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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进军沃季赫
这里的情况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会回去了。
——1916年12月27日，T.E.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写给开罗总部的信
从山顶俯瞰，夜幕笼罩下的奈赫勒穆巴拉克山谷呈现出一幅惊人的景象。劳伦斯后来记述称，从枣椰树庄园的枝叶缝隙中时以瞥见“熊熊大火，滚滚浓烟”，而山谷中回响着数千匹受惊的骆驼的哀鸣、枪声，以及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的呼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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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也就是1916年12月2日的晚上早些时候，劳伦斯在四名部落护的陪伴下从延布港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费萨尔的营地，位于内陆约45英里处的海伊夫侯赛因山区飞地。他们骑着强健的骆驼，稳步前进，预计天亮时就能抵达。但是，他们走了仅仅五个小时，离海岸的路程只有25英里，就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看到了这令人疑惑的景象。劳伦斯的护卫中没人知道，下方山谷内这么一大群武装人员是何许人也。
一行人下了骆驼，从山脊静悄悄地向下走，一直来到山谷边缘的一座被遗弃的房屋处。领头的护卫将他们的骆驼关进畜栏，将他们护送的英国客人藏在房屋内，然后往自己的卡宾枪里装填了弹夹，独自徒步前去查看究竟。他很快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些人就是费萨尔的部队。一行人重新上了骆驼，向山谷中央走去，眼前看到的景象让劳伦斯越来越大惑不解。“地上点起了数百堆荆棘木的篝火，许多阿拉伯人围坐在火边煮咖啡或者吃饭，或者裹着斗篷像死人一样熟睡，在混乱的骆驼群中显得非常拥挤。”
他们在营地中央找到了费萨尔，他坐在自己的帐篷前，身边有几名助手和一名文书。在几名奴隶手持的灯笼照亮下，他时而口述命令，时而聆听别人朗读的战场报告，显得沉着冷静。过了一会儿，他才命令部下退去，向英国客人解释局势。局势不妙，其实已经濒临灾难。
劳伦斯在10月首次到访期间，费萨尔向他概述了一个北上作战的复杂计划，在给敌人制造新麻烦，消除土耳其军队对拉比格和麦加的威胁。这个计划需要费萨尔与他的三个兄弟的部队紧密配合。在阿卜杜拉骚扰麦地那周边的土耳其军队的同时，费萨尔将率其部队主力向西北前进，通过山区前往海伊夫侯赛因，最后进攻土耳其军队控制下的沃季赫港（延布以北约200英里处）。与此同时，扎伊德将负责保护通往延布的道路，而阿里会将他的部队从拉比格带出，守卫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上的一个关键路口。
劳伦斯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复杂，因为它需要四个兄弟高度协调，而这在阿拉伯半岛两部的广袤土地上是几乎不可能的。他在当时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中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但并没有说服费萨尔；11月中旬，费萨尔实施了这个计划。
短期之内，计划进展还不错，费萨尔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带到了北方的海伊夫侯赛因。但在他的背后，20岁的扎伊德不可思议地忽视了一条通往延布的山区通道，完全没有把守。土耳其的一支骑兵巡逻队发现了这条通道。扎伊德的部队突然发现土耳其人堵在了自己逃往海岸的道路上，当即溃不成军、作鸟兽散。但这还只是惨败的开端。费萨尔的部队得知扎伊德的溃败之后，害怕自己很快也会被困在山区，于是也惊慌失措，从海伊夫侯赛因混乱地败退下来。费萨尔和他的副手们最终在奈赫勒穆巴拉克遏制住了这场逃窜，但他当晚向劳伦斯透露，就是这样恐怕也支撑不下去；土耳其人此刻已经在东面和南面步步紧逼，他的全军——或者说全军的残部——一直败退到延布港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劳伦斯在随后的48小时内几乎一点也没睡，不断与费萨尔会商，或者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战士们中间来回奔走，努力更好地判断危机的严重程度。然后，他狂奔回延布，发布警报。12月5日早上，他终于坐下来向克莱顿发送紧急信息时，已经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整个周六夜间我都在赶路，整个周日夜间警报大作、四处奔波，然后昨夜又赶了一夜的路，所以我在这三天夜间的睡眠时间一共只有三个小时，而且我非常悲观绝望。不管怎么说，情况很糟糕。”
劳伦斯深知，阿拉伯人在山区的溃败远远不止是个军事上的挫折。费萨尔花了几个月时间，费了大量心血才将北部诸部落争取到自己麾下，现在这努力都很快付诸东流了。劳伦斯在给克莱顿的报告中列举了那些已经抛弃费萨尔或者随时准备逃走的部落，并发出警告，这些部落的变节不仅将使得土耳其军队攻打麦加的道路洞开，还将导致阿拉伯起义本身的崩溃。劳伦斯写道，当下的关键问题是，费萨尔是“一个部落领袖，而不是多个部落的领袖”，已经造成的损害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修复。这个情况和劳伦斯研究过的中世纪十字军也很相似；由许多各不相同、大体上自行其是的群体组成的联盟是极端脆弱的，哪怕是小小的挫折也会导致整个联盟的分崩离析。
而且这对劳伦斯个人来说也是个惨败。在10月的报告中，他坦然承认，很难把阿拉伯战士组织成一支传统的作战部队——他估计只要一个连的土耳其士兵，在开阔地上掘壕据守就能打败所有起义军——但非常雄辩和极富说服力地强调了阿拉伯起义军作为防御性力量的厉害之处。“他们的真正领域是游击战……他们积极主动，对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而且机动性很强，所以在山地的战斗力不俗。”不仅仅是战斗力强；劳伦斯估计，起义军在山地开展防御战应当是固若金汤。“根据我对比尔阿巴斯和比尔伊本哈撒尼之间山地的观察，”他写道，“除非山区部落背信弃义，土耳其人绝不可能冒险强行通过。”山区是“狙击手的天堂，”他坚信，只需要一两百人就能守住土耳其军队朝向海岸前进的任何通道。
这种信念是劳伦斯坚决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遣协约国军队的主要理由之一，甚至在出现不利于他的证据之后，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11月初，有谣言称土耳其军队大举进攻，阿里的部队仓皇逃离了拉比格以北山地，劳伦斯向爱德华·布雷蒙坚持说，如果是费萨尔指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现在的事实证明，他完全错了。
或许是由于自己误判形势而感到尴尬，或许是即便精疲力竭依然保持着官场斗争的警惕性，劳伦斯在向克莱顿发送悲观的电报之前，又补充了一段。他的电报如果被刊登在《阿拉伯公报》上，所有那些支持他的反增兵观点的英国领导人都会读到，所以他匆匆写道：“不要将上述任何情况刊登在《阿拉伯公报》或其他地方；这样不公平，因为我非常疲惫。”
