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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
一對一篇當代史回憶文本的解讀125
―、「高幹回憶文體」中的「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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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史回憶錄是一種很特別又饒有意味的敍述資料， 不管是昔日的軍政要人，還是文化名流，甚或是一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群眾，當他們展筆寫下回憶錄，那些距今不遠的人和事，由作者一一道來，不僅能勾起同處一個時代的讀者的回憶和聯想，也為後人留下一份私人化的記錄和思考，或多或少都給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信息和線索。
但是當代史回憶錄並不那麼可靠，任何時期的回憶錄都不盡然可靠，這主要是因為回憶錄寫作一般容易出現客觀性誤差(記憶模糊，張冠李戴等)和主觀性誤差(迴避某些問題，突出自我等)的問題。那些經正式出版的回憶錄還會遇到另一些問題，某些出版社的編輯會因為某些原因，執意要對作者加以「引導」，他們往往要求回憶錄的作者在敍述中強化或弱化、迴避某些問―。因此在閲讀回憶錄時需要加以鑒別。
和回憶錄的客觀性誤差相比，制約回憶錄作者的主觀性因素則更複雜一些，尤其是那些在新中國成立後做過黨政軍大員的高級幹部，即便離休下台，也要遵守某些寫作的「潛規則」，諸如為「聖人」和「大人」避諱，對某些敏感的人和事或模糊表述，或乾脆迴避之，這就是所謂「高幹回憶文體」。當然這裏的情況千差萬別：有些作者寫回憶錄的時候就是為了發表的，因此和「上面」的「口徑」就「對」得比較緊；也有人寫的回憶錄是準備藏之名山，留給後人的，言説就坦率直接的多；還有人寫回憶錄是要為自己所受的怨屈作申辯，對某些故去的人或事就很自然地做起了並非不合理的缺位的「審判」，而對自己的功績多有張揚，如此等等皆屬可以理解的「人性之弱點」。
筆者近來讀到的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的《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則屬於比較「另類」的一種回憶文本，説來它只是一篇回憶文章，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回憶錄。周林的這篇回憶文章刊載於1999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林紀念文集》，此書出版時周林已去世四年，依筆者的判斷，在周林的生前，這篇回憶文章沒有公開發表過，箇中原因有二：一是周林在文章中用許多篇幅點名批評了已離世多年的「老革命家」，在1964年下半年-1965年春主持貴州「四清」的原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章，這是比較罕見的，完全不合「高幹回憶文體」；二是，周林的這篇文章帶有「辯誣」的性質，涉及領導幹部之間的矛盾、分歧或「恩怨」，由於該文有上述兩個特點5雖然周林屬於「老同志」，他的這篇文章在生前也沒有地方可以發表。
貴州「四清運動」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個很大的事件，在當時被認為是「第二次解放貴州」126，牽涉到中央最高領導間的分歧，但是在中國國內和國外，對貴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關檔案沒有開放，學界幾乎沒有任何研究，筆者在資料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圍繞周林的這個回_憶文本，盡量擴展材料，將當年這個重大事件及其背後的北京高層的分歧勾勒出來，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關注貴州歷史上這個重大事件以及當代史回憶文本的價值和局限性的問題。
二、周林治黔的「功」與「過」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評的李大章都是毛時代的地方大員， 但是兩人在黨內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級的老幹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在法國勤工儉學，以後又和鄧小平等一起離法轉俄國學習，抗戰時期在太行八路軍總部工作，1949年後長期任四川省省長，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委員。李大章除了在「四清」運動期間短期代理過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建國後長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號人物。周林則是30年代中期入黨的年輕幹部，抗戰時期是陳毅的部下，建國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因為是黔籍，1951f被調回貴州工作，1954年升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政雙肩挑，一幹就是十年。貴州省的重要性固然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貴州，周林卻是説一不二的「第一把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個經濟落後、地處偏僻的省份；他甚至不是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直到80年代才擔任中顧委委員），和其他重要省份的第一書記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周林在貴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過，他的「功」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改善了貴州交通不便的狀況，先後改建了黔桂、黔滇兩條公路，1964年，全省81個縣市都通了汽車；在鐵路建設方面，1959年，黔桂鐵路修到貴陽，結束了貴陽不通火車的歷史。第C，周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態度較為務實。1956年，貴州發生「群眾性騷亂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謨、紫雲、羅佃三個縣的九個區八十九個鄉的苗族和布依族群眾，前後歷時八個月。以周林為首的貴州省委沒有採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堅持「穩慎」的方針，在冷靜分析後做出判斷，認為事件的起因主要是：「農業合作化搞得過急」、「統購統銷太緊」、「幹部違反政策」、「未照顧少數民族的特點」等。在周林和貴州省委的影響下，貴州省軍區向駐黔部隊發出指示，要求部隊堅決執行省委「和平解決」的方針，貴州省委還召開各種座談會，向群眾發放貸款，最終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十多年，有一種批評意見認為，周林在幹部和組織政策方面有較為濃厚的「地籍情結」或「地域觀念」，然而這種看法沒有涉及到問題的實質。大軍南下後，貴州省和其他南方各省一樣，幹部隊伍由兩部分人組成：南下幹部和地方幹部，由於當時事實上存在着一種全局性的在幹部和組織政策方面歧視地下黨幹部的導向，南方各省大多是南下幹部當家，貴州的情況也不例外，來自於冀魯豫根據地的南下幹部大多身居要津，而原地下黨幹部擔任的多是較為次要的工作，並在建國後的歷次運動中受到較多衝擊。在貴州省，還有一特殊情況，這就是擔任第一書記的周林是派回原籍工作的新四軍幹部，周林在年輕時代就離開家鄉投奔革命，在貴州沒有盤根錯節的人脈基礎，而貴州也沒有像古大存、馮白駒這樣的當地籍的元老幹部，更沒有一支像廣東那樣龐大的地下黨幹部群體，也許在北京看來，在貴州就不存在如同廣東那樣的「地方主義」勢力了，所以北京對周林是支持的。正是因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又兼了省長，這種情況在毛時代是不多見的。
50年代後，受到全國大環境的影響，中央發生的重大政治鬥爭一般都會波及到地方，加之傳統上的「一把手説了算」的決策和領導體制，各省的第一書記在所在省份都享有很高的權威，與第一書記意見不和或反對第一書記的意見，輕則被批判，重則就會被打成「反黨分子」，領導機關內部的一般工作上的意見分歧很容易就被上升到所謂「思想和路線鬥爭」的高度，而中央為了穩定地方工作，一般都維護各省第一書記的權威，批准或支持各省第一書記對那些「反黨分子」或「反黨集團」的處理。
有資料顯示，周林在貴州處理幹部問題時曾表現出某種第一書記乾綱獨斷、不容冒犯的特點，而這又和當時的全國性的「黨內鬥爭」、「路線鬥爭」糾纏在一起。50年代初發生的「高饒事件」4當時是一個震動全局的事件，高、饒罪名之一，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向黨伸手要權」。「高饒事件」後，周林把在省委會議上向他提出意見，希望周林卸下省長的擔子專做省委第一書記的原南下幹部，省委副書記申雲浦和省委宣傳部長劉釗打下去，把申雲浦贬到基層農場當副場長，劉釗則被開除黨籍，贬為安順師範學校的校長。127大躍進運動興起後，極左思想急速蔓延，省委副書記常頌因分管農村工作，熟悉農民情況，他直言批評當時的政策是：「條條鞭子打在農民身上」，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周林將常頌等幾個主張「反左」，和他意見不和的省委主要領導打成「反黨集團」（「常頌、夏德義、李庭桂反黨集團」），其時常頌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個「反黨集團」，128常頌等恰又是南下幹部，這就給不少人留下周林有「地籍情結」的看法。
周林治黔十餘年，犯下的最大的錯誤是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大辦「公社食堂」，大搞「反瞞產」，造成貴州眾多民眾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貴州在全國放了一個「大衛星」，出了一個長順縣大辦公社食堂的「十大優點」，1959年，貴州又搞了「捉鬼拿糧」（「反瞞產」），「打擊迫害基層幹部，越是執行得堅決的地方，死人越多。」129I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向毛彙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受到毛的表揚，説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130貴州省還被毛譽為「紅旗省」，號召各省向貴州學習。131其實1959年冬，遵義、湄潭、金沙等縣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僅金沙縣在困難時期就「非正常死亡」5.5萬人。132據人口學學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難時期，貴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74.6萬，佔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 〇」133 134對此，周林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然而，周林對貴州的災情並沒有隱匿不報，但上報情況是「縮水」的。周林自陳，I960年5月初，周恩來總理到貴陽視察，周林向周彙報了貴州「非正常死亡」的情況，1(3據知情者回憶，當時，周林領導的省委「極力向中央隱瞞真相，把大事化小」，135剛剛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書長的汪行遠，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貴州餓死人情況向中央寫報吿，他「不能不聽第一書記的話，參與寫這樣的假報吿，幫省委過r關」。