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重大的会晤

我想有机会还是让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自己来谈一谈，他参加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这件事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酝酿成熟的〔109〕。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下，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有些人把他看做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后继者。从他在排演时的示范表演来看，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才没有专门从事演员工作。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多年以来担任莫斯科音乐爱好者协会学校的领导工作。不少年轻的俄国演员都通过他的培养而走上了皇家、私家以及外省的舞台。1898年毕业的那批学生比历年毕业的成绩都好。这批仿佛是有意按照角色类型精选过的演员从学校里毕业了。固然，他们的才能并不都是一样，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心里都保存着老师灌输给他们的同一种教诲和理想。其中有一些还具有罕见的卓越的艺术天赋。那年毕业的有克尼佩尔（后来是契诃夫的夫人）、萨维茨卡娅、梅耶荷德、蒙特、斯涅吉列夫……如果让这一批不可多得的演员，也像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曾寄予了很大希望的过去那些学生们一样，流散到俄国各个边远的角落里去，并且老待在那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他也和我一样，对于19世纪末的剧坛情况感到失望，过去的那些光辉传统已经蜕化为平庸的、纯技术的、灵活的表演手法了。当然，我所讲的并不包括当时在首都和外省舞台上享有盛誉的个别有才能的人。一般演员进了戏剧学校，知识水准也是有所提高的。但“上帝恩赐”的真正天才很少，而当时的戏剧事业又都操在剧院老板和官僚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能指望艺术上的繁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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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梦想有一个建立在新原则上的剧院，并去物色创办这种剧院所需要的合适的人，我们彼此寻找了很久。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发现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是演员、导演和业余剧团的领导人，经常在公开演出中露面。而他的学校晚会只是偶然举行，而且一般都不公开，远远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

因此，他首先发现我，看中我，邀约我。1897年6月，我接到他的请柬，约我到莫斯科的一家称为斯拉夫商场的饭店里谈话。在那里，他向我说明了我们会晤的目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剧院，由我带着我的业余剧团，他带着他的来年毕业的一班学生，参加这个剧院。还需要让他以前的学生莫斯克文和罗克桑诺娃参加核心组织，再从首都和外省的剧院里物色一些人来充实演员阵容。而主要的问题则是要弄清我们未来事业的领导人的艺术原则究竟接近到怎样一种程度，我们彼此之间能作什么样的让步，我们双方存在着哪一些共同点。

全世界各国人民会议在讨论重大国家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像我们当时对我们的未来事业的基础、纯粹艺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艺术思想、舞台道德、技术、组织计划、未来剧目草案以及我们的相互关系，讨论得那样精确的了。

“那个演员甲，您认为他有才能吗？”我们互相考问着。

“有很高的才能。”

“您让他参加剧团吗？”

“不。”

“为什么？”

“因为他追求自己个人的前程，让自己的才能迁就观众的要求，让自己的性格迁就剧院经理的反复无常的癖性，他已经让自己完全去迎合剧场的低级趣味了。中毒这样深的人，是无可救药的。”

“您对女演员乙怎么看的？”

“是个好演员，但对我们的事业不合适。”

“为什么？”

“她爱的不是艺术，只是艺术中的自己。”

“女演员丙呢？”

“不行，这是个不可救药的玩票客。”

“演员丁怎么样？”

“这个人，我建议您多多注意他。”

“为什么？”

“他有理想，他正在为他的理想而奋斗；他不肯和现状妥协。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请允许我把他列入候补名单吧。”

谈到了文学问题，我立刻感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比我高明，甘心屈服于他的权威之下，并在会议记录上写着：我承认我的未来剧院同事，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对于一切文学性质的问题，具有全部否决权。

但是，在表演、导演和设计方面，我却不是那样谦让。我当时有一个缺点（我认为现在这缺点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克服），那就是当我一旦对某一种事物发生了兴趣，我就会像一匹带上了眼罩的马，拼命朝既定的目标奔去。在这种时刻，任何劝说和论证对我都不发生作用。这一切显然是我童年倔强性格所留下的痕迹。当时，我在导演工作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了。因此，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不得不同意我在导演和艺术设计方面的否决权。会议记录上写着：

