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国旅行

为了解决出国旅行的问题，剧院全体理事都来到卡列特街我的寓所住了一夜。这一天晚上，无论如何应该就大家特地起来讨论的问题作出决定，决定以后还得派人先到柏林去租剧场，定制布景等。留在莫斯科的人，负责筹措资金并进行有关旅行的一切组织工作。会开了一夜，甚至在熄灯就寝以后都还没有停止，因为谁也睡不着。

过了几天，演员维什涅夫斯基作为先遣人员出国去了，1906年1月24日，我带着妻儿同剧团全体人员一道，经由华沙前往柏林。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柏林的天气仿佛是在欢迎我们。虽然是一月底，白天还可以穿着秋装在街上走。由于皇族中有人举行婚礼，城内拥挤不堪，我们找不到旅馆，只好租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在某个戏剧俱乐部搬走后刚刚空出来的。我们和几个演员分住在几个房间里，自立炉灶，这些人是涅米诺维奇‐丹钦科，我和我的家属，克尼佩尔，维什涅夫斯基和其他人。虽然不是住得很舒服，但可以说别有一番风趣，令人感到愉快。

开头尽管有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威廉·萧尔茨对我们的来访在刊物上预先作了介绍，德国人对俄国人，特别是对我们的态度，却不是怎么殷勤的：剧院的工人们对俄国艺术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显然，他们把我们当成马戏班或杂技团的艺人了，所以对我们没有带来秋千、梯子、粗绳和钢丝走索之类而感到奇怪。我们定制的布景还没有做好。所有的工场都在为美国剧团的订货而忙碌，对于俄国的革命者们却很少照顾。但以伊·伊·吉托夫〔164〕为首的我们自己的工人救了我们，这些工人是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他们和我们一起创造了事业，热爱这个事业，他们是和我们在同一个原则下培养出来的，就是说，是喝了我们所喝的同一种乳汁长大的。经过几个夜晚的劳动（白天有德国剧团在剧院里排演），四个工人做出了我们在一个月内从一个完整的工场里也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例如，为了获得每晚在舞台上工作的权利，必须给剧院的全体德国工作人员支付加班费。我们从俄国侨民当中招募了临时演员。这时候，由于是在对日战争失败和革命以后，俄国人在国外几乎到处受到蔑视，所以我们就负有一种使命——尽可能要保持俄国人的名誉。首先应该使所有的人因为演员们的纪律和劳动精神而感到吃惊。大家都懂得这点，所以表现得特别好。排演从早晨一直继续到夜晚，中间只有几次短时间的休息，秩序之好是我们演出所在的那家剧院从来没有见过的。不久，产生了一些关于我们后台生活的传说。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有了改善，但还远远不是很理想的。

物质资料和经验都不足，这使我们不可能做出那种对欧洲大都市说来乃是绝不可少的广告。我们的美术家西莫夫所作的宣传画虽然非常优雅，但不够鲜艳夺目，因而不能很好地替我们宣传。而且宣传画的数量也不够，夹杂在欧洲大城市的那些商业性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中间，简直是太不醒目了。固然，第一次上演时剧院是满座的，第二次上演却有一半的座位空着。

我们的开场戏是《沙皇费奥多尔》〔165〕，这个晚上是决定我们的声誉的紧要关头——不仅是我们在欧洲的声誉，而且也是我们在俄国的声誉，因为，如果遭到了失败，我们是不会受到宽恕的。除此以外，我们以后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我们几乎连一个钱都没有可能带回俄国的，我们的钱在开场以前已经用光了。我不打算描写演员的焦急心情和第一场演出时后台的紧张气氛。使我们惊奇的是，在尚未开演以前，舞台工人们就已经来向我们祝贺了。原来柏林的那位年高望重的优秀演员哈兹〔166〕同他的夫人来看戏了。别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好兆头，因为这位老人只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到剧场里来，显然，我们的戏虽然还没有被广大观众所注意，却已经受到柏林的知识分子的注意了。《费奥多尔》的第一场获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第二场开幕以前，又响起了一阵掌声和欢呼声，而且更加热烈。演出一幕比一幕成功。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德国演员巴尔奈，跑到后台来称赞和勉励我们。演出结束时，我们听到了不断的叫幕声以及在巨大成功后来自观众的其他各种反应。舞台工人和剧院全体人员在后台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们几乎是用卑躬屈膝代替了以前的轻蔑态度。

我们自然是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等待着那决定我们在国外的命运的第一道报纸消息。下面这段生活情景可以说明我们当时是处在怎样一种心境下的。首次公演后的第二天清晨，报纸刚一送到，我和我的妻子就被住在我们公寓里的演员同事和他们的妻子叫醒了。他们忘记了一切礼节，拥进我们的寝室，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浴衣，有的穿着长外衣，脸上露出得意、欢乐的神情。有一位演员的妻子，她精通德语，就把刚登出来的评论逐句翻译给大家听。根据这个评论来判断，可以说我们已经攻下了柏林，我们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德国批评家们对俄国文学和我们一般生活的熟识使我们感到惊讶。有时会使人想到，写评论的是俄国人，或者至少是懂得俄国话的人，他们不仅对于戏的文学方面，而且对于演员表演的细节也都理解得十分透彻。我曾经问过一位有学识的人，他们是怎样培养出这种剧评专家来的，他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在德国行之有效的极为巧妙和恰当的方法：“我们委托初学写剧评的人写赞扬的文章，而不是写谩骂的文章，因为谩骂谁都会，甚至不懂业务的人也能做，至于有条有理的赞扬，却只有专家才能做到。”

