整艘船连同我们所有的旅客仿佛要被击穿和卷入海底时，在你再次飞腾起来之前，却感觉在倾向一侧，又向下滑去。然后，沉到浪底，船似乎停住了，继而你觉得它又在鼓足力气向上爬，竭尽全力，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攀登高峰，及至浪脊，它已近乎被撕裂，旋即又一头扎下去，潜入水中，在重新艰难地升起之前，又在浪底停顿一阵。

这时有人在跑，脚跺着地板。铃声，像是警报。上面的甲板上忙碌起来，许多双脚踏在地板上发出咚咚声，一根缆绳被拉起来，锚链叮当作响，有件东西正在我头顶上倒塌下来，我的心在昏昏欲睡中砰砰跳动起来。

不会是遇险吧？

不是，铃声再起，所有的人都走了，甲板上安静下来，两名水手正靠在我的窗户下悠闲地交谈着，在他们絮絮语声的伴随下，我又将入睡，头感到轻微疼痛，心脏、喉咙、脑袋均处于昏厥状态。

这样度过三天，天天如此。不过其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事情是这样的：轮船驶离欧洲，航行一天半或两昼夜后，途经墨西哥湾暖流地带。昼夜都变得暖和起来，夜晚奇妙而柔和。

然而，如此温暖对大海的影响并不大。它心情地嬉戏玩乐，不停地摇荡，一时难以平静。在灿烂的晴空下，风却格外强劲起来，整个海面白浪滔滔。在我尚未拿定主意是否走出舱室前，白天、晚上我始终在敞开的窗户下仰面躺着，鼻子呼吸着海上的气流。当船只逆风而行时，一股温暖、潮湿、芬芳而含有咸味的空气袭入我的舱室，深深地钻进胸腔，使它完全舒展开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品尝海上的空气更愉快的事……我觉得，倘若有人要我嗅一嗅海上不同的空气，正如让一位品酒行家尝试不同的酒那样，我只消对着一个、两个、三个口袋吸一吸，便能把这大洋的空气同波罗的海、地中海和其他海洋的空气区别开来。

晚上，在这犹如白天喝茶时一般温暖的夜晚，传来了管弦乐声，当然乐队始终如一地在演奏狐步舞曲。显然，甲板上正在跳舞。颇想起床，可我刚要穿衣服，又是一阵眩晕、难受和其他不快之感，完全打消了刚刚出现的愿望。

翌日，天气寒冷，风暴极大。据说甚至下过一阵雪。不能开窗户，我只好躺在窒闷的舱室里。原先白天已惯于陶醉在海上空气中，如今没有了，实在难以忍受，因此我决定在航行的第四天振作起来，过正常的生活。既然有此愿望，亦即意味着我本能地感觉能够作此尝试了。第二天，我不假思索地起床，穿上衣服。可是，这天颠簸得实在厉害，我在梳洗时不止一次躺倒下来。然而我仍然决定上去。到上面去的这段路颇危险，我数次停住，犹豫不决，打算折回去。幸亏我们团所占据的甲板离我的舱室不远。于是我很快勉强走到同志们为我租赁的靠椅旁。冷风飕飕，我并不后悔穿了棉大衣。

天空呈铅灰色，波浪滔天，白色的浪尖喷溅着泡沫。浪花不时舔着我们高处甲板的船舷，甚至将海水注入甲板。我们明白，这意味着多级风暴。当我站在停靠于“玛热斯季克号”旁的小船上颠簸着准备换船时，我翘首仰望那高耸的巨轮，一心以为波涛再大也不至于达到我们所在的上层甲板。看来我错了，而且即使这样的巨浪也不可怕。

甲板上，我们躺着的那块地方有帆布遮蔽，因为这边没有风，风自对面吹来，那边连遮挡的幕布都无法展开，风使劲地撕裂着它。据说，简直不能往那边去，那里的风极为猖獗。难怪我们这边的甲板上人数众多，只腾出一个不大的通道，其余的地方统统被躺在靠椅上一动不动的身躯〔占据〕了。我立刻补充了他们的行列。

应当承认，我对自己的韧性感到惊讶，因为我没有料到能经受住这种比较剧烈的震荡的考验。的确，我为自己能躺着而高兴，而且十分高兴。不到半小时，我便感到微微冒汗。天气虽凉，可是连仰卧着都觉得发热。多么奇怪？原来甲板顶上有一个大蒸汽管通道，是它在为我们送暖。因此多数旅客穿着薄大衣，有的甚至不穿，只盖着船上为躺卧而分发的毯子。

我随身带的书自然是用不着了。无法阅读，但这样躺着，虽则颠簸，也十分舒适。孩子们围着我们奔跑，尽管处在风暴中他们也同样兴高采烈。女演员舍甫琴科的极可爱的女儿、一个两岁的孩子，选中了莫斯克文做她的保姆，于是他一连数小时地领着她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想出许多不可思议的花招，逗得孩子尖声喊叫，那声音超过风的呼啸。这是演员布尔加科夫夫妇和女演员塔拉索娃的两个男孩，他们手挽手地走着，并故作深奥地在大发议论。那边演员列昂尼多夫的儿子和女儿正努力沿着地板上画的线条通过，可是由于摇晃而做不到，那身不由己的摇摆使他们兴奋不已。孩子们总要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跑去报告他们自己新近认定的奶奶、鲁日斯基的妻子，她已结识一位可爱的美国女士，和她交了朋友，互相谈论各自在美国的和在俄国的生活。所有其他演员也都有了各自结交的美国人，正在用手势和其他舞蹈式姿势向对方解说。

今天上午早餐前，轮船管理处原订要举办各式各样的有奖游戏。但是，由于颠簸和风暴而不得不取消。

这时有一位可敬的女士、美国人走到我面前，说了几句英语。但我不明白，便转用法语和德语和她对话，可是我的交谈者都听不懂，于是我不得不起身去给自己找一名翻译。原来这位美国女士曾在巴黎看过我们的戏，现在想谈谈自己的观感。大概由于全神贯注于谈话，我忘了颠簸，竟然在摇晃的地板上站立了整整半小时之久而无任何不适之感。可是，当我一旦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耐时，我的脑袋又立刻眩晕起来，我匆忙同这位和蔼的女士道别，在自己的chaise longue（靠椅）上躺下，闭目片刻。波浪泼洒到甲板上，坐着的人都蜷蛐着腿，在甲板上站立和行走者则急速地退向他处，避开地板上一阵阵流淌着的海水。

早餐前一小时，穿着缀有金色纽扣上衣和制服帽的服务员已在分送吐司和一碗清汤。而我尚未拿定主意是否进餐。随后锣声响，第一批人进餐，尚未轮到我们，甲板空出一半。水手们出现，开始清扫和擦洗地板，这已非第一。

这时轮到我们了。去不去下面的餐厅呢？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了，时而被抛向这面墙，时而抛向那一面，我立刻紧紧抓住沿墙的扶手，犹豫片刻，几乎已决定赶快跑回自己的舱室，可是再一掂量，舱室比餐厅更远，于是加快步子，以便能尽快地坐下，闭上眼睛坐一会。真奇怪，早餐吃得很顺利。不过，这时我觉得早该回自己的舱室了，于是朝那里走去，突然有人通知我，著名医生、心理学家库埃〔66〕想见我。他很客气地从头等舱过来和我相识，想谈谈他所热衷的主题：应当如何在自己意志的授意下，借助于奋然欲成为一名健康者而不屈服于病痛的愿望，去同种种疾病作斗争。对此相识我很高兴，并打算向他请教我这方面极感兴趣的关于创作心理学领域的若干问题。

库埃用优美的法语长时间地、趣味盎然地向我叙述了自己的发现。他是那样不同寻常的和蔼可亲，邀请了许多我们中间通晓语言的同志参加我们的座谈，从而形成了一次即兴讲座。然而，我无法利用这一幸运的机缘来阐述自己的疑惑，因为大客厅异常剧烈地时而下沉时而升起，又时而旋转起来，而风的吼声夹杂着暴风雨的其他声响压倒了说话声。

夜晚的情况更糟糕。尽管船身很高，波浪仍浸湿了甲板。谁也没有出来，甚至晚饭后的舞会也宣告作罢。虽然管弦乐确实演奏了一阵子，但时间不长。

有时摇晃得很厉害，以至客厅的家具都随着船身的倾斜而移动。

据说夜间更可怕。几乎谁都未入睡。船被高高地掀至巨浪的顶峰，又噼啪作响地滑将下来。事后我们才知道，船长很担心会遇难。一些通晓航海事业的人和船上的饶舌者断言，船身处于浪峰上随时可能被劈成两半。甚至传闻，那天夜里船长向海岸发出了无线电报，声称船正处于危险中，可能遇难。后来我们得知，确实发过一些电报，吓坏了大陆上注意我们航行的亲友们。他们从报上得悉，“玛热斯季克号”遇到最强劲的风暴。

