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层》

在我们初次旅行克里米亚期间，有一个晚上，高尔基坐在露台上听着海涛的呼啸，在一片黑暗中对我谈到他这个剧本的内容，当时他还只是在构思这个剧本。在初稿中，主角是一个从富有人家出来的奴仆，他把礼服衬衫的领子看得比什么都重，因为这是与过去生活相联系的唯一的东西。夜店里拥挤不堪，居住者互相咒骂，整个气氛充满着憎恨。第二幕结尾是警察突然前来搜查夜店。消息传来，这整个蚂蚁窝开始骚动了，忙着把赃物收藏起来。到第三幕，春天来了，阳光普照，大地复苏，夜店的居住者从恶臭的气氛里走出到清新的空气中，从事田间劳动，他们在阳光下，在新鲜的空气中忘记了彼此间的憎恨。

现在我们将要根据新的，大大深化了的稿本来排演和表演这个戏。高尔基本来把它定名为《在生活的底层》，后来接受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建议，改为《在底层》。我们又面临了困难的任务：表演上的新的格调和风格，新的日常生活，新的独特的浪漫主义，一方面近乎剧场性、另一方面又近乎说教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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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看到高尔基像一个神父似的走上讲台，用教会式的腔调开始宣读他的布道文字，”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谈到高尔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必须破坏一切应该破坏的东西，他的力量和使命就在于此。”

必须善于把高尔基的字句说得响亮而又生动。他的那些教训性的和说教性的独白，哪怕就是关于“人”的独白，都应该说得很朴素，要有内在的自然的热情，不夸张，不带虚假的剧场性；否则便会把一个严肃的戏演成简单的闹剧了。必须掌握流浪汉的特殊风格，不要把这种风格同寻常的剧场性的调子或做作的庸俗的朗诵腔混淆起来。流浪汉应该是心胸宽广，自由豪放，有其独特的高尚性的。从哪里去获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必须深入到高尔基本人的内心深处，就像在接近契诃夫时所做的那样，以便找到一把开启作者心灵的秘密钥匙。到那时候，流浪汉的格言式的谈吐和浮夸的说教中的那些精彩字句才会充满诗人的精神内容，使演员跟他一起激动。

像往常一样，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我又按照各自的道路去接近新的作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精辟地分析了剧本的内容；他是个作家，懂得通向创作的文学途径。我呢，在工作开始时照例是一筹莫展，从日常生活奔向情感，从情感奔向形象，再从形象奔向演出，或者就纠缠着高尔基，从他那里去寻找创作材料。他告诉我剧本是怎样写出来的，以什么人作模特儿，他谈到自己的流浪生活，自己的遭遇，也谈到剧中人的原型，特别是我的沙金一角。原来他写这个角色所依据的流浪汉，是由于对妹妹的一片自我牺牲的爱而受到了苦难。她嫁给了一个邮政官员，这邮政官员盗用了公款，流放西伯利亚的危险在威胁着他。沙金弄到一笔款子后，就用它把妹夫拯救出来，而他的妹夫却无耻地把他出卖了，硬说沙金手头不干净。有一次，沙金偶然偷听到妹夫对他的造谣中伤，在盛怒之下，用酒瓶猛击了这个叛徒的头颅。将他打死了。沙金被判处了流刑。妹妹也死了。后来这个囚犯流放期满回来，流落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街头，衣不蔽体，常常伸手用法国话向妇女们乞讨，她们也乐于对他施舍，为了他的潇洒倜傥的风度。

高尔基的讲述使我们大为激动，我们很想去看一看落魄的人们的生活深处。为此，我们组织了一次远征，剧院中参加这个戏的演出的许多演员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美术设计西莫夫、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参加了这次远征。在研究流浪汉生活的作家吉里亚罗夫斯基的倡导下，我们到希特罗夫市场去考察了一番。流浪汉的宗教是自由；他们的本行是冒险，抢劫，猎奇，杀人和偷盗。这一切在他们周围创造了一种浪漫的气氛和独特的粗犷美，而这正是当时我们所要寻找的。

那天夜晚，正是在发生了一件大窃案以后，当地秘密机关对希特罗夫市场宣布戒严。因此，外来的人很难获得去某些小夜店的通行证。各处驻扎有武装的巡逻队。我们必须从他们身旁通过。他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吆喝，要求拿出通行证来。有一处，甚至必须偷偷摸摸地溜过去，为的是让“上帝保佑，别叫任何人听见！”通过封锁线以后，就轻松些了。我们自由地参观了各个大统仓，统仓内摆着无数木架床，床上躺着许多疲惫已极、像死尸一样的男人和女人。在大夜店的中央，是一所当地流浪知识分子汇聚的大学。他们都是能读能写的人，都是些希特罗夫市场的精华，当时正忙于替演员和剧院抄写台词。他们挤在一间小屋里，在我们看来都是些可爱、和蔼而好客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位，他那漂亮的外貌，良好的教养，那甚至是上流社会的风度，优美的手和文雅的侧脸，都把我们给迷住了。他会说好多种语言，因为从前当过禁卫军官。他把家产挥霍净尽，以至于堕进了这个底层。他曾暂时从这里摆脱出来，重又过着人的生活。后来他结了婚，得到一个好位置，穿上一套和他很相称的军服。

“顶好穿着这套军服到希特罗夫市场去走一趟！”有一次他闪过这样的念头。

他很快便把这种愚蠢的幻想忘掉了。……可是这种幻想却一再回到脑子里来。有一次，他到莫斯科服役期间，他打从希特罗夫市场走过，使大家都吃了一惊，可是……从此以后，他永久留在那里了，再没有出来的希望了。

