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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身份和差異
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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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是血雨腥風，人頭滾滾落地。進入二十世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國肇立，新政權沒有對前朝人物大開殺戒。丨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上台，建立黨國體制，奉反共為基本國策，以武力鎮壓共產黨，激起中共的長期武裝反抗。毛澤東有名言：蔣介石拿起刀，我們也拿起了刀。從此國共兩黨，兵戎相見，即使在抗戰階段，雙方為共禦外侮，結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後又有三年內戰，最後中共勝利，國民黨敗退台灣，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裏，國共長期武裝對抗，無數百姓被捲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犧牲。
自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東西方陣營對峙的冷戰大格辱下，中共開始了一個創設制度，重建國家和社會的過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對舊政權及其人員，以及「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的政治清算來展開的，其思想和實踐的背景是：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説」，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説；另一來源就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實踐的經驗。
勝利者對舊政權及其成員，以及「階級敵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一個龐大的社會工程，其具體路徑就是「劃分階級成份」。在近30年間，黨和國家對於社會成員的階級出身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將階級出身作為檢測普遍民眾對新政權政治忠誠度的重要的識別標誌，並通過此項檢驗，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權基礎，由此出發，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根據變化的形勢，對社會成員持續不斷地進行政治身份類別的劃分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這種對階級出身問題突出強調的思想意識和依此劃分社會成員政治類別的原則，在本文中被指稱為「階級出身論」。
執政黨的這套思想和組織原則在50年代初開始在全國貫徹，但其歷史淵源悠遠，1928年1月24日，毛澤東為江西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1，50年代後的實踐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據地實踐的延伸和發展。在建國後的17年裏，「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歷經幾次變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為新政治文化中的強勢意識，對國人的生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1966年文革爆發，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國共長期鬥爭的繼續，「階級出身論」迅速轉化為「階級血統論」，從而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歧梘現象。1978年，黨和國家終結了這項政策，從而大大解放了社會，贏得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也標誌着新政權以嚴刑峻法奠定統治基礎的歷史階段的結束，國家進入了和平建設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
對於「階級出身」問題和文革的關係，除了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的語境下發表的《出身論》一文，在上世紀80年代，大陸思想學術界對此問題也曾有所論及，但是對此議題的反思並沒有延伸到「階級出身論」在50-60年代的表現形態，更沒有將這個問題置放於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背景下予以系統考察。90年代後期及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有關這一議題的零星敍述和民間回憶錄，對於瞭解「階級出身論」在50-70年代的表現形式及其對民眾生活的廣泛影響，特別對於觀察當年中國社會的另一廣大人群及其家屬，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狀態，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敍述極為零散，多數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試圖將「階級出身論」置放於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從歷史的角度來梳理這一重大問題，之所以選擇1949-1965年為論述的中心，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考量：這一階段的「階級出身論」現象一向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對較關注於文革期間的「血統論」問題，而瞭解「階級出身論」的社會歷史根源，特別是剖析建國後十七年的「階級出身論」1現象，則是瞭解文革「血統論」的入門，因為後一問題是前者的必然發展和內在邏輯的延伸。
本文以綜合論述的方式探討「階級出身論」的歷史背景和建國後十七年的表現，所依據的材料為四類：中共歷史文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資料，前蘇聯有關中蘇關係的部分檔案資料，以及有關當事人的回憶資料，筆者認為從學術的角度對這個議題進行客觀研究是有意義的，並希望能通過這項研究引致後來的研究者繼續關注和探討這個重要的議題。
一、「階級出身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
中共以「階級出身論」作為一項重要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始於1927年秋蘇維埃運動初興之際，它是中共對國民黨鎮壓政策的一個激烈反應。1927年國共分裂，中共被國民黨鎮壓，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與暴力革命思想全面進入中共，與之相隨，「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迅速興起。「階級出身論」的要義為：明確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依此邏輯，支持國民黨反共的階級、階層為「敵人」；支持、擁護中共的則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為工農階級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經驗，在第三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列寧主義政黨，在1921-1927年這一階段，雖然在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革命同盟軍的組織方面，已經初步顯示出唯階級出身的傾向，但是在這個階段，中共又宣佈現階段中國革命為資產階級民權性質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針對目標是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軍閥，故而中共對其他階級的態度還比較溫和，更説不上對本黨黨員採取「階級出身論」的立場，中共的組織構成中，知識分子黨員也佔了較大的比重。據陳獨秀在1927年4-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所作報吿稱，至1927年4月，知識分子黨員佔全黨黨員人數的19.1%，其他••工人佔50.8%，農民佔丨8.7%2。在1924-1927年大革命中，中共組織獲得迅猛發展，並初步在工農運動中爭取到了領導優勢，但中共的階級意識還未充分成熟，即便在農運較為展開的湖南、江西、湖北，農民階級反抗農村舊勢力的行動只限於給土豪劣紳「戴高帽」、「遊鄉」，還未發展到對地主階級施行肉體消滅。蔣介石對中共的暴力鎮壓和國民黨大規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開始了對國民黨的長期武裝反抗。
「階級出身論」的興起與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組織構成的最新變化也有着密切的關係。1927年後，隨着中共逐漸開闢農村各革命根據地，農民黨員在黨的構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與此同時，知識分子黨員在中共的危難關頭大批退黨，帶來了全黨上下，尤其是黨的領導層對知識分子的深刻負面認識。這就是，在嚴酷的白色恐怖和戰爭環境下，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共產黨員，極易動搖叛變，而促使他們動搖叛變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以及他們與舊階級千絲萬縷的聯繋。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從未受到敵對階級思想影響，且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與地主、資產階級存在根本衝突的工農階級。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茅盾創作《蝕》三部曲，被中共認為：「這是用小説寫他的思想」，「當時黨為這就是他的退黨宣言」，「從此以後，他不找黨，黨也不找他」5。
「階級出身論」興起的國際背景是斯大林的「清黨」經驗對中共的影響。1927年後，中共中央選派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黨員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 3和其他軍政學校學習，此時正值蘇共開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黨內鬥爭，中國留學生也全部捲入。在蘇共「清黨」中，實行以階級出身鑒別黨員的嚴格的政策，凡工農出身的黨員可以重新登記拿到黨證，但非工農階級出身的黨員則一般降為候補黨員，此種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也被照搬，對黨員的思想影響極大4。隨着在蘇學習的黨員陸續返國並被派往各根據地，蘇共的這種唯階級出身的思想和組織方法迅即傳播開來，並與根據地內已經出現的「階級出身論」完全匯合。
從20年代末開始，中共黨內的「階級出身論」已滲透到黨的思想和組織工作的廣泛領域。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首次提出提拔工人幹部的主張。在1928年中共八大後，提拔、重用工人階級出身的幹部成為一種新的流行現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黨員被任命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這批人中有：向忠發(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羅登賢(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福坦（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陳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任命的政治局委員）、張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陳雲(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任命的中央委員，臨時政治局成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項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鄧發(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候補委員）、譚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員）、唐韻超(中共六大中央委員）、余飛(中共六大中央委員）、顧順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補中央委員）、蘇兆徵(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徐錫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中央委員)等數十人。
與提拔、重用工人幹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中共創建江西等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最初歲月就已表現出對非工農出身黨員的排斥態度。在短暫的海陸豐根據地時期，工農出身的幹部開會時可坐在前排，知識分子幹部則被要求坐在後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贛邊界黨組織在井岡山地區首次開展了一場以清洗黨內地富出身黨員為目標的「洗黨」鬥爭6。在戰時氛圍下，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雖然經受過嚴酷的鬥爭考驗，但這並不能使根據地領導人相信，他們在未來的鬥爭中還會立場堅定、革命到底。而在紅色區域，確實也存在着個別知識分子黨員捲款潛逃或脱隊叛變的事例，這就更使得推行「階級出身論」有了理論與事實的證據。
1927年後，革命的主體已從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階級，中共依靠由貧苦農民組成的紅軍，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在黨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中，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激發他們對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仇恨，佔了最重要的比重。廣大農民出身的黨員作戰英勇，對敵鬥爭堅決，儘管他們對馬列理論知之甚少，但是，農民出身的黨員所具有的「樸素的階級感情」，他們對革命的忠誠，及與國民黨勢不兩立的立場^態度，成為凝聚革命隊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動力。中共相信，憑藉着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完全可以在蘇區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
在蘇區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階級出身論」逐漸成為黨和軍隊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和組織原則，這其中除了領導機關有意識的推動之外，蘇區「軍事第一」的客觀環境也使得這一觀念漸趨制度化。在根據地的組織工作領域，除非在莫斯科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軍事鬥爭中表現英勇，取得戰功，被認為是經受過嚴峻的戰爭考驗，知識分子幹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蘇維埃政權機構從事宣傳和文教工作。這樣的安排並非千篇一律，有時也會出現例外的情況，但大致成為組織工作中的一種傳統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據地幹部中造成一種印象，這就是知識分子幹部不適合做最重要的軍事工作。在軍事第一，槍桿子決定一切的年代，文職幹部在黨內的地位自然低於軍事幹部。而知識分子黨員也完全認同了「階級決戰」的口號，對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梘性的安排，多能從黨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階級出身論」就成為了一種公開的思想意識。
在濃厚的唯階級出身的氛圍下，根據地內逐漸出現幾種帶普遍性的現象：其一，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受到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歧視，在鄂豫皖地區，知識分子幹部被贬稱為「白腿杆」，意即是沒有實際鬥爭能力的人，以致--些知識分子不得不故意裝成文盲。在三十年代初，仇視和亂殺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據地。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要偽裝成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地富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一般都會首當其衝成為被鬥爭對象，甚至遭到肉體消滅。
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赣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江西蘇區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吿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吿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林塞維克化。8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 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换，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佈，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隨後展開的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幹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9。
