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叶·爱弗罗斯纪念晚会上的讲话

1924年10月6日

我同已故亲爱的尼古拉·叶菲莫维奇早已相识，但是比较而言我们是在不很久以前才成为朋友。我们相识的历史，是演员和评论家之间过去和现在所建立的长期不自然关系的明显例证，同时在今天这个场合，它正说明演员对于评论家所持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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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尼古拉·叶菲莫维奇，是在他当中学生，后来是大学生的时候；他住在薇拉·费多罗芙娜·柯米萨尔日芙斯卡娅的父亲柯米萨尔日夫斯基寓所的楼上，而我经常到他那里去上声乐课〔1〕，几乎在我每天去上课时，总要遇见尼古拉·叶菲莫维奇，他不是匆忙地从屋里走出来，便是跑下楼赶着去剧场。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当了演员，经常登台演出，便自以为是名演员，是天才了；而他，也从可爱的中学生变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大学生，可是这时他在我的心目中立刻蜕变了。这种蜕变演员是很熟悉的，它发生在初次不够客气的评论之后。于是在我看来他变得愈来愈阴沉，愈来愈凶狠和不公正；他的每一篇剧评简直就是为攻击我而写，我甚至能感觉到，为了千方百计给我制造极端的不愉快，他是怎样在夜间伏案奋笔疾书的。并且我认定，不论他说什么，都是臆造出来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是我个人的仇敌。

承认这一点使我感到惭愧，但是在这个时刻，我愿意坦率地供认不讳。在回忆这个最善良、最亲切、最温存的人的时候，你简直无法想象，在我脑海中的确有过这样的瞬间，也许是一刹那间——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惭愧——我真想拿着手枪去和他评理。在戏剧艺术上的相互关系是会令人改变的。这种关系会使人们变得多么不公允啊！当问题涉及演员渺小的自尊心时，它会制造出怎样的有色眼镜和哈哈镜啊！

许多年过去了，我变得聪明了些。对于尼古拉·叶菲莫维奇所说的许多东西，我在实践中已有体会。当初我应当听取他的意见——他曾迫使我倾听他的意见，因为一个演员理所当然地、本能地寻求一个能反映他的艺术的人。我读他的评论愈是感觉痛苦，便愈是觉得他严峻，在我的想象中他愈发显得深沉〔2〕。我读得愈多——他始终在迫使我拜读他的评论——便愈能看清自己，当然不是指现在，而是指当时的我。有时候我们也常相遇，但我总设法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和他接近。可是，后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海边南方的阳光下，我们同住在一个令人陶醉的地方圣吕奈尔……〔3〕那里有沙滩……完全是另一种情绪……演员的那份浅薄的自尊心全被置诸脑后了。这时我突然发觉，我眼前的一切起了新的变化。我从未听说像他这样的人，宁愿置个人的生活于不顾，却去为他人的需求而奔波。我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能在帮助别人做最细微、最枯燥无味的事情当中获得极大的愉快。看到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变得几乎像个孩子的保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乐于和孩子们在一起，他还奔跑着去完成一些最微末的，诸如家务之类的琐事。他是怀着那样深切的情谊在做着这一切，因而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立刻耸立在我的面前。他也正是怀着这样特殊的温情对待我个人的，更不必说对待戏剧艺术了。

某次，由于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不记得是什么活动了，当我不得不和他攀谈起来并叙述我们剧院的历史时，我看到他是那样温存亲切，那样激动地急于要记下剧院生活中的动人事迹〔4〕。这时候，我对我们相识以来的整个经历很有感触。我开始领会到他撰写的那些评论，不是出于冷酷无情之笔。相反地，这些评论洋溢着真正的深情厚谊，旨在阻止人们乃至整个机构滑向危险的境地。我处于这样一种对待他的心情，和他交上了朋友，虽然我们不是那种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倾诉衷肠的朋友。但我对他的好感并未改变。现在，当我远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得悉他去世的噩耗时〔5〕，我感到心灵的某根琴弦折断了，某种极为遥远的、亲切的，对于我这个作为演员、人和戏剧代表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了，某种情感消逝了，割断了；不，不能说情感割断了，而是一个在戏剧生活中我们十分需要的人永远离去了。

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论述我们的剧院〔6〕，他临终时是在为我们的剧院而激动。也许——谁知道呢——这些激动的思绪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死亡。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我们怀着无限的深情缅怀他。他像雄鹰一般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关于他的回忆，对我个人、甚而对每个记得他的工作以及他对我们剧院所持态度的人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我们对他的这种感情始终是非常亲切的，不胜感激的，并且是永远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