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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思想改造、制度創設與政治運作1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內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其中對廣大黨員幹部進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澤東的理論和概念轉換黨員幹部的思想意識，是延安整風運動重要的一環。毛澤東領導的這場浩大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筆者認為，無論從毛澤東的個人創造力，抑或是從思想改造對日後中國人的廣泛影響而言，延安整風期間鍛造「新人」的經驗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學界對有關這一課題的敍述，基本集中於全黨思想統一的政治意義方面，對整風運動中的政治操作層面及與思想改造的關係；制度創設對整風的有效推動，鍛造「新人」過程中的「思想」和「組織」因素的交互作用等，均極少涉及。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由中央總學委領導、廣泛推行的「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的思想改造的路徑，作為整風運動政治操作的基本方式，對於整風運動目標的實現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從「思想」打開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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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極其繁重，難度也極高，它所涉及的既有政治層面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問題；又有思
想層面的全黨思想轉換，確立中國黨的獨立自主地位和新的思想路線；以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新人」等問題。然而，在彼時彼地，可供毛澤東活動的空間卻相對狹小，首先是來自莫斯科的壓力：儘管此時蘇德戰爭激烈，但是蘇聯及共產國際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司令部，對中共仍然具有廣泛的影響，中國黨作為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在尋求獨立自主道路時面臨着很大的壓力，這種壓力又汾為實際的具體壓力和無形的精神壓力兩個方面：前者是擁有大功率電台的蘇聯在延安觀察組，他們隨時向莫斯科彙報在延安觀察到的有關中共的一切戰略情報；後者主要是中國黨內長期存在的盲目崇拜共產國際的濃厚精神氛圍；在這兩種壓力以外，黨內一部分同志中還存在着對開展整風、反教條主義「正當性」的疑慮和抵觸。
在1941年9-10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1931-1934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批判，得到了中央領導層絕大多數成員的擁護，毛已獲得對王明等「教條宗派分子」的絕對優勢，但是，王明等在全黨，特別是在青年知識分子黨員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全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很難迅速將黨的核心層中的路線分歧向全黨公開。然而為了徹底摧毀「教條宗派」在黨內的基礎和影響，又必須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清路線是非」，既對事，也對人。只有將上層與中、下層的鬥爭全面展開，才能為全黨轉變思想、接受「教條宗派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這一命題掃清障礙。
從延安整風推動中共革命勝利之巨大成效看，毛的意圖是有充分正當性的，俄式革命概念若不經中國化的改造和轉換，事實證明，是難以在中國真正發揮作用的；而「無產階級革命新人」又確保了中共幹部隊伍，在嚴酷的戰爭年代和建國後，實現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統一。只是在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既要清除黨內的盲目崇蘇的思想，又不能損傷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更要維護斯大林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形象；還要考慮到全黨思想認識的現有水平，故而毛不能操之過急，他只能因勢利導，穩紮穩打，循序漸進。整風之初，毛暫時迴避了敏感的領導層班子改組的問題，選擇先從較為「形而上」的，也是所有問題之基礎的「思想」入手，從而使得從1942年開始的行動顯得頗為撲朔迷離。在一段時間裏，黨內上下並不都能完全理解毛發動整風運動的意圖，即確立中國黨的獨立自主地位，推倒和清除王明路線在全黨的影響，重建黨的思想路線和改組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尤其不理解為什麼要在抗戰艱苦的年代，將各根據地的重要領導幹部調回延安？為什麼當各地的七大代表到達延安後，又推遲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為什麼要把延安中央機關和各根據地的許多日常的工作停下來，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來進行黨的思想路線的學習和討論？
面對這種情況，毛不僅需要沉穩細緻，耐心等待一些同志的思想覺悟，更_要採用一些政治上的方法和步驟，包括創設各種制度，¥落實他對黨的思想和組織重建的思考，而他在政治上所擁有的強大優勢則有力地保障了他的意圖的落實。
1942年，毛已實際掌握了中共黨內的一切重大權力， 黨、軍隊、政治保衛機構，都在毛強而有力的領導之下。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鬥爭，尤其在1935年遵義會議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後，毛的政治智慧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既有頑強的革命意志，又有敢於突破常規的膽略。毛是黨內最有原創性的思想家，即使他不是從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走出來的「書院型」思想家，在進行複雜的革命鬥爭，在解決黨內矛盾，落實、貫徹他的革命策略思想方面，毛的所有思考都具有高度的現實政治性。與此同時，他的政治領導能力和領導風格又是極其強勢的，換言之，毛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的同時，還是一個極其成熟的政治家，他擁有巨大的政治才幹，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
1942年春，整風運動初興之時，其主要內容是號召全黨幹部學習中共中央指定閲讀的一系列文件。整風以學習文件先行，反映了毛澤東在開展黨內鬥爭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獨創性，毛以「思想」為突破口，這既是全黨思想轉變的重心，也是扭轉黨的一切活動的前提。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作動員全黨整風的報吿——《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選》時易名為《整頓黨的作風》），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傳部幹部會議上兩次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説。在此之後，毛親自主持制定了幾個有關整風學習的中央決議，至1942年4月3日，復以中宣部的名義，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吿的決定》，向全黨正式提出開展「思想革命」的號召。
毛澤東在二月作的報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關動員整風的決定，都沒有直接點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號召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澤東當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中，指斥教條主義者只是「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控訴他們用教
條主義來毒害青年：「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2現在毛又在演説中歷數中共黨內的蘇俄崇拜情結在思想宣傳形式上的八大罪惡，甚至將教條主義者等稱之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毛説：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只要你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個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榣頭晃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
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説，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説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麼用處呢？3
毛澤東親自登台作報吿，矛頭直指「比屎還沒有用的教
條」，表明他已決心全力發動整風運動，並以此詔示全黨， 毛本人是整風運動的最高領導者。緊接着，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軍大禮堂向延安2200餘幹部傳達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吿。在康生的傳達中，他尤其對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作了「深刻生動的説明」。他説，「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4 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點向30Q0多幹部傳達毛的《反對黨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軍大禮堂向中直機關、軍委直屬機關幹部作長篇動員報吿。通過這幾次大型報吿會上，毛澤東的新概念，在延安3萬幹部中迅速傳播開來。
整風運動既是「一場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教育運動」，那麼理所應當，負責全黨思想和宣傳工作的中央宣傳部將處於領導這場運動的中心地位。然而，由於歷史上中宣部長期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它自身也有一個思想和工作方法轉變的問題，也需要在整風運動中進行整頓。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後期階段曾經決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長張聞天為首的教育委員會，負責改革全黨的幹部教育工作。但是張聞天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後，實際上就離開了黨的核心層，這個「教育委員會」還沒開展工作就不復存在了。張聞天為了「不妨礙毛主席整風運動方針」，在1942年1月26日率領一個「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了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中宣部部長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何克全)代理。但是凱豐也是王明、博古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在歷史上犯過嚴重的教條主義的錯誤，也是這次運動所要觸及的對象。凱豐為了表示與過去的錯誤徹底決裂，親自在《解放日報》發表《如何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的文章，他寫道：「過去我們的學習方法，受教條主義薰染太深，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習慣太多」，5凱豐還聯繋實際，檢討了中宣部沒有把貫徹毛的整風報吿作為目前宣傳工作中心任務的錯誤。6對凱豐的進步，毛表示歡迎，在當年舉行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還讓凱豐做了會議的召集人，但為時不久，凱豐病倒，於是毛派了自己的秘書，既非中央委員，更非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前去「暫代」凱豐，7用這種方式改組了中宣部。
