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革命、內戰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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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世紀的革命、內戰與民族主義1

□問■高華答

孫、蔣學習蘇聯建黨軍

□孫文和蔣介石先後在學習蘇聯的建黨建軍原則和黨軍黨國問題上，都認為蘇聯是個學習的好榜樣，你覺得其中有什麼必然性嗎？

■向蘇聯學習——「以俄為師」，這個思路是孫文定的。孫對蘇聯革命的總結是，蘇聯最成功的經驗就是建立了黨軍，這是一支由黨和黨的領袖完全控制的軍隊。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這方面毫無建樹。孫文自己沒有去過蘇聯，他的這個思想是根據二手材料和當時西方的報導提出的。更重要的是，1923年他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左右。這段歷史在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剛出版的《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鬥》中有所描述。蔣親自去看了，對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有了自己的認識。他基本認同孫的看法，就是以黨治國、以黨治軍，這主要是從中國需要的1 角度出發。加上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後，蘇聯給了國民黨很大幫助。所以在學習蘇聯問題上，孫提出了思想，而蔣接受並傳承了它。蔣介石以後雖然反共，但「以黨治國」的路數並沒有改變。

□如果孫文只是為了建立一支親信部隊，他也可以學習美國。為什麼他和蔣介石都傾向於學習蘇聯？是不是蘇聯的意識形態更能對應其在中國的追求？

■孫、蔣都曾多次提到，想要擁有一支有主義、有思想的軍隊，因為他們認識到，這種軍隊是布爾什維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當時中國軍隊大都是無主義、無思想的私家軍。至於他們為何沒有提出要建立美國式的It防軍，我印象中孫沒有專門論述過這個問題。也許他覺得中國和美國的差異太大，美國在南北戰爭後實際上是一個穩定和成型的社會，軍隊在社會中沒有特別顯著的作用。而十月革命則完全是靠軍隊，把布爾什維克的力量從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全國。一支有主義、有黨領導、有工農群眾參加的軍隊，從革命實用主義角度，給孫和蔣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國人過去都是「吃糧當兵」的想法，相比之下，俄國人能鼓動勞動大眾為了主義和思想自願去流血去打仗，這太了不起了，這也是為什麼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以後就有了「黨軍」這個概念。

□孫、蔣學蘇聯的傾向是否也與蘇聯願意提供大量盧布和軍援，而歐美卻不願扶助有關呢？

■歐美對「孫大炮」不看好，他們是地道的現實主義者； 蘇聯則是出於自己「東方戰線」的戰略考慮，選上了孫中山。第三國際建立後，它覺得俄國革命需要其他國家支持。而在1920年代初，從芬蘭、巴伐利亞到匈牙利，俄國支持的歐洲革命都失敗了，進攻波蘭也失敗了。此後列寧把目光轉向中國。他先要聯絡吳佩孚，因為後者有保護勞工的表現，後來發現這個人似乎不行，又轉向聯絡在廣東一帶有明顯社會主義改革思想的陳炯明。最後，遠東共和國(蘇俄政府在俄國西伯利亞赤塔建立的一個被蘇俄控制的緩衝國）一個外交使團成員達林以記者身份去了廣州，發現國民黨在工人中影響很大，而共產黨當時還很弱。事實上，國民黨早於中共搞工人運動，馬超俊等幾個人是最早在廣州搞工會的。此後鮑羅廷被派往中國，擔任孫的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此人不僅革命意志堅定，而且有一種能力，這就是改變別人思想的能力，他的英語非常流利，可以和孫文流暢交談，並迅速地影響了孫，隨着孫中山向左轉，蘇聯的軍援等也都來了，所以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很多事都是在蘇聯幫助下完成的，黃埔軍校也是在蘇聯人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民族主義、憤青和毛主義

□當時強調批判國民性中的一團散沙，要求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把國民團結起來，這是中國特有的嗎？

■不是中國所獨有，歐洲十九世紀下半葉，在意大利、普魯士等都有民族主義建國運動的興起。中國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當然跟中國歷史、幾千年文明、近代以後受到帝國主義的k辱，以及嚴復以後從歐洲傳來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理論有關。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洋人對中國的觀察越來越多，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西方中心論」的傾向，對東方人、中國人充滿蔑視；但是中國人也因國門洞開，接觸到異邦文明而開始關注到自己的一些弱點。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即明思溥)在1894年出版的《中國

