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致政府请求书的准备材料

1﹒扩大方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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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在身和长期居住在国外使我脱离了我所习惯的剧院日常工作〔1〕。因而我才有空闲时间思考我的剧院，回忆它的过去，担忧它的未来。我思考的主要材料是：在我生病前不久庆祝剧院三十周年的纪念会，政府、苏维埃舆论界和同行们因此而表露出来的对我们的态度；同权威人士关于西方戏剧艺术状况的谈话，我直接观察到的资产阶级戏剧的没落和欧洲艺术的优秀代表们对苏联新艺术寄予的期望，而我确信这些期望是不会落空的；最后，还有经常来自莫斯科的有关我的剧院的工作情况，以及现时代和领导戏剧的政府机关向剧院提出的那些任务。

二

简言之，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艺术剧院是有，益的并且作为跨向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的一个阶梯来说，是必的要。既然它是达到既定目标的有益的和必要的手段，那么它只有在、遵守极公重要认的的并为历史所证实的戏剧基本原理的条件下，才能自实现己的任务。谈到极重要的基本原理时，我要强调，我打算而且也能够把革命前时期限于条件而夹杂在我们工作中的那些偶然的一时的东西同真正的艺术区别开来，而后者处于新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关系中，自然要转向新生活，并从中找到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内容。

谈到遵守我们演剧创作基本原理时，我无意禁锢已取得的技术和技巧方面的成就，相反的，应发展和运用已取得的成就，但又必须符合上述条件和关系。

不过，如果我错了——并非指对艺术剧院所理解的演剧艺术实质的判断，而是指对当代任务的判断和估计——如果艺术剧院在我们时代是无用的，不需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本身的存在被现时代认为是错误的。既然剧院不可以继续存在，就应该为了现时代的利益立刻关闭，在这个结论面前我也决不会就此止步，那就让革命的苏维埃历史允许我亲手在艺术剧院年鉴最后一页写上“结束”两个字吧。

三

那么，我所提到的条件是什么呢？在我的思想里，艺术剧院和“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2〕是分不开的，这不会使任何人感到诧异。这个“体系”并不是美学专题论文，而是演剧艺术的技术。但是这种艺术，为在生活中能得到具体体现，它要求：

（1）庞大的、持久的组织形式；

（2）高质量的戏剧创作材料，以使剧院纳入当前的总的文化中去；

（3）有计划的纲领，以便有可能实现戏剧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意识——从广义来说，是从纯粹艺术的影响到政治性的宣传鼓动。

我们对我们这行艺术这三个方面的态度越是严肃认真，那么艺术本身的要求也就越严格和苛刻。“体系”的技术在实现这些任务时，过去和现在始终要求最大限度努力，因为技术本身力求把这些任务提到最大极限的高度。

①演剧艺术的庞大组织形式要求首先有一个有能力实现这些任务的、受过相当训练和培养的。班子我所想的这个班子不是可以轻易替换零件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它的每一个成员都确切地了解自己的岗位、工作职责和他所肩负的责任。艺术剧院的创作活动应该完成的正是“体系”中作为戏剧演出的基本原理，请允许我用自己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贯串动作。从开始熟悉剧本内容、作者的构思、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历史背景，并通过一门系统的学科来完成一个既定的角色，直到使自己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环境适应于为演剧艺术服务的目的，这是一条贯串线。

我们的成员早已分为两类：“剧院的老年人”和“剧院的青年人”。在他们之间无论从年龄、才华，还是从各自对舞台的作用来说都没有绝对的界线；这只是相对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经验和工龄的多少，或许还要看掌握“体系”的程度。不过，我还不能确切无误地肯定“老年人”都是按“体系”“培养的”——他们是同我一起创造“体系”的；他们是“体系”的化身，“体系”只不过是从他们身上总结出来的抽象理论〔3〕。

关于“老年人”的问题，我认为已经很清楚了。我相信，回到莫斯科我会找到原先的同志和助手，我完全可以依靠他们来解决剧院的新任务。如果说还有什么使我担心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健康状况。但我记得苏维埃政府对他们是十分关怀的，给予他们各种荣誉和优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剧院的周年纪念会使我联想到这一切。