毛澤東運用自己的政治優勢，突破中共歷史上在中宣部領導任用方面的常規(一般需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才能擔任中宣部部長或代部長），大膽引進黨內資歷較淺的年輕新鋭，首先對黨的意識形態領導部門進行了新的人事佈局，對於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毛也採取了和改組中宣部的類似辦法。1942年2月，毛將中央蘇區時期曾受博古打擊的老幹部陸定一派往該報。4月，《解放日報》改組，陸定一成為主編，雖然博古仍繼續擔任《解放日報》社和新華通訊社社長一職。
在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廣大中下層幹部對眼下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的意義，理解得並不深刻，他們還以為這是類似1939-1940年學習運動的新一輪學習運動。延安各機關、學校在聽了康生作的傳達和動員報吿後，紛紛成立了整風領導機構，基本停止了日常的業務工作。幹部們正興趣濃厚地按照上級的佈置，制定各人的學習計劃，日夜精讀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時間延安似乎又再現了前幾年的景象，成了一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大學校。 t
二、「和風細雨」：聽傳達報吿和精讀文件
延安整風是在毛的親自領導下漸次展開的，可僅僅依靠毛一個人，還不能夠確保運動的全面、有序地進行，他還需要一些助手，也需要在既有的領導機構之外，成立某些新的臨時機構來領導運動。眾所周知，黨正式的領導機構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然而當時這兩個機構的組成人員都是在過去歷史的基礎上產生的，在整風開始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絕大多數同志雖已表態支持毛有關整風的部署，但是，對於一些過去犯過嚴重路線錯誤的同志，認識和改進自己的錯誤需要一個過程，而且他們犯過路線錯誤的事實，也使得他們不適合再來領導運動，所以必須成立一個由毛親自領導的、新的一元化的機構來落實毛對整風學習的部署。1942年後，政治局和書記處開會的次數大為減少，周恩來、彭德懷等一些政治局委員也不在延安，在理論上屬於政治局領導，新成立的中央總學委就成了領導運動的最重要機構。中央總學委由毛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942年底，「從沒犯過路線錯誤」的劉少奇從蘇北返回延安，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原來一些書記處成員的職務被停止，毛澤東成為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劉少奇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實現了以毛為核心，以劉少奇為第一助手的中央一元化領導體制。劉並擔任黨內秘密組織「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一職。隨後劉少奇也進入到中央總學委，排名在康生之前，毛、劉、康直接指導運動，表明了在整風運動中一個新的領導格局已經形成。
與斯大林以肉體消滅為主的黨內鬥爭模式相區別，毛澤東領導的整風強調以思想學習來推動思想和政治態度的轉變，和斯大林相比，毛更善於交替使用「教育」與「外力推動」兩種方法。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方法的多樣化，不僅説明毛的思想和政治水平的高超，主要乃是因為40年代毛的政治目標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是在蘇共執政的條件下，為強化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施用專政力量，毛政治上的首要目標則是清除黨的領導層中的教條宗派力量，轉換全黨的俄化的精神氣質，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進而謀取抗戰勝利後取代國民黨，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中共尚未在全國執政的條件下，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將黨內的思想鬥爭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路線、方針、乃至作風和風格來吸引和教育廣大黨員和群眾。其次，訴諸教育手段也是中國^家傳統的基本範式，它具有易於被人接受的親和性。借用中國傳統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融之以列寧主義的內容，基本可以達到轉換人的思想意識的目標，從而避免了單純使用強力手段可能給黨帶來的損害。正是基於這種考慮，發動全黨思想改造——學習毛的論述和經毛澤東審定編輯的有關文件，才成為整風初期的中心任務。
中共中共通令全黨在整風運動中必讀的文件通稱「二十二個文件」，但在1942年4月3日中宣部頒佈的《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吿的決定》中，僅規定了十八個文件為必讀文件，在這十八個文件中只有2份是斯大林的作品。4月16日，中宣部又增添4份必讀文件，除1份為季米特洛夫的論述，其他3份均為斯大林、列寧的論述，這樣就正式形成了「二十二個文件」。 t
在「二十二個文件」中佔據最重要位置，被列入首篇和第二篇的是毛澤東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被列入第三篇的文件則是康生在延安兩次幹部大會上作的「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報吿」和「痛斥黨八股的報吿」。
「二十二個文件」的重大意義在於，它以學習毛的論述為中心，結束了黨內長期存在的，脱離中國革命實際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漫無邊際的泛泛學習，給全黨提供了一個學習和思考的範圍。現在主要是由毛，而不是由王明等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權威性的解釋，從而把全黨的思想納入到毛所指明的方向。
康生作為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從整風之初就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除了康生，在延安的其他幾個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彭真、陸定一、胡喬木等一些負責同志，也紛紛行動起來，或在《解放日報》發表闡釋性文章，或親赴中央黨校作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輔導報吿。陳伯達、艾思奇、張如心、何思敬等理論家在《解放日報》上，不時推出長文或短論。一時間，密集的理論灌輸，猶如暴風驟雨，在延安傾盆落下，就在這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延安幹部的思想改造過程已經開始。
如果與整風運動中後期大規模的審幹、肅奸、搶救鬥爭相比，整風運動發動之初的幹部學習文件的活動就稱得上是「和風細雨」，顯得比較輕鬆。其間，自毛澤東發表演説和康生傳達毛的報吿後，延安的幹部們的思想十分活躍，出現了一段為時不長的「自由化」時期，但為時不久，以王實味《野百合花》為典型的「矛頭向上」的風向就被迅速扭轉。3月下旬，總學委緊急刹車，開始部署對王實味的「反擊」。中宣部「四三決定」更具體落實總學委的戰略意圖，明確強調廣大中下層幹部也和高級幹部一樣，同屬整風對象，8並宣佈研究文件的時間為5個月。4月1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作學習「四三決定」的動員報吿，在這次有2,000人參加的大會上，康生要求各機關成立學習分委員會，由該組織統一領導各單位的運動。9 10 4月20、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處和陝甘寧邊區系統分別召開文件學習動員大會，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主任王首道和負責領導邊區工作的任弼時作了和康生報吿相類似的動員講話。1U於是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大規模活動在各單位迅速展開。
「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包括三個階段：
(1) 粗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二十二個文件」全部瀏覽一遍， 讀後要做筆記，並進行初步討論。
(2) 精讀文件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要求將所有文件分類反復精讀，達到「眼到」（精細研讀）、「心到」（深思熟慮，領會文件的實質和精神）、「手到」（寫讀書筆記）、「口到A (質疑、漫談、開討論會）。u
(3) 考試階段
從1942年6月-8月，延安各單位的文件學習進入到考試階段。中央黨校在6月23日-7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考試，所擬定的4個考題事先經毛澤東審閲和修改。12考試題目是：（一)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教條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二)什麼是黨的學風中的經驗主義？你所見到的最嚴重的表現是哪些？你自己在學習和工作中曾否犯過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果犯過，表現在哪些方面，已經改正了多少？（三)你聽了或讀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吿和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以後，你對過去黨內的教育和學習反省的結果如何？有些什麼意見？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學習或工作？（四)你接到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以11後，怎樣根據它來檢查並改造或準備改造你的工作？12中央黨校規定，在考試期間，學校關閉，除星期天以外，停止接待來訪。文化程度低不能執筆的學員，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員代為執筆。
在黨的歷史上，由黨的中央機關動用組織行政力量，安排大批幹部暫停日常工作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文件學習，這是首次(以往中共黨員也有組織安排的政治學習，但為時一般較短，性質更與延安整風期間的文件學習完全不同）。中央總學委利用新成立的各級學習委員會，使這個新設組織成了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借助於學習委員會高效、有力的組織措施，毛的有關整風、黨的建設等一系列新概念初步灌輸進廣大黨員的頭腦，為下一步的思想改造奠定了思想和心理方面的條件。
三、排隊摸底：動員寫反省筆記
毛澤東密切注梘着延安幹部的「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活動，尤其關心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對文件學習的反應。為了及時掌握延安各級幹部的思想動態。1942年春夏之際，毛澤東作出決定，命令所有參加整風的幹部必須寫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質的反省筆記，並且建立起柚閲幹部反省筆記的制度。
用檢查幹筆記的方法，來瞭解幹部的「活思想」， 這也是總學委的獨創。毛清楚地知道，整風運動所要批判的王明路線，其實完全來源於斯大林。毛的最大困難在於，他不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相反必須對斯大林、共產國際持完全肯定的態度。毛暫時也不能用明確的語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相反，毛必須維護黨的核心層的團結一致。在當時的情況下，毛只能用迂迴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在黨的思想路線沒有實現轉變之際，如果匆忙把黨的核心層的矛盾公之於眾，有可能在黨內造成大的思想混亂。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毛澤東選擇了要求幹部寫反省筆記的方法，和建立抽閲反省筆記的制度。庀的意義就在於：在把全黨的思想學習納入到毛所指明的方向後，以黨的嚴格紀律為約束，再通過每個黨員的自我反省，引導和督促全黨接受和內化毛的命題。
提倡幹部進行思想反省，並寫出帶有自我批評性質的反省筆記，對於延安的廣大幹部固然是一種「新生事物」，但是這還不至於超出他們的心理承受範圍。因為全黨對於「反省」一詞並不陌生，劉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報吿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説，號召共產黨員通過「內省」，加強「黨性鍛煉」。事實上，許多共產黨員已經按照劉少奇要求的那樣去做了，黨的元老吳玉章自述：他「恍然覺得我們現在的整風工作，就是中國古聖先賢所謂『克己復禮』、『正心誠意』的修養。」「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雖然舊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嚴於自己省察，行為不苟，是可寶貴的。」13由於列寧主義的「新人」概念與中國哲學的「內省」、「修身」，並無明顯矛盾，因此對於廣大黨員，接受這種兼顧新舊，融合列寧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思想改造方法並不十分困難。
