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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1937年的劉少奇、洛甫之爭1
1937年春，擔任中共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兩次上書洛甫，就1927年後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系統地提出了自己不同於中共中央既定結論的看法。劉的觀點引起毛澤東的共鳴，但當時作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洛甫並不同意劉的意見，劉、洛因而在同年6月召開的中共白區工作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黨的十年政治路線的問題。在劉、洛爭論中，儘管毛澤東有其明顯的傾向性，但囿於特殊歷史條件的制約，毛只是有節制地表明了自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持，而未全面闡述他本人對十年政治路線的總體看法。
1937年初，毛澤東、洛甫、周恩來、博古等通過對西安事變的處理，使中共的命運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國共之間長達10年的內戰實i已經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中共終於爭取到了休養生息，發展壯大的寶貴時機。在與國民黨的交涉取得重大進展後，毛澤東開始從指導國共談判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轉移到黨內，試圖利用對日全面抗戰將要而未經發生的這一短暫的和平局面，加緊對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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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方針、政策的調整，並加強和發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已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於毛澤東而言，抓緊每一有利時機，調整黨的方針政策及交替處理重大軍政和黨內外問題，是其在遵義會議參與中共最高決策後一貫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這次面臨的環境與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調整的範圍又較過去有所擴大，故而形成了對1935年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衝擊。<
建立在反對由博古、李德等組成的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洛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上及其後形成並逐漸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加緊了與洛甫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幫助下，洛甫和王稼祥這兩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洛甫與博古、李德展開面對面的鬥爭，讓洛甫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洛甫起草決議，此舉使洛甫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935年2月5曰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把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洛甫安排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毛澤東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於洛甫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內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盡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3月20日後不久，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2 3 4。至此，毛澤東與洛甫，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於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無疑，毛澤東屬於那種以自己的思想改變歷史進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5，「道」者，個人對中國社會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負、志向也。作為一個從青年時代就矢志拯救國家與民族，並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澤東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而當1927年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後，他所選擇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因此，爭取革命勝利的理想與毛對革命的堅強領導事實上已融為一體，密不可分。換言之，毛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毛的「決志行之」絕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行為，而是關係到革命目標能否實現的重大問題。然而，欲在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的舊中國推行和領導革命，則必先有其憑藉，1935年毛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遵義會議及其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心層的人事變動，雖然使毛第一次在黨和軍隊的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可是離執掌「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毛雖置身於中共核心層內，但主要偏重於軍事領導。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毛主動放下黨內的意見分歧，有意避開對敏感政治問題的爭論，而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對付
國民黨的軍事追擊，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問題，但對毛澤東而言，事實上卻存在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國民黨統治之天下，當時直接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是國民黨。因此，如何回擊並戰勝國民黨，不僅是毛無時不刻所於思考的首要問題，也是凝聚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驅動力。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麼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鬥爭的戰線。勿庸置疑，欲易國民黨統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一切則無從談起；而易國民黨之天下，又必先改變凡不利於奪取國民黨政權的中共方針、政策、精神氣質等各個有形、無形方面。是故，第一條對外戰線與第二條對內戰線兩者之間又存在着密切的聯繋。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置於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的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加強了他在黨內和軍內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礎，使其在軍事上的影響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和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內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戰時環境的產物，又與毛所佔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它還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中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任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着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在長征前夕，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併入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領導核心，領導成員的組成雖發生了變化，高度集中的體制卻繼續保留。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由於黨存在於軍隊之中，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他也同時處於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闢者，不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和情感基礎，他還擁有極其雄厚的政治資源。毛曾親自參與建立中共，是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鞏固，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的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_政策和其他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擔心遭受越權的指控。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1936年，毛澤東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1中愈來愈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k密切的合作關係，毛、洛政治結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聯合挫敗了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雙方合作共用的幾年裏，洛甫對毛十分尊重，在幾乎所有關於黨的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事先徵求毛的意見。有關黨的重要文件雖由洛甫和毛聯署的名義發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終保持着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嚴格遵守共產國際的有關紀律，努力維持領導層的團結；另一方面，又不失時機，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小心翼翼，有條不紊地對黨的領導結構進行局部的調整。
(1) 在中央最高層，毛繼續維持同原「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從)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改變政治局事先須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然而從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於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同志被吸收參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逐漸形成了慣例。
(2) 毛將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5，將因進行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瑞金時期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的領導，將這個關鍵組織直接隸屬於自己的管轄之下6。
(3) 毛任命王首道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將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下7。
(4)毛直接掌握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其他任何人不得
插手8。
儘管毛在對黨的領導結構的局部調整中獲得長足進展， 但是仍有一些棘手問題一時難以順利解決，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即是毛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這是橫亙在毛面前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於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9。在軍事壓力緊迫的1935年1月，毛為了長遠目標和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轉星移。
這個結論之所以必須推翻，是因為非此，便無從剝奪「教條宗派集團」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更無法打破黨內已形成的濃厚的教條宗派氣氛，毛就難於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無從建立。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2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洛甫。洛甫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重要領導人，與這條路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繋，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強烈反對10 11。 t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國內時局已發生大的轉機，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變化，毛的地位已獲得明顯加強，洛甫已顯示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毛與周恩來建立起融洽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於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新的角色1()，張國燾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條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況下將自己對過去黨的路線的評價公開托出，這樣將使自己處於和洛甫及一大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境地，從而影響到黨的團結和個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時空環境下，再繼續違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對的意見，也實在勉強。就在這關鍵的時期，劉少奇及時站了出來，劉的出現打破了中共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並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歷史問題向洛甫遞交了陳述自己綱領性意見的兩封各長達萬言的信。劉少奇在這兩封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對中共中央多年來的路線、方針公開表示自己的懷疑，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於「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鋭批評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左」的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1) 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面的錯誤一
『左傾』錯誤」"，劉少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12 13，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歷次決議嚴重相違\
(2) 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佈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復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並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14，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十年政治路線15。
(3)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歷史16，並且詳細述説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歷，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17。
劉少奇在1957年2月20日、3月4日給洛甫寫信之前是否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會議派劉少奇為中共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8，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陝西臨憧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於1936年3月抵達，1937年初，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並未返陝北19，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陝北之間已建立了電台和信使聯繋，毛、劉通過電
•15〇.
