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致政府请求书的准备材料

1930年10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经过长期病休回来后，在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组织制度和创作方式上的困难，这些困难阻碍了艺术剧院在艺术上的发展。在剧院的上演剧目中出现了思想艺术方面不健康的剧本。全年演出总的数量过分增加，造成剧院演员和技术人员负担过重，演出的艺术质量急剧下降。在这个基础上，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红色经理”米·谢·盖茨和剧院的艺术政治委员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拉普方面和一部分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抱有敌意的评论特别加强了对艺术剧院和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攻击。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司的某些工作人员未能采取正确的立场，而在评价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活动以及它在苏联戏剧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方面，犯了一系列粗暴的错误。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向领导机关提出要改善莫斯科艺术剧院工作条件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现存缺点的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建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1932年1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将莫斯科艺术剧院命名为“苏联莫斯科艺术模范剧院”，并直属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艺术政治委员会被撤消，剧院领导完全交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无论在改善剧目的思想路线方面，还是在组织工作方面，艺术剧院都得到了全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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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中，除了一份手写的准备材料草稿（第1599／1号）之外，还保存有递交政府请求书的四种打字稿（第1599／2—5号），看来是在1931年下半年写的。在本书中发表的是这份请求书的两种稿本。其中的第一种稿本，有一部分登载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讲演、谈话、书信集》第298—302页，是这份文件最全面最详细的稿本（第1599／2号）。第二种稿本（第1599／4号）的特点是讲述内容简洁扼要，并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附语，指名要求把请求书递交给一些人（康·叶·伏洛希罗夫、阿·谢·布勃诺夫、费·雅·柯恩等）。

据打字稿初次发表。

〔1〕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三十周年庆祝会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身患重病，由于健康状况有两年时间不得不脱离开直接参与的剧院工作。由于医生的坚决主张，1929—1930年间，他在巴登维勒和尼斯进行了一个疗程的治疗。

〔2〕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手写的准备材料草稿中写道：

“演剧艺术不是永恒的。它随同它的创造者的逝世而消亡。

“莫斯科艺术剧院牢记着这一点，并做到了由它决定的一切，以便通过准确地研究出来的演员和导演的创作规律，把它的演员和导演的经验记录下来。我们艺术的这些传统，经过五十年的工作，被我变成结晶——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艺术没有传统——就等于工作没有目的，没有计划，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根据经验我们知道，那种粗浅表演会使人陷入深奥难解的窘境。其实，在一些别的国家里，由于铲除了和丧失掉历史悠久的演员艺术传统，结果变成什么样子，是很值得一看的。艺术工作者经常左顾右盼地注视着东方，期待从那里得到挽救和革新的办法。假如我们也丧失了整个俄罗斯艺术传统，其中也包括我们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创造的传统，我们用什么来回答他们呢？”（第1599／1号，第15和6页）

〔3〕在《演员自我修养》这部书的序言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为首的同伴们”在他的艺术生活中所起的特殊的作用，他们在共同工作中教会他“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我只是怀着至诚的感激之情想念他们，在目前，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尤其怀念着他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写道。（全集第2卷第7页，中译本第6页）

〔4〕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准备材料的草稿中，更详细地谈到上演剧目的问题。

“通常责备一些老的剧院，总说它们偏好上演古典剧目，仿佛它们存心要脱离现代生活，”他写道，“这是恶毒的诽谤，我们宁愿选择合适的新剧本，而不要出色的旧剧本。

“为什么？新剧本对于现代的演员和观众来说是更容易理解的。演新剧本更容易取得成功。它是保险的。不用冒风险。它可以比较快地演出。渗透着现代人那些思想感情的剧本，不需要解释难懂的地方，也不需要把它加以更新，使它接近现代生活。”（第1599／1号，第2页）

〔5〕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初期（1901年2月19日以前），它被命名为“艺术大众剧院”。

〔6〕《演员自我修养》一书是最初的稿本，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29—1930年患病期间完成的。

〔7〕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戏剧报刊杂志上出现了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激烈攻击，而这些攻击往往歪曲了它的实质。在《工人与戏剧》杂志（1930年第43期，第1页）的社论中就曾这样断定：“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作体系……作为颓废没落的、其理论基础同正在建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戏剧原则相敌对的体系，必须由拉普来把它揭露出来并加以摧毁。”