人的素質》一書中，説了不少有關中國人的弱點，諸如： 怯弱、一盤散沙、言而無信、缺乏公共精神等等，魯迅就受過此人影響。敏感的魯迅旅日後又接觸到日本人對中國國民性弱點的看法，激發起他的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即國民性批判與改造的思想。早期的嚴復、郭嵩燾，以及出洋的使臣、留學生等，都很自然地產生了類似的看法。I

自康梁以來，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一代代傳承下來，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潮流，這點和日本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形成的主流思想是「脱亞入歐」，這在中國是不能被接受的。李大釗就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他一直認為中國文明雖然需要改造，但西洋文明也未必可以救世。這個思想後來對毛澤東產生了影響。

毛是「五四」那一代人中少有的一個主張東西方文明需要同時改造，對於「五四」時那種全面倒向西方的潮流，毛沒有全部接受。他一方面批判中國傳統，另一方面説西洋文明未必盡是。我認為他這個思想可能多少受到梁啟超等人的影響。梁去過歐洲後寫下《歐遊心影錄》，説歐洲人還嗷嗷待哺地等待東方人來救。梁去歐洲是在一戰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美一些知識分子刺激很大，科技文明的昌盛怎麼會導致人類的大規模殺戮？東方價值是不是更符合人性？再就是跟我們中國的傳統太深厚有關。

□這是否可以解釋為什麼孫文最初完全是美式的民主思想， 可後來他認為中國有特殊的環境，要走獨特的發展道路，後來蔣介石也慢慢產生這樣的認識？

■孫文以後改組國民黨就是這種思想的反映，但他沒有完全拒絕西方價值或發展模式，他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步驟，最後還是要走到憲政階段。蔣介石則從沒有接受過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有時嘴裏説幾句民主之類的話，那純粹是應付形勢。他是一位崇尚實力的軍事強人，具有強烈的權威性格，同時他也一直是一位大中國主義者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愛慕者。蔣日記就能體現這一點，他的日記記載了他每天的思考，包括對日本人的憤怒、對西洋人的批評、對國內重大事件的點評。1945年蔣在長江上看到縴夫背纖心痛不已，説戰後的中國一定要發展經濟，否則中國人太慘了。他對日本人更是恨到極點。1934年5月20日，他在一篇演講詞中控訴日本：「外國人是人，我們亦復是人，為什麼我們有飛機有海軍有陸軍而不能抵禦人家，而人家飛機可以隨便飛到中國領空內拋炸彈，他們的兵艦也可以隨便開到我們的領海和內河耀武揚威。陸軍要進佔我們什麼地方就進佔什麼地方，簡直不當作中國是一個國家，不當作中國人是一個人，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人家予取予求，生殺予奪」。他還在日記中説過更激烈的反日的話，都很難引用。蔣並非不瞭解曰本文化，他青年時期在日本呆過，通日文。但他強烈的民族主義就燃燒到這種程度。蔣介石也不喜歡西人，他認為俄國人對華是不\褢好心，英國人是老奸巨猾，美國人也經常有意無意損害中國，所以他認為中國人還是要獨立自強，發揚我們的民族道德。

□你怎樣評價近幾十年來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主義？

■近十幾年來的民族主義當然與中國國力逐漸強大的新情況有一定聯繋，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更多是

以悲情和憤怒為特徵的。毛時代的民族主義既是本土的， 又有國際視野，它將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平行起來，也可以説是一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變形，它強調的是中國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民，有點像今天宣稱「全世界都羡慕我們」的朝鮮，但和朝鮮不同的是，中國那時是實打實地出錢、出力、出物資支持世界革命。1980年代以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開始回歸世俗理性，或者用另一種説法，回歸到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軌道上了。於是GDP等開始被提出來，有時就得以國外的標準來評價。

1980到1990年間，中國社會基本上是面向西方的，當時社會形成一個共識，從中央領導到知識界到普通老百姓，全國上下都支持改革開放，都認可十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而1990年代以後興起的民族主義，跟國際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在某些問題上開始緊張，某些傳媒開始使用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詞彙，多種因素作用下，於是國內的民族主義就被催生出來了。