引起我更多的思考的是“青年人”，接班人。我知道，在我们青年人中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他们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和学习。但是，第一，他们是否具有相当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致使他们的工作速度不但不亚于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被称为“老年人”，而且还会大大地超过他们，以便适应我国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新建设的速度。第二，关于接班人的事，我们早已考虑到，而且他们主动找上门来。经艺术剧院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按“体系”训练的干部已自然地形成，他们成长起来，并得到了充实。艺术剧院划出的几个分院和讲习所已成为独立的剧院；大家掌握了“体系”，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或许，另外一些人还有所突破，他们开始探索新的途径。但是，这也是发展，因为既然想突破就要求首先掌握它，这可不是在什么私人办公室里或在报纸编辑办公室写字桌旁仓促写一篇抽象的评论文章。

这在过去是自然的发展，如今在我们现时代里却成了不自然的事情。戏剧干部问题，也正如我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也存在一个计划问题。

②看来，此时此地不适合谈论我所设想的这些计划。我只讲一点，然后转入上述的第二个条件。只有用最严肃、最认真、最负责的态度对待戏剧材料，即我们的上演剧目，在这种情况下，按“体系”训练青年和干部，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内培养干部，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倒退到三十年前充斥俄罗斯戏剧舞台的那些短命的剧本泛滥时期，“体系”就不需要了，艺术剧院的历史经验就不需要了。

艺术剧院在它的过去未能避免犯错误，“短命剧本”也曾闯入它的舞台，这和剧院的优异人才及其伟大的工作是极不相称的，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降低对个人创作的要求，这些错误使我们得到许多教训。主要的教训在于，艺术剧院“体系”只能成为容纳具有长远意义剧本的剧院。随着岁月流逝我们越发清楚认识到，必须把力量集中，主要地用在古典剧目上。我说“主要地”，而不是“仅仅地”，这是因为我相信并且了解：现时代也能创造出具有长远意义的剧本。其实，昨天的现代剧，如果它是伟大的，难道就不能成为今天的古典作品吗？契诃夫的作品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舞台。今天《在底层》的上座率仍不减二十九年前的盛况。但是，高尔基仍然和我们在一起。难道说鼓励青年剧作家，就应该把他们写的东西统统搬上舞台，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已经写出来了吗？要推崇艺术剧院在艺术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就该指出，在它的舞台上演出古典剧目的同时，只演出最出色的现代剧本，这岂不是更正确吗？只有上演这种现代剧，才能证实我们一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在技术上的造诣，也正是这些使我们在世界剧坛上赢得了自己的地位〔4〕。

③最后，应该承认，无论是艺术，或是整个文化，其实都不是什么抽象的珍品，它们一旦出现就应该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有权对文化珍品提出要求，而文化本身应该成为积极的文化。它的积极性应首先放在对这样一些人进行文化教养上，他们被残酷的历史抛在一旁，或脱离开文化，因而不能完全领会它的深度。在这方面，革命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要求，若不完成这些要求，对我们来说，就等于自暴自弃。我知道，艺术剧院从来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任教务育，如果它在建立初期，限于时代的条件，曾试图以“大众”〔5〕这个平淡无奇的词汇来掩盖自己严肃的任务，结果当然并没有掩盖住，反倒泄露了它的意图。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更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伟大的壮丽的事业：群众的戏剧文化。我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它比其他问题更使我激动并要求我对此作最严肃认真的思考。我很清楚，即使积(4)十五年舞台活动的经验，我也不能立刻找到解决这一艰难任务——我们面临的规模如此之大的任务——的诀窍。干部、讲习所、学校——这一切仍旧不够，正如我们的舞台很小，它容纳不下整个一代人，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供养着我们，并渴望加入到我们的劳动和创作中来。同时，我看到小型戏剧演出吸引着广大的观众，他们的文化修养日益提高，随着这种提高，他们越发渴求相适应的文化食粮，可是有时候提供给他们的不是文化食粮而是有毒素的代用品，这使他们感到很难受，甚至感到很痛心。如果我对于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培养出几个导演和上演几个戏没有一份考虑成熟的计划，并使他们在最近时期内就能够把艺术剧院的创作送到外省和俱乐部的最广大观众中去，我就会认为，这等于我是空着双手回到莫斯科。

四

对所有这些问题作一番思考后，我不顾医嘱并拒绝人们向我提出的在欧洲和美国创办戏剧学校的一些建议，更谈不到去接受领导他们的剧院或是为他们排几个戏的许多建议，我决心将我余生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祖国，以此参加国家的新建设。

在这里我所遇到的事情，我眼前发生过的和正在出现的情况是这样：既不是去实现新的广泛的计划，也不是积极地进行创作工作。我看到，应当考虑的只有一件事：要拯救濒临悲惨毁灭的艺术剧院；要消除不仅是我一个人所宝贵的剧院每天显露出来的临近灭亡的新症候；我看到迫切需要的不是向政府呈上当前工作的具体计划，而是递交这封报警信。

