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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
1928年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全國後，作為國民黨上層集團一員的孫科，面對中國現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國民黨擺脱政治困境，以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革新主張。在國家政治體制問題上，孫科最早提出實施憲政的政治主張；在國民黨內，孫科強烈反對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呼顯實現國民黨的民主化；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孫科從鞏固國民黨統治基礎前提出發，強調用改良的方法盡速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孫科的這些革新主張表現出一定的追求現代化的傾向。然而由於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阻滯革新的思想和勢力十分強大，兼之孫科思想的內在限制，孫科的革新努力最終遭到失敗。孫科的失敗從一個側面證明，1928年後在國民黨內佔統治地位的新傳統主義思想不能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
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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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黨治國家的道路，這是包括孫科、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上層集團1928年對於國家政治體制的一致選擇，這不僅是因為孫中山已為國家在進入憲政之前預定安排了一個由國民黨以集權的黨治形式管理國家的政治階段，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上層集團認為，只有通過黨治，才能應付國民黨政權所面臨的挑戰。孫科曾是「以黨治國」的積極擁護者，但是隨着國內外矛盾的急劇變化和黨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孫科從一度對黨治深信不疑，轉而在國民黨內最先提出結束黨治、盡速實施憲政的主張；到了抗戰後期，又進而呼顬實現多黨制的民主制。孫科政治主張的變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試圖為已陷入困境的國民黨政權重新尋求政治出路，同時又表明孫科具有蔣介石迥異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傾向。t
對於黨治問題，孫科的思想曾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 1928-1931年，孫科對於蔣介石以黨治確立國民黨政治權威的主張和措施雖然在個別之處有所保留，但總的説來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孫科希望通過黨治，「造成一個鞏固的政局」。1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經過幾年強調權威的黨治實踐，孫科發現，國民黨並未能使黨國權威真正確立，在黨國體制下，國民黨所面臨的困難非但未能被解決，相反卻陷入了更為深重的危機。第一，以武力解決地方軍事勢力，雖有所進展，但終因戰事不斷，致使國家陷入長期的動盪之中；第二，與前一問題相聯繫，國家的動盪和國力衰落，促使日本侵華步伐加快，而對於日本侵略，國民黨束手無策，「沒有絲毫辦法」；2第三，單純依靠武力鎮壓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幾千支槍」的江西紅軍，「現在已有了十萬」。3國民黨要壟斷政治權力，而事實證明國民黨又缺乏能力維持這種壟斷，黨治弊端暴露無疑。孫科認為，唯一能使國民黨擺脱困難的方法就是實行民主政治。
從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孫科在不同的場合，提出結束訓政，「速開黨禁」，加快實施憲政的政治主張。孫科呼籲從速實施憲政，是基於以下一些現實問題的思考：
首先，孫科把實施憲政視為爭取抗日救國的一個重要條件。孫科認為，「今日最重要解決之問題，莫過於抗曰救亡」，可是「要禦侮，先要集中力量，培養實力」，然而由於國民黨「政權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民對國民黨黨治極度不滿，因此國力無法集中。孫科指出•• 「欲挽危亡」，國民黨必須「使政權日漸公開」，「使國民有參與國事，行使政權之權力」。4
他強調：只有「建立民主政治」，「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籌備憲政之開始」，才能「團結國民、集中國力」5，「使全國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貢獻與國家之生存。」6孫科説：「主張促成憲政，也就是禦侮的方法之一。」7
其次，孫科還把促成憲政看成是加強國民黨自我調節的一個重要手段。孫科深感「國難日深」，使國民黨前途「可勝栗懼」。孫科指出，「數年來之黨治……效率低微，國民觸望既深，而本黨之信仰，亦不免漸致惰失。」8因此人民「批評國民黨壟斷政權，這是不應責怪的」。9孫科説：「以
黨治國並非以黨專政來支配國家，使中華民族在黨的訓政下討生活，而是要實施憲政，使人民能夠運用直接民權，完成民主政治。」1(1他進而強調，為了「挽回人心」，國民黨必須「進行政治黨務改革」，「恢復黨的民眾立場」，「切實履行本黨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各種自由論綱，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濫行拘捕」，國民黨各級黨部「絕對不許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組織或言論。」10 11孫科指出：黨治之弊，使「國力無由集中，外侮不克抗禦」，唯一的「補救之法」就是促成憲政，12否則「本黨難辭之咎」。13
與國民黨內反對實施憲政，認為結束黨治將危及國民黨統治的人相反，孫科對實施憲政後的國民黨前途表示樂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不便在公開場合明確反對實施憲政的主張，但私下卻極不贊成孫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與國民黨有較長時間來領導國家」。蔣的親信黃郛、楊永泰曾建議蔣介石採納孫科的主張，以減緩國民黨所面臨的全國各階層人民要求開放政治的巨大壓力，但遭到了蔣介石的「積極反對」。14與蔣不同，孫科認為，實施憲政對國民黨不是危險而是提供了一個機會，15因此對國民黨的前景
「可以不必顧慮」。他確信只要實施憲政，國民黨的政權必能受到全國人民的擁戴，國民黨的政權，「一定可以更加鞏固的。」16
三十年代初，孫科對於民主價值內容雖有涉及，但更多地是從準備抗日的需要來談民主憲政。孫科思想的這個傾向到了1937年有所變化，而到了抗戰後期，他則開始從價值層面和多黨制的角度，強調憲政對促進政治現代化的重要作用問題。
首先，孫科肯定了人之應有思想和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礎，主張政府應對各種思想以平等的寬容。孫科針對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的種種事實尖鋭指出，「無言論自由的國家，一定要陷於失敗。」17孫科批評國民黨對「人民從事愛國活動，或發為政治言論者，動輒指涉嫌疑，目為反動」，要求國民黨對於「人民言動，應予涵容」。18他指出，除了有關國防軍事秘密外，「對於國內政治的主張、意見和批評……都應該可以公開發表」。19他指出，「無限度的新聞檢查是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20°「言論統治太嚴」，「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顳國民黨迅速實行言論自由，「絕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轍」，21不要「製造新的革命」，「自尋苦吃！」22
第二，如果承認政府應尊重保護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那麼對謀求實現民主目標的政治參與活動，政府也應承認其有活動的自由。基於這個理念，孫科認為，民主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多黨制的確立。他提出，「一黨專政是不是民主」。孫科批評國民黨「政治沒有上軌道」，造成中國政治出現「幾種特殊現象」：（1)「一黨統治」，「國民黨在朝，不容在野黨存在」，中國之「政治、軍事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強有力者，即蔣委員長之手」。（2)政府非由人民普選產生。（3 )「共產黨未能獲得法律上的存在。」孫科指出，這些情況，有可能使中國「成為一個極權國家」。23他表示希望「戰後中國政治將由幾個政黨來運用，如果國民黨能夠保持其真正革命傳統，在各政黨中仍然是一個最強大的政黨，共產黨將佔第二位，其他政治團體則聯合成為一個較小的第三黨。」24