毛的方針已定，下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文件學習與反省思想加以結合並用來指導當下的運動。1942年3月9日，經毛澤東精心修改，由胡喬木撰寫的《教條和褲子》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胡喬木在這篇社論中第一次提出「脱褲子，割尾巴」——要求每個黨員對照毛的講話，勇敢地解剖自己，與舊我吿別。繼之，中宣部的「四三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參加整風的幹部「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和軍委直屬機關聯合舉行的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重申必須「運用文件反省自己」，並具體指導寫反省筆記的方法：「內容要多寫自己閲讀(文件)後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並且首次宣佈：「學習委員會有權臨時調閲每個同志的筆記」。14
兩天後，毛澤東親自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議上， 動員全黨自上而下「寫筆記」。毛澤東強調：黨員必須遵守黨的鐵的紀律，寫筆記就是「緊箍咒」，人人皆得執行：
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説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説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属害1，還硬，這是上了書的……我們的「緊箍咒」襄面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幹部也好，老幹部也好，學校也好，機關也好，都要寫筆記。首先首長要寫，班長、小組長也要寫，一定要寫，還要檢查筆記……現在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寫筆記，這是很好的現象，犯了錯誤還要裝老太爺，那就不行。過去有功勞的也要寫筆記……也許有人説，我功勞甚大，寫什麼筆記。那不行，功勞再大也得寫筆記。15
在4月20日中央學習組的會議上，毛澤東甚至引述康生兩天前在中直和軍屬機關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毛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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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同志在前天動員大會上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是整個的，但自我批評就是説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16
毛澤東甚至表示自己也要「寫一點」筆記，他説，「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17在毛講話後，5月1日，整風試點單位——中央黨校在制定學習二十二個文件的計劃中作出硬性規定，參加整風學習的學員必須「聯繋反省個人思想及與本身有關工作」，明確宣佈中央黨校的各級領導機構均有權「隨時檢查筆記、記錄」。
經過約一個月的試點準備，到了1942年5月下旬，中央總學委認為，在全黨將學習二十二個文件轉入對照文件進行思想反省的時機已經成熟。5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寫反省筆記》，至此，整風進入到思想反省的階段，調閲幹部反省筆記的制度隨之在各機關、學校迅速推廣開來。
從現象上看，動員幹部寫反省筆記和建立抽閲反省筆記的制度，在各級和各單位都進行得十分順利，然而總學委並沒有就此放鬆警覺，因為聯繫個人的思想與歷史進行自我反省決不同於一般的閲讀文件，許多幹部往往會避重就輕，不願進行徹底的自我批判。為了引導幹部作出比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須及時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典型，作為引導全黨進行反省的示範。1942年6月後，《解放日報》陸續刊登了一批反省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種類型。
<1)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中央領導幹部的反省。
所謂「經驗主義」或「經驗主義者」，在當時的語境下， 是指那些曾經在政治上支持過教條宗派，或雖未明確表示支持教條宗派，但曾一度在政治和思想上與毛的「正確路線」有出入，或與毛的意見相左，而與王明等有過合作關係的黨內高級領導同志。「經驗主義者」大多有較長的革命歷史，在黨內的基礎也較深厚，所以他們只是處在被批評的第二個層次。總學委對「經驗主義者」的策略是分化他們與王明、博古等教條宗派的關係，將他們爭取到毛的正確路線一邊。
「經驗主義者」只要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總學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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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均會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共元老王若飛的反省即提供了犯有經驗主義錯位的領導幹部自我反省的範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王若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的文章，王若飛在該文中以毛澤東的立論為依據，對照檢查自己：
是多少帶有陶淵明所説的某些氣質，「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飲輒醉」，這種粗疏狂放的作風，每每不能深思熟慮，謹慎其事處理問題，即令自己過去曾是時時緊張的埋頭工作，也常陷於沒有方向的事務主義，以致工作無形中受到很多損失。嚴格的説，這是缺少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認真負責實事求是的態度。19
王若飛的上述反省，並沒有將批評的矛頭對準過去的錯誤路線，更沒有涉及對王明、博古等批判，王若飛寫道：
過去我對黨性的認識，只注重從組織方面去看，認為黨是有組織的整體、個人與黨的關係，是個人一切言行，應當無條件的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只要自已埋頭為黨工作，不鬧名譽，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對立，便是黨性，並以此泰然自安。2°
人們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王若飛的反省保持了一個老革命家的尊嚴，他只是重點檢查自己「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工作方法，他在作「自我批評」時，甚至還以委婉的方式，實事求是的談到他對革命的忠誠，例如，「埋頭為黨工作，不鬧名譽，不鬧地位，不出風頭，不把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對立」，如果從苛求的眼光看，王若飛的反省還沒達到「深刻」和「尖鋭」的程度，但是仍然受到毛澤東的歡迎。王若18 19飛屬黨的元老，因在1926-1927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與陳獨秀關係密切，長期遭受莫斯科與黨內教條宗派的排擠，抗戰爆發後王若飛來到延安，擔任了重要的領導工作，對毛的態度十分尊重，現在又在報紙上公開進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表示對毛的全力支持，對於這樣一位在黨內享有較高聲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態，總學委又如何可以求全責備？此時此地，毛澤東所要求於黨的中央領導層幹部的就是像王若飛這樣在政治上表明態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飛身為中央領導幹部，帶頭響應毛的號召進行自我反省，對廣大幹部將產生重要的示範作用。
(2>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高級文職幹部的反省。
對於一批有留蘇或留日、留歐美背景，在中宣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統工作的黨的高級文職幹部來説，理解延安整風的真正意圖並不困難。當傳達了毛澤東的幾篇演説和《解放日報》的《教條和褲子》社論發表後，他們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這場運動的所要觸及的對象。擺在他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條：遵循黨的要求，徹底與過去吿別，脱胎換骨，用毛的概念取代過去被他們梘為神聖的俄式馬列的概念。然而這條思想轉換的道路並不平坦，首先，他們必須對自己的過去有一個新的識，從過去的沾沾自喜，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轉變到眼目^向下，「夾起尾巴」，虛心做群眾的小學生；繼之他們又需從正確和錯誤路線的對比中，深入體會正確路線的偉大意義，從而完全、無保留地接受中國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並且轉變過去的洋八股的宣傳方式，聯繋實際，學會用群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化的方式，積極投入到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作中去。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王思華的反省文章《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就堪稱是這類幹部自我反省的標本。
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的王思華原是三十年代頗有名氣的左翼社會科學家，曾留學德國專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充分領會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對自己以往20年的理論研究活動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王思華寫道：t
我在大學和在外國留學時，所學和研究的，不是英國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便是法國的魁奈和薩伊……所學的是外國的，自己在大學褢教的，自然也只能是這些外國的。逭樣做，不但省勁，而且受學生的歡迎。因為在一般的大學生中，有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無興趣，他們-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襄學外國。學生的這種反常心理，先生這種投機取巧的態度，普遍的存在於中國大學生，這種輪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時代的我，而我又拿來害青年！ 20
王思華上述有關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遺憾的是，王思華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對這個十分複雜的現象做了一個比較簡單化的處理，其實際效果只是為了給毛澤東的論斷提供了具有個性化的注解：
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又把它「生
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上還是主觀主義的。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把馬克思的一切東西當作千古不變，放之於四海皆準的教條了。21
緊接着，王思華使用了一系列否定性的詞句，對自己進行了在今天看來是「過了頭」的自我批判。他自陳，他教學生「啃《反杜林論》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22到延安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之下，不得不聯繫到中國」，但這僅是「以資裝飾門面」，自己仍「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上來翻筋斗」。23