作为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回应，英国海军舰船开始在延布外海大量集结；如果局势真的到了最糟糕的那一步——费萨尔的人马被围困在这座城镇，这些舰船至少可以对周边的开阔平原进行炮击，阻滞土耳其军队的前进。费萨尔猜得没错，在12月9日上午，他的残缺不全的部队的前锋开始败退到延布，带来了他们又一次被土耳其军队打败、从奈赫勒穆巴拉克溃散的消息。最后一批掉队士兵抵达后，劳伦斯在仅仅两个月前看到的费萨尔麾下的约5000名战士就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踪迹全无的3000人中有少数阵亡，绝大多数人逃之夭夭，各自回家。
气氛非常沮丧，甚至劳伦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坚定信念是不是错了。他在12月11日又写信给克莱顿，声称“费萨尔现在改了主意，希望英军在拉比格部署兵力。我已经将这个情报发电报给你，我现在也看到他的论点很有力。如果扎伊德不是那么马虎，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他愤愤地补充了一句：“阿拉伯人离开了他们的山地之后就一无是处。”
当天，劳伦斯向西里尔·威尔逊描绘的情况更加惨淡。他写道，费萨尔现在认为，如果英军不向拉比格派兵，整个起义就将在三周内瓦解。
1916年5月31日早上，令耶路撒冷的许多居民困惑不解的是，一架德国飞机出现在耶路撒冷上空，在有城墙环绕的老城区以西不远处作了一系列半径很小的绕圈动作。最后，一个小小的重物被空投下来，落在法斯特酒店（德国军官们最喜欢的酒店）门前的街道上。仔细一看，这个包裹里有打包起来的德国国旗，还附有库尔特·普吕弗写的信。他在信中说，他将在当晚回到城里，让他的厨师为他准备“一顿美餐”。普吕弗在当间谍头子的时候恐怕绝不会做出这种耀武扬威的夸张行为，但是这种举动与他的新战友——德国航空军团的观察员、机枪手和王牌飞行员们的五彩缤纷的行为举止颇为契合。
1916年初春，土耳其和德国为了准备联合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新的攻势，调来了一个新的德国飞行中队，驻扎在西奈半岛东端的贝尔谢巴。普吕弗厌倦了在叙利亚的宣传和监视工作，殷切希望在即将展开的攻势中大显身手，于是请求调往第300野战航空中队担任航空观察员。
这个请求颇有些令人费解，因为普吕弗在参加了第一次苏伊士运河攻势之后就一直对再试一次的意义表示怀疑。早在1915年8月，在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详细报告中，他就指出，杰马勒在2月份的凌乱攻势几乎就是一次“武装侦察”，如果攻势要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成功机会，绝不能学杰马勒的样，而是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修建公路和铁路的人员、精锐的土耳其军队，加上德国的飞机、军官和大炮。他也指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当然意味着，要维持一支大军在穿越西奈半岛沙漠时的给养、粮草和饮水的后勤困难将大幅增加。同时，大规模的行动也无法取得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英国人的战争机器十分强大，”他写道，“必须开展一场大围攻，用大炮轰破他们的防御，才能进入埃及，然后还得建立一条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通往埃及的补给线。”
普吕弗还指出，就算这一切工作都大功告成了，占领苏伊士运河可能最终也没有多大意义。毕竟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所以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就是有了运河，一时半会儿也派不上用场。虽然切断这条航海捷径能够迫使前往欧洲参战的英国海外军队走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远路，借此打乱其兵力补充，但两三周的延误也不会造成多大麻烦。在这位德国特工看来，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似乎突出地证明了一句老话：战争能消灭一切，唯独不能消灭馊主意。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第300战斗机中队，空战的“大明星”。与堑壕战的血肉横飞的丑恶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空战这种最新的战争形式自诞生伊始就笼罩在浪漫主义的光环下，各国的王牌飞行员们被追捧为新闻片上的英雄和日场电影中的偶像。普吕弗向来不是个豪气冲天的硬汉，显然非常喜欢和贝尔谢巴的这些“超人”待在一起。他在第300战斗机中队度过的几个月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狂饮到深夜，或者得到通知后立刻飞往耶路撒冷或雅法参加外交招待会或者社交舞会。他几乎是个追星族；普吕弗在战时的日记写得不多，而且通常很粗略，但非常详细地记下了第300战斗机中队几乎每一位飞行员的名字，以留存后世。这个轻声细气的前学者在法斯特酒店门前空投短信传膳，显然是在模仿他那些光彩夺目的新战友们的恶作剧，并且无疑对自己空投的精度非常自豪。
但在这番嬉闹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消息。普吕弗显然是忘记了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阿拉伯人都是些胆小怕事的懦夫，永远没有造反的胆量——而是自鸣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我早就向他们警告过，要注意谢里夫（即侯赛因）。”但随着起义的扩大，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驻军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围攻，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以及这位宣传主管为了预防这一天的到来而作的巨大努力。“对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半岛的形势很糟糕，”他在7月初写道，“可怜的奥本海默！”
但随着苏伊士运河新攻势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普吕弗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与自己更直接相关的事情上。1916年8月4日，土耳其前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以东约25英里处的罗玛尼（英军铁路的终端）发动进攻时，他作为航空观察员，俯瞰了战场。从这个有利位置，他向敌人投掷了一些炸弹——在空战的早期阶段，这些炸弹其实就是大型手榴弹——但在随后两天内，他也从空中观察到了土耳其—德国军队惨败的严重程度。
土耳其—德国军队原计划对英军实施侧翼包抄，不料自己在开阔地被铁壁合围起来。到8月5日下午，奥斯曼军队已经全线败退，伤亡约6000人，即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不是由于气温高达120华氏度
，英军精疲力竭、无力追击，奥斯曼军队的伤亡肯定会更多。