台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20。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 劉少奇決定向洛甫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面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的黨內左傾分子的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21°。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的政治權威。洛甫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他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面；毛澤東儘管處於上升狀態，但當時也並非大家一致共認的唯一領袖22。因此給洛甫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歷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歷史
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 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洛甫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志隨聲附和，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涮，劉「反共產國際，反中共中央」，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e對於劉少奇有關八七會議後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劉少奇的聲音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沒有直接捲入具體問題上的爭論，而是竭力調和劉、洛之間的意見衝突。這樣，劉少奇雖然受到洛甫的嚴厲批評，但由於説了毛想説又不便公開説的話，引起毛澤東的共鳴。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於採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向洛甫發起面對面的挑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於劉少奇與洛甫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後在毛澤東的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從1937年5月17日-5月25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的《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吿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吿的主要內容是重複3月4日給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吿激起強烈反響，柯慶施指着劉少奇的鼻子駡他是「老右」23。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的路線是正確的」24。
由於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佈會議暫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集中討論十年來的白區工作，毛澤東在關鍵時期助劉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迴避劉、洛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吿「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讚劉在白區工作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説劉系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25。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又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毛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只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後，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着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26，從而全面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洛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由於毛澤東在發言中迴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洛甫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並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洛甫有意識地淡化毛澤東在6月1 一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吿。洛甫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的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麼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持領導鬥爭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27。洛甫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鬥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鬥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鬥爭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鬥爭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鬥爭的價值」，把失敗的鬥爭看成「無意義」或「謾駡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鬥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義」28。洛甫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成就，強調指出，「每-鬥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於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誇大或縮小，或任意給同志們『戴大帽子』」29。洛甫的報吿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作結論報吿。劉表示同意洛甫的報吿；並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吿作了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吿，着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並$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面，沒有^到其他方面，並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説過火了」。30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洛甫圍繞黨的十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解決，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受了挫折。但是劉少奇、洛甫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於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廣泛影響絕非一朝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緻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準備。
劉少奇與洛甫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洛甫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洛甫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於劉少奇與洛甫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於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黨內的巨大壓力，於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
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傑出才幹，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面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對黨員思想方法的廣泛影響。劉宣佈「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並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願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洛甫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洛甫。為了防止洛甫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於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並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於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暫時離開中共中央中樞，然而毛、劉政治結合卻因劉、洛爭論而正式形成了。毛、劉與毛、洛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洛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 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洛甫有意放棄昔曰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圍繞此問題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説就彼此交換過意見，並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洛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3°
第二，毛澤東與洛甫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繋。
第三，毛、洛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饗則遠遜於毛。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政治領導人的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毛澤東在錯綜複雜的新形勢下，在領導全黨全軍對外的同時，將進一步加緊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以隨時準備選擇最佳時機，向「教條宗派集團」發起新的攻擊，從而實現其改造全中國的政治理想。而這一切，不僅將決定中國共產黨的前途，而且將決定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前途。 31 32 33 34 35 36
在「道」與「勢」之間
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37