136 I960年5月16日，貴州省委正式向中央報吿了遵義、湄潭、金沙事件，並自請處分。5月21日，中央批復貴州省委報吿，「免於處分」，提出要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訓，不要過於追究事件的責任。137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識到全國出了大問題，並陸續調整政策。但是對造成大饑荒的原因，還是堅持過去的那套思路，I960年11月，毛澤東將大饑荒歸之於「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138由於毛對農村形勢的判斷已經形成，I960年12月6日，周恩來代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139至於導致大批農民死亡的真正的禍首——公社食堂體制，則繼續堅持不動搖，一直到1961年5月，毛發話後，全國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I960年底至1961年冬春，大饑荒的災難已達到頂點，尤其是幾個原來的大躍進紅旗省的情況極為嚴重，貴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在這種情況下，就如2004年田紀雲所寫：「安徽、貴州、甘肅、河南、湖南等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迫於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產到戶即責任田的辦法」，140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對該省的「包產到戶」是明確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較隱晦，他對「包產到戶」説得很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下面去搞。和許多高幹一樣，大饑荒給周林很大的刺激，使其對過去幾年自己的作為作出了反省。1961年後，周林對貴州的大饑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對「遵義、金沙、湄潭事件」做過多次檢討。在農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復了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貴州省委還更進一步，宣佈荒山荒地誰種誰收，三年免徵公糧。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寬，恢復了少數民族自製傳統服飾所需的「藍靛土」、「姑娘田」、麻園等。貴州省委甚至把城鎮原屬於個人或集體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歸還給個人和集體，一時貴州省大小城鎮中，處處出現前門設店，後門設場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周林曾兩次去發生嚴重「非正常死亡」的湄潭縣。在該縣召開的四級幹部大會小組會上，當他聽説該縣「廣大幹部和農村群眾，沒有糧食，餓着肚子，也不去開倉拿糧」，很受感動，周林説：中國的農民太老實了。141在當時和周林有類似感受的領導幹部不在少數，據1961年陪同劉少奇梘察東北林區的吳江回憶，劉少奇在和東北地方領導人談話時也曾説過：「中國農民就是好，遭受這樣大的災禍也不起來造反」。142貴州省委新政策推出後，形勢迅速好轉，「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被扭轉。
三、貴州r四清」和劉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撤，公開的理由有三••貴州的建黨根子不正；鎮反、土改
不徹底；肅反、審幹、「清理中內層」未把好關。又稱： 「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貴州城鄉資本主義氾濫」，貴州「四清」的重點是貴陽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認為，「貴州已爛掉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貴陽市被宣佈是「小台灣」，143 144進而再擴大，使「一向沒沒無聞的貴州省，一下成為『第二台灣』、『第二香港』在全國名噪起來」。2()^
「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為劉少奇所獨創，以後又被正式使用於《後十條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此文件經過毛的修改，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改變了原《後十條》草案中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首先要解決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還提出全國完成這場運動需要五、六年或更長時間。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等各地大員都在1964年10月大作報吿，動員清除「反革命兩面政權」。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後，一時全國各地都在查找「小台灣」，甚至連武漢大學哲學系一個小小的單位，也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兩面政權」。145
主持貴州「四清」的工作團是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務書記兼新任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章被任命為西南局工作總團團長，在李大章背後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李井泉。中央並派出中央委員、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予以協助，李大章還帶上了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剛。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央和國家機關、4個大區和軍隊抽調2000名工作隊員，其中有1〇〇多名師局級幹部前往貴州，對全省區以上的領導實行層層奪權，146外派去貴州的「四清」工作團的陣容和規模如此之大，這在全國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後的是劉少奇，劉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貴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吿，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吿。147此時，貴陽市「氣氛相當緊張，省委領導空無一人」148 ;不僅各市、州委書記都去了昆明，連各部辦委的頭頭也都去了。當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劉少奇彙報貴州「四清」情況，卻有意不通知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參加。149
李大章大約在1964年9月2日或3日到達貴陽市上任，周林説，李大章向劉彙報，獲得「尚方寶劍」150，回貴州後就召開全省三級幹部大會，大幹了起來。用李大章自己的話説，他來貴州的使命就是：「使貴州一千七百萬各族人民重見天日」151。在周林的回憶中，沒有具體交待劉少奇對貴州「四清」的指示，即「尚方寶劍」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但是從李大章的説辭中還是可以清楚看到劉少奇的意見。例如，李大章説，貴州前一階段的「四清」是失敗的，是走了「過場」，152此話完全是劉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劉少奇在南京，對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也説過同樣的話。153 154只是江渭清比較有辦法，後台也硬些，讓劉少奇碰了一個軟釘子，江渭清也就沒有落下像周林那樣的下場和全省幹部的大換班。
西南局對貴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實事求是的。1949年底， 蘇振華率二野五兵團解放貴州，任省委書記和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肅清國民黨殘餘分子，在1951年「鎮反運動」中，前政權時代貴州的81個縣長「全部被處決」。3(1 50年代初，貴州對地富的「管制」大面積超標。155至於「包產到戶」也不是如李大章所指稱的佔全省農戶的70%，經「工作團」派大批幹部下鄉調查，1964年貴州農村的單幹戶只佔全省農戶的5%。156有材料顯示，就是在「包產到戶」達到高峰的1962-1963年，貴州全省包產到戶只佔到40%，只有個別邊遠地區達到80%。157在貴州，可以説建國後的15年，除了在60年代初對瀕臨餓死的農民實行過緩和的政策，從沒見過什麼時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團對貴州一些領導幹部的指控也並非空穴來風，例如，和周林關係密切的貴陽市委某主要領導被揭發犯有「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一些幹部揭發周林等在花溪等風景區給自己安排很好的休養環境；158在大饑荒時期，一些幹部欺上瞞下，打擊群眾，尤其是貴州作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最多的「四大名旦」（河南、安徽、甘肅、貴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處理而「滑」了過去(其實四川等省的情況也極為嚴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鎖消息，山東大面積「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則在I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許多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在周林治黔十餘年間，地方幹部和南下的原冀魯豫幹部，矛盾長期積累，現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來了一個總爆發，只是用的是「反擊資本主義復辟」的這些詞彙來做包裝，而把這深一層的矛盾掩蓋了起來。
貴州省的「四清」在全國是非常特別的，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周林降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職也被免去。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候補書記一人，及四個省委常委被停職反省。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在整個大四清過程中，除反復地播放『桃園經驗』錄音之外」，就是要幹部們學習李大章的報吿159。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160。畢節、安順、銅仁等三個地委書記和遵義地委副書記均遭免職被批鬥。幾年前才從東北調往貴州工作，擔任貴州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的汪小川，雖然是老紅軍，也被鬥爭了近四十天161。僅晴隆縣1,875名黨員受各種處分就達430人，新劃地主、富農164戶，四類分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分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217人。「頃刻之間，貴州的大批幹部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職、革職，有的遭到開除黨籍、工職，有的甚至遭到逮捕，關進監牢」。162