在罗玛尼的惨败永远终结了土耳其—德国“解放”埃及的梦想。它也宣告普吕弗在第300战斗机中队的田园牧歌般的四个月结束了，因为他不得不承认一个自己非常努力去无视的事实：他病得很重。一段时期以来，他的日记中已经简略地提到了这一点——“我身体不适，”他在5月中旬写道——但现在他已经两颊凹陷，体重下降到100磅多一点，甚至笔迹也显露出严重的病情；他原先果断、急促的笔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颤抖、几乎看不清的潦草字迹。他被诊断患有霍乱和肺结核，于是休了病假，在10月初被送回德国。在柏林一家医院疗养几周后，他开始在威廉街的后备总参谋部地图部门工作。
于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争经历与他的一位对手——英国陆军上尉T.E.劳伦斯形成了一个反向的对称。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劳伦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罗的阿拉伯局的地图室里坐办公室，而库尔特·普吕弗几乎无所不在：发动针对英属埃及的破坏和间谍活动、参加两次主要攻势、在叙利亚全境揭露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的潜在敌人。到了1916年底，劳伦斯已经在一线大显神通，而普吕弗却在柏林一间地图室内消磨时光。
而且这种生活非常平庸无聊。1917年1月，普吕弗在德国的病假被延长，却不得不为了自己的面包供应与柏林当地的食品配给供应办公室争斗。他在发给君士坦丁堡的前同事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的电报中抱怨说，由于他的病假延长没有书面的确认，面包委员会拒绝向他发放所需的配给卡，所以他恳求他们尽快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这和空投订餐命令的潇洒生活差的实在太远了。
更糟糕的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争生涯很可能就要在处理这些平淡无聊事务的过程中度过了。这位东方学家天生体弱多病，在1914年能够进入德国军队，完全是由于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帮助。而现在他的健康显然是每况愈下。但来自科隆的自称为伯爵的冯·奥本海默又一次出手相助，帮助他的弟子普吕弗逃脱了在柏林的半是养病、半是工作的无聊生活。
按照普吕弗的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奥本海默到目前为止都没能在中东发动一场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德国有利的泛伊斯兰圣战，于是将自己的雄心壮志扩展到了经济领域。他设想在同盟国取胜之后，建立一个庞大的德国经济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主宰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和资源开发。按照伯爵的计划，这种主宰的工具将是德国政府与德国私营工业财团之间的独特合作关系，双方将紧密协作，争取私人和国家的利益。奥本海默深信文字的力量，当然他的这种信念或许太夸张了。他写了一些极富诱惑力的小册子和计划书去鼓动德国商人们，告诉他们，在遥远的奥斯曼帝国有着金山银山，很快就是他们的了。
奥本海默向潜在投资者们解释说，他的年轻弟子库尔特·普吕弗很快将在君士坦丁堡担任一个职务。这个职务是他为东方设想的公私共生关系的绝妙例证。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情报局的新领导，普吕弗还将作为投资者们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对付土耳其官僚机构的种种障碍。德国工业家们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朋友了；他不仅非常熟悉该地区和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集团，还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头脑精明，懂得用创新思维来解决问题。
就像他关于反殖民的伊斯兰圣战的想法一样，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经济计划有些过于领先时代了，预示着后来的所谓国家社团主义。最先成功利用这种经济模式的是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10年之后，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墨索里尼的后辈阿道夫·希特勒。但在1917年，对库尔特·普吕弗来说，这只意味着，他终于能够重返一线了。2月底，他向地图室的同事们道别，又一次动身前往中东。
12月12日，T.E.劳伦斯上尉从停泊在吉达港的“苏瓦”号登陆。看到这情景，爱德华·布雷蒙上校一定非常开心，因为他得到了复仇。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几周前遭到法国陆军部训斥的主要幕后“黑手”就是劳伦斯，但现在肯定是把劳伦斯视为一个讨厌的捣蛋鬼，是英国一线军官中破坏增兵阿拉伯半岛计划的头号元凶。但现在，站在法国上校面前的劳伦斯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没了冲天傲气和极端自信。劳伦斯刚从延布赶来，他在那里目睹了费萨尔部队在步步紧逼的土耳其人面前溃不成军的惨状。这个讨厌的小个子上尉关于勇敢的阿拉伯战士的浪漫概念似乎荡然无存了。
布雷蒙或许是相信他和劳伦斯总算达成了共识，或许无法抵制往伤口上撒盐的诱惑。他在吉达码头告诉劳伦斯，他正要去喀土穆拜会雷金纳德·温盖特。有鉴于阿拉伯海岸上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他打算再一次敦促向拉比格派遣英法军队。
劳伦斯知道，温盖特一定会听布雷蒙的话。果然，在12月14日，温盖特向外交部和在开罗的默里将军又发送了秘密电报，敦促尽快派遣一个旅。“要援助阿拉伯人和挽救谢里夫的运动，别无他法，”温盖特写道，“谢里夫撤销了请求我们派遣欧洲部队的申请，但现在对局势高度紧张。布雷蒙上校认为，只要向他施加一点压力，他就会再次发出请求。”温盖特指出，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直接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在谢里夫和他的阿拉们人还不同意我们增兵的情况下，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挽救他们”。
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危机其实已经过去了。12月11日，劳伦斯搭乘“苏瓦”号离开延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一支相当强大的土耳其部队接近了延布，但是看到英国舰船停在港内，探照灯光将周边乡村照得犹如白昼，于是逡巡不前。显然不仅是阿拉伯人对炮火怕得要死，土耳其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很快撤离了延布；几天后的航空侦察表明，这支部队撤入了山区，或许要返回麦地那。虽然这个情况并不一定说明土耳其军队对海岸城镇的威胁已经结束，但确实制造出了喘息的空间，这对喀土穆的两位主张增兵的人士不是好消息。在随后几周内，温盖特和布雷蒙还会找到几个机会来敦促干预，但土耳其军队撤离延布的时候，他们的最后一个好机会就付诸东流了。