在中共與中國現代歷史中，1942年春在中國共產黨內全面展開的整風運動是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繋在一起的。毛在整風運動中，依據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時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無形的方面，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個人鮮明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和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並決定了幾億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然而人們較少注意的是，丨942-1945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所發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時期內中共黨內所發生變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而這一切變化，完全是毛澤東根據其理想、憑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導的結果。對於毛為發動整風而進行的持續且精心的準備，以往論者大多忽略，少數論著偶爾提及，也只是強調毛的思想演變的方面。筆者認為，具有強烈救世情懷的毛，和作為政治家的毛從來都是統一的。而本文所要論述的「準備」，也並非指毛早有計劃，有意要在華個特定時段發起這場運動，——「準備」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它最初表現為1935-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其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後，迅速轉變為毛對中共政治路線、精神氣質及組織機構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毛澤東在這橫跨兩個階段、長約7年的漫長「準備」過程中，為實現其改造中共的理想，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突進迂迴於個人理想和各種利益衝突之間，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階段性的成果，為最終發動延安整風運動，確立自己的新概念在黨的意識形態中的領導地位，建立並鞏固其在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威廓清了道路。筆者認為，毛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進行的準備，集中展現孑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側面，重新梳理這一歷史過程，將有助於世人加深對毛政治性格之複雜性的認識，同時，對重新審視延安整風運動這一重大現象也不無裨益。
毛澤東自為「以其道易天下者」38，「道」者，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志向也。那麼，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為一個已接受共產主義基本概念的中國人，致力於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面，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或許距毛當時所要實現的「道」不至相差太遠。然而，此「道」與彼時一般共產黨人之「道」並無多少差別。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時的毛已開始萌發若干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片斷想法。毛基於多年在農村領導農民革命之體驗，已具體感受到在共產國際指揮下之中共中央諸多政策和實踐與中國社會環境之間存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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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而由此衝突顯示出的中國社會環境對莫斯科理論之拒斥，將嚴重阻礙中共在中國社會扎根，斷送中共取國民黨天下而代之的大業宏圖。
對於胸懷濟世之志，如毛這樣的聰秀之人，「道」之產生並非太難，其乃源於對現實的直接感悟，只要將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於心，困難者，實現其「道」必先有其憑藉，即所謂有道無恃；道乃虛空，有恃無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術(策略、方法），勢(地位、權力)於一體，方可出現運動中的良性循環，並漸次向理想境界邁進。
如果説，1927年以前的毛對上述三者之有機關係尚無直接感觸，那麼到了1935年，在歷經開創紅色中央根據地的萬般辛苦和多年黨內鬥爭的沉浮後，毛對其間關係之體認就深鏤於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澤東這個「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39，並被大家撿了起來，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義不容辭，在遵義會議後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極具現實感的毛澤東深知，在1935年，他實現其道的唯一憑藉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然而，遵義會議及以後陸續發生的中共核$層的人事變動，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決策和指揮系統第一i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離執掌黨和軍隊的「最後決定權」的距離尚遠。毛雖置身於中共核心層，但僅側重於軍事領導，這種狀況雖非令毛滿意，但在當時，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臨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毛選擇了「見好就收」的方針，主動放下黨內分歧，將全副精力用於對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勢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問題，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着並行的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並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線相比，第二條戰線雖不那麼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黨內鬥爭的戰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而易國民黨之天下，又必先改變毛所認為的凡不利於奪取國民黨政權的中共方針、政策等各個方面，是故，第一條對外戰線與第二條對內戰線，兩者之間又存在着密切的聯繫。
1935-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陝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只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於中共黨內，人們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諳中國傳統兵法並將其靈活用於開創中共根據地和發展中共武裝40。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復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於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脱離險境。而在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繋起來，更遑論想像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即再不下來，並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
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佔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着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三個系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系統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擔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項英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徵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很大，但他並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i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並知會周恩來後，再發出作戰命令，儘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後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併入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3月，又根據毛的提議，為便於「應付緊急軍事行動」，重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於老「三人團」，代表黨的洛甫並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41，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毛與周角色的互換對毛有重大意義，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事實上他已處於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闢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中共軍隊的這種特殊關係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局性的方針對策和其他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擔心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愈來愈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關係，但洛甫只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於莫斯科和他在1934-1935年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洛甫在軍內還無基礎，因而在毛、洛聯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傾斜。從毛這方面看，毛、洛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過與洛甫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佔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洛雙方合作共事的幾年裏，對毛個性已有瞭解的洛甫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面衝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42。洛甫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於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面也與其性格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託的虛弱地位，洛甫乃一「紅色教授」型領導人，置身於嚴酷的戰爭環境，只能唯毛馬首是瞻，儘管洛甫還堅持着最後一兩個陣地決不輕易放棄。
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大政方針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迴，努力維持着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組織^構變動頻仍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1) 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變(在正常情況下，大規模調整政治局需事先報經共產國際的批准）。但是，從莫斯科返國的幹部的具體工作，大多只限於黨的宣傳系統、技術性的黨務工作系統和地方工作系統，「教條宗派集團」基本失去了對軍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個別軍隊領導被吸收參加J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軍事幹部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則逐漸成了慣例。
(2) 毛將與周恩來等關係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較深情感聯繋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作其他次要工作43，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因長征而不復存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並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時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領導，將這個關鍵機構予以恢復，並劃歸於自己管轄之下44。
