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演剧季节的开始

我回到莫斯科时，演员们已经不在普希金村了。他们已迁到城里，被安置在一座租赁到的转由我们支配的剧院里了〔118〕。

当我休假归来，走近剧院时，我抑制不住因激动而引起的神经震颤。这种震颤乃是由于想到我们有了剧院，舞台，几间化装室，一批真正的演员；我们可以在这所剧院里建立起向往已久的生活，为艺术清洗去一切污垢，建立一座圣洁的殿堂来代替杂耍场了。可是，当我走进这座我们准备加以摧毁的杂耍场时，我是何等失望呵。事实上，卡列特街的“爱米塔兹”（不要把它和连托夫斯基的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旧“爱米塔兹”混同起来），当时正处在可怕的状态下：肮脏，灰尘满布，设备简陋，寒冷，没有暖气，发散着啤酒和某种酸素的气味——那还是夏天举行酒宴和娱乐时留下的。剧院附近有一座花园，夏天就在那里为观众表演各种露天节目。天气不好或者寒冷的时候，这些节目就搬到剧院里去演。一切设施都是为了迎合游园观众的口味的，因而带有一种庸俗的调子。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墙的颜色，墙纸的花样，色彩的选择，庸俗的装饰，低级趣味的豪华，贴在墙上的戏报，舞台上的广告幕，服务员的号服，餐室里的菜单。建筑物整个处于破败和凌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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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低级趣味的东西必须清除，但我们没有钱来办这件事，以便建立起让有教养的人耽得下去的环境。我们把所有的墙壁和墙上庸俗的广告都刷白了。难看的椅子蒙上好看的布套。我们找出一些美观的地毯，铺在接近观众座位的所有的过道上，这样，走路时的脚步声就不致妨碍戏的演出。我们把门上和窗子上庸俗不堪的帷幔通通去掉，把窗子擦干净，窗框油漆一新，挂上空纱窗帘，用一些月桂树和花束来掩饰不雅观的角落，使场子看过去舒服一些……但是破烂的东西不管怎样修理是不会变得好看的：一处才修理或粉刷好，另一处又露出了新的疮伤。例如，我在我的化装室的墙壁上敲进一只钉子，好安上一块搁板。可是墙壁是这样古旧单薄（化装室都是由普通的库房改成的），锤子一敲，一块砖头便落下来，墙上出现了一个洞，外面的冷气竟从这个洞里吹了进来。剧院的暖气问题特别伤脑筋，所有的管子都坏了，我们必须加紧修理，那时候严寒已经来临，剧院里必须每天有暖气。剧院的这种满目疮痍的情况使我们在工作中受到许多苦，遇到许多阻难。我们并没有屈服，和种种障碍展开了斗争。然而障碍是十分严重的。我记得，有一次演出中，我要马上穿着上场的一件服装却冻结在化装室的墙上了，只得把它从墙上剥下来。好几次排演都是在敲打铁管子的震耳欲聋的伴奏声中进行的，当时管子又坏了，必须在第二天以前赶快修好。电线也是凌乱不堪，有待修理，排演只好在几乎一片漆黑的情况下靠着烛光进行。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会儿发现布景在舞台上放不下，需要盖一间新的库房；一会儿必须简化场面调度和装置、布景，因为舞台不够大；一会儿不得不放弃我喜欢的效果，因为舞台照明和机械装置都不完备。

这一切情况阻碍了我们在剧院开幕前最繁忙的时刻所进行的工作，而剧院是必须尽快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资金已经完全枯竭了。与这一切复杂的内部工作同时，行政管理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必须登出剧院开幕的预告，必须为这新的事业想出名称，可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看清楚它的未来面貌，这问题就挂了起来，一天天拖下去。大众剧院，话剧院，莫斯科剧院，艺术文学协会剧院——所有这些名称都被批判掉了，没有获得通过。最糟糕的是，没有时间集中精神来好好地考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全部注意力都用来研究我们排演过的剧本在舞台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常常坐在导演席上观察，觉得戏的某个地方太冗长了，另外一个地方演得不细致，或者觉得导演手法上存在着某些错误，以致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哪怕有一次能够从头到尾把戏看完，那么一切也就会明白的，但正是这种十分必要的完整而贯串的排演，在当时竟没有可能做到。此外，微弱的烛光照明使我无法看清楚场面的组合和演员的面部表情，无法从整个布景得到总的印象。而在那边，瞧，一个演员误了上场的时间，因为被叫去量服装了；在重要的时刻，有人来了，说是有要紧的事情要我到办公室去。我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坦塔鲁斯(33)一样，老想去抓住从我身旁溜过去的东西。

