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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從「五四」教育遺產中吸取了什麼
延安教育的價值及其局限1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教育方針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時期，本文所稱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戰階段中共在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據地內所推行的教育方針及其實踐。延安時期產生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決定了新中國教育的性質和面貌，並由此影響了幾代人的思維、知識結構和行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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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環境下產生的，同樣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響。對於這方面的情況，以往論者較少關注，本文試圖探討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中共從「五四」教育遺產中選擇了什麼？延安時期革命意識形態在選擇「五四」遺產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延安創造的新教育的性質是什麼？延安教育有哪些價值和局限？
一、延安時期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的態度
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中國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並陸續開闢了幾大塊比較固定的戰略根據地，在新的形勢下，黨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開始大規模興辦教育，因而立即面臨着對過往教育方針的調整問題。
從階級論的角度出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前的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內，對「五四」教育遺產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30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論家楊賢江、錢亦石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教育的性質和作用，他們認為，教育屬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教育權跟着所有權走」，「教育成為支配階級的工具」，從而主張無產階級必須奪回教育的領導權，讓教育成為「被支配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2。
基於這種認識，左翼理論家不僅認定「五四」後佔主導地位的新教育是親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職業教育也一概視為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教育主張，一併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後，中共從蘇俄接受和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年的十年間，黨在江西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參照蘇俄經驗，相繼建立起蘇區的共產主義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針是教育為革命戰爭服務，教育面對工農勞苦大眾，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為了落實這個教育方針，中央蘇區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員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長，各基層政權機構也都設立了主管教育的機構，儘管處於緊張的戰爭環境下，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還是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實驗活動。
瑞金時代所興辦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類教育。黨從現實政治鬥爭和革命動員的需要出發，首次在中國將教育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為提高幹部政治和軍事、業務素質的幹部教育系統；第二類為培養青少年而建立的傳授政治和文化知識的普通學校教育系統；第三類為針對廣大勞苦群眾而開展政治動員和掃除文盲的社會教育系統。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這三類教育都得到長足的發展。在幹部教育系統，建立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國立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因被指控參加了廣州暴動而被國民黨政府殺害），以及其他各類軍政幹部學校和訓練班；在普通教育系統，有列寧高級師範學校和各縣、區、鄉、村近萬個列寧小學；在社會教育系統，從中央到蘇區各省、縣、區、鄉都建立了掃除文盲的組織機構，在中央一級成立「消滅文盲協會臨時中央幹事總會」，各縣、區、鄉則普遍建立「消滅文盲協會」，在農村中廣泛開辦了夜校，半日學校和識字班。