(3) 毛任命王首道負責剛剛恢復建制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並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將黨、軍隊、秘密工作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置於自己的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之下45。
(4)毛深知掌握與莫斯科來往秘密電訊對其政治生涯的極端重要性，從1935年底開始，毛就直接控制與莫斯科的電訊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領導人插手1(1，從而確保自己在訊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獲得任何人無法得到的優勢及便捷。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重大權力集中於其個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線方針方面，毛面臨着巨大的困難，在莫斯科和中共黨內的壓力下，他只能強忍內心的不滿，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隔亙在毛面前的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11。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於出山的1935年】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和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再繼續維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係到毛澤東能否實46 現其「道」，從而在政治前途上開闢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更無法打破令毛感到壓抑的、瀰漫於中共黨內的濃厚的俄化氛圍，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系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中共領導人，洛甫幾乎本能地將自己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繫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他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目前洛甫在黨內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強烈的反對47。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着國內和平局面的到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紆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主軍、洛甫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重大變化，洛甫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於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而毛與周恩來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係。現在毛已十分具體地感受到洛甫給他帶來的困窘，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繼續違心接受令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於在條件尚未達到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於和洛甫及一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面衝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洛甫發起挑戰。
一向未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劉、洛之爭對中共歷史有着重大影響，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線及是否改組中共領導構成的問題。儘管毛澤東完全贊同劉的觀點，但囿於黨內的強烈反對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節制地表明了自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持，而未全面闡述他個人對十年路線的總體看法。劉洛爭論雖以洛甫意見佔上風而吿結束，但毛、洛聯盟從此正式解體，而毛、劉長達30年的政治結合的基礎卻因此次爭論而吿奠定48。
對於30-40年代中共黨內的鬥爭，毛澤東所採取的一貫策略是決不打無把握之仗，當形勢對己有利時，主動出擊，能鬥則鬥；而當形勢晦暗不明時，則退避三舍，決不採取正面對抗的姿態，以避其鋒鋭。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內形勢急劇轉變，歷史^留問題尚未解決，黨內又就與國民黨統一戰線的政策和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問題發生了新的分歧，毛澤東陷入了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困境。
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會議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戰時機全力發展中共及其武裝、八路軍不採取與日軍正面對抗態勢而以遊擊戰為其主要作戰方式，將軍隊主要力量用於開闢敵後中共根據地等一系列主張遭到中央核心層部分成員冷遇，周恩來且帶頭對毛的主張表示異議49。這是遵義會議後，毛在中央核心層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僅標誌着毛的政治權威尚未完全確立，更預示與毛密切合作已3年的周恩來極有可能與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會合，從而嚴重動搖1935年後毛在中共核心層己獲得的政治優勢。這一事件對毛造成的另一衝擊是，由在黨和軍隊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軍內擁有較深幹部基礎的周恩來等提出的「運動遊擊戰」方針受到軍方領導人的一致擁護，毛面臨軍方與其疏離的現實危機50。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負莫斯科要求中央轉變方針的重大使命，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飛返延安。王明返國，打破了1935年後逐漸形成的以毛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黨內關係立即開始了新一輪的轉折和重組。12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實現了1931年後黨的政治局委員（國內部分與國外部分)的首次會合。從形式上看，政治局作為集體領導機構，其權威得到了恢復，軍方人員列席政治局會議的慣例宣吿結束，一時黨權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門生自居，口銜天啟，傳達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強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方針，受到周恩來等的一致擁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批評毛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51。
面對來自莫斯科的巨大壓力和政治局內的一致聲音，毛澤東雖然隱約其辭，但最終還是迫於無奈，只得取與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相一致的立場，對王明的新方針隨聲附和，此亦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52。毛甚至還能放下其極強的自尊心，少有的對王明吹捧幾句，將其譽為「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53。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於他的思路與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絕大多數同事相衝突。在對抗戰與中共前途關係之認識上，毛的眼光確比周等看得更深遠，用毛的話説，即決不做賠本買賣。在毛看來，拿中共歷經千辛萬苦才保存下來的這一點血脈——不到三萬的紅軍去和日軍拼命，豈只是頭腦簡單，簡直是發政治熱昏症！可歎的是，大多數政治局同事被「愛國主義」沖昏了頭腦，竟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it戰前途若不與「人民的勝利」相聯繫，那又與中共有何意義！中共難道還要重蹈大革命時期為國
民黨作「苦力」，旋被國民黨打入血海之覆轍！
對於在中共最艱苦的歲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挾天子以令諸候」的王明，毛從心底排斥與厭惡。而從王明這方面看，卻頗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黨內基礎薄弱，倒也一貫注意與毛加強和改善關係。早在1934年，王明就對毛作出一系列親善舉動，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燙金的毛澤東講話集，又多次在共產國際大會的講台上盛讚毛澤東。1937年後，王明與毛意見相左，實緣於兩人背景、思路、處境及個性之懸隔太遠，卻非王明蓄意對抗毛。
王明返國對毛澤東造成的衝擊既深又遠。丨937年12月後，在中共黨內事實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響相對下降。繼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由於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見又一次在政治局佔了上風。中共出現了兩個並行的中心，即由毛澤東、洛甫、劉少奇、康生、陳雲等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漢長江局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組成的事實上的「第二政治局」。令毛尤其不安的是，華北八路軍領導人彭德懷竟主動向武漢長江局請示工作，而遠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員、新四軍政委——毛的政治老對手項英更是一切聽命於武漢長江局，毛幾乎喪失了對新四軍的影響力。
1937年末至1938年夏，這是毛在遵義出山後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毛自稱，在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此話可能言過其實，因為，毛始終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機要和組織部門，毛也不遺餘力地加強對華北八路軍的指導，但其政治影響相對減弱卻是事實。
雖然毛澤東在政治上遭到嚴重的挫折，但他並未就此甘休，「道法自然」了，在暫時處於孤立狀態的這大半年裏，毛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以後的捲土重來。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韜晦養氣、以力逆境、以「道」造勢的重要階段，在王明、周恩來等正轟轟烈烈、頻頻爆光於國內和黨的政治舞台的日子裏，毛一則不動聲色、潛心觀察，隨時注意各項事態的發展；另則，他又進行各項準備，為挽回頹勢竭盡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項準備中，理論的準備佔據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54，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説服力的概念系統，便無法在新的形勢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這一套概念系統，又必須在莫斯科的功能表裏進行精心選擇，並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觀，又有自己的靈魂。
此項工程難度甚大，非大手筆無以完成。1935年前，毛儘管已萌生種種想法，但多屬對當時黨政策之直觀反應。只是到了抗戰階段，當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寧、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與其政治對手的較量中逐漸系統化和概念化。與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論思維的活躍，促使他創造出幾個極具攻擊力的概念術語。
(1)「階級投降主義」或「新陳獨秀主義」
針對洛川會議後中共黨內逐漸佔上風的主張全力與國民黨合作的主張，毛從列寧和中共歷史中尋找到依據，發明了此新語彙，將其贈與王明及其追隨者。
(2)「速勝論」
毛針對已被八路軍華北軍分會接受的「運動遊擊戰」方針、和王明、周恩來在武漢為配合國民黨而展開的「保衛大武漢」之種種活動，反復強調開展遊擊戰對發展中共和進行持久抗戰之極端重要意義，並將王明等的觀點概括為與「亡國論」相對應的「速勝論」。
