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了，紧接着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剧院接受了新的使命：必须向最广泛阶层的观众，向直到那时为止一直没有可能享受文化生活的千百万人民，打开自己的大门。像在安德烈耶夫《阿那泰玛》中的情形一样，有一大群人麕集在善良的莱兹尔的门前，向他要求面包，这使莱兹尔大为惊慌，尽管他很富有，但他仍觉自己无力供养成百万的人。我们看见涌到剧院来的众多的观众时，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了。但当我们意识到了落在我们肩上的任务的非常的重要性时，我们的心不由得激动而且愉快地跳动起来。起初，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看看新的观众怎样对待我们那些并不是为人民而写的剧目。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农民一定要演适合于他们的世界观、取材于他们的生活的剧本，对工人也要演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那一阶层的剧本。这是不对的。农民们在看到描写他们日常生活的戏时，往往表示这种生活他们在家里已经过够了，他们对这种生活也看够了，而他们特别乐意看一看别人的是怎样生活的，看一看更为美好的生活。

革命后的初期，到剧院来的观众是很复杂的：有富人和穷人，有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有教师，学生，车夫，看门人，清道工厂，机关小职员，司机，乘务员，工人，家务工人，军人。我们一星期有一次或两次在索洛道夫尼柯夫剧院的巨大建筑物中演出我们通常的剧目，把装置和布景都搬到那里去。本来适用于小剧场的装置，在这庞大而不舒适的场所里，自然就不显眼了。虽然如此，我们的演出还是在大厅里挤满了人、观众屏息静听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场的人都像坟墓一般肃静，戏结束时，却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俄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喜欢看戏。戏越能激动人，越能抓住心魄，对他们就越有吸引力。纯朴的俄国观众喜爱那种可以使人流泪、让人探究一下人生并能听到机智话语的正剧，甚过那种看了之后心灵上一无所获的放纵的通俗笑剧。我们剧目那些戏的精神实质不知不觉中已为新的观众接受了。固然，有一些地方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能为他们所理解，没有能引起惯常的反应和笑声，但有另外一些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却被新的观众接受了，他们的笑声向演员暗示出在台词下面隐藏着某种滑稽的东西，这一点无前不知为什么被我们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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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研究过群众感受舞台印象的规律，而它对演员们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义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例如，为什么戏的某一些地方，在某一个城市的每一次演出中都引起了全体的哄笑，而在另一个城市，这些地方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引起笑声的竟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一次，我们也还不知道为什么新的观众不接受剧中那些早有定评的精彩之处，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使这些地方触动他们的情感。

这几次演出是很有意义的，这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使我们感觉到了观众厅中一种全新的气氛。我们开始懂得，人们到剧院来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学习。

提到这点，我回想起我的一位农民朋友，他每年都来莫斯科一次，专门来看我们剧院的剧目。他通常都是住在我妹妹那里。他从自己的衣包里拿出一件陈年的、穿起来显得又小又短的黄色绸衬衣，穿上新皮靴、丝绒短裤，头上擦了油，梳理一下头发，然后走出来和我一起进餐。当他走在洁净的嵌木地板上，怀着虔敬的心情坐到干净的、摆好食具的餐桌前时，他掩藏不住自己愉快的微笑；他把洁净的餐巾围在颈子上，拿起一把银汤匙，庄严神圣地开始用餐。餐后，他带着更大的、无法掩藏的愉快心情问起我们剧院的新闻，然后来到剧院，坐在我的导演席上。在看戏的时候，他由于兴奋和激动，脸上时而发红，时而发白，看完戏以后，他不能入睡，必须在大街上蹓跶好几个小时，去领会所感受到的印象，并且分析一下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回家之后，他就和我妹妹谈，我妹妹总是等着他，帮助他做这番他所不习惯的智力工作。看完了我们剧院的全部剧目，他收起自己的绸衬衫、短裤和新皮靴，把它们放在衣包里准备来年使用，又换上农村打扮，回家去住到第二年。从家里，他寄来了很多富于哲理的信件，在写信的过程中他继续体验着从莫斯科带回去的丰富印象。

我想，这样的观众在我们剧院里是不少的。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到我们对他们所负的艺术责任。

“是啊，”当时我这样想，“我们的艺术是不经久的，但对现代人说来，它在所有艺术中是最不可抗拒的。多大的力量啊！它的影响并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同时造成的，包括演员、画家、导演、作曲家；它并不是一种艺术造成的，而是许多种各不相同的艺术造成的，包括戏剧、音乐、绘画、朗诵、舞蹈及其他。并且，戏剧的影响不是被一个人所感受，而是同时被一大群人所感受的，这样就使那种足以加强感受力的共同的、群众性的情感得以发展。”