需要強調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據地都是黨的知識分子幹部率先開創，而堅持「階級決戰」路線，在蘇區全面推行工農階級優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層的絕大多數領導人也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只是他們與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同，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等基本為葛蘭西所稱的那種「有機化知識分子」，即以革命為志業的新知識分子。這批人中除了張聞天等個別人，或者沒進過大學，或者所受的大學教育為時較短，即使留學出洋，也多為勤工儉學性質，基本未受西方學校正規教育的訓練。20年代中共領導人知識背景上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都曾在蘇聯學習過，這種學習基本為政治理論性質的培訓教育，不管留蘇時間長短，蘇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經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鎮壓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報吿，對陳獨秀、彭述之等「大知識分子」大加嘲諷、批判，更將疑懼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從此深埋入這批留蘇幹部的心中。這批幹部返國後大多進入黨的領導層，這就使得輕視、防範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增加了神聖化的色彩(對知識分子負面批評來自於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共產國際），也更具有了説服力(知識分子出身的黨的領導人也需要進行不斷的思想改造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國際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時期，在貫徹「階級出身論」時也是有相當彈性的。黨在白區的鬥爭策略是，一方面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積極在工人、苦力和社會底層的貧苦群眾中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同時，重視團結，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吸收他們中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有明確認識，對國民黨統治表現強烈不滿的一部分人，參加黨的組織。即便對於某些資產階級中上層知識分子，和舊軍官、舊政客，中共也本着爭取一切可以團結，利用力量的策1略，並不在意他們的階級出身，只要這些人承認中共黨綱，1願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貢獻，皆可被吸收為秘密黨員，如楊度、胡愈之、王昆侖等都是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成為了秘密共產黨員。
在1928-1931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支持和推行「階級出身論」，與「國際派」難分伯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澤東主政中共後，「階級出身論」在形式上有較大的改變。黨的領導人已意識到不能再以「出身」問題自縛手腳，中共若繼續奉行昔日嚴格的「階級出身論」的立場，無疑是自鎖門戶，主動放棄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繼續奉行舊時僵硬的「階級出身論」已有瓦解黨和軍隊的危險。儘管中央蘇區在1932年已調整肅反政策，但是肅反的核心意識——「階級出身論」並沒有得到清理，反之，由肅反運動強化的唯階級出身的傾向在三十年代中期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某些被誣指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監視的環境下走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楊尚昆的妻子李伯釗因被懷疑為「階級異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長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黨1(5。少數社會經歷複雜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長汀福音醫院醫生傅連彰，也是在長征到達陝北後，因毛澤東宣佈非黨員經長征皆可入黨，才被吸收為黨員。
從三十年代後期始，中共雖已大規模調整革命的戰略與策略，「階級出身論」也被轉換，但其精神實質仍然保存了下來，並被改造加工為一種更精緻的原則，更趨於系統化。在延安時代，「階級出身論」的表現形式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識分子敞開大門；另一方面，又繼續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納知識分子的同時，仍堅持用「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從邏輯上看，這二者間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細加分析，則可發現它們並無任何衝突。
中共堅持工農階級優先的政策是與共產黨的性質緊密相聯的。抗戰階段中共領導人都一再重申，共產黨是工人階級10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黨是窮人的政黨」11，黨的基本隊伍只能是工農階級，對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黨雖然歡迎他們參加革命隊伍，但是中共絕不能放棄自己的階級立場，還是要「根據階級看問題，根據階級決定問題」12。抗戰初期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謝覺哉更具體談到黨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要求是：「時刻記住自己是拋棄了、背叛了原來階級，轉到無產階級先鋒隊裏來了」13。所以，抗戰階段對「階級出身論」的調整，具有某種策略性質，並不意味着黨放棄了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中共在抗戰階段就是依據這樣的思想邏輯：既不以階級出身問題為由將大批知識分子拒之於門外，又創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許多具體的政策，將「階級出身論」的基本精神保存下來並發揚光大。針對大批前來延安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共採取的是強化政治思想訓練的方法，引導他們學習馬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説。然而，僅僅着眼於學習馬列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知識分子「階級立場」的轉化問題，只有結合嚴格的黨性鍛煉和經歷階級鬥爭的洗禮，才能真正轉變知識分子的立場、觀點、態度，這是一條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邁入無產階級「門檻」的必由之路，這一步主要通過1942年開始的整風、審幹運動和1947年的土改運動來實現的。
從1942-1945年，毛澤東和劉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經由
整風、審幹、搶救運動，使全黨幹部，尤其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立場、觀點、態度三個方面實現了徹底的轉變。在思想改造中，階級立場的轉變是一切轉變的基礎。解決階級立場的轉變問題，並不是革命概念的簡單學習和接受的問題，而是要切切實實，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例如：對鎮壓革命的敵人，你是積極參加，還是對敵人心存憐憫？對國民黨蔣介石是抱有幻想，還是敢於鬥爭？
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一個人的階級立場必然決定了他的觀點和態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裏還欣賞資產階級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的錯誤思想？你是否心悦誠服地把一切都獻給黨？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剝削階級家庭是骯髒和反動的？你對沒有文化的工農群眾是滿心鄙夷，還是甘心做他們的小學生？你對黨的考驗是真心接受，還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謝覺哉這樣在20年代入黨的老黨員，也要經過黨的考驗，謝在日記中寫道：「尤其如我這樣在舊社會生長壯大起來的人，遍身沾滿了惡濁，如果不是長期黨的鍛煉，便説自己對階級、對黨是如何抱無限忠心的人，還須得黨加以考驗」14。
在1943-1944年的搶救運動中，知識分子幹部普遍都被懷疑為「特務」、「內奸」，而被假定為「特務」的主要依據即是出身不好。搶救運動的偏差以後雖被糾正，但是「階級出身論」卻沒有受到任何批評和清理，相反，因整風、審幹、搶救而進一步滋長。
「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為這種意識與原則有利於黨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聚集社會支持，
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加速建成黨的基層結構。抗戰階段，中共為了適應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勢，在根據地內修改了江西時期打擊地、富的政策，轉而採取聯合地富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在抗戰階段並不是完全無差別執行的。1944年晉綏地區開展減租鬥爭，「個別地方」對地主採取掃地出門的政策15。抗戰結束後不久，中共面對內戰再起的形勢，迅速將原先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政策，與這個政策相配合，從1947年起，在劉少奇的具體指導下，各根據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開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為中心的土改運動。幾年後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提到：
在我黨中央做出進行土改的決定和批准土改指導文件之後，從部隊當中抽了一大批黨的同志實際貫徹這一重要措施。當開始實際工作時，除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土改政策外，我們黨的同志犯了許多重大的錯誤。一小部分同志，遷就地主和富農。本應沒收地主富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土地，可我們這部分同志卻憐憫起地主和富農來，給他們留下了私有財產，生產工具，有時還留下了大塊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們黨的大部分同志，走到\另一個極端，開始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和富農。而且，一部分中農也同富農一起被消滅了。（當時），「左」傾錯誤非常嚴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頭砍下來，用杆子挑着打着標語沿街遊行。還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來，用棍子挑着，在村褢來回走，號召村民們殺死類似的人。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黨中央得知這些情況以後，立即採取措施制止這種消滅人的行為，糾正了產生的錯誤16。
為了配合疾風暴雨式的土改，當時黨內還平行展開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整黨」清洗運動，中共在這場鬥爭中，明確宣示黨的階級路線，將打擊矛頭對準出身地富家庭的黨員和幹部。劉少奇在1947年7月全國土地會議報吿中説，土改不徹底的原因在於地主出身的幹部出來阻撓土改，「他估計，在全國各解放區，實行土改和整黨，將有數十萬黨員和幹部被群眾拋棄，或被批判鬥爭，甚至被審判」17。中共晉綏分局領導人在解釋「階級路線」時用了以下的比喻：「黑老鴉生的白蛋蛋，孵出來的還是黑老鴉」。在這種精神指導下，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兩代、三代的經濟狀況，有的甚至要從乾隆年間和同治年間所立的碑文去查證。對於那些已經破落的人也不能輕易放過，因為，「他們前兩輩子壓迫人，好活了，這輩子不給他們粘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們」18。所謂，「粘上些封建」，就是劃為地富成份。對幹部，也採取「查三代」的方法，將那些祖輩曾是地主，
現在已成為窮人的幹部，也視為地主的子孫加以清洗。在這次「整黨」鬥爭中，通過「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階級」（階級出身），最終將「階級出身論」深入到黨員的意識深層，並轉化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達的《華東軍區關於全軍堅決擁護土地改革的命令》規定：出身地富和家庭為地富的幹部，應當堅決拋棄原來的階級立場，不准寫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農幹部，則應堅決保持其階級的純潔性，隨時隨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濟私與包庇、袒護地主的行為。1948年初，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在動員學習土改政策的報吿中強調：「土改學習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一次革命。不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檢查，更重要的是，階級界線的明確劃分，階級成份的徹底檢查」19 20。1947年土地會議後，華北根據地部分地委的領導機構還根據幹部的階級出身進行了調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幹部，例如，新任四地委書記楊晴、專員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識分子幹部則被安排擔任副書記2°。
延安整風運動和土改整黨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共黨內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使得許多知識分子幹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裝束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據翻譯家楊憲益回憶，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統的幹部，在與南京知識分子談話時，故意「裝出1 一副不文明的樣子來」，「用手不停地抓撓他那雙骯髒的赤腳」，但其人過去卻是「大學生的知識分子」，而1949年「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都像他那樣……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1。
從中共創建新政權效果看，「階級出身論」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社會動員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則建成中共在根據地的社會結構，但在國統區內，中共則以「爭民主，反獨裁」為號召，盡量爭取社會各階層的支持。由於中國共產革命長期以農村武裝鬥爭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最終，「階級出身論」成為創建共產革命政權的最重要的思想與組織原則。
二、區分敵、我、友：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年）
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 中共的當務之急是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新政權的社會基礎。中共治理新國家的理念與方法離不開自己的背景，「階級出身論」作為革命的新傳統，被加以繼承和發展，其具體路徑就是在全國廣大人群中進行敵、我、友的區分，通過迅速組織「階級隊伍」，來重組中國社會的各階層。
執政黨依據蘇聯經驗和中共領導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經驗， 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重新予以定位：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中間階層，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反革命則是新社會的敵人。
位居新社會政治階層第一梯級的是工人階級。在1927-1949年中共22年的武裝鬥爭中，農民一直是共產革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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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城市工人階級發揮的作用很小。在建國初中共黨員的階級構成中，農民出身的黨員佔了絕對優勢，且大多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共黨員組成中，工人成份所佔比重仍極小，以工人黨員最多的東三省為例，在90萬產業工人中，黨員只有16,508人，佔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農民黨員有340萬1千人，佔全黨黨員人數比重的75.8%，文盲共309萬6千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22。中共黨員成份的「農民化」一直為蘇共所憂慮，此時更對中共的階級構成非常不以為然，丨949年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在給國內的報吿中，批評中國「黨很少依靠工人階級來壯大自己，沒有進行多少積極的工作來吸引工人加入黨的隊伍」23。同年10月，劉少奇在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他們來自最貧窮的農民階層）不識字，這是搞好黨員學習的嚴重障礙。劉少奇説，就自己的階級出身來説，中國共產黨黨員中70-80%為最貧窮的農民，10%為工人，10-20%為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出身的人24。中共既是一個工人階級黨，蘇共也對中共的階級構成十分關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勝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將從農村轉入城市，中共面對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階級作自己的階級和社會基礎。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宣佈，進邊後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於是建國後，工人階級成為中國社會的「老大哥」。
位居新社會政治階層第二梯級的是農民階級，即農民中的貧下中農。在戰爭年代，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對中國共產革命做出了最大貢獻和犧牲，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佔了絕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勝利前夕和建國初的一個短時間內，中共宣佈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半無產階級(貧農)是新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已被確定在城市，毛澤東很快修改了農民是「半無產階級」的論斷25，因此，農民只能處在革命階級的第二階位。毛澤東對農民的態度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評價農民的革命性，給農民很高的政治榮譽，在建國後的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繋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毛不時批評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採用一切措施阻遏農民發家致富的願望，全力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這樣就使得1949年後中國農民的生存境遇呈現一種吊詭的狀況：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而在經濟和生活上長期陷於貧困。以致於50年代初，江南農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親兒子，農民是乾兒子」26。農民經濟地位的低下，使得農村姑娘希望嫁到城裏，山西農村女青年傳唱的歌謠道：「農民，不嫁，放羊的沒話」27。南京市郊區女青年甚至要和農民丈夫離婚，重找工人結婚。對此現象，江蘇省委副秘書長周伯蕃認為：「就階級觀念來看這個問題，工人掌握了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村婦女要找工人結婚，這是自然現象，她們羡慕先進」28。