王思華痛責自己「誇誇其談」，「不老實，企圖取巧」， 「只知背誦教條」，「向馬列主義開玩笑」。在對自己口誅筆伐的同時，王思華熱情稱頌毛澤東對發展馬列主義的貢獻。他表示，「為了徹底消滅『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徹底打垮我這樣根深蒂固的不正確的思想方法」，自己已決定「到實際工作中去，不僅是到實際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變為一個實際工作者」。24
王思華的反省開創了受過教條主義影響的高級文職幹部自我批判的樣式。¥文瀾、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屬於這一樣式。
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對前一階段中央研究院出現的以王實味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嚴重氾濫的局面而深感痛心。范文瀾譴責自己「高唱民主，忽視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領導』」，聲稱這是「難以忘懷的一件痛苦經驗」，他對此「衷心抱疚」。25
中央政治研究室資料組和中央國際政策研究室成員王子野則專門檢討了自己「誇誇其談」的「不正派作風」，他痛陳自己往往僅憑「一知半解」，「憑着想當然」大發議論，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荒唐之至」。26
在中央總學委發起的勸導反省的思想攻勢下，大批高級文職幹部紛紛自我批判，口誅筆伐「比屎還沒有用處」的教條本本，那些當年翻譯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個老黨員，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國內聞名的紅色社會科學家，曾翻譯《經濟學方法論》等多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27但在整風之初，柯柏年並沒有在《解放日報》發表自我反省的文章，於是柯柏年被批評為「教條主義者」，罪名是曾翻譯過教條本本。此事給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工作。1943年春，毛澤東根據已變化了的形勢(教條主義者已被搞臭，蘇聯對德國已取得優勢），認為有必要恢復中共的馬列著作翻譯工作。可是當毛澤東徵求柯柏年意見時，柯柏年卻向毛堅決表示，今後再不搞翻譯了。28柯柏年以後轉入到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外事系統，改行做對外統戰工作，再也沒回到中共馬列著作編譯部門。顯而易見，整風運動期間「反教條主義」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偏差。及至1945年春，謝覺哉私下也感慨，「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3°
(3)具有「經驗主義」傾向的軍隊領導幹部的反省。
和黨的高級政治生活毫無牽涉的軍隊一般高級幹部，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風的重點批判的對象，然而整風既為全黨的運動，軍隊幹部也不能完全置身於外，他們同樣應在運動中「提高認識」。但是，對於來自不同軍隊系統的幹部，他們所需「提高」認識的內容並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有必要檢討自己在張國燾「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場和態度，而原紅一方面軍中的幹部則需要重點檢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現以曹里懷的反省為例：
曹里懷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檢討」重點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點：（1)在日常工作中，解決和處理問題不細心，草率從事。⑵愛面子。（3)理論和知識的修養太差。（4)自己的經驗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懷認為自己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確是濃厚地存在着」。
值得一提的是，曹里懷的「自我檢討」中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頌毛澤東的內若將其和「教條主義者」嘴裏發出的讚美相比較，軍隊高級將領對毛的讚美則更加誠摯和熱烈。曹里懷將毛澤東與列寧並列，聲稱毛的著作是「活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的著作]告訴了我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物辩證法的方法。這些著作，是完全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29
曹里懷更進一步將歌頌毛澤東與譴責教條宗派結合起來， 他寫道：
[毛澤東的]這種有高度布爾什維克原則性和極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豐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者所能辦得到的。30
(4)革命歷史雄厚的黨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幾個德高望重，受到全黨尊敬和愛戴的革命老人，他們分別是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徐特立。除了這四老，李六如、張曙時等儘管也年屆六十，但是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尚不夠「革命元老」的資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擔負邊區主席的實際工作，吳玉章等大多掛個虛銜，並不掌握具體部門的領導實權。整風運動初起，吳玉章等以自己的反省現身説法，為毛發動整風的「正當性」，為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脱胎換骨改造的論斷，提供最具説服力的證明。吳玉章寫道：
中國舊時社會最壞的習慣，就是稍有聰明才智的人都變為知識分子而脱離生產，結果，小的變流氓，大的變政客，都為社會的毒害。而從事生產的廣大群眾則蠢蠢無知、任人魚肉。如果我們不自欺欺人，則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5對於國家民族盡了什麼責任呢？這樣來一個反省，恐怕不汗顔的沒有幾個。我自己一反省就覺得「才無一技之長，手無縳雞之力」，而還往往「誇誇其談」、「嘩眾取寵」黨八股的餘毒很深。這能免「欺世盗名」之誚嗎？我雖從事革命四十餘年，只有力求前進到底不懈這一點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 31 32
吳玉章的反省頗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態：李六如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後湖南教育界著名人物，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與其相識，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當時已經55歲，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對其老友謝覺哉説，「以前自以為不錯，自以為立場穩定，整風後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此係毛澤東在整風中發明的名言)謝覺哉説，他對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54謝覺哉不僅自我反省，還在《解放日報》化名發表《一得書》短評，向教條主義發起攻擊。謝覺哉指出，教條主義「如只放在案頭上擺樣，雖然比屎還沒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於人無干％若拿了去對付革命，那就為害非淺，容易把革命弄壞」。33
以上四種類型的幹部反省的樣本，為全黨展開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統。中央總學委利用報紙，大力推廣這些反省經驗，再結合於組織措施的落實，對延安幹部的心理造成了的劇烈的衝擊和震盪，尤其使有「教條主義」背景的幹部自慚形穢，無地自容。至此，毛澤東設計的思想改造工程的關鍵性步驟——清算過去的大門已經打開。下一步就是廣大黨員聯繫個人的實際，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依照報上發表的反省樣本，寫出各自的反省檢查。
四、填「小廣播調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機關、學校正遵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將學風和黨風的學習納入到幹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廣大幹部和黨員紛紛寫出個人反省筆記的時候，忽然間，運動的風向發生了新的變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各單位又迅速開展了以肅清「小廣播」為中心的「反對自由主義」的鬥爭。
所謂「小廣播」，與「脱褲子、割尾巴」一樣，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時期創造出的政治新詞彙。「小廣播」係指和黨的宣傳口徑等「大廣播」相對應的，在同志之間流傳的對黨的政治、人事關係的私下議論。被中央總學委列為「極端危害黨的大患」的「小廣播」有下列5種類型：
1. 洩露黨的政治、軍事、黨務、組織、經濟、教育、鋤奸、情報等秘密消息和行動。
2. 散佈與黨宣傳口徑不一致的對國外國內戰爭形勢的看法。例如，傳播對蘇德戰爭、中日戰爭的悲觀言論。
3. 有關對整風運動目的的懷疑和議論，「散佈整風是為了打擊某些人的讕言」。
4. 攻擊黨的領導，「對黨內同志任意污蔑，造謠中傷」。
5. 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蜕化論的宣傳」，「替反革命分子『廣播』反黨思想」。34
那麼，最有可能散佈這些反革命「小廣播」，「實際上變成了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總學委的《通知》提示各學委會必須嚴密注意下列對象：
1. 在思想和組織上存在濃厚的自由主義，厭惡黨的原則、組織紀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2. 「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這些人敵我不分，「對『私交』可以無所不談」，「就是反黨的分子也可以作
為他們的朋友」。但是，「對黨的組織可以欺騙隱瞞， 甚至聽到反革命的言論，也可以不報吿組織」。
3. 「喜歡溜門子」，「打聽個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評頭論足」的人。35
具有上述三種表現的人是運動的重點整肅對象，然而，中央總學委並不想把運動僅限於這三種人中間。因為在廣大普通黨員中，因歷史、職業、地域、個性等背景的相近，「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總學委的思路，凡具有這種#性的人，皆有成為敵人「義務的情報員」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
每個黨員深刻的反省自己與嚴正的批評別人，檢查自己和別人是否犯了「小廣播」的錯誤，曾洩露了一些什麼秘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麼消息，向黨隱瞞了一些什麼問題，聽到了一些什麽不利於黨的消息沒有向黨報告，對於這些問題每個黨員應向黨誠懇坦白的報告出來。36
如何坦白？中央總學委這一次又創造出新的辦法，要求每個幹部必須填寫「小廣播表」。中央總學委規定，各機關學校應根據《通知》的精神和各單位的具體情況，「制發『小廣播』調查表」並將其：
分發每個同志填寫，以調查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向外廣播了-些什麼及由内外向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廣播了一些什麼，這種調查材料，應加以整理研究，並向總學委報告。37
用組織命令的方式，動員並要求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廣泛，這也反映了在戰時狀態下，總學委對加強共產黨員思想和行為一致性的高度重視，以及運用黨的「鐵的紀律」推動「思想改造」的強制性的一面。雖然在1942年12月前，延安的黨員和幹部已依照中央總學委的部署，普遍寫出反省筆記，但反省內容大多屬於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如今更深入到個人的私生活領域。這是一個創造，在中共成立後黨的政治生活中尚屬頭一回。《通知》以「黨
