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剧的路线代替了直觉和情感

《黑暗的势力》

我力图沿着的直觉路和线情来感从事这项新的工作，但事与愿违，发生了游离现象，连我自己都没有料想到，我竟走上了。世态剧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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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在《小市民》之后，应该上演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的势力》〔148〕。我继续探索新的东西，不能容忍那种剧场性的农民定型。要表现真正的农民，当然不能只在服装上打主意，主要应该表现出农民的内在气质。但结果不是如此。我们这些演员表现不出剧本的精神方面，还不能达到那种水平，而为了弥补空白，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过多地表现了外在的世态风俗的一面。这种东西是没有内心根据的，于是便形成道道地地的自然主义了。这一切越是接近实际，越是风俗化，其结果便越糟糕。既然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黑暗，所以外在的、自然主义的黑暗也就显得是不需要的了：它补充和说明不了什么。风俗化使演员和戏剧本身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布景和服装方面所花的力量是超过了需要的，可以肯定地说，舞台上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真实的农村。为了研究农村生活，我们特地跑到剧情发生的地点——都拉省去。我们在那里住了整整两个星期，访问了附近的一些村庄。和我们在一起的有画家西莫夫〔149〕和负责服装的女演员格里哥利耶娃。我们画下了房屋、院落和谷仓的图样，研究了当地的风俗、婚礼及其他仪式，日常生活规矩，各种家务细节。我们从农村带回各种各样的衣服、衬衫、短外套、器皿和日用品。不仅如此，我们还带回来一个老农夫和一个老农妇，作为“蓝本”。他们两人都很善于演戏。那个老农妇特别有才能。他们的任务是从农村生活习惯的观点上来指导这个戏。经过几次排演以后，他们已经把所有角色的台词都记住了，不用别人提词就能说得和原来的台词一样。有一次，扮演老太婆玛特莲娜一角的女演员病了，只好请这位老农妇代替病人排演。结果怎么样？这位农村老婆婆的即兴表演简直引起了一场轰动。是她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了真正的农村，表现了真正的精神上的黑暗和它的势力。当她把毒药交给阿尼夏，让她去毒死她的丈夫时，当她把粗糙的手伸进怀里，在两个衰弛的乳房间摸索着那一小包毒药，然后十分镇静地、有条不紊地、仿佛不知道自己的作恶的严重性似的，向阿尼夏说明应该怎样逐步地、悄悄地毒死一个人时，我们不禁毛骨悚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儿子谢尔盖·列沃维奇·托尔斯泰出席了这次排演。他十分倾倒于那个老农妇的表演，建议我们把玛特莲娜一角交给她来演。这建议是很诱惑人的。我们便去和扮演玛特莲娜的女演员商量。她也同意了。于是决定让这位新起的演员——老农妇登台。不过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在剧中玛特莲娜必须对某人发脾气的场合，那老农妇却丢开托尔斯泰的台词，自己编了一套，里面充满了极其难听的粗话，而这些词句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检查机关通过的。我们请求她并且企图说服她不要在台上用骂人的词句，但结果是枉费心机：照她的意见，那样对于一个道地的乡下人是不真实的。

同时，她是那样生动地，那样完整地，那样忠实地表达了托尔斯泰悲剧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容，那样恰当地给我们的自然主义演出的每一个细节提供了根据，她简直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变成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演过阿尼夏一角的女演员布托娃，对农村也有很深的体会。老农妇和布托娃两人的创造都是令人难忘的。

我后来不得不忍痛把老农妇从扮演者的名单中删掉，因为她的粗话越来越厉害了。我把她安置到聚集在彼得屋前的群众里去，彼得就是那个被阿尼夏毒死的丈夫。我把她藏到群众行列的后排中，可是她一声哭泣，盖过了所有的人的呼号声。这时，我还舍不得放弃她，便特地为她想出了一个哑场，让她在这时候从台上穿过，嘴里哼着歌，呼唤一个在远处的人。这种苍老而疲弱的呼唤声表达了真正俄国农村的气魄，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在她下场以后，谁也不能在舞台上表演了。我们作了最后的尝试：不让她出台，只让她在后台唱歌。即使这样，对演员们也还是危险的。于是我们只好把她唱的歌灌成唱片，作为舞台动作的背景，而不至于破坏演出的整体性。

她的伟大的却无法应用的才能，我们只好忍痛舍弃了。但这种试验对我并不是毫无裨益的。现在经验已经使我相信（而且在几十次的排演中得到了证实），舞台上的现实主义，当它还没有由演员从内部提供根据时，只能算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一经获得内在根据，或者成为必要的，或者由于外在生活充满了内在实质，就应当是完全觉察不出来的。我要奉劝所有还不曾从实践中了解到这种情形的理论家们，到舞台上去验证一下我的话。

遗憾的是，对于《黑暗的势力》外部情景的现实主义，我们演员并没有从内部提供足够的根据，结果舞台便被道具、物件、外部的所世态支风俗配了。从直觉和情感的路线滑开以后，我们便出现在世态风俗及其细节的路线上了，这些东西也损害了剧本和角色的内在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