由工農子弟組成的兵——人民解放軍，又稱「工農子弟兵」，這是新政權的柱石。建國初，黨和國家曾動員和吸收一些知識青年參軍，以滿足部隊急需的文化教育、醫務、外語、技術人才的需要，以後又將其中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未曾受過「抗美援朝」戰爭或政治考驗的一部分人陸續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軍成為了真正的無產階級近衛軍。在軍隊內，絕不允許有「階級異己分子」和異己思想，一經發現，馬上清除。
商、學(知識分子)是面貌曖昧的階層。從總體上講，這兩個階層不是執政黨的依靠力量，但從革命策略的角度，還應盡量爭取他們對新政權的支持，辦法之一即是對這兩個階層
進行政治上的「排隊」-在他們之中劃分左、中、右派，
而判斷左、中、右派的標誌，不僅要看其現實對新政權的忠誠度，也要觀察他們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國共之間取f立立場，或者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更細緻的劃分還要看彳們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的政治表現：是曾經反共或從未反共。對於某些長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慶齡、郭沫若、沈鈞儒、史良等，儘管他們不是黨員，執政黨仍將他們看作是「自己人」，給予他們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而對某些在革命低潮時期脱離中共，以後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歷史上一度反共，抗戰後又重與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黨雖對他們十分客氣，也吸收他們參加新政府的工作，給予他們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顧，但卻內外有別，把他們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約見蘇聯大使羅申，在談到中國新政府組成人員時説，已參加政府的沈鈞儒、史良、李德全、傅作義是中共的親密朋友；李濟深、張瀾所擔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徵意義，他們「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員」；而「暫時受到我們的信任」，仍參加各種會議的羅隆基則是民主領袖中的「極右分子」29 30，劉少奇也對羅申説：李濟深「這個人過去政治上十分搖擺，對共產黨甚至有明顯的敵意」，民主人士周圍有的人甚至暗中幫助國民黨和美國人，他表示：「我們正密切地觀察他們，注意在實際中考察他們」
執政黨對民主人士，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要求是： 解決「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這又是延安整風主題在新形勢、新環境下的重複。所謂「立場」，就是在政治上旗幟鮮明的擁護中共和毛澤東的領導，站在中共和新政權的一邊；反蔣、反美、擁護中蘇友好；擁護和執行中共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所謂「觀點」，就是接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黨》以及陳伯達、胡喬木、艾思奇等理論家的新論述，學習並初步接受「社會發展史」（「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基本概念。對於原先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們，這些「新觀點」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敍述，包括對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問題的重新認識。例如新的觀點認為，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個人操守好，做官不貪污並不表明該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確的。孔子第七十代謫系八府長孫孔令朋原任國民黨天津市政府負責物資分配的官員，掌握大量麵粉等緊缺物資，解放軍進城後，孔令朋積極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資。1949年5月，天津市軍管會糧油部部長約孔談話，針對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從不貪污」，批評孔「有罪」。部長解釋道：「國民黨貪污腐敗，盡失民心，才會失敗得那麼快，你想想看，國民黨的官都像你這麼做，革命何時才能成功，所以説，你有罪」。孔令朋説，當時聽到的這番話，「真是前所未聞，意料不到」31 32。所謂「方法」，就是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學會自我批評。在所有新敍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他們自覺認識和接受「剝削階級可恥論」。黨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通過廣泛密集的政治宣傳，將階級、階級鬥爭的觀念初步灌輸到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意識之中。
鑒於斯大林對中共的建議：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要改善同私人資本的關係52，中共在剛剛進入城市的1949年，出於穩定社會秩序^J需要，新政權對民族資本家採取了較溫和的政策，劉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在天津的小範圍內發表了鼓勵資本家加強經營，發展生產的「天津談話」，劉少奇在談話中甚至鼓吹「剝削越多越光榮」，但是劉的上述言論在當時就受到天津市委書記黃克誠的懷疑，也不為毛澤東所欣賞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義」並非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隨着新秩序的建立，為了給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創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條件，執政黨開始強化意識形態中的反資本主義的敍述，而這個過程是伴隨政治運動有序進行的。為了「教育」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促進他們改造「階級立場」，黨組織安排這兩個階層的「頭面人物」參加土改運動，讓他們接觸「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並根據他們對「土改」、「鎮反」的態度，對其作出「進步」、「中間」、「落後」、「反動」的政治劃分。50年代初，黃炎培對蘇南地區的土改心存疑懼，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澤東雖然對黃炎培禮遇有加，黃也官拜政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但毛在黨內講話中卻稱黃是其「右派朋友」，毛並指示中共蘇南區黨委通過接待返鄉考察的黃炎培，對其進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時任《人民中國》英文版副總編輯的蕭乾對土改的態度比較積極，在參加土改後曾寫過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學習》的文章，毛澤東予以表揚，下令為簫乾的文章出單行本，並在全國廣播35。但由於蕭乾在40年代後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點名批判，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國後，簫乾長時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蕭乾出訪英國的計劃最終還是被取消36。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實行「內外有別」的策略，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並不真正瞭解執政黨對他們的真實態度，他們以為只要熟讀領導人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就是解決了「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於是，出現了許多滿口新名詞的「愛國資本家」和「進步知識分子」，但伴隨幾個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土改」、「鎮反」、「抗美援朝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審幹運動」（也稱「忠誠老實運動」）等，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才知道，即使滿口新名詞，也不會被黨組織視為是「自己人」。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教授在40年代後期參加「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1952年，又經常在南京市的黨報上發表擁護黨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還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但因楊憲益在建國前與英國人關係密切，故一直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37。因為領導只要從他的階級出身或歷史關係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斷出楊憲益等的「立場」仍然「有問題」，顯而易見，黨組織有關「立場」的認識與他們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
金觀濤、劉青峰的研究對這種現象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解釋。金、劉認#，「無產階級的立場是通過批判、否定對立面而展開的」38。站在當時黨的角度，「立場」不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的展現，從嚴格的意義上説，無產階級的立場是需要通過否定資產階級來體現的，而最簡潔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的階級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關係。因此，階級出身和過去的歷史記錄是第一位的，現實政治態度是第二位的。中國新聞學院教授劉乃元所回憶的建國初期他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的經歷，就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劉乃元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於「美國之音」中國部任記者，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國機構的經歷，劉乃元雖然渴望「進步」，但在華北革大仍經常處於被批判的地位。劉乃元羡慕一位吃飯蹲着的學員，這人雖然只有初小水平，卻被領導安排做了「組長」，因為蹲着吃飯的習慣，標誌着這人的家庭出身是屬於「窮人」，也就是「後來學習中常説的階級」，劉乃元説，從此，他明白了一條重要的道理：階級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39。
所以，給「立場」和「何為正確」下定義，是一項重要的權力，掌握了這個權力，再把「立場」和「階級出身」結合起來考察，就一勞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識分子的主動權。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南京市歡迎蘇聯尤金博士學術演講的報吿會上提出新概念：「美國沒文化」，一時在南京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對此持有異議4°，但當執政黨提出「立場」問題後，他們就噤口無言了。劉乃元在華北革大學習時不同意將人性一概視為階級的產物。他提出的問題是，各種慈善事業、人道主義事業屬於什麼階級？美國的人權運動屬於什麼階級？學習討論會的結論是：1.慈善事業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它比公然的壓迫更為陰險。2.美國是階級社會，人權運動是無產階級的運動。不久後，劉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錯誤的觀點」受到學校領導的公開批評，但是對劉乃元的批評並沒有到此結束，因為還沒有挖掘出他「錯誤的觀點」的「階級根源」，於是在小組會上他被追問交待個人歷史問題，對劉乃元的結論是「堅持反動資產階級立場」40。
當執政黨還在執行「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就已被視為對立面。只是在這個時期，在落實「階級出身論」的原則時，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彈性••各級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參政，在許多大、中城市，資本家的家屬甚至擔任了居民委員會負責人，非工農出身，「歷史清白」的知識青年，即使不是黨、團員，也可參軍、參幹。
建國後的「階級出身論」是通過50年代初的幾個大的政治運動來體現和落實的。執政黨重建社會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間斷地推進政治運動，借助於政治運動將黨深深扎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對於政治運動的這種特殊功用，黨的領導人並不諱言。1954年，黨中央負責政法工作的領導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説過：共產黨就是靠運動吃飯41。
這時期的政治運動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較多並直接運用革命專政或革命專政的震懾力，帶有明確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過政治運動，檢查、發現敵人——歷史上有嚴重反共行為的分子、一般參與反共活動的分子、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地主、「偽保甲長」等等，依據其罪行程度，分別採取鎮壓、監禁、管制等措施。1951年初，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推開，據董必武向蘇聯大使所通報的情況：到該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肅清。在華中和西南、肅清了在那裏活動幾十年的匪幫。被公安機關投入監獄的有100萬人，槍斃了50萬土匪、奸細、破壞分子和惡霸。在鎮壓反革命的過程中，城市沒犯錯誤。農村出現了明顯的過火行為。許多罪行不夠死刑的犯罪分子也被槍斃了。」對於運動中的「過火」行為，毛澤東作出「糾偏」，在同年5月召開的公安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在某種程度上減輕懲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輕判和可重判情況下給予輕判的決定，部分被判處死刑的人可被緩刑2年執行，而且在兩年期滿之後還可改判他們勞改，只槍斃那些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樣，由區或縣政府批准，現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級機關批准42。
1952年開始的「三反」和「五反運動」都是重點打擊資產階級，1952年3月，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詳情談了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意義和指導運動的策略，他説：
在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後，我們得出了結論，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下，暫時我們還不能徹底同民族資產階級決裂和開始消滅它的運動。出於這一考慮，我們決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最上層，即最反動的那一部分實施打擊。作為戰術措施，黨中央決定開展五反運動。如果説三反運動涉及的僅是國家職工和地方行政機關褢的職工，那麼五反運動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對它最反動的部分實施打擊並將其消滅之。為了在實踐中撿驗這一點，我們再次選擇了北京和天津為試點。我們決定對屬於資產階級的所有工商企業進行檢查，揭露他們的活動和濫用職權的行為，當我們在這兩個城市取得經驗之後，再在其他城市開展運動。已經查明，這樣的工商企業，北京有4.9萬家，天津有5萬家。所有它們都一一受到了審查。在開展這-運動時，我們把最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同其中下階層區別開來，只對其上層進行打擊。臭名昭著的敵對分子，把我們同資產階級的合作用於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中那些十分反動的分子。這些人斡盡壞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間諜和其他組織合作。在我們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況，認真審查了所有材料之後，我們做出了以下決定：其餘1%最大和最惡劣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將被我們監禁和搶決，但我們首先得讓他們交還所有的錢，迫使其交納巨額罰金43。
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即將全面開始的時候，對社會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條¥紊的進行，其重要的一環就是摸清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民情」。新政權高度重視對全國人民政治態度，階級出身的調查，尤其是城鎮人口階級成份的調查，將每個人的階級出身視為是對新政權忠誠度的識別標誌，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運動的巨大衝擊力和震懾力，採取一系列具體細緻的方法：動員本人交代，填寫表格，寫自傳，檢舉揭發，審幹人員外出調查等，檢查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面貌(階級出身），通過階級成份的確定，在社會廣大人群中排列區分出左、中、右，從此建立起可供查證的社會成員政治忠誠度的判斷識別體系。
建國初期，執政黨對農村和城市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農村，黨組織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極大的精力，來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加速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結構，執政黨用於政治動員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據階級出身尋找自己人，以此來聚集社會基礎，這主要表現在土改運動中，通過嚴厲打擊地主階級，組織以貧雇農為核心的「階級隊伍」，劃分敵、我、友，並迅速在此基礎上建黨(黨支部，黨小組）、建政(村委會）、建立民兵、婦聯、治保小組，將黨和政府的制度架構牢牢扎根在農村最底層，從而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過各級機構對農村基層的垂直領導。