“文学的否决权属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艺术的否决权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在以后几年中，我们严格遵守着所约定的这一点。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说出“否决权”这个有魔力的字眼，争论就会在刚说出半句话时中断，对方没有权利再争下去，全部责任就落在运用否决权的那个人身上了。

当然，我们运用自己的最后决定权是十分慎重的，只有在完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才运用。错误自然也有，但是我们双方却有可能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内，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计划贯彻到底。其他经验比我们少的人当时就看着我们，学习他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东西。

在组织问题上，我甘心情愿而且毫不踌躇地把优先权让给我的新同志，因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行政能力我是最了解不过的。在剧院的事务性的问题上，我只限于在我的经验可供应用时，充当一个顾问的角色。

财政问题在斯拉夫商场的会议上也经过了讨论。决定首先从音乐爱好者协会的理事中募集股东（其中有钱的人很不少），同时也在艺术文学协会的业余剧团成员中募集。我自己只能分担很小一部分经费，因为艺术文学协会以前所负的债务，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的经济情况。

在一般道德纪律问题上，我们很快就取得了协议：在要求演员们遵守所有文化人都应该遵守的礼仪之先，必须使他们处在人的条件下。请回想一下，演员们，特别是外省演员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的。他们在后台往往没有一个安身的角落。剧场的四分之三都是为观众服务的：他们有餐室、茶室、小卖处，漂亮的衣帽间，休息室，吸烟室，备有洗手盆和热水的盥洗室，散步的走廊。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归舞台艺术支配。这里既有布景、道具和照明器材的仓库，又有办公室和工作室，还有服装间和缝纫间。留给演员的地方还能有多大呢？舞台底下有几间小房间，像牛棚一样，没有窗户和通风设备，经常布满灰尘和脏东西，因为不管你怎么打扫，这些所谓化装室的天花板事实上就是舞台地板，从上不停地落下垃圾和尘土，那里面还夹杂着从布景上脱落下来的颜料，这种东西是会伤害演员的眼睛和肺部的。请回忆一下这种比牢房好不了多少的化装室的陈设：几块没有刨平的木板钉在墙上当做化装台：一面小小的镜子，指定给两三个演员合用，照出来的脸大半都歪歪扭扭，因为这种镜子是从玻璃废品店里偶然买到的；一张破旧的椅子，观众厅里已经不合适，草草地修理一下，就搬入演员化装室里来了；一块钉在墙上的木板，上头钉着钉子，用来代替衣架；一扇有许多裂缝的板门，从这些裂缝里去看女演员换衣服倒颇为方便；一颗钉子和一根绳子代替了门锁；墙壁上写着一些不大礼貌的字句。如果你看一看提词室，你准会想起中世纪的宗教审判！这个殉难者就命中注定在剧场里受着终身的折磨，不能不令人感到做人的可怕。一个像狗窝似的脏箱子，那里面铺着落满尘土的毡子。提词人的下半身陷在舞台底下潮湿的地窖里，上半身和台面齐平，受着从两边射过来的好些一百烛光的脚灯的焙烤。幕拉动时，或是女人的裙子在地板上拖过时，所有尘土都会飞进这个受苦受难的提词人嘴里。在演出和排演期间，他必须整天整夜用那硬压低的、往往是相当紧张的嗓子不停地说话，为的是只让演员听见，而不让观众听见。四分之三的提词人结果得了肺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却没有一个人肯去创造多少像样些的提词室，尽管我们的时代里各种各样的创造是极为丰富的。