这种集体性（即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创作者的共同创作），这种综合性（即不是一种而是许多种艺术同时起作用），这种感受的共同性，在上述的演出中表现了它们对于新的、无邪的、轻信的、没有产生烦腻的观众的全部影响力量。

舞台对观众的这种控制力，在一次演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这次演出差不多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举行的。这个晚上，部队开始向克里姆林宫集结，秘密的准备正在进行，许多人群默默地奔向某个地方去。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恰恰相反，大街上空无一人，街灯灭了，警察岗哨撤走了。这时索洛道夫尼柯夫剧院里却聚集了成千的人群在观看《樱桃园》，这个戏里所表现的正是这次起义所要反对的那一些人的生活。

这一次，大厅里挤满了差不多完全是平民的观众，他们由于激动而喧嚷着。脚光两边的情绪都是惴惴不安的。我们这些化好了装等着开演的演员们，站在幕旁，倾听着观众厅的紧张气氛中人群的嘈杂声。

“我们演不完这个戏了！”我们说。“一定会把我们轰下台去的。”

幕拉开时，我们的心因估计到可能要发生过火的行为而剧烈跳动着。但是……契诃夫的抒情气氛，他所表现的垂死的俄国庄园那种俄罗斯的诗的美，尽管对于当时的那个时机来说好像很不协调，但在这种情势下仍然起了自己的作用。从观众对它的注意来看，这是最成功的演出之一。看来好像观众想在诗的气氛中休息一下，同旧的、需要作一番净化的生活作永远的诀别。演出在最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观众默默地走出了剧院，谁知道呢，也许其中有许多人为新的生活而参加战斗了。演出后不久射击就开始了，我们一路上躲开它，好不容易才钻回到自己的家里。

十月革命爆发了。演出概不收费，一年半的期间没有售过票，票子是分发到各机关和工厂的。法令公布之后，我们立即面对面遇到了对我们说来是全新的观众，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不仅不了解我们的剧院，并且一般地说，不了解任何一个剧院。昨天剧院里仍坐满了各个阶层的观众，其中也有知识分子，而今天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观众，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接近他们。而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来接近我们，怎样同我们在剧院里一起生活。当然，一开头剧院的制度和气氛都得立即改变。必须从头做起，要教育这些在艺术方面处于原始状态的观众怎样静静地坐着，不讲话，按时进场，不吸烟，不咬核桃，脱帽，不带东西到观众厅里吃。

开头是困难的，有两三次弄得我不得不在演完一幕戏之后（这幕戏的情绪被在座的还没有受过教育的观众给破坏了），掀开幕，用陷入绝境的演员们的名义请求观众安静。有一次，我掌握不住自己了，说话尖锐得超过了应有的程度。但是观众不作声了，开始凝神倾听。再说一遍，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两三次。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弄明白，那些听到我这两三次讲话的观众，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件事告诉所有其他的观众的。关于这件事，报上并没有记载，也没有颁发过与此有关的法令。可是为什么在这几次事件以后，情况几乎是立即完全改变了呢？新的观众在开演前一刻钟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了；他们不再吸烟了，也不啃核桃和吃零食了。当我不上场的时候，我在挤满了新观众的剧院走廊上走过，伶俐的孩子们便跑到各个角落，警告说：

“他来了！”

显然，这个，他是指曾在台上对他们讲过话的人。

于是大家为了服从艺术之家的习惯，赶忙摘下自己的帽子，因为在这里艺术已经成了主要的主人了。

在战争和革命时期，有无数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各个民族和俄国各个省份的人，都到过我们的剧院。西部战线向后移动了，莫斯科便挤满了逃难的人，他们急于到剧院里来寻找安慰；新的观众带来了自己的习惯，带来了好的和不好的品质；必须使这些新来的人习惯于剧院的秩序。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到这点，新的逃难者的洪流从北方，然后从南方，从克里米亚或者从东方，从西伯利亚或者高加索，涌到莫斯科来了。所有这些人都登过我们剧院的大门，然后又从这里走出，永不再来了。

随着革命的来临，许多阶层的人进出我们的剧院；有一个时期是从俄国各地到莫斯科集合的军事代表们，后来是青年们，最后是工人和一般说来还没有接触过文化的观众——这在上面我刚刚才提到过。这一些观众是最爱戏剧的：他们并不是顺便来到剧院，而是战战兢兢地，怀着期待某种重要的、前所未见的东西的心情到剧院里来的。他们怀着某种令人感动的情感来对待演员。可惜的是，这时候大量自称为演员的艺术渣滓浮现到艺术的表面上来了。这一群跟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粗暴地奴役了戏剧，把那些讨好的、粗制滥造的表演，硬塞在已经对艺术发生兴趣的、轻信的观众面前。

这些新参加者连累了我们这些热心为艺术服务的人。这大大损害了演员和广大的民主观众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固然，在我们的演员中间，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对剧院说来是如此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机——剧院同千百万新观众会见的时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