新政權在農村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強制規定被「管制」的對象：「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説亂動」，並隨時接受群眾的批鬥。從理論上講，「管制」是針對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頒佈實施的《管制反革命暫行辦法》，管制對象為：土匪、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煙鬼、遊民、懶漢、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屬子女不屬管制範圍44。但在實際操作上，地方基層往往大大突破這項規定，在農村，一般都擴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屬和居家的子女。因為政治大氣候一直強調要反對右傾麻痹思想，加強對敵專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條件，又無十分具體可供操作的標準，其解釋權多掌握在基層幹部手中。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採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在50年代初還一度受到上級部門的批評。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佔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長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複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45。四川省豐都縣七區蓮花鄉七村被管制者高達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3人。灌縣大觀鄉竟將繳不起公糧的農民及調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
「其他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屬的現象亦很普遍」46。甘肅省武山縣洛門區寥陽鄉將地主50戶共340人，一律管制47。山東省歷城縣一區冷水溝鄉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23人，但實際管制了105人。裴家營、梁王、王會人三個鄉共有地主82戶，連同地主家屬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屬，都受到公開的歧視，生存境遇十分困難，某些地區的群眾甚至公開命令地
主和被遣送返鄉的舊官吏稱自己為「爹」和「爺」48。
相比較於城市，執政黨對於農村的改造，更為得心應手， 因為大體上只需將在1949年以前在根據地執行的政策拿來用即可，城市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共產黨比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受到《共同綱領》的制約，執政黨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但是，執政黨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階級陣線，這就是一方面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區分敵、我、友。執政黨的辦法是：在城市中開展較為和緩的民主改革。所謂「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發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在城市各工廠、機關、學校、商店、街道，對所有人員進行「階級摸底」，重點對舊人員進行細緻的調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職業、經歷），包括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的大中小城市和鄉鎮的各單位，普遍進行了「階級摸底」，這項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裏一直持續進行，50年代初只是這項工作的開始階段。根據統一部署，華北直屬第一工程公司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體工作人員開展「冬訓政治學習活動」，主要內容就是進行「忠誠老實學習」。在重點學習了劉瀾濤、錢正英關於忠誠老實的講話後，經過動員，在該公司的521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歷史問題。僅據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統計，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問題，其中有：隱瞒國民黨團長身份一人；隱瞞國民黨排長身份一人；隱瞞「偽機關科長」一人；隱瞒國民黨黨員身份共14人；「國民黨地下黨員」一人，三青團員4人，軍統、中統特務5人，一貫道23人等等。公司領導對於上述人員，採取了「穩定情緒」的措施，一方面向他們承諾「保證不失業」，並及時和公安部門聯繋，部署對他們展開調查工作％。
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所屬各中等技術學校學員的政治歷史情況，經調查也基本摸清：重慶第一土木建築學校新生班共115人，其中參加過反動黨派、反動軍隊、封建迷信組織的有46人；叛黨、政治變節分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屬被鎮壓或勞改者有56人(有些是一人兼幾種)49。
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營江南水泥廠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經動員，該廠1022名職工中，有987人交待了個人歷史，其中753人被認為「有問題」，佔全廠職工總數的76%強。工人中參加過三青團的有54人，參加過國民黨的有34人，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268人，當過國民黨警察的有81人，曾是國民黨特務的有31人52。上述自我交代人員中有嚴重問題的人，經調查核實後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從而使黨組織進一步摸清並掌握了城市各單位人員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動建立起執政黨在城市的組織基礎(黨組織、團組織、工會、婦聯），1953年後，更建立起以戶口@為中心的，單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體的綜合治安保衛^度，將黨在城市中的基層結構全面建立了起來。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為配合人口普查，對重慶市三個派出所桂花街(商業區）、王爺石堡(居民區）、小龍坎(工
廠區)所轄人口的政治面貌進行了調查，三個派出所共轄人口64026人，但「特種人口」高達1868人，佔人口總數的3%，佔18歲以上人口的6%。所謂「特種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釋放犯」、緩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裏的地主、登記自新未予管制者、「社會遊蕩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50。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種情況也被黨和國家全面掌握。
執政黨對於在黨內貫徹「階級路線」，<表現出更加堅決的態度。這主要體現在嚴格入黨條件和在黨、軍隊、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對幹部進行頻繁的政治審查和清理。建國之初，中共開始在產業工人中大量吸收黨員，知識分子入黨則要經過更加嚴格的挑選。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執政黨在朝鮮戰場上吸收了一批參軍的知識青年入黨。但是對於和平環境下要求入黨的知識分子，則取決於他們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以及他們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階級出身有問題，親屬中有被殺、關、管或有海外關係者，即使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十分積極，也不會被吸收入黨。
1951年，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部署，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清理內層(黨機關）、中層(政府機關)的運動。被清洗的對象大多是「階級異己分子」，即出身於地富家庭、對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產黨員。1952年4月，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又向全黨發出指示，命令幹部中「凡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地主階級有關係者」，必須作出交代51。緊接着，全國各級黨政幹部向黨組織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52。在這類運動中，交代階級成份、本人歷史和社會關係都是中心內容。
中共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下，從來就把清理內部，純潔組織看成是一項事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這又作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事實上，建國後，在黨和軍隊、國家機關的清理本身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1952年3月，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通報情況時説：
審視出現的形勢，黨中央採取了清理黨的隊伍的堅決措施。所有犯有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罪行的人，都被我們清除出黨。如果必要，我們還不就此甘休。我們把所有逭些人清除出黨，用忠誠可靠的人加強黨的隊伍，用來自工人階級、貧苦農民一方的積極分子和生產突擊手補充黨的隊伍。我們把嚴重腐敗分子、貪污盗竊分子送上法庭，關入勞改營，投入監獄，而查明的罪大惡極分子則被搶斃。隨着這一運動同時還查明，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分子等人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所以他們一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觸便產生了共同語言，走上了同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合作的道路。53
另據董必武向蘇聯大使説，在清理過程中，尤其要對
1947年以後入黨，進入黨政機關的所有人員重點進行審查， 「清理非常慎重。那些過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後來參加了革命的人員仍留在原來的崗位上工作。對有懷疑的人員進行隔離審查。查明的敵人將被逮捕」54。
站在列寧主義黨的角度和立場，特別是鑒於當時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局面，執政黨加強內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邏輯的，但是進入50年代，國家畢竟進入了和平建設時期，繼續延用戰爭年代的思維，將不可避免導致在「對敵鬥爭」的政策和實踐上的「擴大化」。更重要的是，這種由對「敵情」過份估計而產生的極左的「純化觀」，它所造成的影響是全局性的，這尤其表現在五十年代初對各地原中共地下黨員的歧視性打擊方面。中共廣東地下黨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擁有一萬多人，內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幹部，這支部隊為迎接解放軍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國後其成員普遍被視為是「可疑分子」。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陶鑄認為，「地方武裝不純」，「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結果是，原廣東地下黨中的許多人都被清除出黨，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數人甚至被槍斃55。而南方地區那些在革命勝利前夜參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更被普遍視為是「投機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動分子」而在「鎮反」等運動中受到懲辦。1949年，湖南常寧有一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由在鄉舊軍官和士紳為首組成的「湘南遊擊隊一縱一支隊」，該民軍結合其他幾個進步組織，「不放一槍，未損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團和解放軍尚未踏進常寧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寧，但解放後，除「司令」一人暫時留用，參與起義的舊軍官和士紳則基本上都被當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鎮壓，「直到改革開放後方被承認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得到平反，恢復名譽。」56
陸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顧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時，提到「農民進城」的概念，他説：「農民幹部進城，同知識分子結合——互相推心置腹，親密無間也是有困難的」57°，一方面是上級領導部門的極左的「純化觀」和片面強調工農出身的組織路線，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幹部，兩相交集，對國家的經濟建設不可避免帶來了消極影響。建國初期，全國縣一級政權的領導幹部基本來自軍隊轉業幹部和調入的老區幹部，以及少數從當地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中選拔出的幹部，這些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儘管當地都有一些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又曾積極參加迎接解放的進步學生，但一般都不會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個別大學生和多數中學生雖然一度被縣委暫時任用，不久卻又分化調離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繼清洗出黨政部門。許多具體工作確實還要一點筆桿子，則藉故清出1黨外，內部限制使用」58。
挾勝利之威進1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分類排隊的方法管理社會，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識分子心理上的某種「低氣壓」，一時有「中共各級組織重用庸才」的論調，對於這種情況，毛與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黨內刊物中，不時有關於農村縣區幹部缺乏馬列知識的報導。1956年福建省委黨校對375名縣級幹部和區委書記進行入學考試，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績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學考試題目為「《資本論》作者是誰？」，不少人答道：「右傾機會主義者」、「唯心主義者」、「美國人寫的」。另一題目為「事物發展原因是什麼？」有人答道：「是風吹日曬。」59為了提高幹部文化素質，從50年代初開始，黨和政府在各地興辦了許多幹部速成中學，在一些大學開辦了幹部預科班，選拔了一些表現優異的工農兵和幹部作為「調幹生」進入大學學習，毛承認「許多同志胸襟狹隘」60，「代表了農民的狹隘思想」，但毛又強調，政治忠誠是第一的，「老實是首要條件」，其他可以學習改進61，不言而喻，有戰爭和革命經歷的各級領導組織部門的負責幹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設年代，「政治忠誠」和「老實」是難有具體衡量標準的，惟有依據階級出身才可予以識別和判斷。三、強化革命專政和政治分層的細密化(1953-19%年）
1953年後，伴隨國家快速進入社會主義，「階級出身論」進一步轉化為制度層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國歷史
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毛澤東廢止了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在社會大環境方面，由於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和工人中間，充滿一種高昂的理想主義熱情，全國上下有一種向上攀升的精神氣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強，計劃經濟體制也初步確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運動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和繼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肅反運動」，使得社會上某種壓抑的氛圍也在逐步聚集，所有這些轉變及其批判運動，它的基本動力都是通過政治分層來實現社會動員。
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終結使黨在國家政治和社會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更加突出，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成了重中之重，換言之，在執政黨內部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純化」政策，1955-1956年，全國黨政機關、軍隊和學校又開展了一場「肅反」運動，在「內層」和「中層」中又清洗出一批「異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國初期，隱瞞自己的階級出身，「混入」黨內和政府機關內的「嫌疑」人員。僅1955年一年就對機關、軍隊、企業的220萬人進行了審查。「查清了每一個人的過去，他的聯繫和情緖」，在這批人群中，有將近5%的人被梘為是「不可靠分子(國民黨的偵察人員、外國間諜、反革命分子、流£民\」62。
在新幹部的任用提拔和選派留蘇生工作中，家庭出身問題成為首要考察條件。從工、農、解放軍中選拔優秀分子進入大專院校學習(調幹生)雖未達到像挑選留蘇生那樣極端重視家
庭出身的程度，但調幹生的主體多為工農家庭出身。
1953年後，決策層初步形成一個基本判斷，這就是隨着加速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敵對階級的反抗、破壞一定加劇。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在政協上海市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中提到，計劃在5年內再鎮壓若干數目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由於數目驚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識界人士的異議66。對於當時是否存在敵對階級的大規模的反抗和破壞，現有資料無從證實，但根據各種資料反映，1953年後推出的「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運動」、「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等，確實造成了部分城鄉人民和一部份知識界人士的強烈不滿。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實行麵粉統銷計劃，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諷刺和謾駡」，泰明鞋店資本家説「毛主席強，但全國沒有糧食吃」，「總路線一公佈，和軍事管制一樣」67。河北省的一些黨員幹部也為農民「抱不平」、「喊冤」，説「政府對農民太苛刻了」，「對農民又一次下手」68。1956年，歷史學家，全國人大代表翦伯贊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視察，家鄉的父老向他哭訴，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只吃樹皮、野菜、菜餅69。毛和領導層或許就是將這種不滿言論視為是敵對階級的反抗和破壞，所採取的反擊措施還是強化階級鬥爭，其具體方法就是將政治分層進一步細密化、把前一階段出於策略考慮而暫時未於觸動的人員也劃入敵對階級範疇。
66《內部參考》1956年6月30日，第150期，頁504-507。