瑞金時代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教育完全體現了共產黨的階級論教育觀的基本特色。黨和蘇維埃政權首先將教育定性為進行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員的手段，堅決拒絕「五四」後興起的「教育獨立」的思想，同時也否定學校作為傳授知識單位而單獨存在的觀點。主張學校不是簡單傳授知識的讀書機關，而要成為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者3，「教育工作應該為戰爭與進行廣泛的馬克思共產主義教育服務的觀點出發，教育為着戰爭……^教育工作幫助戰爭的動員」，為此，黨和蘇維埃政權要求一切教材要帶政治鼓動性4，以此「去提高廣大工人與勞動群眾的階級覺悟」5。在教育對象方面，也摒棄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內容，強調教育主要面對廣大的勞苦大眾，規定實行工農階級教育優先的政策，地富子弟雖可進入小學學習，但嚴格禁止廠主、地主、富農子弟升入初中6。從階級論教育觀出發，各級蘇維埃政權對教師也有特別的政治要求，禁止農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從事教書工作7，乃是因為「學究學生」無法在新形勢下扮演政治宣傳者和鼓動者的角色。
瑞金時代教育方針及其實踐的最顯著特色是它的階級性和群眾性，這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個蘇區的教育工作中，無論是幹部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無處不滲透着強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頒發《識字班工作》訓令，動員廣泛展開蘇區掃盲工作，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文化部隨即擬定統一生字，要求在3個月迅速推行突擊掃盲任務。在所頒佈的3級生字表中，兼顧了政治教育與生活實用原則：第一級生詞共27句，均為日常生活和勞動用語；第二級生詞30句，計有政治詞彙19句，第三級生詞29句，政治詞彙達到14句，在總數86句生詞中，政治宣傳詞語竟有33句8，佔總語彙比重的約40%。中共重視群眾教育獲得了很大的成果，據毛澤東在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報吿稱，在中央蘇區
內的江西、福建、粵贛三省中共有補習夜校6,462所，學生94,517人，有識字組32,388組，組員15萬3千餘人，婦女中的文盲數目得到減少，參加興國縣夜校學習的婦女佔了總學習人數的69%，而興國縣識字組的婦女比例高達60%9。
十分明顯，若從大的背景觀察，瑞金時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針與實踐是與「五四」教育的總體精神存在着明顯的差異的，但是若仔細辨別，在瑞金時代黨的教育理念與實踐的背後，仍然潛藏着一條與「五四」教育溝通的渠道。在中央蘇區的社會教育系統，許多措施與「五四」後興起的平民教育、職業教育思潮並無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黨在瑞金時代教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需要對原有的教育方針進行了修改補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針，這就是：教育為抗日戰爭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從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時期教育方針與瑞金時代並無大的區別，黨仍然強調教育的政治鼓動功能，和教育為生產勞動服務的功能，但是，這個口號在實際貫徹中已出現了相當的彈性，顯示了中共教育方針已發生了若干重要的變化。
延安時期各抗日根據地教育的內容有了新的擴大，在堅持階級論教育觀的同時，國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與國主流教育的思潮發生了聯繋。
在教育對象方面，雖然繼續強調教育為工農大眾服務，但已宣佈地主、富農子弟也可入學的新政策。
對於教師的政治思想和階級成份的要求也出現了鬆動，陝甘寧邊區政府宣佈只要擁護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繼續教學，各根據地也不像瑞金時代那樣，強令關閉一切私塾、舊學，而是允許予以保留。
上述這些變化顯示了抗戰時期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採取了新的態度。延安教育雖然繼承了瑞金時代的傳統，繼續堅持「教育隨所有權走」的馬克思丰義教育觀，但對「五四」教育遺產中的平民教育，勞動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思潮採取了歡迎和接納的態度，換言之，到了延安時期，黨對「五四」教育遺產終於有了明確的選擇。
抗戰階段，各抗日根據地所面臨的環境對選擇「五四」 教育遺產有重要影響。中共摒棄「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義內容，除了有其意識形態的考慮外，還因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基本不具備創辦正規教育的條件。據邊區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報吿，在1936年以前邊區150萬人口中識字人數僅佔全體人員1%，某些縣，如華池縣，識字率僅佔兩百分之一。全邊區只有120個小學。中學生屈指可數，社會教育則絕無僅有1(1。除此之外，邊區物質條件極其落後，嚴重缺乏師資，也給發展邊區教育事業帶來極大的困難。經過幾年的文教建設，邊區教育有了較大的進步。1937年建立了魯迅師範，1938年又建立了邊區師範，至1941年全邊區共有中等師範7所，小學也發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學生，邊區還興辦了5,843個識字組，吸收39,983人掃盲，使文10盲比率下降至總人口的93-95%u。儘管邊區教育已有進步，但總體落後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如此情況根本不允許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脱離現實去和國統區的正規教育接軌，只能轉而尋求在現有基礎上對教育狀況進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於這種現實，「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勞動教育的價值和意義才顯現了出來，那個時候在人們的眼中，這類教育思潮雖有缺點，但略加改造和轉換，還是可以為邊區教育服務的。
中共從邊區文化落後，文盲眾多，師資力量缺乏的實際出發，全面否定國統區佔主導地位的新教育，卻又歡迎、接納平民教育、職業教育的思潮，是與其一貫的階級論教育觀相符合的。由此，黨在延安階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識形態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儘管大的環境已改變，階級論的教育觀的實質卻未發生真正的變化。
二、意識形態對選擇「五四」教育遺產的支配作用
