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剧院—万神殿〕

自1917年至1919年期间，艺术剧院有过各项改组计划。其中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把莫斯科艺术剧院改变为“俄罗斯戏剧万神殿”的方案，也就是这样一个剧院，它要在自己的舞台上展示属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学派并在同一个创作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有剧院所取得的优异成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求将艺术剧院和它的讲习所的艺术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探索道路，以便为年青一代的演员提供最广宽的组织上和创作上的主动权。“万神殿”应当把大批演员——莫斯科艺术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讲习所的创始人——团结在自己的屋宇下，让他们在艺术剧院的主要舞台上展现自己最优秀的剧目。这个方案曾被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的代表们讨论过多次，但未获得一致的赞同。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对待剧院—万神殿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在他看来，讲习所的使命不仅在于它有自己的独立的艺术活动，还在于它能不断地充实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阵容。他在肯定剧院—万神殿这一思想前景的同时，还指出了有碍实现此举的组织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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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然而，于1919年—1920年的演剧季期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却亲自建立了音乐

讲习所，参加该所的还有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某些演员，实际上它是剧院—万神殿这一思想的某种体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于1919—1922年和1922—1924年剧团在国外巡回演出期间已得到部分的实现。当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展现的正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第三讲习所以及音乐讲习所的优秀剧目。

1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18年5月22日（俄历9日）

剧院的“同志会”是自1917年11月至1919年8月间，即剧院国有化前，根据自行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戏剧事业的过渡形式。

在1917年12月31日同志会的全体会议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改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方案，其中规定：精简剧院人员，压缩庞大的演出开支和通过讲习所实现新的演出等。稍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了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及其讲习所前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建立“俄罗斯戏剧万神殿”的思想。该报告由谢·李·别尔坚松在1918年5月22日（9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同志会全体会议上宣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报告，据附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全体会议的记录中的打字稿（第1116／2号）发表，该稿曾经作者修正。报告以删节的形式发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讲演、谈话、书信集》一书的第246—248页（中译本第269—271页）。

〔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暂且把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二代的演员划入“别尔谢涅夫”小组。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别尔谢涅夫”小组时，指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那些在1918年打算成立所谓演员讲习所的人（见注〔6〕）。

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讲习所是在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的领导下，自1913年开始自己的独立的创作活动。第二讲习所创办于1916年，它的领导人是瓦·列·姆切杰洛夫和瓦·瓦·鲁日斯基。

〔2〕谈到《小提琴》和《为生活所迫》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的是革命前为迎合资产阶级观众趣味而充斥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的意气消沉的、平庸的戏。属于这类戏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还有1915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伊·苏尔古切夫的《秋天的小提琴》和1911年上演的克·汉姆森的《为生活所迫》。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论剧院—万神殿》报告的提纲式草稿上写道：“艺术剧院是大家共同的上帝。所有的讲习所都要关心这座万神殿。凡是优秀的，都归入寻里。”

〔4〕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导演的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一剧，于1903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关于为《裘力斯·恺撒》收集材料一事，参见《我的艺术生活》一书（全集第1卷，第262—264页，中译本第253—254页）。

〔5〕在1918—1919年间的笔记本上的一份草稿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更为详尽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讲习所可能脱离共同的事业而组成单独的剧院的担心是存在的。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样做对讲习所是否有利，它们离开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否能独立呢？以第一讲习所为例，在这方面它引起了人们最大的怀疑。”接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详细地论述了由于剧院和讲习所在创作上的联合，使它们无论在艺术和物质上都受益匪浅（第831页）。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充分估计到，在那几年的讲习所工作中已孕育着自治的苗头，后来便导致了莫斯科艺术剧院讲习所体制的瓦解。1924年剧院自国外旅行演出归来后，某些讲习所便脱离莫斯科艺术剧院组成了独立的剧院：第一讲习所组成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第三讲习所组成瓦赫坦戈夫剧院，第二讲习所（同演员们一起的还有第三讲习所的一部分人）并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编制。

〔6〕在1917—1918年间的笔记本（第830号）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列举了演员讲习所的成员，这里除伊·尼·别尔谢涅夫外，还应当有П﹒A﹒巴克舍耶夫、弗·格·盖达罗夫、尼·安·兹那缅斯基、B﹒M﹒米哈依洛夫、П﹒A﹒巴甫洛夫、尼·阿·波德哥尔内依、A﹒Э﹒沙哈洛夫、康·巴·霍赫洛夫、M﹒阿·日丹诺娃、利·米·柯列涅娃、玛·阿·克雷日昂诺芙斯卡娅、B﹒H﹒巴甫洛娃等人。