危机解除了几天之后，多少有些沮丧的劳伦斯回到了延布，努力和费萨尔商讨下一步如何是好。伦敦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他们的计划帮助很大。就在几周之前。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联合政府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的新联合政府。新首相决心打破自战争爆发以来就在伦敦占主导地位的“西线派”观念，即认为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最终胜利。到1916年底，“西线派”观念已经导致约40万英国士兵死亡，还看不到任何突破的迹象。劳合·乔治则希望奉行“东线”政策，柿子拣软的捏，攻击敌人战争机器最薄弱的环节，来个“釜底抽薪”至少与西线战场似乎坚不可摧的壁垒相比，在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比较薄弱。
劳伦斯返回延布之后不久，这种新政策焦点就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汉志的英方人员大量增加——不是温盖特和布雷蒙希冀的数千正规军，而是一大群教官和顾问，旨在将纪律涣散的阿拉伯起义军锻造成一支拿得出手的作战部队。这些规模大大扩展的活动中最有趣的部分发生在延布，也就是起义军控制下最北方的港口，它目前相对安全，不必担心土耳其人的袭击。汉志铁路——土耳其人通往麦地那驻军的生命线——离海岸只有90英里，英国人希望将延布作为集结地，向铁路发动集中的破袭作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调来了一个有趣的人物——赫伯特·加兰德。加兰德是个苏格兰人，身材高大，长手长脚，在战前是个化学家，在开罗的训练场捣鼓一番之后自学成才，成了爆破专家。在加兰德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也对汉志铁路搞过几次破坏，但只是简单地用铁镐铁铲将铁轨挖开，这是非常容易修理的。加兰德现在开始向他们传授将炸药安置在铁轨下方某个位置，将其彻底摧毁的艺术：在1917年1月初延布重建时期的沉闷日子里，加兰德少校最专心致志的学生之一就是T.E.劳伦斯。
但是，劳伦斯虽然和加兰德以及其他在这座港口城镇搭台唱戏的英国顾问打了很多交道，但他和这些同胞们有些不同。有一个差别是很明显的：他的服装。
12月初。劳伦斯拜访奈赫勒穆巴拉克的起义军营地时，费萨尔建议他脱掉英国军服，换上阿拉伯服装；那样他就可以随意在营地出入和拜访费萨尔，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劳伦斯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穿上了一般只有高级谢赫才能穿的白色长袍和金色饰带。在沿着海岸南下前往吉达的短暂旅途中，他换下了这套装束，但回到延布之后立刻又换了回去。
但他和其他英国军官的差别不仅仅是装束。劳伦斯对自己的费萨尔联络官的身份非常在意，大部分时间都避开海边的英国帐篷营地，而是待在散布在内陆几英里处的阿拉伯营地。在那里，他开始让自己习惯于费萨尔治“军”的散漫方式，而绝大多数其他英国军官都无法容忍这种涣散。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一位伊玛目唤醒大家，然后是悠闲的早餐，费萨尔与高级幕僚和各部落领袖们边吃边谈。然后，在上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营地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找费萨尔请愿或者鸣冤；劳伦斯很快发现，这些觐见很少和战争直接相关。开放的觐见活动要一直持续到午餐。午餐往往要花两个小时，更多的助手和部落领袖会和费萨尔共进午餐。随后费萨尔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向书记口述信息。完了之后是更多的闲聊，一直到晚餐，晚餐比午餐更慢悠悠。这之后，费萨尔会做更多的口述，与长老们谈话，听取各个侦察队的汇报。这个过程非常悠闲从容。没有预定方针，可能会持续到午夜之后，甚至一直到伊玛目的黎明呼唤，表示这一切又要再来一遍。
T.E.劳伦斯的急躁和严于律己人所共知，这一切对他来说一定是不堪忍受。他对饮食毫不介意，往往是站着吃饭，不到五分钟就完事。而且他非常讨厌身体接触，甚至尽可能避免与他人握手，如果这样不至于冒犯对方的话。而在阿拉伯营地里，人们随时随地都能轻易地表达好感，持续不断地拥抱和亲吻脸颊，随意拉手，这肯定更是让他痛苦万分。
但他也认识到，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战争与和平的方式。费萨尔不仅仅是个战时领袖，还是一位贝都因酋长，那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漫长闲聊是一种黏合剂，能让他那难以驾驭的联盟维持下去。在这种文化中，费萨尔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将军（至少不能向他自己部落以外的人发号施令），而是一个努力促成共识的人，必须要哄骗、建议和倾听。阿拉伯人当然不会为了迎合英国顾问而改变这一切。劳伦斯理解到，他和他的同胞们如果想要贏得信任、行事有效，就必须适应这种文化。这是个不言而喻的简单道理，但他的很多同僚深信英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不肯接受。
让劳伦斯坚定决心去努力适应阿拉伯文化的，恰恰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本人。即便是在起义最黑暗的日子里，当劳伦斯拜访阿拉伯人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临时避难所的时候，也被费萨尔毫不动摇的雄心壮志所震撼，劳伦斯自己的悲观失望也因此被驱散了不少。他在12月15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中写道：“昨夜，派遣了一个营到比尔萨义德，前往接近土耳其营地的一个前进阵地。部队出发前，我听了费萨尔向营长的讲话。他说得不多，没有华丽辞藻，但是恰到好处，说完之后大家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涌上来亲吻他的头饰绳子。扎伊德的撤退对他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因为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山区苦口婆心地劝说各个部落，将他们联合起来，又把每一个部落安排到合适的地区。现在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但他在公开场合把这一切都当作一个玩笑，拿大家逃跑的窘状打趣，像挖苦小伙子一样讥讽他们，但绝没有伤害到他们的感情，而是让他们感到，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好的。他的表现非常了不起，因为我私下里知道，他非常难过。”
在延布，费萨尔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12月20日，已经确定，土耳其人撤回了麦地那方向。他恳求兄长阿里率领他的大约7000人离开拉比格北上，而费萨尔则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山区，他希望借助一个钳形攻势抓住撤退的土耳其人。但遗憾的是，阿里的军事指挥才华并不比弟弟扎伊德高明。几天之内，他的部队也是因为听到前方有土耳其军队的谣言而惊恐万状、溃退回拉比格，大失所望的费萨尔别无选择，只得率领自己的人马返回延布。
在大多数其他英国军官看来，这个事件是阿拉伯军队无能的又一例证。至少有两次，他们仅仅听说有土耳其军队，就不战而退。劳伦斯却不这么想。费萨尔的部队前不久在山区经历了溃败，现在对费萨尔来说最审慎的做法当然是留在延布的英军舰炮保护范围之内重组部队；但他却一看到有机会就努力转入攻势。这表明了费萨尔有一种他的兄弟严重欠缺的决心。
