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在革命詞語的髙地上1
一、從俄式革命話語到毛澤東的革命話語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裏或影梘作品中，經常把20世紀50、 60年代稱之為「火紅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時代的特徵之一，就是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話語組成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紅色詞語的海洋裏，為它激動、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詞語即敍述，革命的詞語或革命的話語就是對於革命的敍述和表達。列寧有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早在20年代初，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就開始建構自己的革命話語，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解釋。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階級」特徵和「民族」特徵都還未充分呈現，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時期，中共與國民黨共用「打倒列強、除軍閥」、等一套革命話語，雖已包含反帝民族主義的內容，但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還沒有自己原創性的、體現「中國」民族特徵的、有關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敍述。在這一階段，中共的革命話語也未和黨的領袖的名字相聯繋，換言之，陳獨秀等並非是革命話語的原創者，中共的革命話語基本上來源於俄式共產主義。即便到了1927年國共分裂後，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階級」的主題雖已全面凸顯，但在一個較長的時期裏，中共革命話語還沒有產生自己的「民族」特徵，中國無產階級的有關革命的敍述，尤其是建制架構等方面，都具有濃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 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全面、系統地貫徹了全盤俄化的路線，已初步建構起具有俄式共產主義色彩的話語系統，這就是照抄照搬蘇聯經驗，「言必稱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約瑟夫•斯大林」，既有內容，更有形式：
在黨的建設和政權的建制方面：有「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卡爾•馬克思高級黨校」；
在革命軍隊和群眾武裝建制方面：有「少共國際師」、 「赤衛隊」、「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參加廣州暴動而犧牲的蘇聯駐穗副領事)」；
在肅反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
在青少年組織方面••不僅有共青圑，還有「皮安尼爾」——少年先鋒隊，凡年滿16至19歲的紅色青少年，皆可申請加入「皮安尼爾」，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表黨領導蘇區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眾教育系統：有列寧師範、列寧小學，各單位還闢有宣傳鼓動欄——列寧角；還有「高爾基戲劇學校」，蘇維埃劇團，即藍衫劇團（十月革命後蘇聯工人業餘劇團）；
在群眾組織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蘇區經常召開群眾大會，有時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有時紀念蘇聯紅軍節，凡開大會皆要成立主席團，甚至
「皮安尼爾」開會，也要花不少時間選出會議主席團。在重要會議上，被選入主席團的經常還有外國同志••蘇聯領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爾基、日共領袖片山潛、德共領袖台爾曼等。那是一個國際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年代，從紅色的莫斯科到紅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紅線連接着，中央蘇區的話語系統和制度框架與莫斯科沒有太大的區別，在偏僻貧困的贛南和閩西，似乎是又一個蘇式社會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產主義的話語環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紅軍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在蔣介石軍隊的圍剿下，中央蘇區已不能維持，革命話語賴以生存的基本環境即將消失。
第二，博古等「國際派」作為俄式話語的闡釋者在解釋、 敍述他們的經驗時已捉襟見肘。
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中央紅軍的關鍵崗位，以後又逐漸領導了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黨和紅軍已在陝北完全立足，晉察冀等幾個大戰略根據地在敵後也相繼開闢，革命話語已經得到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地理空間，可以依賴根據地試驗、推廣和傳播。
在中國革命p土壤中崛起的毛澤東立志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i卩以後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條不紊地對中央蘇區那一套話語系統和制度框架進行了轉換。然而舊的一套退出歷史舞台還需要一個過程，1939年延安舉行了中國女子大學的隆重的開學典禮，校長王明還是抑止不住要宣洩他滿頭腦的蘇俄崇拜的情緒。大會會場正中雖高懸毛澤東的畫像，卻又模仿蘇聯，在毛像的左右掛起了王明、朱德、周恩來、博古、劉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畫像。王明身為女大校長，總忘不了國際共運那些女革命家，於是校門兩邊的牆上又懸掛起蔡特金、伊巴露麗、克魯普斯卡婭的肖像……一時間，似乎又有些瑞金時代的氣氛了。