有一次，我正在努力推敲戏当中已经成形的一个场面，我觉得再过一分钟就可以抓住舞台、表演和全剧的秘密了，耳边忽然传来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声音：

“不能再等了。我提议把我们的剧院定名为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你同意吗？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必须立刻决定了。”

老实说，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提出来的当时，我觉得剧院无论叫什么名称都无所谓。所以我不假思索，表示了同意。

但是到了第二天，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的广告时，我发慌了，因为我懂得“艺术”这个字眼使我们肩负了什么样的责任。

我为这一点感到非常不安。

幸好命运给我带来了慰藉：就在同一天，经过了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共同研究之后，莫斯克文在沙皇费奥多尔一角中大显身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9〕。由于他的表演，由于感动，由于喜悦，由于充满希望——我们中间出现了有才能的人，他们会成为伟大的演员——我哭了。我们的受苦和工作不是白费的！那天晚上，扮演鲍利斯·戈都诺夫的维什涅夫斯基〔120〕，扮演伊万·舒伊斯基的鲁日斯基，扮演伊琳娜的克尼佩尔以及其他演员，也使我们大家感到欢欣。

光阴流逝。开幕的前夕来临了。排演已经结束，但好像什么也没有完成，戏也没有准备好似的。我担心不够尽善尽美的细节会破坏整个演出。我想通宵排演，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明智地坚持不要再工作下去，好让演员们有可能集中精神和休息，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剧院开幕的隆重的日子——1898年10月14日〔121〕。最后一次排演完毕时，尽管已经夜深，我还不愿意离开剧院，因为回到家里反正也睡不着。于是我坐在正厅里，等待着灰色的帷幕挂起，在我们看来，这帷幕以其与众不同的朴素的外观一定能转变整个艺术的进程。〔122〕

开幕的日子到来了。我们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就在此一举。或者我们能在这个晚上进入艺术之门，或者艺术之门就在我们面前砰地一声关上。那时候只好永远坐在乏味的账房里了。

这一切想法和描绘出来的惨淡远景，在开幕那一天是特别鲜明的。我的焦急由于感到无助而加强了：导演的工作已经完毕，已成为过去，现在事情要轮到演员身上了。只有他们才能够把戏演出来，我是再也无能为力的了，除了在后台转来转去，发愁和痛苦以外，毫无其他办法。当舞台上要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时，怎么能安坐在自己的化装室里呢？所以我想在开幕之前充分利用最后一刻来积极参加演出，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必须最后一次去影响演员。

为了想要消除自己对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极度恐惧，我装出精神焕发、愉快、沉着和充满信心的样子，在第三次铃响之前，对演员们讲了一番鼓励的话，就像总司令对即将参加决战的全军讲话那样。糟糕的是，我的话不时由于呼吸急促而中断……序曲突然奏起，把我的话语淹没了。说话已经不可能，我没有办法，只好开始跳舞，用以发泄我的沸腾着的精力，当时我本想把这种精力灌输给我的战友和年轻的战士们的。我跳舞，唱歌，叫出鼓励的词句，但脸色却像死人一样苍白，眼神惊恐万状，呼吸忽断忽续，动作痉挛。我这个悲剧性的舞蹈后来给人叫做“死神之舞”。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离开舞台！马上走开！不要打扰演员！”演员尼·格·亚历山大罗夫〔123〕声色俱厉地命令我，他作为我的助手，在演出时是握有全权的。亚历山大罗夫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他懂得演员的心理，善于在决定性的关头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和机智。

