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体系”的经验

在所叙述的这个时期，我的“体系”据我看来已经颇为完整和严密了。剩下来的只是实际去运用它。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在同我的朋友和剧院助手列昂尼德·安东诺维奇·苏列尔日茨基紧密合作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当然，首先我们求助于我们的同事，即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可是当时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使它能够一语破的，一下子就能令人信服，能够铺设出一条不是通往理智而是通往心灵的道路。在本来只说一句有分量的话就已足够的地方，我却说了十来句；在需要一开头就提出总的概念的地方，我却过早地进入了细节和局部。由于这一些错误，我们的最初呼吁是不成功的。演员们对我长期实验工作的结果不感兴趣。起初，我把我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懒惰，他们对自己的事业不够关心，甚至归咎于他们的恶意和钩心斗角，为此我还去找寻某一些秘密的敌人；到了后来，我又用另一种解释来安慰自己，这样对自己说：“俄国人在从事纯外部即体力工作方面，是有劳动能力而且是精力充沛的。让他去压唧筒抽水或排练上成百次，用全副嗓子喊叫，紧张，用表面的情绪来刺激身体的各种外部器官，这一切他们都会耐心地、没有抱怨地做去，只要能学会如何某表演一个角色就行。但当你触动到他的意志，向他提出精神方面的任务，去唤起他内心中有意识的或超意识的情绪，迫使他体验角色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抵抗：演员意志的缺乏训练、懒惰和任性执拗，就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的。我所宣扬的为建立正确的创所作必自我需感觉的内部技术，其主要部分就恰恰是奠基在意志过程中的。许多演员对我的呼吁置若罔闻，原因就在这里。”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一连许多年，在所有的排演中，在所有的房间、过道、化装室里，在大街上逢到人的时候，我就宣传我的新信条，但结果是一无所获。人们恭恭敬敬地听我说，却意味深长的沉默着，走开以后就互相耳语道：“可他自己为什么越演越坏呢？没有理论的时候倒好得多！他从前表演的时候，简简单单的，没什么傻主意，该多好呵！”

他们说得对。我把自己的通常的演员工作，换成了实验者的探索，这么一来，作为角色的扮演者和剧本的解释者的我，便倒退了。不仅我的同事们，就连观众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个结果很使我困惑不安，我很难不去改变既定的探索道路了。但是我（固然，也动摇得很厉害）还是保持并继续进行当前的实验，尽管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错误的，尽管由于这些实验，使我失去了作为演员和导演的威望。

我在自己狂热的迷恋心情的支配下，不能够也不愿意在我当前的迷恋和发现所要求于我的以外，再去做其他的工作。我的倔强使我越来越不得人心。人们不乐意同我一道工作，开始倾向于其他的人。我和剧团中间树起了一堵墙。一连好几年，我和演员们的关系都是冷淡的，我把自己关在化装室里，责备他们因循守旧、缺乏善意、弃信背义，我自己就更加热烈地去继续自己的探索了。那种非常容易将演员控制住的自大狂，向我的心灵倾注着一种毒汁，由于它，最普通的事实也会以夸张的、不正确的形态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和剧团的关系更趋尖锐化了。演员们很难和我合作，我也很难和他们合作。

在同辈演员身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以后，我和苏列尔日茨基便把注意力放在青年人身上，这些青年人是从所谓的即工作剧人员院团和体群众演员中，以及剧院附设学校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

青年人能够不经过检验而相信别人的话，所以他们能津津有味地听我们讲述，这使我们大为振奋。我们开了几门“体系”的课，当然，是不索取报酬的。然而这一工作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展开，加上青年们在剧院里所负担的工作本来就过重了。

第二次失败之后，我和苏列尔日茨基决定把我们的实验转到当时的一所私立学校（亚·伊·阿达舍夫开办的〔188〕）中去，并且按照我的指示在那里开了一个班。过了几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苏列尔日茨基的许多学生都被吸收到剧院里来了，其中有已故的叶甫盖尼·巴格拉基昂诺维奇·瓦赫坦戈夫，他是注定要在我们剧院的历史中起显赫作用的。作为“体系”的第一批受熏陶者之一，他是“体系”的热烈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看到了苏列尔日茨基在阿达舍夫的学校中所做的工作，听到了学生们的反映，有一些原不相信“体系”的人找我们来了，请求给予他们学习“体系”的机会。当时归附我们的演员当中，有的如今在俄国和国外已享有盛名，如切霍夫、柯林、赫玛拉、切邦、果托夫采夫、苏斯凯维奇、贾勤托娃、碧尔曼等。

