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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民族主義觀之得失1
研究現代史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蔣是繞不開的。蔣所處的年代內憂外患，戰亂不已，蔣究竟以何種思想應對局勢，其成敗得失如何，頗值得研究。
一般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解，無非包含以下兩條基本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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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國家領土主權的維護。
2. 對民族傳統基本價值的堅持。
今天來議論蔣的民族主義，也以這兩條來做為評判的依據。
1. 蔣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為主。
2. 他的民族主義是防禦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與種族。在幾十年間，作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他以中國傳
統思想為依靠，應對極其複雜的內外形勢，不管所處的二十世紀各種思潮學説如何花樣翻新，蔣自己堅定不移的信條就是《大學》中的三大綱領，八項條目：
蔣説：
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
I 2009年7月20日在香港理工大學「中歐論壇」上的發言。
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説是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1
他進而認為，大之救國救民，小之個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這些就可以了。
蔣非常感歎：這麼好的思想，「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
者。」2
原先以為蔣就是説説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他就説過，他從「八歲時讀大學中庸，九歲讀畢四子之書。在18歲的時候，大學中庸，不知道念過多少遍，但是並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為革命思想發達，以為這些陳腐的東西，完全無用。直到28歲的時候，聽到總理説大學中庸的重點，自己還不甚注意。到了38歲，自己一切閲歷經驗增加了，再拿這部書來研究，才覺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實踐道理，統統在內。以後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覺得其中有無限的道理，無窮的奧蘊。直到48歲……自己深覺有得於心，可以自信」。3
可見，他除了是行動家，還是一位道學家！隨手翻翻稿本，這類言論不勝枚舉，1934年5月22日，蔣記：立國之本在於修身，建國之方在於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也。
蔣畢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學問家，他要解決面臨的問題。
站在他的角度，中國在那個時代有兩大問題：
外患是日本；「內患」——蔣認為是共產黨。蔣開出的藥方還是：振興中國固有文化。
對日本：
1932年5月，蔣氏在一次講演中稱陽明心學為中國的立國精神。他説：「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國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復興中國，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拿住在我們手裏。」4對中共：
我們今天對共產黨的鬥爭，乃是文化與思想的鬥爭，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後民族的精神，發揚人類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養與公眾道德之協調一貫、良知良能的啟迪，與心、物、群、己關係的調和。其精義是「心物一體、知行一體，我們既不偏於唯物，也不偏於唯心，對事物的觀察，是物質與精神並重；對人生的理解，是思惟與存在合一」5。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結合歷史事實來評價，先説外交方面。
蔣所處的時代，列強環伺中國，最主要的是面對日本侵華，蘇俄壓力，英美對華，也是各有企圖。蔣自知中國為弱國，青年時代在日本辦《軍聲》雜誌，提出對中國最大威脅的國家是日、俄、英，提出應特別關注：西藏、滿蒙。
1928年，「濟南慘案」，蔣採取「不抵抗主義」，「忍辱負重」；給他留下深重的恥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內」，但時時受到日本巨大的壓力，蔣在安內攘外時期，壓抑不住強烈的反日愛國立場。
1934年5月20日，蔣在南昌飛機場就任航委會委員長的訓詞：
外國人是人，我們亦復是人，為什麼我們有飛機有海軍有陸軍而不能抵禦人家而人家飛機可以隨便飛到中國領空内抛炸彈，他們的兵艦也可以隨便開到我們的領海和内河耀武揚威。陸軍要進佔我們什麼地方就進佔什麼地方，簡直不當作中國是一個國家，不當作中國人是一個人，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憑人家予取予求，生殺予奪。
蔣所説的欺負中國的外國，就是日本。1933年5月14日，蔣記曰：
聞古北口新門嶺死傷之大，為之魂驚魄悸，悲憤填膺，恨不能離贛北上，親赴前線，與共生死也。
他在給陳濟棠的電報中，提醒陳注意日本在華南的侵略和