但是，時光畢竟不會倒轉。此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早已改名為中央黨校。不久，延安的馬列學院也易名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國家政治保衛局」這個完全俄化的名稱，也被改為中央社會部和邊區保安處，甚至延安的托兒所也名之為「洛杉磯托兒所」，卻不叫「莫斯科托兒所」。至於「皮安尼爾」，則早已不復存在，邊區有的只是兒童團。然而，毛澤東對洋名詞也並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黨內就保留了「布爾什維克」這個詞語，一來這個詞流傳甚廣，早已深入人心；二來這個詞也並非王明一人就能壟斷，其他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風運動中，毛就作過《布爾什維克十二條》的著名演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這個詞語才逐漸退出流行政治語彙，與此相聯繋，「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這個共產黨員之間的稱呼終於被「革命的敬禮」所取代。
在延安時期，毛創造了一個新的宏大的革命話語系統，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了起來。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國家的概念以及愛國主義不僅不重要，而且不利於世界無產者的團結。在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是愛國主義者，而是具有十分國際性的世界觀。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圖存的一個武器，毛澤東發展和強化了這一傳統，1938年更具體提出馬克思主義
在一切方面的中國化、中國氣派的重大命題。
毛還建立起以階級論為核心，以「群眾路線」為主要內容的平民主義敍述，對中國農民階級重下新定義。俄式解釋雖然早就提出中國革命的關鍵是要解決土地問題，也提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但是在江西時期，「鞋子」和「腳」卻不對稱。蘇區並沒有現代意義的產業工人階級，卻有各類「工會」，於是，只能以強化意識形態來暫時緩解「鞋子」和「腳」的「不對稱」的窘境，而在敍述上仍沒給農民階級「正名」，還是用「國際主義」、「皮安尼爾」、「少共國際師」等來提升農民的「無產階級」和「國際主義」的意識。
抗戰初期，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比江西蘇區更加落後，邊區和多數根據地基本沒有現代工業，沒有工人階級，只有不識字的農民。1937年，邊區的小學校只有120所，識字人群佔人口的百分之一，華池縣為二百分之一2，婦女基本不識字，纒足現象非常嚴重。在延安時期，在沿用江西蘇維埃敍述時「暗渡陳倉」，繼續保留「鞋子」（「工會」），但已開始在革命敍述中突顯農民的作用，農民的「勇敢」和「忠誠」被認為是體現了「樸素的階級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f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毛稱頌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i度褒揚中國農民的革命性，不僅是對俄式解釋及江西蘇區經驗的進一步的發展，也是面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對現實狀況的一種承認和強化，因為在「蘇維埃十年」（1928-1937)，黨和革命軍隊的主體就已是被廣泛動員的農民，抗戰以後，軍隊和黨得到巨大發展，其主體仍然是受過初步政治訓練的農民。
毛的有關知識分子的新敍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相關論述。馬克思認為，「革命階級」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會，在這種革命中，知識分子的角色是有意義的。列寧比馬克思對知識分子有更多的論述，他雖然對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對知識分子和舊階級的關係、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等則給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則第一次發明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概念。毛認為，共產黨、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是革命的領導核心，知識分子對於革命很重要，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只有書本知識，因而也是最無知識的，所以需要進行長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後對國共鬥爭是這樣解釋的，他説：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毛的新話語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和自我認知， 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會的中心。毛也改變了「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的自我體認，「五四」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肩負了「啟蒙」民眾和社會批評的責任，毛教育他們，真正應該接受「教育」和「啟蒙」的正是知識分子自己，工農則是知識分子的「老師」，正確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和工農相結合」，實現「工農化」、「大眾化」，而不是「化大眾」。毛將知識分子引以為重要的對社會的批評，轉變為要求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批評」。
毛通過對「知識」、「理論」、「人性」、「個人與集體」等概念重新下了定義，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構。他説，不能對實踐有用的理論就是狗屎，甚至還不如狗屎，因為狗屎還可以肥田3。在對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上，毛強調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知識分子應服從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強調個人對革命、對黨的責任，他甚至規定了革命文學的寫作原則，並使之成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創作原則(關於形式與內容、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普及與提高、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帶來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傳統話語的重新定義，其動力是西方文化的影響和本土現實環境的刺激，出現了流行的「五四」話語：人性、人道、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時局環境的強大影響，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進一步加速，知識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會批判結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徹底的政治化發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話語既源於列寧，又是他的獨創，他對文藝的政治功能的強調，較之普列漢諾夫、列寧、「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寧善於利用給詞語下定義達到革命的目的，列寧給「社會主義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義，稱自己的黨派為「布爾什維克」，雖然列寧一派當時並沒有得到多數社會主義者的擁護，但是「多數派」這個話語的使用造成了強大的_會影響。