我并不是说，艺术剧院已经毁掉而且无法再恢复它了。但我说的是它正处于遭受大灾大难的前夕。我说，是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说，既然我的孩子要灭亡，我甚至还有权利大声疾呼；不过，假使连我也没有这个做父亲的权利，我就会凭着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公民的责任来说话；假使有什么人甚至怀疑起我的权利而卸掉我的职务，我反正还要说的，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要垮台，他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不知道，剧院里我的同志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代表我个人说话的，因而我说的话是要用我自己的名字来负责的。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责任的全部分量，因为这个名字早已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字。

五

在国外逗留期间，我没有停止著述“体系”这部书〔6〕。回国后，我想通过实践完成“体系”，并对它进行检验和加以修改，使它适合新的生活条件，而且要依靠新的经验来完成自己的著述。但是，尚未公开发表的“体系”就已经遭到曲解，“体系”成为评论家们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有时变成大肆诽谤），看来，评论家们丝毫不怕他们自己理解不正确，进行曲解和陷入错误〔7〕。一旦书出版，我很乐意听取各种健康的严肃认真的批评，这种批评有助于修正我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可是现在怎么样呢？除了苦恼、愤慨、抗议妨碍工作之外，不是只能引起不熟悉“体系”的人对它进行歪曲吗？现在，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了解“体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回来，为的是证明这项工作。我想在实际工作中把“体系”继续试验下去并加以证明，可在这个环境里我碰到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是剧院的全体成员，即艺术剧院有组织的全体成员。我上面说过的“老年人”并没有在我的思想里使我感到不安。我所看到的是：亚历山德罗夫死了，鲁日斯基死了，格利布宁患重病，克尼佩尔病了半个季度，卡恰洛夫病了，莫斯克文病了，列昂尼多夫病了，波特戈尔内依病了，拉耶夫斯卡娅病了……还要继续列举吗？要知道我说的并不是自己主观的感觉，我谈的不过是剧院毁灭前夕的客观实事……人们会说，所有这些人都是“老年人”！我不得不继续说：叶尔绍夫病了，宾基娜病了，赫梅廖夫病了，多勃隆拉沃夫病了，奥尔洛夫病了，还有，还有……正因为他们不是“老年人”，他们生病的原因就比较清楚：这是由于他们的职业工作和滥用进行工作的条件而患病的。“老年人”在这些“青年人”的年龄时，他们并没有遭受过职业病的痛苦。

是演员的一般物质状况太差了吗？不是！是在完成艺术剧院的艺术任务方面感到过分疲劳吗？不是！莫非是因为直接规定艺术剧院的演出任务达到创纪录的七百五十场〔8〕，要通过这个办法无论如何挣得“利润”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现在还找不到使用那个“利润”的办法吧？那就采纳我的建议：把这笔钱用来改善获得这些“利润”的人的健康。对我来说，我是否会得到可耻的反建议呢？去年夏天到南方去的“老年人”，为什么当年冬天就应该为此而付出自己的健康？难道可以确信，今年夏天去列宁格勒，在那里格利布宁已经病倒了，就不会再付出新的死亡和疾病的代价吗〔9〕？不，“利润”无论对“老年人”或“青年人”都是毫不怜惜的！

我何必要嘲笑——痛苦地嘲笑——利润，这并不是艺术剧院新管理处的唯一动机。究竟有哪些动机呢？必须打破“经院式的墨守成规”，在一个地方进行经常的艺术创作似乎就要出现墨守成规现象，必须进行“巡回演出工作”，经常要把一部分人派出去，不然的话就把艺术剧院整个机关派到其他一些城市去。最后，一个演剧季度内必须分出几个单独的演员组和技术组要为政治运动服务而演出几次。需要还是不需要呢？是的，目的是需要的，但方法是极有害的！我所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被不可避免的方式破坏了。庞大艺术形式的剧院不应该总是在一个地方进行工作，而应该经常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不仅来不及组织它的工作，而且会彻底打乱已经做好的事情，并使剧团和技术部门蒙受损害，还会使一切纪律松弛。这些戏必须从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10〕，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而且要适应这些城市的设备极其恶劣的舞台，但这些戏是为固定舞台排练出来的，它们有如一辆破汽车跑在糟糕透顶的石头道路上，跑起来摇摇晃晃，发出叮当响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戏的艺术价值还能剩下些什么呢？这些戏所剩下的只不过是它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公式，而整个演剧体系，艺术和技术的体系，都根本被破坏了。

