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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
—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歷史學有很大的變化與發展，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論述，對我們認識過去、吸取歷史的經驗，推動近現代史的研究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檢梘近二十年有關近現代史的敍述，不難發現它們大致分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革命敍事和現代化敍事，上述兩種敍事方式佔據了近二十年近現代史敍事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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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革命敍事」產生於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義的史學，瞿秋白、張聞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機化」或「組織化」的新知識分子，從蘇聯和日本左翼新理論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範疇，建構了左翼革命力量對中國的現實，過去，和未來的認識和解釋的體系，其主要命題是論證中國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國主義侵略」、「封建主義壓迫J、「階級戰^」、「革命」、「人民群眾」、「工農專政」、「經濟的決定因素」等成為這種敍事的基本主題。2
所謂「現代化敍事」最初產生於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其主題是論證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經驗和教訓，傳統與現代、社會變遷、經濟增長因素、制度創新與政治參與、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等成為觀察，認識現代化問題的框架。3這兩種敍事方式都從各自的角度對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了歷史進程的實質。
「革命敍事」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第r次引入了蘇聯革命理論的基本概念，既強調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變革生產關係，推翻舊有秩序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強調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痛苦記憶，把中國近代看作是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中國，中國人民抵禦西方侵略、擴張的反抗過程。在這個敍事框架中，突出彰顯了反帝，底層造反，革命組織，革命領袖人物的思想和領導對推動歷史前進的重大作用。
「現代化敍事」是敍事方式的全面轉換，它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置放於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繋的視野下來認識，而這反映了一百多年來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即中國是在深受外國影響的背景下，展開現代化進程的。「現代化敍事」也把100多年來的中國歷史置放於社會變遷的大過程中，通過對現代化動力、範圍、速度、現代化的主體與客體等的研究來展現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層面相。這種從八十年代引入的敍事方式對現時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有直接的啟示作用。
然而這兩種敍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現代化敍事」 中，中國內部的因素經常會被不經意地忽略，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具有普適性；但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
多、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更有其特殊性，從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中產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蓋和解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
與「現代化敍事」相比較，「革命敍事」對我國歷史學的影響更大，在長達幾十年中，它是佔絕對支配地位的主流敍述，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革命敍事」產生於革命鬥爭的年代，具有強烈的思想政治動員色彩，在革命勝利之後，如何將這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敍述和深厚的學術性加以有機融合，是一個新的緊迫的課題，勿庸置疑，史學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遺憾的是，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革命敍事」就逐漸走向僵化和教條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的傳統，阻滯了學術性研究的展開和深入。
「革命敍事」逐漸教條化是和它過份追求「宏大敍述」而緊密聯繋的。反映在傳統的中國近現代史和黨史研究領域，「宏大敍述」的基本特點是：
1. 預設立場，無限制地擴張歷史學的宣傳、教化功能。以權威論述或權威文件為指導，有選擇性地剪裁史料，來論證某種權威性論述，對複雜的歷史進程做簡化的「必@性」的解釋，遮蔽了許多豐富鮮活的歷史層面。而事實是，歷史進程有它的多重面相，歷史學家應給歷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間。
2. 在敍述方式上，頻繁性地使用某種不言自明或無法證明的集合性語彙。
3. 在語言運用上，過份訴諸感情，具有某種居高臨下，訓導式的語言風格。
如果對「宏大敍述」作出一些結構性的調整，「革命敍事」仍有其重要意義，它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增強「現代化敍事」的本土性，也會有助於發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所以這兩種敍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並不存在誰是誰非的選擇的問題。開放的、相容並蓄的態度可以把不同的認識框架置放在一個平台上，為敍述者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這個開放性的平台上，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繋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或許能夠成為人們認識，分析歷史現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爾稱，歷史是「灰色的記憶」。即如有的史家所論述的：人類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們的社會活動，任何時候都不可能那麼單純……那樣容易地被轉換成這種或那種簡單抽象的角色符號和概念化身。4「『灰色歷史觀』反對在歷史分析時時『忘記』那些互相衝突的資料和觀點」，在對重大現象研究中故意迴避事實，只進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繹；「灰色的歷史觀」強調吸取其他社會學科的資源，同時注意運用的範圍和界限，防止濫用社會科學方法，以至過度解釋，深文周納，而主張研究者在運用社會科學概念時不露痕跡，「滋物細無聲」。所謂「新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敍述」對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資料選擇上的價值判斷，重視對各種史料——包括內容上互相衝突的史料——的收集、鑒別和廣泛地運用。5「新實證主義」也強調對歷史細部環節的注意，宏觀敍述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需要的，但更應通過細部研究來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從事實出發而不是概念先行，運用各種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強調總體把握也重視歷史的細節和差異，顯而易見，這些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當代史都是極為重要的。
