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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1
□問■高華答
口國民黨的失敗是一個大題目。政權能出自槍桿子，也能失自槍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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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啊，在東方許多國家是這樣的，政權更迭是由槍桿子決定的，當然在槍桿子的後面有政治等因素。關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原因，最流行的答案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説法，是非常全面的，確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許多證據，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裏衍生出來的，説到底還是軍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説：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
□抗戰後，國民黨的軍事實力至少在賬面是佔很大優勢的吧。
■抗戰勝利後，很少人想過國民黨政權有可能被中共打敗的問題。從實力對比上講，雙方懸殊很大，國民黨佔絕對優勢。1945年底，國軍數量有450萬，遠超過共產黨；共軍只有127萬。在武器裝備方面，國民黨軍多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偽軍武器，明顯優於中共。據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報吿，國軍有可起飛的飛機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權，並有海軍船艦240多艘。在獲得外援方面，蘇聯在東北雖然也給共產黨不少援助，但總量上少於美國對蔣的援助。由於國共力量對比懸殊較大，蔣介石輕梘共產黨的思想非常嚴重。1945年9月23日，蔣説：「長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體完畢，隴海路亦已接收過半，共匪禍患已除其半矣」，而實際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長江以北，實力俱在。國民黨中宣傳部長彭學沛説，共軍只是「毫無訓練的老百姓」，丨946年5月，四平戰役國民黨獲勝後，蔣更不把共軍放在眼裏，他對其內部人員説「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屬烏合之眾，經此次打擊，勢必瓦解無疑」，「共果不就範，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蔣還説，「共產黨的戰術和江西時代一樣，並無多少進步……他們在東北雖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並不知道運用。」「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如果配合的好，運用靈活……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連毛澤東也沒想到中共會快速戰勝國民黨，毛雖在1944年12月説過，「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可在當時，那只是一種心裏願望的表達，還看不出有實現的可能性。幾年以後，毛澤東提出要敢於勝利，敢於打敗蔣介石的問題，換言之，就是到那個時候，許多中共黨員也沒想到果真能打敗國民黨。
國民黨歷史上的幾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紅軍向西突圍，那是因為國軍佔了絕對優勢，現在看，即便當時中央紅軍由毛澤東領軍，若國內形勢不發生變化，中共處境也不會有根本的改變。抗戰期間國軍打日本也可以，那是因為民族主義激發了國軍的抗日鬥志。1946年春，國民黨在東北打中共也行，那時國民黨挾抗戰勝利之勢，加之由善戰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敗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爾濱。但是1947年後，國民黨打中共就不行了，蔣所面臨的內外矛盾進一步加劇，這一年確如金沖及所説，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國民黨從強者變成弱者，只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
□國民黨恐怕是過於輕敵了。
■現在看，國民黨在】945-1946年的驕傲是沒有道理的，是虛火上升。經八年抗戰，共產黨生聚教訓，實力早已今非昔比。國民黨雖然知道這一點，但抗戰以後雙方畢竟沒有大規模交手，而國民黨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經驗又嚴重誤導了國民黨軍中的高、中級將領，使之嚴重輕敵，從蔣到宋子文，再到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再到領兵的國民黨將領，多把共軍看成是「烏合之眾」。
的確，抗戰期間八路軍的作戰方式多為游擊戰，不少高級將領連運動戰都不會打了。但為適應和國民黨的決戰，解放軍在戰法上1 實現了迅速轉變，萬毅回憶説，當他在1946年初開始和國民黨中央軍作戰時，他還弄不清楚這運動戰應當怎麼打，更不曾和裝備好、作戰能力強的敵人打過仗。在東北打了幾仗後，很快提高，迅速掌握了大兵圑、正規化、攻堅戰的戰法。在戰略上，解放軍無所謂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盤國際輿論會有什麼看法。而經過土改，解放軍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誠的偽軍，擴充了兵力。黃克誠也説，幾個月時間，開往東北的十萬部隊就擴大為三十餘萬，其中許多為前偽軍。共產黨在用人之際，沒有教條主義，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後再清理。在組織上，中共黨、政、軍完全軍事化，輕裝上陣，軍隊不需發工資，只要吃飯穿衣就可。蔣介石則與此相反，要支付巨額軍餉，他在1949年4月30办的日記上寫道：「軍餉發給現銀導致金融枯竭」。蔣的親信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王陵基説，他的很大任務就是徵糧送東北內戰戰場，不問豐歉，都徵到九成以上，由於徵糧任務重，江西省田糧處處長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國民黨短期內又不能打臝，從而帶動經濟出現嚴重危機，造成通貨膨脹，導致物價狂漲，蔣卻不在意，以為只是暫時現象。
共產黨幹部沒有私產，這點尤其重要，蔣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寫的日記有一段為「以敵人之長處為借鑒」，列數中共優點七項，將「幹部不准有私產」列為中共優點第一條。
□既然已經打仗了，國民黨的動員能力怎麼樣？
■老百姓是不願打仗的，內戰得不到民眾支持，國民黨也缺乏強大的動員能力，始終沒能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老百姓不知道為什麼要打內戰，國民黨也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勘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宣佈全國進入「勘亂」時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蔣的機要秘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