帕·伊·诺维茨基1930年2月17日在共产主义大学所作的那篇曾引起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创作道路的争论的报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体系与创作方法》中说道：“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体验戏剧，内心真实的、共同人性和超意识的戏剧，不可能成为政治的革命的戏剧……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描写心理活动的本质不能够用它的创作方法把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组织起来，反而会瓦解他们。”（《苏维埃戏剧》，1930年第3—4期，第27页）

〔8〕在1929—1930年演剧季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了795场戏；在1930—1931年演剧季中，它演出了751场戏。

因为这个缘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

“在美国，同样的一个戏竟然能够在一天里演出三场。如此粗制滥造会造成何等否定的艺术效果，就不必说了。然而，应当承认，在表演方面，运用匠艺式的刻板化表演，这样的工作是能够做到的，尽管身体健康不会不受到巨大损害。

“不仅要每天演出，而且每周有三天要每天演出两场，用这种方法在二百六十天里勉强演出750场戏，像莫斯科艺术剧院在1930年—1931年演剧季里出现的这种情况，难道是办得到的吗？

“匠艺表演能办到的事，并不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所能胜任的，而这种艺术是建立在扮演者们最敏感的神经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根据体验原则的创造，跟表现派演员的肌肉表演或工人的肌肉劳动，是决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向我们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提出力所不能及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必然造成灾难和过早的死亡”（第1599／1号，第9页）。

在1931—1932年演剧季，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了681场戏。

〔9〕所指的是莫斯科艺术剧院1930年在第比利斯、巴库和哈尔科夫的夏季巡回演出，以及1931年夏在列宁格勒的巡回演出。

〔10〕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关于这个或那个剧院的概念，必须同进行演出的建筑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亲手写的草稿中叙述了这种想法（第1599／1号）：

“无休息日工作制该怎么办呢？〔就是说，要过渡到不停顿的生产过程，它是跟取消一般休息日联系在一起的——原编者注〕在空闲日子里邀请其他一些剧院来演话剧、歌剧、轻歌剧？不，这是不正确的出路。一个严肃的剧院决不该失去自己的面貌。甚至于一个晚上。我认为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

“我不会忘记，业余爱好者在小剧院里演出的戏给我留下了受侮辱的印象。剧场是有责任的。在那里，我也看过别的剧院演出的好戏，但它在我的记忆里也留下了污点，因为它没有同对我来说可宝贵的地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局外人进入不是规定给他的地方。偶然演出一个戏，在我对小剧院的印象中加进了驳杂不纯的成分，而且破坏了我这样喜爱的印象。”（第18页）

〔11〕在那些年代里，各剧院中附设的艺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代表，各个文艺团体的代表，以及轻工业工厂和重工业工厂的代表。这些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是经常能得到预期的结果。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政治委员会最积极的成员们是些在戏剧艺术领域中缺乏专业知识的外行，他们对于艺术剧院在国内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评价，并且反对它的创作方法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委员会的直接影响下，剧院在选择上演剧目方面犯了许多错误。

在手稿的准备草稿（第1599／1号）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这个委员会作出如下的评价：

“假如需要艺术政治委员会是为了教育目的，以便在艺术领域里培养关心艺术的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熟悉艺术生活，使戏剧能够同它发生联系，为的是更好地互相交流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机关只能是表示欢迎，而且应该根据这种目的既要给各剧院也要给艺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发出新的指示。

“假如这些委员会应该继续领导，哪怕是大体上领导剧院的舞台艺术工作，他们不懂这门业务，而且不经过长期专门训练也不可能懂得，那么根据逻辑和经验就应该承认，这种委员会不仅做不出任何成绩，而且是有害的机关，它们妨碍了剧院的工作，还由于对我们这行事业的无知而发展了粗枝大叶的作风。”（第10页）

〔12〕在草稿（第1599／1号）中有对这里叙述的想法的补充：

“在任何艺术中，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艺术，都存在某种最低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艺术只不过是从这个标准出发带来使人们精神日益高尚起来的益处，剧院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低于这个标准，就不是艺术，就没有精神上的影响，没有同人群的交流，没有创作，而只是单纯的娱乐、游艺，消遣。而且在这方面也有它的艺术标准，低于这个标准，舞台上的演出就会变成有害的，多余的，危险的东西。

“在许多剧院里，这条路线是经常改变的，不被遵守的，遭到忽视的。”（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