在我和苏列尔日茨基一起工作的这段时期中，即在1910—1911年的演出季里，艺术剧院正着手排演托尔斯泰的剧本《活尸》。剧中有许多小角色分派给了曾经同我和苏列尔日茨基一起工作过的青年们。

在讲授“体系”的课程时，我制定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术语，用这些语言把所体验到的情感和创作感觉规定了下来。我们所想出来的、如今已习以为常的术语，在当时只有我们这些致力于“体系”的人才明白，其他的演员却不明白。这使一些人敬仰，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些人的恼怒、反抗和忌妒。于是便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向着我们的，另一种是远离我们的。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一次排演中，他向剧团全体人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坚持要演员们研究我的新工作方法，坚持要剧院接受这些方法作为此后的指针〔189〕。为了这个目的，在开始处理剧本之先，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请我向剧团全体人员详尽地阐述一番我的所谓的“体系”，以便根据它来排演这个新剧本。我的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使我深为感动，为此，至今我仍对他怀着感激之情。

但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执行摆在我面前的困难任务，所以我的使命完成得并不令人满意。结果演员们没有想象我所期望的那样被推动起来，那也是很自然的了。

再说，我想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完全承认也是不对的。不能要求有经验的人也像我的学生们那样去对待新的东西。青年人的未经触动的处女地能承受你种入他心灵中去的任何东西，而那些由于有长期经验而形成了自己一套手法的成熟的演员们，很自然，就会希望在事先亲自检验一下这新的东西，把它放在自己的艺术三棱镜里照一照。他们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承受别人的东西的。

但不管怎样，我的“体系”中凡是具备了完美的、确定的形式的东西，他们都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地予以接受了。有经验的人懂得，我所提出的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演员本人必须通过长期的劳动、习惯和斗争，把它变为自己的第二天性，而且通过自然的途径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能，悄悄地注意到了我所建议的东西，并且依照各自的方式来研讨所承受的东西。但是，当时我所尚未究明的、混乱的、模糊的东西，却受到了演员们的严厉批评。我本来应当为这种批评而高兴，接受它，但我所固有的倔强和缺乏耐性，却妨碍了我在那个时候正确地判断事实。

更要坏得多的是，演员和学生当中有些人接受了我的术语，但并未对它的内容加以检验；或者他们只是通过脑子，而不是通过情感来了解我。而比这还要坏的是，这种现象竟使他们十分满意，他们立刻把从我这里听到的话加以运用，并且仿佛是按照我的“体系”似的讲授起来了。

他们不明白，我给他们讲的东西不是在一个钟头或一昼夜之内就可以领会和掌握的，需要系统地、实际地，也就是经年累月地、一辈子经常不断地来研究，把所领会到的东西变为习惯的东西，不再去想到它，而让它自然而然地出现。要达到这一步，需要习惯，即演员的第二天性；需要练习，就像每一个歌唱家训练自己的嗓子，每一个小提琴家和大提琴家练习发出真正柔美的调子，每一个钢琴家研究手指的技巧，每一个舞蹈家为做出优美的动作和舞姿而训练自己的身体一样。

这一切有系统的练习无论当时或现在都不曾进行过：所谓的“体系”只是据说被接受了，所以一直仍未表现出所期待于它的真正结果。

这还不算，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对“体系”的肤浅的理解得到了相反的、否定的结果。例如，某些有经验的演员学会了按照“体系”集中注意，于是便开始以更大的注意力、作更多的准备和更多的修饰去表现自己原有的表演上的错误。这些人用“体系”一词来掩盖自己的做戏的感觉和习惯，结果无非表现出了旧有的、充满匠艺的刻板公式，他们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体系”所说的那种新的东西，并且相当满足了，因为在习惯的刻板公式的气氛中，演员感到很自在。这些不大敏感的演员确信他们一切都懂得了，确信“体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他们令人感动地向我表示谢意，赞美我的发现，但对我说来，“这样夸奖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59)

不管怎样，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作了那一次我永志不忘的讲话之后，我的“体系”总算被剧院正式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