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蔣介石在1951年也承認：我們當時的確沒有動員。
□蔣介石個人軍事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也是失敗的一大原因吧°
■説起來蔣介石是靠軍事起家，打了幾十年的仗，但是他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的大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捨離開察、綏老地盤，説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蔣就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的軍事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致命的繩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後，他進一步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民黨軍隊要守護的攤子太大，為反擊國民黨在東北的進攻，中共軍隊在關內四面開花，使得國民黨軍窮於對付，兵力不敷使用，被解放軍各個消滅；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歎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蔣對國民黨軍隊的指揮也有嚴重的問題，非常僵硬呆板， 蔣一向喜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國防部三廳廳長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吿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的指令有錯也執行。而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失利為蔣軍事干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等的上述意見，蔣完全拒絕。1^8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加以辯駁：「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余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於余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蔣並責斥何應欽與白互相唱和：「不知負責，不知立信，而反於此時局勢嚴重，人心彷徨之際，意作是想，是誠萬料所不及者。」
口蔣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正牌畢業生吧。
■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非常嚴重。內戰初，他把勝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腻、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蔣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毫無創意，機械搬用之，怎麼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
固定戰法的解放軍？同時使得前線指揮官不能隨機應變， 當機立斷。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張正隆的新作《槍桿子：1949》中提到，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機會就講，不僅師團幹部會用，連許多老兵都懂、會用。
□在用人上，蔣介石也未見高明之處吧。
■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在淮海，蔣仍然沒有章法，他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這是關鍵到黨國生死存亡之戰，但是整個國統區日常生活照樣運轉，不受影響。毛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等與彭真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矛盾，1947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把彭真調回西柏坡。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歎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蔣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為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重用胡宗南幾十年，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的才能和滅局，卻被蔣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他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他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就密報給延安。
□可與共產黨相比，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履歷要輝煌多了。
■毛在建國後多次説過類似的話：「老粗出人物。我們軍區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只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幾個人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毛自問道：「許世友念過幾天書？……韓先楚、陳錫聯也沒有念過書……劉亞樓也是念過高小。」他説：「結論是老粗打敗黃埔生。」應該説，毛説的這番話是事實：在國民霹軍內，特別是中央軍內的中闻級指揮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張靈甫就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生，是抗日名將，以後卻輸於中共之手，不僅僅是他，一大批國民黨的黃埔生，陸軍大學畢業生，也都敗於中共之手。
相比之下，中共將領大多文化低，多為貧苦農民出身，知識分子擔任高級軍事將領的極少，即便有幾個，也多為參謀人員，很少被賦於帶兵打仗任務。而國民黨高級將領都通文墨，中低級軍官大多也有文化，許多人還是「十萬青年十萬兵」時，投筆從戎，怎麼會被沒文化的「老粗」打敗？共產黨確實是創造了一項奇跡。
□這與國民黨的派系鬥爭有關吧，蔣介石就聽之任之麼？