的原則」、「黨的紀律」、「黨的團結」等意識形態詞語為依據，詳細闡釋了這項行動的必要性，但是，調查黨員私下的一般性的言行畢竟與要求黨員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有少數黨員對其「正當性」產生了懷疑。其實調查黨員的私下言行和個人間的交往，對於共產黨員不應是題外之意，「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黨的利益至高無上」，本來就是許多共產黨員的人生信念，為了崇高偉大的事業，還有什麼個人的私心雜念或隱私不能向黨公開？對於多數農民出身的黨員，這不是問題，對此舉有疑惑的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黨員。於是，針對少數黨員中出現的消極不滿情緒，中央總學委又適時提出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口號。
1942年末，圍繞動員填「小廣播表」一事，各機關學校佈置反復學習毛澤東1937年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報吿。毛的這篇演講稿並不是論述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理論，而是闡述其理想中的共產黨員人生哲學的範式。在這篇演説中，毛對「自由主義」一詞作出新的解釋，把「自由主義」等同於中國傳統的人際交往的一般習慣。毛所要反對的「自由主義」，除了指政治思想上與黨的路線背離的言行，重點是指黨內的「一團和氣」，換言之，也就是在共產黨員中所存在的「講溫情私交，論友誼」的現象。現在，重新翻檢出毛澤東當年的報#，把「客觀上幫助敵人」的「自由主義」和眼下要肅清的「小廣播」串聯起來，為反對「小廣播」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在12月6日中央總學委反對「小廣播」通知下達後，延安宣傳媒介的反自由主義的宣傳攻勢緊緊跟上。1943年1月19日，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應用辯證法，反對自由主義——在整風中紀念列寧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機關學校除了動員每人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外，還紛紛組織以反對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學習會」和「討論會」。
作為反「小廣播」鬥爭的試點單位，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學委會早在11月20日就佈置了反對自由主義的「大討論會」。大會歷時19天，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由學校領導機關廣泛搜集「犯自由主義」的材料；在第二個階段，動員師生展開互相批評；在第三個階段，則將鬥爭重點轉移到「犯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錯誤思想特別頑固」的人和事件上。4°
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向每個工作人員發出考試試題，要求回答下列問題：
1. 到今天為止你對黨還有什麼隱瞞的事情沒有？還有什麼不滿意黨的地方沒有？
2. 你的自我枇評精神如何？你對其他同志的批評還有不坦白的沒有？其他同志對你有什麼批評沒有？你的認識和態度如何？有無自由主義的毛病？自己還有什麼缺點需要揭發呢？ 38 39
上述試題與半年前中央黨校學風考試的內容已完全不同， 這表明「整頓三風」的運動已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入了新的內容，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五、「急風暴雨」：審幹、反奸的迅速展開
整風運動以反對主觀主義開始，運動展開以後，延安幹部又相繼經歷了整頓學風和黨風的階段，但是現在卻要求黨員和幹部必須徹底交待個人一切言行和日常人際來往情況，並運用強有力的組織力量對所謂「串門子」、「愛打聽」的情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這和原先的反「主觀主義」的主題已離開很遠，而更類似於政治保衛機關的調查檢舉手段。儘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總學委又部署開展反對「黨八股」的文風檢查，延安的報紙還在繼續宣傳整頓三風，然而事實上，原先以教育為重心的整風學習運動，現在已迅速向審幹、反奸運動的方向轉移。
將整風運動導入審幹、反奸軌道經歷了一個過程，為了順利地將運動重心轉移，從1942年春開始，中央總學委就作了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而促發其工作重心轉移的導火線則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
194】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中共中央雖然已經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黨與非黨幹部的審查委員會」，但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委員會似乎還未正式開展工作。1942年春，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報》的發表及其在知識分子引^的共鳴，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和警惕，王實味文中所流露出對「平等主義」突出強調的思想，連同延安文化人身上所表現出的種種自由主義的「缺點」和「錯誤」，使毛感到自由主義、「人性論」已對整風的目標構成了巨大的干擾。本來毛澤東就對單方面運用「和風細雨」進行思想改造的局限性有着充分認識，「學習」、「説服」、
「教育」，在推動改造思想方面，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僅僅運用這「軟」的一面，還是遠遠不夠的，説到底，「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委派反特機關負責人康生作為總學委的唯一副主任(在劉少奇返回延安之前)和自己報吿的傳達者，本身就蘊含着運動所具有的「硬」的性質一面。現在王實味等公開跳將出來，更使毛相信，欲統一全黨思想，必須使「教育」和「外力推動」的兩手並行不悖。從這時起，總學委就醞釀部署以王實味事件為突破口，在肅清王明等教條宗派的同時，一併消滅黨記憶體殘留的自由主義思想。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報》開始陸續發表批判王實味的文章，從現象上看，這個時期報上批王的言辭並不十分激烈，毛澤東甚至還兩次通過秘書胡喬木，向王實味轉達他個人希望王實味「改正錯誤立場」的意見。40但在內部，領導層已決定對延安的自由化思潮採取強硬措施。
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作有關國民黨方面對延安動態反應的彙報。康生在講話中沒有提及大後方對《野百合花》的反應，只舉出了中央青委的《輕騎隊》壁報已被敵人所利用。康生説：「國民黨特務稱讚《輕騎隊》為延安專制下的唯一呼聲。」41康生提供的情報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應，其中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發言中揭露延安「特務分子」的種種罪惡：「特務分子利用黨內自由主義乘機活動，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檢查工作中，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散佈思想毒素，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並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團結不堅定的黨員來反黨」。42
在會議上發言的這位「中共領導同志」究竟是誰？ 1942 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康生、任弼時、陳雲、王明、博古、朱德、凱豐、王稼祥、鄧發等】〇人，王明因病住進了醫院，早已不出席政治局會議。當時經常列席政治局會議，屬於「中央領導同志」之列的還有非中央委員的彭真、李富春、陸定一、胡喬木和晉綏聯軍司令員賀龍等人。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的發言的意義在於，他不僅預設了中共黨內存在着「特務分子」的活動，並且具體描繪了「特務分子」的特徵和進行破壞活動的手段。
按這位「中央領導同志」的分析，黨內的「特務分子」一般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1. 故意擴大黨內的缺點和錯誤。.
2. 散佈思想毒素。
3. 反對各學校機關的領導。
「特務分子」反黨的活動方式主要有三種：
1. 寫文章。
2. 出壁報。
3. 進行「小i播」。
從這位「中央領導同志」所描繪的「特務」圖譜看，早在1942年4月中旬，領導層中已有負責同志將表達批評性意見的黨內知識分子劃入了「特務」之列，王實味已命中註定，劫數難逃。
就在這次會議上，在聽了康生的彙報和其他人的發言後， 毛澤東講了話，他明確表示：
「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幹部鑒定，對幹部的思想與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掃除，以鞏固組織」。43
這是迄今所發現的在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最早佈置審幹、 肅奸的資料，時間是1942年4月中旬。 t
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將自由主義比喻作「諸子百家」，歷數了延安「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的種種表現：
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説是黑的，那個人則説是白的，一人一説，十人十説，百人百説，各人有各人的説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44
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爛也要搞」。45
在這次報吿中，毛澤東明確地表明他要肅清黨內自由主義的決心，此時，他已將自由主義排在「主觀主義」之前，將其列為頭號清除對象。在宣佈人人必須「寫筆記」之後，毛又向與會的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幹部部署了新的任務，要求從政治上對延安的黨員普遍進行一次「排隊」，毛指示：
要把斡部中的積極分子，平常分子，落後分子分開，對思
想有問題的，黨性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46
毛澤東4月20日的報吿，雖然沒有直接談及王實味和審幹問題，但是毛的講話已將反對自由主義思想的問題突現出來，所謂對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以注意」，其實就是動員審幹、肅奸的代名詞。
毛澤東在4月中旬和4月20日的兩次內部談話已給審幹、 肅奸開了放行的綠燈，康生及其領導的中央社會部立即行動起來。本來，該系統在中共與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複雜鬥爭中，一直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搜集材料」、「鑽研材料」方面，成績十分顯著。舉凡一切涉及敵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階級關係等方面的相關材料，都在反特機關關注的梘野之下。例如，如何「一點一滴地從各個方面，各個爲落，用各種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隨時留心，隨機應變，善於適應環境，善於和人接近，善於選擇對象，善於靈活運用調查項目，達到調查工作的目的」等。47 48今天，在特殊的形勢下，這一整套對敵鬥爭經驗，被全部運用到黨內思想鬥爭和組織清理的領域。
1942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會部宣佈：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已於4月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了。5()不久，康生正式宣稱，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差特務。49對王實味的這個政治判決究竟依據的是什麼，康生避而不談，但顯而易見，最重要的證據便是香港的報紙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另一個證據便是王實味於1940年，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提交了有關自己與托派分子歷史來往的書面材料。如果依據王實味自己撰寫的書面材料，推測王有托派嫌疑，雖然武斷，但仍有跡可尋，但是指稱王實味是「復興社分子」則純屬向壁虛構，完全是「不為材料所束縛」，濫用想像力的結果。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為何執意「選擇」王實味作「調查對象」，一心要將王實味製造成「特務」，而有意放過了同樣受到國民黨方面稱讚的《輕騎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參加《輕騎隊》的幹部先後都隸屬陳雲同志領導下的中央青委，康生不得不有所顧忌；王實味則是張聞天的屬下，將王實味揪出來，足以令張聞天難堪，正可説明主觀主義與自由主義乃一脈相承，是禍害革命的一對毒瘤！第二個原因則因為王實味的自由主義思想更典型，更嚴重，更符合「特務」的標準！
