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高尔基

《小市民》

骚动和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把一连串反映社会政治情绪（不满、抗议、想望那大胆说出真理的英雄）的剧本，带到了我们剧院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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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机关和警察当局十分警惕，红铅笔在交去检查的剧本上画来画去，把那些可能引起对社会安宁的破坏的那些最微小的暗示都删去了。他们生怕剧院变成宣传场所。老实说，这方面的尝试是有过的。

倾向和艺术是不相容的，互相排斥的。只要你带着具有倾向性的、功利主义的和其他非艺术性的思想去接近艺术，艺术就会像基贝尔(39)手里的花一样枯萎了。在艺术中，别人的倾向必须变成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情感，变成演员的真挚的意向和第二天性。这时，倾向才能进入演员、角色和全剧的人的精神生活中去，不再成其为倾向，而成为个人的信念了。让观众根据他在剧场里所接受的东西去做出自己的结论，创造出自己的倾向吧。自然的结论会由于演员所创造的创作前提，在观众的心灵和头脑中自然而然地形成。

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具备了的时候，才能够设想在舞台上演出社会政治性的剧本。我们是否具备这种创作的条件呢？

高尔基是我们剧院的社会政治路线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我们知道他正在写两个剧本，其中之一，他在克里米亚时曾经对我讲到过（剧名尚未确定），另一个定名为《小市民》。我们对第一个剧本很感兴趣，因为高尔基在其中描写了他特别喜爱的落魄人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给他创造了名声。流浪汉的生活在俄国的舞台上从来还没有表现过，而在我叙述的这段时期，他们正如所有那些来自下层的人一样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当时也在这些人当中物色有才能的人。有一个时期，戏剧学院选拔和录取的青年几乎完全来自民间。因此，从民间到我们这里来的高尔基，是剧院十分需要的。

我们纠缠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请求他赶快完成那个剧本，以便在莫洛佐夫替我们建筑的新剧场开幕时上演，但是，高尔基向我们抱怨起他的剧本中的人物来了：

“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吗，”他说，“我的所有这些人物包围着我，他们互相拥挤和冲撞，我没法子安置他们，叫他们和睦共处。的确如此！他们说呀，说呀，说得那么好听，要他们停嘴实在有些可惜，这是老实话！”

《小市民》早就成熟了，因此这个剧本先于第一个剧本出版了。当然，我们乐于得到这个剧本，并且预定在下一个季节里以它作为新剧场的揭幕演出。困难在于我们找不到演员来扮演捷捷列夫这一主要角色，这是来自乡村教堂唱诗班的一位著名的低音歌手。角色是很独特的：要求有明朗的个性和洪亮的嗓音。在我们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无疑适宜扮演这个角色。不仅如此，他还是个真正的教堂低音歌手。他开头在教堂唱诗班工作过，后来又在郊外的一家餐厅里唱过歌。巴拉诺夫——被指定来扮演捷捷列夫一角的学生——无疑是个有才能的、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嗜酒如命，而且毫无文化。很难向他解释清楚作品的文学上的微妙之处。不过我们后来发现，他的毫无文化，对扮演这个角色却大有帮助。巴拉诺夫对捷捷列夫在剧本中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信以为真。在他看来，捷捷列夫是正面人物，英雄，典范。因此，作者的倾向和思想自然而然转化为扮演者的思想情感了。像巴拉诺夫那种对剧情和人物思想所采取的态度的真诚和严肃，是借助任何艺术和技术都达不到的。他的捷捷列夫不是剧场性的人物，而是真正的教堂歌手，这一点观众很快就感觉出来了，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至于其他方面，那是操在导演手里的。为了使活生生的人物在剧本的总的处理中得到很好的安排，使他具有真正的意义，导演是掌握有很多办法的。