另外，拉比格和延布至少目前是安全了，费萨尔又想率军北上攻打港口城镇沃季赫。如果起义军能够控制沃季赫，从埃及来的英国补给线就能缩短200英里，而且那里的地形也更适合向汉志铁路发动更频繁的袭击。费萨尔和劳伦斯长谈了一番，将费萨尔早先的计划作了精简，新计划对他的兄弟们（已经被证明不靠谱）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但筹划这次进攻对劳伦斯来说一定是既苦又甜。他深知，自己在阿拉伯半岛已经时日无多。斯图尔特·纽科姆虽然在欧洲因为一系列事而耽搁，但是很快就会回来担任费萨尔的常任联络官，而劳伦斯则将重返阿拉伯局的文牍工作。
自回到汉志以来，他就通过一系列静悄悄的颠覆活动，竭力去阻止这种命运的到来。他的颠覆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他的临时上级——西里尔·威尔逊中校。劳伦斯深知威尔逊强烈反对让他在阿拉伯半岛任职（尽管只是临时性的），所以直接与开罗的更高上级联系，而绕过常驻吉达的代表威尔逊。从12月5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第一封电报起，劳伦斯就开始耍这个把戏了。劳伦斯写道：“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具体向谁负责，汇报的方式又如何，都没有确定。我或许应当通过威尔逊中校，但是今夜有一批邮件要发往埃及，于是我就直接发给您了。”
事实上，上级早就向劳伦斯明确过，威尔逊是他在一线的长官，所以他这是在假装糊涂。但这就立下了一个可以延循的先例。后来威尔逊要把他任命为地位较低的延布补给军官，借此煞住他的威风，劳伦斯又一次使用了这种策略。劳伦斯在给克莱顿的信中抗议了这个任命——“我认为，我主要是个情报军官，或者费萨尔身边的联络官”——同时还解释说，自己将最新的报告直接发往开罗，而不是先汇报给威尔逊，是因为“这些情报必须尽快送递你处，否则就失效了。如果先发给吉达，就会浪费一周或10天时间。”但实际上，劳伦斯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在一艘前往吉达的船上。如果别人知道这一点的话，这番辩解就没说服力了。
12月一天天过去，他的“犯上作乱”越来越公开化。劳伦斯绝不会哀求上级重新考虑、收回成命；他认为，他在阿拉伯半岛继续工作下去已经是个定论。“如果我要在这儿待下去，”12月底，他又一次绕过威尔逊，给克莱顿的副手写信，“我就需要许多东西。关于纽科姆，有什么消息吗？这里的情况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会回去了。我要把自己的英国习惯改掉，和费萨尔一起走一走。”然后劳伦斯把自己的打算一一说明，就好像政府已经批准让他留下一样，“这里有人来接替我的时候，我就出发。瓦迪阿伊斯是汉志北部的未知疆域，我想去看一看。卢德赫瓦山背后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看。”
与其说奥斯曼政府百无一用，倒不如说它错觉太深。到1916年底，在叙利亚全境已经有约50万人因饥馑和疾病而死亡，新一年的前景也愈发惨淡。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军队再一次被从苏伊士运河击退，麦地那守军已经是汉志境内最后几个仍然在坚持抵抗阿拉伯起义军的据点之一，而英军又开始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推进。但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总督府，杰马勒帕夏仍然在研读新的运河和铁路的蓝图，仍然参加新学校和医院的落成剪彩仪式。尽管他周围是排山倒海的毁灭和破坏，他却更加执拗地坚守自己开明改革家的形象。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叙利亚总督与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精英集团越来越疏离。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后，在奥斯曼首都，对杰马勒的批评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批评他的人有的是指责他太严酷——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他处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行动激发了起义——但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宽大。对这后一项指控，杰马勒的油嘴滑舌没有帮他的忙；德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尤利乌斯·罗伊特韦德-哈尔德格质问他，为什么会在起义爆发前夕允许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返回阿拉伯半岛。他的回答是，他这么做是为了检验费萨尔究竟效忠何方。罗伊特韦德-哈尔德格在记述此次会晤的报告中尖刻地指出：“当前局势似乎不太适合这种检验。”
还有一件让君士坦丁堡方面恼火的事情：杰马勒总是对欧洲人客客气气，尤其是对法国人很友善，允许很多“敌国侨民”留在叙利亚，而不对其加以约束。他对欧洲亲善的唯一例外是他的政府与其结成军事同盟的那个国家。杰马勒讨厌一切和德国及其文化有关的东西，向任何人数落起德国的缺陷时都是滔滔不绝。
随着战争延续下去，在叙利亚的法国人越来越稀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库尔特·普吕弗这样的德国特工的高水平的搜索——于是总督大人将他的好感转移到另一个外国人群体——美国人身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美国的保守派穆斯林定居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经常去拜访他们，也受到他们的欢迎。有保存至今的照片显示美国孩子在杰马勒膝头爬来爬去，他显然非常开心。叙利亚新教学院（后来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对杰马勒的大力支持感激涕零——在黎巴嫩饥荒最严重时，杰马勒向学院提供了有补贴的粮食。于是在1917年1月，布里斯邀请杰马勒到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
当时，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与杰马勒也有着一番奇怪的交往。故事是从1月20日埃德尔曼应召去大马士革总督府开始的。随着叙利亚的条件越来越糟糕，大约500名美国公民急于离开。几个月来，埃德尔曼一直在努力安排他们安全撤离，但奥斯曼当局一直予以阻挠。伍德罗·威尔逊最近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对埃德尔曼的努力也不是好消息。尽管威尔逊的竞选口号“他保护我们避免战争”帮助他连任成功，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威尔逊打算领导美国参战，并且是加入协约国阵营。在美国随时加入敌人阵营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当然不愿意让数百名对叙利亚局势有着第一手了解的美国人出境了。1月20日，在与埃德尔曼的会议上，杰马勒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不知如何是好的领事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发电报称，杰马勒表示愿意允许这500名美国人离境，条件是他们必须发誓“在战争结束前绝不讨论奥斯曼事务”。美国外交官们当然是很快就同意了这些明显不可能执行的条件，开始安排美国公民撤离叙利亚。