第二天，海上的情况很糟，颠簸剧烈。大海犹如一头老海狮，可我已习惯它了。因此我穿上盛装，决定去头等舱回访库埃。按照轮船的规定，从二等舱进入头等舱相当麻烦。需要费一番周折，得到许可才行。我比较容易地达到了目的。当然，我首先利用此机会观光了船上整个显贵的部分。是绍洛姆·阿什在这方面给了我协助。

的确，一、二等舱之间的差别很大。那里什么不具备啊！富丽堂皇的前厅，讲究的舷梯，还有客厅及烟室、茶座、音乐厅、舞厅、健身房，应有尽有。此外，有一个大浴池。我很幸运，在我走进头等舱时，浴池正在为男士们开放，因而能够参观这个巨大的场所，它比我们莫斯科的桑杜诺夫斯基澡堂里可供游泳的水池大二至三倍。由于颠簸，水向四处拍溅。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游泳不无危险，很容易碰撞在水池坚硬的边缘上。大概正因为如此，一个沐浴者都没有。在嵌有玻璃的暖和而漂亮的甲板上，放着许多撑开的躺椅，但无人问津。仅仅在一张椅子上躺着一位美国小姐。

远远地瞥见我，她欠起身来，走到我面前作自我介绍，并说她带着一封从巴黎来的吕尼埃‐波埃给我的信。这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美国女演员。她举行过戏剧晚会，几个人物的整场戏都由她一人扮演。有取自世界各民族——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犹太人——的美国侨民生活中的场景。这里有青年人、儿童，有老奶奶、母亲和女儿，有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她们正在争论我们一知半解的但对他们却至关紧要的关于侨民的疾苦。在另一场戏里，他们站在轮船上，即将离开欧洲故乡的海岸，转瞬间，他们又站立在甲板上，以探询的眼光凝视远方抑或于雾霭中遥望自己所投奔的新的祖国的海岸。随后，轮船靠岸，海岸的码头上，同他们阔别多年的亲属——女儿、母亲、姐妹或妻子——正在大声地冲着他们说话。演员既迅速又简便地在变换着角色。就是这样一条彩色小头巾，她动作麻利地用双手把它别具一格地扎在头部、颈项或头发上，便成了一位年轻妇女。而这条深色格子头巾，时而戴在头上，时而披在肩上，或颇为别致地搭在肩头，于是又成了老太太，抱着乳婴的妇女和年轻姑娘。

她的才华和她的创作样式既使我惊愕又感到十分有趣。我同她聊了相当长的时间，全然忘了船的颠簸。她谈得入迷时，还演了几个场面，使我大为欣喜。从此我们便成为好友，此后，我们常在纽约最高级的场所会面，她或者作为演员在这里登台演出，或者作为应邀者和友人前来。

我终于得知，库埃正在一位身体欠安的伯爵夫人的舱室内。我被请进她的舱室。这是一整套房间，有客厅、餐厅和卧室。四壁和家具在工艺上极为精致，镶嵌着花纹，具有昂贵的复饰、地毯，甚至发出红光的壁炉，为安全起见，里面并未烧木柴，而是亮着红电灯泡以及道具式的煤块。这种壁炉的目的不在于取暖，而在于美观，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为了明信片式的外观美。我被引进邻室，一位我不明国籍的伯爵夫人躺在一张罩有华丽床单的漂亮的大床上。库埃站在她身旁，正在执行医生的职责，用最有趣的方法——始终不渝地愿成为一名健康者——开导她。病人不否认新疗法对她大有裨益。从共同的谈话中我才知道，我们所在的这套房间是为德国皇帝威廉所建，因为“玛热斯季克号”本是德国制造，假若我没有弄错的话，以前它叫“俾斯麦号”。战后，它似乎是被作为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船“路齐塔尼亚号”的赔偿而转交给英国人的〔67〕。

〔四点左右，剧团的许多演员包括我在内，都聚集在备有各种体操机械设施的健身房。这里可以骑马，加以颤动，就宛如在轻轻地小跑。移动杠杆后，摇晃剧烈起来，犹如马在颠簸地疾驰。这边可以骑骆驼。那里还可以做腹部按摩，做一做哑铃操，打秋千等。对处于坐、卧生活环境的人来说，这样活动身体当然是必要的，倘若船的颠簸不妨碍做体操运动和不至于摔跤的话。

人们常爱聚集的类似俱乐部的地方，是一间不大的理发室，里面剃胡、剪发，并出售形形色色的物品——领带、自来水笔、肥皂、书籍。那里还可以擦皮靴，等等。

中午十二点后，客厅里挂出航海图，在标出公里的均匀的方格上，每天都用红铅笔划出线条，指明前一天所航行的路程和当天中午轮船所处海面的方位。旅客们拥挤在地图旁，讨论着抵达美国的大致时间，航行的速度，轮船的运行是否已误点，或许正相反，行驶正常。

每天五点钟，有八名乐师组成的乐队进行演奏。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管乐，其中银萨克管和另一些形状、声音不一般的铜管乐器的音响最突出。钹和那些鼓槌在乐队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是纯美国式的特点，因而吸引了外国人的莫大注意。

晚餐后，在一个类似大厅的、有许多舷梯通向各层舱室、餐厅、上下层甲板的相当宽敞的场所，又奏起了音乐。二等舱的旅客都来到这里跳起舞来（又是那有名的狐步舞）。不必隐讳，我对这类往往变成色情场面的体操抱有恶感。哪怕那些节奏感强且擅长表演并以此取乐的著名舞蹈家也吸引不了我。不过，要说这一行的专家们是在跳舞，犹有可言，然而，当一个胖老太婆于饱餐后，拥抱着一个汗涔涔的胖老头，在摇晃着的人群和窒闷的气氛中大卖力气时，这种跳舞与其说是艺术，毋宁说是为了医疗和体育。但愿意跳舞的人竟如此之多，以至互相挤压的人群形成了一个大而密集的实体，所有的人都围绕着房间，在有节奏的颠簸中集体地移动。〕

这样来迎接新年我们可真不习惯。我何尝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惯于在阖家团聚中欢度此日的土生土长的莫斯科居民，竟然会在这一天处于可怕的海水的怀抱中，恰恰漂浮在它的中心。上层大厅里醉醺醺的、欢乐的旅客们正在拼命地跳狐步舞，跳得满头大汗。木琴、祖尔纳管、萨克管的乐器声飘进我们所在的餐厅，我们一小群演员正围桌而坐，简朴地迎接新年，各自思念着留在我们的祖国或德国的家眷——妻子和儿女们——此刻正在做些什么。旧日好像在死去，新的一年在诞生，这些总是在激励着演员的幻想。眼下处于这样不寻常的环境中，想象力更有用武之地了，凌厉汹涌的大海不由使人联想起生活的严酷，以及世界各国与各民族中那些兽性十足的人们的暴虐成性和铁石心肠。大家的脑海中出现了死的念头。死亡已不如过去那样令人惧怕，但无论如何也不愿在此水国葬身鱼腹，而宁愿在别处，在某个遥远的坚实的土地上结束此生。我们来自大地，仍想回归大地。

不用去管那日期的顺序了，我再描述一下就在我们迎接新年的餐厅里所举行的不拘一格的晚会。我指的乃是我们务必出席的文艺晚会。按照海上的惯例，演员是不能拒绝这种为大海的受害者、水手及其家属所举办的轮船上的义演的。这个庞大的美好交谊会主要靠船上这类文艺演出的收入来维持。处于航程中的所有轮船，每天都要举行这样的晚会。

必须穿上晚礼服，并且用外国观众只字不懂的俄语来为他们朗诵。但是，由于全船都已风闻我们是那个欧洲报刊曾大肆宣扬而美国早已在翘首期待的剧团的演员，因此许多听众都聚集在文艺晚会上。我们朗诵了英美人多少熟悉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片断。另一些演员唱了歌。克尼佩尔‐契诃娃几乎每天饭后都要在客厅里演唱各式各样的俄罗斯抒情歌曲，由我们的一个旅伴米隆〔·雅科布逊〕作精彩的伴奏，他是到美国去享福而与我们同行的。另一些人则在吉他的伴奏下演唱吉卜赛歌曲，然后是我们全体在一起合唱俄罗斯歌曲，它们颇合美国人的口味〔68〕。我不认为，船的颠簸和螺旋桨转动的喧闹声会激起演员的灵感。走上台，想得更多的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一举成功，而是别当众出丑。对潜伏于内的晕船的担心和分神，只能使眩晕加剧。最后，文艺晚会由曾经亲手发明创造过一种类似管风琴和簧风琴的独特手风琴乐器而目前在美国享有盛名的手风琴手拉姆士，出色而娴熟地演奏了肖邦及其他严肃和轻快的作品而结束。