黨的意識形態在抗戰期間發生重大變化，反映在教育理論方面，即從工農性質共產主義教育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所謂新民主主義教育，即中共領導的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的，為革命戰服務，強調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與中央蘇區時代所奉行的共產主義教育相比較，新民主主義教育已被賦予了較多的中國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11
〈反對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黨領導的教育應堅持正確的「立場」的同時，也提出應從古往今來優良遺產學習的問題，社論明確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於科學的，有益於大眾解放事業的，鼓勵人類向上發展的事業、道理、善行與美德，都將為我們所吸取與發揚」。社論認為，共產黨員既要「站穩立場」，又要「不囿成見」，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地都努力去發見並採集有利於革命事業的財寶」12。
可是，「有利於革命事業的財寶」究竟有哪些，《解放日報》社論並未具體指明。遠在江蘇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吳天石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説：「舊教育中也有不違背民族利益的進步因素，這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我們有從舊教育倉庫中發掘出來加以接收、改造的責任，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舊教育」13。
從上述言論看，黨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與以往的共產主義教育在解釋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旗幟下，階級教育、共產主義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儘管已宣佈現階段黨的政治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然而黨堅持認為思想、意識形態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仍應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調整教育方針和具體政策的同時，階級論的教育觀事實上並沒發生實質改變。
階級論教育觀的體現之一是繼續強調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時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論述反復宣傳教育與政治的密不可分，從教育依屬政治、服務政治的觀點出發，中共認為，在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必須將幹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會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國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4。這種依政治需要將教育對象劃分等級的做法與瑞金時代如出一轍，體現了黨所領導的教育-•貫堅持的階級第一的政治立場。
階級論教育觀的另一體現是在邊區的教育內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識形態的要求，將政治教育、政治動員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種類型的教育中都體現這一原則，以加強受教育者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並進而改變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識。
延安教育唯一可與「五四」教育接軌的仍是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普遍推行的社會教育。在邊區政府各級機構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開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學活動、識字活動，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後，識字、教育活動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參加識字班、夜校和半日學校的農民有34,000餘人15。抗日民主政權熱心大眾教育，完全出之於革命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從瑞金時代面向勞苦大眾的教育，發展到延安時期群眾路線f的普遍的群眾性的掃盲活動，不僅保持了階級論教育觀的1貫性，也體現了黨對「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勞動教育思想新的開放、接納的姿態。
在延安時期，黨和邊區政府還積極推行了一場體現其激進社會改革理想的新文字運動。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產黨人和教育家吳玉章就開始在蘇聯遠東地區進行了試行新文字的試驗。吳玉章等認為，為了徹底改造中國舊傳統，特別是為了解決中國普通百姓學習中國漢字的困難，應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漢字，從而解放廣大勞苦人民，使人民獲得文化和知識上的翻身。1939年吳玉章返回延安後，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隨後在邊區和華北根據地全力開展了新文字運動。
中國共產黨推行新文字運動是其一貫的主張徹底改造舊中國和重視大眾教育傳統的自然反應。黨和邊區各級政府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試驗。1940年，邊區政府開始在群眾性的冬學活動中試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試教新文字，隨後在邊區7個縣市興辦新文字冬學。同年，邊區政府正式承認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規定新文字書寫的契約文件，與漢字同樣具有法律效用16。為了培養新文字教員，延安開辦了新文字幹部學校，出版了「新文字報」。