□「民族主義」這個詞在當代是否有了贬義？

■不一定。這個詞在一些知識分子那裏帶有一定贬義，但在很多國家主義者特別是大學生看來，「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贬義詞。特別是許多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沒有接受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大概接受更多的還是主流看法或和主流比較接近的民族主義價值。

□這些大學生畢業後，在社會上遇到一些困難，會不會馬上又轉向另一個層面？

■那大概很容易變成傳統社會主義的擁躉。我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據稱北大學生的女孩子寫的，説她現在成了毛主義者。她覺得社會、自己的國家、世界都不好，窮人毫無地位和尊嚴，但一想到毛時代就淚流滿面。確實，眼下兩極分化是十分嚴重，無權無錢者看不到希望，對她來説現在的生活是處處碰壁，沒有激動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像到的未來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車奴，所以未來沒有任何光亮。北大這位女學生的看法頗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於我們的現實生活，許多年來，在鉅資投人的「主旋律」影視中，經過藝術加工的「紅色歲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幾乎具備一切真善美的原素，而且整個貫穿50-70年代，某些可稱為歷史教訓的時期，或被隱去、淡化，或者乾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為許多人評判現實的一把尺子，於是兩極對應：一邊是「平等與無私」的50-70年代；另一邊是在當下現實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權力一市場原則」，這樣一對比下來，怎麼叫她不懷念50-70年代？所以説，只要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或者改變的步伐與人們的期望值落差較大，人們就會留戀過去的年代。

□在「改善」的過程中，國家是不是應承擔更大的責任？

■你説得完全對。現在我們國家的國力是今非昔比了，50-80 年代那種在Fi政上捉襟見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復返了，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財力雄厚了。國家這些年來已拿出許多錢做改善民生的實事，現在還在繼續做，因為國家的責任就是為民眾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在這一點上，我們還可以學學過去的「老大哥」俄羅斯，這個國家轉軌已快二十年，可是還保留了不少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福利，民眾都享受免費醫療，城市交通費用，水電取暖費用都很低廉。我們在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社會福利只是面對城市人口，對數億農民，國家是顧不過來的。那個時期，國家底子薄，我們還要勒緊褲帶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對國內的老百姓照顧太少，現在國家有錢了，可以回過頭來補做。總之，應讓各階層民眾都看到希望，否則社會上的戾氣太重，對營造和諧社會的氛圍是非常不利的。

□對上世紀20、30年代的民族主義狂潮，並最終促成1949年建政，你怎麼看？

■ 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飽受外國列強的欺凌，當時的民族主義是有正當性的，中國民族主義主要是由外患引起的。事實上，中國在1928年已經開始逐漸改革，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為此做了很多努力。雖然外界壓力那麼大，曰本人還在不斷侵略，但是共產黨的力量當時都被迫轉移去了西部偏遠地區，國民黨方可以相對集中精力在中心地區搞經濟建設。1937年前，國內的經濟和交通等都有長足的發展，有記載説，當時的首都南京到處都在建設，很有些蒸蒸日上的景象，民族主義的高漲主要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而引起。

據張學良回憶，孫文在1925年臨終前曾見張學良，提醒東北青年一定要記住赤、白兩種帝國主義，他講的「白」，主要是日本，「赤」指的是蘇聯。「赤、白帝國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初「國家主義派」最先提出的，孫文居然在私底下也接受了這個概念，在大力聯俄的同時對俄國抱有警惕，這説明孫先生在政治上的老練。果然不出孫先生所料，十年後蘇聯把中東路賣給了日本和「滿洲國」，蘇聯還把它的軍隊和影響力滲透到新疆，軍事佔領了外蒙古，1944年還把中國的唐努烏梁海的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強行割走，讓中國吃了不少悶虧。只是當年國人對蘇聯對華的兩面政策的本質認識不清，在一大堆意識形態話語下放鬆了警惕，這是我們的深刻教訓。蔣介石希望拉住蘇聯對付日本，但他對蘇聯在中國周邊的擴張行為一直保持警覺。1934年中國駐蘇公使館的外交官戈公振，他本人還是著名的報學研究者，是翻譯家戈寶權的叔叔。戈公振在給國內的報吿裏彙報了他到蘇聯中亞地區考察時看到蘇聯正在加緊修築通向中蘇邊境伊犁的公路，戈還言及「歸化軍」的動向，並説留中亞東北軍中不少人思想激烈，「強鄰進逼隨時有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南京中央建議，全力改善陝甘交通，早與新省恢復商務，「經濟上有聯繋，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專家和師範生入新服務，獎勵新省優秀子弟赴京滬求學，以啟民智等等。蔣閲讀後批示，最可注意者為二：俄人築路，俄擬遣送入新之義勇軍，而駐俄各館均無報吿，非其知識不足，即辦事不敏，益感新邊各館改組之迫切。蔣電行政院長汪精衛：「戈報吿均關重要，望妥為規劃實行。」