所謂「當代中國史」是指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1949 年後中共成為執政黨，故而「當代中國史研究」要探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誠然，1949年後，由中央體現的黨與國家是社會的主導方面，但是主導方面並不就是一切，還有被主導的方面，也應是當代中國史的研究對象——丨949年後中國的地方，基層，社會，人民生活，理所當然也應在研究的視野之內。
「當代中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明顯的區別： 「國史」以政治為主線，在研究對象方面，側重於上層政治和政策的演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範圍較為寬廣，對社會的主導方面和轉主導方面都持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關注全局性的決策及其運作，也注重地方對決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層和下層的互動關係。在研究方法上，當代史強調對基層和社會進行實證性的研究，故而重視吸取社會科學多種學科的資源。
研究當代史有若干困難。以中國傳統而言，當代人不修當代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從大的方面講，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深厚影響；在另一個方面講，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確實存在着資料開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是否節制、利益關係的牽制等諸多因素的局限。然而1840年後，「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傳統被打破，魏源等首開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國以後，社會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劍農的名著《辛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即是當代人.當代史的典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修當代史提不上議事日程。這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已有一個高度統一的新意識形態，已經提供了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部解釋，形成了對全體社會成員，包括對歷史研究者的統一的認識和敍述的要求。這種統一性的認識和敍述規範以「大敍述」、「大概念」為基本框架，在其指導下，再輔之以簡明化的材料，以凸顯「歷史的鐵的邏輯演進規律」，其特點是高屋建瓴，以點帶面；不足之處在於：易忽略差異性和歷史面相的多重性。當然，對某些正在發生和不久前發生的事實，人們的認識需要一個沉澱的過程而不宜過早定論，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 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大敍述」、「大概念」繼續佔據主導地位的同時，更具多元性的新敍述概念從兩個方面被發掘、引入到歷史學研究領域，這就是中斷數十年的中國史學中的私人著述傳統，以及強調作者自主性的西方歷史學理論。隨着新敍述概念越來越被人們接受，故而當代人寫當代史已成為可能。另一個更重要的積極變化是，黨和國家為了總結建國後的歷史經驗，進一步配合和推動改革開放，一些檔案館陸續向社會開放，官方機構在80年代以來也相繼整理出版了許多當代史的重要文獻，從而為研究當代史提供了基本條件。由於建國後的歷史全面、深切地影響到億萬百姓的生活和命運，社會各界對探討當代史的一些問題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坊間也出現了大量有關1949年後的各類出版物，外國相關研究也被逐步介紹到中國。
總之，社會有需要，也具備了研究的初步條件，故而當代人可以研究當代歷史。這種研究雖然存在着某些客觀限制，但也有諸多便利條件，例如距今時代較近，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可保持較鮮活的個人感受；在資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遠而較為方便。
對50年代歷史的研究在當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義。首先，50年代是當代史的開端。研究當代史從五十年代起步，不僅是研究時序展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或從更久遠處啟動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我們當下的社會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馬克•布洛赫認為：理解活生生現實的能力是歷史學家最基本的素質。6 50年代為今日之基礎，影響既深且遠，今日之結構，框架，均奠定於此時期。以往在國內的學科分類譜系中，將這一時段的研究劃歸於政治學範疇，時光已進入到21世紀，50年代的歷史應屬於歷史學範疇了。其次7把研究範圍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還是因為自那以後的年代距今天較近，某些事情還在發展中，人們認識它，不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沒公佈的歷史資料，還需要一個認識沉澱的階段，即研究者主觀感情因素的冷卻，而50年代，已慢慢隱身於歷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為漸離漸遠的過去。
應該如何研究50年代這個距今不甚遙遠而影像又相對模糊的歷史時期？長久以來，對50年代至60年代初歷史的研究，在「革命敍事」的梘野下，就是「凱歌行進」、「艱苦探索」、「挫折調整」；而「現代化敍事」則將這十多年豐富、複雜的歷史簡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在這兩種敍事的視野下，我們有時就難以看到歷史的全貌，對那個時代無法獲得生動、具體的影像。