■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從沒有實現真正統一，特別在軍隊方面的統一，不同軍系間存在着尖鋭的矛盾，在局勢危急時，內部衝突更加劇烈。蔣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與非嫡系，劃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的日記中以蔑視的態度大駡出身鼻族的龍雲：「龍雲之驕橫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囉玀終身為囉囉，夜郎自大為意中事，無足為奇。」在蔣系內部也矛盾重重，戰場上的擁兵自重，見死不救，已是常態。用陳城的話説，叫做：「貪婪怯懦，毫無生氣」（陳誠語），打起仗來，只顧保存實力，互相推諉，見死不救，臨到緊急關頭，往往丢下部隊、臨陣逃遁。1948年7月，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看着第75師師長沈澄華被共軍包圍也不救，致其被共軍消滅，使蔣大為憤怒，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全由於邱清泉違令不進之所致。中原戰局從此萬分嚴重，將領自私自保，不能團結互助，而又怕戰，毫無出擊精神，至此能不歎軍事前途之慘暗淡乎？」邱為蔣的嫡系，就是見死不救，事後也沒事，到了淮海戰役時邱又故伎重演，黃伯韜兵團被共軍包圍，向他求援，邱居然按兵不動，連參謀總長顧祝同親飛徐州，請他出兵也被拒。
對於國軍的失敗，蔣介石一直不解，他説，從武器裝備到後勤補給，國軍樣樣在先，怎麼還是「不能迅速把匪軍消滅」，「匪軍何以能用劣質裝備而已，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蔣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責任往下推，只能駡下屬。但是怎麼駡，還是不同的：蔣的嫡系打敗仗，蔣也駡，但和駡李、白是不一樣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敗淮海、杜被俘，邱自殺，蔣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殺當日寫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將領雖作戰失敗，但其$終聽命，奮鬥到底，實不愧為革命軍人。」國民黨「軍統]頭目毛人風總結遼沈戰役國民黨軍失敗原因就提到：高級軍政長官擅離職守。當「匪軍」未及抵瀋陽時，衛總司令(即衛立煌)即於十月三十日飛離瀋陽，未服從上級指示作有計劃部署，部隊因無人指揮軍心動搖。自行潰散。又瀋陽警備司令胡家驥、市長董文琦、遼寧主席王鐵漢等高級將領，身負防守重任，亦竟於三十日棄職離去，激起軍民怨恨，相率搶劫，全市混亂激起民變。」此等情況在解放軍渡江後更加嚴重，蔣介石憤然道：「無論上海、廈門、廣州，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顧」。所以説，國軍既非「黨軍」，更非「國軍」，而是將領們擁兵自重的「私軍」，這樣的軍隊怎麼不敗？
□國民黨軍中的政工部門不起作用嗎？ t ■國軍中雖有政工部門，但有名無實，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個幕僚機構，基本職能在人事銓敍等業務方面，不管思想動態，特別是行憲後學美軍，政工人員無地位，無權威。軍隊內部無凝聚力，據王鼎鈞回憶，國軍官兵談論國軍失敗，像是談別人的事，都幸災樂禍，可見軍中紀律之鬆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後大家都被解放軍打敗或當俘虜。到了大失敗的1949年10月，蔣介石大聲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但為時已晚矣。
□您提到了熊向暉，國民黨在情報和保密方面的失敗看起來一點也不亞於戰場。
■在40年代後期內戰環境下，國民黨的情報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雙方在戰場上的勝負。1988年，楊尚昆在紀念李克農的一篇文章中説：「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導機關內，及時準確得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主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然而多數論者沒有注意到，或不瞭解，這就是在抗戰前國民黨反共的大環境下，處於「非法」狀態的中共無法向國民黨黨政軍系統大規模滲透，錢壯飛等是個別的事例，在此之後，就很少有類似成功的事例了。
相反，抗戰前，國民黨對中共領導機關的滲透和破壞卻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幾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腳，只能轉移到中央蘇區，依靠軍隊的保護才能生
存。在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機構-上海中
央局又被國民黨大破壞，兩任中央局書記被捕後都叛變。 據「中統」要員萬亞剛自述，抗戰以前，「中統」在中共內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機關都有內線「佈置」，對中共的動態瞭若指掌。
中共情報工作獲得全面轉機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合作，實現了中共合法化，從而給中共的情報工作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用蔣的話説，中共從此獲得了「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1938-1939年，就成為中共大滲透的時期，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葉劍英等操盤和佈局，將張露蘋、熊向暉、王超白、沈安娜等一批情報人員，打入到國民黨黨政軍系統，長期潛伏。
中共還對一些意欲回頭的原脱黨人員和前「轉變」人員進行思想和感情i化，讓他們重新回爐為中共做情報工作，但是一般不給黨員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報處：「為了要開展情報工作，必須大膽放手地吸收各種各界人員，這是我們的既定方針。你處工作幹部中，無論曾脱離過黨或自首叛變過黨，或是特務，只要他願意為我黨工作，均可使用」。
□為什麼1938年後，有許多人為中共做事呢，顯然不是為了名利。
■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軍；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迅速腐敗，很多人轉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強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普羅的民粹情緒；原投降叛變的中共人員，只是因怕死而叛變，腦中的中共思想卻很難清除，加之在國民黨內不受重用，他們對過去行為產生歉疚感，轉而想為黨做貢獻以贖前錯。
□據説就連蔣介石身邊都是諜影重重。
■據長期擔任蔣介石醫官的熊丸在其口述歷史透露：「我記得那時總統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是總統、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軍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
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吿訴蔣先生， 故直到最後證實這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
劉斐建國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據郭汝瑰説，情報人員多為單線聯繫，他本和劉斐關係很壞，只要劉有建議，他必反對，後黨組織派人帶話給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劉的關係，不要被敵利用，他才意識到劉也是在為共產黨工作。