孫科根據自己對歷史的觀察，從支持「以黨治國」轉變到呼籲民主政治的道路，為國民黨政權重新設計了一個擺脱困境，走向政治現代化的方案。但是對國民黨而言，它自身必須首先具備領導國家走向政治現代化的素質，無庸質疑，國民黨的現代化應是實現國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條件。
1928年後，國民黨成為中國社會的重心，國民黨之成為執政黨，並非由選舉和議會中的黨派競爭中產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內在政黨」（inside party)，而是由某個政治人物領導的政治運動擴大發展，通過暴力手段，以武力獲得政權的「外在政黨」（outside party)。25對於這樣的革命型政黨，在取得政權後，要使黨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 )黨的民主化問題，即黨的組織不是由少數人控制，廣大黨員必須有自由選擇黨的領袖並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
(2 )對於黨外其他的黨派，應允許其存在並和執政黨競爭，只有在解決這兩個問題後，「外在政黨」才能逐漸向「內在政黨」過渡，黨的基礎才能不斷鞏固，並能相應促進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簡言之，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是走「革命黨」道路，抑或是「民主政黨」的道路；是強化「革命」色彩，還是實現向民主政黨的轉型，不僅決定了國民黨政權是否鞏固，也關係到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國民黨，黨的組織結構承接的仍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的形式。孫中山吸取蘇共建黨的經驗，確立國民黨的組織原則是實行「民主集權制」，與此同時，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解釋系統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後，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已成了專政的代名詞，實際控制了國民黨的蔣介石使「民主集權制」在實際運用中，完全集中於突出黨的領袖權威，蔣介石還加緊完善黨的意識形態系統，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權力中心。蔣介石的這種方針造成了兩種現象：第一，在蔣的個人獨裁下，由於缺乏黨內民主，國民黨黨內的各派間的鬥爭持續不絕；第二，官方意識形態的教化和僵化，使國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於阻滯思想多元化和25
壓制政治參與，國家長期陷於政治危機之中。
針對這兩種現象，孫科主張：在國民黨內應以分權制代替集權制，以選舉方式推舉黨的領導人，防止權威人物以個人權力控制黨；對於黨外其他政治力量，孫科傾向於在意識形態上持彈性方針，反對單純依靠武力來解決黨派問題，主張為取得對方信任，國民黨必須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風」。
孫科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對蔣介符的獨裁一向不滿。 孫科與蔣介石的幾次衝突皆是由於孫科對蔣的獨裁「忍無可忍」，「望無可望」才爆發。26在蔣介石個人獨裁地位不斷加強的形勢下，繼續維持和蔣的合作局面，使得孫科難以擺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27 1931年寧粵分裂，孫科對蔣介石多年的不滿如大壩洩洪，一時全部釋放出來，他發表了大量抨擊蔣介石獨裁的言論，痛斥蔣介石「以個人支配黨，使黨成為個人的工具」，把黨「改成獨裁的黨」，28聲稱，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29
抗戰後期孫科出於對國民黨前途的嚴重憂慮，再一次猛烈抨擊蔣介石的獨裁，要求實現國民黨的民主化，孫科批評國民黨從1923年後，「只是作到集權，卻忘掉了民主的意義和方法」，「不允許黨外人士批評我們，甚至不允許本黨同志的自我批評。」孫科要求健全黨的選舉制度，他批評道：「所謂選舉，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黨選舉」，「還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選舉自己做代表嗎？」他指出，只要黨能民主化，國家民主化是可以實現的。為此，孫科呼顳國民黨立即改弦更張，「應該坦白地承認過去二十年來，黨的機構和作風實在是走錯了路」。3°
孫科在對於其他政黨的關係上，這主要具體表現為對待中共的態度，從1928-1946年，雖歷經幾度變化，但和蔣介石相比，孫科還是表現得較有彈性，較為靈活。從1927年至三十年代初期，孫科雖持反共立場，但在程度上仍與國民黨保守派有異。在這之後，由於民族危機加深，孫科與中共的關係逐漸緩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國綱領草案》中，孫科提出：「除現役軍人外，全國人民在不違反三民主義原則下，皆得自由組織政治團體，參加政治」，此已寓含對中共態度的變化。在黨化氛圍濃厚的三十年代，孫科在對有關三民主義的解釋上，也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靈活性，這也為在實際政治層面逐漸調整與中共的關係做了準備。1934年，孫科提出對三民主義「一定要從主觀的感情的宣傳」，轉向「作客觀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虛心態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接受歐洲現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對三民主義「所包涵的各個問題切切實實下一番研究和補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歐洲最現代化的思想，那麼馬克思主義就迴避不了，孫科稱讚「馬克思能發出前人所末見」，「給歐洲的社會主k者一個具體的實際行動方案」。31孫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環境下，不能也不願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識形態上善於變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30 31範圍內，曾庇護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對共產黨態度的變化，成為下一階段公開呼顳國共合作的前奏。
抗戰前夕，孫科對共產黨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他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與宋慶齡等聯名提案，呼顳恢復「三大政策」。抗戰前期，孫一度對中共懷有疑懼，並曾公開追隨蔣介石攻擊中共，但到了抗戰後期，當預感反共將危及國民黨政權前途時，孫科隨即改變態度，公開呼灝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反對再打內戰。
孫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滅」中共，「所謂剿共其實是沒有法子去做的，因為頭一件事未必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所以，「再打內戰的時機已經過去了，再走回頭做這個工作是不可能的」。32 33為此，孫科強調，對於中共，只能求「政治解決」，而政治解決的障礙即在於國民黨具有濃厚的「黨國特殊集團」的心理與作風。
孫科批評國民黨1928年後「自視為一特殊集團」，'其宣傳與政治實踐嚴重脱節，使全黨「大失信於國人」。孫科指出，「大凡一個黨，或是政治上的一個勢力，一旦大權在手，如果不能保持民主的態度，自成了統治階級，便會成了革命的對象」。他提醒國民黨：「不要以為我們的黨有幾十年光榮的革命歷史……便應該永遠佔着執政黨的地位，永遠成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孫科警告道：「這種獨尊專制的態度，是當今普天下的人民，不惜流血犧牲，以求其毀滅的。」34
抗戰後期，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士希望，通過國民黨的民主
化，在黨內形成一股民主力量，從而分割蔣介石的權力，乃至最後排斥蔣介石，把國民黨改造成民主的政黨。35孫科有關國民黨民主化的主張，反映了這種寄希望於現有基礎上實行國民黨自我革新的思想傾向，它的提出，活躍了國民黨的政治過程，反映了孫科追求政治現代化的努力，對於孫科的這種政治態度，中共曾給予歡迎。董必武就曾指出，國民黨內要求實行民主，「其中肯講話而又能講話的要算孫科」。36
對於1928年後的國民黨，面對中國現代化的要求，是重視發展經濟，關心解決民生問題，抑或是僅強調維護現存社會結構的穩定，忽視經濟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緊迫性，這對國民黨政權的前途必定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在國民黨上層集團中，孫科是談論經濟和民生問題較多的人。從二十年代末起，孫科或撰文，或演講，不斷呼顳國民黨注重經濟建設，抓緊解決民生問題。孫科認為，這個問題能否解決，關係到國民黨能否與共產黨爭取群眾，能否鞏固國民黨政權的基礎。
二十年代末，孫科呼籲發展國家經濟，主張以經濟建設的成效來防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中共革命的發展。孫科認為，北伐完成^統一實現，為「國家改造」提供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37他強調，「如果革命而沒有建設，