貴州的特殊性在於「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已不是一個個「爛掉」的基層單位，而是擴大到一個省會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貴州省公安廳「個別人」誣吿貴陽市委書記伍嘉謨包庇貴陽市公安局貪污黃金，並咬定原貴陽市市長秦天真是「叛徒」。雖然幾經調查，上述指控都沒有事實憑據，但公安部門還是查抄了伍嘉謨的家，此時伍已被隔離審查，在伍的家裏沒有人在的情況下，據説在伍家的字紙簍的一張報紙的邊上中發現了「反動文字」——「中華民國萬歲」。伍隨即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開除黨籍，判刑五年。貴陽市公安局長孫登善也被達捕。貴陽市委副書記夏頁文被戴上「修正主義」帽子，貴陽市市長紫龍被撤換、批鬥，貴陽市委宣傳部長朱厚澤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下放勞動。貴陽市南明區區委書記李增賢也被捕入獄。163 164
貴陽市的情況正好印證劉少奇的「反革命兩面政權」 的新概念，李大章認為，「貴陽市的問題就是貴州省的縮影」，「只要伸手去摸，沒有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不是爛透了的」4(1。伍嘉謨的「現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個從上到下都「爛掉」的市委，從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範圍內全面推廣。
劉少奇為什麼在1962年不拿下周林？而是推遲了兩年？ 周林和曾希聖的fe質一樣，都是先期緊跟毛，後來搞了「責任田」，1962年初，劉拿曾開刀，曾希聖和河南的吳芝圃，還有1960年下台的山東的舒同，都先後被劉少奇拿下，轉而做不安排具體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頭書記。甘肅省原第一書記張仲良的運氣稍好些，被調到江蘇做了排名第五、第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可是周林卻沒事，照樣做他的省委第一書記，和大躍進的急先鋒王任重和李井泉的情況相類似。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聖(安徽）、吳芝圃(河南）、張仲良(甘肅）、高峰(青海）、舒同（山東)等人相比，周林的錯誤還不是特別大，再者，-次拿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會刺激毛。
劉少奇跟隨毛的時間長了，早學來毛的一套，搞運動總要先拿幾個人開刀，以壯聲威，劉少奇事隔兩年後拿周林開刀，就是要為他的「四清」在全國開道。與此同時，劉少奇也拿江渭清的一份講話説事，又是當面批評，又是寫信批評，還把自己寫給江渭清的信批轉全黨，165都是出於同一的目的。由於江渭清沒搞過「責任田」，劉不能抓他「右」的小辮子，於是就批江渭清是「教條主義」。劉少奇拿周林祭旗，借「包產到戶」之事批周林，誰都不能説一個「不」字。況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關係也很遠，份量最輕；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愛將，一直就左，沒有「小辮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過「責任田」，頭上有「小辮子」，於是被劉選上。
在這個過程中，西南局起什麼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不可能僅由李井泉決定，這時的李井泉跟劉少奇很緊。李井泉在四川從沒「右」過，大可以不懼劉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華東局的柯慶施，1964年不也是逼江渭清向劉少奇認錯嗎？ 166在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上，柯慶施也是順着劉的有關「四清」意見，沒有表示異議。167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着雄厚的革命資歷，又是西南局常務書記，其人對李井泉在大躍進時期搞的極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對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滿，李井泉對李大章不能向對其他書記那樣頤指氣使。李大章這次為什麼這麼左？這不符合他的一慣的風格，一個線索可能多少説明一些問題，李大章雖然是「老資格」，但除了在建國初短期任過西康省省委書記，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個省的代書記，而這是劉少奇給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績給劉少奇看。
錢瑛起什麼作用？中央派她去貴州，一定是劉、鄧的決定。在新四軍時期，劉少奇就認識錢瑛，建國後，錢瑛和劉少奇也有較好的上下級的工作關係，錢瑛為人正派，是公認的優秀的領導幹部。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錢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調查，回北京後向劉少奇等做了彙報，才揭開了曾希聖的「蓋子」。1962年上半年，錢瑛在安徽為正在「勞改」的兩位高級幹部：被曾希聖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和曾希聖被打成「右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土革命分子」，也在「勞改」的前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平了反。錢瑛還頂住壓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錢瑛有如此膽略，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168錢瑛去貴州的時間要早於李大章，1964年6月左右，中央監委的工作組就已到達貴陽市，錢瑛去貴州後，「分管城市四清」，重點是在貴陽市，具體任務就是「揭開貴陽市的蓋子」169，從1965年8月她在一次會議上的談話看，在貴州期間，錢瑛是按照四清工作總團的部署工作的，但是到了在1965年8月，錢瑛也遵照該年初中央頒發的《二十三條》的口徑，不再説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而是改口説：「貴陽的絕大多數幹部，是擁護革命、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170四、在「四清運動」中高漲的劉少奇的權威
貴陽市的「四清」頗有點像上世紀30年代蘇聯「大肅反」期間偵破的那些層出不窮的「間諜破壞案」，都是由「契卡」人員率先「揭發」，然後由「契卡」部門介入，擴大偵察，再對主要領導幹部實行逮捕。和蘇聯的「肅反」不同的是，60年代貴陽的「四清」和全國各地的「四清」一樣，還穿插了一個「群眾運動」，也就是多了一個在黨委或工作隊領導下的宣講中央文件、發動群眾、檢舉揭發、交待問題、批鬥大會、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寬嚴結合」、「戴帽」、「逮捕」的過程。貴陽的「四清」帶動了全省運
動，一時間，貴州到處瀰漫緊張、肅殺的氣氛。周林對貴州的「四清」很有意見，也不同意對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寫了申訴報吿，通過省委機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171
從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劉少奇有關「四清」的部署的。8月底，毛同意中央批轉「桃園經驗」，又同意劉少奇對江渭清的批評信，還親自參與了劉的批評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劉主持的《後十條修正草案》，也對其做了修改。「民主革命補課」，「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1964年，毛還同意在城市街道「劃階級成份」，成立「勞動人民協會」。172
毛的極左，是實實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對劉的「同意」，卻是表象。毛枇准下發「桃園經驗」，是很勉強的。毛同意下發《後十條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異議，而劉少奇8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幹部大會上的報吿，又嚴重刺激、傷害了毛，從而導致毛、劉矛盾的激化。
劉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權力高峰，6 —8月，他帶着夫人王光美從北方走到南方，在十四個省市作巡迴報吿。劉少奇返回北京後，8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又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吿。劉少奇在大會上説：搞運動，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不蹲點，就不能做領導工作。劉還在報吿中用較大的篇幅批評了毛批發的《後十條》，他説，現在敵人利用這個《後十條》來頂工作隊，第二個十條對於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寫得不夠，「以後不要強調了」。173
劉的這天的報吿「出軌」之處太多，本來彭真是要把劉的這次講話整理下發的，陳伯達、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對劉的講話做了整理，把講話中明顯涉及毛的內容全部删除，但後來，劉少奇「突然」決定不下發了。174°劉為什麼不同意下發他的這次報吿？是事後覺得講話不妥，或乾脆就是對刪去他的講話不滿，又不便明説？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日大會上，劉少奇顯現了他的「領袖權威」正在上升的氣勢。據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李新回憶，在劉沒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着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着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説：「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説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説：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175
在現場的周恩來只能對劉少奇予以配合，據李新説，周「很溫和地對大家説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講話，雖然很簡