站在21世紀的歷史門檻，回顧和研究50年代的歷史進程，在充分肯定新國家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還應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環境的巨變確實對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但有沒有不同與主流的潛層意識？即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所説的歷史進程中的潛因素和隱蔽的趨向；7民眾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樣變化的？改變到什麼程度？宣傳對民眾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為國家強制行為？塑造或建構之所以有效，與知識分子有無聯繫？如果説，新知識分子參與了塑造，老知識分子是否就置身於外？事實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都參與了新敍述的建構，這在近年問世的宋雲彬日記《紅塵冷眼》中得到了印證。宋雲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給柳亞子寫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評柳亞子不顧場合，亂發牢騷，擔心柳的言論被美國或蔣介石所利用，作為攻擊中共的口實。宋雲彬對新秩序，新變化衷心擁護，但也保持個人看法。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歌頌「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卻在日記中自贬其文為「八股」。他一方面欽佩周恩來，又在日記中委婉批評領導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紀小學生，動輒做大報吿五六個小時。宋又批評所謂「學習討論會」，實際是黨八股訓話會。某次一重要領導同志作報吿，聽眾達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長，想溜出去，被警衛擋回。儘管宋和他的好友葉聖陶都不喜歡他所稱之為的「黨八股」和「人民八股」，卻又積極參加新敍述的創造，他們都成為1949年後第一批大中小學課本的撰述者。8如此種種，都顯示歷史是非平面化的。
馬克•布洛赫説，各時代的統一性是如此緊密，古今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9 10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是有其延續性的，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開始了一個新紀元，但一些近代以來的重大命題依然存在••追求中國的工業化，維護中國的疆土的統一和獨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學水平，等等。1(5在20世紀前半葉，國共兩黨都致力於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兩黨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結果也不同，兩黨在爭取各自目標的過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續到1949年之後，其間雖有流變，但基本方面都繼續保存，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發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響。因此，瞭解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研究當代史的1前提。
對50年代進#歷史學的研究，應跨越1949年的間隔。所謂「間隔」，即是將20世紀的歷史截為兩段，視彼此毫無關聯，而實際上一些歷史性的長時段因素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並沒有因1949年而中斷。應將20世紀的中國歷史置於一個長時段演進的背景下，進行各個側面的研究。馬克•布洛赫説：真正的時間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而歷史是持續發展的過程，不同的時代休戚相關，11要研究歷史就不能人為割斷過去和現在。
在這個基本方面，以往黨史學界多認識不足，對歷史長時段因素的影響及其表現，缺少應有的敏感。在某種模式化的敍述中，只看到「變革」的一面，對「延續」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視。這種模式化的認識方式不僅存在於史學界，也存在於人文和社會科學更廣泛的敍述中。胡風於1949年10月發表的《時間開始了》的長詩就表達了這種觀點，胡風是從歡呼新紀元的角度表達他對新中國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歷史學家，而研究歷史肯定需要觀照兩個方面：變革是從何處出發的，延續在變革中的流變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長的時期裏，「截然分開」已相沿成習，且這類敍述不甚注重具體史實之發現與考辯，而只從政策研究着手，多為宏大敍事和文本解釋，從中很少看到基層，也看不到社會的眾生相。近20年來，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研究者越來越多的涉及當代中國的研究領域，例如社會學對「單位制」的研究，對改革前後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狀況的研究。
台灣學者剛剛起步。1949年後兩岸長期對峙，90年代前，台灣對大陸50-60年代的敍述，除少數外，都屬於意識形態解釋學。近年來，台灣又有「去中國化」思潮之興起，目前只有陳永發教授等學者，本着中國情懷，堅守學術立場，關注、着手於50-60年代歷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灣中研院近史所召開了「50年代海峽兩岸研討會」，旨在倡導對五十年代歷史之研究。
檢梘50年代歷史，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在冷戰格局下，新國家、新制度的創立。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工業化的展開，全社會的高度組織化，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
新國家、新制度、新社會是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產物， 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當代史上繼續發揮重大的影響，成為建國、治國的「依賴路徑」，有力地型塑着50年代社會的面貌：
1.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長期領導武裝鬥爭勝利的結果，而這又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一個基本特點，這就是為了抵禦外來列強的侵略和改變國內的積貧積弱，中國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運用軍事手段實現政治目標，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從建國初開始，社會的組織化加速進&，在全社會的範圍內，軍事性的風格和精神氣質也逐漸濃厚，大大改變了世紀初以來，由受列強侵略而造成的民氣低落，精神低迷的狀態。五十年代，國家進入到建設時期，從蘇聯引進的蘇式經濟管理體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幫助中國建立起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中國的計劃管理模式事實上已具有「理性計劃經濟」的特徵，但是本土過去革命時代的經驗仍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後，軍事化或類軍事化的思維和管理方法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全面復活，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高潮。烏托邦主義配之以高度的組織化和軍事化的政治措施，軍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決一切問題的慣性，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六十年代初，軍事化動員模式在工業管理領域一度後退，但很快又捲土重來，並向其他<領域全面滲透。受到意識形態全面支持的集中劃一的思維和方法成為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顯著特點，以至「唯軍事至上」在「文革」初期達到巔峰。在戰爭年代運用高度集中統一的軍事化方法達成革命目標是順理成章的，在從軍事時期到和平時期的過渡階段，繼續沿用軍事化方法和手段進行快速動員，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大凡政權更替，勝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隨一場暴風驟雨般的摧枯拉朽的過程。但在進入長期和平建設階段後，遲遲未能建立起以法律為中心，體現共性和個性相協調的現代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現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這必然給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帶來消極影響。