剧本的上演工作还在准备中，1901—1902年的季节就要结束了，但戏甚至还没有达到彩排的程度，我们通常是用彩排把舞台工作确定下来的。如果不及时把它确定下来，一切都会忘记掉，结果就只得从头做起。因此，不顾一切困难，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在彼得堡举行公开彩排，我们春天照例要在彼得堡演出。那是个政治上混乱而动荡不安的时期。警察和检查机关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因为艺术剧院由于新的上演剧目的缘故被认为是先进的，而高尔基本人也在警察的监视之下。起初当局不想通过剧本，我们开始了多方的奔走〔145〕。为了获得演出许可，韦德比任何人都卖力气。《小市民》得到批准了，但被删改了不少地方。其中好些删改得很奇怪。例如，“商人罗曼诺夫的妻子”几个字被命令改成“商人伊万诺夫的妻子”，因为他们认为，罗曼诺夫这个姓是有影射皇室的意味的。起初我们只取得许可，为持有长期票的观众进行演出，因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在同当局谈判时，只好特别坚持这样一点：取消掉我们已经公布的上演剧目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对持有长期票的观众的义务就没法履行。这种情况造成了奇怪的事情，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在当时却非常典型。

市长唯恐在我们演出的时候，除了那些持有长期票的“体面的”观众以外，没有票的青年也钻进来（顺便说一句，我们是很乐意放他们进来的），有一天，他突然下令由警察来代替剧院的收票员。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以他所特有的果断力，吩咐那些使观众惶惑不安的警察离开走廊，并且从新派去了收票员。这引起警察署长的助理前来向他解释，随后署长亲自来了，最后市长要求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立刻去见他。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拒绝在演出时间离开剧院，只是到第二天早上才去见市长。从同他的谈话里，市长只了解到警察们穿着制服会使观众惶惶不安，就答应把他们撤回来，可是他又命令他们在晚间换上晚礼服去执行收票员的职务。在彩排时，以大公和大臣为首的彼得堡全体“执政者”，包括各级官吏，检查委员会全体委员，警察局的代表和其他官员，都携带女人或全家来到了巴那耶夫剧院，当时我们就是在那里举行巡回演出的。剧院内部和周围由一队人数众多的警察戒备着；骑马的宪兵在剧院前的广场上来回巡逻。这使人以为将要进行的不是总排，而是总攻。

在首演时，演出的成绩平平。大部分赞誉落在扮演捷捷列夫的巴拉诺夫身上。“他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来自民间、土生土长的天才！”大家都这样认定。“他就是夏里亚宾第二！”

社交界的贵妇们希望结识他，见到他。卸了装的巴拉诺夫被带到观众厅里来。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们围住他。这位来自民间的天才和她们调情。那场面简真无法用笔墨形容！

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评论，巴拉诺夫受到的夸奖比谁都多。

可怜的人！他在这些夸奖声中找到的是自己的毁灭。读了评论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匆匆忙忙地去买一顶礼帽，一副手套，一件时髦的外衣。然后他开始咒骂起俄国的文化来：

“总共才有十种到十五种报纸！而巴黎和伦敦，”他说，“却有五百种，五千种！”

换句话说，巴拉诺夫感到遗憾的是，只有十五种报纸给他捧场，如果他在巴黎，就会有五千篇评论来恭维他了。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才算做文化。

巴拉诺夫的调子立刻变了。过不多久，他开始狂饮无度。……我们替他医治，把他治好了，宽恕了他……因为他是天才。他又表现得很好。但是随着他表演的角色成功越大，他越变坏了。后来他开始敷衍塞责，装病偷懒，有一次甚至不预先通知一声就不来参加演出。我们只好和他分手了。后来他流落在莫斯科街头，用雷鸣般的嗓音朗诵某些浮夸的诗句和独白，并且用既高又强的声音吼叫。警察时常把他抓进警察署。有时他照旧到剧院来看我们，我们也亲热地接待他，请他吃饭喝酒，但他从来没有要求再回到剧团来，他说：

“我自己明白，我不配！”

后来有人在大路上碰到他，他只穿着内衣，最后，他再也不露面了。……这位才华横溢的、有着孩子般的心和头脑的、可爱的流浪汉，如今在哪里呢？大概是死了。……由于过多的荣誉，不能消受成功而死了。愿他安息！

总的来说，演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不管我们怎样努力，如果不把那个最少想到政治的巴拉诺夫的角色算在内的话，演出的政治社会意义并没有到达观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