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到来——《万尼亚舅舅》

疾病使安东·巴甫洛维奇不能在演出季节中到莫斯科来。但在1899年春，随着气候的转暖，他怀着看《海鸥》的心愿来了，并且要求我们演给他看。

“听着，这对我是非常必要的，我是作者，不看怎么能写别的东西呢？”他一有机会就重复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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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演出季节已经结束了，整个夏天，剧场都要转到别人手里，我们所有的物件也都已搬出，堆存到窄小的仓库里去了。为了给契诃夫演一场戏，几乎必须去做整个季节开始时所要做的那么多工作，那就是：租场子，雇工人，挑选出所有的布景、道具、服装、发套，把这些东西运到剧场去，召集演员，排戏，安装灯光等。而结果这场观摩演出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在仓促间是无法把它弄好的。此外，缺乏经验的演员由于不习惯新的地方将会发慌，而这一点对契诃夫的剧本是比什么都危险的。加上观众厅像一个草棚子，里面空空如也。家具都搬去修理了。在空场子里戏不会演得好，契诃夫将要大失所望的。但是，契诃夫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法律，必须满足他的愿望。

观摩演出是在尼基茨基剧院举行的。在座的有契诃夫和几十个观众。印象，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是平淡的。每一幕演完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都跑上台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喜悦的表示。但一看到后台的忙碌情形，他就兴奋起来了，浮现出了笑容，因为他是热爱后台和剧院的。有几个演员受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夸奖，有几个挨了骂。特别是一个女演员。

“听着，”他说，“她不能演我的戏。你们还有一个女演员，她演这角色要好得多。她是个好演员呀。”

“可是怎么能不让她演呢？”我们替她说情，“这等于把她开除出剧团。请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打击！”

“听着，我就抽回这个剧本，”契诃夫以近乎残忍的口气作出结论，他的强硬和坚决使我们吃了一惊。尽管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他特殊的温厚、委婉和仁慈，他在艺术问题上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的，从来不作任何妥协。

为了不使病人生气和激动，我们没有去顶撞他，希望过些日子，他会把一切忘掉。但是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契诃夫忽然又说了起来：

“听着，她不能演我的戏。”

在观摩演出中，安东·巴甫洛维奇仿佛要躲开我。我在化装室等他，但他没有来。这是不祥之兆！没有法子，我只好亲自找他去了。

“请骂我吧，安东·巴甫洛维奇，”我请求他。

“演得好极了，听着，好极了！不过应该穿上破鞋和方格子裤。”

他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了摆脱我的纠缠而开的玩笑？或者是一种嘲弄？……特利哥林，这个时髦的作家，女人们所喜欢的人，怎么忽然要穿起方格子裤和破鞋！我呢，恰恰相反，为这个角色穿上了最精致的服装——白裤，白皮鞋，白坎肩，白帽，而且作了漂亮的化装。

过了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又在《海鸥》里扮演特利哥林一角，在某一场演出中，我忽然明白了契诃夫所说的一段话：

“当然，应该穿上破鞋和方格子裤，而不能是一个什么美男子！戏就在这个地方：对那些年轻的姑娘来说，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作家，能写出动人的小说，于是，像宁娜·查列奇娜亚之类的少女，便一个接着一个奔过来搂住他的脖子，而不会去注意他作为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可取的，长得难看，还穿着方格子裤和破鞋。唯有在这些‘海鸥’的罗曼史结束之后，她们才开始明白，这无非是少女的幻想，这种幻想创造出了实际上永远不会有的东西。”

契诃夫的这个简练的指示之丰富和深邃，使我赞叹不已。这在契诃夫是很典型的。

《海鸥》成功以后，许多剧院都开始追求契诃夫，和他进行有关他的另一个剧本《万尼亚舅舅》的演出谈判。各家剧院的代表都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里来拜访，他关起门来和他们谈判。这使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也想上演他的剧本。有一次，契诃夫激动而生气地回到家里来。有一家剧院的负责人无意之中得罪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而契诃夫在答应我们以前原来早就答应把他的剧本交给那个剧院的。那些负责人大概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不知道怎样开始谈话，他就问安东·巴甫洛维奇说：

“您现在在做些什么事呀？”

“我在写中篇和短篇小说，有时也写剧本。”