但杰马勒并非对所有美国人的请求都满口答应。标准石油公司在叙利亚的代表威廉·耶鲁有一次就没有称心遂愿。
尽管耶路撒冷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却如鱼得水，非常擅长适应环境。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投机倒把的人一旦被抓住会被处以绞刑，耶鲁就在这种条件下搞起来一种复杂的黑市交易，在巴勒斯坦各城镇买入卖出黄金和临时纸币。除去开支，他能挣得足足10%的利润。有一次，耶路撒冷总督拒绝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开发特许权续约，耶鲁就对他大加敲诈，威胁说要向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告发他，并且还要告诉总督夫人，他在外面包养情人。
耶鲁向杰马勒帕夏提出特殊请求的起因是，1916年秋季，耶路撒冷电报局的一名深受耶鲁信任——或者说已经被耶鲁收买的审查员找到了耶鲁和他的商业伙伴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位审查员说，杰马勒刚刚收到了一封检举伊斯梅尔·贝伊的匿名信，说伊斯梅尔·贝伊是一个与阿拉伯起义领袖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有关联的团体的成员。另外，匿名信还说“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为这个团体提供资金”，显然指的是耶鲁。
如果杰马勒对这样的指控信以为真，两人就肯定要被判死刑，于是他们匆匆赶到杰马勒在德国招待所的办公室，要求看看这封信。让他们无比震惊的是，这封信的笔迹是萨利姆·阿尤布的，也就是参与克恩纳布石油开采交易的另外两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伊斯梅尔·贝伊和我对此人的卑劣无耻行径义愤填膺，”耶鲁回忆道，“于是我们要求将他及其全家流放。”
在他的回忆录中，耶鲁承认自己与阿尤布及其家人“非常亲密友好”，而且他当然知道，如果遭到流放，阿尤布的妻儿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最好的情况是赤贫如洗，最坏的情况是因疾病或饥饿而缓慢死亡。耶鲁似乎也忘记了，在前一年，他用非常类似的指控威胁过伊斯梅尔·贝伊。不管怎么说，杰马勒拒绝完全满足苦恼的石油勘探家的请求；他同意将萨利姆·阿尤布放逐，但允许阿尤布家的其他人留在耶路撒冷。20年之后，耶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高兴，杰马勒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残忍。”
向沃季赫的进军从延布东北方的一个绿洲村庄开始，其形式对劳伦斯来说非常具有异国风情。在他看来，这景象既壮美又野蛮，似乎他幼年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中世纪历史全都突然间成了现实：“费萨尔打头阵，身穿白袍，”他写道，“沙拉夫酋长在他右侧，戴着红色头巾，穿着散沫花染色的上衣和斗篷；我自己在费萨尔左侧，穿着红白两色的衣服。我们的后面是三面紫色丝织大旗，带有金色尖钉；再往后是三名演奏进行曲的鼓手；然后是蹦来跳去、狂野不羁的1200名骑骆驼的卫兵，队形非常紧密，人们的衣服五颜六色，骆驼也配有各种装饰，几乎和骑手们一样华丽——并且他们全体扯着嗓子高唱一首歌颂费萨尔及其家人的战歌！这看上去像是骆驼的河流，因为整个干谷中都是我们的队伍，一直挤到干谷的两岸，队伍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
但劳伦斯没有多少时间欣赏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盛景了。尽管他在前一个月想尽办法，这天清晨还是有一封电报抵达延布，宣布斯图尔特·纽科姆终于从埃及赶来了；劳伦斯接到的指示是在延布等待纽科姆到任，随后他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任务就算结束了。所以，劳伦斯陪伴宏大的队伍北上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就只能向费萨尔道别，返回海岸。
但在延布并没有发生权力交接的事情。纽科姆在开罗临行前又被耽搁了一番，于是上级决定让他和劳伦斯在起义军控制下的一个叫作恩列治的小港会合，这是在通往沃季赫的海岸的半途，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待北上的费萨尔军队。于是，劳伦斯在1月14日登上“苏瓦”号，没过多久就来到恩列治，与费萨尔再度聚首。起义军在这里短暂停留以补充给养，劳伦斯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前六周中的冒险是多么美好，失去又是多么可惜。“我希望我不需要返回埃及，他在1月16日在恩列治给家人的信中忧愁地写道，“不管怎么说，我曾经有过一个机会。”
但是仍然没有纽科姆的音信传来。17日，起义军决定于次日早上继续进军，劳伦斯私下里希望，或许他的上级这一次仍然不能及时赶到，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陪同费萨尔开赴沃季赫。当晚，纽科姆依然踪迹全无，劳伦斯的梦想似乎成真了。他在恩列治给纽科姆留了封短信——“就差一天就见到你了，真可惜！”——然后狂奔到沙漠里去找费萨尔。
事实上，根本没有差一天那么多。那天早上，阿拉伯军队拔营出兵，劳伦斯快活地陪伴在费萨尔身边，就在这时，两名骑手纵马从恩列治疾驰而来。其中一人就是纽科姆，他终于抵达，要就任英国驻汉志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按照指示，劳伦斯现在应当立即返回恩列治，登船返回开罗。但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这一刻却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这次权力交接实在是太仓促了，他在继续前往沃季赫的长途跋涉中无疑能够和费萨尔及其主要副手熟悉起来，但如果他在前六周的代理能够留下来为他引见，就会容易得多。纽科姆向劳伦斯作这番提议时，劳伦斯没有反对。
在伦敦漫长等待的无聊日子里，亚伦·亚伦森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开罗，他希望英国人的惰性在那里或许能够最终被克服。然而事与愿违。“每天我要诅咒决定与他们合作的那个时刻100次，”他在1917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找到了他们，却要看着这种令人绝望的庸碌无能，还不如当初就和土耳其人死耗着，保持我们对协约国的幻想。如果德国佬最终被这些傻瓜打败，肯定有理由质疑上帝和天理。”
亚伦森于12月中旬抵达塞得港，原打算立刻拿着介绍信去开罗见阿拉伯局的领导人吉尔伯特·克莱顿。但是迎接他所在的航船的英国官员却更重视他的可疑的法律身份——他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于是将他扣押在亚历山大港。不久之后，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派来了一名年轻的上尉威廉·埃德蒙兹，称自己将担任亚伦森的联络官。