难怪人们说，大海像女人一样多变。一切又渐趋平静，太阳从云雾中显现。我们又驶近暖流，它从不远的美国海岸流经这里。天气愈来愈暖和，尽管是一月初的节令，大家几乎都没有穿大衣便纷纷出来。早已宣布的游戏和赛跑、投掷某件实物的竞赛等，在三番五次地被取消后，终于实现了。年轻人在指定的地点集合，听从游艺主管者的指挥。当全船所有的角落响起当当声，宣布游艺开始后，那种令人惊讶并堪称楷模的纪律立刻建立起来。多数人穿着在我们这些非欧洲人看来很可笑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服。

甲板的某处，人们用一种特殊的棒在地上滚动一个宽边的铁环。必须使铁环从远处滚进地板上用粉笔划出的方形区域。另一个铁环则尽力把里面的铁环赶出去。另一处，人们在一定的距离，面对一块竖着一根根突起的小木条的板子抛掷小环。每个木条旁均标有数字。谁投中得多，得分多，谁就赢了。甲板的第三处，是在进行障碍赛。比如，地上放着土豆，给每名参加此项游戏者发一个小匙，必须用匙子捞住土豆，从地板上把它舀起来。这项游戏在全船获胜的冠军是我们的一位演员格·谢·布尔德热洛夫(21)。

可是，这时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的船进入了雾区。这是航行中最不愉快和最危险的现象之一。更糟糕的，是那时时响起而持续不断的、钻心撕肺的汽笛声。这时全船服务员都警觉起来，航行显著减速，减到最低限度，整个海面一种阴霾的外观，令人心情抑郁。雾区通过后，太阳又光芒四射，轮船欢快地迅速破浪前进。甲板上再次活跃起来，做各种游戏，直至所有船舱和走廊里响起当当声招呼人们去喝茶、吃早餐、午餐、晚餐或跳舞。

晚上和深夜，甲板上响起了敲击声和脚步声。翌日，我看见在一处底层甲板上堆积如山的邮包和邮袋，这时才明白为何这样热闹。这是来自世界和地的邮件。天哪，这里有多少信件、言语、思想、感情、欢乐、痛苦、幸运与悲伤的消息，国际或商界的交易以及阴谋诡计。这里有多少卑鄙的兽性动机或者人的高尚情操。第二天，在另一甲板上，旅客的手提箱、大箱、藤篮和其他行李按物主的姓名堆成了更高的山。后来，在其他甲板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山丘。我们旅客散步和仰躺的地方略被挤掉一些。显得格外拥挤，也不那么舒适了。

时不时地给我们送来了电报，但已不是来自欧洲海岸，而是来自美国。随着船只离欧洲愈来愈远，唯有最亲密的朋友或出于迫切需要，才会为打电报而不惜付出日益高昂的费用。可是由于航行距美国愈来愈近，美国的电费则日益便宜。这些是来自各种相识的人的贺电，但我们对他们的存在或早已忘怀，或从未预料到会在大洋彼岸相晤。还有许多电报是来自我们素不相识的美国人，显然是些戏剧崇拜者，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到来。这些是各协会向我们所表示的欢迎。这是大洋彼岸我们命运的新主宰、不知疲倦的莫里斯·盖斯特打来的电报，他亲热地欢迎我们。这是巴利耶夫和“蝙蝠”〔69〕的演员们诙谐而友善的寄语，还有来自我们过去的演员鲍列斯拉夫斯基〔70〕的电文，他是由于某私家剧院的失利而跑到美国去的。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从剪报中得悉，在整个行程中紧随我们并在旅途中已和我们亲密相处的美国女记者德鲁克小姐，曾接连不断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我们和我们在船上的一言一行及欧洲大陆情况的无线电通讯报道。在这一期间，我们甚至觉得她已俄罗斯化，我们是那样习惯并爱上了莫里斯·盖斯特派来照料我们的这位和蔼可亲而足智多谋的同伴。

到达前的最后一晚或者说前一天晚上，经过暖流时天气十分温和。简直像夏天的傍晚。按照轮船的惯例，这一天要张灯结彩，举行最后的舞会。在那层没有堆放行李的甲板上，用五颜六色的灯泡装饰得光彩夺目，十分喜人。钢琴被抬到甲板上，乐队已经就位，舞会欢乐地开始了。女士们身着露肩短袖裙衫，男士们穿便服。

真是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第二天醒来，前一天晚上人们像夏季那样穿着薄裙衫跳舞的甲板上覆盖着一层雪。美国严峻的气候已使我们习惯于它那从冷到暖、从暴风到平静的为所欲为和反复无常的跳跃。鉴于这寒冷多变的气候，我像俄国人那样穿戴上自己的莫斯科的长长的皮大衣和皮帽。这身装束使我同着宽腰带短大衣、戴夏季灰色礼帽的美国人迥然不同。我甚至毫不胆怯地穿上莫斯科胶鞋。人们盯着看我，有的暗自发笑，表示惊奇，而我却避免了疾病和在美国猖獗一时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我们的演员剧团中，已经出现因爱时髦而遭殃的人，他们生怕有别于那些已适应并习惯本国气候的当地居民。一位在剧目和角色中担任重头戏而又无法替换的女演员感冒了。她所遇到的病情，是我在此以前从未想到的：上下两颌和全部牙龈统统发炎。船上的医生要求立刻做手术：拔掉全部牙齿，一个不剩。在这种情况下，能作何建议呢？我如何对此负责呢？在这样复杂和危急的事情上，能否信任陌生的医生呢？！我们很幸运，演员开始略有好转，医生也稍作了让步。但是，很遗憾，医生是对的，抵达纽约后，她不得不经受痛苦的手术，把全部牙齿拔光。

我不喜欢到达前的最后一天船上的那番情景。一切常规被打乱了。服务员埋头于运送行李等其他工作，简直叫不着他。理发室挤得满满的，人们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地上岸。走廊和过道里堆满了小件行李。在航行时你所住惯的舱室里，一切东西都各得其所，如今要收拾起来。在颠簸中做这件事令人颇不愉快。满地是丢弃的纸张……总之，一片紊乱……所有的演员都分散在船的各处，谁也找不到。在我们的会计和办事员的舱室里拥挤不堪，因为那里正在发放首次零用钱，瑞明顿式打字机发出嗒嗒的响声，人们正在匆忙地编造剧团成员的名单或演剧行装和其他行李的清单。那边演员们在彼此商量，谁和谁同住，如何安排生活等事宜，时不时地查看海图，计算到达的时间。有的人断言晚上靠岸，另一些人认定是在深夜，再一些人深信不疑地认为，我们不会早于明天上岸。晚上那顿饭也似乎更糟了些，像是用储存的剩余食物做成的。晚饭后连乐队都不再演奏了。人们在为乐队演员募集作为在航行的全程中付给他们的劳务报酬。甲板上所有的折叠椅都已收拢，置于一旁，此刻谁也不愿迎着风雪躺在那里了。

“海岸，标灯，亮光！”有人在郑重地宣布。在家立即奔向甲板，努力以自己的视线穿透那黑黝黝的稠密处。在这种情况下，视觉由于紧张而出现了某些光点，它被当作标灯的亮光了。终于发现原来是远处经过的一艘轮船，竟招致此番忙乱。

晚上最后的时刻是在整理行装中度过的，因为明天必须凌晨起床，送交小件行李，这些行李将根据所贴标签按物主姓名，运送到一定地点。在码头上通过海关检查时再领取各自的小件行李。据说，这种检查对于返回自己祖国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有时相当严格。

夜间，走廊里响起不寻常的来回走动声和谈话声。轮船时而停歇下来，时而加快速度。颠簸剧烈，风声怒吼。由于渴望看见新大陆和人们的新生活，那是我整个青年时代从不曾想到和幻想过的，因而无法入睡。脑海中浮想联翩。想象描绘出最美妙而又最阴郁的图画。

“多么重大的责任啊！”不禁反复这样思索着，“我们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对我们的祖国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上演的剧目也是陌生的，它的语言谁也不明白。假如不成功，剧院便无人问津。这将被看作彻底失败！我们就会丢俄国的脸。但愿她哪怕能在艺术领域中显示出自己的高度文化并占据应有的地位。”

“这些想法从何而来？”我内心的另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声音安慰道。“既然我们的艺术能在其他国家站住脚，为什么要认为美国是个例外呢？！”

“为什么？”我心中的悲观主义者争辩道。“因为美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据说那里要求的不是艺术，而是实业、美元、生意。据说那里只需要通俗笑剧，富丽堂皇的演出装置，剧场噱头，主要是壮观的场面和漂亮的女人。”

“无稽之谈！”乐观主义者安慰道。“人——到处都一样。凡是好的，无论在莫斯科、纽约，还是拉普兰都会是好的。”

“可是，如果……如果我对了呢？”悲观主义者忧心忡忡。“那我们怎么办？！没有票房收入，要支付违约金。这笔钱相当于去欧洲的费用。以后怎么办？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在贫困的欧洲巡回演出，即使场场客满，也仅够抵偿我们的开销。回莫斯科？到哪里去？所有的剧场都被占据着。我们的剧院已转交讲习所使用，他们由于没有大剧场而闲着。”