毛繼承了列寧的風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的革命話語氣勢磅礴，通俗易懂，極具鼓動性：「革命是不可戰勝的」，「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光明與黑暗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不可戰勝的」等等。
毛經過與王明等的鬥爭，取得了對詞語下定義的權力， 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他個人鮮明特色，也是比較固定的思維和表達方式，通過整風運動，基本掃清了俄式話語對黨的影響，從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話語」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抓住兩面旗幟，反帝反侵略，開展底層革命：第一面旗幟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抗日）；第二面旗幟是以平民主義（共產黨是窮人的黨），爭取底層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數；又以民主主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爭取到國內知識階層的同情和支持。
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 佔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至高點。
二、延安：一個革命的符號地帶
1937-1938年，國內政治較為開明，國民黨也抗戰，可是為什麼許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從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延安不僅抗戰，在那裏還擺脱了政治壓迫和經濟上的不平等，他們去延安是為了「幹革命」，去尋求生活的真正的意義。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佔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至高點。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當的程度上佔據了國統區的意識空間，從生活書店1935年的《出版總書目》中可以看到，這一年全國各出版社出版的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是32本，有關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著是23本，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著23本，有關計劃經濟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論著19本，而有關國民黨歷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義的出版物只有13本4。這類書在上世紀30、40年代，主要還是依靠像葉青這樣過去的共產黨員來寫。葉青的論著非常教條，也不通俗，影響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左翼文化已成為世界性的「紅色的三十年代」在東方的突出現象，就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話語已改變了一部分知識青年的意識。在許多左翼文化人看來，在國統區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種生活壓抑、庸俗、空虛、無聊、瑣碎，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
蒲魯東在1848年指出：「讓我們革命！在人們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實際意義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説過：「毫無疑問，美麗不能創造革命，然而總有一天，革命將需要美麗。」
和世俗化的、貧富對立的武漢、重慶、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個革命烏托邦的迷人的魅力，那兒有革命、激情、青春、戰鬥，還有集體主義、理想主義、斯巴達式的律己主義。延安就是這g—個近在眼前、觸手可及的「太陽城」。在這個「中國的西北角」，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在以革命為中心的平等的基礎上，許多青年相信，美麗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義的方面(陳學昭），而「我們的革命隊伍」就是一個革命同志愛的共同體。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個典型的革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充滿着意識形態符號的地理空間。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觀，都會被賦予一種豐富的意象，寶塔山、延河水、農民戴的白羊肚的那個毛巾、秧歌、紡車，都被賦予了一種思想的含義，從而成為某種鼓動性的符號。延安的中心話語就是革命，抗戰被包容於革命之中，革命成為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最重要的靈魂。特別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據地所奉行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對當時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義。具有平等意味的共產生活方式，是和大後方的和重慶的那種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對立，軍事共產主義體制對金錢物質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動員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據地是思想領域的一個過渡時期，是從江西時期到典範性的延安時期的過渡。在這個時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間裏存在着一種多樣性，一個是「五四」的話語，包括「五四」以後的啟蒙主義、平民主義的敍述，它還在流傳。第二種話語是俄式馬克思主義話語，從江西時期延續下來的那個布爾什維克等等。第三個就是毛澤東的強勢的新話語已經登場，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話語有三種，甚至更多一點的話語在那兒重合，有討論、有爭辯，或者説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種多樣性，出現了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主題就是革命、抗戰和共產主義。人們在這兒學習和工作，期待着未來，期待着一個新的理想社會。