有了康生對王實味的政治結論，正式給王實味戴上「特務」帽子就只是時間和手續問題了。1942年6月11日，在康生的指導下，中央研究院負責人羅邁在批判王實味的鬥爭暫吿結束之際，公開宣佈王實味是一個托派分子。50
中央總學委對中央社會部將對敵鬥爭的經驗運用於黨內， 和中央研究院配合作戰，挖出王實味的戰績給予充分的肯定，6月19日，毛在一次會議上還對如何擴大審幹、肅奸的戰果作了進一步的指導，毛説：
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他談過話的人有20多個。中直、軍委、邊區機關斡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壞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各機關都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劃的佈置。51
在上述這段謂中，毛澤東不僅首次將原先不太明確的「特務」範疇加以豐富和補充，而且還明確劃定了審幹、肅奸的工作重點和目標：
1. 與「問題人物」來往密切的人是審幹的重點對象。
2. 「壞蛋」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中。
3. 「好人」也有被「壞蛋」拉過去的可能，因此需要通過審幹加以「拯救」。
4. 審幹、肅奸工作應秘密進行，以免打草驚蛇。
中央社會部積極貫徹毛澤東6月19日講話的精神，將「調
查研究」的重點集中於王實味的社會關係和知識分子之中， 果不其然，又再次發現「敵情」：1942年7-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揪出了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琪）；占-10月，中央研究院又開展了對潘芳(潘蕙田）、宗錚(郭箴一)的批判鬥爭。以上4人為兩對夫妻(潘芳為中央研究院俄文研究室副主任，其妻宗錚，原名郭箴一；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員，其妻王里在中央婦委工作），他們或因與王實味比鄰而居，平時有些私人來往；或在歷史上曾與王實味相識；或因與王實味在思想上存有共鳴，52 53最後無一倖免，全被網入「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55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宣佈揭露出「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的同時，中央黨校也傳出揪出了「黨校的王實味」——李國華和吳奚如的消息。李國華曾任延安馬列學院黨總支常委，是曾經留蘇，與王明在莫斯科有工作聯繋的長征幹部；吳奚如原名吳習儒，大革命時期曾任葉挺圑的連黨代表，1933年到上海參加「左聯」，1934年冬轉入中央「特科」，1938年，吳奚如受中共長江局負責人王明、周恩來的派遣，隨同葉劍英在南岳軍事訓練班為國民黨軍官講授游擊戰，以後又擔任中共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後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後逃脱來延安，他還是1940年成立的延安黃埔同學會的負責人，現在竟被宣佈為國民黨特務。消息傳來，在不大的延安城激起了強烈的震動，驚悚、戒懼的空氣迅速瀰漫開來。
4月秘密部署的地下審幹活動，到了9月，就已獲得很大進展，陸續破獲的「特務案」為總學委的論斷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黨內暗藏有托派、國特和日特，而自由主義則是產生敵人的土壤。此一形勢促使總學委調整整風戰略，將整風的重點加速轉移到審幹、肅奸的軌道。
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議開幕詞中再次突出強調審幹、反特的問題，將原先秘密進行的審幹擴大至半公開的狀態。毛向與會者發出號召：
我們各個機關學校，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
要客觀的、精細的、長期的去清查。54
毛澤東嚴厲批評各級領導思想麻痹，鬥志鬆懈，喪失了階級的警覺性，他抨擊道：
過去我們對這些是採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義！ 55
11月21日和23日，毛澤東花了兩個整天時間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關於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長篇報吿，毛在報吿中嚴厲抨擊他所稱之為當前存在的兩種錯誤偏向——「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毛明確提出，黨內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反黨活動，他説，「吳奚如就是這樣一個人」。56他並且正式宣佈：
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57
毛澤東對整風目的的新解釋，標誌着從1942年4月開始的，原先交叉進行的兩條戰線的鬥爭——公開戰線是以學習文件為中心的「整頓三風」運動，隱蔽戰線是秘密進行的審幹、反奸試點活動——終於匯合為洶湧的審幹、反奸洪流。
整風既以「弄清」黨員是否是「半條心」、「兩條心」為目標，毛澤東提出的這個主張固然不會遭到黨內領導層和一般領導幹部的反對，但是如何「弄清」，即運用什麼手段對廣大幹部進行清查，卻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棘手難題。自從總學委秘密部署開展審幹、反特鬥爭後，也只是由中央機關部選擇幾個重點單位作了小範圍的試點，絕大多數機關和學校對於如何進行審幹、反特仍然是一知半解。因此當務之急是提高各單位領導的「肅反意識」。
1942年12月6日，就在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通知的當天，康生以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和領導審幹反特的首腦機關——中央社會部部長的雙重身份，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有關審幹肅奸的動員和情況介紹的報吿。康生首先描繪了一幅特務倡狂活動的恐怖畫面：敵人已經大量滲入延安和邊區，潛伏在各機關、學校，猶以經濟和文化單位的敵情最為嚴重，以致一年來，各種破壞和陰謀活動層出不窮。緊接着康生嚴厲譴責「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態度和自由主義傾向」，警吿領導幹部，敵人可能就隱藏在身邊，必須提高警惕，不得姑息養奸。6°
1943年1月4日，審幹試點單位——中央黨校的一位負責同志，繼康生之後也前往西北局高幹會議作反奸肅反報吿。他在會上結合黨校破獲的「吳奚如特務案」，詳細「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給到會幹部以鋤奸工作具體方法的啟示」。58 59
康生和中央黨校負責同志的報吿給毛澤東有關「弄清」 「半條心」和「兩條心」，作了形象化的解釋，為將審幹、肅奸推向全黨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西北局書記高崗也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號召，在1943年1月13、14日所作的西北局高幹會議的總結中，正式將「反奸」列為西北局當前的首要任務之一，高崗鼓動各級幹部「要從深入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清查暗害分子」，同時指示各級領導務必「自己抓緊對於本部門的審查和防奸的領導」，不得單純依賴邊區保安處與組織^，「所有幹部都必須學會如何與反革命分子鬥爭的辦法」。60最後，西北局高幹會議作出了決定，實行黨員重新登記，並劃出了清洗人數的比例，將佔黨員總數中的10%，包括奸細在內的壞黨員清除出黨。61
於是，原先以打擊黨內自由主義思想與可疑分子為主要目標的秘密審幹、反特鬥爭，已經發展到普遍清查黨員的審幹——肅奸運動，鬥爭的範圍也從原先的重點人群擴大到延安的所有黨員幹部，而動員黨員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就成了全面審幹肅奸的前奏曲和突破口。 t
六、交代個人歷史
1942年12月6日，以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肅奸報吿和中央總學委發出肅清「小廣播」的通知為標誌，整風運動已過渡到審幹、肅奸階段。初期，審幹仍在地下秘密進行，由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與各機關學校首長負責對可疑人員進行「背靠背」的偵察，在公開的場合，則仍以整風為號召。整風進入到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的階段，在許多單位，甚至一邊佈置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一邊還在動員幹部檢查各人身上表現出的「黨八股餘毒」。但是，進入1943年後，反對黨八股的學習檢查活動很快就吿結束，審幹、肅奸的主題頓時突現出來。中央反奸委就是在整風進入到審幹和反奸階段後成立的一個內部領導機構，它和中央總學委的工作有交叉性，由劉少奇任主任，康生、高崗等組成。隨着審幹的節奏加快，中央總學委繼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後，又發動了坦白運動，指令每個黨員和幹部以書面的形式詳細交代個人歷史。
1943年6月6日，毛澤東給在太行的彭德懷發出一份電報，具體介紹延安開展運動的經驗、方法和步驟：
1. 關於寫反省筆記的問題。毛要求彭組織幹部對照季米特洛夫的四條幹部標準進行反省，讓「各人」都寫一次反省筆記。
2. 關於寫思想自傳的問題。毛指示，「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3. 關於發動坦白運動及動員填「小廣播表」。毛要求彭德懷：「發動填『小廣播』表格及社會關係表，在這兩個表上叫各人將平日所作一切帶政治性而不應洩露的
『小廣播』及本人歷史上各種社會關係統統填上去。」
4. 關於審幹。毛指示，上述一切都搞完後，「才實行審查幹部」（主要是清查內奸）。毛吿訴彭德懷，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62
毛澤東的這份電報的表明，他是把調查幹部的個人歷史、 審幹，提高到一個過去從未達到的高度，即「奠定黨的百年大計」的高度來p識的。然而根據中共的組織原則，凡申請入黨的人員，在\黨之前都須向黨的組織交上自己的詳細的履歷以供審查，非黨人士也得經過這道審查手續，方可在中共根據地的經濟、教育、文化等部門工作。在1940年由陳雲主持的延安審幹中，延安的黨員幹部都已向黨組織再次交代了個人歷史，因此，僅就黨員幹部向組織提供自己的書面履歷而言，並沒有多少新意，也談不上是什麼新創造。
但是此時此地重提此事卻是別有一番深意的。這是總學委為了深化審幹，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黨而採取的一項重大行動。
首先，黨員提供的個人歷史材料可以立即用於審幹鬥爭， 通過分析個人交代的歷史材料，有關部門和各機關學校的首長，能夠迅速排查出可疑分子。
第二，從長久的戰略性眼光看，此舉有利於在每一個黨員心目中確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整風之初，胡喬木提出「脱褲子，割尾巴」的口號，但在當時，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王明、博古等「教條主義者」和一批有留蘇背景的知識分子，廣大中下層黨員普遍認為與己無關。隨着形勢的變化，總學委意識到可以將「脱褲子，割尾巴」的內涵豐富化，使「脱褲子，割尾巴」的對象從「教條主義大師」擴大到每一個黨員，讓全黨上下都「脱褲子，割尾巴」。要求黨員將自己的歷史事無巨細全盤向黨交代，同時「將一切對不起黨的事吿訴黨」，就是「脱褲子，割尾巴」的具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黨員不斷的透明化和純化，另一方面黨的領袖作為黨員良知和黨的道德的最高體現，已在黨員的精神世界中牢牢佔據主宰地位。
正因為總學委對幹部交代個人歷史一事極為重視，並寄以很高的期望，各單位在1943年審幹的過程中，都對幹部交代個人歷史作了極其詳細、嚴格的規定，所要求的範圍幾乎涉及個人歷史與現實的一切方面。
按照黨的組織部門的要求，幹部交代個人歷史的形式主要有兩種：（1)填寫幹部履歷表。（2)書寫詳細的個人自傳。在這兩種形式中，以個人自傳為重點。
一份合乎要求的個人自傳由五個方面的內容組成：
1. 個人的一般概況。包括年齡、出身、專業特長和配偶姓名，政治面貌等。
2. 個人的學歷，參加革命前的經歷，參加革命後的經歷及受獎懲情況。這一部分為自傳的核心部分。傳主必須按年月敍述，不得有任何省略，並且需要提供每段時期的證明人及證明人的工作單位。
3. 家庭狀況和社會關係。傳主必須詳細交代自己的階級出身，家庭經濟收入狀況，家庭成員的姓名、職業、政治態度以及自己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傳主也必須交代自己與一般同學、老師、同事的關係，他們的姓名、職業、社會地位和政治面貌。
4. 個人對革命的認識以及思想變化情況。在這一部分中，傳主必須詳細交代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對當時國內外事件的看法。尤其需要提供入黨時的詳細情況：由誰在何時何地介紹入黨，是否履行過審批手續。更$要提供是否曾經被俘、被捕及受傷脱隊的詳情，傳主\必須交代事情的原因及所有細節，以及各項事件的旁證人。
5. 黨性檢查。傳主必須根據整風文件的精神，詳細反省個人參加革命後的一切言論，工作表現及工作作風，對上下級的態度等各方面的表現。
6.