“假若作另一种推测呢？”乐观主义者振作起精神。“为什么只往坏处想呢？但愿一举成功！观众闻风而至！剧场爆满！评论赞不绝口！为什么每个有修养的人感觉珍贵的东西美国人不能理解呢？俄罗斯戏剧必定会同俄罗斯音乐以及其他艺术一样得到承认，必定会同拉赫马尼诺夫、夏里亚宾和俄罗斯画家们齐名！若能完成托付给我们的这项艰巨使命，这将是我们的极大愉快。”

“如果我们由于天性的特点，只是在体力上不能胜任自己沉重的业务负担，那怎么办？美国的精神、训练、生活节奏、工作方式和我们相比，大相径庭！！我们能连续许多星期和数月，经常早晚两场上演同一个剧本吗？我们会感到体力不支，而生起病来。于是合同撕毁，我们甚至不能从陆路回家，只得漂洋过海返回家园。况且还带着这么一大群人，以及八节美国车厢的物资，相当于十六节俄国货运车厢，整整一列火车啊！携带着妻儿子女，以及为这趟行程在俄国变卖了所有家产才积攒起来的全部钱财。莫斯科的住宅呢？它们不是已被别人占据了吗？绝对不能走回头路，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要冲破一切，前进。或者大家一道去工厂干活，把回去的路费挣到手。年轻人对此不在乎！他们能经受这一考验。我们老年人怎么办？疾病缠身，孤零零地远离亲人，葬身异乡？”

我很幸运，我们这些经历了近十年来许多灾难的人，在疑虑重重时习惯于对一切挥挥手，将自己托付给命运。总之，俄罗斯的“或许”一词的最佳意义，俄罗斯的“随它去吧”、“没关系”——拯救了我。在这之后，觉得一切安排得不能再好了，这才安心，能够入眠了。

夜里一觉醒来，感觉船不知是完全停住了，还是在以最慢的速度前进。

“是不是我们已经靠岸了？”

“没有，又走了，还可以再睡一会，再说，似乎天色还黑着呢。”

可是，我刚要入睡，远处走廊里响起了当当声。这就是说六点钟了，已经在唤醒我们去吃早茶和办各种手续。

匆忙地穿好衣服，以便赶上喝早咖啡，然后交付行李，接着大家被要求离开舱室，在客厅集合。舱室的门锁上了，我们挤在人群中手持护照站立许久。然后被领往某处走下舷梯，在那里旅客排成一列长队经过一个检查处。

这时天已破晓。据说有几艘小船驶近大船。我们走上甲板，看见这些小船来回摇晃，碰撞在我们的“玛热斯季克号”巨轮的船壁上，发出咚咚的响声。远处，雾霭中显出一座岛屿的轮廓，另一边也是陆地。毫无疑问，现在我们到达了，尽管已延误将近两天。

从一艘向我们靠拢的小船上，来了许多不知是何许人。不一会，我被匆忙引到一个客厅。原来那里聚焦了刚从岸上来同我进行谈判的人。

“怎么回事？”

这些素不相识者是什么人呢，把我挤在角落里，他们却一排排地散坐在我面前，仿佛要听我演讲或独白似的。来人中有的手拿照相机、电影摄影机，有的已摆好架势为我画速写。我明白了，我是在和新闻界打交道。此时我回忆起在法国同美国记者的最后一次会晤，他曾向我预言，在放行上岸前将遇到许多麻烦。

“瞧，这就开始了！”悲观主义者的声音已经在向我耳语。

开始了详细的讯问，同时十分巧妙地设下某些陷阱。我轻而易举地作了答复，因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艺术，并非为发财而来。难道人们跑来赚钱还携眷带家和十六节车厢的布景吗？再说，美国丝毫不反对发财。为了珍品他们乐意值钱。我们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你们带来的正是由这些指定的剧本所组成的剧目，比如《沙皇费多尔》、《在底层》和契诃夫的剧本？”有人问我。

我立刻领会了这一问题的潜在含意，因为我回忆起在欧洲时人们所谈过和写过的情况，似乎我们带来《沙皇费多尔》，旨在表现软弱无能的沙皇，带来《在底层》，目的在于展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演契诃夫的作品，则是为了说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渺小无能。

“我们之所以偏偏带来这几个剧目，正是由于大家要求我们上演这些剧本，而不是别的剧本，”我坚定不移地回答。“而人们要求演这些戏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原先莫斯科艺术剧院最典型的戏，所以自1906年以至目前我们给欧洲演出的都是这几出戏。大凡欧洲熟悉的一切，美国也都盼望能看到。”

出于某些误会，人们冲着我纷纷提问。

“奇怪，”有人说，“比你们早到三、四天的鲁日斯基先生和别尔坚松先生不是这样向我们解释问题的。”

“难道他们真会不按事情的真相来谈？”我想了想。“不过，说不定发生了误会呢？”

所有这些盘问都是以十分得体的形式进行的，与此同时还伴以许多温和亲切的话语。因此整个场面没有给我造成不良的印象。相反的，我放心了，这些报界代表没有玩弄阴谋诡计，而是想确切地探明在我们到达前报端披露的某些传闻。或许——谁知道呢——这仅仅是一种作广告的手段，一种由头和素材，可借以写出一系列有关我们剧院的文章，提出新的论据？

我们像朋友似的分手了。

接着出现的是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他们请我们到甲板上去，为我们分组拍摄了各种模样和姿势的镜头。这的确很折磨人，有几位女士噘起了嘴，我想为我们拍摄的美国人对此一定大惑不解。他们明白这些照片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刊登在最受欢迎的、在全美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的头版上，以便使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家喻户晓。报刊为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荣誉和关注需耗费多少精力和周折啊！因此那些不耐烦的女士大可不必紧闭着嘴做出一副可爱的怪相。不过，也有这样一些女士，过分地乐于照相，照得未免太多。显然她们很清楚这些照片的意义。

在一次拍摄中，我向远处环顾，看见我们身后有一个高耸的圆柱，我认出这是著名的自由神像，当我同报界那些和蔼的代表们谈话时把它忽略了。他们当中有人指着远处的孤岛向我解释道，这就是所谓“泪岛”，凡根据既定的外国移民入境限额条款或其他原因，美国不接受入境者，均在此下船。这些未被接纳者要么遣返，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要么为他们在政府机构内奔走说情。在决定命运之前，他们便困在这个小岛上，为自己这种失去家园的厄运而痛哭流涕。

我情不自禁地注意起这群已到达自己未来祖国的移民。他们望着这岛屿，想必心都紧缩起来，说不定他们也不得不去那里流泪。很难忘记这群人的面孔，以及他们那凝视着海岸的探索、疑惑的眼神。

船进入哈得逊河口，就不再颠簸了。沿右岸排成长排的码头，令人想起带顶篷的、装有玻璃的混凝土铁路车站，类似我们在巴黎、柏林、慕尼黑、科隆等地所见到的。

恰似火车开进那些大玻璃棚的巨门一样，轮船开进去了。然而，船只必须事先成横向地而不是顺着河流停靠。为使大船调转方向，引到同河水的流向垂直排列的码头，许多载重小船被用来钩住我们的大船，它们发出咝咝声、咔嚓声和尖哨声，使足力气，几乎连我们这些在船上的人都未觉察到，已渐渐地把我们这艘巨轮调转了方向。

有些远视眼的人，借助于望远镜，已经从排列在码头高处露台上那些大批欢迎的人群中分辨出相识者。

“那就是尼基塔·巴利耶夫，他身后是鲍列斯拉夫斯基，那些是蝙蝠的演员，”他们用手指点着。“不是那边，靠左边一点，现在靠右边了，在一位穿红上衣的女士旁边。”

我向远处眺望并信以为真地竭力挥手，由于我的视力不佳，没有认出任何人。

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

怎么回事？

原来我们的主办人，或者按美国说法，我们的经纪人莫里斯·盖斯特已经上船，想和我认识。向我走来的是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先生，黑发，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一副气宇不凡的面孔，头戴细毡帽，身着质地柔软的翻领衬衣，系着一条黑色宽领带结成的大领结，一根粗手杖的扶把挂在手臂上。为人沉着、镇静、自信、有魄力，握手寒暄时那有力的手腕抓得紧紧的。他向我亲切地表示欢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俄语，略带些口音，不时地在搜索他所需要的字眼。我也说了一些客套话向他致意，这时四处响起照相机的咔嚓声和电影摄影机的哒哒声。后来大家一定要我讲话，讲完话，在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师的机器的咔哒声中，我和莫里斯·盖斯特再次脱帽寒暄。