如果说“老年人”为剧院领导不当和不合理而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那么青年人还要付出自己的才华和艺术修养。短命剧本占据着艺术剧院的舞台。这些短命剧本是否值得按“体系”创作演出，何况“体系”还被社会舆论负有使命或不负使命的代表者“压制着”呢？这个创作怎么能进行呢？在我们连节假日都必须不停顿工作的条件下，哪里能找到必需的时间进行工作、训练和排演呢？在经常随意调遣和四处分派演员的条件下，怎么能让演员对自己的角色负责呢？后备演员是必要的，而不是临时去抓来的，而我们这里后备演员变成真正的无人负责现象。

那么，也许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迫使艺术剧院守纪律的、有组织性的艺术剧院全体人员走上“粗制滥造”的道路——这就是有组织地进行粗制滥造……这个力量是由目前的剧院领导使用了的。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我不知道；更确切地说，对艺术剧院的目的、作用和方法当然是毫无认识的，而且对于破坏这个剧院要负责任也要毫无认识。

这种有组织的粗制滥造已经破坏了职业责任，它不仅标志着艺术上的没落，而且也表明社会道德的崩溃，我是否应该提请注意呢？但是，也许，这正是我应该指出并再次强调的，不仅在全体演员而且也在工人、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中间造成这种普遍混乱的主要因素是，在剧院全体人员眼睛里，行政领导和业务领导没有威信，没有博得大家的信任，因为这样的领导不懂戏剧业务，不知道艺术剧院的地位，然而却善于利用艺术事业管理总局和艺术工作者协会办公室同样的无知和不懂业务。因为在演员、艺术工人、舞台上的生产者处于次要地位，而且他们的工作那么缺少所需要的友好气氛和支持的时候，只有经过办公室批准的、根本没有本事的领导才可能在我们剧院里人为地造成一个工作部门和另一个工作部门的对立。艺术剧院的演员开始粗制滥造，就因为他们不仅不再感到自己是艺术剧院的演员，而且也不再感到自己是一般所说的演员，认真负责的戏剧工作者。

我决不想说，在管理和领导剧院方面一切危害极大的缺点都是由于恶意和纯属这个领导主观的特点而产生的。我知道，这个领导本身是被放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的，而这些条件正推动这个领导把剧院引向灾难的道路。根据上述情况，我不能不特别地、主要地、极大地重视对上演剧目的要求。艺术剧院艺术政治委员会真正的首要任务似乎应该是清楚了解艺术剧院的工作实质和工作条件，理解和重视艺术剧院在我国和世界艺术中的地位。可是艺术剧院艺术政治委员会却强迫剧院毫无批判地去迁就吹毛求疵的报刊，借口必须回答当代尖锐问题，要为缺乏政治上站得住与真正艺术性相结合的剧本负责，想方设法帮助剧目委员会经常妨碍上演剧院找到的剧本——简言之，它迫使剧院上演那些短命的剧本，从事水平极低的最粗浅的宣传鼓动，而这种宣传鼓动在另外的环境和另外的演出中会更合适，也许能更好地达到目的〔11〕。有组织的粗制滥造的起源就在这里！

他们迫使我们给观众演出恶劣作品，并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教育新观众。不，这是不对的：观众是不可能通过恶劣作品受到教育的，也决不可能通过恶劣作品培养出对这样观众负责的演员〔12〕。

无论我对这个题目发表多少议论，无论我说过多少话，我能大声疾呼讲出来的，这只不过是指出确有的事实：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已经出现恶劣作品。只有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已经面临巨大灾难和注定毁灭这个既成事实的人，才可以不承认这个剧院正面临迫近的巨大灾难和灭亡前夕的征兆！

六

我只好指出，从我的观点来看，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而采取这些措施就可及时防止莫斯科艺术剧院完全灭亡，同时使我有可能向政府提出一份进一步发展剧院的积极计划。

（1）如果我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历史作用和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起到的作用的认识不是妄想，并能得到党和政府最高领导机关的赞同，那它们就该作出明确的决议，规定在现时代中剧院的地位，剧院的特殊任务是上演古典剧作和优秀现代剧目。