按照黨的組織和幹部管理部門的一般常規看，一份包含了上述五個方面的個人自傳應該算是合格的了。因為無論從調查項目的細密程度，或是涉及幹部歷史背景的廣泛和深入的程度看，這樣的歷史交代材料都足以使組織上對幹部個人情況有一個完全、徹底的瞭解。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毛澤東對幹部交代歷史還有更高的要求，他提出此類材料「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 t
組織部門對幹部自傳的撰寫已有嚴格要求，事實上已到了事無巨細、極為全面的程度，為何毛澤東還不放心？他的「寫好」的標準又是什麼？
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毛澤東要求幹部「三番五次」寫自傳至少基於兩個原因：
(1) 通過「三番五次」的寫自傳，有助於徹底摧毀黨員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寫好為度」，其
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無非是要求個人交代得更細緻、 更廣泛、更深入。問題的關鍵是，幹部在「三番五次」寫自傳的過程中，必然進一步否定自我，而對黨的領袖和各級領導愈加崇仰，因為最後判斷是否「寫好」，除了要看是否符合整風文件的要求，主要取決於各機關、學校的首長態度。
(2) 在幹部提交的不同版本的自傳材料中，發現漏洞和自相矛盾之處，再結合個人的現實表現，對照傳主的反省筆記、「小廣播調查表」和多次填寫的履歷表，在多種材料中，進行排比、分析，從中確定「可疑分子」。
如此看來，幹部交代歷史一事的意義可謂大也。一方面， 它可以用毛澤東的新概念來鍛煉幹部，考察和提高幹部的黨性覺悟，使黨組織持久、全面、徹底地掌握幹部的一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借此發現敵人。作為審幹的一個中心環節，幹部交代個人歷史，終於成了錘煉「新人」成長的鐵砧。
七、「脱褲子，割尾巴」
從寫反省筆記，到填寫「小廣播調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寫個人歷史自傳，延安的黨員幹部所面臨的新情況一個接一個，對於總學委推出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1937年後入黨的新黨員完全陌生，即使是老黨員和老幹部一時也茫然不知所措：因為總學委的這一套畢竟與過去中央蘇區時期的審幹肅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新」就在於融理論教育和強力震懾於一爐，配之以有力的組織措施，給廣大黨員，尤其是知識分子黨員製造了一座強大的壓力場，使其在反復震盪中蜕盡「舊我」，換上一顆全新的靈魂。
對於毛澤東的這套思想改造方法，謝覺哉有十分生動貼切的解釋，他援引王陽明臨死前説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話，要求共產黨員遵照毛澤東的教導，把心中的一切雜念，連根除掉。63謝覺哉説，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變個樣」，他寫道，如此過「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個月』學習是緊火煮；1『長時期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四三決定)是慢火蒸。……煮過了，並不就算『熟』，還得長時期的熬煉，一直到要『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謝覺哉用一首詩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換骨的要訣：
緊火煮來慢火蒸，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揑着避火訣，學孫悟空上蒸籠。
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64
又是「蒸」，又是「煮」，知識分子黨員猶如進了一座思想高壓爐。t
壓力之一，是來自個人內心的自我壓力。經過對「二十二個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讀，和反復對照檢查，個人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開始分裂。隨着「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普遍對自己的缺點錯誤產生了羞愧意識，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了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和人民的價值無多，尤其嚴重的是，剝削階級的家庭背景，甚至還會使自己在革命的關鍵時刻動搖革命立場，在客觀上危害革命！這樣的自我壓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許多知識分子黨員原有的沾沾自喜、驕傲自滿等不良習氣一掃而空。
壓力之二，是來自集體的壓力。組織上要求黨員在批評自己的同時還需揭發、批判、幫助別人，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接受來自其他同志的揭發、批判、幫助，而這些都是以集體和組織説明、關心同志的形式出現的。隴東駐軍「大渡」部隊政治處甚至發動了「小冊子運動」，鼓勵每人準備一個小本子，封面上寫着「請為幫助同志而提上意見吧」，讓持本者挨門挨戶徵求意見。65中央黨校一學員先後徵求了所在支部30多人對他的意見。66集體的幫助形式也有兩種，一種是「動之於情，嘵之以理」的訴諸革命感情的方式，另一種為「猛喝一聲」：「同志，你走錯了路！」的嚴格要求的方式，在更多的情況下，兩種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領導同志和整風小組的骨幹分子會親自登門，苦口婆心地啟發、引導當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問題，其態度之熱情、誠懇，往往使當事者為之感動，於是將自己對組織長期隱瞞的歷史上的「污點」問題和「個人主義的壞思想」和盤托出。如果當事者拒絕深刻反省，基於「治病救人」的目的，組織上會採取下一步行動，佈置小組批評會，讓所有的同志，包括與當事者有同鄉、同學關係的人，對犯錯誤或有過錯的同志展開面對面的揭發和「同志式的鬥爭」。首先「幫助」該同志端正態度，繼而批評他的「錯誤言行」，使他有觸動，願悔改，最後徹底「向無產階級繳械投降」。
在自我壓力與集體壓力的雙重合力下，個人的靈魂受到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歷經一次漫長的心理深度蜕變的過程。在整風審幹期間，幹部們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許多人因思慮過度，「頭痛、失眠、減少飯量，面色發黃」，以至「舊病復發」。67 68更有個別人因神傷氣虛，心情極度焦慮、緊張，以致J午睡遺精」。％為了使自己的反省獲得組織的首肯，絕大多數幹部都竭盡全力，反復撰寫有關材料，惟恐對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夠深入而難於過關。中央黨校有個學員檢討自己的「小廣播」，竟寫出800多條交組織上審查。69中央黨校二部學員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學員的材料「修改了8次才完成」，少數人甚至「修改了13遍」。70與工農幹部相比，知識分子幹部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中央黨校三部學員劉白羽自陳，「在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裏」，他「惶恐不安，徹夜難眠」，「產生過種種幻滅之感」，後來在黨校三部副主任張如心的具體指導下，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資料。劉白羽回憶道••
我受到審斡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在這個基礎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從精神領域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風文件精神對照重新寫自傳，這是使知識分子客觀地認識世界，對症下藥很好的方法。當時張如心同志是黨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負責對我進行了審查。我詳詳細細從誕生之曰起一點一點嚴格剖析自己，對自己進行再認識。我寫了一稿，自以為不錯，誰知張如心同志看了卻不以為然，一方面嚴正地指出不正確之處，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談，於是我又從頭到尾寫了第二稿，還是不能通過，最後寫了第三遍稿，張如心同志才點頭認可。71
劉白羽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思想改造深度進行的逼真畫面，儘管他沒有説明為什麼他的兩稿自傳都沒被通過的原因，也沒有具體描述張如心是如何指導他拋棄「舊我」的，但我們仍可以從上述文字中窺見當年審幹嚴厲之一斑。問題是，如此酷烈的靈魂搏殺，能否產生總學委所預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據劉白羽稱，他就是經由審幹的洗禮，「在黨的熱切關懷，強大威力推動之下」，才猶如一隻小船，「終於漂向真理的彼岸」。72
和劉白羽的情況相類似，丁玲也經歷了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丁玲在整風運動中一度是文抗機關整風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曾寫下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名為《脱胎換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當年她的那段心路歷程：
在陝北我曾經歷過很多的自我戰鬥的痛苦，我在這褢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褢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衝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鬆……走過來這一條路，是不容易的……凡走過同樣道路的人是懂得這條道路的崎嶇和平坦的……。73
不言而喻，不管是劉白羽，還是丁玲，要想到達「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其前題就是「將一切對不住黨
的事通通講出來」，向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最後徹底埋葬「舊我」，走向新生。
八.結語
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在運作機制是什麼？中央總學委等機構在實現整風目標方面起了什麼作用？「和風洗雨」和「急風暴雨」各自的功能又是什麼？這兩種運作方式對於整風運動政治目標的實現又有何種意義？這都是筆者在撰寫這篇文字時縈繞於胸的問題。
筆者認為，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建立的中央總學委等機構對整風運動目標的完成起了關鍵的作用，正是通過它們高效的繁重細密的工作，才把毛的部署加以了貫徹落實。中央總學委和中央反奸委作為領導整風、審幹、反奸運動的臨時機構，到了1944年，隨着整風運動目標的基本實現，新的領導集體的輪廓已經清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就停止了工作了。中央總學委和中央反奸委的建制，在歷史上不是唯一的，在建國後五十年代的「審幹」和「肅反運動」中，具體領導運動的組織就是由公安部和中宣部為主成立的「肅反十人小組」，以後各級黨委都有常設的「肅反辦公室」。這些機構的性質類似於四十年代的「中央反奸委」。而文革初期建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則和「中央總學委」有很大的相似性：
1. 都是在黨進行重大重組之際進行的一項制度創設；
2. 都是由當時受到毛信任的領導幹部擔任負責工作，並直接向毛負責；
3. 都是在成立之初是中央領導機構下的一個工作機構，以後功能擴大，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日常的領導機構；
4. 都是在重組過程中，該組織本身也同時發生變化的，也都是在運動目標達成，建立了黨的新的領導體制後而消失於無形的。
整風運動期間，在中央總學委領導下廣泛實行的「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的政治運作路徑，是毛在非常特殊的形勢下，面對一系列複雜的矛盾，創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方法，實際上已構成了在漫長的毛時代，以毛為首的政治領導中心處理黨內外矛盾的一種基本範式。
毛澤東在歷時幾年的整風運動中，充分發揮他所掌握的政治優勢資源，一方面在中央領導層開展思想或路線鬥爭，另一方面又不失時機地運用「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的兩種方式，領導進行了一場全黨思想上的除舊佈新的工程。
整風運動中創造出的「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顯示了毛的政治運作兩個層面的互動聯繫和它們之間的張力，它又和毛的革命政治的兩個層面，即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性層面和革命現實政治的運作層面，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着的互為關聯的緊密關係。毛的革命政治有其兩翼：以革命的終極理想作為革命的精f動力；用強有力的政治手段來落實革命理想。毛的革命的i高的理想給共產黨員提供了革命和人生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成為共產黨員革命奮鬥，不懼犧牲，前赴後繼的巨大動力來源，更是共產黨的安身立命之本。可是如果當革命進行到某些特別階段，例如，在戰時狀態下因對敵情過度估計而對黨內同志使用了非正規性的政治手段，致使有可能損害到革命的「正當性」的時候，毛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層面就發揮出強有力的解釋功能，被委屈的同志就可從革命理想的崇高性那裏獲得對非正規性的政治手段運用之「正當性」的解釋。上述兩者之間的互補性的關係，就真實體現在整風運動的「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的兩個階段。
