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姊妹》

《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获得成功以后，我们剧院没有契诃夫的新剧本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命运从此便掌握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手里：有剧本，才有演出季节；没有剧本，剧院就失去了自己的芬芳。很自然，我们对作家的工作进行情况感兴趣。这方面的最新消息总是从克尼佩尔那里得到的。可是，为什么她消息这样灵通呢？为什么她能时常谈起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克里米亚的天气，剧本的写作过程，契诃夫到不到莫斯科来等事情呢？……

“‘喂！’我们跟彼得·伊万诺维奇都这样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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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使大家高兴的，契诃夫送来了他的新剧本的第一幕，剧本的名称还没有定出。接着又送来了第二幕，第三幕，缺的只是最后一幕。安东·巴甫洛维奇终于亲自把它带来了，我们便布置了一个有作者参加的剧本朗诵会。休息室里放了一张大桌子，桌上铺着台布，大家围坐着，契诃夫和导演居中。出席的有全体演员，职员，几个舞台工人和裁缝。大家情绪昂扬。作者显得很激动，坐在主席的位子上都不大自在。他常常离座，走来走去，特别是在他认为谈话朝着不正确的或者使他不愉快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大家就刚才朗诵完的剧本交换感想，有些人称它为正剧，有些人称它为悲剧，而没有觉察到这些定义使契诃夫感到了困惑，有一位带着东方口音的发言者，极力想显示自己的辩才，慷慨激昂地用一些刻板的词句来开始自己的发言。

“我原则上不同意作者，不过……”诸如此类。

安东·巴甫洛维奇忍受不住“原则上”这句话。他离开了剧场，走的时候尽量不使人注意到。当我们发现他不在时，并没有一下子了解到此中原因，还以为他生起病来了。

谈话结束以后，我们立刻跑到契诃夫的寓所去，发现他不仅心神不宁和烦躁，而且十分生气，那种情形是很少有过的。

“不像话，听着……原则上！……”他摹仿那个发言者的腔调大声说。

大概那种陈腔滥调使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无法忍受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本来以为自己写出了一个快乐的喜剧，可是在朗诵会上，大家却把它当做悲剧，听着听着，还哭起来了。这使契诃夫认为剧本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显然是失败了。

剧本初读以后，导演工作便开始了。首先，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照例注意文学方面，而我也像往常一样，写出详细的场面调度：谁应该走到哪里？为什么要走到那里，应该感受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等。

演员们很热心工作，因此戏很快就排好了，一切都明白，易懂，真实。但是戏却不吸引人，不生动，显得枯燥而冗长。它还缺少点，什么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要去寻找它该是多苦恼！一切都准备好了，必须公布演出的日期了，但如果让戏就照目前停留在死点上的那个样子演出，那决不会获得成功。不过我们感到，我们还是具备获得成功的各种因素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只缺少一点有魔力的。什么大家聚集在一起，加紧排练，最后总是怀着失望的心情散开了，第二天重复一番，仍然毫无结果。

“诸位，这一切都因为我们自作聪明，”有一个人忽然这样认定。“我们是在表演契诃夫式的沉闷本身，是在表演气氛本身。我们在拖。必须提高调子，以通俗笑剧那样的快速度来表演。”

这以后，我们便开始了快速的表演，就是说，努力说得快些和动作得快些，这样一来，动作就草草了结，台词也往往漏掉，结果形成了一片混乱现象，戏变得更加枯燥乏味了，甚至于剧中人在说些什么，舞台上在进行着什么，都很难了解。

我想谈一谈在有一次这样痛苦的排演中发生的有趣事情，事情发生在晚上。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演员们看不出排演有什么意义，台词说到一半便停下来，也不表演了。对导演的信任和彼此间的信任都受到了破坏。工作的松劲是不守纪律的开始。大家散坐在各个角落里，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两三盏电灯发出暗淡的亮光，我们就在这种半明不暗中坐着；我们的心由于焦急不安和处境尴尬而跳得厉害。有一个人烦躁地用手指甲抓着椅子，发出了一种就像老鼠在搔爬的声音。这声音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家庭；我心里开始感到温暖，觉察到真实和生活，我的直觉活动起来了。也许，老鼠搔爬的声音跟幽暗的气氛和尴尬的处境联系起来，过去在我的生活中有过某种意义，而我自己并不知道。谁能规定创作的超意识的道路呢！