毋庸諱言，毛決非一單純學院式觀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個實踐家，其發明的説辭主要是針對其現實中的政治對手的。
新口號既已發明，但僅有「道」而無勢，則「道」之不行。於是，以術謀勢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際支配毛之一切活動的興奮中心了。
(1)運用一切方法，全力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與中共電訊交通恢復後(初期電訊仍不穩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頭上揮之不去的金箍咒。儘管毛控制了與莫斯科的電訊，從而在訊息獲得及解釋方面贏得了比較充分的主動權，但當王明返國後，面對參與新方針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獲得的解釋上的自主權，頓時相形見絀。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數同事，如久旱望雲霓般，將王明傳達的斯大林指示視為甘霖，而將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邊。若改變這一狀況，其重要途徑就是加強毛在莫斯科的影響力，對王明實行釜底抽薪。1938年蘇聯正處於「肅反」大風暴中，政治的發展瞬息萬變，王明的後台米夫已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已為毛在莫斯科的活動提供了空間。1938年3月5日，任弼時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自王明返國後中共執行新方針的工作。在任弼時向莫斯科提供的彙報提綱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會議精神2°，但也同時夾進毛有關加強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意見。當這個折衷性的彙報提綱被共產國際通過後，毛在爭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勝利。而當王稼祥與季米特洛夫會面並獲得季氏對毛支持之口信，則不啻為毛的巨大勝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發揮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對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認書。至於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則完全喪失了政治上的迴旋餘地。1938年季米特洛夫對王明的輕慢有其複雜的原因，儘管季氏與王明私交甚篤，王明唯一的女兒在其返延安前即託付給季氏，但在1938年席捲全蘇聯的大恐怖之血風腥雨中，飽受寄人籬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輕侮的季氏於驚恐中欽羡毛澤東之功業，盡在情理之中。季氏與斯大林畢竟非一人，從各方面資料看，斯大林對王明關懷備至幾十年可謂不變。1938年季氏搞的小聰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過去。這也是毛以後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積極引導軍隊領導人，促使軍方改變戰略方針。1937 年洛川會議後，毛不斷急電彭德懷等，指示彼等盡量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而將主要工作用於開闢根據地和群眾工作方面55 56。但當八路軍0運動遊擊戰方針配合國民黨軍取得平型關之役勝利後，毛也表示嘉許。在毛的耐心爭取下，1938年春夏，華北軍分會主動將運動遊擊戰的方針轉變為深入敵後，全力開闢中共根據地的遊擊戰方針，在發展中共武裝力量這一關鍵問題上，軍方與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軍強敵壓境，國民黨軍隊撤退殆盡，中共軍隊失去友軍配合作戰的客觀環境時，八路軍事實上就採納了毛的戰略方針，當八路軍在不到一年內從不足3萬發展到30萬人後，軍隊將領業已主動信服於毛。 ^
(3) 加緊聯絡黨的高級幹部。在王明返國、新政治格局出現的形勢下，毛鑒貌辨色，小心謹慎地發展與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政治聯繋。1938年3月底，毛將劉少奇調回延安，劉成為毛在政治局中最親密的盟友，而劉領導的原北方局從此成了毛向長江局「鬥爭的根據地」57。毛同時還拉緊洛甫，不僅使洛甫在對國民黨之方針的意見上與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與王明等的進一步分裂。對於和自己素無交往，且與王明長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考察，讓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職工委員會坐了一陣冷板凳，在證實了康生對自己的忠實後，與康生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1938年3-4月，毛聯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與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就中共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賀電事，展開了電報戰，雖然一時難分勝負，但毛卻在此次交鋒中，鞏固了與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團結，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擁有的完全支持。
(4) 推遲召開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大後，由於環境極其險惡，中共遲遲未能召開七大。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後，中共成了合法政黨，1937年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並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定，洛甫並代表中共中央專門就此於3月10日起草了「吿全黨同志書」。然而，毛決不願意在形勢對己不利的狀況下召開七大。洛甫已經擬就的「吿全黨同志書」被束之高閣沒有發出。於是，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近期召開中共七大的決定被一再推遲。
由於毛在固守既有陣地的同時不斷出擊，其政治之優勢逐漸形成，毛的韜晦養氣終獲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中全會，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舉措：
(1)利用有利時機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新概念，將其「道」在全黨和全國完全公開。毛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從馬列主義，而且還要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吸取精神資源。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犖犖大端而言，即在於他吸取、運用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推翻國民黨$治的現代農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遺產轉化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論及其經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和色彩，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提供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空間，它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毛抓住「中國化」的旗幟，立時使王明等陷於窘境而無以自拔。
(2)將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中共權力結構的組織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日，毛借周恩來攜其給蔣介石親筆信趕赴武漢，王明、博古赴漢參加國民參政會而未能出席六中全會閉幕式之機會58，乘機對王明等的「階級投降主義」進行猛烈地抨擊，藉以沖淡和挽回其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吿中對王明等觀點的妥協。會議後又以武漢失守為理由，撤銷長江局，縮小其後繼機關南方局的許可權，繼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調王明回延安，將其置於自己密切的監護之下；復正式委任康生為中共社會部部長，使康生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共的葉若夫兼貝利亞；繼之，再派劉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階段解決項英和新四軍問題；最後，大力扶植與留蘇派毫無淵源的高崗，將高崗樹為陝北黨和紅軍的旗幟，以鞏固中央後方。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召開，終使毛正式成為黨的領袖。會後，毛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此時的書記處類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勢既造成，其威乃現，一度與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來旋即離王而去。對於周恩來的翩然而歸，毛當然求之不得，周之傑出才幹和欲易國民黨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與周再次走到一起。
從1935-1938年，經過4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裏，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中共理論和思想宣傳部門仍控制在留蘇派的手中。
解釋權一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於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於詞語與現實的聯繫，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王明、洛甫等不僅憑藉這種氛圍扶搖直上，且沾沾自喜，儼然以聖杯看守人和護法大師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相f長的時期裏，毛對此除了憤慨而毫無辦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傳，在他們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豈只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簡直就是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毛決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且一鳴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對手就此噤口。還在1910年，當毛還是湘鄉東山學堂學生時，他就借一首「詠蛙」詩而明其心志：
獨坐池塘如虎踞，
緣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 59
而在毛已初建其大業之後，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黨內還存有的那種精神指導系統。素懷「傳教」之志，兼有辦事之才的毛，對自己及對手之特長均有極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優勢非在於此——馬列經典讀得畢竟比那些洋學生少；但毛又極具自信，他之基於對中國歷史及其文化傳統深刻洞悉和體認，而對馬列幾個重要概念的融匯，在其實際功用價值上遠勝於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談兵。當然，毛作為「策略大師」，更知道如何區分在掌握實際權力與精神指導權力之間的輕重緩急關係。1935-1938年，毛既是順其自然，又是自覺促成，對洛甫領導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並不表示任何異議，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毛很清楚，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再獲取意識形態解釋權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讓自己的政治對手徹底明白，究竟誰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筆。在毛看來，留蘇派「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其胸中茫然無有」，僅是憑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識形態，繼而奪取了黨權和軍權。毛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憑其個人的意志和智慧先掌握軍權和黨權，最後攻佔意識形態陣地。
1938年10月，當毛已先學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
.i8o .