正是因為有劉斐、郭汝瑰等潛伏在國民黨核心部門，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至於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中的何基灃、張克俠、廖運周等，都是帶兵的重要將領，他們和解放軍裏應外合，一到關鍵時刻，或陣前起義，或誘國軍進入共軍包圍圈，蔣怎能不敗？
□遷台之後，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失敗有什麼反思麼？
■民國將亡，人心已散，大勢已去，蔣最恨誰呢？不是恨毛澤東，而是一恨美國，二恨桂李。蔣責美袖手旁觀，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敗並非失敗於共匪而是失敗於俄史(斯大林），亦非失敗於俄史而是失敗於美馬(馬歇爾），「美必後悔莫及而馬歇爾須負全責」。
蔣自欺欺人地認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會獲勝，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駡：「桂李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寡廉鮮恥忘恩負義」，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取，挾匪要脅，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漢市私籌一千萬金元，由某個人支配應用，不令中央知雲也。時局稍變則叵測之徒即起異心。」
蔣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曾總結出國民黨軍隊的失敗的原@ : 「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1949年的最後一天，蔣在日記自省：「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而最令蔣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台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作為領袖，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失敗還是應負主要責任吧。 ■蔣在1949年10月16日「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學典禮上的講詞中明確説道：「失敗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軍事的崩潰」。蔣的分析是正晦的，但對他個人的責任有所迴避，他是黨國的重心，以一人領黨、國、軍，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就軍事而言，除了前面所講各種原因外，還有幾個重要原因也應提及，這就是仗打不好，背後還有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所致，例如：在其政治和經濟、社會政策方面：國民黨體制僵化，在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機構，用余英時的話説，蔣介石是「無效獨裁」。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國民黨對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層民眾的支持。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他是知道並同情底層民眾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有無錢多謀堕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益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殍在道，犬獸食屍，其惨狀更不忍聞。
同年8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纖上灘與提大錘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難，其惟改革社會，發展工業，以提高勞工生活，保護勞工健康而已，戰後急務莫過於此也。
但是，因各種原因，蔣介石並沒有將其想法和對底層民眾的關心附諸於具體有效的社會改良的行動，1949年2月1日，蔣介市在故鄉溪口又寫道：
為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着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今後整軍要着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説「要為實行三民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反對剝削、反對專制壓迫……而戰，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蔣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説對穩定台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復給他實踐之機會。
蔣是過渡年代'物，他的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這使他的言與行都有了若干現代色彩，然而他卻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齊家的傳統思想。到了二戰後，他仍堅持把西洋「科學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思想結合起來，甚至「不合時宜」地，或「對牛彈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員「必須皆有哲學與修養基礎，能以聖賢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實現聖賢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説軍事教
育應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中心，這句話，他從黃埔軍校，一直講到重慶，再講到大失敗之後的台北。由是觀之，在尚力又尚智謀的現實世界，蔣之落伍甚矣。蔣的軍事學「六藝」本無錯誤，但怎麼可抵抗或消解解放軍的「翻身打老蔣」、「訴苦」？
從曰記中看，蔣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敗的環境下，已盡了他個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對自己要求甚嚴，將修身與政治行動融為一體，在極端困難的境地，自我激勵，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無希望的救黨救國的行動，也就是他所説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對我更是如此」，應該説，他心目中的「保國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誠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犧牲皆為徒勞，大陸江山易手，蔣不得不退避台島。
原題《高華談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載《上海書評》，2009年9月13
日第15期，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