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又説，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很快即將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並轉身向劉少奇説：我看可以讓王光美到各單位去作報吿嘛。然後對台下的大家説：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志去作報告，口頭報吿比書面報吿會更生動些，豐富些。隨即宣佈散會」。176
劉少奇這天的報吿震動很大，一些幹部對劉的報吿很反感，乃是因為劉在這天的報吿大會上顯擺出的「氣勢」和他對王光美的「吹捧」，他的報告中對毛的不恭之詞反而沒被聽眾捕獲到。那一天北京氣溫很高，「這個會議，連頭到尾，總共不到一個鐘頭」，劉少奇畢竟還不是毛，「在這麼大熱天把這麼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意的」。劉少奇可能也沒想到自己對王光美的幾句贊詞造成的後果是如此嚴重。李新説：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説：「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駡娘，駡得很難聽，特別是駡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177聯想到兩年多後，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地方大員批劉不多\軍隊將帥則集中對劉開火，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劉少奇在1964年夏確實不夠謹慎，他帶着夫人四處巡講「桃園經驗」，又在報吿中高調宣傳王光美，已嚴重「破」了黨的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在中共黨內，由中央領
導同志和夫人一起巡迴做報吿，這是第一次。鄧穎超是黨的元老，但是周恩來從來不會出面宣傳他的夫人，更不會帶着鄧穎超周遊四方，去談什麼「婦女工作的經驗」。毛支持江青是無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開的行動也就是出席觀看江青搞的幾個「現代革命京劇」，然而劉少奇卻完全忘記了這些。
江青沒有參加8月1日的劉少奇報吿大會，但是她瞭解一切情況。據《王力反思錄》披露，江青為此事專門找到毛哭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吿，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吿了。178從李新對這天會場氣氛的描述，軍隊幹部，包括像李新這樣的文職高幹對劉的講話都是這樣的不滿，江青有如此之反映，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這段敍述應是可靠的。
五、毛對貴州「四清」的干預
8月後，毛對劉的態度已有變化，但他還是對劉採「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劉的勢頭太大；二是劉的不少話也是從他那兒搬來的，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讓毛有苦説不出；第三，毛還要看劉走多遠。所以毛對「桃園經驗」和劉主持制定的幾件文件都批轉了。但是，毛在對劉作妥協時，對劉的不滿還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劉少奇作為全國「四清」總指揮的角色進一步明確化了。陳伯達晚年説，是他向毛建議讓劉少奇總抓「四清」，被毛接受的。179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又決定，由劉少奇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工作。劉少奇一時位高權重，對毛的意見竟也置之不理了。就在劉少奇前往武漢的前一天，8月4日，預定隨同劉前往廣州修改《後十條》的田家英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還有什麼意見時，毛提到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然而，當田家英在專機上向劉彙報毛的意見時，劉「緊雛眉頭，沒有説話」。180
劉少奇雖然知道毛對他的「四清」設想有不同意見，但並不準備按毛的意見進行修正，他反而要進一步壓毛同意他的主張。8月16日，劉在廣州給毛寫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屬的幾個省委拉出來，來壯大自己的聲音。他在信中説，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見，中南局也贊成他的建議，並準備在中南五省推行，這就是改變原來「四清」以縣委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先搞一個縣，此即以後在全國各地推廣的以「四清工作總團」，「四清工作分總團」取代地委和縣委的方法。181顯而易見，劉的這個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是不一致的。
在劉少奇的壓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讓，他在18日給劉覆信，表示「完全贊成」劉的意見。182 8月19日，劉又給毛寫信，這一次他拉上的是陳伯達，劉把陳伯達推到前面，説陳伯達「極力主張」把王光美的報吿下發各地，劉直接要求毛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甚至把批語也寫好，他在為中央代擬的批語中寫道：王光美的報吿是有「普遍意義的」。183 184劉少奇志在必得，舉薦「桃園經驗」的力度如此之大，連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都以為，王光美報吿的下發，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周恩來在8月1日劉少奇的報吿大會上就宣稱，王光美的報吿中央很快要下發，6(1這種情況使毛不得不再次作出退讓。但是這一次，毛不願意做得那麼乾脆，他把劉的報吿先壓下來，8月27日，毛就下發王光美的報吿寫下了耐人尋味的幾句話：「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185而在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吿的前一天，1964年的8月31日，在新華社編發的供黨內地委級以上領導幹部閲讀的《內部參考》上，已用《一場偉大革命的實踐》的題目，分十一個小標題，以三十頁的篇幅，詳細摘要發表了「桃園經驗」報告。186
顯然，毛對劉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對劉作妥協時，非常希望從地方大員那兒聽到對劉的不同意見。1964年8月下旬，當毛瞭解到李雪峰的華北局的一些負責幹部對劉搞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持有異議時，十分振奮，他馬
上下令，暫緩下發劉的《後十條修正草案》，「立刻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找到北京開會，重議劉少奇同志的意見」。毛明確提出：「華北有不同意見」。187毛有意壓一下劉少奇的氣焰，來聲援李雪峰，毛説，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188毛的此番話，頗似遊戲之言，確也不盡然，本來劉少奇的「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確定的，那時毛對劉少奇是滿意的，現在毛對劉少奇不滿意了，改授給也曾在白區工作過的李雪峰，仍在情理之中。
8月後，毛對劉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這就是在表面上繼續支持劉的同時，斷斷續續，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達他對劉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説幾句肯定劉少奇的話，繞了一圈後，就對派出「四清工作團」取代縣委、「集中一萬個工作隊員在一個縣搞大兵團作戰」，表示疑問。就在毛批轉王光美報吿的前兩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毛還作了一個「自我批評」，毛説，他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沒有先徵求華北的意見，「這是一個缺點」，189毛甚至在這次講話中公開了他對王光美的不滿，向各地大員表明心跡了，他説，「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彙報一次，河北省就沒一人能指揮」。可是，各路大員沒一人接他的話碴兒，劉少奇對毛的這些話，卻故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諸侯也都順着劉，甚至當劉主持會議，重申其意見後，李雪峰就檢討了，連當年毛的兩員大將李井泉、柯慶施都表示贊同劉少奇的意見。190李雪峰為了不和王光美爭風頭，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還提供了一個「城市要普遍地劃階級」的經驗。191
更嚴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在各地梘察時的講話已成為「真經」在各省市傳達，並在全國各地開始貫徹落實。北京市委抽調11 695名工作隊員，「集中力量到通縣打殲滅戰」。192 1964年8月初，山東省委舉行工作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少奇同志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點經驗的介紹」。193 194河南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一致擁護少奇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採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開展四清運動」。7° 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舉行省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劉的講話，劉的幾個核心概念：「蹲點」，「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中」，「依靠群眾是團結幹部的前題」，在幹部中得到普及。在福建省委擴大會議上，與會者對照劉的講話，檢查「在運動中總是束手束足，怕字當頭，怕幹部躺倒，怕影響生產，怕後遺症，怕平反，怕吿狀」，「許多同志對運動中發生的一些缺點錯誤，那怕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也顧慮重重」，「對目前基層單位有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這種嚴重情況估計不足，有的甚至發生懷疑」。福建省的幹部還把問題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就是由於他們不敢發動群眾，他們「在運動中不知不覺地做了資產階級革命家」。195顯然，福建同志沒有創造這個概念的水平，它也是來自劉少奇，只是兩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又把這個稱號還給了劉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見群眾時説，少奇同志是資產階級革命家。