67《內部參考》1953年1丨月5日，第259號，頁55。
68《內部參考》丨953年丨1月丨0日，第263號，頁丨29。
69《內部參考》1956年6月19日，第1911期，頁429。
1953年後「敵對階級」範圍較前有了新的擴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動會道門、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農。1954年，江蘇省一些農村吸收富農子弟入團，被批評為「階級意識模糊」，「階級立場不穩」7()。「反革命」的種類也有了新的增加，歷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為，和舊社會聯繋較多的人員，如中下級國民黨軍政人員、保甲長等，也被劃入「歷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識分子人群中又劃分了新的類別：1953年後，在文教系統開始流行一種新的政治分類法，即「人民」與「國民」的區別。人民者，歷史清白者；國民者，與舊社會聯繫密切，歷史及社會關係複雜人群也63 64。但是由於這種區分過於模糊，沒能體現「階級分析」的觀點，不久就被棄置不用，而將知識分子總體歸入「舊知識分子」的範疇，所謂「舊知識分子」，具體指1949年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大專學校培養出的知識分子，他們被整體梘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佔有相當的比例。
「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現的
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歷史不清分子」一般指「歷史複>
雜」，參加過反動組織、或曾在舊政權重要機構服務，有一般的「反動」行為，或有「反動」嫌疑但查無明顯證據者，例如：原國民黨軍公教系統人員，反革命分子的家屬(簡稱為「反屬」），被鎮壓、被管制分子的家屬等等，在階級鬥爭激
化的時期，這個人群被梘為是「反動階級的社會基礎」。所謂「不純分子」是一個動態概念，隨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斷擴大，在50年代有相對的穩定性，所指多為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繋的人員，即在「革命群眾」和「敵人」之間比較靠近右邊者，例如：原國民黨一般黨員，三青團員，舊軍隊士兵(統指為「兵痞」），資本家，有海外關係者或仍與海外有聯繋者，1949年後去過港、澳又返回的人，散佈「反動言論」的城市底層人民，例如瀋陽市南市區三輪車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説：「來個痛快，換換空氣也不錯，再不然老百姓實在沒活路了！」他被定性為「講反動話的三輪車夫」65，（因三輪車夫在1949年前和三教九流熟識，故也「不純」）。
在50年代社會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場就業方式已徹底改變，黨政機關，重要的文教單位，大型國有企業都建立了嚴格的人事審查制度，在歷次運動中受衝擊，被處分的那些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繫的人員根本無法進入，「歷史不清分子」「不純分子」只能集中在社會的一些底層行業或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行業謀生，這些行業計有：
城市圖書出租行業：1955年，國務院通令整頓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書籍，有關部門對天津從事個體圖書出租的從業人員展開了調查，天津市共有740個圖書出租戶，其中出租小人書的674戶，出租文字書的66戶，後者擁有的舊書共5萬3千冊，而需清理淘汰的書籍共4萬冊。天津市該行業的「不純」分子共171人，佔該行業人數總數的24%。1955年，瀋陽市從業人員共有551戶，其中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佔從業人口的24%66。
城市人力板車運輸、螺馬運輸行業：1954年，南京市搬運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為前國民黨官兵，包括少校、連長、工兵67。
城市建築行業：據不完全統計，1953年廣州市建築工程系統700多幹部中，有反動會道門分子40人，國民黨員81人，三青圑員23人。武漢市建築工程局980個幹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湖南省建築系統共有幹部1300餘人，但「階級異己」分子佔全部幹部總數的33%。鄭州市4300建築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68。
城市廢品收購行業、謄印社，和城市私人補習學校行業： 這三個行業也相對集中了較多的「不純分子」，五十年代中期後，國家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全部國有化管理，私人補習學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員轉入小學擔任教師或勤雜人員，或轉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廠)砸煤基，送煤球。
由於政治分層決定了一個人及其家庭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有「歷史問題」的人都對「階級敵人」的標籤避之不及，在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極力想改換自己的政治面貌。1953年為迎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各地開始選民登記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敵對階級」分子「千方百計想爭奪選舉權」> :他們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間接地與黨在歷史上發生過統戰關係的，便以此一律自封為「開明人士」；中、小地主則稱自己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偽縣長」的「地主分子」周仲青「竟無恥地偽造列寧的話説『縣長是其他職業者』」，向政府要求選舉權利；而當過「偽省田糧處處長」的地主胡連，竟説自己「當官也是勞動」，硬要選民證69。
為了貫徹落實「階級路線」，「純化」社會環境，執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將幾個大城市的「不純分子」遷往西北等邊遠地區。1952年，一些華東地區的「不純分子」被遷往新疆。當年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共有1161名學員被調往新疆，其中140多人為嚴重「不純分子」，這批人在i年後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機關不願接收。因為這批人中90%以上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其中12人曾分別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次長、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參事、上海財政局副局長；有9人是省參議員和國民黨集團軍黨部書記等；還有37人是薦任科長70。1955年10月，北京市將「不純分子」628戶，共2696人遷往寧夏自治區各縣。在這批人中，真正的「階級敵人」只有15人，其餘是「説書的」、「打花鼓的」；「舊職員」；「偽官吏及家屬」；「錢莊老闆」；「袁世凱的六姨太及孫輩」等71。
新政權在初建時期，高度重梘對「舊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在開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同時，各地還創造出一些專門針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詞彙，「思想剝皮」就是1955年內蒙創造的經驗，即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階級背景和現實表現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對重點人逐個全面分析，具體對待」72。1955年，對上海資方人員335人調查的結果是：「不純」分子佔百分之八十8°。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主任一職許多是由資本家的家屬擔任，但在這之後，已基本由工人家屬擔任。在這一時期，對於1949年後在校的大學生的態度總的來説是較為寬和的，認為他們雖然多為非無產階級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會的教育，歷史經歷清楚，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還是有可能轉變世界觀的。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在執行「階級路線」時，各地不會出現極端化的情況。如四川大學團委組織了對「反動」、「落後」學生的孤立打擊行動，從1951年3月「鎮反運動」開始，被「孤立」的學生達418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4%以上。這些人大都曾參加過反動黨團，社會關係和個人歷史複雜。「孤立」的方法有：不讓他們與其他同學接近，經常組織開他們的鬥爭會73。
對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分層，在50年代中期就已獲得明顯的效應，社會上普遍對資本家、知識分子和「不純分子」產生了警覺意識和否定性評價。資本家普遍認為自己是即將被消滅的階級，言行格外小心。哈爾濱市某區在1955年4月連續發生私營企業工人「打資本家」的事情74。上海私營企業工人在公私合營前，「經常毆打資本家」。對資本家的稱謂，也改成了「臭資本家」、。在新環境下，上海一些資本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覺悟」，甚至提出「應該肅反再肅反，搞第二次反動黨團登記」75。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圍下，部分地區將工廠的技術人員視為「廢物利用」，技術人員大多戰戰兢兢，生怕發生技術事故，因為一出事故，將被翻出過去的歷史，被懷疑為進行「破壞」。許多技術人員自喻為「廢品」，甚至不敢與其他知識分子來往，怕被説成是「反革命小集團」84。有些單位甚至不讓技術人員單獨外出工作，「總派黨團員同他們一起去」85。高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則普遍受到懷疑，山西省有些幹部甚至列了一個簡單公式：「高級知識分子等於地主、資產階級和頑偽人員」86。
相比於城市，農村中的「左」的情緖更加嚴重，1953年後，農村中小學教師，尤其是小學教師，普遍得不到尊重，運動一來就成為批判鬥爭的對象。「一般幹部都認為知識分子是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出身，歷史複雜，不可信任」87。一些縣區經常隨意開中小學教師的鬥爭會。江蘇省溧水縣文教科長甚至隨意下令將被鬥爭的教師「用繚銬起來」88。江蘇省許多縣「寧左勿右」，給中小學教師「排隊」後發現有問題者高達教師總數的40-60%，遠遠超過中央規定的5%的比例。個別人甚至認為一個人「只要識了字就壞了」89。江蘇省贛榆縣個別幹部甚至斥駡：「小學教師，他們是什麼東西！」江蘇省邳縣有200多小學教師沒有選舉權。江蘇省六合縣一區委書記甚至不准小學教師進區政府大門。該省「有些
84《內部參考》1955年10月丨9日，第222期，頁86-90。
85《內部參考》1956年1月16日，第3期，頁38-39。
86《內部參考》1956年1月丨1日，第3期，頁42。
87《內部參考》丨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頁285。
88《內部參考》1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頁287。
89《內部參考》丨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頁288-289。
地方談到知識分子，先問成份，如是地主富農成份，等於罪加一等」9°。
為了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實現「一化三改造」，執政黨採取的是依靠工人階級，強化階級鬥爭的方針，然而這並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視為是黨的依靠對象，對工人也得進行「階級分析」，換言之，作為個體的工人並不就是「工人階級」，在工人中也需落實「階級路線」。
50年代初中期，開展了對全國職工狀況調查，各級黨組織對所屬企業的工人的歷史狀況進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歷史情況，具體辦法是：1.讓工人填寫登記表；2.由單位黨委與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將派出所掌握的資料添入登記表；3.由單位進行進一步審查91，北京石景山鋼鐵廠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或成份複雜者582人92。據全國總工會1953年對上海私營工廠工人狀況的調查，「過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來。大隆機器廠工人不願聽共產主義的道理；大滬製鐵廠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賭」，「有不少工人還討了小老婆」，「有些廠的工人還和資本家結成『統一戰線』，欺騙政府」93。萍鄉煤礦1萬職工中有1200人被認為「不純」，其中工人有903人94 ; 1955年初，p山鋼鐵公司有5萬職工，其中「不純」分子有5000人，佔職k總數的10%95。
90《內部參考》丨955年12月29日，第253期，頁286。
91《內部參考》1953年7月2日，第150號，頁29。
92《內部參考》1953年7月2日，第丨50號，頁28。
93《內部參考》1953年4月25日，第料號，頁508-509。
94《內部參考》1955年1月15日，第12期，頁237。
95《內部參考》1955年丨月丨5日，第12期，頁237。
「排隊摸底」不僅限於調查工人中的「不純分子」，它也包括對工人的思想狀態進行分類排隊，即區分出工人中的先進層、中間層和落後層。一般而言，「先進工人」多指老工人，對老工人也要根據他的階級意識與現實表現來判斷他是否「先進」。萍鄉煤礦工人解放後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達到10%以上，這樣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認為是「落後」工人76。如果老工人注意獎金、工資一類，則會被認為是「經濟主義思想嚴重」，「思想覺悟不高」，也不會被劃入「先進」工人行列77。「落後工人」則指青年工人，所謂「落後」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響。1954年，無錫市慶豐紗廠團員女青年毛某某執意要和資本家結婚，圑組織加以勸阻，毛某某卻説：「大家都不和資本家結婚，資本家怎麼討到老婆呢？」她被認為是「追求享樂」，「政治覺悟很低」78。對於工人中的政治歷史和思想背景的差異，黨的領導層十分瞭解，鄧小平在1957年的整風報吿中説，佔65%的新工人中，農民、學生、城市貧民出身佔一半以上，還有3%新工人是地、富、資產階級、偽軍警和遊民分子，他提出，這些人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壞習氣尚未得到應有的改造79。
政治分層造成一種新的身份制度，它與經濟收入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連帶關係。1953-1957年，城市中的資本家、舊知識分子的中上層已被普遍梘為是「不純」分子，但
他們的經濟狀況仍是比較優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層「不純」 分子，如原國民黨低級軍政人員和中小學教師中的「不純」分子，他們的經濟狀況則相對較差。青海省有些小學教師工資低於工友_。江蘇省揚州中學老師的平均月工資是30元，江蘇省阜寧縣將1949年前畢業的小學老師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個月只有幾元工資。在徐州、鹽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師，因工資低缺少路費，幾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轉業到政府機關食堂當炊事員K)1。
有關資料顯示，50年代中期，全國範圍內的失業現象仍然存在，據調查，至1955年3月底為止，北京市有15萬青年沒有職業u)2。上海市失業登記人員達304977人，其中「不純」分子佔很大比重11)3。廣州市失業人數較少，僅為4萬多1U4，其中一些為「不純」分子。在集中「不純分子」較多的行業中，除建築部門的技術或重體力工種外，一般從業人員的收入都較低。毛澤東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分化敵對階級和「不純」分子，用金錢來剝奪城市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對底層「不純分子」，則輔之以經濟收入的限制。
正因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勝利，毛澤東的信心大大增強，1956年中共八大宣佈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同年，對知識分子的策作出重大調整，其中重要一環是出身非無產階級家庭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可以入黨。此舉具有重大
100《內部參考》丨956年丨月11日，第3期，頁50。
101《內部參考》1955年丨()月15日，第220期，頁70。
102《內部參考》1955年3月30日，第72期，頁467。
103《內部參考》1955年4月29曰，第98期，頁444445。
104《內部參考》1955年丨0月15日，第220期，頁720。
意義，由此，將具有命定論色彩的「階級出身論」打開了一個缺口。1955年12月，清華大學劉仙洲教授入黨，為建國後著名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第一人。而在這之前，黨組織的大門對高級知識分子基本是關閉的，據統計，自1949-1955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沒有吸取一位教授入黨u)5。陝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沒有發展一名黨員1()6，雲南大學的情況也是如此1()7。劉仙洲的入黨在知識分中帶來很大的影響，因為現在轉變階級出身已有可能。劉仙洲入黨後，全國高級知識分子中出現了踴躍申請入黨的熱潮。四川西南師範學院某教授甚至寫了九萬字的入黨申請書，詳盡地交代了自己的歷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澤東在領導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過程中，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階級出身論」的制度化，但又在具體落實中注意掌握分寸，進行適時的調整，這種有張有弛，剛中有柔的情況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四、追求全面「純化」的新世界(1957-1965年)
1957年夏全面展開的反右派運動使黨和國家的航路向極端的方向急速轉變。毛澤東以「右派向黨瘋狂進攻」為由，廢止八大路線，將階級鬥爭的烈火重新燃起，並使之越燒越旺。
反右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鬥爭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續過去的經驗，這就是結合知識分
105《內部參考》1956年1月16日，第3期，頁39。 106《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頁44。107《內部參考》丨956年1月11日，第3期，頁46。
子和民主人士的現實言論和歷史的背景，在新的階級鬥爭激化的形勢下，對他們進行新一輪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細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極右」的政治劃分，然後依據不同情況，對其中的「右派」加以嚴厲的懲治。從此，對知識分子反復無窮的搞「排隊」，已成為組織人事、政治保衛、意識形態部門的基本工作。例如廣東省在1957年2月已對民主人士中作過一輪審查，到了7月又對該省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再次作出排隊，其結論是1()8 :
左派
(%)
中左（°/。>
中中（％)
中右（％)
右派（％)
245名民主人士
69
28.2
24
9.8
79
32.3
33
13.4
40
16.3
83名工商界人士
31
37.3
8
9.6
22
26.6
10
12.0
12
14.5