如果日本不是那麼窮兇極惡，中國的民族主義就不會形成那樣一種高丨?1的局面。1937年是一個分水嶺。此前中日交流還比較多，1928年後中國的左翼文化運動，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左翼文化的影響。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一批國民黨在日進修的愛國軍官憤然回國，但還有不少人一直留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才回來，郭沫若就是這時回國的。

口德國和意大利通過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達到國力的迅速增強，這個現象是不是對國人當時的思潮有影響？

■蔣介石集團內部的少壯派，確實試圖從德國、意大利、蘇聯復興過程中獲取一種力量，蔣自己也曾對德國、蘇聯經驗表示欣賞。南京當時有個中統主辦的《前途》雜誌，就是主張向德、蘇學習的。德、蘇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在官方，對當時的新聞界也有較大的影響，杻國民黨內部，許多人很重視德國工業化、軍事現代化的經驗。德國還為國民黨訓練了不少精鋭軍隊，以後多數戰死在1937年的淞滬戰場。蘇聯的影響與中國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的關係更複雜一些，當時蔚然成風的左翼文化運動的主潮還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對中國當下現實的批判和對「蘇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揚起民族主義的旗幟是在《八一宣言》傳到中國之後。

毛澤東佔據了道德、思想制高點

口王明是個什麼樣的人？除了他在留蘇人員中有一定地位外，為什麼他在整風時期被毛澤東選為重點打擊對象？■第一，他是留蘇派的領袖，所謂「擒賊先擒王」；第二，他是留蘇派中有理論、能出書的人。留蘇派一般被認為都有理論，其實非也。留蘇派中有很多人可能會翻譯、會寫文章，但寫不出著作。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整風前夕，其他留蘇派領袖都已紛紛繳械投降，而王明卻認為正在形成的風暴跟自己沒什麼關係。

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有點道理，因為王明在莫斯科時，確實

對國內的事，比如博古在江西的一些措施，提出過批評， 所以他覺得事不關己。起初毛是把博古提到前面批判的，沒有提王明。但到1941年的9、10月份，王明突然跳出來直接批評毛澤東在抗戰中的政策，不是談歷史問題，而是當下問題。

當時是季米特洛夫來了封電報，質問毛澤東：「你們準備怎麼對付日本人？」毛澤東拿這封電報給大家看，意思是討論一下。王明就開始提出意見，他説我們是不是對蔣介石的態度太左了一點。這就是公開地質疑、批評毛的新權威。到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毛就很少碰到這種情況，基本上他就是黨內第一號人物了。

□當時延安的一批有「五四」運動、蘇聯精神背景的人，為什麼會在那個過程中集體噤聲呢？

■我認為毛澤東佔據了幾個制高點。毛在理論上提出了幾個最重要的概念，這些概念解決了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比如他説新民主主義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個方面。「民族」的是指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科學」的可以理解為對西方的、「五四」精神的概念接受；「大眾」的可以通向民粹的、平民主義的概念。三個方面，一網打盡。比如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當他聽到中國共產黨是中1國文化傳統的繼承人，要講中國文化、中國氣派，那大概會為之心動的。

「大眾」的，大眾主義是1930年代很流行的口號，那時還有過大眾文化的討論。這能滿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別是中下層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他們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裏，就特別容易滋生憤怒的小左翼知識分子。除了思想上佔領「五四」以後中國最重要的命題——愛國主義、科學精神、平民主義(民粹主義)這三個道德制高點外，毛澤東還是個組織、宣傳的大家。共產黨就是靠宣傳、組織，把奔赴延安的年輕人變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所謂「組織」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組織，也有各種黨領導的群眾組織，還有其他特殊組織^