岸上已清晰地传来个别人的呼喊声和谈话声，甚至连我的眼睛都能分辨出巴利耶夫、他的剧团的演员们、鲍列斯拉夫斯基以及其他同胞的面孔。

终于，我们的轮船被用粗缆拽至码头，船舷撞了一下柱子，在大玻璃棚的拱顶下已听见岸上生气勃勃的喧闹声。群众从观看轮船驶近的露台，向已靠岸的“玛热斯季克号”跑来，两脚咚咚咚地踏在沥青地和阶梯上。欢快的嘈杂声，个别人兴高采烈的欢迎声和喊叫声，专为迎送宾客而出售的有旗棍儿的小型美国国旗不停的挥动声。

从码头到轮船，从轮船到码头，掀起一片可怕的叫嚣声。这阵喧哗声传达并反映出人们在会见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时所迸发出的人的激情和欢乐，达到了流泪抽泣的程度。几十年未见面的亲人所发生的变化引起了阵阵惊叹声。欣喜和悲伤的感慨此起彼伏：“长得多高啊！”“真是苍老了！”另(1)处则传来绝望的求救的呼喊，哀求着给予帮忙：“那我到哪里去呢？”“我跳海！”“救一把吧，帮帮忙吧！”显然，这是那些以为没有希望被准许上岸进入美国的人。而这些来此葬身异国的老人却在哭诉背井离乡之情：“未能死在故乡，来投奔你们……请别嫌弃，让我安静地瞑目吧。”那边一群意大利人一面挥舞着手，一面正在热烈地滔滔不绝地诉说。这群人中不知谁唱起歌来，岸上有人在跟他对唱或随声附和。

我们被招呼到下面的餐厅去听候入境前的最后一次询问。精力充沛、关怀备至的莫里斯·盖斯特已经来到那里，以便排解一切误会。比方说吧，跟我们一起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她在服装道具部门帮忙，但是她没有必需的足以证明母亲允许她来美国的证件。这不奇怪，她是失去双亲的孤儿。不过，美国当局要求出示某种证件也是正确的、合理的。说不定小姑娘是私自从家里逃出来的，也未可知！逃亡美国——这是孩子们喜爱的浪漫主义幻想之一。小姑娘没有被放行，而是送往“泪岛”。陪她一起去那里的理应是我们的一位管理服装的女士，而她却是我们在抵达的最初几天中清理服装行李时最需要的人。

盖斯特亲自承担起搭救俘虏的责任，当天自己去岛上接她，以便亲自安慰她，为她拭去眼泪，带她上岸。为了〔帮助〕孩子〔忘却〕对美国初次的不愉快印象，盖斯特还送了小姑娘糖果。我记得，他那和善的态度和对她的关怀使我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一旦美国准许来者入境，他就可以完全放心地享受自己的充分自由。任何人不会问你有无身份证或护照，因为每一个居住在美国的人都有充分享受自由的权利，除非他做了触犯法律的事。那么，请勿见怪！法网恢恢，法律将极其严格地惩罚犯罪者。但在发生这一切之前，完全是自由的。因此，你在那里感觉如同在祖国一样，是一个有权利的公民……国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侨民〔71〕。

在宽敞的站台空地上，陈放着数以百计的大小美国式箱子、手提箱和无数的小件行李。每位旅客必须根据他们所持的领物证找到自己的东西并照应着把各自的行李送到一定的地点，进行海关检查。这个程序进行得十分顺利，官员们没有刁难。同高大的巨轮相并列的站台，在码头的第二或第三层，因此为把行李从上面传送下来，建了一条长长的斜坡，所有的东西都沿着这斜坡的光滑地面顺流飞滚到放人上汽车的出口处。

那里，一桩意外的感人至深、惹我发笑的事在等待着我。事情是这样的：我乘电梯来到出口的门旁，在那里等候我的有盖斯特本人、我们的俄国经纪人列·达·列昂尼多夫和一位仪表堂堂的、颇有气派的军人，他本人都不知道是代表谁来欢迎我——代表市长，还是代表警察局〔72〕。他身旁停着一辆派来接我的大型汽车。车内金光闪闪的装饰，酷似教堂的圣像壁。原来四壁挂满了金银盘子和具有俄罗斯风味的可折叠的和普通的圣像。昔日我们是用这种盘子盛面包和盐的。盘子和盘子之间处处悬挂着带有俄罗斯刺绣的手巾。沿座位分别放着许多大大小小各种式样的盐瓶。

在描写我们驱车去饭店之前，我要说明一下这金色汽车和意外的盛情相迎的起因。情况是这样的：莫里斯·盖斯特认为对我们剧团的欢迎不能草率从事。他意欲安排一种盛大的仪式。因此首先决定要组织一个举着教旗和圣像的宗教行列。但是，他这个主意没有实现。

于是，决定由市长率领代表团欢迎我们，并将已不存在的城市或古堡的钥匙授予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举行这样的欢迎仪式。据说，原因是我们的轮船误点两昼夜，市代表团的出动不能延迟到轮船到达的时刻，而船期又无法预先确定。最终，只能限于组织一些由俄国和美国的各社团组成的普通的代表团。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等候误期轮船的到达，因为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公务人员，必须按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毫无办法，唯有想出这些花样放在汽车里，并请别人来欢迎我们，所以才有市长或警察局的代表来迎接我们的这类事。盛在盘子里的那些面包和盐不知哪里去了。只剩下盘子、圣像和盐瓶。

人们请我上车坐在一扇车窗旁，盖斯特本人则坐于另一车窗旁，并且极认真严肃地要求我从窗户里探出头，让欢迎的人群看见我并认出我。

“可他们从未见过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困惑不解。

“几个月来，美国所有城市的电影院都在向各州的居民介绍你，”盖斯特解释道。

汽车在市长或警察局的代表所发出的尖锐哨声下开动了，那位代表站在向前飞驰的汽车宽阔的踏板上。按市政规则，一切电车、公共汽车、小轿车、马车在听见这样的哨声时务必停下，给急驰者让路。救火车也使用这样的哨声开路。

我们单独沿着停止交通的街道疾驰着，在成千部发出震颤声的车轴中穿行。市郊使我联想到熟悉的俄国城市——既像基辅，又像哈尔科夫。这里的矮房子中间耸立着一些我国所没有的巨大的摩天楼。然而，它们的宏伟和高度并不令我惊奇。

我把自己的印象告诉我的同伴，但我听到的不是答话，而是一再客气地坚持请求我看着窗外，因为我们已驶入行人拥挤的街道。既没有时间也不允许交谈。所以说，当时我还没有充分体会到隆重的庆贺的含义，况且我在其中所扮演的也决非末等角色。

汽车停在一座相当俭朴的旅馆门前，它坐落在主要衢道，即所谓的百老汇大道和55街的7道之间。那里的人也欢迎了我，但不是用面包和盐，而是拿着鲜花。

我觉得不胜奇怪和尴尬的是，谁也未从汽车的四壁上把赠送我们剧院的无数礼品取下来。对它们怎么办和往哪里放呢？为向惠赠我们礼品的人表示谢意和领情，我自己动手取下一个盘子，拿起一个盐瓶。但有人急忙制止了我，并说明不用我操心一切会办好的。我同意了，但已取下的盘子和盐瓶没有交出来，郑重其事地带进饭店，放在我的房间里了。

在饭店门口，我向我的同伴们告别，再次以剧院和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他们。告别时，我被通知，我和剧团全体人员应于晚七时抵“蝙蝠”剧院，那里正在为我们举行首演。

我的寓所在第三或第四层楼，显得相当朴素。它有一个客厅——这间房窗户宽大，装着美国式的由下往上推的窗扇，有壁炉，屋子当中有一张圆桌，屋角放着安适、柔软的圈椅，一盏相当明亮的技形吊灯悬挂中央。另一个有小推窗的房间光线暗淡，室内有一张大双人床、梳妆台和几把椅子，隔壁是盥洗室，有一个普通的浴池和洗手池，白天夜晚随时供应冷热水。两个房间——客厅与卧室——由两个拱门连接。门上深色的呢绒门帘可开可关，在两个门帘之间则形成一个前厅。两个房间之间剩余的空间被隔成一个没有窗户的不透光的小贮藏室，里面有许多隔板和挂钩。这个角落是一个宽敞的衣柜。我立刻考虑到，它很适合于我练声〔73〕，我自从嗓子在柏林出毛病后，始终在勤奋地练习(1)。

在这以前我所下榻的旅馆都不便于练嗓子。由于邻居苛刻，只能放出最小的音量，还要选择尽可能听不见我的歌喉的时间。而在这个衣柜间里，我能关上门，简直可以放开嗓门唱，不必担心被唯一的邻居——列·达·列昂尼多夫听见，他住在我的客厅那间屋的隔壁。这间衣柜—陋室颇使我能安于我的极其简朴的寓所，很快我就适应了。