2. 1949年，在農村進行了22年武裝鬥爭的革命者進入到城市，他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與知識分子結合，這是在執政的條件下建設國家，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的關鍵。但如陸定一同志所説的，解決這個課題對於黨和知識分子來説，都是有困難的，因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黨的幹部並不熟悉城市，而知識分子對革命也不暸解。12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佔了絕大的比重。13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的狹隘性和保守性被遮蓋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產自發性」上面，這就造成一種吊詭的現象：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繋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思路下，新老知識分子都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長時期內難以正常發揮。
3.毛澤東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革命的勝利使毛獲得極高的威望，毛成為了革命象徵和革命道德的最高體現，其權威具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性，在這種狀況下，領袖的自律和智慧成為政策糾錯的唯一條件。遺憾的是，50年代中後期後，一方面是毛的專斷性急劇發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堅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於是，在他的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昂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氣質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糾錯機制都無從建立。
列寧説，靠廣大工農的熱情、衝擊和英勇精神，可以解決革命的政治任務f軍事任務，「但這個優點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最危險的缺,i 了。我們總是向後看，以為這同樣可以解決經濟任務。但錯誤也正在這裏，因為情況改變了……不能企圖用昨天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任務。」14 1949年革命的勝利既是革命的到達點，也是建設的出發點，但「馬上得天下」並沒有很快轉化成為「下馬治天下」，這是因為對「革命」與「執政」的互動關係認識不清。「革命」一詞在近代中國有完全正面的意義，從孫中山開始，致力於改革中國現實的政治力量都自稱「革命者」或「革命黨h。革命成功後，革命者所面臨的環境和任務都變了，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為此需要對過去的傳統進行轉換，需要建立起以科層化為表徵的理性化的經濟和社會管理系統，培育具有相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時期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和戰時狀態下組織形式有着巨大的差異，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層制雖然存有種種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受空想烏托邦的破壞。空想烏托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浪漫主義，在追求理想主義的美好未來時，過去熟悉的記憶和經驗不斷被喚醒和複製，於是，迷信過去的傳統，延續過往的傳統，就成為應對現實和未來的不二法門，如此就很難在治國理念和組織形式上向現代公共管理轉變。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成為障礙性的因素，對此問題認識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從革命向執政轉化的困難。而這種轉化的遲滯一定會給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消極的影響。
指出和分析這些方面是為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觀察革命及其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在歷史上有重大的正面價值，一切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革命都是合理的。中國共產革命的出現和興起有着深刻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為此前的其他政治力量無法解決近代以來中國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中國革命就是那些基本矛盾，基本問題的反映。在肯定革命對推動社會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時，同時需要對革命的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深入的探討，否則無從解釋當代史，尤其是50年代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現象。時至今日，有些學者對「革命」及其內部機制作了更具體的分析：
1. 社會革命能夠導致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因為社會革命的基礎很廣泛，有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它的綱領確實符合近代化的主題：追求國家獨立、社會公正和解放，推動社會各項事業的進步。15
2. 社會革命也有後遺症的問題。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進入社會和個人的一切領域，其結果是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主發展，這就是國家力量無所不在，社會自主性和個人自主性受到限制並最終完全消失，16最後只剩下一個強大到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即列寧説過的所謂「兵營式的社會主義」。
鄒讜認為，26世紀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互相矛盾、衝突的方面：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空前地釋放了無數個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產生了中國新型的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和自由個人及團體；但另一方面，舊制度的全面崩潰使得中國這些新型知識精英和社會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儘快達成「國家制度重建」。在20世紀上半葉外來侵略的巨大壓力下，「國家制度重建」的目標以「社會革命」為手段而強有力地達成，但同時卻極大地犧牲了個人自由的目標。17
正因為如此，國內外學術界普遍高度評介1978年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進程，認為改革的實質就是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政治權力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大社會、小政府」。從國家主導方面來講，這種進程實際已愈來愈深入，這就是改善領導方式、改善執政方式，用現代公共管理來取代過去的革命動員的方式，也就是從「革命」向「執政」轉變，從「馬上得天下」到「下馬治天下」。