（2）为完成和检查对上述决议所规定的任务，以及涉及一般戏剧政策的政府和党的全部指示完成情况，取消现存的艺术政治委员会以后，要成立有权威的党的协商会议（或者委员会），免除教育人民委员部办公室中间一层监督；执行党的艺术政策机关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首长是否要亲自领导上述委员会或者通过另一种什么形式把这个委员会放在他的直接监督之下，这纯属组织工作上的技术问题；极其重要的是，这个戏剧机关要直接隶属于政府最高机关，而不要让它再受中间一层办公室管辖。

（3）主管艺术部门的现任院长负责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和直接领导艺术，则政治和行政职权都集中在红色院长手里，他必须遵守与艺术领导紧密联系的条件，在这方面他自己就会吸取管理剧院的必要经验，并找到恢复剧院各种工作人员之间遭到破坏的团结的办法，以及对剧院全体成员进行职业教育的适当的方针。

（4）迫切需要废除剧院的无休息日的连续工作制；分配时间，要保证有可能进行根据艺术剧院的原则所要求的足够工作量的排练和准备演出的全部工作，以及充分的休息，预防舞台工作人员患职业病。因此，要延长今年规定的休假，目的是使近两年来工作造成的很疲劳的人有可能恢复健康和精力（在指定期限，8月29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开始仅仅从事一部分准备新戏的工作）。

（5）同样也必须废除不顾一切地追求超纪录的利润，现有的多余利润要分配给需要治疗和疗养的人们，诸如此类。

我发出警报，是因为我看到可怕的危险。我是舞台上的老舵手，我知道危险来自何方。假如政府能听从我发出的警告声音，让我留在我的舵旁，也许，在我临死之前，我能把自己的航船引进自由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港湾，那我就会感到幸福的。

2﹒简化方案

最近一个时期，莫斯科艺术剧院出现了没落征兆，引起我们万分忧虑剧院未来的命运。剧院从创建开始无论在选择剧本方面还是演出方面都力求做到合乎艺术要求。剧院的整个阵容是很强的，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并有严格的纪律，而且严格要求戏的演出要经过精心排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真正的演员技巧和在剧院内部全体成员的团结才能得到发展。现在这些条件突然变化了。无休息日的连续不断工作制和过度频繁的外出演戏，到一些城市和郊区演出，要求经常撤换，有时突然撤换最适合的、经过很好准备的扮演者，而代替他们的另一些人往往达不到应有的高度水平。正是这些原因引起剧院机构臃肿，人员膨胀——职工人数从300人增加到600人，而且对职工也不可能进行从前那样严格的选择，剧院全体成员中不可避免地渗入许多没有受过莫斯科艺术剧院良好训练的人，他们还没有掌握剧院工作中所坚持的那些原则。结果剧院的劳动纪律无法制止地松弛下去，无论到外面去演出的戏，还是一部分剧团的人留在原处演出的戏，都显著地降低了演出的艺术价值。

上演剧目方面的情况也不佳。报刊和艺术政治委员会要求剧院的上演剧目要过渡到回答当代生活最尖锐的问题，由于缺少政治上站得住与真正艺术性相结合的剧本，有时迫使剧院承担不适合它的粗浅的宣传鼓动任务，而这些任务其他一些比较年轻的剧院会完成得好得多。况且，与当前生活任务有关的剧本，必须以飞快的速度排出来上演，并没有要使演出达到高度艺术完美的目的。这会使剧院里老演员感到沮丧，而且会削弱年青人对自己提出必要的要求。最后，这种一天的政治任务，如同幕间剧一样，会分散完成更重大任务的精力，使剧院工作人员养成匆忙草率的工作习惯，不能在创作上深入钻研所演出的内容，对自己创作的艺术价值缺乏信心，因而也就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

所有这些总起来，在剧院集体中间发展了那种对自己的职责有害的漠不关心。在这种漠不关心情况下，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演员和导演的舞台技巧，也不可能发挥新的年轻人的天赋才能；剧院的内部力量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而这种力量的增长会使剧院同现时代生活自然地联系起来，并使剧院在艺术上能够完成现代生活提出的重大任务。目前，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剧院已经不再是艺术剧院。此外，它明显地趋向于毁灭。要拯救剧院免遭巨大灾难只能采取下述办法：

（1）政府和党通过明确指示，确立上演古典剧作和优秀的在艺术上有重要在意义现的现时代剧代目的生剧院活中的地位；

（2）取消剧院承担的那些要求首先紧完急成的工作任务或因外出演出而过剧度分院散精力的任务；

（3）承认剧院有权利不在新排现代剧的数量上，而在它的演出质上量同其他剧院展开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