所有这些可爱的夜店居住者都像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我们，因为他们曾替剧院和我们抄写台词，对我们早就熟悉了。我们把小吃（烧酒和腊肠）摆上桌子，宴会便开始了。当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我们此来的目的，是要研究高尔基剧本中落魄人的生活时，他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对我们是多大的光荣呀！”其中有一个人大声说。

“难道我们身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搬上舞台吗？”另一个人天真地问。

谈话转到人这样一个题目上，那就是，等他们不再喝酒，成了正经人，离开这地方的时候，就会怎样，诸如此类。

其中有一个人专讲过去的事情。从以往的生活中，或者为了纪念这种生活，他保存下来了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并不高明的图画，画着一个年老的父亲用演戏的姿态给他儿子看一张支票。母亲站在旁边哭泣，她那狼狈不堪的儿子，一个漂亮的青年人，却一动也不动地呆立着，由于羞惭和痛苦，眼睛往下看。看来，悲剧在于支票是伪造的。画家西莫夫并没有赞许这张画。天呀！这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灌满了酒精的活酒桶仿佛摇晃起来了，酒精往他们头上直涌……他们脸色都发紫了，克制不住自己，变得像野兽般了。一片谩骂声，有的抓起酒瓶，有的抓起板凳，挥舞着向西莫夫冲来……再过一秒钟，他便会被打死了。但就在这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吉里亚罗夫斯基用雷鸣般的嗓音喊出了五重的咒骂，它那复杂的结构不仅使我们惊讶，也使夜店居住者们大吃一惊。由于这场咒骂突如其来，由于它所引起的狂喜和美感的满足，他们都发呆了。气氛立刻改变了。大家爆发出疯狂的笑声、鼓掌声、欢呼声、祝贺声和感激声，感谢这句天才的咒骂把我们拯救出来。

希特罗夫市场之行，比对剧本的任何讨论或分析都更好地激发了我的幻想和创作情感。现在有了可据以塑造形象的模特儿，有了可用来创造人物形象的活的材料。一切都获得了现实的根据，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绘制草图和场面调度，或者把某一场戏演给演员们看的时候，我都是根据活生生的记忆，而不是根据虚构和假设的。这次参观的主要结果是使我感觉到剧本的内在意义。

“无论如何要求得自由！”这就是剧本的精神实质。就为了那种自由，人们才陷到生活的底层，而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将会变成奴隶。

在生活的底层进行了这样一次有名的参观以后，我已经能够很轻易就把模型和设计做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就是夜店里的人了。然而对于作为演员的我却存在着一种困难：我必须把当时的社会情绪和剧作者在沙金的说教和独白中所流露的政治倾向，通过舞台表演而传达出来。如果再加上那种会把我推上寻常的剧场性道路的流浪汉的浪漫主义，那困难以及对于作为演员的我说来相当危险的暗礁，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我是经常碰到这种暗礁的。因此，在沙金一角中，我不能有意识地达到我在斯多克芒一角中所不知不觉地达到的那一点。在沙金这个角色中，我表演的是倾向本身，一味考虑剧本的社会政治意义，结果正好没有把它表达出来。而在斯多克芒一角中，情形恰恰相反，我并没有去考虑政治和倾向，可是却自然而然地、直觉地创造出来了。

实践又一次使我得出结论：演出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剧本时，最重要的是亲身体验角色的思想情感，这样，剧本的倾向性就会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直接奔向倾向这条径直的道路，必然会把演员引向寻常的剧场性。

我需要对角色下不少工夫，才能从那条不正确的道路上稍稍离去，我当初一心注意倾向和浪漫主义，结果却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不知道倾向和浪漫主义是不能表演出来的，而应当作为正确的心灵前提的结果和结论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146〕。

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47〕。导演，全体演员，特别是出色地扮演了鲁卡的莫斯克文，卓越地扮演了男爵的卡恰洛夫，扮演娜斯嘉的克尼佩尔，还有鲁日斯基，维什涅夫斯基，布尔德热洛夫，最后还有高尔基本人，都得到无数次的叫幕。看到高尔基第一次走上舞台，竟忘记把嘴里衔着的香烟丢掉，窘得在那里直笑，连应该把嘴里的香烟拿下来，然后向观众鞠躬都不知道，那样子委实有趣。

“我的弟兄们，说实在话，这是成功！”这时高尔基仿佛在自言自语。“他们在鼓掌呢！真的！在欢呼呢！真了不起！”

高尔基变成了当代英雄。在街上，在剧院里，都有人跟在他后面走；大批崇拜者，特别是女崇拜者，围着看他；起初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走近他们，用手捻着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棕黄色胡子，时刻用粗壮的手指掠着自己又长又直的头发，或者昂一下头，把垂在额前的一绺头发甩上去。这时，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在颤抖，鼻孔直翕动，窘得弯下背来。

“弟兄们！”他负罪似的微笑着，对崇拜者们说。“你们知道，这个……总是不舒服的……真的！……说实在话！……干吗老看着我呢？我不是歌唱家……也不是舞蹈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只有天知道，说实在话……”

但是这种有趣的慌张和说起话来羞答答的独特的风度，更加挑动而且吸引了崇拜他的人们。高尔基的魅力是强大的。他有他自己的造型美和洒脱不羁。他站在雅尔达的防波堤上送我时，那种等待着轮船离岸时的优美姿态，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视觉记忆中。他随随便便地倚在行李捆上，扶着他的小儿子马克西姆卡，若有所思地眺望着远方，仿佛再过一刻，他就要离开堤岸，飞往遥远的地方，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