的解釋課本一米丁、愛森堡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後，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台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什麼？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可是當時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於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習運動」之展開，竟使得六中全會之後頗感失落、壓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幾間窯洞裏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報吿，居然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王明之風頭仍健，其實並無任何意外。六中全會之後， 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吿《論新階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觀點，毛為了向斯大林顯示其政治忠誠以及為了擴大中共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通權達變，比王明更積極地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體加入國民黨，並「將加入黨員之名單_交國民黨的領導機關」的正式建議。60(毛以後拒將《論新階段》收入《毛澤東選集》）。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61，至於毛有關加強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觀點只是閃爍於政治報吿中，與其主旋律並不協調。六中全會後，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勢，而無意識形態受挫之感。
毛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的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麼呢？於是毛澤東眼看着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研讀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黨的意識形態部門的「學閥」、「黨閥」對「學習運動」的別有用心的誤導。其實，1938年後毛在中共意識形態所佔空間已大幅增進，掌管黨的理論和宣傳工作的洛甫主動給毛讓出了最重要的權力：據當時洛甫的副手吳黎平(即吳亮平)回憶，六中全會後，中央內部已有規定，凡在延安發表重要文章（《解放週刊》、《共產黨人》）一概須經毛事先審閲批准62，而毛的講話、文稿莫不刊登在黨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識形態部門的決不僅是這些，他的終極目標是改變中共氣質。他要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全部佔領——包括控制和超越於控制之上的完全佔有。將毛文章放在頭版頭條，或使毛擁有審稿權，並不能立時改變中共黨內早已固定化的那種以俄為師的精神氣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個人與由洛甫等營造的氣氛之間所存在的那種隔離狀態，這種隔離狀態與毛毫無親和性，卻能製造無數「又臭又長」充滿腐氣的「黨八股」，且使留蘇派從容操縱全黨的精神信仰系統。在這堵巨大的精神壁壘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體根本無從普及和推廣，更遑論取其地位而代之！
然而這一切之於歷經無數風浪的毛，又實在算不了什麼。
1938-1941年，毛為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鞏固並擴大其在黨和軍隊內的基礎，開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動。
首先，毛起用陳伯達和胡喬木作為自己的理論助手。陳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他擅長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古代哲學概念，這有助於毛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理論化和系統化63。至於胡，毛看重他走筆成章的文字表達能力和他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經驗。
其次，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制，由任弼時具體籌劃，將體現等級差序原則的大、中、小灶幹部待遇制度進一步明確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王明最熱烈的聽眾——自視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親自主持加緊編纂「黨書」——黨的歷史文件集。毛在胡喬木的具體協助下，從1940年底開始，編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為建立以毛為中心的中共新黨準備理論依據64。
在上述準備的基礎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隱藏在胸中多年的^觀點，在以後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給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佈，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提及其在十一個方面的表現。在這裏，毛放了一隻觀測氣球，他使用的是比較籠統、含混的「蘇維埃運動的後期」的概念，而沒有明確指明其時間段是從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來代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正式判斷。
毛之所以選擇在此時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於他對其政治對手內部分裂狀況之準確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領導層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並不是王明，而是與毛長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與毛關係密切的洛甫。至於王明，已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3°。儘管王明只是重複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觀點，但王明在此時舊事重提，卻完全是為與在國內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關係。對於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毛看在眼裏，卻絲毫沒有表明他個人對王明的欣賞和支持，畢竟使毛感到威脅的是在國際共運中聲名遠揚的留蘇派之精神領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站在一邊的洛甫。眼下形勢早已變化，王明正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65 66。只有洛甫一人還在頑強抵拒毛為修正歷史結論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對毛放出的氣球作出劇烈的反應，可是，教條宗派集團已四分五裂，勢單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進攻？
一旦觀測到留蘇派虛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蘇派的後台斯大林竟也毫無動作，毛迅速將陣地從黨的十年歷史問題轉移到當前。這次毛不再將王、洛分開，讓這些「理論大師」呈現原形。毛決定徹底摧毀王明等在黨內坐大的基礎——他們所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兼聖杯看守人的名號！
1941年5月19日，毛當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吿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一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
的新語彙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
的故事」、「教條」、「留聲機」，儘管皆有其針對意涵， 卻並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實之間引發疑問和聯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彙的神聖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從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41年春，毛澤東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依據時局環境及政治發展所能提供的空間，為改變中共發展路向，取代王明等留蘇派而確立其對黨之絕對領導，進行了持續时細繊的準備。
毛澤東的「準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輿論的準備，組織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準備，軍隊和保安等強勢機構的準備，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級政治公關和掌握與「遠方」秘密電訊，對信息來源控制及再解釋方面的準備。
在極端複雜、瞬息萬變的動盪形勢下，毛將不容拂逆的個人意志和靈活、練達的策略手段緊密結合，使其「道」、「術」、「勢」三種資源水乳交融、互相貫通：「道」為根本，以「道」開路，先聲奪人；「術」為手段，以「術」課「勢」，「勢」乃形成；「勢」既獲得，以「勢」護「道」，「道」遂大行。
在「道」、「術」、「勢」互動回流的L過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駕馭複雜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現。毛將敢於突破常規、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與縝密、謹慎的組織、籌劃才能緊密結合，既抓住每一稍縱即逝之機遇。又憑藉其個人擁有之資源，每每創造有利於中共發展的時勢。毛在對實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對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幾達化境，終在風雲際會中，通過不斷的縱向位移和橫向凝聚，在突進和迂迴之間積小勝為大勝，接連贏得階段性的重大戰績，在發展和壯大了中共實力的同時，又將自己的權力空間大大拓展：從先下手持兵符，繼而掌握黨權，復而爭奪意識形態解釋權，再圖實現意識形態解釋權之擴張，軍權和黨權之再鞏固，最後達到集領袖與導師於一身——「君師合一」之境界。