在延安的知識分子中，甚至有一種非常國際化的視野和世界觀。在遠離歐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在關心着
西班牙保衛共和的戰鬥，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組織的幾十位中國同志甚至參加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國際縱隊」。在那個年代，延安的各類學校的學生都傳唱着「保衛黃河」和「延安頌」，李伯釗、陸定一、凱豐都會寫歌詞，三個人都有留俄的經歷，《黃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頌歌的原素和形式，表達出一種磅礴的崇高感、遠景感，和對新文明的憧憬感，極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識分子。
從根據地的幹部學校，從各種報刊宣傳品，傳播着一種革命的新話語，大家説着同一種語言，有着大致相同的價值觀，在自己的話語範圍內，是同志，是戰友，就像毛澤東所説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在同一話語中，人們互相激勵，互相溫暖。
延安知識分子渴望成為以革命為唯一志業的「有機化知識分子」（「組織化的知識分子」），這使得他們成為毛的話語的最熱烈的聽眾。五四遺產的一部分：愛國主義、平民主義、勞工神聖、社會改造，運用文藝改造社會，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與毛的新話語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聯繫性，革命、改造、鬥爭、愛國主義，這些都和延安知識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識分子和毛的新話語也有不相容的一面： 五四遺產的另一部分：自由主義、「健全的個人主義」、社會批評、知識分孕的「啟蒙」作用又與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識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來批評現實中的不完美現象，於是有了丁玲的《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話語的「中心」和「隙鏠」
直到1942年後，典範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現，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礎上，毛的革命話語通過對黨的歷史的重新敍述，通過「講故事」的形式，最終建立了起來。
第一個層面：重新編輯黨的歷史文獻，形成「兩條路線」——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場域，啟發高級領導人聯繋個人的歷史，帶頭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層深入，使全黨接受毛的新解釋；
第二個層面：毛帶頭講「故事」——毛敍述了黨的歷史上「欽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義」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導其他領導人講自己的「故事」，進而引導延安的每一個黨員講自己的「故事」，並將他們的個別經驗轉化為一個集體的經驗，這就是中國革命必須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
在這個過程中，延安的幹部認真學習文件（「整頓三風」、「布爾什維克十二條」，「四三決定」、「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二十二個文件》），寫讀書筆記和反省筆記，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脱褲子，割尾巴」；其間又貫穿改造文風、反對「黨八股」，用群眾語言、農民的語言，取代俄式教科書語言和「五四」後流行的「學生腔」。
思想學習加速了延安知識分子對新的革命話語的內化， 隨着革命的不斷前進，根據地的「一元化」新結構已初具規模，革命隊伍中的「差序、禮儀和規範」，本來就是思想轉化為制度過程中的必要的建構，但在另一方面，它又衝擊到
革命的核心價值「公平」，王實味的表達及所引起的強烈反應，在無意中建構起知識分子和革命體制關係的一種經典性的敍述。針對王實味事件，「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的提出，使階級出身的問題進一步突顯出來，階級出身作為衡量思想純化的尺規，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據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的重點對象也轉移到對已入黨或未入黨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對他們的組織審查。這也和江西時期的經驗有着延續性，只是在1934年長征以前，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沒有大群的外來知識分子，在蘇區展開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傾」為名目進行的黨內鬥爭或對敵鬥爭，對象既有黨內的知識分子，但更多的是紅軍指戰員。
經過延安整風，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身份認同：一方面， 他們是革命者，是戰士，是新話語的宣傳者，在革命的隊伍中，他們擔負着鼓動群眾的重要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帶有舊階級和舊意識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斷改造的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心悦誠服地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獲得了歸屬感。