挑釁。蔣説，日本「用高壓手段一舉逼我屈服。最低限度， 必欲消除我全國反抗之氣焰。除陸續調兵增援，壓迫關內，企圖佔領黃河流域，扶植反國民黨之新政權，以資為傀儡外，全國中如武漢、廣東、福建為反日論之已達最高潮者，其隨時尋釁示威自在意中。」
1934年5月3日，為濟南慘案六周年，蔣在日記寫道：此日此時乃六年前余在濟南被倭寇壓迫包圍身受國恥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強乎？又曰：當誓洗滌此恥。此恥一日不洗，則此心一日不能忘。
1934年5月19日，蔣見了一日本人，記曰：倭人之卑劣行動，令人無不生厭。西人稱，倭人男子皆有偵探特性，婦人皆帶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誣也。可見他對日本的憤恨有多麼強烈。
1934年10月，蔣提出：中小學教育，應在各中課程中激勵學生之民族意識。
1934年10月10日，蔣記下：身為統帥，而不能報復國仇，何以對此國慶日，何以對先烈與國父在天之靈也。
1934年10月15日，蔣在西安演講：
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
榮。但是到了現在，内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於危險存
亡的境地。不僅不足與各國並駕齊驅而獨立生存於世界，
並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
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可能，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
悲痛。
對蘇聯：蔣對蘇在中國的擴張有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蘇牽制日本。
對蘇俄，蔣曾一度判斷失誤。1933年5月15日條，蘇俄對曰，因五年計劃關係，有讓步意。惟出讓中東路，尚無實現可能。
給陳濟棠電云：倭寇乘歐美列強忙於對付德國，自救經濟之恐慌，蘇俄復忍辱逼戰，專心完成起第G個五年計劃，不能亦不敢干涉遠東問題之時機。
但是隨着蘇日為出售中東路加緊聯繋，蔣對蘇的態度有重要變化，在其日記中，把倭俄一提並論，常思量對倭俄策略。丨943年，蘇侵新疆阿拉山口，蔣抗議，後蘇收斂在新疆的擴張，壓蔣在外蒙問題上讓步。
戰後蔣對蘇犯的一大錯誤，是為了表明對美友誼而拒絕訪蘇，而失去了與斯大林博弈的機會。
對英美：聯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國權益，蔣有時在內部還大駡英帝國主義。蔣在1951年駡英，他説，中國人所惡者乃英人在亞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黃人耳。他還説，英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的力量特別仇視。同時擔心美犧牲中國，私下對美有尖鋭的批評，批美辱華，侵華權益。1951年7月26日，日記中記：美國以美援要脅，要蔣的軍、經做不合理的緊縮，「悲憤憂傷，竟至夜夢泣醒，此種污辱刺激實為近年來未有之現象。蔣並大駡美駐台顧問團欲謀台之軍、財統治權，是新殖民主義，有「控置黃種之狂妄野心」6。
總結起來：在遠東和亞洲，蔣完全不起主導作用或主要作用，對幾個大國，無能為力，受制於列強，只能因勢利導，盡量保衛中國的權宜。
對內部，蔣用「新傳統」整合中國。所謂「新傳統」，就是大量吸取傳統價值和原素，對三民主義進行新解釋，服務於現實的政治目標。
1. 以國民黨為中心，走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三階段道路，其實質是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蔣政權類似於凱末爾式的民族主義政權，但蔣在文化方面非常傳統，較凱末爾保守。蔣是軟弱的獨裁者，所以社會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間，
2. 蔣也建立了新的行政、軍事和經濟管理機構，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陸時代，初步網羅技術官僚，在抗戰中動員民眾，舉國一致），更有其失敗之處(任用親信和親戚，忽視社會基層改革，沒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潔政府等）。
蔣的悖論：
對軍閥，國民黨是新的，故勝之。
對共產黨，國民黨是舊的。國民黨意識形態在30年代被儒學化，蔣説的那一套，過於疏空，絕難對付共產黨，思想制高點被中共佔領1
對社會，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識分子，自由派游離在外，左派另有旗幟。
對普羅大眾，對社會底層，沒有關懷，沒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話。他在1934年10月説道：湖北匪區收復後，要辦集團農場，試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可謂言不及義。
這裏還要講一講蔣的民族觀：
五族共和：此族，或為種族，也是民族，故：漢、滿、 蒙、回、藏。1928年，政府文吿：西藏民族；
堅持省治：綏遠，新疆，西康，青海；
不設省治的，歸蒙藏委員會，由行政院轄，籠絡上層人士，警惕英帝國主義，但力不能逮，對於邊疆地區，採安撫政策，盡量優容寬厚。<
對小民族不關心，不尊重，蔣在日記駡龍雲是未開化的裸裸。
對新疆：
1943年前，國民政府力量不能進入新疆，但蔣也多有關懷。
1934年5月31日，電新省建設廳長：新省僻處西陲，頻經劫難，建設落後，民生凋敝，甚盼開闢交通，促進生產，實事求是，努力以赴。則以新疆蘊藏之富，固不難數年之間，蔚為殷阜耳，以增厚國力，充實邊疆。
1934年，中國駐蘇公使館戈公振在蘇中亞考察，給國內電報，彙報新蘇邊界蘇方境內趕修通往伊犁的道路，還言及歸化軍的動向，並説留中亞東北軍中不少思想激烈，「強鄰進逼隨時有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議，全力改善陝甘交通，早與新省恢復商務，「經濟上有聯繫，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專家和師範生入新服務，獎勵新省優秀子弟赴京滬求學，以啟民智等等。蔣閲讀後批示，最可注意者為二：俄人築路，俄擬遣送入新之義勇軍，而駐俄各館均無報吿，非其知識不足，即辦事不敏，益感新邊各館改組之迫切。蔣電汪精衛，「戈報吿均關重要，望妥為規劃實行」。
