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莫斯科艺术剧院四十周年〕

一

莫斯科艺术剧院最初近二十年的道路，在我的《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我已经叙述过了。我把我们从前的工作分成几个时期，是打算说明，我们的剧院是怎样自然而然地演变为社会政治的剧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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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发了革命，它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使我们感到突如其来，尽管我们的剧院一向是革命的，可我们还是没有作好准备的。开始了新的探索，重新审查旧事物，寻找新的道路。

当时，为新而新和否定旧的一切的气氛笼罩了所有的剧院，虽然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还是不能放弃作为遗产给我们留下来的旧事物中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形式主义革新者们给我们提供的新东西，并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上演我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古典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格里包耶多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的作品，给我们的剧院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这种跟过去的联系和对未知的未来的向往，对新戏剧院的孜孜不倦的探求，使我们没有受制于形式主义的危险的“魔法”。我们在新与旧之间保持住平衡。这帮助我们做到，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使得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要求。为此，不得不听到那么多的嘲讽、侮辱、指责我们的剧院落后。我们的反对者在这个时期把我们埋葬过多少次啊！我们没有屈服，而且小心谨慎又坚定不移地探索自己新的道路。

这是个令人苦恼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几乎成为想要插手剧院的形式主义倾向的牺牲品，这个时期是漫长的，令人痛苦的。

于是，突然，像在童话故事中一样，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社会舆论、《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支持了我们所选择的方向。我们理解到，我们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道路，我们就更加坚定地沿着它走下去。剧院在一些新戏（《装甲列车》、《叶戈尔·布雷乔夫》、《仇敌》、《柳鲍芙·雅罗娃娅》、《土地》等）演出中获得了成功。

未来鼓舞着我们，我们坚决相信会成功，相信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人员不会削弱探索艺术中新事物的意向。这种意向至今还是区别我们的剧院和普通生产型剧院的特征。

苏联人民演员

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938年5月6日

二

我曾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叙述了我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最初二十年活动的回忆和评价。现在应该回顾和想起后二十年，这是在我们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有历史意义的年代里度过的二十年。

尽管我们的剧院一向是革命的，但我们对于我国人民迅速果敢地实现这场意外的变革毕竟还是缺乏准备的。

在新生活中指定艺术和戏剧要起的作用，最初我们觉得是和演员的美学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们觉得我们精湛的创作，在千百万新观众中只有很少人能理解，当时所有剧院的大门都对这些新观众殷勤好客地敞开了。我们不想降自己的要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和新政权代表们最初几次会晤的气氛是很紧张的。

我们新领导的态度很有分寸，宽宏大量，他们相信自己正确，讲道理很有说服力，并对从前的艺术珍宝用心保护，这就打碎了压在我们心头的坚冰。应许我们跟人民接近的诱人的前景，对剧院需求的广泛的反应，对这些需求和过去的一切成就的细心的照应，最后要求剧院、戏剧艺术和戏剧工作者在正在建设的新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所有的剧院的广泛的帮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放下心来，感到宽慰，后来甚至使我们心向往之。

剧院是幸运的，无论在和平或战争的日子里，无论在饥饿或丰收的日子里，以及在革命与和平的日子里，它都是为人们所需要的，都是座无虚席的。人们心中快活和高兴的时候，就到我们这里来娱乐；内心空虚、沉痛、苦闷的时候，人们就到剧院来排忧解愁，寻找安慰；寒冷的时候，在剧院里可以得到温暖。

在同人民大众最初会面时，当然也有困难的、不顺利的时刻。必须使这些新观众逐渐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他们还不了解，正是他们自己要关心维持安静和秩序，因为没有这些演出必不可少的条件，就不能去感受演员在舞台上提供的一切。

不仅要对到剧院来看戏的莫斯科人做这项工作，而且对那些从外省偏僻地区到首都来的一批新观众也要做好这项工作。

最后，秩序不仅逐渐地建立起来了，在某些剧院里甚至达到了秩序井然的地步。观众到剧院里来，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要看舞台上表现的一切。他们按时在观众厅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耐心等候幕启。