地方大員沿着劉少奇掌管的黨機器的巨大慣性，全面落實劉的方針，毛一時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11月，劉瀾濤、陶鑄、張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員紛紛在黨內做報吿，大談他們如何通過「學習少奇同志指示」，創造出的指導「四清運動」的「經驗」。他們所做的報吿既有理論色彩，又有階級鬥爭如何尖鋭激烈的生動實例。196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農村社教工作會議上還説：「少奇同志給江渭清同志信裏面提出的批評，對我們也完全適合」，而他本人則經過蹲點，找到了「為什麼會出現和平演變和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原因。197這種情況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劉「單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對劉的不滿已在上層的小圈子裏爆發，毛開始對劉作不點名的連續性的批評，周林的申訴恰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是黨的總書記，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訴信後就批轉給所有政治局委員。而賀龍的態度就非常明確，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領導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貴州省代表團來北京參加三屆人大會議，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賀龍時，他就明確反對否定前貴州省委，他説，你們這樣做，把老西南局放在什麼地位？周恩來則是從側面批評了李大章。當周得知三屆人大會議沒有安排貴州代表發言，就向李大章訊問，得到的回答是：貴州已「爛掉了」，不必發言了。李大章的這番話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周説：全國的形勢都大好，怎麼你們貴州就不一樣呢？大會最後還是安排了貴州省的代表發了言。198周、鄧、賀都知道！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毛、劉之間就「四清」問題發生的爭執，在1965年1月為劉少奇開的中央層「民主生活會」上，賀龍還「批評幫助」過劉少奇。
毛對貴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的1月，這和他對劉少奇表示不滿，發佈《二十三條》在同一時候。周林提到的一個細節，不明就裏的讀者是看不明白的，這就是毛對陳剛的反感。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毛問李大章帶了些什麼人去貴州搞「四清」？當李大章回答説有陳剛等人時，毛當即對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199為什麼毛一聽到陳剛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反應？周林在文中沒有一字説明，也沒有交待陳剛的背景。陳剛又名易爾士，原名劉作撫，和毛是老相識，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贛南蘇區的「提款委員」，「富田事變」爆發時一度被起事的部隊所抓，後被釋放回到上海中央。劉作撫於1935年去莫斯科，抗戰爆發後回到延安，改名陳剛，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農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長，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200毛對陳剛如此敏感，是過去歷史上的原因嗎？還是毛認為他的長期的「契卡」背景不適合擔任一個省的第三把手？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從不喜歡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幹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國後，毛可以任用李克農、孔原來管「契卡」系統，以後又讓楊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統的工作，但絕不許「契卡」幹部染指地方黨政工作。1965年初，毛雖然沒説陳剛一句「壞話」，但討厭他的意思已很明確，李井泉、李大章心領神會，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陳剛的貴州省委代理第三書記的職務，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賈啟允任貴州省委第三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做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取代了李大章，錢瑛也被調回了北京，算是給了毛一個交代。
在毛時代，通常情況下，不管是大幹部，還是小幹部， 被毛惦記都是好事，但對有些人來説，被老人家惦記就不是什麼好事了。和陳剛情況相類似，也是在1965年1月毛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在北京突然向陳伯達問起鄧力群。毛問：鄧力群現在$何處？幹什麼？毛還提起鄧力群一個曾在國民黨中任要職的1哥哥的名字。毛甚至「衝着陳伯達」問，I960年他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是不是陳伯達把鄧力群拉來做記錄的？ 「陳伯達聞言大驚失色」，回來和康生商量後，打發鄧力群走人，將他從《紅旗》雜誌社調到桂林地委任副書記，讓毛看不到他。鄧力群不解為何突然調動他的工作，「為此幾次找陳伯達和康生，但他們都迴避不
見」。201
毛對周林則一向是關照的，1962年周林受過毛的保護， 「七千人大會」期間，毛請幾個災情最嚴重，正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評的河南、安徽、山東、甘肅、貴州等省的第一書記一桌吃飯，當周林向毛檢討時，毛説启己也有責任，對周林撫慰有加，202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樣，都沒因大躍進期間犯下的嚴重錯誤而受到責罰。1965年1月，毛發話，要周林立即復職，李井泉竟以「周林在貴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話擋了回去。其實李井泉所言不虛，經數月批判，周林在貴州的聲譽已嚴重受損，和周林關係密切的大批幹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處理，如果周林復辟回黔，貴州再一次「翻燒餅」，該省的政局將發生嚴重動盪，西南局的威信將被嚴重損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調回成都的西南局，和剛從上海調到成都的，也是長期賦閑的原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一樣，做了西南局一個不管事的空頭書記。
六、劉少奇「四清」模式的失敗
周林雖沒復職，但貴州「四清」的方向已被扭轉了過來。
「桃園經驗」還只是「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現在又來了一個省會城市貴陽的「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典型，接下去，難保不會擴大到一個省的「反革命兩面政權J。毛適時作出反擊，幾句話，就讓劉少奇的計劃泡湯了，儘管毛沒有救下周林。
貴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到12月，起初，雷厲風行，批判、鬥爭、撤職、逮捕，丨〇月31日，貴州省委發文，要求「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現行破壞活動」，全省風聲鶴唳，一時「因捕、拘過多」，甚至「造成監所擁擠」203 ;之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1965年雖然還有餘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還壓周林承認「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但那已是強弩之末了。周林有了《二十三條》撐腰，拒不接受二李的結論，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無辦法。204°此時劉少奇雖然還全面管事，但説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發話後，李井泉調整了和周林的關係，1965年7月中旬，他吿訴周林，「貴州的四清問題，小平同志説不做結論了」，李井泉又説，堅持要給貴州四清做結論，「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對貴州的四清運動不做結論，耿耿於懷，食不下嚥」，205現在李1井泉搖身一變，儼然貴州的四清和他沒有關係了。
劉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説是失敗了。大饑荒時期貴州的問題確實極為嚴重，大批群眾因絕糧而「非正常死亡」，幹部違法亂紀非常普遍，理應依法嚴肅處理，有資料説，死人「最嚴重的湄潭縣，後來槍斃了一個違法亂紀的副縣長」。206劉少奇在治國方面，有非常務實和理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劉頂住巨大的壓力，站出來領頭，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攜手，全力挽救經濟，拯救人民生命，為國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貢獻，其功績永載史冊。但是，劉又有「走偏鋒」的特點，1962年下半年後，在毛一手營造的極左大氣候下，劉不願或無力抵擋，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調，順風扯帆，到了丨964年甚至比毛還要左。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大棒下，不僅許多無辜幹部受難，已在社會底層的前國民黨時代的留用的人員也一再受到嚴厲打擊，一些被處理的幹部，特別是在城鎮工作的幹部，和大饑荒時期的違法亂紀並沒有關係，就是因為出身不好，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劉在1964年的這些舉措，很難説沒有他的個人的目的，許多情況都表明，劉想藉「四清」真正樹立起他「號令天下」的權威。
由於毛對劉進行了強力干預，劉沒成功，否則貴州經驗就會在全國其他省份推廣，「反革命兩面政權」會遍於國中，全國難免不會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國民黨特務案」、「美國間諜案」、「反革命暗殺案」肯定會隨影而來。劉少奇雖沒搞一個像毛那樣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從貴州的情況看，在劉的理論的指導下，是用黨機關加上公安系統作為推動運動的動力，這可能就是劉少奇有別於毛的搞運動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陳
剛做貴州省委代理第三書記，不應只是一種巧合，這可能和劉少奇過去搞地下鬥爭的經歷有關。既然貴陽市已成了「小台灣」了，那就須要派「紅色特工」深入「敵營」，摸清「敵情」，去解決問題了。在更大的範圍內，劉少奇指導的四清工作隊，就像戰爭年代的「敵後武工隊」，這一百多萬工作隊員，先集中學文件「反右傾」，在工作隊中查找「壞人」，繼之「偵察敵情」，「排查線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進駐鄉村，大搞「扎根串聯」，難怪被毛批評為「神秘主義」！