1942年，邊區政府還規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員者，應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漢字混合去教17。延安的新文字運動對黨領導的其他根據地也產生了影響，冀中根據地從1940年開展新文字運動，饒陽縣還創辦了新文字書店，在冀中地區的饒陽、安平、深北、定南先後舉行過新文字訓練班18。1942年，延安教育又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轉變。中共中央號召在教育領域必須「打破舊的一套」19 20，全面清理教條主義對黨領導的教育工作的影響。伴隨着這年春開始的整風運動，延安理論界、教育界開始全力肅清教育領域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影響，最終完全形成了「毛澤東主義旗幟下的新民主主義教育」2(1。
在中共黨內，意識形態宣傳，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傾教條主義者手裏，博古等全面貫徹了全盤俄化的路線，在中央蘇區模仿蘇聯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論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雖然並非教條主義者，但他們在政策制定方面並不起任何重要作用，這種由左傾教條宗派控制意識形態的格局在遵義會議後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並沒發生變化。抗戰爆發後，在張聞天的領導下，沿着瑞金時代階級論教育路線的慣性，在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大規模興辦教育，由於抗戰階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邊區已獲得相對和平的環境，因此張聞天主張現階段的教育應向正規化過渡，在繼續突出政治思想訓練的同時，也要加強文化知識的系統學習。在這種指導思想的影響下，邊區在1938年後將一些分散的學校合併，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學，除此之外，也創建了幾個中等師範學校。然而，這些努力以後都被指責犯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
1941年9月後，延安開始系統檢討幾年的延安教育的經驗和教訓，《解放日報》批評邊區教育對於實際鬥爭「幾乎麻木到沒有感覺」21，認為邊區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廢了，已被錯誤地教育成為「大時代的廢物」22。邊區政府領導人李維漢抨擊邊區教育自1939年後因「學與用脱節」已陷入「沉悶與軟弱無力」23。在這以後，邊區通過各種政治學習和丨943年召開的整學會議，全面清理「教條主義」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響，最終形成延安教育的幾個重要傾向：（1)十分強調教育的實際功用性，反對「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規化和知識傳授的系統性，主張「幹中學」，對降低學校教育的作用估計不足；（2)從政治、軍事鬥爭的需要出發，反對單純重視兒童教育；（3)站在階級論教育觀的立場，將人的自由發展、興趣、個性、天才等一概梘之為舊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價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黨領導的戰時狀態下的革命大眾主義的動員教育，這種教育是一種強化意識形態灌輸的教育，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政治鼓動性，它以革命政黨的世界觀和路線、方針、政策為教育的宗旨和依歸，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訓練，和基本生活和生產技能學習的實際功能。延安教育又與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思想鬥爭相依相隨：經過整風運動、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種階級論教育觀——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烙有毛澤東印記的具有中國革命特徵的階級論教育觀。這兩種教育觀在本質上並無明顯區別，但是，蘇聯教育模式在強調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較重視學校的正規化和知識傳授的系統性；而延安的階級論教育觀因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更注重政治和生產技能訓練的實用性，從而更加排斥傳統教育的形式和內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國革命戰爭環境的產物，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政治動員、教育內容也受制於為革命戰爭和為生產服務，表現為教育內容的簡單化和學制的靈活性，為戰爭和生產服務成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眾主義的。面對工農大眾的教育是黨的階級論教育觀的主體部分，也與「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眾路線的口號下，延安及其他根據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為主，大眾生活可以成為教育的內容，大眾也是教育的主體(廣請老農作教師，以替代「那些對戰爭和生產勞動無知識也無興趣的教師」24)，教育形式更是採取大眾化的形式。延安時期普遍創辦的冬學、夜校、識字班、民辦小學，以後成為黨領導的社會辦學的基本模式。
經過改造的延安教育實現了毛澤東對教育的要求，以階級論為中心的教胃起到了統一幹部思想，統一群眾思想的作用。廣大黨員和幹部經過不同形式的幹部學校學習或在職學習，已經充分掌握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確立了階級論教育觀的指導地位，從而在幾個基本問題上達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教育應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
2. 知識分子應該長期改造思想，必須徹底批判「教師是自由職業」、「教師清高」的舊觀念。
3. 舊教育必須徹底改造，必須堅決反對盲目追求正規化的錯誤。
4. 黨應該領導教育。
經過不斷的思想改造，邊區和其他根據地的教師也都從「自由職業者」轉變為「毛主席的教育戰士」。