农学家起初对埃德蒙兹评价极高——“不仅非常聪明，而且十分精明”，但他后来发现，这位特工的职能主要是以事情进展良好的假象安抚他，而不是帮他联络任何实权人物，于是他对埃德蒙兹的好感迅速消失了。亚伦森在前往伦敦和后来奔赴埃及途中的花销约为1500英镑，他询问能否报销这笔钱，得到的回答很能说明他在英国人的整个计划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埃德蒙兹听到这个数字当场脸色煞白；英国官僚已经因为吝啬而臭名远扬了，他就这么小气地指出，没有恰当的收据无法报销任何款项，并建议向亚伦森发放每天1英镑的津贴，这点钱都不够亚伦森在亚历山大港的酒店房钱。自尊心极强的科学家当即回绝了。
他当晚在日记中发泄了自己的怒火：“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净是不信任、沉默、小家子气和吝啬。我必须努力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以便另想办法与阿布萨取得联系，”——“阿布萨”指的是押沙龙·法因贝格，即他留在阿特利特的副手——“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干下去。我自己是受够了。我绝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工作。”
让亚伦森最为恼火的是，在过去的8个月中，他没有听到英国人对巴勒斯坦有什么打算。他到埃及的目的就是最终将英国人和他在阿特利特的间谍网联系起来，但他却不得不为了报销收据之类的鸡毛蒜皮，以及会见下级官员而浪费时间。
科学家还不理解的是，英国人还并不完全信任他。伦敦的情报分析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亚伦森提供的信息非常准确，这可能恰恰说明他是个土耳其间谍，而开罗的情报人员也在试图解决这种疑虑带来的难题：如果亚伦森的间谍网真的存在，如何与之取得联系，同时又阻止他与土耳其反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如果他真的是土耳其间谍的话？亚伦森不断要求与押沙龙·法因贝格在1915年曾联系过的那位情报军官——伦纳德·伍莱见面，这无意中让英国人对他更加怀疑。英国人一直没有告诉亚伦森，伍莱乘坐的船只于夏季在亚历山大勒塔湾遭到鱼雷攻击，他本人被土耳其人俘虏。亚伦森在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下不断提起伍莱的名字，更是让人愈发怀疑。
圣诞节前不久，英国人认为自己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难题的聪明办法。埃德蒙兹告诉亚伦森，终于将要派出一艘间谍船与阿特利特方面取得联系；亚伦森要不要捎带一封私人信件？农学家当场识破了这个花招，大发雷霆，这种暴脾气是他的特色招牌了。他告诉埃德蒙兹，除非让他本人登上那艘船，否则他就立刻和英国人断绝关系；如果让英国人派去什么“糊涂鬼”，把他的人都害死，还不如现在就彻底拉倒。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双方达成了妥协：亚伦森可以随船一同前往，但不可以上岸。将会派遣信使乘坐汽艇在夜色掩护下登陆，带去他的指示，以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以便能够让他的同志确信这些指示的确来自他本人。等待足够的时间让双方联系完毕之后，汽艇会返回岸边接回信使。但时间非常紧迫，因为间谍船显然必须在日出之前溜之大吉。
到此时，亚伦森命途多舛的冒险已经持续了17个月。就像这场冒险的几乎每一个阶段一样，这一次也不顺利。间谍船是一艘改装过的小型拖网渔船，叫作“海鸥”号。亚伦森坐在间谍船上，在圣诞夜溜出塞得港，于次日下午抵达了阿特利特海岸。亚伦森看到研究站二楼阳台上有人在挥舞一块黑布，但是船上没人携带高质量的望远镜，所以无法确定。“海鸥”号为了等待夜幕降临再去与陆上的人联系，先开往外海，不料一头撞上一场强风暴，这种现象在这个时节的地中海东部是很典型的。于是，直到将近凌晨2点，海面才相对平静下来，间谍船才得以重返阿特利特，释放出汽艇。艇上有两名信使，其中一人携带着亚伦森给同志们的指示，另一人带着他的带有花押字的小刀和特殊的放大镜。汽艇刚刚消失在黑暗中，风暴又猛刮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汽艇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由于海浪太高，汽艇无法靠岸，信使不得不游过最后一小段距离。天色很快就要亮了——他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北面有堆篝火，可能是土耳其海岸巡逻队留下的——没有时间回去接信使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了。“海鸥”号加大马力，再一次开往外海。对亚伦森来说，这是又一次令人抓狂的经历。他终于再一次看到了阿特利特，却没有办法明确地知道，究竟有没有成功地与同志取得联系。
1月初，他终于获准离开亚历山大港、前往开罗，心情这才好了一些。他在大陆酒店住下，挨个去拜见阿拉伯局的不同官员，最后终于找到了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其中的头号听众又是一位贵族业余政治家和议员，名叫威廉·奥姆斯比-戈尔，时年31岁，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新近来到开罗。奥姆斯比-戈尔虽然还没有到马克·赛克斯那种在多个领域成就非凡的水平，但同样也涉猎极广，他的兴趣之一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且让他的这项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是，他在前不久皈依了犹太教。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和赛克斯将成为英国统治集团中提倡建立犹太人家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而他们推动这项事业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亚伦·亚伦森。
奥姆斯比-戈尔目前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去鼓舞已经垂头丧气的农学家。在他的敦促下，又一艘间谍船于1月中旬被派往阿特利特；但遗憾的是，这一次间谍船又遭遇了恶劣天气，还没有接近巴勒斯坦海岸就被迫返回。奥姆斯比-戈尔还为亚伦森引见了阿拉伯局的另外两名成员——菲利普·格雷夫斯和温德姆·迪兹少校，他们和奥姆斯比-戈尔议员的意见一致：启动科学家的情报网能够带来极大的收益。这些同情者将亚伦森写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报告的一部分塞入了《阿拉伯公报》，包括一个非常明确到位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大的心愿是“在一个友好的大国保护下实行自治”——这是非英国人的文章被收录到这本情报汇编中的极少数例子之一。但是，农学家在日记中想象温德姆·迪兹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却不知道他仅仅是个中层分析员，这说明亚伦森离开罗的权力核心还很遥远。
亚伦森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但他深知，“缓慢”是他的劲敌。1月25日，这个问题凸显了出来。当天下午，他返回大陆酒店的房间时，发现他曾经的联络官埃德蒙兹上尉正在楼梯处闲荡。他注意到，这位年轻军官“态度很神秘”。