實在可説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義。」和因鎮壓了共產黨而躊躇滿志的國民黨內大多數人相反，孫科認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思想「斷非一味以消極的武力鎮壓就能撲滅下去。」38在孫看來，只有經濟建設才能「永塞」共產主義產生的「源泉」。為此，孫科提出要以積極的方法，「消除共產主義之根苗」。他大聲疾呼：國民黨必須利用剛獲取政權後的「千鈞一髮的時機」，「轉移目光」，「商量怎樣把三民主義新國家建設起來」。39 40此時，孫科雖然也談到平均地權問題，但由於共產黨武裝力量和農村革命剛剛興起，他對解決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權問題尚無緊迫感，相比之下，孫科更把「實業計劃」，「發達國家資本」放在建設的首位。孫科聲稱：「本黨今後經濟建設第一件事，還是在乎建設國家資本。」#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對「社會動亂，社會危機的加速」，孫科關於先發展國家資本，後實行平均地權的主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農村經濟的破產和共產黨力量的壯大，促使孫科轉而把解決土地問題放到突出位置。孫科驚呼「國步艱危、民生凋弊」，「民國以來沒有如今之甚至！」41廣大農民由於「受不良政治的影響，苛捐雜税的勒索」，土豪劣紳的剝奪以及「水旱災害荒的損失」，加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外力壓迫」，早已陷於破產之境。他指出，「農村經濟日益衰弱……整個國民經濟根本動搖」，「所以整個國家，竟陷入於震盪的狀態中」。42孫科以東南沿江沿海一帶農村破產為例：由於「東南一帶自耕農、悃農……經濟生活最為困苦、社會地位最為低下」，遂使「抗租風潮層出不窮」，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謂租佃制度之不振、佃農生活之過於慘苦而造成。」43孫科驚呼，土地問題不解決，對國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孫科承認國民黨對於民生政策，「不管是從積極建設方面，或是消極治標方面均沒做到」，尤其對「平均地權」到「現在還沒有實施」；孫科説，為此國民黨「應該在總理遺像前請罪」。44
孫科在分析農村經濟破產的情況時，對共產黨力量在農村的發展極為恐懼。他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壯大，「就是以暴動的手段，把土地從地主手中奪取過來，分給一般無以為生的農民」；「農民得到經濟上的利益，當然要參加他們的運動」。孫科聲稱，共產黨「攻城掠地」——「這完全是經濟的原因」。孫科鼓吹對付共產黨和紅軍「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來徹底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經濟的方法」。孫科強調，平均地權不實現，「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連現在努力所取得的結果，將來亦保不住」。45此時，孫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權」放到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前了。
係科提出r他A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設想：
1. 認為解決農村危機的方法在於「調正現有之租佃關係」。46此時，孫科批評「地主侵取不當」，指出：
「農民經濟之崩潰」最終原因，在於農民「無土地以資耕種」，「而地主坐享其成」。47—方面，孫科承認農村大地主是反對平均地權的，「因為民生主義實行以後，他們壟斷土地的益權，便要受到打擊」，但又強調土地所有制問題「錯綜複雜r頗難分析」。雖然他本人一再呼籲要「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來，對於地主的「侵取不當」，只要適當預予以「調正」即可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投機者無所取巧，勞動者各有其地」，48這實際上仍是紙上談兵，完全沒有進入到具體改革的實際操作層面。
2. 提出一系列改良主義方法，試圖緩和地主和農民的嚴重衝突，以穩定國民黨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孫科迴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這個關鍵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改良方案。孫科的解決方法包括：從速實行累進地價税，向地主發行土地債券，由政府把從地主手中徵收的，轉讓給佃農，由農民分年攤派農產品，抵還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組織土地金融機關，向農民發放耕地資金；成立各種類型的「農民產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等。孫科認為，如此「不難使農民恢復其最低限度自給的生活」。49
儘管孫科的這些主張出自維護國民黨統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蔣介石的重視。丨934年1月31日，孫科提議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內設立中央地政署，要求從美國棉麥借款款項下，撥出專款，用於土地法的實施。5M旦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對孫科建議議而不決，不了了之。而在這不久，中央政治會議卻決定，給在江西進行「剿共」戰爭的蔣介石，提前撥棉麥借款一部分，作為「剿匪資本」經費。51相比之下，孫科的改良主義主張降其格僅是「治標」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閣。孫科為加強國民黨統治基礎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時至抗戰後期，隨着國民黨腐敗日益加深，農村民變蜂起，孫科對農村的焦慮感更加強烈，他的態度也隨之更趨激進，孫科竟接過共產黨的口號，呼顳以打擊地主豪紳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希望國民黨統治集圑迅速採取革新措施，來緩和農村的尖鋭的階級矛盾。
孫科認為，國民黨拖延實施平均地權和鄉村基層組織全部被土豪劣紳佔據，是危及國民黨統治，造成新的社會革命的最大因素。孫科分析道，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蜕化和土地問題難以解決是互為因果的，因為「縣以下基層組織都操縱在土豪劣紳手裏」，$管他們「作威作福」、「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是視同兒戲」1但國民黨卻把徵兵、徵糧授權他們辦理，「更增加了他們魚肉鄉民的機會」。孫科質問道：「為什麼拿這些土豪劣紳作基層的力量？」「為什麼還使土豪劣紳居50 51
其位剝削老百姓？」52孫科斷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險」， 這就是「假使黨將來果代表地主階級和地方上的惡劣勢力，我們的革命也要隨之變質，國家也要變質」，孫科提出對此「要特別的警覺提防」。53
孫科對國民黨解決土地問題的保守態度極為不滿，他批評國民黨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既沒有採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點辦法赧沒有」。他指出，由於國民黨在鄉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壞人潛伏在政府裏面為所欲為」，「土地問題一千年都沒有辦法解決，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來辦，再辦一百年也不行」。54
孫科掩飾不住對國民黨前途的焦慮，他慨歎土地問題無法解決，「這真是不得了」，「這將會弄到農民暴動，會發生新的社會革命！」他直言不諱道：「本黨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和中共爭奪群眾的擁護。」國民黨「已給反對黨以可乘之隙」，「國民黨愈不行，政治愈腐敗……就愈是他們宣傳的機會」，國民黨「已不知不覺在替人家造機會」，「造什麼機會？革命的機會，革誰的命？革我們自己的命！」55
那麼有何種方法來解救國民黨在農村的嚴懲危機呢？孫科提出「解決土地問題，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國民黨現在的作風下」，平均地權根本無從實行。孫科呼顳革新基層政治力量，可是拿什麼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層的土劣呢？對此孫科也是一籌莫展，儘管他曾批評過三青團「類似蓋世太保」，但他還是提出派幾十萬三青團員「深入農村」，把土劣「換掉」，「鎮壓下去」。孫科認定「革命是不必的」，「因為政權還在我們手裏」，56但是，在既有的基礎上又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孫科陷入了不可擺脱的困境。(四）