934名大專院校
155
16.6
133
14.2
477 51.1
124
13.3
45
4.8
師以上人士
(此項還另有大學生右派53人，
職工右派6人）
153名文藝界人士
44
28.8
28
18.3
43
28.1
30
19.6
8
5.2
81名科學界人士
20
24.7
19
23.5
23
28.4
14
17.3
5
6.2
58名新聞界人士
9
15.5
9
15.5
19
32.8
9
15.5
12
20.7
在全國被打成「右派」的數十萬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這反映「階級出身論」在反右運動後已有新的發展，這就是，僅僅血統純正或革命歷史經歷雄厚，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對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d必須和思想正確相結合，在兩者之間，前者是必要條件，而思想純正則是充分條件。因為更多的事實證明，在判定「右派」時，家庭出身和歷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許多「家庭出身不好」、歷史經歷複雜，或有「海80
外關係」，在歷次審幹運動中都受到懷疑而查無實據者，雖然本人在運動中沒有任何「鳴放」言論，也被一勞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肅省幹部石天愛，在運動中沒有一句不當言論，就因為她是軍閥，漢奸石友三的女兒，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勞教，類似石天愛的情況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M。
反右運動使毛澤東更加意識到「保持社會生活高度緊張」 的必要性，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號召全黨進一步提高政治警偈性，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們必須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分析，為什麼在13個省和自治區的黨組織中會出現右派分子。這對全黨來説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還應該認真關注這樣一個事實，最近已經查明，在中小學教師中大約15萬人有右傾情緒和觀點。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為什麼會讓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來教育我們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傾情緒，對逭些情緒進行無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們的危害性和危險性，在與右派分子鬥爭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們不應該忽視在與右傾情緒鬥爭中出現的停頓，應該保持社會生活的高度緊張，這是查明可能生長在我們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證。1111
體現毛澤東意志的反右運動極大的加強了知識分子對毛和81 82
國家權威的體認，毛趁熱打鐵，1958年又用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動大躍進，「階級出身論」借助大躍進運動向社會各個角落滲透，以階級出身為基準的政治分層實現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躍進運動期間，北京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m，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83 84。根據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委在黨政機關內部就開展第二批審幹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區對全區工業、手工業、財貿、文教、衛生、公安、中小學教員3,124人進行了審查，經初審發現有33.2%的人需要進一步弄清問題。為此，玄武區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審幹辦公室，各系統成立了審幹小組85。3月13日，玄武區又成立審幹委員會和肅反領導小組，由區委副書記兼任主任和組長。
在1955-1957年，全國已經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進運動展開後，江蘇省又在全省公私合營工礦企業、手工業合作社等其他基層單位共141萬人口中進行第四次肅反。「這一次肅反任務比第一，二、三批的總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務非常繁重。但是，經過批判「肅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傾保守思想，「促進了肅反運動的大躍進」。在這次肅反1期間，全省共收到檢舉材料40餘萬件，對地富反壞分子普遍地開展了一次審查評議工作。1958年3月，
江蘇省在鎮江、常州召開了各地、市、縣的肅反現場會議86。 6月下旬，南京大學進行「肅反補課」。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第四次肅反進展尤其順利，江蘇全省「搜出各種反動證件三萬一千餘件」，給一些「翹尾巴」的地富反壞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強大的國家威權的震懾下，全省有25,000名「反、壞分子」投案自首，或補充交代了問題。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躍進新建、擴建單位共77萬人中繼續開展肅反運動，直到】959年第三季度才結束。經過這次肅反運動，實現了「三見底」：「反革命組織見底，外來人口、長期外出回歸人員政治情况見底，現行破壞事故見底」87。
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作為國家權力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和權威都得到明顯的加強。1959年，為了加強對城市基層的進一步領導，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黨支部與街道支部合併為街道黨委，多數黨委書記由原派出所長擔任，街道黨委作為城市基層黨委的機關實現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黨委的一體化運作，是地方政治體制的重大改變，使得國家控制力已全面滲入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1958年在全國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中還普遍展開了「交心」運動。江蘇省及南京市各民主黨派成員兩千多人，分別於3月9日和4月1日先後兩次舉行了社會主義大躍進誓師大會，表示堅決接受黨的領導，加速組織和個人的改造88。3月25日，南京大學的民主黨派、無黨派教師以及南京林學院
全體教師聯合舉行改造促進大會，他們抬着「大紅心」的標誌上街遊行89。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師生與科研機關的民主人士共三千餘人，高舉「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的旗幟在南京市舉行大遊行，之後，又舉行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開大會，宣佈「立即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民建中央主席黃炎培親臨會場予以鼓勵90。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黨派提出向黨「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號，表示要把「接受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心二意，躍進到一心一意」。江蘇省宗教界人士也開展了「交心」運動，天主教界通過「自選」、「自聖」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U9。在「交心」運動中，全省11個城市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萬條。據當時的記載稱，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們長期隱瞞的腐朽思想和反動行為」12()。對於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組織上規定的原則是「自梳自理，求醫會診」。先讓他們對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後引導他們懇請黨員和領導對他們的「壞思想」有針對性地進行批評，並鼓勵他們打破庸俗的情面觀，「比先進，比幹勁」，互相展開批評和思想鬥爭，以使「交心」落在實處，防止「交心」走過場。
由於有強大的國家力量作後盾，儘管大躍進造成空前的經濟危機，但國家權力不僅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躍進得到擴張。在城市，黨的領導進一步被強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觀教堂數量減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戶口制已經全面鞏固，公安治保系統警惕地注梘着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定期向派出所彙報改造情況已成為一項被固定下來的制度^
如果説全民煉鋼體現的國家權力主要表現為以國家為後盾、動員人民追逐某種空想烏托邦的計劃，那麼國家法權機關的大躍進則直接強化了國家權力。大躍進期間，公安部門與其他部門一樣，也展開了大躍進運動。公安部門除了修建小高爐、搞「土法煉鋼」和為群眾做好事以外，更搞實實在在的強化管理和肅反。1958年1月，國務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規定由公安部門主管全國公民的戶口登記工作。此條例的正式頒佈，標誌着建國後的戶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蘇省各級公安部門將加強戶口管理列為大躍進的重要內容，迅速在全省範圍內重新檢查、審核住戶戶口，使全省居民個個皆有戶可查。公安部門還強化了和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農林基層單位的治安保衛系統的聯繋，基本達到了「無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運動的高潮階段，調查「社情」始終是公安部門的一項經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鋪天蓋地的大躍進運動剛過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東城區又從69個圖書出租商中查出歷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貫道壇主、軍統特務、右派分子等共37人，佔被查總人數的53%。而南京市對夫子廟18個圖書出租商的政治調查顯示：過去是妓女的為1人，是妓院老闆的為2人，是煙毒販子的為1人，是舊軍官的為1人，是流氓的為1人，是舊職員的為3人，是家庭婦女的為4人，是小商業主的為5人。另據河北省唐山市調查，該市市區二十六個圖書出租商的政治情況為：地主、富農、小資本家共8人；日偽特務、國民黨軍官、偽憲兵、流氓共11人，兩者合計佔被調查總人數的73%91。
1959年廬山會議後，階級鬥爭進入到黨內，革命專政的對象隨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從過去單純打擊「舊社會基礎」，演變到同時打擊革命陣營中的「壞人」。在「反右傾運動」中，各地都處理了一大批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抱懷疑、抵觸的幹部，其中，凡出身不好者，蒙受的打擊更重。1959年廬山會議後，山東省委「揭發出」一個以泰安縣委書記、縣長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其成員大部分為「階級異己分子」，其罪名為「破壞公社」，「恢復單幹」92。凡此種種，都大大加深了幹部和普通群眾對出身問題的重視與敏感，特別嚴重的是，這種極左的出身歧梘傾向已向中小學學生身上蔓延。
在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期間，一些地區的教育部門別出心裁，在出身問題上自定「土政策」，公開在中小學中鼓動歧視、打擊$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屆成立】〇年，在中小學就學的地富子女多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已不同於建國初期就讀的大學生的歷史背景，但是一些教育部門為了顯示「寧左勿右」，就是有意為之。1958-1959年，重慶市第一中學一個班主任提出：
「依靠工農子弟，團結改造非工農子弟」。雲南省有的學校提出：「依靠貧僱子弟，孤立打擊地富子弟」的口號。雲南省鹽興中學把一個班上的工農學生和地富學生分成兩個班上課，教師給地富子弟班上課講得很簡單，而給工農子弟班上課就講得很詳細。浙江省有的學校規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包括黨員)不允許領獎學金。上海、昆明、合肥等地有些學校把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共青團、少先隊幹部一律撤換93。上述現象以後受到了上級部門的批評。
1958年後，在全民範圍內，重視「階級出身」的意識已完全扎根，它體現在城市和農村的一切領域，刺激各地創造出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經驗，例如1959年陝西省乾縣創造出一種對基層幹部的審查辦法，即審查對象為生產大隊幹部和生產小隊正、副隊長，採取「普遍摸底排隊，逐個過濾，重點審查」的辦法：「即不公開，不做動員報告，也不找幹部談話」，「背靠背」地審查幹部的政治面目，最後建全起生產大隊幹部的檔案94。
從1959年到1961年，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國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導致農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毛澤東在部署「救災救荒」的同時，認定造成大災荒的主要原因是階級敵人破壞和「民主革命不徹底」。在1961年初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扎根串聯的辦
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95。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八屆九中全會後，各地開始貫徹毛澤東有關反擊資本主義復辟，在農村整風、整社、整黨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書記下鄉，搞扎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協會，調查的結果是：基層政權全為壞人當權，貧雇農出身的幹部全被地富收買，其根本原因在於土改不徹底。天津的經驗是：應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河北省的經驗則認為，出現特大困難的原因之一乃是過去對地富反壞「摘帽」多了96。問題在於，即使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也無法遏止大量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殘酷的現實是：貧下中農和地富一起因絕糧而死，在這段非常時期裏，由於特大饑荒，各地領導都忙於救災，農村對地富的批鬥基本停頓了下來。
1962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又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年初，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對前三年經濟建設中的盲動傾向提出了批評，會後又接着對農業，工業交通，科技，文教，以及知識分子和統戰等政策作出重$調整，在中央新政策的推動下，國民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內緊張的階級鬥爭的氣氛也得到緩和。然而，劉少奇的新方針並沒有得到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支持，反而被毛認為是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在這年的8-9月，隨着經濟形勢趨於好轉，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黨的
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強調以階級鬥爭治國，由此，執行半年多的寬鬆政策正式宣吿結束。國家政治大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和生存狀態，特別是對於那些被視為是「階級敵人」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被打成「右派」的文史學家何滿子1961年從寧夏勞改地請假回上海治病，而到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何滿子的感覺是「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想過「逃出國境到國外」*但最後考慮到家小，才打消了這個念頭97。
由於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階級出身論」在不斷升溫的階級鬥爭火爐的烘烤下，被全面啟動，從1962年下半年始，執政黨原先在階級出身問題上的正式表述：「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在實踐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論」。在所有涉及人和人群的領域，從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即是區分誰是自己人，誰是敵人，從而把社會人群正式分為「成份好」與「成份壞」的兩大類別。
所謂「成份好」者，即革命血統純正之謂也。1962年後，國家政治形勢雖然變化極大，「自己人」和「敵人」經常變換位置，但大體上還維持着建國之初所形成的政治分層的類別。所謂「成份壞」者，反動階級、反動勢力之代表也。1957年後，在原有的反動勢力四大部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新部類：右派分子，通稱「五類分子」。在所謂「右派分子」中，不乏出身工農階級者，但依「階級出身論」的新發展——思想不純正，即
等同於血統不純正，所以工農出身的右派分子也一併被列入「階級敵人」的序列。
在60年代前期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由於階級鬥爭的範圍大大擴展，從中央到地方、軍隊，都「揭露」出一批「反黨集團」，而依新形勢下的政治標準：血統純正還必須與思想純正相匹配，這就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即如何對待50年代後期以來，各級黨政機關清理出的「反黨集團」成員？在當時省一級的「反黨集團」就有十三個，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的「沙文漢、陳修良反黨集團」；河南的「潘復生反黨集圑」；安徽的「張愷帆反黨集團」；山東的「趙健民反黨集團」；遼寧的「杜省衡反黨集團」；廣東的「古大存、馮白駒反黨集團」；新疆的「伊敏諾夫反黨集團」等；在中央級則有「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譚政反黨集團」等，對這些革命資歷雄厚，但思想不純正的幹部及其家屬子女，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時期，對這類人群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對那些被開除黨籍或投入監獄的人，明確將其定性為「階級敵人」，對其家屬子女雖不搞株連，但不予重用，例如高崗之子高毅在1939年就被送往蘇聯學習，當時年僅9歲，可謂「根正苗紅」，1952年高毅返國，後因受其>父牽連，高毅「一生鬱鬱不得志」98 ;而對那些保留黨籍的人，則暫時模糊他們的政治類別(其中潘復生等人在1962年上半年得到平反，1965年秋，彭德懷、黃克誠等也被降級，暫時重新分配工作），若階級鬥爭形勢緊張，則
將他們迅速劃入「異己分子」、「階級敵人」的行列。