無獨有偶，1964年6月，在劉少奇夫婦到南京開講「桃園經驗」回到北京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又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分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而在會議之前的7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207
與此同時，由劉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指導的陝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開道，數月間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長安縣新劃地富4,558戶，查出所謂四類分f 3,492人。該省還用「隔離審查」的名義把一批中層幹部投入變相監獄。在地區和縣一級，則用辦「集訓班」的形式，「對一枇幹部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審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持有異議，剛剛着手糾偏，就遭到劉瀾濤等的嚴重打擊，被扣上反對劉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持續批判。208
由此可見，用抓「現行反革命」來推動運動，已成為1964年劉少奇領導「四清」的一個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層層抓人，人人膽寒，這種方法既省事，又省力，乾脆明快，震懾力大，馬上就可以打開運動的局面，所以貴州的「四清」既可以説成是F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可以説它是新形式下的「肅反運動」。劉的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更帶有頗為濃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鋪開，不比毛策動的「群眾造反」遜色。這就是中國60年代政治的複雜性，哪是局外的書生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剛教授居然説，劉少奇的《後十條》是要「修正」毛極左的《前十條》，還説，若不是劉的舉措，「一定又是數十百萬人頭落地」。209唐德剛分不清《後十條》和《後十條修正草案》的區別，前者是鄧小平和譚震林主持起草的，後者才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是一個比毛的《前十條》更加極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發後各地發生一系列自殺、鬥死人的嚴重事件，陝西省長安、延安、西鄉三個社教試點縣共「發生自殺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陝西高校在「四清」中聯繋實際批判學生中的「修正主義」思想，僅西安市就有九名大學生因此自殺。陝西省有些中小學在學生中「樹立貧下中農優勢」，「搜索和批判」所謂「小地主」、「小富農」、「小資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學生也被逼得「自殺或逃亡」。210這真的是讓許多人「人頭落地」了！唐德剛説劉少奇在1964年要糾毛的左，真不知從何説起！
七、在回憶文本後的「權勢關係」和「人情」
周林的「運氣」沒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 雖然在對貴州四清的態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還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貴州搞極左有複雜的背景，李大章並不像李井泉那樣瞭解當時中央上層毛、劉間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間在北方局和劉少奇有過工作關係，不是劉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對李井泉一直有意見，「文革」期間還揭發李井泉的錯誤，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復出，不管哪個人做四川的第一書記，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調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一職，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6歲。李大章在文革中沒有受多少罪，不能歸結於他個人的聰明和機智，在毛時代的中晚期，政治鬥爭中的無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現象，任何人都沒有安全f，許多高幹都是在瞬間沉沒的。那是毛一個人説了算的年A，毛有亂來的時刻，但「無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計算」。平心而論，毛對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員還是「講原則、講淵源、講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對着幹，毛絕對是「憎其所憎，惡其所惡」；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對立面搞在一起，又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毛就會「放他們一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復出就是這個道理。
毛對李井泉的態度就稍許複雜一些。1965年初，作為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知道劉少奇已被毛批評，《二十三條》就是糾劉的「偏」的，可是他在指導貴州「四清」時，並沒有立即停止執行劉的政策。毛要他給周林復職，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頂着不辦。在當時，像李井泉這樣，在毛、劉之間觀雲測雨，不是個別人，1965年的11月16日，毛去南京梘察工作，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明明知道毛在他和劉少奇的爭執中，明確支持他而當面批評了劉，但是，江渭清還是一口一聲的表示要學習劉少奇批評他的信。211—年後，「文革」爆發，「李政委」治川十數年，在大饑荒中欠賬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劉鄧走狗」的罪名對李井泉一陣亂鬥，其妻也被整死，毛對李卻沒有像對江渭清、江華、葉飛等人那樣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讓李在火上「烤」了幾年。
然而毛對李井泉畢竟是知根知底的。抗戰期間，李井泉和賀龍、林楓搭檔，使晉綏邊區成了衛護延安的堅固的屏障，大軍入川後，又成為西南局老書記鄧小平的部下，在歷史上，李井泉和劉少奇一點都不沾邊，對毛一向忠心耿耿，在關鍵的時刻，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時，是最早站出來反對彭德懷，旗幟鮮明支持他的幾個地方大員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懷被放逐到四川後，李井泉對彭德懷更是嚴加監管，在1966年6月還親自主持對彭的小型鬥爭會，要彭交待反毛的「罪行」。212在困難時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極為嚴重，但李井泉非常「顧全大局」，從四川調出大量糧食支持中央。213 214毛和一些中央領導在文革前抽的手工製作的雪茄煙，也是由李井泉在四川什邡捲煙廠秘密安排監製的。9°毛心裏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員對劉少奇並非沒有意見，他們就是做大官做「油」了，只要毛不公開拋棄劉少奇，他們就按部就班，一切聽中央的，少奇主持中央的曰常工作，他們就聽少奇的。而李井泉等都太瞭解毛出爾反爾的特點，或許一個早上，毛就改變了主意，跟着他老人家反劉的人就會被無情的拋出去，落個當年高崗下場。所以，毛講劉少奇的閒話，他們就裝聾作啞，從不插嘴幫腔，毛知道，李井泉等這樣做並非對他不敬，或是反對他。李井泉不讓周林復職，還是出於工作的考慮，李大章堅持極左觀點，也是事出有因，都不是有意和自己作對。錯來錯去，只怪自己給劉少奇的權力太大，已讓劉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在
「火燒」李井泉幾年後，毛還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讓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員，1975年還做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周林在「文革」後期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1977年由鄧小平指名調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教育部副部長，鄧小平復出後先管教育，周林給鄧許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轉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委員會（「古委會」）副主任，算起來只是副部長，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來做這份閑差，是屬於低位安排了，但他安於其位，工作勤勤懇懇，受到許多老先生的尊敬，1995年在北京去世，終年85歲。
今日觀之，在那個時代，真不能用「好官」、「壞官」 的標準來識別人，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標準，都要聽北京的話，但總有一條，就是看在執行北京命令和保護地方百姓之間怎麼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對百姓的態度是怎麼樣的？以這樣的標準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嚴重的錯事，有愧於貴州百姓，但他在1961年後又做了許多好事，説起來是「過」和「功」相抵。苦的是貴州的百姓，被折騰不停，較之其他省份，更有過之。「四清」還沒消停下，「文革」又開始，「四清連文革」是貴州文革的一個特色，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把四清時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主動拋出來，作為貴州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四清」中被打下的幹部和群眾再一次受到殘酷打擊，215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對貴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216
如今，貴州「四清」的歷史差不多完全被堙沒了，周林在回憶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評了李大章，對劉少奇就是點到為止，而錢瑛、陳剛都成了和貴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周林的文章透露了一些情況，但也迴避了許多問題，他對自己比較大的過錯，如貴州大躍進的錯誤談了一些，並表示了反省的態度，但對自己其他方面的過錯，例如向北京隱瞞災情規模，就一字不談了。