「和風細雨」的學習文件，小組討論，幫助延安的共產黨員初步接受毛的新概念，可是思想上的除舊佈新、立場、觀點、思想方法的轉變，並不是單純學習文件就能解決的。正確思想之確立還需要經歷批判「對立面」才能實現，王實味的意義就在於他起到一個公眾性對立面象徵人物的作用。批判王實味，更重要的還在於清除每個共產黨員頭腦中的王實味思想。要實現革命者在思想、情感、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徹底無產階級化，必須經歷黨組織全面深入的考察和更嚴峻的革命考驗，於是整風進入到「急風暴雨」的階段，這就是運用強大的政治手段動員個人詳盡交代歷史、填寫「小廣播表」、開展審幹，反奸、「搶救」，前所未有的把革命政治深入到共產黨員的思想領域和個人生活空間。
在「急風暴雨」階段，大量的「非正規的方式」被普遍採用，一段時間內，許多共產黨員對運動的「正當性」產生了疑惑，這時毛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層面就發揮出解釋「正當性」的作用：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粉碎國民黨對邊區的特務破壞活動，組織上對黨員進行嚴格的審查是必須的，就是使用了「過火」的方法，其出發點也是好的，個人受些委屈不算什麼，只要黨純潔了，黨鞏固了，個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規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給予解釋，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方式來加以落實，這兩種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終使毛的革命政治運作中的兩個層面實現了良性的對流和互補，促成了整風目標的完全實現，不僅完全確立了毛在全黨的領袖地位，產生了一個以毛為核心的堅強有力的新中央領導集體，更重要的是，毛還將自己的理論、概念——毛澤東思想深植於全體黨員的意識之中。從此，全黨的精神氣質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實現了徹底的革命化或無產階級化——全盤毛澤東化，一種全新的人——具有無產階級精神氣質的「新人」，開始出現在延安和各革命根據地。延安和各根據地的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已徹底地「脱胎換骨」，從而具有了「革命聖者至善人格」的「新人」的特質，它的最重要的特徵是集戰鬥精神和忠誠於一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確實已牢牢記住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概念，並學會用這套概念來觀察世界和指導個人的言行，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強烈的戰鬥精神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忠實執行領袖、組織、上級的命令和指示。
從此，毛就是黨，黨就是毛，「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成為延安共產黨員最重要的革命信念。經過整風運動的锻煉，他們已實現了思想上的純潔性、一致性和行動上的組織性、紀律性的高度統一，「毛主席指向哪裏，我們就衝到哪裏」，毛成¥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革命勝利的人格化身。這種情況決定性的影響到1949年後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國建立後促成了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推動了人民大眾對社會主義新國家的政治認同等等。但是，隨着毛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陷入空想的迷霧，戰爭年代某些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經驗被神聖化，且被不斷複製並被推向極端，從而給國家的發展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考其淵源，則無不和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理解有關。但這已不屬於本文所要論述的範圍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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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領導者》總第8期，2006年2月。
毛澤東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吿中把教「十七、八歲的娃娃啃《資本論》、《反杜林論》」列為教條主義最惡劣的表現之一。毛的這句名言隨之在延安不脛而走。1949年後，毛的這段話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被刪除。原文見邊區總學委編：《整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延安：1942)，頁4-5 ;另參見王惠德：《憶昔日》，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79-81。
上述內容在收入《毛選》中已被刪去，題目也被改為《整頓黨的作風》，原文見《整頓：：•:風二十二個文件》。
《解放日報》，丨942年2月22日。
《解放日報》，1942年6月11日。
參見《中共中央_於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9期。
凱豐在1942年上半年整風運動開展的初期十分活躍，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要組織者，但是毛不放手讓凱豐負責文藝界整風，而是親自掛帥，同時指派胡喬木協助自己主持文藝界的整風運動。6月2日，毛在中央總學委成立會議上宣佈，「因凱豐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負責中央總學委機關刊物《學習報》的編委工作。不久，胡喬木即奉毛澤東之命正式代理了凱豐的中宣部部長一職。參見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镡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121。
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1942年4月3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13 冊，頁364-365。
《延安整風運動紀事》(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年），頁107、111-112。
同注9。
閲讀和研究文件的「四到」方法為王首道t先提出，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ill。
12《黨校教育歷史概述(丨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頁78、77。
13《黨校教育歷史概述(1927-丨947)》(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頁78、77。
14《吳玉章文集》，上，（重慶：重慶出版社，丨987年），頁240。
15《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107、337、338、302。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同注16。
同注16。
19《解放日報》，1942年6月27日。
同注丨9。
21《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22《解放日報》，1942年8月23日。
同注22。
同注22。
同注22。
26《解放曰報》，1942年6月1曰。
同注26。
參見《生活全國總書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書店編行，1935年），頁72。
參見師哲：《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247 〇
30《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丨984年)下，頁791。
31《解放日報》，1942年7月13日。
同注31。
吳玉章：《以思想革命來紀念抗戰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載《吳玉章文集》，上，頁241。
34《謝覺哉日記》，上，頁456。
焕南(謝覺哉）：《感性與理性》，載《解放日報》，丨942年8月10曰。
36《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丨941-1942)，第丨3冊，頁468-470。
同注36。
38《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丨942)，第13冊，頁468-470。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丨941-1942)，第13冊，頁470。
40《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丨07、337、338、302。
同注40。
參見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丨984年），頁19。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丨990年第3期。王秀鑫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r未曾公開的毛澤東在丨942年的講話。
同注43。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丨990年第3期。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1942年4月20日），載《黨的文獻》，丨992年第2期。
同注46。
同注46。
匡亞明：《論調查研究工作的性質和作用》，載《解放口報》，194丨年11月29日。匡亞明丨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曾被中共特科紅隊誤認為是叛徒而遭槍擊，子彈從口中射入，穿過脖頸險而未死，1941年任中央社會部(情報部)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參見羅#長：《深切緬懷隱蔽戰線的老前輩匡亞明同志》、丁瑩如(匡亞明夫人）：《永遠的懷念》，載《匡亞明紀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0-丨I、97。另據師哲稱，匡亞明此時雖是康生的政治秘書，卻不被康生信任，康生不允許匡亞明接觸重要文件。參見《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 年），頁216-217。
宋金壽：《關於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丨984年第8期。
同注5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4犯。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成全於1942年2月曾給任弼時上書，提議不僅要整頓三風，而且要「整頓人風」，「信的內容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中內容類似」。
宋金壽：《關於王實味問題》，載《黨史通訊》，丨984年第8期。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 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同注56。
毛澤乘：《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1942年11月21日），載《毛澤東論黨的歷史》，頁1丨6-丨丨7。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載《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 另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298。
華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風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丨985年），頁66 ;另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頁60。
61《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46 ;另參見《謝覺哉日記》，上，頁377。
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60。
63《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02。
見毛澤東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懷電，載《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焕南(謝覺哉）：《此心光光地》，載《解放日報》，1942年7月3日。
焕南(謝覺哉）：載《解放日報》，1942年6月23日。
抗戰期間駐陝甘寧邊區八路軍各部隊皆有代號，如「圑結」部，「澳洲」部
等。參見《延安整風運動紀事》，頁352。
68《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1集，頁KM。
〈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279。
同注69。
71《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頁140。
〈中央黨校二部學風學習總結>(1944年9月17日），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278-279。
劉白羽：《我的人生轉捩點》，載《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頁134-136 〇
同注73。
丁玲的這兩本整風筆記以後佚失，參見陳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張暴露黑喑派的代表人物》，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2期，頁3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