例如：「批評和自我批評」，當然這也是從蘇聯來的，以後中共黨人給它加了許多新內容，雖然我們今天的年輕一代對這個詞語可能已經失去感覺了。但在上世紀20-40年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鮮事物。中國人過去都是一團和氣，從沒講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全新的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對青年人很有吸引力，這就是為什麼金岳霖老先生入黨後，只要一段時間沒過「組織生活」就不太開心。「組織」這個東西特別重要，它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全部集中到一個網絡裏，把他們安排在各個環節，給他們歸屬感。

□佔據制高點是不是僅憑喊口號就能做到？

■中共喜歡喊口號，國民黨也喜歡喊口號，這是二十世紀的新現象，既要反帝反軍閥，喚起民眾，那不就得動員群眾嗎？當然，這也是從蘇聯學來的。蘇共中央原就有宣傳部，以後還疊床架屋地再設了一個「宣傳鼓動部」。清王朝搞預備立憲，做了許多實事，也沒見清庭發佈「口號大全」供全國臣民誦讀。國民黨在抗戰初有一個簡單有力的口號，叫做「抗戰建國」，這個口號當時非常深入人心，差不多老嫗皆知，但國民黨在「建國」方面做得太少，還是給共產黨搶了風頭。毛在70年代和美國人説過，中國人喊口號，有時是放空炮，但在抗戰時期，除了少數面對國統區和外國人的統戰類或國際統戰類的口號外，中共在根據地還是把喊口號和做實事結合起來的。其實，中共是中國20世紀前半葉最能埋頭苦幹的政黨，腳踏實地，別人做不到的，他們做到了。還記得我在若干年前到山西、陝北去，車行經過黃土高原，俯看腳下的萬丈溝壑，遙想當年共產黨在這裏帶了一些大學生和中、小學生發動群眾，建立什麼一分區、二分區地委、各個縣委，一直深入到村子裏，把有獻身精神的年輕人派到基層做工作，在這其中意識形態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個是民族主義，一個是平民主義，再一個就是知識分子必須接受長期思想改造，三管齊下，一下子就把那些青年人鎮住了，繼而使他們心悦誠服，中間穿插開展整風審幹運動，讓他們「脱胎換骨」，等於是給那些青年打了一針長效藥。從此，「東方紅，太陽升」，領袖英明，群眾偉大，個人渺小等等那些概念就完全內化了。

□這個模式是學來的嗎？

■應該説是中共獨創的，甚至超越了蘇聯。蘇聯搞過「餘糧徵集制」，也搞過集體農莊，但都是用高壓手段強制農民的，都不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勝利前給農民以好處，和農民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經歷了抗戰，中共基本從蘇式變成了中式，實現了中共真正的起死回生。

就是抗戰時期，共產黨跟中國的農村開始結合。我指的並不是1930年代江西蘇區的結合，江西蘇區時期還是一般化的、表面性的結合，它雖然有社會改革的內容，但還沒來得及推行。在嚴重的戰爭情況下，許多措施都是竭澤而漁。那時如果徵糧徵兵任務沒有完成，是要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殺頭的，這一套在戰爭期間很有效。

而在抗戰時期，宣傳方面也出現了新文字(我説的不是漢字拉丁化，那是失敗的，我説的是漢語言的通俗化、口語化）、新文學，趙樹理寫的《小二黑結婚》令人耳目一新。中共開始從社會底層、從草根獲得了生命力。那個時候，不少外國人把中共看成是一個農民黨，甚至不少農民出身的黨員也認為中共是一個農民黨。這是1949年，甚至50年代中期前，很多黨員對黨的性質的「模糊認識」。只是這個「農民黨」的上層並不是一般意義上大字不識的農民，更不是驕奢淫逸的農民領袖。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層，是有理論，有想法，有戰略、策略、懂文化的精英。這樣一個領導層，將中共重新組裝以後，目標非常明確——要奪權。當然這是它一慣的目標，並不始於抗戰時期，這保證了它的成功。

此外，共產黨抓住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平等主義。 共產主義來到中國後，早期是共產無政府主義。清末學者劉師培就曾將共產主義解釋成一種平等理論，強調平等，而我們中國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平等。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如此。