由于某种原因，我忽然对排演中的那场戏有了体会，在舞台上变得得心应手了。契诃夫的人物活起来了。原来他们完全不是沉浸于自己的苦闷中，相反，他们是在寻求快乐、欢笑和朝气；他们想望好好地生活，而不是得过且过。我感觉到了对待契诃夫的主人公的这种态度中的真实，这激励了我，我直觉地懂得该做些什么了。

这以后，工作又进行得很起劲。只有克尼佩尔的玛霞一角还演不好，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负责帮助她，在随后的几次排演中，她心里也豁然开朗了，她的戏开始进展得很顺利。

可怜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等到演出。他出国去了，说是健康状况有所恶化，但我想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为自己的剧本担心。这种猜测可以从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地址，使我们设法把演出的结果告诉他这件事上得到印证。就连克尼佩尔都不知道他的地址，看来她……

代替安东·巴甫洛维奇而留下来的是有关军事问题的顾问，一个和蔼可亲的上校。他应该注意使军官的服装、仪容、习惯和日常生活等方面不致发生任何差错。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这方面是特别注意的，因为外面已经有了谣传，说契诃夫写了一个反对军人的剧本，这在他们的心里引起了愤怒、恶感和焦急的期待。其实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点也没有想去得罪军人阶层。他对军人，特别是对现役军人很有好感，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负有文化使命，把新的要求、知识、艺术、愉快和欢乐带到了边远的地方。

联系到《三姊妹》的上演，我还想起一件很足以证明契诃夫的特点的事情。彩排时，我们收到一封他从国外寄来的信，信上仍然没有写明他的地址。就只这样写着：“把最后一幕里安得列的独白全都删掉，用‘妻子就是妻子’这一句话来代替。”在作者的手稿里，安得列有一段出色的独白，把许多俄国女人的庸俗习气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结婚以前，她们保持着诗意和女性美，一旦结了婚，便马上穿起睡衣和拖鞋，来一身华贵而俗气的装束；她们的心灵也是穿着这样的睡衣和拖鞋的。对于这种女人有什么可说的，值得糟蹋笔墨来谈论她们吗？“妻子就是妻子！”在这里，借助于演员的语调，一切都能表达出来的。这一回又表现出了契诃夫的那种富有内容而意味深长的简练。

首演时〔138〕，描写衣丽娜命名的第一幕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多次走出台来答谢观众的鼓掌（当时这种习惯还没有取消）。但是其他各幕演完和全剧结束时，掌声稀疏，我们都只勉强出来一次。当时我们认为，演出没有获得成功，剧本和表演都没有为观众所接受。要使观众理解契诃夫在这个剧本里的创造，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从演员和导演的创作方面来说，这次演出应该算是我们剧院历次演出中最好的一次。的确，克尼佩尔、李琳娜、萨维茨卡娅、莫斯克文、卡恰洛夫、格利布宁、维什涅夫斯基、格罗莫夫（后改名列昂尼多夫）、阿尔杰姆、鲁日斯基和萨马罗娃，都可以被认为是契诃夫的著名形象的模范的扮演者和创造者。我扮演的韦世宁一角也博得了好评，但我自己并不以为然，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个角色中找到那种角色和诗人完全融合时所产生的自我感觉和心境。

契诃夫从国外回来以后，对我们颇表满意，只是对于在失火时没有鸣钟和做出军事信号，感到遗憾。他时时刻刻为这件事发愁和抱怨我们。我们建议他亲自改排一下失火的幕后音响，并替他准备了全套舞台用具。安东·尼甫洛维奇高兴地担任了导演的工作，陶醉在这项工作中，他开出了一张为音响试验所需要的全部物品的清单。我怕打扰他，没有去看他排练，所以不知道当时的情形。

演出那天，在失火的那场戏演完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走进我的化装室，轻悄悄地而且很客气地坐到沙发角上，一声不响。我很奇怪，就向他探问。

“听着，不像话！他们骂起来了！”他简短地向我作了解释。

原来靠近指挥席坐着的一批观众，把剧本、演员和剧院狠狠地骂了一顿，而当失火的音响发出怪声时，他们不懂这是表现什么，便呵呵大笑起来，还说了些俏皮和挖苦的话，他们不知道剧本的作者和失火音响的导演就坐在他们旁边。

讲述了经过情形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发出了一阵善意的笑声，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这对他和他的病是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