周林對當年他的頂頭上司李井泉也有意見，因為在李大章的背後就是李井泉，可是他在回憶文章中對李井泉卻「手下留情」，乃是當毛在1965年初發話後，李井泉對李大章在貴州厲行極左「四清」，也表示了一些保留看法。在1965年2月，李井泉帶領賈啟允到貴陽上任時，對被打擊的原省委常委有一些安撫，李井泉説：「我今天把你們(指在座的原省委各常委)都解放了，你們有什麼話，可以講。」在李井泉講話後，「有的人感動得涕淚交流，有的竟放聲大哭，差不多都表示感謝李政委的高恩厚德。」217到1975年，周林和李井泉在廣東從化溫泉相遇時，李井泉又當面就當年的「四清」之事向周林道了歉，周林也就原諒了李井泉。218
由此看來，期待高幹回憶錄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觀確實是一個很難企及的^標，依筆者的看法，讀當代史回憶錄，特別是政治人物的憶錄，還得抽絲剝繭，須要下一番「考古學」、「校勘學」的功夫，把閲讀的「路線圖」查找出來。因為從那個時代走來的不少領導幹部早練就了一身本領，很知道在説寫之間，應突出什麼，遮蔽什麼。研究者肯定須要延伸和擴大閲讀，而不能僅憑一種回憶資料説話，只有同時參照相關的其他資料，尤其是那些在觀點和內容上互相衝突和對立的資料，才能穿越回憶錄的作者在有意或無意間給我們設置的各種障礙，以求盡可能的去接近那個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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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總第60期。本文基本資
料來源於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中國當代史史料，謹致謝意。
1959年部分省區就有餓死人的報吿。W59年初，南京遠郊的句容縣寶華公社兩個大隊就有餓死人現象，高淳縣在丨959年餓死1529人。見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12 ;另有資料反映，該縣在丨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六千人。參見錢鋼、耿慶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582。江蘇寶應縣從丨959年冬到丨960年4月，共死t 35391人，絕大部分為缺糧而死。I960年春，中央糧食部門和江蘇省委曾分別派工作組前往該縣調查。見《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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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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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丨4，262，264。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同注33。
35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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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業禮、熊亮華：《共和阈經濟風雲中的陳雲》，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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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鄧子恢傅》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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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51，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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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頁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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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何家楝談劉少奇與四清運動〉，《南方週末》，1998年11月2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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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何家楝談劉少奇與四清運動〉，《南方週末》，1998年1丨月20 日。另見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説些話》，頁133。
6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517。
6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册，頁619注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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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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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丨％9)》，下卷，頁5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丨898-丨％9)》，下卷，頁552。
80《劉順元傳》，頁343 «
81《劉順元傳》，頁$35。
82《劉順元傳》，頁3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下卷，頁5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丨％9)》，下卷，頁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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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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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宋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8。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33 。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丨65-167。
92《建國以宋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436注釋4。
劉以順：《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後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54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5)，頁117。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丨67。
% 《劉順元傳》，頁352。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本文為《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的修訂本，全文25000餘字，原載《領
導者》，2006年10月，總第12期。日文版刊載於日本現代中國學會： 《現代中國》（研究年報），2006年，總第80號。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發表的《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一文是19000餘字的刪節本。文章發表後，原在貴州工作過的老同志向作者贈送r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遺稿《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又就貴州的歷史問題和作者進行了討論。作者根據自己的分析，對原文個別內容做f修改，並引用了汪小川先生的未刊遺稿，謹致謝意！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參見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貴陽：黔新出版圖書，2001)，內資准字第002號，頁176-177。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706 ;另參見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丨77。
參見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202-2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丨9%)，頁4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44~45。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卜頁丨59。
曹樹基••《大饑荒——丨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頁167。
周林：《貴州「四k」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中共仁懷市委員會、仁懷市人民政府編：《周林紀念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頁205 〇
11胡一民：《人生四部曲- •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209。
同注11。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5-206。
14《建國以來毛澤乘文稿》，第9冊•頁356及注釋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炎黃#秋》2004年第6期，頁4、5。
箴元：《周林傳略》，載《周林紀念文集》，頁62。
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頁102。
箴元：《周林傳略》，載《周林紀念文集》，頁63-64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另參見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_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頁353、360。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段啟威••《鞠躬盡瘁鐵骨錚錚-懷念余志宏主任》http://www.