□第三次內戰的成敗，跟中共的情報工作很有關係。除了向蘇聯學習的一套外，可能中國這片土壤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比較厚道、不總是嚴防、警愒他人，也提供了空間。此外是不是組織工作也很關鍵？

■正如你説的，中國的人際關係很獨特，國民黨就是一個比較鬆散的、世俗化的政黨，列寧主義色彩不太濃厚，只要稱兄道弟，混進去就很容易，經常是報紙上登個招生、招聘啟事，就接受一批人。而中共是高度嚴密的組織，特別是它情報部門的上層，進出非常嚴格、規範。事實上，這也是吸取了1930年代的失敗經驗。1937年前，除了錢壯飛那些個別例子外，中共的情報工作基本是不成功的。抗戰以後，中共將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捆綁在一起，這才迅速打開局面。

□領袖的個人品質能夠多大程度上影響國家和民族？

■現在的歷史學比較「政治正確」的觀點是一般不強調個人品質對歷史進程所發生的作用，而是強調那些在意識、運動中更重要的方面，比如經濟的作用或是一個思潮的作用，如此這樣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過於機械論之，因為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歷史人物的個性特點是會對歷史的前進方向發生重要作用的。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説法，説是「機制」比「人」更重要，這話不錯，可是「機制」也是人創設的，在創設這些機制的背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某些歷史人物各種複雜的人性考慮的，有的或許與「個人品質」無關，有的則不能排出這種關係。就以前蘇聯領導f斯大林為例，蘇聯30年代「大清洗」的發生固然有各種複雜的背景，但是設想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若是布哈林，這個被列寧稱為「全黨都愛戴的人」，他會搞「大清洗」嗎？或者我們暫且同意蘇聯30年代的歷史進程中存在一個「歷史的邏輯演進的規律」，即搞「大清洗」不可避免，可是布哈林會把「大清洗」搞得那麼極端嗎？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後，歷史人物的個性特點，經常

會體現在歷史進程中的某種突發性和偶然性上。而我們在考察歷史進程時，的確不能排除偶然性對歷史變遷的重大

影響。

至於偶然性的背後，有沒有品質方面的因素？我認為它有一定影響，但起到更多作用的，是時局、國際環境、思潮、經濟變動、底層意願等因素。比如蔣介石，雖然他在日記裏脾氣火爆，經常辱駡別人，但現實中他的態度還是比較客氣的。再如毛澤東，到了晚年他比較率性而為，但在延安初期他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就不能隨心所欲。他後來曾回憶説自己曾違心捧過斯大林。

□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行使集權時，為什麼有相當的不同？ ■這跟國共兩黨的信條有關。毛澤東向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忠實信奉者，而且他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進一步闡釋者和發揮者。蔣介石卻不是，他從來沒有闡釋過「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就是超越法律地、直接地訴諸暴力。列寧也講過，革命不是帶着白手套進行的。其實1949年前中國很多知識分子沒有讀過列寧的東西，而列寧是真正把馬克思理論現實化的人。所以知識分子光看《資本論》是不夠的，那只能變成經濟學家，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束講過無產階級有兩把刀，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他是深知這個東西的，且一以貫之。

蔣介石是個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中國最高統治者， 他在很多方面剛愎自用，甚至是暴力主義的。特別是在1930年代，放縱戴笠做了很多壞事，殺史量才、楊杏佛等。1949年以後在台灣也搞白色恐怖，殺了幾千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還是個道學家、宋明理學的信奉者。

□為什麼要學歷史？

■人們都説，學歷史可以鑒往知今，增進人類智慧，這都不錯。而在我看來，它就是一個私人愛好。中國人的歷史意識特別強，有些人就喜愛讀歷史書，我就是其中之一。

□請推薦一本最近在看的新書。

■最近在看台灣學者齊邦媛寫的《巨流河》，雖是個人回憶錄，我卻把它當作歷史書來讀。這本書展現了20世紀中國史的多重面像，特別是1950年代前的大陸部分，尤其震撼人心。該書有血有淚，感人至深，是良史，也是美文，更充溢着一股民族浩然正氣，其價值遠超過一般敍述同一時代的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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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高華談中國20世紀的華:命、內戰與民族主義>(2010年11月15 日），上海書店出版社《私家歷史》2011年4月刊出。文字整理：黃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