我的行李立刻由两名旅馆服务员——黑人——送进我的房间。

独自留下后，我首先仰躺在柔软的圈椅里，休息良久，才渐渐习惯于重又生活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不是在颠簸的船面上。只是这时我才意识到，今天刚才所经受的焦灼已使我精疲力竭。然而，离巴利耶夫首演开始的时间已不多，因此已经没工夫这么舒展地躺着了。我心里在埋怨那些安排今晚招待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没有考虑到，我们已被长时间的旅途和颠簸折磨得疲惫不堪呢？不过，我回忆起，他们在确定首演时无法预见船期会延误两昼夜。因此，除归咎

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手稿此处的以下一段原文下面划了线：

“忘了把柏林巡回演出时的那次失败写进去。忘了提及随我们同来的有帕申娜亚〔74〕。忘了谈同塔拉索娃与克雷日昂诺芙斯卡娅〔75〕的作业，以及格尔马诺娃要求参加《三姊妹》演出，但不愿去美国。还有我们的人在骂我们〔76〕”。——原编者注于海上风暴外，不能怪罪任何人。

首先需要吃点东西，因为在轮船的一片混乱和提取行李中，我没能在餐厅得到任何吃食。房间里连一个按铃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求助于电话。我拨了电话。可我没有掌握英语，讲哪种语言呢？用法语试试。对方讲了许久，算作对我请求派一名餐厅侍者的答复，可是我一句未听懂，于是又用德语重复我的请求。这次我那健谈的对方在电话里长篇大论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显然，他在向我讲解旅馆中的某些规章制度，按照章程，我应当换个方法，而不应这样做。我挂上电话，考虑了许久该怎么办。在此场合我所掌握的唯一的字，即“stuard”（侍者）。我讲了这个字。我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一连串听不懂的话。只好挂上听筒。

“往后怎么办？”我思考着。“要知道，一连数月我只能过着这种语言不通的生活。这个前途可不妙。”我很幸运，有人敲我的门，进来的正是那位我所渴望见到的侍者。他带来一张纸，向我解释，我应当写在上面。又是一连串的话，依然稀里糊涂，毫无结果，虽然对方离开时，看样子仿佛明白了一些。

时间在消逝，该穿衣服了。不得不先打开箱子、手提包和另一件行李，以便取出我的东西，分别放在衣柜里。我最讨厌收拾行装，再取出分别安放。这是极枯燥和令人厌烦的事，尤其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

“赶快穿好衣服，到小吃部去，亲手指明柜台里放着的吃食。这是唯一能够得到理解而不致饿死的办法。”

坐在浴池里，我记起来，我所依据的表可能走得不对。我自己也不知道，表是根据什么时间，亦即一周来我们航行了多少经纬度来校对的。应该赶紧穿衣服，以防万一。可这时，正如在这类场合所常见的，仿佛有意为难似的，我找不着领扣和燕尾服的领子了。可又怎么到商店去买呢？我如何向人解释我所需要的东西呢？！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教会我英语呢！不过，当时认为讲英语简直是俗不可耐。那时只承认法语！

“可是，领扣和领子始终没有！时间却在不停地走着！假如我第一个节目就迟到，势必耽搁开演。既然戏是专为招待我们而演，那么没有我这个剧团代表，主持者是不愿开始的。”冷汗浸湿了我的全身。只好用其他非燕尾服的领扣和衣领来代替已经遗失的。

当我整好装，坐下等候我的同伴时，已经七点差一刻。疲劳和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但又怕耽误我的同伴，我没有去小吃部。可谁都没有露面。看来我的表错了。我决定在床上稍躺一会儿。铺好毡子，脱去燕尾服和背心，便倒在柔软的床垫上，刚躺下便觉得背部有件硬家伙。瞧！这正是我在最初整理箱子时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的燕尾服衣领。是谁在跟我开玩笑，而且是在如此仓促的时刻取乐！我不得不起来，免得酣睡不醒。

我走进过道，想在那里找到一个钟。可是，没有，过来一位先生，但我不打算问他时间，怕语言不通，造成新的误会。只好下楼，因为我在进门时注意到那里有钟。原来离首演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明白了，我的表多半是按东方时间而不是美国时间校对的，因而快了。

这样一来，很清楚，我还来得及在餐厅吃点东西。但是，怎么去那儿呢？如果请教旅馆办公室的值班人或守门人，则将重复新的误会。好在事情很顺利，我碰巧走进了饭厅，但没有在这里找到一般常见的柜台，不过却遇见了旅馆老板，一个非常客气的人。他不会说法语，但他的妻子听得懂，于是把她从里面的房间叫出来。她的确在说某种语言，那些词汇有时颇像法语。她所说的那种所谓德语，则更糟糕。不过，通过千方百计、转弯抹角的办法，终于弄明白，旅馆没有从我们字义来说的所谓餐厅，有厨房，做预先定好的午餐和晚餐。还有茶点部。无论如何总算给我端来一些吃食，我吃了点，畅饮了浓咖啡，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在房门口遇见住在我的客厅隔壁的邻居、我们的俄国经纪人列·达·列昂尼多夫。他和莫里斯·盖斯特一同去解救了我们的道具员——一个小姑娘，起初未获准，最后终于被准予进入美国——刚刚精疲力竭地从“泪岛”回来。他在叙述我们的总经纪人莫里斯不顾恶劣的天气，亲自到岛上去和人们打交道时的机智和充沛精力，始终赞不绝口。列昂尼多夫急忙去整装，因为快到去剧院的时候了。

这个时间迅速来到，盖斯特来了，他仍着平时的服装，一件质地柔软的翻领衬衣，黑色宽领带系成一个1l’artiste（艺术家式）大领结。(1)

在和我的同伴驱车去巴利耶夫剧团正在举行公演的演剧中心时，我初次看见纽约街头的夜景。我的印象不妨用那著名笑话中亚美尼亚人的两句话来加以说明：“见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吗？……不下十次呢。”

的确，纽约平时的日常街景，比著名的加冕典礼上的彩灯，要显得格外灯火辉煌和无与伦比。

浪费多少灯火和电力啊！

一座座山墙、带屋顶的剧院大门通道、音乐厅或电影院都被灯光照得通明：沿墙壁和屋顶点缀着小灯。五花八门的商店和企业的广告旋转着，不停地一亮一灭，像是从一处飞向了另一处。瞧，这枝火箭从五层楼降落下来，立刻向左或向右弯曲。稍许停顿后，箭头所指公司或商店的商号按字母逐个地闪烁起来。这一景象引人注目，一时颇令人感觉兴趣并清楚地看到那照得亮堂堂的橱窗。那里面千真万确地放着一辆辆汽车，那几年美国的汽车生产压倒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

瞧，最上层的巨幅诙谐的活动画，是由忽明忽暗的五颜六色的灯泡组成，因而色彩缤纷。上面一列士兵正在行进。不一会一切熄灭，代之以正在闲游的女士与男士们的新画面，继而是形形色色的漫画，画着正在贪婪地咀嚼东西的野兽的嘴脸。假如你聚精会神地凝视天空，便会在云端辨别出地面上各种公司和商号的特大广告，犹如翱翔在一切广告之上〔77〕。

我们驶进一个建有克里斯多芬·哥伦布纪念柱的大广场，迅速在灯光灿烂的剧场门口停下，巴利耶夫的“蝙蝠”即坐落在剧场最上面的顶层上。若想飞

①在以下手稿中的一段原文下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划了线：

“前面遗漏了我在苏维埃俄国已不习惯于吃外国菜和在正式的餐桌旁进餐。忘了各种餐具的用途，忘了定甜食；已不习惯于燕尾服和上流社会的习俗，价目表上各种菜肴的名称都已生疏。给自己点菜，穿着燕尾服正襟危坐，讲一些恭维话和其他一些可笑而无聊的事情，都已感到为难了。”——原编者注到那里去，必须坐电梯，确切点说，就是走进一个小房间，先升上去，再向下降落，停在顶层观众席。

全体人员都到齐了，已各自就位。如此说来，尽管我已作努力，倍加小心，但我们仍然不够准时，神气活现地姗姗来迟了，迫使大家在等候。人们像接待贵宾似的欢迎我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其他演员。

就演出本身而言，特别是首演，是成功的。巴利耶夫和他的剧团没有变化：他们没有倒退，也未创新。《全是熟悉的面孔》里的杰依卡尔汉诺娃〔78〕，瓦维奇（如同“蝙蝠”自身一样，现已不在人世）〔79〕，《犬尾猴行军》中苏杰伊金的美丽的舞台装置〔80〕，扮演《小锡兵》的老相识，该剧曾由现已故世的瓦赫坦戈夫演出〔81〕，俄罗斯生活中的生动画面，《悬崖》中乘克利奥佩特拉号大船漂泊的吉普赛人；俄罗斯的流浪艺人和街头杂耍艺人，喧嚣热闹的时刻，熟悉的歌曲和调子。这一切都是莫斯科艺术剧院蔬菜会上熟知的老节目。最后，是巴利耶夫本人的永不枯竭的原有的但又不断重新为出人意料的辛辣词句所更新的即兴节目。