我的舞蹈在半途停止了，我被驱逐了出来，导演的自尊心受到挫伤，离开舞台以后，就把自己锁在化装室里了。

“我为这次演出尽了这么多力，现在，在最紧要的关头，却把我当做局外人撵出来了！”

读者不必怜悯我！这是演员的眼泪：我们是多愁善感的，我们喜爱无辜受的屈角色，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生活中。

后来，当然罗，我很佩服亚历山大罗夫的刚毅不拔和当机立断。

开幕戏是阿·康·托尔斯泰伯爵的悲剧《沙皇费奥多尔》。这剧本开头是这么一句话：“我对这个事业有坚强的信念！”这句话当时对我们有深长的意义，等于是一句预言。

我不准备描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戏，只来谈一谈现在已经删去的几个场面的演出情形。

其中第一场是描写伊万·彼得罗维奇·舒伊斯基家的宴会，他举行宴会，为的是征集奏章上的签名，以便要求沙皇废掉皇后。贵族的宴会场面在俄国舞台上早就有其陈腐不堪的刻板程式。无论如何必须摆脱这种刻板程式。我把这场戏排得尽可能新奇些（演员们称之为“在屋顶上”）。布景搭成一座有许多大木柱的俄国式的带顶平台。它占据舞台的左半边（从观众方面看），由一道栅栏同脚光和观众隔开来，站在栅栏后面的演员只露出半截身子。这使得那场戏显得很别致。舞台右半边绘着屋顶的尖塔，隐隐约约的远景和莫斯科的景色。那带顶平台除了新颖以外，由于只占舞台一半，不需要很多群众演员，也给剧院节省了开支。给我们留下的地方越小，人群就越会显得拥挤，参加的人数就越可以少些了。如果宴会的场面占据了整个舞台，那么就是把我所能支配的临时演员全都放上去，结果还是会显得很单薄的，而我们当时经济困难，根本不可能雇用很多临时演员。

带顶平台在后景的一个屋角处拐弯，向左延伸到幕后。在拐弯的地方巧妙地配置了一些演员和临时演员，他们在舞台与幕后间经常走动，这使观众产生一种深广的幻觉。看起来好像幕后那里有很多人，生活正在沸腾着。

贵族们的色彩鲜艳的服装；仆役们端着的大盘，那上面摆满了鹅、猪、大块牛肉、水果和蔬菜；滚在地上的酒桶；我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带回的大木盘和勺子；微醉的走来走去的宾客；端着酒杯，以主人的女儿身份在宾客中周旋的美丽的姆斯蒂斯拉夫斯卡娅郡主；愉快而严肃的争论声和逗趣的吵闹声，以及后来排成了一长列在奏章上签字的贵族：这一切在当时都是很新鲜的，与众不同的。

与这场戏相对照的，是戈都诺夫和伊万·彼得罗维奇·舒伊斯基言归于好的场面，其中表现了宫廷生活，宫廷礼节，博物馆的服装，织物，宝座，仪式——这一场面现在在俄国、欧洲和美国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了。

“在雅乌扎”的一场也是很受人注意的，它描写了被捕的人民英雄舒伊斯基在鲍利斯·戈都诺夫的命令下送进牢狱处决的情景。这场戏的地点是在郊外的一座桥上，也就是通向牢狱的路上。一座木桥从画着大道的右边（从台下来看）第一片侧幕起，穿过整个舞台，一直延伸到左边最后一片侧幕。在那里再跟地面和大道衔接起来。桥下是一条河，河上有几只平底船和小艇。桥上有穿着俄国中部各省古装的五光十色的人群所组成的无尽的行列。桥头坐着一些乞丐，一个盲竖琴手在唱着作曲家格列恰宁诺夫编的歌曲。这支歌应该激起从桥上通过的人群起来反对戈都诺夫。人群停下脚步倾听，人数越来越多，于是在观众眼前呈现出一种战斗的气氛，那是由舒伊斯基的热烈支持者、百岁老大爷库留柯夫的演说所煽起的。舒伊斯基一家被禁卫军押着出场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发生了，禁卫军得胜。妇女们哭着去吻这位人民英雄的手和脚，向他告别，他向她们说了诀别词〔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