毛的話語把「我們」和「他們」區別了開來，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話語在各革命根據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藝方面，出現了新表_的載體，改良後的新秧歌、信天遊、木刻、版畫、年畫，k革命和鬥爭的主題凸現出來，生動詮釋着毛的新概念。新話語也在國統區傳播，革命文藝戰士何其芳、劉白羽於1945年初赴重慶，在大後方闡釋新話語，擴大了這一革命話語的影響。
伴隨毛澤東的革命話語的普及、流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勝利，毛的革命話語也從延安的權威話語成了新中國的權威話語，作為一種全新的整體性的論述，它在那個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釋力和説服力。新中國成立後，延安知識分子成了全國宣傳、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者，他們在「教育、改造」原國統區的「舊知識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過他們的努力，一大批「舊知識分子」紛紛與過去的知識體系決裂，費孝通説：知識分子接受了，認為過去的一套完全無用了，都不行了。馮友蘭、金岳霖等人也都這樣，覺得思想非變不可了。而且認為是原罪論(sin)，「這個是歷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是知識體系不行了，歷史不是我們的了」，這個覆蓋面很大，潘光旦也是這樣，認為自己也不行的。「我們是文化投降，我們代表這個知識分子階層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個人的意識，也是真心誠意的」。
儘管整體性論述的「覆蓋面」極為廣大，但是，五四話語在毛的新話語成為中心話語後，並沒有徹底消失，而是潛隱在新話語的邊緣。由於在新話語和五四話語間有一種「重疊」，在某些特定環境下，整體性的敍述也會出現一道「隙縫」，反對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實事求是」、雙百方針、關心群眾生活，都可以被給予新的解讀，形成了與五四話語的「對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現如黃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閉上眼睛」等一批針砭時弊的雜文。
在1956年為時很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受到蘇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國也開始了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發生，卻在中國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強大的僵硬思維迅速將創新的思想火花撲滅，剛剛開始的對新發展、新路徑的探索在轉了一個彎後不但沒有回到原地，卻朝向一個更極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從根據地來的知識分子被他們的同志，也是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他們努力説服自己，強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敵人」的現實，希望在艱苦的勞動中得以「脱胎換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後，延安知識分子又被更激進的後來者——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竄紅的極左派「理論家」加以「規訓和懲戒」。「文革」前夕，周揚等延安知識分子和原國統區的「舊知識分子」被「一網打盡」，於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想起了王實味，對「規訓和懲戒」提出質疑和反思，王實味也成了持續性的集體記憶的符號，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識分子，如顧準等人，終於又回到了五四，走到了自由主義。
考察20世紀中國的革命話語，離不開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中國的大背景，這100多年的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20世紀有不同的回應方式，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其間的差異巨大，但兩者都是為了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
1. 都在追求「現代化」，並試圖把「民族性」融入現代化；
2. 都着力加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繋；
3. 都在謀求一種「最好的」治理中國的制度或管理形
式，傳統的思想及制度資源與外來因素融為一體，都被運用其中；
4. 都重梘意識形態敍述，希望以此整合社會意識，渴求出現一個能帶領民眾使民族走向復興的「英雄」，為達到此目標，在歷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礎上，積極建構「英雄創世紀」的社會記憶工程；
5. 都在做動員組織民眾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軍事化趨勢不斷增強等等。
為了追求一個現代中國，一百多年來，無數的中國人為之努力、奮鬥、犧牲，他們給後人留下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在過去革命話語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新文化，它改變了中國，也持續性地影響着我們。
今天的環境變了，人們需要探索新的思路。二十世紀波瀾起伏的中國革命和社會改造運動已進入歷史，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變着中國和世界，或許還是用的上80年代的一句老話，這就是在21世紀的當下，我們該如何面對過去？又如何面對未來？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8期。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吿》（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老解放區教育資料》(二），上，第4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版。
上述內容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已被刪去，原文見邊區總學委編：《整
頓三風二十二個文件》，第4-5頁，1942年延安印行；另參見王惠德： 《憶昔日》，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第79-8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平心編：《全國總書目》，ir海生活書店1935年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