虽然不胜疲劳，我也感觉很好，很愉快，只不过总是在想，巴利耶夫眼看着马上就要说点什么，以致会引起对剧团的热烈欢呼，而我作为剧团的代表将不得不致即兴答词，可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何况还得用陌生的语言讲话。此外，小剧院的演员亚·伊·尤仁委托我，在适当的场合，向在20年代初曾经为赈济饥馑的俄罗斯演员而组织晚会的文艺演出主持者胡佛〔82〕、盖斯特、巴利耶夫表示感谢。这些征集的款项曾用来购买食品装成包裹通过美国的机构“美国救济总署”寄去〔83〕。此项援助拯救了许多人免于体弱多病，甚或死亡。我不可能找到比巴利耶夫首演所提供的更好的场合了，因为那次演出的全体主持者均在场，我可以亲自感谢他们。

当然，巴利耶夫说了话，专为欢迎莫斯科艺术剧院聚焦起来的观众理所当然地响应了他，向演员们热烈欢呼，而我当然不得不用法语讲了话。我没有停顿，一字未忘，既未讲蠢话，也未讲不得体的话。我对自己再无更多的奢望了。

幕间休息时，我们被陌生的外国人和俄国人包围了。会见了我们过去的学生、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阿拉·纳齐莫娃〔84〕，她自从获得名声后，即改变了国籍，成了真正的美国话剧、电影演员。随后，我又被介绍给著名的奥托·康〔85〕及其家属，他在聘请俄国剧团赴美一事承担了经济上的风险。我还意外地在那里遇见为苏联办理公事而来到美国的自己的亲戚〔86〕。

我们还到后台去拜访了演员。为此，必须坐电梯登至上层，大家为我们舞台〔生活〕中的这项新设备感到欣喜若狂。

尽管已疲惫不堪，仍不得不在演出后随大家一起坐车去俄罗斯餐馆，出席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崇拜者为我们举行的晚宴。那时候，俄罗斯的一切均享有盛誉，受到普遍的欢迎，甚至进我们的餐馆用餐都风行一时。必须在俄国餐馆用俄国佳肴款待客人，才被认为是一种阔绰，有些菜肴颇合美国那些爱“异国风味”的附庸风雅的绅士们的口味。但最大的诱饵还是，从守门人、餐馆老板到侍者、女招待、厨师和洗碟子女工——餐馆的全部成员，都是从俄国移民而来，如今在异乡已为自己谋得一份可观收入的俄国贵族。的确，这样的陈设和女招待，这样殷勤周到的态度，在世界上任何餐馆都无从找到。守门人身着《沙皇费多尔》中沙皇御前大臣的华贵服装在门前接迎宾客。这位不寻常的守门人会讲所有的语言并惯用上流社会最含蓄的奉承话和文雅机智的字眼修饰自己的言谈。他能用各种语言做到这一点。随后，欢迎我们的是具有部长气派的店主。他那亲切、稳重、从容不迫而自信的态度，尤其使那些自命不凡的、仪态端庄的绅士们不胜赞叹和入迷。而那些穿着朴素而高雅的餐馆侍女服的漂亮女士和妙龄贵族女郎则完全征服了顾客的心。

令人惊讶的是，在经受了风暴和百般焦虑后，那天晚上我们居然还有足够的精力应付自如。宴席和谈话延续至深夜。干杯，讲话，巴利耶夫机智风趣的谈吐、回忆、祝愿、庆贺，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互相交替着。我作为剧团的代表，必须随时准备着回答大家的话，不能怠慢任何人。

第二天，不论就剧院抑或主管人的职责而言，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赶着去排练，因为离巡回演出的首演仅剩几天了，在这些日子里，必须由鲁日斯基把从当地居民中招聘来的熟知俄语的临时演员训练好。在纽约这样的人很多。应聘者多得无法应付。美国演员也来了，想借此了解我们的工作。

前一天晚上，我仅从汽车里看见过街道。现在我可以从近处，通过步行来熟悉它们。从住所出来，我走上一个小木头桥，它是架在一个挖开的，或者说得确切些，用炸药炸开作地基的大深渊上。须知，整个纽约城借以奠基的土地，几乎全部由坚硬的岩石构成。这是良好的城市地基。尽管如此，因为建筑物的高度有时竟达五十层甚至更多层，所以仍须掘起很深的岩石，奠定基石，在地下建设若干层。这就需要机械作业了，因此美国所建大楼的外观，和我国的迥然不同。由于采用各种各样的设备，吱吱轧轧、喧嚣作响的机器、滑车、起重机等，因而一幢正在建设中的楼房往往如同一座露天的大型轻工业或重工业工厂。不停的挖掘（特别是夜间）震撼着空气，不时惊醒人们，令人回忆起十月革命起义的情景。

我所走的那条街——Street　 No53（53街），沐浴在一片春日明媚的阳光中。我很高兴穿的是秋大衣。可是刚一转弯，迎面扑来一阵猛烈的寒风，扬起大街上和人行道的灰尘、纸张及报纸，或者确切地说，是整页对开的纸，原来是《纽约时报》的版面。这些纸张被刮到空中，时常使劲地打在行人的脸上。我颇惋惜没有穿上我带来的莫斯科的皮大衣。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急剧变化着的温度，主要是由于离美国海岸不很远的地方有两股水流：一股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和一股来自两极的冰冷的寒流。不久前，我们曾通过这两股水流，亲身体验过它们的差别。

我不慌不忙地走着，因为离排练还有足够的时间。这使我有可能大致地观赏一下市容。首先那笔直的街道使我吃惊……〔87〕

此后我才知道，原来在耸立着纽约城的岩石嶙峋的岛上，仿佛用比例尺划了线似的，它的长度是大道，宽度是街。纵向的宽阔的大道称作1、2、3、4、5道（后者是最繁华和贵族化的大道、交通极为拥挤，有最高级的大厦和商店）。其他大道有麦迪逊之称。较狭窄的长岛上的横向的街道，称为街，都有各自的号码，纽约区即坐落在这里。倘若给你一个地址——5道53街，第170幢楼，那么你可以随便沿哪条道走，看着路牌标明单数街道的方向，走到53街、再走至5道转弯。到达十字路口，找门牌号码即可。或者按另一种办法：沿53街走，注意道的十字路口。当你走到十字路口后，再找门牌号码。根据这样的布局，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绝不会迷路的。

尚未到达剧院，我就看见街对面的巨幅海报，上面画着面孔熟识的肖像。这是谢·拉赫马尼诺夫，这是齐洛季〔88〕，这是戈弗曼〔89〕。我想知道个究竟。但是，从两个方向成数排地、不停地疾驰着汽车和公共汽车，当中夹着电车，怎么越过这宽阔的大道呢。看不见一个警察。可是，突然一切停止了，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十岁男孩抱着几个大长面包，正在穿过街道。仿佛摩西投掷了魔杖一般，大海立刻分开，在水壁中央呈现出一艘海船。我匆忙地跟在男孩的后面。走到街心差一点踩在马路上亮着的蓝色或红色的街灯上。我出神地望着它，心想这灯有何用途，为何埋在地下的玻璃罩内。正在此时，并列的另一盏红灯亮了，蓝的熄灭，一切又立刻运动起来，于是我处于疾驰的车辆之中。幸亏我跳至一根立柱旁不大的高处，它正是为解救像我这样不守纪律的行人而设的。

引起我注意的建筑物是卡内基音乐厅，用我们的话说，这是过去的贵族俱乐部或现在的工会圆柱厅，这里每天举行各种各样知名歌唱家和管弦乐队的音乐会。(22)

我没有弄错，所有墙壁上的镜框里都钉着大海报。大部分献艺的演员是俄国人。除已提到的演员外，还须补充昔日的神童雅莎·海费茨和他的老师奥尔，当时是学生音乐会上的指挥〔91〕。

去剧院的路上我顺便扫视了所有商店的橱窗。有些商店甚至白天也不停止它的霓虹灯广告，但它们已不再吸引我的注意，眼睛看腻了。卖主深知这一点，因而采取了其他引人注目的措施。比如，为什么这里坐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正在玩弄胡桃的可爱的小野兽呢？它一会儿钻到陈列的汽车底下，一会儿跳上汽车。怎么能对它或许还有汽车本身不感兴趣呢，这只小野兽会因此而遭监禁的呀？！

这里一名仪态大方的厨师正在窗前熟练地、“香喷喷地”做着一道菜。他在周围的铁叉子上还烤着几只鸡，铁叉子上的鸡机械地翻转着。若不是排练，我必定会受到诱惑，禁不住要去吃点美味的东西。五光十色的橱窗在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和围绕自己的轴心——旋转。这使人眼花缭乱的转动，怎能不引起对它们的注意呢，一旦停住脚步，随时会对某件东西感觉兴趣而受到蛊惑。这个巨大的橱窗里是轮船和大海。船颠簸得如此厉害，你不禁要为它的命运担忧，你在窗口停立许久，偶然发现从纽约到西班牙海岸的船价是若干美元。有人经不住引诱，灵机一动就去了。