從實際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黨在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培養了一大批適合其現實需要的人才，邊區人民的文化和衛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農民生活得到相應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階級論教育觀的貫徹和實踐中，「五四」教育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遭到過份打擊，在教育思想、教學內容、學制和學校管理方面均有所體現，從而有損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會教育，也始終強調突出政治，蘇中根據地的冬學教育就明確規定「明理第一，識字第二」，即將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5。在這種思路的影響下，有時會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訓練而衝擊和取代其他知識和技能的學習。
在戰時環境下，一味追求正規化和知識傳授的系統性固然會產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極端，一切僅從眼前需要出發，也會造成教育的短視和片面性。延安時期將普通教育列為教育等級上的第三層地位。明確宣佈，在目前根據地，不發生升學問題，甚至將普教的出路歸結為培養不從事生產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於培養「能讀會算」，「認識路條」即可，所謂「能寫會算即畢業」26。這種「需要第一」的教育在當時情況下或許適應現實鬥爭和生產的需要，但作為一種革命教育的經驗，以後被加以神聖化，則對未來的教育帶來不良影響。
延安教育忽視受教育者興趣、個性、天才的發展和培養，在今天看來，也是失之偏頗的。由於認定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社會鬥爭，生產鬥爭的實際需要」，進而認為教育注重興趣、個性等是「失去了分寸」，從這個觀點引申下來，一些教育工作領導者反對將兒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視兒童教育是歐美和「中國封建的辦法」27，而且批評重梘兒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現象」，即認為兒童年齡太小，不能馬上參加社會和生產鬥爭，不如幹部教育那樣，可以馬上「立竿見影」28。這種過份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實上是有礙於邊區教育的全面發展和青少年的長期成長。
延安教育十分強調「學用結合」、「學中學」、「幹中學」，在實際操作中又經常流於只重梘生產勞動而忽視系統知識的傳授。在那幾年，「百年樹人」、「培養建國人才」的觀點，被斥之為「空洞」29，講授自然科學諸如太陽系、人
的神經系統被批評為教條主義3°。延安對國統區的教育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責大後方的「別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勵青年埋頭在物理、化學、教育等等書庫裏30 31 32。這種風氣一開，在一段時期內，學校教育幾乎被完全否定，據有關資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統的知識學習已經完全終止，而轉變為參加生產勞動，這就從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走向了取消學校教育的地步。t
延安時期黨對從事教育的知識分子採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吸引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參加教育工作，在嚴重缺乏師資的邊區和其他根據地，這些教師為發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那時的流行觀點認為，這些教師舊的教條知識多，解決新問題的實際知識少52，因此對知識分子「教育、改造」有餘，重梘、團結不夠，不少知識分子在「搶救運動」中遭受嚴重打擊，阻礙了他們工作積極性的發揮，並且給許多人的心靈帶來很大的傷害，這對以後新中國教育的發展也有負面影響。
近代以來教育改革與國家現代化緊密聯繋，「五四」時代，一批先賢先哲為中國的教育現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國教育面貌發生重大改變，對國家的進步起了促進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中共致力於社會改造，堅持走一條獨特的革命道路，從瑞金時代的照搬蘇聯，到延安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教育，逐漸探索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論，在這個理論中，中共對「五四」教育遺產作了重大選擇，對其有利於革命的一面作了繼承、改造和轉換，同時也拋棄了很重要的內容。延安教育是一種大規模的教育改造的實驗，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負面性，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極端功利化，這些都對1949年後的教育產生了複雜的影響。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紀中國教育遺產的重要部分，它留給人們豐富的啟示，給中國教育未來的變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經驗。
本文為「五四與屮國現代教育」(香港>會議論文，香港中華書局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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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赣省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文化問題決議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一），頁103、丨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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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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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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