philosophy.whu.edu.cn/forSchoolfellow/memoir/duan。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頁602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3。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3。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3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28《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頁353、362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3。
江渭清：《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 )，頁487。
參見袁晞：《一蓑煙雨任平生••馮關瑞傳》（北京：氣象出版社，1999)，頁103。瑪蘭瑞的父親在國民黨統治的末期擔任過爐山縣縣長，解放軍臨近時棄城逃往貴陽，向新政權投誠，被寬大處理安排在貴陽救濟院工作，後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
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佔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F中央規定的f•分之三的30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艮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複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參見新華社編：《內部參考》，卜乃3年4月丨3日，第83號，頁262。
阓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5。33《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丨929-1999)》，頁378 ;胡一民：《人生四
部曲》，頁214、225。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224-225。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同注35。
同注35。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另參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黨派群團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頁138。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箴元：《周林傳略》，載《周林紀念文集》，頁64。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1%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
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以中發<64)672號文件發至縣團級黨委，同時附有經毛澤東修改過的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及江渭清丨％4年9月8日給劉少奇的信。參見《江渭清回憶錄》，頁488，494496，497。
42《江渭清回憶錄》，頁49丨。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丨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356。
王從吾等：《剛正無私的共產黨員錢瑛同志》，載《憶錢瑛》（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7 ;另參見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丨999 )，頁340-342。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46《錢瑛同志在中央局監察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摘要)》，1965年8月21曰上午，江蘇省檔案館，全宗號：3022(省委監委)長期卷，卷宗號：206。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48《毛澤東傳(1949-丨976)》（下），頁丨342。
同注48，頁1350—1351。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丨丨，頁573。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丨998)，頁丨20-121。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頁120-121。
同注52。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頁573。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8 )，頁79。
56《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卜頁1352。
同注56，頁1352-1353。
5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丨卜冊，頁丨3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頁1153。
《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354-1355。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頁121。
61《建國以來毛澤乘文稿文稿》，第11冊，頁丨44。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丨％4年.8月3丨日，第3655期，頁2-31。
63《毛澤東傳(丨949-丨976)》（下），頁1355。
參見《王力反思錄》（下），頁57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356-1357。
66《毛澤東傳(1949-丨976)》，頁1356。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4年9月28日，第3664期，頁2、6。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9月22日，第3663期，頁2。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8月7日，第3648期，頁2。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4年8月28日，第3654期，頁2。
71中宣部編：《宣教動態》1964年第63期，總第1〇95期，1964年9月17 日編印，頁2，江蘇省檔案館藏•編號：C35.2-80。
72《陶鑄同志關於工作隊進村後的一些體會》，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 丨％4年丨0月30日，第3670期，頁2-丨0 ;《張平化同志談入隊四十天後的工作體會》，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丨964年丨0月30日，第3670期，頁11-18 ;《劉瀾濤同志在西北局書記處聽取長安公社社教工作團工作彙報會議上的發言》，《陶鑄同志對當前花縣「四清」運動的意見》，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丨964年1丨月26日，第3679期，頁1-15，16-30。
73《王任重同志關於農村社教工作問題的講話》，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64年12月3日，第3682期，頁3、5。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4。
同注74,頁205。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1、3卜109、513、598-599。
吳江説，這是陳伯達親口吿訴他的，參見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頁121-122 ;另據陳伯達之子陳嘵農編篡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稱•毛説鄧力群的哥哥鄧飛黃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要陳伯達不要用鄧力群，陳伯達就讓鄧力群到南方去鍛煉一段時間。參見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258。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6。
79《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1929-1999)》，頁359、361。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6-207。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7。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個知識分f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209。
83《江渭清冋憶錄》，頁490 ;另參見《在社教運動中需要注意挖上面的根子》， 載新華社編：《內部參考》，丨％4年8月28丨丨，第3654期，頁5-10。
參見林牧：《胡耀邦100天的超前改革》，載蕭克等：《我所經歷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46，丨998年出版；另參見中共西安市委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西安市委員會志》（西安：陝內資圖批字2004〔 AX〕012 號，2004)，頁555。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頁171-172 〇
參見《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胡耀邦》，五柳村網站http://www.taosl.net/hyb0056.htm
1%4年9月25日、丨0片丨8日，毛澤東哬次對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寫卜批
語。毛在批語中給劉少奇寫道：「看了你這封信，覺得實在好」，「存在着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毛澤東並對劉少奇的信作了親筆修改，參見毛澤東：《對劉少奇給江渭清覆信的批語和修改》，載《建固以來毛澤東文稿》，第H册，頁丨69、168。但是•随着毛對劉少奇意見的加深，毛改變f看法，在丨％4年底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當着江渭清和劉少奇的面，直截r當地説：「少奇同志給你的一封信，是錯誤的。你的意見是對的，少奇意見是錯誤的。」參見《江渭清回憶錄》，頁501
王春才：《元帥的1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頁205-2^)6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卯），頁796 :林傑、王乃英：《蓋世英雄彭德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298-299。
參見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六十年代初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圑重慶市委書記）：《歷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回憶四川「蕭李廖事件」（上)》，載當代四川史編輯部：《當代史資料》，2004年第1期，頁8 、 15 、 17 。
勞爾：《為毛澤東秘製雪前煙》，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mao-cigar.htm
胡一民：《人生四部曲：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回憶實錄》，頁247。
參見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7-208 。
汪小川：《我所目及的貴州大四清》（1983年6月），未刊遺稿。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鮮為人知的問題》，載《周林紀念文集》，頁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