远处是黑压压的大片人群。人们在喧哗，焦急地向前移动。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再走近些，我在一个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读到以下字样：Moscow　 Art Theatre（莫斯科艺术剧院）。我的心快活兴奋地跳动着，因为看到激动的群众排成长队在抢购所有我们巡回演出的戏票，我感觉到人们的信任和兴趣，他们在要求给予印证。我不禁回忆起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彼得堡巡回演出的最初的年代。在那里的米哈依洛夫广场，也出现过类似的街景〔92〕。

看来不可能从人群拥挤的正面进入剧院了。因此必须寻找供演员出入的通道。我遇见的一个演员在这方面帮助了我。里面在沸腾地工作着。布景已运到，正在向里面搬运、分类，有的留下，有的送往某处的仓库。到处在敷设电路，悬挂顶灯，安装脚灯和调节板。

按照美国的惯例，剧场论周或论月出租，从进剧场那一天的夜间十二点零一分算起，直到租赁的最后一天夜间的十二点整截止。若超过此时间，下一轮进驻剧场开始巡回演出的剧团，可以把一切留在剧场的东西统统扔到大街上去而不受处罚。所以，必须估计到，剧场的任何一个租方所进驻的都是一个幕后空荡荡的场所，没有任何吊钩甚至绳子。那里，只不过在舞台上亮着一盏随时照明的灯。化装室也是黑黝黝的。因此，旅行演出团不得不把一切——不论是布景的升降设备还是所有的照明部分，统统重新安装。所有这些均由每个剧团自己张罗。真是无法解释的咄咄怪事。在一个以机器和劳动机械化闻名的国家，对于要求在这方面进行大力改善的戏剧事业，却处于最落后的原始状态。难道是出于对戏剧的蔑视吗？可是又如何解释群众争先恐后地来光顾我们的演出呢？抑或这是遍及一切领域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行业里的剧场业主和老板为了节省和追求暴利所进行的一种剥削？！

看着舞台上的一片紊乱，堆积如山的木箱和布景，我明白了，首先今天根本谈不到能在舞台上作任何排练。我不禁怀疑：在被我们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数日内，是否来得及把整个舞台和后台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技师本人是否明白，根据我们的纪律（尽管在巡回演出期间已有所松懈），要求于他们的是什么？我们总不能由于尚未安排妥当、后台拥挤而延期公演，再去架吊板、建小屋来安置道具和其他物品吧？我们能把晚场公演的全部装置挤进这个小舞台并进行演出吗？只要想一想：这个深十米的舞台虽有足够宽的敞开的台口，但后台却不超过二、三米！其实这不过是业余或家庭演出的舞台。假若近旁有大布景库房，道具、家具、电器间和像样的化装室也好啊。可是，舞台旁除一间相当大而低矮的房间外，一概全无。

在这间低矮的房间里无法存放晚场演出的大布景。只好把它们搁置在舞台上，这样，演员排戏的场地更加缩小了。此外，在大屋间隔出来的一个小贮藏室也放不下全部道具。没有家具室，不知往哪里存放东西。也没有剩下任何可以容纳灯光器材的地方，因为大房间还要隔出两个角落作为化装室。此外，沉重的大铁梯占去许多地方，它通向不算高的上面一间中等大小的低矮的房间，屋中央放着一张大化装桌。另一些演员化装室在上层，从舞台到那里有通道。这些房间都不错，可是它们几乎坐落在第十层楼上。谁愿意在每次幕间休息时跑上去呢。根本没有像巴利耶夫那里所具备的电梯。所有这些条件都迫使我在开始排练前必须将后台的场所按部门进行分配。让那些扮演大角色需多次换装的演员在布景棚的化装室穿服装。群众演员的大化装室归所有演主角的演员使用。稍许挤点，但不会感到委屈。然而却节省了精力，免得上下楼梯来回奔跑。这里容纳不下的演员使用其他化装室：近些的给女士们，较高层次的归男士们。

至于放道具、家具、电器的场所，看来已由工人们自己协同他们的剧务领导进行分配了。我们的责任是按清单把一切交到他们手里，详尽地说明所有的场面高度和家具什物直至最小饰物的布置情况。他们把全部道具都一一记下，以后他们将对这独特的考试交出答案。当一切作出规定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们谁也无权干涉他们的事情。一旦我们当中有人竟然挪动椅子，把这张桌上的东西放在另一张桌上而不通过负责道具的人，那么全体舞台工人将戴起帽子一个不剩地离开剧场。相反的，倘若道具师或其他舞台工作人员忘记了向他交代的事，他们将因自己的错误而受到严惩，因为他们的制度非常严格。

我不相信通过一次排练就能教会那些对我们这套程序毫无所知的人。要知道，我们为培养自己的舞台工人花去了多少年的时间啊！

我感到我们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此处的规章制度令我失望，它剥夺了由我们来掌握后台秩序的权利。可真是毫无办法。在来到这个对真正的戏剧一无所知的国家之前，对此应有所考虑才是。（请想一想：他们甚至连提升布景的负重物都没有，这项沉重的工作竟由几名工人抓住绳子的一端，用手的力量和自身的重量将大幅布景吊上去！）

只好不管它，去排练。到哪儿去呢？到休息室去。有两个休息室——楼上楼下各一。可是，你知道它们是什么状况吗？这是两个相同的不太大的房间：宽而不长。其中一个设有售票处，那里聚集着人群。这里还有一个不大的小卖部。没有存衣室，因为此地愿意脱外衣的人不多，大多数观众自己拿着它，放在膝头。这儿的人不需要存衣室和衣帽间。一个同样大小的房间是在它的上面，二楼，里面铺着地毯，摆着柔软的家具。尽管打扫得很仔细，我们也躲不开灰尘，因为打扫工作偏偏是在我们需要排练时进行。这里还有晚间小卖部和全部供饮水的设备，看来，水在美国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所有的楼房、街道和广场上，你都可以遇见冷热水龙头。为了不让大家使用同一个容器饮水，造成不卫生的现象，许多水龙头旁皆备有大量纸杯。你只消向指定的地方投放一个〔硬币〕，一个这样的纸杯便会自动跳出来供〔你〕使用。饮完后，把纸杯扔进一个为此而准备的纸篓。）

进入休息室的唯一通道必须穿过观众厅。我真担心这个观众厅，因为我们听说它极大，众所周知，这对演话剧并不妙，特别是对那些靠内心难以捉摸的纤细表演取胜的戏，正如我们剧目中所有的剧本那样。

但是，阿·乔尔逊剧院的观众厅令我感到惊喜，因为它给人以不大而舒适的印象。我不愿相信，它能容纳二千名观众。可是人们向我解释了美国剧院的奥妙。问题在于这些剧场建筑得十分巧妙。剧场只有正厅和二楼，二楼的栏杆离舞台不远。这样，在判断观众厅规模时，常因舞台和二楼栏杆之间的空间较小而造成视觉上的错误。极为深远的正厅和二楼半圆形剧场均隐蔽于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对于站在舞台上的演员来说，这种令人产生错觉的大厅的舒适外观是愉快的，但对于坐在后排的观众是否适合呢？由于我需要到正厅的最深处去，从而得以检验自己的怀疑。池座不像我们的剧场那样一直延伸至观众厅的后墙。它在距离后墙四、五米处截止，为站着的观众腾出一个完全空着的空间。显然这里可以容纳大量观众。这对上座率有好处，但问题是这是否有利于演出呢？站着的观众不时换脚，鞋底的嘎吱声、脚踏声、鞋跟的敲击声，这一切在观众厅将造成连续不断的吵闹，十分妨碍演出。

鲁日斯基正在排练《沙皇费多尔》的群众场面，请求再给他十分钟，以便结束这场戏。我利用这个时间走到上面一层，看一看从最后一排观看舞台是否清楚。它完全和从我们的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最上层楼座的后排观看效果是一样的。二楼的圆形剧场也同样深远，因为它位于我刚刚去过的、里面正在排戏的二楼休息室的上层。这个圆形剧场一直延伸到剧场的外墙。所以说，美国剧院的建筑和布局很简单。给你〔手稿中有遗漏——原编者注〕一块地，你就可以在上面建起剧场的四面大墙。这个空间的八分之一划为舞台；另一个同样的八分之一作为休息室、售票处〔手稿中有遗漏——原编者注〕。其他空间连同楼上休息室上面的二楼圆形剧场，都是留给观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容纳二千名观众并不奇怪。街道就在四壁围绕的正厅、休息室、舞台等界限之外，冬天这里经常有雪。

这样一来，观众厅、舞台的各个方向和休息室都直接通往街道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难怪……〔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