如何評價50年代？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近年來新左派在思想界頗為活躍，他們用以支持其觀點的重要論據就是高度評價50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新左派的梘野內，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價值。18而有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種全控主義的結構和體制。19我認為，似不急於在理論上進行無窮的討論，而應從基本史實研究開始，沉潛於地方和基層，在具體細密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再來討論理論問題。我認為對這個歷史階段的研究，應充分考慮國際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從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從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出發，着眼於考察「新制度與新國家的創立及民眾對此的反映和互動」，在史觀和方法上，是一種開放式的、相容並蓄的史觀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實證取向。它兼顧「革命敍事」和「現代化敍事」的合理成份，揚棄「宏大敍述」的教義化的邏輯演繹主義的空泛化，同時避免概念先行、忽視下層的缺失。具體而言，這是一種兼顧「宏觀」與「微觀」的「中觀」梘野，道理不言而喻，因為「宏大敍述」經常會遮蔽社會的真貌，而過細的微觀也容易導致兩種偏差：看不到同質社會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論」和過份的瑣碎。2°
歷史是否可以重構？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敍述者建構起來的。20 21還有人認為，有關「反右」、「大躍進」、「文革」的敍述就是佔據話語霸權地位的右翼知識分子杜撰出來的。22但我相信，過往歷史的物質和精神遺存是客觀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種視角和態度敍述它們，基本的歷史事實是無法改變的。
強調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的重要性也許不是多餘的，研究者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還要注重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感受。我認為研究當代史應該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敍述，而這個方面是我們的研究者所忽略的。當然對那個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和感受，也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看法，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複雜性，這也是歷史學永恆魅力之所在。費爾巴哈説過：「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23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也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過往的歷史，比過去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因為他們組成我們社會的最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更能便我們瞭解到歷史的多重面相。
原載《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總第40卷。
張聞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重印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何干之：《中國近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華崗：《中國大革命史》(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許紀霖、陳達凱：《中國現代化史》，上海三聯書店，1995。
姚大力：〈歷史學失去了魅力了嗎〉，《學説中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丨9 卜195、1%。
同注4。
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36。
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頁11。
宋雲彬：《紅塵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25-丨67。
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頁25。
美國柯偉林教授在〈認識二十世紀中國〉一文中將「疆域統一」、「統治中國」、「工業化」等視為20世紀中國的基本趨勢，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H世紀》200丨年10月號。
11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頁36。
12《陸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822。
到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共黨員組成中，工人成份所佔比重仍極小，以工人黨員最多的乘三省為例，在90萬產業工人中，黨員只有16508人，佔工人的丨.8%，到1949年】2月，農民黨員340萬1千人，佔黨員比重75.8%，文盲共309萬6千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趙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236 、 243 。
14《列寧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甘陽：〈編者前言〉載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xi、xii。
同注15。
同注15。
參見韓德強：《50年，30年和20年》載「士伯諮詢網」（http://www.petil23.net.cn/);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載《讀書》，卜)％年第3期；高默波：〈書寫歷史：高家村〉，載《讀書》，200]年，第1期。
蕭功秦：《與政治浪漫主義吿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68。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教授在2001年4月、200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關農村問題研究的午餐討論會的發言。她對社會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過份強調建構理論的現象多次提出坦率的批評。
21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和晚清的國族建構〉，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7年總第28期；張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國共戰爭歷史的想像與塑造〉，載《1949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年，第627-633頁。
參見「中_大饑危檔案網」（http://www.chinafamine.org/「異議論點集錦」）。
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轉引自蕭功秦，《知識分子與觀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