蘇德戰爭後，蔣開始考慮解決新疆問題：
1. 派吳忠信考察西北。
2. 1942年，派其兩子去大西北考察三個月，也是為解決新疆問題探路。
3. 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當時都沒有對外宣傳。
1943年盛世才歸順重慶後，中央軍入疆，把新疆從蘇聯勢力中解脱出來。
中央辦過訓練班訓練民族青年，也是籠絡上層的路線，對外蒙和西藏，蔣有所堅持，但也有判斷上的嚴重的失誤。
1934年5月6日，蔣在日記中曰：對滿蒙藏於此十年內為其自治試驗之期，如於此期間，果能自強自治，不為外族所侵佔壓迫，則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屬中華民國，而其人民意志則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為外族侵佔壓迫，此應指外國帝國主義， 蔣還致電何鍵，「請再代購左文襄全集，須大字木刻裝有木箱者」，乃是「為研究邊疆問題之資」。
在1945年8月2\)日的日記上，蔣介石是這麼寫的：「關於外蒙獨立與西藏自治二事，乃為我黨革命與我國盛衰最大問題之一，按照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原則，以及國際之現狀及利害種種而論，則當斷然允許外蒙之獨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轉變與決定，乃為存亡盛衰之樞機，余應獨負其責，功罪毁譽自當置之度外，在所不計也。」換言之，蔣是基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自覺與民族主義）、國際現狀與利害(與美英同盟關係以及需要蘇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許外蒙獨立與扶植西藏自治」之決定。
在蔣的觀念中，西藏自治就等於西藏獨立，因此，8月18 口他吿訴國府參政議員「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使與會者「莫不現出驚駭之色」。那麼蔣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獨立呢？當天的日記蔣有清楚的説明，蔣寫道：「彼等實不知政治與革命為何物，余信西藏對余此一宣言之發表，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此種心理之妙運，非智者不能明斷其蘊奧也。」但他還是對大感驚駭的參政議員「直道解慰，吿其余對此一大問題之決斷與處置，於心甚安也」。
蔣介石還能夠心安，乃因當時西藏實際上是受英國所控制，國民政府縱使反對其獨立，亦無能改變現狀，且將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贊成西藏獨立（自治），則或許西藏「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這是蔣的欲擒故縱之計，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不得已的辦法，也是蔣的想當然。
小結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義者，不僅是他個人的受挫，也是那年年代，中國在列強壓力下的受挫。蔣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盡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1. 1929年，改定新約。1943年，廢除列強對華不平等條
約，領導抗戰勝利。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國。
2. 1943年，新疆回歸中央。蔣對盛有安排，為農林部長，派張治中宣慰新疆。
3. 收回台灣，在重慶，籠絡「半山」，為台灣回歸準備人材，如謝東閔、連震東、黃國書、黃朝琴、吳三連等。
4. 運用傳統價值於民族復興的動員，對知識分子較為尊重和禮遇，對馮友蘭，對馬一浮，對賀麟等，對胡適，對竺可幀。
不足的方面：
蔣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他的所作所為有比較濃厚的傳統色彩，他無力創造新敍述，尤其融合西方價值，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蔣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資源，以復興國家，但資源貧乏，説來説去就是：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用之於「剿共」，也用之於「新生活運動」，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容，甚至提出以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來治軍和整軍，表現出與時代脱節的嚴重弊病。
(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出版），頁85。
(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冊，頁665。
王覺源：《力行哲學引義》（台北：正中書局，1986年版），頁丨32-133。
(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一•册，頁628-629。
(台）《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冊，頁1894。
秦孝儀編撰：《總統蔣公大事長編仞稿》，卷十，頁195、198、235、 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