1944年11月，孫科在《紐約時報》撰文，暢談他長期以來對在中國實現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寫道，中國要「實現孫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須先有賢明的政治領導，使中國及其人民邁向民主政治的目標前進」。孫科並十分具體地描繪了在「賢明的政治領導下」，中國未來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議制政府」，「掃除封建地主及富豪軍閥壓迫和剝削農民的行為，而鼓勵其將精神和資本從事於現代工業」，「改變廣大的農業人口使之成為中國未來工業的國內銷場」。57這些話反映了1928年後孫科自居「賢明領導」，主張以漸進的方式促進國民黨革新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的思想特徵。然而，孫科的一系列有關憲政和革新的主張始終不被國民黨最高統治者蔣介石所重梘和採納。1946年下半年，隨着國內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孫科從自己原來的立場全面後退，停止革新g傳，轉而支持蔣介石的政策。這樣，孫科長期為之努力的推進憲政，革新國民黨的活動也就失去了全部意義，宣吿徹底失敗。導致這樣的結果的原因是複雜的，它是由孫科所處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內在矛盾等諸因素與當時政治環境互為作用而促成的。
筆者認為，考察孫科的憲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動的成效得失，必須對其在民國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認識：
第一，孫科是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唯一的兒子。國民黨奉孫中山為「國父」，孫科有「國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孫科從政或發表政見，都比別人有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條件。
第二，孫科自青年時代起即投身孫中I_u領導的民主革命。 儘管與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歷史並不雄厚，但是孫科較早涉足政壇，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孫科歷任要職，是國民黨統治集團重要成員之一。
第三，孫科青少年時代長期在美國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潤較深，其思想、作風具有顯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個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孫科在民國政壇上的際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孫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終處在民國政治的中心，國民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社會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別，都希望得到孫科的支持，他長期是各方爭取的對象。
孫科雖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在政壇上的高位卻非個人努力所得，他從未有過基層工作的經驗，更無軍方的背景。雖位居顯赫，但政治與組織資源有限。因而，孫科在軍事性格突出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中，始終處於非主流的地位。
孫科是國民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較為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他的舉止作派、行事風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徵。1928年後，蔣介石佔據了國民黨的中心，蔣的統治方式具有較為濃厚的中國傳統政治的特徵，在這種環境下，孫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風，與國民黨的主流文化顯得格格不入。
由於孫科始終未能成為國民黨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孫中山先生的崇高聲譽而得到的，孫科雖然有政治上的抱負，但他的周圍只是鬆散的聚集着一批文職官僚，尤其在國民黨軍隊內沒有支持力量，這使孫科在和蔣介石的爭鬥時，缺乏有力的後盾。1927年後國家的統治權掌握在蔣介石手裏，他不和蔣合作，就不能發揮他在政治上的作用，為了不與蔣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協。蔣介石深知孫科的弱點，對其採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蔣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孫科「總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對孫不時施以小惠加以拉攏；另一方面，又不滿孫之「離經叛道」，不斷指使手下向孫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時，蔣介石起用孫科，用以推卸責任，一旦度過難關，又將孫一腳踢開。更多的時候，只給孫科一個位尊而無權的空位，對其實行「冷凍」。1931年初和1948年年末-1949年春，孫科兩任行政院長，為時皆極短。最後一次，國民黨政權已是夕陽殘照，孫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於是，孫科被迫辭職出走。由於孫科政治性格的軟弱，他在和蔣介石的關係上，下野時是一種態度，被g介石拉攏時，又是另一種態度。這種政客作風使孫科在社會視聽上，一直印象不佳。孫科的動搖性和軟弱性，在與蔣介石衝突時表現尤為突出。
孫科的憲政理念和革新主張也有其內在的矛盾。
(1)孫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由於較多地從形式層面理解民主的意義，導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義，從而形成了與國民黨主流思想的溝通之處。
孫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賞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認為中國一定要以西方政治體制的形式為樣板。孫科多次宣稱，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與選舉程序的完善，他尤為強調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孫科在主持起草《五五憲草》時，反復強調，一部憲法對於現代國家政治穩定的作用。從理論上講這並不錯，然而憲法的意義並非僅僅在於其具備完善的法律條文，憲法應以維_人權為前提，即在法律之後還應有一個更高的原則，正如海耶克所説，應具有「超於法律的信條」，表現為一種尊重人權的政治理想，所以憲法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條文完備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孫科那兒，這一切均在考慮「中國國情」的託辭下，遭到嚴重的扭曲。孫科聲稱，中國只能從「中國國情」出發，「自出心裁」制定憲法。58那麼什麼是中國「國情」呢？孫科説，國民黨的「政治背景和革命歷史」就是中國「國情」，59 60結果根據這種中國「國情」制定的憲草，雖具法律形式，卻無民主內容，只是給黨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憲草》「其極權趨勢實超過現代任何總統制之民主國家。」6°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國現代化所以不夠徹底，乃是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內容瞭解不多，認識不足，結果「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剩無幾了」。值得注意的是，孫科並非不瞭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為維護國民黨利益而強調中國「國情」，恰在這點上，孫科與基於同樣目的也強調中國「國情」的蔣介石構成了共識。
從現代化的要求看，對意識形態的頻頻強調，往往會扼殺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發展。在訴諸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與蔣介石等相比，孫科確實較為靈活，但最終還是難以擺脱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桎梏。孫科相信惟有三民主義可作為社會的統宰思想，這種唯我獨尊的立場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極易演變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行動。