194丨年春，實現毛澤東目標的日子已經迫近，毛已成為不可動搖的中共第一號領袖，現在毛不僅是軍事家、政治家，也開始成為黨的理論家。儘管毛澤東還未獲有中共總書記或黨主席的正式頭銜，王明等還端坐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台上，但是「堅冰已經打破」，包圍圈正在緊縮，一場徹底改造全黨——從組織結構到精神氣質，從語言到思維方式——的大風暴，延安整風運動已經來臨！
原載《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思宋年譜(丨898-1949)》，第27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第319頁，漓江
出版社1987年版。
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紅軍總政治部等機關組成的陝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丨丨月，紅一方面軍番號恢復後•鄧發主要負責紅軍的籌糧工作，丨936年4月，被委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派往蘇聯。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93、306頁。
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除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他工作人員均被併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只留下名義、工作許可權已大大縮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底中共中央遷到陝北瓦窯堡後，中共中央各部委及秘書機構漸次依復，原宋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和中央社會部機要f，上述三個重要機溝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中共秘書工作簡史(丨921 — 19467)》，第丨86-18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年版：另參見《王首道回記錄》，第197頁，解放出版社1988年版。
參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0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洛甫在1943年整風期間寫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
事隔20多年後，毛澤東在談到有關糾正「王明路線」的歷史時，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轉變過程•毛説，「洛甫開始不承認錯誤路線，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參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8月2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第46頁，其實，對於這一問題，洛甫早在延安整風開始不久，就有較深的認識•洛甫分析了遵義會議有關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對自己的深刻影響，他説，「由於遵義會議肯定了過去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因而使自己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瞭解自己的嚴重錯誤」。參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頁。
博古(秦邦憲)在1935年2月之後仍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紅軍抵陝後，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主任，1936年12月後主要配合周恩來從事聯絡國民黨的統戰工作。
參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丨冊，第802頁。
參見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0日）•載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第3頁。
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封信》（1937年3月4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丨938)，第丨丨冊，第805、806-817頁。
同注13。
同注13。
同注13。
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97頁。
1937年3月4日，劉少奇致洛甫的信寫於北平，3月18日前劉仍在北平。周恩來在3月13日，3月18日於西安兩次致函劉少奇，並轉河北省委，要劉少奇等負起對留居平、津地區的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58-359 頁。
鬲華I歷史筆記I I
劉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時握有與陝北聯絡的無線電密碼本。據當時曾作過劉少奇譯電員的郭明秋的冋憶，她經手翻譯的劉少奇給陝北的電報，上款大都是洛甫(聞天）、恩來，「有時也直接發給毛主席」，署名則是胡服(胡服是劉少奇在黨內長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斷，1936-1937年毛與劉少奇是有直接聯繫的。參見郭明秋：《劉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載《懷念劉少奇同志》，第丨8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36年3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天津，不久又擔任了北方局書記，着力糾正北方局「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劉少奇領導的糾偏工作，除了思想糾偏之外，還包括對北方局領導機構的大幅改組，因而引起北方局內部的爭^。劉少奇上任後，任命彭真(在1928年彭真與劉同在天津的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取代柯慶施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任命陳伯達為宣傳部長。劉的這些措施激起柯慶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領導人的不滿，劉在黨內刊物頻頻發表文章，不指名批評柯慶施等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從而埋卜柯慶施與劉少奇長期不和的種子。
21劉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中隻字未提毛澤東，劉且寫道： 「我國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丨938)、第丨丨冊，第817頁由此可見，當時毛的權威並未得到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一致承認。
楊尚昆在丨987年改定的《懷念少奇同志》一文中，雖未點出柯慶施名，但他所講的「那個頑固堅持『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人」明顯是指柯慶施•參見《緬懷劉少奇》，第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出席白區工作會議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及廣東代表約30人。彭真作為華北代表團團長，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的助手。華北代表團的代表有柯慶施，高文華(原河北省委書記，兼原北方局書記職能），吳鎔、李呂、李雪略、黎玉、烏蘭$等。據參加過這次會議，1936年5月被任命為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黎玉回憶，劉少奇的報吿「對『左』的錯誤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關「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的説法「有點過頭」，因為參加會議白勺「北方黨組織的代表這麼多，就説明白區的損失不能説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r當時參加會議的部分代表的觀點。參見黎玉：《抗戰前夕在延安召開的白區工作代表會議》，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第42-43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另參見陳紹略：《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彙編本），第295頁，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丨937年6月3日卜參見陳紹略：《黨的
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彙編本），第2%-297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卷，第1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第372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
洛甫：《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7年6月6日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報吿之一部分），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第234、235、236、238、239、26 卜263 頁。
同注26。
同注26。
參見陳紹略：《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文獻和研究》（1987年彙編本），第298頁。
據丨931年秋-1932年底與劉少奇同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一度與劉少奇
夫婦同住的張瓊的回憶，劉少奇曾在丨932年底就白區工作的策略問題寫
信給毛澤東，批評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不久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寫來一
封很長的回信」，表示贊成劉少奇提出的穩健主張。參見張瓊《劉少奇同