依據60年代後對幹部「純化」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對於高級幹部也要進行思想排隊，對此當時就有高級幹部公開表示了不滿，I960年夏，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在北戴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針對「有人在省委書記裏排隊，要把一些省委書記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事」提出了批評，他問道：「為什麼在出生入死的戰爭年代，不排我們的隊，現在勝利了，就要排隊整我們了？」99然而隨着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和中蘇論戰的爆發，這種質疑的聲音迅速消失，其代表人物很快受到黨內批評或處理。
1963年後，中蘇兩黨關係日益緊張，中共開始全面掀起「反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在當時的語境下，「修正主義」的內涵是：同情赫魯嘵夫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主張或支持「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反對階級鬥爭，「鼓吹戰爭恐怖」，散播「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等。1962年夏之後，繼中央解除或調離了部分被指責犯有「右傾」、「修正主義」錯誤的領導幹部的職務(鄧子恢因主張「三自一包」被免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調任名譽性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王稼祥被指責鼓吹「三和一少」，被停止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艮一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也因在「對資產階級態度上的右傾」，被停止職務），地方各級黨委也相應在所轄範圍內將某些被懷疑思想不純正的幹部調離原工作岗位，劉順元審時度勢，主動向江蘇省委提交要求退休返鄉的報吿，得到了批准。
1963年，各級黨政機關又進行了新一輪的清洗。清洗對
象為兩類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工作人員和黨員幹部。這兩類人都被陸續調出上級領導機關。1963年下半年後，全國黨政機構中的「肅反小組」改名為「五人領導小組」，性質和工作任務不變。而在這之前，在某些地區的領導機關內，甚至成立了「貫徹階級路線辦公室」13()。1965年，又在全國黨政機關開展「機關革命化運動」，以精簡為名，又清洗了一批成份欠佳的幹部。在此前後，各級黨政機關、廠礦企業、文教機構普遍成立了政治部。在基層，則創立「政治指導員制度」，又清理了一批「階級異己分子」
(「出身不好」的幹部)和「蜕化變質分子」（「工農出身的幹部和黨員」），使純化的空氣更加熾烈。
以階級鬥爭為綱，給60年代前期的社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過去在「成份好」與「成份壞」的兩大政治分層外，還存在一個較為寬闊的灰色地帶，這些人群包括：舊知識分子、原工商業者、資方代理人、高級職員、一般海外關係者、舊藝人班主、原國民黨起義人員，以及作為統戰對象的民主人士等。他們一般被認為「成份不好」或「不純」，對他們疏遠、排斥有之，但在階級鬥爭相對和緩時，尚未把這些人群明確梘為「階級敵人」。對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至少在理}t上還主張對他們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然而，一旦階級鬥爭激化，他們馬上被推向右邊，1962年後，灰色地帶逐漸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進黑色地帶。
從1963年開始，「階級出身論」已表現在對敵對階級子女的各種歧視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類的子女在就業、升學、婚姻等方面處於嚴重不平等的地位，除個別情況外，入
130《內部參考》丨960年丨2月5日，第3144期，頁12。
團已不可能。黑色部類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農林、地質、師範類大專院校，但在1963年後，大學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這方面的歧視實際已發展到中小學，大城市的重點名牌中學也開始拒收黑色部類子女入學。部分農村地區甚至規定，小學生升入中學的條件是：「出身佔六十分，表現佔二十分，學習成績佔五分，其他佔十五分」151。
面對1962年後被主觀虛幻出的階級鬥爭激化的新形勢， 領導層和各級政府忙於制定各項政策，將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組織階級隊伍」，重新「劃分敵我」的極為複雜的社會分層工程。
1962年後，在知識分子政治類別問題上曾經出現的缺口，即知識分子通過入黨就轉變為無產階級，又被翻轉過來，換言之，無論是否黨員，知識分子都被認為是屬於資產階級。這裏原先有幾個界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老知識分子，一入黨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1949年後培養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一入黨更是無產階級。但是在1962年後，他們都被整體劃入資產階級，其理由是：1.舊知識分子即使入了黨，也是不可能真正轉變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實際上是「老反共分子」（毛澤東對吳晗、翦伯贊等的看法，劉仙洲、梁思成皆屬此類）。在這之後，清除或勸退了某些老藝術家出黨，如在1964年開除了著名藝人小白玉霜的黨籍。2.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黨員，只要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就一定會受到資產階級和蘇聯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而產生蜕變。
這種認識最早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出現，自那時起，社
131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_文聯出版社， 1999 年），頁18 注1。
會上就瀰漫一種鄙視，蔑視知識分子的濃厚的空氣，湖南常寧的農民甚至稱知識分子為「雞屎分子」132。1958年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剝削階級」的論斷(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世界觀上都屬於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階級），首次把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更為苛刻的新觀點以黨的理論新概念的形式公之於眾，在當時就受到某些知識分子的質疑，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朱東潤説，高級知識分子普遍對劉少奇的論斷「感到觸目驚心」133，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從意識上確定剝削階級是不妥當的」134。即使在工人階級中，也有人不贊成劉少奇的這個新論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職工就「對把知識分子劃成剝削階級感到接受不了」135。然而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慮，相反，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性的否定評價已從過去的半公開，迅速演變為社會的公開的主導性意識。雖然在】962年初，因嚴重經濟困難，劉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調整了對知識分子和原工商業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澤東的壓力下，1962年下半年後各項政策又全面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對知識分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級，進而深入到對黨員知識分子的否定。只是在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級黨組織對已入黨的知識分f的態度仍相對和緩，具體政策由黨委在內部掌握。
在這一階段，政治分層進一步深入到革命隊伍內部。對
132蕭一湘：〈幹部變遷五十年〉，載《南風窗》，2002年8月號(上），頁26-27，總219期，2002年8月1日出版。
133《內部參考》1958年6月3日，第2496期•頁17。
134《內部參考》1958年6月11日，2503期，頁第15。
135《內部參考》1958年6月2日，第2495期，頁22—23。
原有的幾個革命階層：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也進行複雜的分層。與60年代初林彪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急速增長相適應，軍人的政治地位直線上升，在四個革命階級中，最高階層為革命軍人。在革命軍人中，工農出身的軍人、軍中政工幹部的地位又高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和軍中技術幹部。產生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在這個階段對軍隊、對軍中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視以及對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軍隊幹部受到劉少奇的影響較小，工農出身的軍隊幹部在抵拒國際共運修正主義思潮的態度上也更為堅決。1959年後，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軍人出身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對其部下説，劉順元「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毛主席是相信我們軍隊幹部的」100。
隨着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黨機關不滿的加劇，革命幹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讓位於革命軍人，而處於第二層次。在革命幹部中也劃分出不同的梯級：軍隊出身轉業到地方的幹部，在政治地位上高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軍人出身的幹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腦機關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門。去過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幹部又高於原地下黨幹部，這又反映了革命政權的性質與特色，即新政權的基礎來源於軍隊與農村。在革命幹部的最底層，是40年代後期地下黨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因為30年代的白區幹部許多人以後進入根據地工作，被認為經受過戰爭的考驗和鍛煉。40年代後期已是革命勝利的前夜，在這個時期參加中共的知識分子幹部既未經過延安整風審幹運動，又未受過殘酷的戰爭考驗，因而無法
與前幾類幹部並列。在單位類別上，黨委系統、公安政法部門的幹部受黨的信任度較高，政府、經濟建設部門的幹部次之，文教單位的幹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60年代特定的時代氛圍下，伴隨着「備戰」的升溫和「大三線」的建設，在產業工人中，軍工企業的工人，無論在政治地位、經濟收入方面，都高於一般大廠的工人。因為軍工企業的職工都經過較為嚴格的「政審」，被認為政治上比較「可靠」，而民用大廠的職工，雖經多次清理，就是到了60年代前期，還是存在着「嚴重不純」的現象，例如：1960年初的鞍鋼無縫鋼管廠，共有2576名職工，但「不純分子」竟有558人，佔到職工總數的21.6%強101。同樣是工人，有產業工人與財貿職工的區別；有軍工企業工人與一般大廠工人的區別；有國營工廠工人和集體工廠工人的區別；有地方國營工廠工人和直屬中央大廠工人的區別等等，在「成份好」的工人與「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間，存在着很大的鴻溝。在一些工廠，「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102。黨組織一般較少在集體工廠、街道工廠工人中吸收黨員，概因後者多係城市貧民出身，被認為受舊社會影響較深，或社會關係複雜。即使一般工廠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103。1
與城市相比，農村中的政治分層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沒有變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層的仍是貧下中農，而軍人家屬、烈屬，又優於一般的貧下中農。由於60年代初的大饑荒造成農
業的巨大破壞，這幾年農村工作集中於「恢復生產」，「對敵鬥爭」得到相對緩和，這種局面持續到1963年初，隨着四清運動的推開，農村又被推入人為煽起的階級鬥爭的狂熱之中。
1963年後，被人為激化的階級鬥爭形勢推動了社會整體環境的進一步「純化」。為落實毛澤東提出的「備戰」的指示，全國各廠礦企事業單位都辦起武裝基幹民兵，選拔的標準就是「根正苗紅」。這項措施再次將人群分開。同年，在城市中實施「四類分子」定期向當地派出所彙報、接受訓話的制度。1964年，各大學依據大學生的階級出身和現實思想表現，例如：「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的態度」，對蕭洛霍夫的中篇小説《一個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電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學生中排列出「反動學生」，由組織人事部門予以「内部控制」，情況嚴重者，如記有「反動日記」者，則移送公安部門。該年，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又在內部對城鄉人民中有台、港、海外關係者開展了一次調查活動104°，使「階級陣線」更加分明。1965年，為了保證首都的「純化」，還將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動員遷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四清」運動中，城市街道居委會第一次越過單位，開始經常組織對所轄範圍黑色部類的群眾批鬥大會。
丨964年，在全國範圍內，特別在農村地區，階級鬥爭的野火已燃成一片燎原之勢。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全國150萬幹部下鄉開展「四清運動」，到處尋找子虛烏有的「小台灣」(「資本主義復辟」的據點）。各中央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部長、軍隊高級將領紛紛親自「蹲點」，指導各地進
行「民主革命補課」，進行所謂「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劃分農村階級成份，將一批批「隱藏的敵人」清查出來。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四清的試點單位長安縣為例，經過四清運動，共補劃地富3271戶，相當於原來的1.2倍，連同原地富戶，共有5992戶，佔全縣人口的9.2%。運動中被重新戴上四類分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類分子有4305人，被關、管、鬥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礎」六種人的有1931 人105。
在所有這類鬥爭中，農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屬子女作為一個群體，儘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點打擊，成為引導運動開路，進行新一輪階級鬥爭熱身準備的犧牲品。在不斷強化的對敵鬥爭教育的作用下，對地富及其家屬子女採取了定期訓話、集體罰跪、捆打等鬥爭手段。這種現象由來已久，自土改以後，只要階級鬥爭形勢尖鋭，就會出現上述情況。山東t歷城縣部分農村地區在五十年代初就採用打駡的方法對地主進行「集訓」，同時規定，不准地主看戲，不准地主同群眾講話，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頭讓路，鄉幹部、民兵可以隨時入地主家進行檢查106。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細微的不順從，都會被判定為「階級報復」，而遭到嚴厲的懲罰107。為確保在地富死亡後農村階級鬥爭對象的繼續存在，農村地區普遍實行起地富身份世襲制，將一大批1949後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為地富分子。此種做法也是有其來源，即一些地區50年代土改運動後對地主全家進行管制的傳統108。在鋪天蓋地追求「純化」的大環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徹底淪為新社會的賤民109，他們不僅毫無權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於地富女兒欲嫁單身老礦工，也被指責是「為反革命傳宗接代」110。
在60年代前期的社會分層再確定的工程中，「階級出身論」借助於意識形態傳媒的鼓動，尤其通過「四清」運動得到不斷強化，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氛圍，最終為文革期間「血統論」的大氾濫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和傳播的土壤。
從1963年開始，一場「階級教育」運動在全國平地掀起。「階級教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開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廠史或廠史、社史、街道史），以激發廣大幹部群眾對舊社會的仇恨和對新社會的熱愛，此即所謂「憶苦思甜」。在「階級教育」運動中，對「雷鋒精神」提出了指導性的解釋，這就是：「對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像嚴冬般殘酷無情」。這個概念其實產生於革命戰爭年代，謝覺哉在1939年3月給中央黨校學員作報吿時即提出，共產黨員「對敵人應無情」，「對敵人饒恕即是對革命的摧殘。同志間熱哄哄，對敵人冷冰冰」111。為了配合「階級教育」，從1963年5月起，全國各省、市、地、縣普遍舉辦階級鬥爭展覽，烘托出資本主義復辟的恐怖氣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縣的「收租院展覽」。在這些展覽館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殘害農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變天賬」。以後這類陳列大多改為永久性的展覽館，以提醒人們世世代代「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從1963至1965年，宣傳媒介不遺餘力地向社會各階層人民密集灌輸階級鬥爭的觀念，不斷推出一個個面目淨獰、時刻夢想復辟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形象。在林林總總的新老反革命圖譜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敵人腐蝕拉攏、蜕化變質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這些「敵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點：1.時刻準備復辟資本主義，向工農革命幹部進行階級報復；2.時刻與革命力量爭奪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電影：《千萬不要忘記》、《奪印》、《青年一代》、《箭杆河邊》等，都具有上述類型化的特點，當時，這些電影在全國城鄉被反復上映。為調動普通群眾的階級鬥爭意識，還興起了「大講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現代戲」的熱潮，其目的都是為了教育群眾「站穩階級立場」，「提高階級覺悟」，「激發階級仇恨」，使得「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幾乎燃到沸點。