(2)國民黨內的新傳統主義主流思想的力量過於強大，構成了妨礙改革的巨大阻力，由於孫科缺乏廣泛的黨內和社會的支持，在新傳統主義的進逼下，只能步步退縮，無法在國民黨內形成對決策有影響力的壓力集團。
1928年後，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代表，形成了一種保留了大量傳統痕跡，試圖在現代與傳統中尋求妥協的新傳統主義，蔣介石並不主張復古，但強調認同傳統，傾向於以傳統的方式建立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統治方法上具有中國傳統政治的濃厚色彩。面對時代的壓力和現代化的要求，蔣介石可以贊同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術層次，如三十年代啟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專家主持經濟工作），但更強調用確立國民黨權威的方法來維持既有秩序的穩定。1928年後，國民黨試圖在內外壓力的環境下建立一個新秩序，以權威的確立為國民黨的首要任務。蔣介石把中國傳統文化和孫中山作^整合社會的精神資源，強烈地排斥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三十年代以後，面對國土的破碎，蔣介石更重梘用傳統文化來彌補民族主義的缺損，在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等推動下，文化上的本土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互相補充，新傳統主義成為國民黨決策層的基本理念。1933年，孫科在制定憲草初稿時主觀上是希望確立某些民主原則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寫信給孫科，吿誡要考慮中國「國情」，「立法不可作懸想」，61逼迫孫科在憲草中減少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壓力下，孫科只得步步退讓，草案每修改一次，總統的權力就擴大一步。與國民黨主流思想擁有廣泛的黨內基礎相比，孫科的基礎極為薄弱。「五四」以後，英美自由主義在中國雖然一直受到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擁護，但無法深V入民間。隨着中國政治的劇烈變化，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十分明顯，其中大部分人投入激進的革命運動方面，而少量溫和的知識分子又難以形成一種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具有獨立思想傾向的自治團體。因此，孫科無法從這些人處得到有力的支持。孫科在國民黨內本來就勢單力薄，在他身邊的一個政治圈子是基於利益追求、政見相似以及慕仰孫科顯赫的家世背景等因素結合起來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員流向主流派勢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國家統治權已掌握在蔣介石手中，孫科既不可能重起爐灶，那他只有在獲知於蔣介石之後，才有可能實現其理想。為了不與蔣破裂，孫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協，這就使他政治態度遊移而善變，雖然談了許多政治理想，但在現實上卻更倚重於與蔣介石的關係。加之孫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國特色，兩者之中和產生的能量有限。諸種因素相互作用，所以孫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國民黨內註定難以形成對決策產生影響的壓力集團。
(3)孫科面臨一系列無法擺脱的矛盾，這些矛盾使孫科陷入困境，只得屈從於國民黨的主流勢力。
首先孫科無法解決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擴大政治參與，和國民黨鼓吹民族危機加深應加強集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孫科開始進行積極的民主憲政的宣傳，然而此時日本侵華步伐日益加劇，國民黨內隨之興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以圖民族復興的極權主義運動，一批蔣介石的親信、學生在「復興民族」的旗號下，製造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散佈「在中國實行民主還不成熟」的論調，62與此相呼應，社會輿論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實行極權的思潮，部分知識分子贊同國民黨為加強權威而採取的措施，認為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強權政治或許是抵禦外來侵略的有效途徑。三十年代中期，關於中國是走民主或獨裁道路的討論即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對實行民主政治的懷疑和困惑。這種以「復興民族」的面目出現的要求實現極權的社會輿論，對孫科形成很大的壓力。面對這種打着民族主義旗號向民主主義的進攻，孫科無力抵禦。
孫科面臨的又一個困境是，民主政治實現所要求的穩定的社會環境與現代中國缺少這種環境的矛盾。孫科儘管一直醉心於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長所要求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在中國三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維爾説：「民主不能在風暴中產生」。四十年代後期，國共雙方衝突加劇，國統區政治經濟日益不堪1，形格勢禁，在危機中，國民黨的權威性格更加明顯，孫科等只得噤口。在國民黨統治即將陷入總危機的狀況下，由於孫科與國民黨的深厚歷史淵源，其在感情上和國民黨已難解難分，他只能選擇與國民黨政權共沉浮的道路，孫科的革新主張遂喪失全部功能，最終匯入國民黨主流思想。
孫科的失敗證明，新傳統主義不能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1928年後，國民黨排斥了中共，試圖單獨領導中國現代化。國民黨以新傳統主義作為思想和政策導向，在維持現存的社會結構的前提下，雖然也作出了有限度的變革，但又竭力限制變革的範圍、規模、速度。國民黨不能正確處理權威與政治參與的關係；同時不能有效解決政治穩定與鄉村土地改革的關係，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並非一味因循不變，滿足農村多數人對土地的要求，即可帶來政治穩定。本來政治中心權威之建立是現代化進行的一個必要的條件，但是，對權威的強調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響到對現代化其他條件的調適。「五四」以後，民主的要求並非是個別或局部的現象，但國民黨以種種藉口（諸如人民缺乏實行民主的心理準備等)拒絕迅速開放政治。儘管在社會各階層的壓力下，國民黨曾被迫許諾開放憲政，但是又盡量推延，對民主實是口惠而心不至。蔣介石自任肩負實行孫中山理想的歷史使命，自我聖化，又具強烈的軍事性格，將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梘為對自己的威脅，不惜訴諸武力，一一消滅，選擇的是一種類似極權主義的統治方法。實施極權在特定條件下只能是一權宜之計，况且國民黨完全缺乏實施極權所必須具備的機動性和高度效率。面對這樣的狀況，國民黨並不思轉變和自我改革，結果導致國內政治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客觀上促成了反對力量的成長。國民黨一直試圖借助民族主義的若干符號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抗戰初期，全民擁戴國民政府，使國民黨的政治權威接近於形成。但權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還需要進一步的革新措施來培植權威的基礎。國民黨對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舊」，於是當民族主義的最初衝動沉寂後，國民黨制度上的保守與僵化很快就耗盡了民族主義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發了人民對國民黨的失望。實踐證明國民黨融合傳統與現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於國民黨喪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無法作出適應現代生活所需的變通，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終至崩潰。
孫科在民國史上的際遇表明，在蔣介石佔主導地位下的國民黨上層集團中，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響國民黨的決策。在國民黨內，蔣介石為代表的傳統主義佔壓倒優勢。一黨專政，領袖至上、崇拜武力成為國民黨的統治性格。孫科在國民黨內本來就勢單力薄，活動天地狹小，一直未能形成氣候。另外，孫科自由主義的高峰時期是美國對華影響較大的抗戰後期，此亦表明國民黨內的自由主義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國出於自身需要調整方針，國民黨內的自由派馬上就陷入困境。