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載《黨史資料叢刊》，1%0年第2輯，第48、
4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原載中_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5期• 1993年11月。
參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我的努力與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頁。
高華I歷史筆記丨I
〈毛澤東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丨964年7
月10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第4頁。
周恩來在30年代前期對毛澤東的評價主要也是側重肯定他的軍事領導才能。1932年10月上旬，周恩來在寧都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發言，認
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提議毛澤東留在前方，參與指揮戰爭，但被與會者所拒。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丨898-1949)》，人民出版社丨990年版，第231頁。
參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載《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332頁。毛澤東對洛甫的輕蔑態度在50年代後期完全公開，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年8月2日《給張聞天的信》，直至70年代初，毛還不斷數落洛甫。
1935年9月下旬，鄧發改任由原中央機關和紅軍總政治部等機關組成的陝甘支隊第三縱隊政委；11月，紅一方面軍番號恢復後，鄧發主要負貴紅軍的籌糧工作；1936年4月他被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派往蘇聯。參兒《周恩來年譜(18458-145445>》，第2幻、3〇6頁。
長征開始，國家政治保衛局少數負責人隨首腦機關行動外，其他工作人員均被併入各軍團，國家政治保衛局只留F名義，工作許可權已大大縮小。丨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為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原執行部部長李克農被調作聯絡西北軍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該年年底，國家政治保衛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軍政治保衛局接替。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前夕、中共中央秘書處，軍委秘書處均被裁撤，其遺留工作由中央軍委機要科承擔。1935年中共中央遷到陝北瓦窯堡
後，中共中央各部及秘書機構漸次恢復，原來僅有的機要機構——中央軍委機要科一分為三，成立了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要科，h述三個重要機構統歸王首道領導。參見《中共秘書工作簡史(1丨921-丨949)》，遼寧人民出版社丨Q92年版，第186-187頁。另參見《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頁。
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45頁•，另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3頁。
11洛甫在丨943年整風期間的筆記中指出，「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1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頁。
事隔20多年後，毛澤東在談到有關糾正「王明路線」的歷史時，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轉彎過程。毛説：「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參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8月2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第46頁。其實，對於這一問題，洛甫早在延安整風開始不久，就有較深的認識。洛甫分析了遵義會議有關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對自己的深刻影響，他説，由於遵義會議過去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因而使自己「在長久時期內不能徹底瞭解自己嚴重錯誤」，參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丨3頁。
關於劉少奇與洛甫爭論對中共的影響可參閲拙文〈毛澤東與1937年的洛甫之爭〉，載《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有關洛川會議上毛澤東與周恩宋的意見分歧，可參閲《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78頁：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86-39丨頁；另可參見《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03 頁。
毛澤東在1937年8月1日與洛甫聯署發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首次提出紅軍(此時尚未完成改編)作戰方針應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8月5日，毛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觀點，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出了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中「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但到了8月18日，毛、洛甫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給朱德、周恩來等的《訓令》，正式提出「紅軍充任戰略的遊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進行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但是在周恩來的影響下，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八路軍最高領導機構)明確規定以「運動遊擊戰」作為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73-374、375、377 ;另參見《彭德懷自述》，第223頁。
16《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93頁。
語見《孟子•離婁卜》，毛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引述了孟子此段論述，載《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頁。
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丨年版，第287頁。
參見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 H)，載《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頁。
例如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提供的報吿大綱的説明和補充中指出，造成國共摩擦的原因之一，即是「我黨對國民黨轉變和兩黨合作長期性認識不充分，過份強調了獨立自主、民主與改善民生的要求。」載《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頁。
毛澤東的上述電報均載於《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
1938年春，劉少奇多次向中共中央秘書處的王首道表示他個人及北方局
對毛澤東的全力支持，參見《王首道回憶錄》，第212-213頁。
周恩來於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的第二天，在作過統一戰線工作報吿後就離開延安赴武漢，於10月4日面見蔣介石，轉交9月29日毛澤東致蔣親筆信件。毛在給蔣的信中，聲稱自己及國人對蔣之「盛德」「欽佩無既」，「無不崇仰」。1938年9月29日，毛澤東致蔣介石手稿影印件見《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5年12月出版，第325頁。
參見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頁。
高華丨歷史筆記丨I
參見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629頁。
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丨980年版，第76頁。
參見吳黎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載《懷念劉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丨980年版，第291頁。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r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2-03, 104, 110-11.
毛澤東稱其主編的《六大以來》為「黨書」，他在1943年丨0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h説，〗94】年6月編了黨書，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指W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大家才承認錯誤。參見《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第75頁。
王明〈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原載延安《共產黨人》1940年第12期，引自《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8頁。
王明：〈學習毛澤東〉，延安《新中華報》1940年5月7日。
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參見《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43年丨2月1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丨期•第丨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