1964年「四清」運動全面開展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各級黨組織向包f黑色部類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宣講了幾個有關社教的中央k件（《前十條》、《後十條》、《二十三條》），其宣講範圍甚至擴大到初中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根據階級鬥爭的觀念，為了體現「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的原則，對於黑色部類也劃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詳細的區分：
1.將被殺、關、管家屬與一般五類分子家屬區別開來， 對前者實行更嚴厲的監督與防範。
2. 將帶戴「帽」的敵人與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劃分開來，對於不戴「帽」的內控對象和摘帽右派，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使他們獲得某種優越感，從而更嚴厲地震撼戴「帽」分子。
3. 將反革命分子與壞分子、地主與富農再區別開來，重點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分子。
而落實這些精神的具體途經，就是通過開展「新舊社會對比」的「憶苦思甜」的運動。一年後，各省又紛紛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成立各級「貧下中農協會」，出席貧協會議的代表在各地進行巡迴演講，大作「憶苦思甜」的報吿，以幫助人們「狠挖修正主義根子」。
在推行「階級教育」的持久運動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報吿，部署在全國中小學開展「階級鬥爭教育」，加速「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成為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112。《中國青年報》宣稱，中小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在與黨爭奪接班人，工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子弟在學校遭受歧梘113，使「階級出身論」空氣迅速瀰漫於各類學校。至此在各級學校內正式又劃出了兩類群體：「根正苗紅」的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子弟（「自來紅」），和身上烙有反動階級烙印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自來黑」）。伴隨着紅色血統崇拜的不斷升溫，高幹子弟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已顯現於各類學校。
60年代的「高幹子弟」概念，是從50年代的「幹部子弟」概念而來的，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了照顧在前線的軍隊領導同志，使之擺脱後顧之憂，專門設立了幹部子弟學校，建國初，這個傳統延續了下來，各地都辦有不同的幹部子弟學校。1956年，有讀者投書《人民日報》（未發表），批評「首長子弟學校」的特殊化問題，信中説：「這些學校和托兒所的物質生活條件，大大超過了一般人民生活條件，如原來的八一小學，學生個個着呢服……首長子弟托兒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車成隊地來回接送」15(3。幹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以後幹部子弟學校陸續被撤銷，但在某些地區，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學仍設有「幹部子弟班」114。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點中學事實上具有「幹部子弟學校」的性質，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〇1中學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軍隊領導的子弟。50-60年代初，「幹部子弟」的分層尚未明顯，革命軍人、高級幹部、上級幹部子弟統屬「幹部子弟」的範疇。然而到了1963年後，隨着對革命血統純正性的不斷強調，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弟和軍隊領導幹部的子弟迅速從一般幹部子弟中脱穎而出。在這些高幹子弟中，中央一級領導幹部的子弟和軍隊領導幹部子弟的地位最為顯赫，因為他們父母所擔任的職務足以證明他們在血統上和思想上更為純正。^類青年一般都被視為是「革命接班人」，較早被吸收入黨，在學校擔任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等職務。
60年代前期，不斷強化的階級鬥爭的攻勢，是由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領導和部署的。從1962年下半年始，毛澤東頻頻發出有關加強階級鬥爭的大量指示，對劉少奇等施加極大的精神影響，迫使他們接受、貫徹自己的各項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等，對於毛的有關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並無真正的抵觸，他們唯一希望的僅是將階級鬥爭的野火阻隔於黨的高層領導圈之外，而不反對在黨的中下層和社會上大搞階級鬥爭。劉少奇等也不反對在幹部人事領域突出軍人，贬抑知識分子，儘管他們不是軍人出身，但歷史上都曾長期在根據地擔負黨政軍領導工作，因而，「軍人至上」不會對他們及其家屬構成危脅。劉少奇等實際上是組織領域內「純化政策」的具體實施者。1964年9月經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的《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農村「蹲點」的經驗總結，該文經劉少奇多次修改，體現了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滲透着對階級出身問題的強調，充滿濃厚的「純化」精神。劉少奇、王光美的觀點在中央領導層有廣泛的代表性，負責中央宣傳、教育工作的陸定一也有類似「純化」的觀點。60年代後，農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學已較為困難，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卻先虛構出一個地富子弟「翹尾巴」的假問題，陸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讀，半農半讀這個方式來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應在政治上表現積極，「如果他們的尾巴翹得老高，貧下中農説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請求，我才收，那也可以」115。
當空氣中已四處瀰漫階級鬥爭的火藥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衝天的烈焰。就在陸定一説出那些話後不久，「四清運動」尚未結束之際，一場更大規模的，追求「純化」更高境界的政治運動——以揪鬥「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為先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到來，劉少奇、陸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己很快也成為「階級敵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國最大的「階級敵人」，其家屬子女也遭到株連和殘酷的迫害。
結論
「階級出身論」在新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但是「階級出身論」並不是一套完整系統的理論，甚至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它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原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應根據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即佔有生產資料的多寡來考察階級關係，家庭出身和思想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階級屬性的標準。原典馬克思主義也不主張根據人們的階級出身來有_別地給予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正因為原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階級出身論」現象存在着矛盾，從瑞金一延安時代起，中共的意識形態從未正面論述過「階級出身論」的合理性問題，它只是依存在階級鬥爭理論的範疇下被宣傳和普及。在爭取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階段，它是一種動員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產黨的階級和社會基礎。革命成功後，執政黨又以此意識和原則對敵對階級進
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會。但在和平建設時期，繼續延用甚至強化「革命」時期的這套意識與原則，遲遲未能建立起體現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的現代法律框架，這就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和廣大民眾的身心造成嚴重的傷害。毛澤東之所以長期堅持這套原則和意識，除了它曾經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革命新傳統，而且也與他的「純化觀」有關，因為推行這套原則及意識，可使黨內和社會保持畏期緊張，有助於建成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國家結構，而這種結構就是毛澤東所理想的實現了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新社會。
「階級出身論」與蘇共的關係也需具體分析，早期中共雖受到蘇共「唯工農階級至上」的影響，但中國國內的因素更為關鍵。1928年毛澤東在江西井岡山就開始了「洗黨」，當時蘇共經驗還未傳來。在選用蘇共經驗時，毛澤東一切以實用為前提。1953年後，蘇聯開始「解凍」，毛澤東反而加緊階級鬥爭，因為階級出身、政治分層有利於維護專政秩序。但毛澤東始終沒有走到柬埔寨赤棉極端主義的地步，在他那裏，所有的理論和政策都以利害關係為出發點，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戰略部署，毛澤東就會修改和調整政策。
毛澤東的「純化觀」與斯大林的「肅反」有着明顯的差異，斯大林對其認為的反對力量或潛在的反對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體消滅；毛澤東則主張鎮壓一批，而用「階級出身論」動員群眾，分化敵人，將敵對階級分子分散於群眾之中，以分而治之，並通過對他們的不斷打擊，把他們「作為反面教員」，來「鍛煉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藉口簡單（「叛國」、「間諜」、「反動富農」），毛澤東則有較豐富的理論，在階級出身的基礎上又發展到「立場」、「思想
正確」、「過關」（革命關、土改關、社會主義關、文化大革命關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統純正，但思想不純正，也仍然會成為被鬥爭和鎮壓的對象。
以紅色恐怖形式出現的階級歧梘，在「文革」初期發展到登峰造極，完全取消了「革命對象」的基本權利，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壓迫，「階級出身論」至此完成了向「階級血統論」的轉換。「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礎，只是「階級血統論」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論的色彩。儘管如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與種性制度仍有所區別，這不僅表現為，在長達數十年間，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未對此意識和原則作出正面肯定的論述，也在於每當「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趨於沸點時，毛澤東都會予以一定的降溫，在不斷追求「純化」的大前題下，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每隔若干年，都會小幅紆緩一下由極端強調階級出身問題而造成的社會緊張，從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極端主義。1966年9月後，紅衛兵在「紅八月」下旬針對「黑五類」的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隨着運動方向的轉移，北京市中學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聯動」和「西糾」對「中央文考」執行的毛澤東「批判黨內走資派」路線產生抵觸，由此，江青、陳伯達等對「聯動」、「西糾」以及「血統論」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組成的群眾組織的產生。1972年後，「階級血統論」趨於緩和，毛澤東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點是改善在文革中受衝擊的幹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幹部的子女進入部隊、大學。對非革命血統家庭的子女，
雖在就業、升學、升遷等問題上繼續歧梘，但比「九一三」 事件前有所緩和。
70年代中後期，「階級出身論」一「階級血統論」已走到盡頭，由於文革中階級鬥爭的打擊面不斷擴大，國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間接打擊，尤其是原先血統和思想都純正的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子女，在暗濤洶湧的「文革」中也整體沉沒，在瞬間成為了新的「階級敵人」，遭遇到和過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樣的凌辱、歧視，至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的荒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H^ —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宣佈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四化」、經濟建設已成為動員和組織原則，「階級出身論」遭到全民的厭惡，與階級鬥爭相隨相依的「階級出身論」最終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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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內部參考》1953年4月22日，第91號，頁469。
78《內部參考》丨955年10月15日，第220期，頁70。
79《內部參考》1955年8月22日，第191期，頁丨71。
80《內部參考》1955年8月2日，第丨78期，頁14。
81《內部參考》1953年3月24日，第66號，頁573-574 ;《內部參考》1953 年4月30日，第98號，頁590-591。
82《內部參考》丨955年4月26日，第95期，頁381。
83《內部參考》丨Q55年6月30日•第150期，頁504。
96《內部參考》1953年2月12日，第35號，頁54。
97《內部參考》1953年4月7日，第78號，頁134-135。
98《內部參考》1954年9月25日，第218期，頁377-378。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9日。
—聽：〈57年廣東反右運動始末>，故鄉網(hUp://www.guxiang.com)，2001
年7月8日。
109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睛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丨年）* 頁42 ， 523 。
1958年7月26日安東諾夫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俄國檔案影本存沈志華處，編號SD09901
111中國科學院江蘇分院歷史研究所：《江蘇十年史(1949-1959)》(草稿)(南京：1959年1丨月），頁167。
同注111，頁166。
113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丨987.〗2)》(蘇寧出准字第038丨號，1992)，頁70。
114中國科學院江蘇分院歷史研究所：《江蘇十年史(丨949-丨959)》(草稿)(南京：1959 年11 月），頁167。
1】5同上，頁167-68。
116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大事記(1949-1984)》(南京：無出版時間頁102。
117中國科學院江蘇分院歷史研究所：《江蘇十年史(1949-1959)》(草稿)(南京：1959年丨1月），頁179。
丨丨8南京市擋案館：《南京大事記(丨949-丨984>》(南京：無出版時間），頁104。
丨19《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江蘇》，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315。
120中國科學院江蘇分院歷史研究所：《江蘇十年史(1949-1959)》（草稿)(南京：丨959年11月），頁179。
121《內部參考》1959年7月丨5日，第2822期，頁11。
122《內部參考》1959年12月13日，第2934期，頁17—20。
123《內部參考》1959年5月13日，第2760期，頁13。
124《內部參考》1959年12月31日，第2949期，頁240。
丨25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126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史料。
127何滿子口述、吳仲華整理：《跋涉# :何滿fU述自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丨999年），頁124-126。
丨28杜魏華主編：《在蘇聯長大的紅色後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374。
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9。
丁群：《劉順元傳》，頁290。
137《内部參考》I960年5月24日，第3065期，頁11-12。
138《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頁17。
丨39徐城北：《有家難回》(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
丨40《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年4月-1987年〗2月卜（南京：玄武區黨史辦、玄武區檔案局，1992年），頁丨37。
141张馨、高光厚：〈陝西省長安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綢查〉，《黨史通訊》， 1987年第6期，頁34。
142《內部參考》1953年6月25日，第144號，頁426~427。
143張樂天：《吿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頁125-126、128。
同注143，頁124。
同注143，頁丨25、149。
146《內部參考》丨％4年8月28日，第3654期，頁10-11。
147《謝覺哉日記》，上冊，頁298。
丨48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4。
丨49《遇羅克遺作與回憶》，頁16-17。
150《內部參考》1956年11月26日，第2061期，頁591。
151參見李南央：〈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憶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幹部T弟班的生活〉，載李南央等著：《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卜頁83。
152陸定一：〈關於半農半讀問題的報吿〉，《陸定一文集》，頁68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