〔7〕伊·尼·别尔谢涅夫、尼·阿·波德哥尔内依和谢·李·别尔坚松三人组成演员讲习所的临时筹委会，同坐落在特维尔林荫道的室内剧院的剧场承租人M﹒M﹒什卢格列依特交涉租用剧场的问题，同建筑师费·奥·舍赫捷尔商谈改造观众厅和舞台以符合莫斯科艺术剧院要求的问题。新讲习所拟上演阿·布洛克的《玫瑰和十字架》一剧。

租赁室内剧院场址的提案，于1918年5月22日提交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全体会议议论，但未被采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同意。

演员讲习所未能实现。

2致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全体会议的呼吁书

据打字稿初次发表，稿上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附笔（第1118／1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注明日期为1918年5月15日〔28〕日所写的附笔中指出，尼·亚·鲁缅采夫和谢·李·别尔坚松转告他，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请求他担任“独裁者”的角色，以实现改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计划。但全会没有通过这项建议。

3致艺术剧院的呼吁书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1919—1920年间的笔记本（第834号）中，有几页没有标题、没有日期的草稿，贴在1919年10月31日以及11月3日的笔记旁。笔记本（第832号）中的这几页草稿，是因艺术剧院拒绝接纳剧院—万神殿的方案所引起，显然是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口授，尼·阿·波德哥尔内依笔录的，有几处作了小小的修辞上的改动。

据手稿（第832号）初次发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此件中所叙述的思想，他于1919年11月7日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小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也作了阐明。在记有发言简短内容的会议记录中指出，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看法，莫斯科艺术剧院和第一讲习所的有机结合，很接近剧院—万神殿。接着写道，正当人们在议论莫斯科艺术剧院寿终正寝的时候，“艺术剧院要想摆脱真正的坟墓，毫无疑问，目前离此尚远，唯一的道路就是联合起来，为了剧院—万神殿的演出而加倍努力。这样才能充分证实剧院是富有生命力的。最后，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说，离开剧院—万神殿这个设想，剧院的任何创作都将失去意义。”

恰恰在这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尤其要坚持剧院同讲习所的合并，因为剧团于1919年春去南方巡回演出时被白卫军切断了同苏维埃俄罗斯的联系（见本卷第399页，注〔9〕），这样剧院便失去了剧团的大部分人，如果没有讲习所的支持，就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而，1919—1920年的演剧季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公演的八个戏中，四个戏是属于讲习所的（第一讲习所的《炉边蟋蟀》、《洪水》和《第十二夜》，以及音乐讲习所的《安果夫人的女儿》），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1〕在《论剧院—万神殿》报告的提纲性草稿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号召“拯救艺术，拯救艺术剧院。”他接着写道：“如今的艺术剧院，不是艺术的。理由是：1）失去了灵魂，即思想方面的东西；2）精疲力竭，毫无追求；3）过分热衷于眼前的未来和物质利益；4）被票房收入冲昏头脑；5）刚愎自用，只相信自己，对自己估计过高；6）开始落后，而艺术在逐渐超越它；7）因循守旧，停滞不前；8）不懂经营，只想通过压缩开销而不是妥善解决收入的办法来达到富裕；9）行动没有任何计划，只注意眼前最近的目标；10）过分担心失去权力，因此反而丧失权力；11）在某些场合，好心得过分，在另一些场合，则冷酷无情；12）在青年中很不得人心；13）做事不策略，却想恢复权力；14）专横跋扈，企图使一切都为他们和他们的艺术（而有时是匠艺）服务”（第1117号）。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斯捷潘奇科沃村》一剧中扮演罗斯坦涅夫的角色失败后，异常激动，1917年9月15日他给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写信道，如今他想创造的新角色，绝不是在艺术剧院里，“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另一个地方，我才能复活。当然，我说的不是其他剧院，而是讲习所”。1917年12月31日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同志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今后不会再饰演任何新角色和排演任何新戏了，除非是通过讲习所”。

〔3〕歌剧讲习所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18年创建的，它附设于大剧院。1919年秋，莫斯科艺术剧院组织了音乐讲习所，开始排演查·列柯克的喜歌剧《安果夫人的女儿》，此后排演了查·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彼里科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参加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鲁日斯基所领导的这个讲习所。在拟议中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芭蕾舞讲习所并未成立。

〔4〕这里谈的是，第一讲习所拟在彼得格勒作长期的巡回演出。草稿中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财政和组织方面的设想，本卷在发表时删节了，其中写道：“第一讲习所排完《巴拉金娜》，和我一起安排好其他戏的演出后”，便去彼得格勒了，“在彼得格勒为我和我的家庭准备了住宅和生活费。我奔走于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时，总是扮演老年人角色，但只演一、两场，加上排一出戏和在大剧院以及第二讲习所的工作）和圣彼得堡之间，在这里的第一讲习所我既排戏又演戏”（第8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