在大多数的剧院里，观众厅、舞台和化装室的暖气是由一个总的地方供给的，而暖气通常只依观众的需要来开放，演员化装室的温度，却直接以观众厅的温度为转移。应该使观众感到舒适，演员是可以置之度外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员们或者穿着夏天的衣服和紧身衣在那里打哆嗦，或者由于暖气烧得挺热，在演《沙皇费奥多尔》之类的俄国贵族剧时，穿着厚皮袄热得直发晕。如果不是公演，只是平常排演，剧场一般都不放暖气。不仅如此，在头一天晚上的演出后，或者为了准备当晚的演出，一大清早把布景搬进搬出，剧场变得更冷了。舞台上的那扇大门要敞开好几个钟头，一直到舞台工人搬完布景为止。他们常常妨碍舞台上排演的开始，因此，为艺术工作而聚集在那里的演员们，不得不在台上一站好些时候，呼吸着从门外侵入的寒气。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只好穿着皮袄和暖靴排演了，街上的泥泞也跟着带到舞台上来了。由于没有自己的房间或休息室（当时各剧场几乎都没有这种设备），演员们没有地方可以休息，这些为美和艺术而服务的人就只好挤在肮脏的后台，在寒冷的走廊上和化装室里等待自己的出场。不停的吸烟，把报纸铺在膝盖上，吃着摆在上面的冷菜、香肠、熏鱼和火腿，造谣生事，庸俗的调情，说挖苦话，开无谓的玩笑，这一切都是把演员放在非人的条件下的自然结果。艺术工作者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的。

我们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中，考虑了这一切情况，决定把准备用于修缮我们未来剧场的头几笔款项，先用来改善演员的后台生活，因为这是美学和文化创作生活所必需的。每个演员必须有一间化装室，哪怕只有单人船舱那样大小。这房间应该根据住的人的要求和爱好来布置。那里应该有一张摆着各种必需品的写字台。到了晚上，写字台可以变成化装台。还应该有小书柜，衣柜，洗脸盆，安乐椅，排演后或开演前坐着休息的沙发，嵌木地板，在白天演出时可以把房间完全遮暗的窗幔。夜间化装所需要的良好照明设备，以及可以射进阳光的窗户。要知道，我们演员往往一连几个月几乎见不着太阳。因为晚间公演的过度兴奋而失眠，我们起得很晏。起床后匆忙赶去排演，整天待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到了冬天，白天的工作做完以后，走出到街上时，路灯都已经亮了。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演员的化装室必须打扫得像客舱那样干净。这样就需要雇很多杂役，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男女演员的化装室不能设在同一层楼上，为了大家在后台可以聚谈和接见客人，还应该分别设立男女休息室。在那里应该摆上钢琴、书柜，阅读书报用的大桌子，还有象棋（扑克牌和其他赌博性的游戏一律严格禁止）。绝对禁止穿外套、套鞋、皮大衣和戴帽子入场。妇女们在剧场内是不允许戴帽子的。

只有准备了这种为精神劳动生活所必需的良好的场所以后，才能够对演员提出相应的严格要求。

当时我们也谈到艺术道德，并且把我们的决议写入记录，写的是一些单独的句子和格言。例如：“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或者是：

“今天演哈姆雷特，明天演群众，但即使演群众，也应该作为一个艺术家……”

“诗人、演员、美术设计、裁缝、舞台工人，都是为诗人用来作为剧本基础的同一个目的服务的。”

“任何破坏剧场创作生活的行为都是犯罪。”

“迟到、懒惰、任性、歇斯底里、坏脾气、记不住台词、同一件事情必须重复两遍，这些对于事业同样有害，必须根绝。”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决定了要设立一个与奥斯特罗夫斯基所理想的任务和计划大致相同的剧人民院。为了宣扬这一理想，决定向群众进行公开讲演，向莫斯科市杜马提出相应的申请书，等等。〔110〕

后来我们准确地执行了这个决议。但发现人民剧院的上演剧目要受到检查机关的很大限制　而在人民剧院开幕时，我们不得不大大地缩小我们的艺术任务。于是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剧场变成大众剧院。

对我们未来的剧院具有决定意义的我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八时才结束的。这次会谈就是这样不间断地进行了十八小时。我们在一切根本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并且得出了我们能够合作的结论。距离剧院开幕，即1898年秋季，还有很长的时间，确切地说，还有一年零四个月；但我们立刻开始工作了。我们决定，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中，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要来接近我的剧团（即艺术文学协会）的演员们，而我要去跟预定参加剧团的他的学生们结识。结果也真是这样，音乐爱好者协会学校的任何一次演出，我都没有放过，同样，对于我排的戏，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也是每次必看，并且进行了批评。由于肯进行批评、不怕说真话和听真话，我们相互之间更有了了解，还结交了许多演员和其他一些人。我们顺便还讨论到未来剧团和管理机构的成员〔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