但是，《沙皇费奥多尔》的成功，契诃夫、易卜生、高尔基的剧本演出的成功，以及对这些戏的越来越出色的评论，对剧院的收入并没有多大帮助。在威廉对我们剧院感兴趣以前，经济情况始终是不好的。起初元妃来看戏，过后皇后也来了，最后德皇亲自驾临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接到宫廷的通知，说是德皇请求在明天即星期一为他演出《沙皇费奥多尔》。可是那天已经规定要举行《斯多克芒》的首演。这一来，只好取消这个首演，再一次出售《沙皇费奥多尔》的戏票。印刷厂星期天休息，改变剧目的广告要到星期一当天才能印出来。管理部门很坦率地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宫廷了。但是，过了半小时，他们复述了德皇的要求：明天演《费奥多尔》。他显然对自己的柏林要比我们知道得清楚。第二天在贴出的海报上加上一条红色缎带，上面写着“遵照皇帝的意旨”，这就足以使所有的戏票在几个钟头内卖光了。

威廉穿着俄国军服来了。在外表上，他并不像我们根据画像来想象的那个样子。事实上他是个小胖子，身材不高，脸上有相当多的雀斑，蓄着微微翘起的普通的唇髭——远远不是像画像上所画的那样夸张。他坐在包厢的正座上，他的全家人围着他。他举止很随便，不时向坐在包厢周围的人发问，或者从二楼厢座探身望着池座，对坐在那里的皇家剧院的演员们做出一些表示称赞的面部表情，并且向舞台的方向点点头。他好几次都大动感情地鼓起掌来。我们心里想，他要不是个热情充沛的人，就是个好演员。休息的时间，我们——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和我——被召唤到他的包厢中去，他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有关剧院业务的问题。戏演完以后，观众都已散去，而威廉和许多皇家剧院的经理还长久地留在包厢里，继续问我们一些专门性的问题。我们只好把我们的一切后台工作从头到尾详细地讲给他们听，威廉有时打断我们的话语，向皇家剧院的经理们指出那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自从威廉驾临我们的剧院以后，我们的收入有了好转，在我们历时五六个星期的旅行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成功。随之而来的是馈赠和宴会。德国的演员们，某些团体和个人，以及俄国侨民，都对我们表示了祝贺。但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两次为我们而举行的宴会：一次是在哈兹老人的小寓所里举行，另一次则是由著名作家霍普特曼举行的。为了不扰乱家庭生活秩序，德国人平常都在餐馆或旅馆里举行宴会。只有对某人表示特殊的敬意和欢迎的时候，才在家里举行宴会，这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而且要花很多钱。我们的剧院却受到了这种荣誉。哈兹非常欣赏我们的演出，所以在他的小寓所里招待了柏林的整个戏剧界，柏林各个主要剧院都有一对演员（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受到邀请。前梅宁根剧团的演员们也出席了这次盛会，他们那时正在柏林排演纪念梅宁根老公爵的戏。哈兹老人知道了我对这个著名剧团的景仰之后，为了使我高兴，就让那些演技曾经受到我的赞扬的演员和我见面。我们用无数的话语来表示相互的感谢。餐后，把我安置在演员们当中坐下，让我一步步地叙述我们舞台活动的全部过程。这个艰难而复杂的报告是用我当时快要忘光的德国话来做的。对于这位德国戏剧界老前辈和他的夫人的无微不至的招待，我保留下最亲切的回忆。

上面我提到的另一次由霍普特曼举办的宴会，也有一段小小的故事。霍普特曼经常来看我们的演出。他对俄国文学的爱好以及俄国文学给他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看的第一个戏是《万尼亚舅舅》，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俄国的舞台艺术。霍普特曼以及他的夫人和亲友们坐在包厢里，幕间休息时，尽管他很怕羞，却以相当大的声音表示了他对契诃夫和我们剧院的赞扬。在离开柏林以前，自然罗，我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需要去拜访这位作家，向他表示敬意。我们剧院多年以来都在向俄国观众介绍他的剧本的。我们发现霍普特曼住的小小的寓所里杂乱不堪。看来他的夫人（根据霍普特曼根据她写出了《沉钟》里的劳登黛莲和《Pippatanzt》(50)一剧里的毕芭的形象）对于管弦乐的演奏，甚至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管弦乐的指挥深感兴趣。显然，他们正准备举行某种音乐演奏练习，因为那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乐谱架。由于地方不够，管弦乐队都由小客厅伸展到作家的书房里来了。霍普特曼使我们想起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彼此共有的谦虚、怕羞和简洁使他们两人很相似。可惜我们的谈话不能很长，不能海阔天空畅所欲言，首先因为坐在这位名人面前，我们自己先就着慌了；其次因为我们的德国话还够不上谈论文学和艺术课题。霍普特曼说，他总是幻想能够用在我们演出中所看到的那种演技来演他的戏，即质朴、深刻、含蓄，又没有剧场性的紧张和程式。德国的演员们认为他的幻想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剧场有其本身的要求和程式，这些是破坏不得的。如今，在他文学活动的暮年，他终于看到他一生所憧憬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