以后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在会谈结束时，契诃夫拿到了那家剧院的剧目委员会的一份纪录，其中写了许多对他的剧本表示赞扬的话，并决定接受演出，但有一个条件，作者必须更改第三幕的结尾。就是愤怒的万尼亚舅舅向谢列布利雅可夫教授开枪的那一段戏。

契诃夫提到这次愚蠢的谈话时，气得脸都红了，而当他引述纪录上所载的改动剧本的荒谬理由时，立刻迸发出了一阵久久不能遏止的笑声〔133〕。只有契诃夫才能够在别人最想不到他会发笑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放声大笑。

我们暗自庆幸，因为预感到我们将会得到一个愉快的节日，也就是说，《万尼亚舅舅》的命运将会于我们有利地得到解决。果然如此。剧本交给我们演了，这使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高兴。我们立刻开始工作。首先应该利用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里的机会，请他从作者的立场提出一些希望。但是，说来奇怪，他对自己的剧本讲不出什么来。他感到难为情，有些不好意思，为了摆脱僵局和打发我们，又说了他惯说的话：

“听着，我已经写下来了，都在剧本上呢。”

或者威吓我们说：

“听着，我决不再写剧本了。为了《海鸥》，我得到了……”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戈比的硬币给我们看，然后又突然发出了一阵遏止不住的笑声。我们也忍不住笑了。谈话暂时失掉了业务的性质。过了一会儿，我们重新提出我们的问题，直到最后，契诃夫在偶然吐露出的话里，向我们暗示了剧本中的有趣的思想或主人公的独特的性格刻画。例如，我们曾谈到万尼亚舅舅一角。一般都认为，他既然是谢列布利雅可夫教授庄园的管理人，就应该穿上剧院传统的地主服装——长筒靴、便帽，有时手执马鞭，因为一般总认为地主是要骑马巡视庄园的。但契诃夫却大为生气了。

“听着，”他恼怒地说，“那上面说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没有读过剧本吧。”

我们瞧了瞧原作，可是除了写着万尼亚舅舅打的是一条绸领带这几个字以外，任何指示也找不到。

“就在这儿！都写在这儿呢！”契诃夫想说服我们。

“都写了些什么呀？”我们困惑不解。“绸领带吗？”

“当然。听着，他有一条漂亮的领带。他是一个文雅的、有文化的人。表现我们的地主穿着擦上油的皮靴走来走去，是不真实的。他们是有教养的人，穿得很好，到过巴黎。我全写下来了。”

这一个小小的暗示，按照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看法，却反映出了全部悲剧——当代俄国生活的悲剧：毫无才能的、谁也不需要的教授，生活却过得很美满；他享有很不应该享有的名学者的虚荣；他成了彼得堡的偶像，写着一些愚蠢的故示渊博的书，老太婆伏尼茨卡娅对这些书是爱不释手的。在大家的迷恋热潮中，甚至万尼亚舅舅自己有个时期也屈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把他看成是伟大的人物，在庄园中勤勤恳恳地替他工作，维护他的声望。然而终于使人看出来，谢列布利雅可夫不过是一个吹大了的肥皂泡，本没有权利占据高位，而像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罗夫这样生气勃勃的有才能的人，却不得不在广阔而混乱的俄国的穷乡僻壤潦倒终身。作者想号召那些苟且偷安的真正工作者和劳动者争得权力，使他们处于较高的岗位以代替无才而徒具虚名的谢列布利雅可夫之流。

在同安东·巴甫洛维奇交谈之后，万尼亚舅舅的外部形象在我的想象中不知为什么和彼·尹·柴可夫斯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在分配角色时，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契诃夫想让我们剧院中他所喜欢的几个演员扮演剧中所有的角色。当这看来是不可能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便威胁我们说：

“听着，我要改写第三幕的结尾，把剧本交给那一家剧院的剧目委员会了。”

现在讲起来很难相信，在《万尼亚舅舅》首演〔134〕以后，我的这群亲密的伙伴齐集到旅馆里，伤心流泪，因为大家认为演出是失败了。但是时间最能说明问题：演出获得了好评，二十多年以来一直成为保留节目，并且闻名于全俄国、欧洲和美国。

所有的演员都演得很好——克尼佩尔、萨马罗娃、鲁日斯基、维什涅夫斯基都是如此。最成功的是李琳娜、阿尔杰姆和扮演阿斯特罗夫的我。我起初不喜欢这个角色，不愿意演它，老想着另一个角色——万尼亚舅舅。但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终于征服了我的拗脾气，迫使我爱上了阿斯特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