当大幕拉开，舞台上演出契诃夫、屠格涅夫、格里包耶多夫、果戈理等人的细腻的剧本时，他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并能很好地理解。很显然，新观众是很敏锐的，很好的，这真是万幸。尽管观众敏于感应，但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他们，适应他们。这些不受剧场匠艺诱惑的观众，对演员表演的直接反应有些奇怪。例如，这些观众在悲剧性的地方笑起来，但是发生这种情况完全不是他们觉得舞台上的主人公的悲剧性情景可笑，而是因为从舞台上向他们表演的那些东西“很像”真事和生活。舞台上所产生的“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真”，使他们愉快地感到惊奇，因而使他们笑起来。这种观众在最初的时候还不会用鼓掌来表达自己的喜悦。

除了新的观众以外，我们在新创作的戏剧作品中遇到了对我们来说新的、必须加以全面研究的人。这种情况和任务变得复杂的原因在于，生活进入了新时代——浪漫主义的社会政治的新时代。它所需求的，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英雄，浪漫主义者。

你们是否注意到，我们从前的艺术、文学，除极少例外，都建立在反面英雄和反面人物基础之上，如：赫列斯达可夫，市长，杰姆良尼卡，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全部典型，《智慧的痛苦》中的所有人物，莫里哀的全部作品，都充满着反面形象。我们俄罗斯艺术，还有这些作家，在这方面特别有力量。至于谈到正面形象，那就屈指可数：《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恰茨基（附带保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新的创作工作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现在也需要继续学习创造正面人物形象，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还不能很快就学会完成自己的艰巨任务。

这样的工作就落到了导演身上，导演应该学习创作一系列有正面人物性格的剧本。所有这些困难，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自然就妨碍了剧作家和剧院的工作。在这些困难条件之外，还得再加上剧作家在技术上缺乏经验，他们对剧院缺乏了解，这样就清楚了，为什么新的剧作和演剧艺术成长得那么缓慢，为什么旧的上演剧目和旧的表演方法还能在舞台上那么长久而顽固地坚持下去。这一切都不应该令人感到奇怪，而应该认为是合乎规律的。

新的未来的演剧和剧作的萌芽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我们的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后二十年期间，在跟作家们合作的情况下，在演剧和剧作方面完成了巨大而重要的工作。当然，我们并不是全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坏的成果……〔1〕

在使旧的上演剧目更新和使古典剧本接近时代精神方面，我们的剧院小心翼翼地进行了工作，因为理解到跟这种更新相联系的种种脱节、过火、歪曲的危险性。许多种类的形式主义，正是由于不能正确理解这种更新的任务而产生的。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论如何要按照“新方式”进行工作的任务。我认为，这会保护我们避免遭受许多挫折，免除古怪行为和不正确理解在艺术中探索新事物的任务。

往这个不正确方向走去的那些人给剧院带来了损害。不正确的方向使艺术远远偏离为它规定的正确道路。这种错误的偏向多年来阻碍了我们艺术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一批老的戏剧大师本来有责任将自己经过考验的方法传授出来，可他们逐渐衰老了，离开了艺术和人世。至于青年人，他们本来应当从老年人那里授受一直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永恒的艺术传统，〔然而他们〕却被引诱到不正确的方向，傲慢地、过于自信地坚持新的不正确的形式主义方法。这就引导青年们远远脱离开真正的艺术，脱离开能够把我们艺术中真正的艺术真实教给他们的那些老年人。这种新与旧的脱节现象在许许多多的剧院里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后果。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功绩在于，它比其他剧院更有力、更坚决地同这种〔新〕与旧的脱节现象进行了斗争。

如果在斗争尖锐化的最困难的时刻，剧院要是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帮助，那它就未必能取得胜利。

在《真理报》那篇著名的文章里，人民通过自己政府的喉舌，对他们认为对我们这个时代适用的和需要的那种艺术，清楚、明确而有力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种艺术的名字，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的剧院目前正在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向它奔去。

在我们艺术中已经形成了旧的和新的派别。青年人和某些老年人加入了新派，一些更老的演员承认新派的同时，坦率地声明，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改变自己的习惯和掌握新的技能，是很难办到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意识地坚决维护从前的东西。

最好是生活在艺术中，追求些什么，捍卫些什么，为些什么而斗争，争论，取得胜利，或者相反，遭到失败，所有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征兆。斗争会带来胜利和成果。最糟的是，在艺术中一切都平静如故，一切都妥妥帖帖，确定不移，有合法的根据，不需要争论、斗争、失败，因而也就不需要胜利。艺术和演员是不进则退的。幸而在我们的剧院里目前还没有这种危险。剧院正在争论、沸腾、斗争，正在取得胜利，或者遭到失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断言，在剧院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剧院里一切都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