至於孫科本人原乃一讀書人，身上頗具某種書生氣質。其在民國政壇上叱咤風雲幾十年，風雲際會，扮演各種角色，也許是一場歷史的誤會。他的名聲很大，事功卻不顯著。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孫科的主張儘管未能實現，但他向我們展示了在從傳統向^代的轉變時期，在中國錯綜複雜的環境下，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國民黨上層人士在追求實現民主政治的目標上所能企及的高度。孫科有其政治抱負，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於環境、地位的制約，他有時能固守自己的觀點，有時又向現實妥協，然而這種矛盾在孫科那裏可以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孫科的思想常常一波三折，前後互異，這恰是他的地位、性格與環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這些表現使孫科具有現代政治人物若干特點：多變、不獨斷、不固執、意識形態色彩淡化、對事物持彈性態度。這種態度活躍了政治過程，向社會公眾展現了中國政治人物向來缺乏的一個側面，從而反映出過渡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命運的某些基本特徵。
「肅AB圑」事件的歷史考察63
距今69年前，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捲中共領導的江西蘇區。在一輪名曰「肅AB團」的大清洗中，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64。幹此事的並非中共的死敵——蔣介石和國民黨，而是根據地的中共黨組織和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這段史實以後隨着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寫。直至80-90年代，在撇開毛的個人責任的前提下，當年這場事件的大致輪廓才初步顯現，但仍有許多晦暗不明之處。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澤東為何要在紅軍和根據地內發起「打AB團」？毛為大清洗尋找的依據是什麼？大恐怖與建立新社會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毛在掌握中共實權後不再採用[打AB圑」的方式解決黨內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維護領導權威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聲譽鵲起始於1927年國共分裂後，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這之前，毛雖是中共建黨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1927年，黨的聲光全被陳獨秀等所佔，儘管毛被公認為農運專家，然而還是屬於年輕一輩，對黨的決策不起任何主導作用。
國共分家，中共潛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帶逐漸從城市轉向農村，黨的鬥爭形式、組織構成和黨的性格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由於中共已從合法政黨轉變為秘密政黨，列寧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司令部的權威也基本確立，由此中共開始了軍事共產革命階段。
進入軍事共產革命階段的主要標誌在於1927年後，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盤——紅色區域，從此中共可以在這些地域公開推行自己改造中國的革命政綱，這是中共自成立以來從未遭遇過的新情況，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形
勢下嶄露頭角、聲名大振，使黨的聲光逐漸聚於其身。
毛澤東無疑為中共革命立下最大的功勳，他在江西農村的努力及其實踐為中共開闢了一條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只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同志，必須接受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毛不僅不是黨的名正言順的領袖，甚至在江西蘇區，毛的個人權威也還未徹底鞏固。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是靠熟悉農村和農民情況、善於領導軍事鬥爭起家的，然而中國現代革命戰爭與歷代農民戰爭有一個重大區別，即反抗國民黨的武裝革命是受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黨為武裝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義理系統，並擁有對這套義理系統的充分解釋權。黨還為武裝革命提供組織框架和幹部來源，黨不僅有建立革命武裝的發號施令權，也有任命幹部、調動幹部的組織指揮權。儘管毛在創建紅軍、開闢紅色根據地方面功勞蓋世，但他仍受到黨的制約。
1927-1929年，毛澤東在江西辛勤開拓，對受制於上海中央雖多有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持順從的態度。毛在理論方面雖不時有越軌之舉，但其言論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毛在組織關係上，也未有明顯的越權行為。毛經常向上級黨委和中共中央書面彙報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中共中央是以1 頗為欣賞的態度看待毛澤東在江西創造的這番事業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況下，將毛選入中央委員會。總的來説，上海中央對毛的活動，包括毛在江西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發生的朱德與毛澤東的爭論中，中央表態明確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蘇區領導地位的確立。
1929年古田會議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
一、 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
二、 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則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擔任了敗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在戰爭環境下，軍隊是維繋蘇區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軍-黨-蘇維埃政權，已實現高度的一體化，毛於是成為江西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過毛才得以在蘇區貫徹。毛所具有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其獲得了很大自由——毛從此擁有對中央指示的靈活解釋權，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見與中央的意見合而為一，以中央的名義強制推行。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矛盾、留蘇幹部與國內幹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幹部與農民出身的幹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於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志對其「敬而畏之」5。在1929年的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面軍前身)多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彙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赣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鋭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脱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 一言以g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d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側。 65 66
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衝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赣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t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 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赣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 土改政策問題。赣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
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赣邊界兩特委， 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1)毛等批評赣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67——這裏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吿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吿指出68 :
贛西南黨内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内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 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霞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佈，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1930年「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吿》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榣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 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撿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内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
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裏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吿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69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圑」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吿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中宣佈：「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圑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圑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吿》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圑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
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説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踪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吿》要求70 :
對於首領當然探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圑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71。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圑」，也大多被殺72。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圑」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赣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赣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赣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赣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两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1()。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圑」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
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和潛在的反側一併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赣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73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圑」分子74，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圑」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
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説，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75。果
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圑」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 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赣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着「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〇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吿，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76。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
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 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77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78，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喂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繋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79，緊接着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繋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80。
李韶九攜着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81。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簫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82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2°，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佈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曰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説：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説：「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什麼可以呢？」83 84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説：「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
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85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86，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裏，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通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從各方面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創建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創建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分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對象，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
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對象，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
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份」，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87。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裏，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繋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88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
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肅AB團」具有原創4。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89，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佔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着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裏，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慧性」。丨944年，毛果斷地宣佈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持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通過在審幹——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幹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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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後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二•七」會議後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階段「打AB團」的丨930年10月至次年丨月，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據初步統計，在這一階段，僅紅一方面軍被殺官兵就達4500人，而至1930年丨0月，贛西南特委已消滅「AB團」分子1000餘人，這一數目尚不包括在這之後根據地內黨政機構被殺黨員的人數。主持江西蘇區「肅AB團」第二階段的是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被殺對象主要是參加富田事變的赣西南紅軍的幹部，以及贛西南地方政權的幹部，具體的死亡人數不詳。資料來源：一、毛澤東：〈給總前委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1985)，頁634 ;二、〈_克談中國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吿>(1932年5月），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坪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477478、480 ;四、〈贛西南會議記錄——關於組織問題〉，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31 ;五、廖蓋隆丨98丨年9月23日説：「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説，I•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廖蓋隆在1980年12月10日又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説，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引自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丨982)，頁89、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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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48、357。
〈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1930年4月4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576-577。
〈前委通吿第一號>(1930年2月16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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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注2，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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贛西行委：〈通吿西字第7號>(1930年10月21日），轉引自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圑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冊(1988年6月），頁203。
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強調「二全會議主要反對二七會議，開除劉士奇，就是反對二七會議，反對毛澤東。」
參見注3，龔楚書，頁353 ;但據1987年中共吉水縣黨史辦的調查報吿稱，李文林的父親只是富裕中農，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參閲〈關於李文林被錯殺情況的調査>，載中共江西省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頁326。
李文林在1930年11月底被總前委秘密逮捕，項英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獲釋放，於1931年2月被派往萬太河東肅反委員會工作。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抵達後，推翻項英的決定，李文林於1931年7月再次被捕。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冠於「AB團首犯」遭處決，至丨987年尚未平反。
轉引自注10，戴向青、羅惠蘭書，頁98。
〈省行委緊急通吿第9號>(1930年12月15日），轉引自上書，頁105。
見注2，〈蕭究談中國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
曾山：〈為「富田事變」宣言>(1931年丨月14日），轉引自注丨0 •戴向青、羅惠蘭書，頁105-106。
21同注2，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22同注2，毛澤東：〈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23丨931年，毛澤隶與從蘇聯返國的無線電技術幹部涂作潮即如此説，參見涂作潮：〈我跟毛主席發的一次火〉，《百年潮》，1999年第5期，頁25-27 〇
〈富農問題——1930年6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載《中央革
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頁398-99，400、402、404、410、413。
轉引自余伯流、夏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124。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若千問題説明》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W91)，頁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