“我就是来找你的，”埃德蒙兹说道，“你必须马上去塞得港。你的一个部下穿过沙漠来了。”这真是让亚伦森目瞪口呆，但和往常一样，埃德蒙兹除了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夫·利申斯基之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他负伤了吗？”亚伦森在奔赴塞得港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去找他，而不是把他送来我这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真是神秘莫测，没有丝毫益处！”
他在塞得港发现，他的忧虑是非常正确的——利申斯基的确负了伤——但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个。12月中旬，利申斯基和押沙龙·法因贝格估计再也听不到亚伦森的音信了，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局势愈发恶化，于是决定再次尝试从陆路前往埃及。命运非常残酷，就在他们从阿特利特出发几天之后，“海鸥”号的信使就带着亚伦森的指示登陆了。两人在西奈的无人地带痛苦地跋涉许久之后，几乎已经抵达英军阵线，却被一群贝都因劫掠者发现。在随后的枪战中，利申斯基负了轻伤，得以逃脱，但法因贝格背部中弹，可能已经死了。
这个噩耗让亚伦森伤心欲绝；法因贝格不仅是他在阿特利特的副手，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勇士阿布萨被丑恶、贪婪的贝都因人杀害了，”他在日记中哀叹道，“他死时落入了那些他最鄙视的人手中。”
但亚伦森没有时间去哀恸，因为他立刻认识到，法因贝格的死亡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土耳其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查明了死者身份，一定会将阿特利特挖地三尺，将他的同志一网打尽。亚伦森匆匆赶回开罗，心急火燎地寻找他在阿拉伯局新结交的朋友们，找到了温德姆·迪兹。
积聚了近两年的挫败感如滔滔洪水般发泄出来。他涕泪横流地责怪英国战争机器的无能和玩世不恭害死了法因贝格，并警告说，如果土耳其人破获了他的间谍网——这种可能性目前是极大的——法因贝格的遇害仅仅是更多死亡的前奏而已。“我说的时候满腹激情和忧伤，”亚伦森在日记中记述道，“迪兹友善地听着我的话……他向我保证，将来不再会有羞辱和不信任，一切都会好起来。”
迪兹说话算话，当即就准备了一艘间谍船，再去一次阿特利特。这一次，亚伦森清清楚楚地看到研究站阳台上有人在发信号，于是间谍船派出一艘汽艇，将他的信息送上岸。但诡异的是，上一次的不幸重演了，就在这时又刮起了风暴，汽艇无法靠岸，只能由一名信使泅水登陆。紧张地等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位信使带着阿特利特的两个人再次出现在海滩上，但这时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这名信使无法游到汽艇上，也被留在了岸上。
很快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英军派遣了一个贝都因追踪专家，按照利申斯基对遇袭情况的描述，到西奈半岛寻找押沙龙·法因贝格。他无功而返。“这么说，我们的勇敢骑士已经牺牲了！”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我甚至都不敢向自己承认，自己抱着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他还活着。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完成他为之奉献出生命的事业。”
但这个想法也无法慰藉亚伦·亚伦森。押沙龙·法因贝格已经死亡，他的兄弟亚历克斯又在美国，领导间谍网的全副重担和危险就落在了科学家完全信任的唯一一个留在巴勒斯坦的人的肩膀上：他的27岁的妹妹萨拉。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以恢宏的笔调描绘了于1月18日从恩列治开拔前往沃季赫的阿拉伯军队。在延布以北的溃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费萨尔此刻领导着大约1万名战士，他们来自六七个不同部落和数量更多的氏族。劳伦斯引用了贝达维部落的一位年轻谢赫——阿布德·卡里姆的话来强调这个时刻的重大意义。阿布德·卡里姆凝视着海洋一般的帐篷营地：
他（卡里姆）叫我出来看，并挥舞着胳膊，半是忧伤地说：“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一个民族。”他也颇感骄傲，因为向沃季赫的进军是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努力。在当代人记忆所及的历史之内，这是整个部落的男子第一次全体出动，携带着运输工具、武器和足够200英里路程使用的粮草，离开自己的区域，进入别人的领地，而并不是为了劫掠或者复仇。
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如此豪情壮志却遭遇了令人丧气的结局。一周之后，费萨尔的部队走出了沃季赫以南的沙丘，却发现这座港口城镇已经是一座冒着黑烟的瓦砾堆。这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景象，对他幕僚中那个已经成为他最铁杆支持者的英国人来说也极其窘迫。
根据他们在恩列治与英国高级军官研究出来的时间表，费萨尔的人马应当在整整两天就抵达沃季赫才对。按照计划，费萨尔抵达之后，将会发动一次海路联合行动，费萨尔的部队从陆地一侧逼近，同时停留在外海的英国小舰队会把从延布运来的大约550名阿拉伯战士送上岸。
但在1月23日预定进攻发起时间之前，英国舰队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却找不到费萨尔部队的踪影。当夜，英国舰队的指挥官罗斯林·威姆斯将军决定，哪怕仅仅为了“卫生原因”，他也要让他船上的阿拉伯战士登陆。1月24日早晨，在短暂的炮击之后，船上的阿拉伯战士在两名英国军官的指挥下在沃季赫登陆。
随后发生的战斗非常杂乱，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乎一整天，有大约20名阿拉伯战士阵亡。土耳其驻军只有200人，几乎处于一对三的兵力劣势，而且士气很低落，但阿拉伯人的进攻还是非常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阿拉伯人有个习惯，经常打断攻势，停下来去抢劫新占领的房屋。指挥地面作战的英国军官之一诺曼·布雷上尉被起义军的这种行为惊得张口结舌，在作战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大肆洗劫的结果是，城镇“从屋顶到地板被抢得一干二净”。次日，费萨尔和劳伦斯抵达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劳伦斯非常努力地粉饰太平，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好几个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迟到。劳伦斯的英国战友们对阿拉伯人提出批判时，他总是会条件反射地表示反对，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前一年12月11日，土耳其军队进逼延布郊区的时候，一名英国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报告了城内费萨尔部队张皇失措的情况。他的叙述与劳伦斯的版本迥然不同。“晚上10点，传令兵被派到大街上呼喊消息，守军应声出动，”劳伦斯写道，“大家都泰然自若地出门，各自前往在城镇各处的岗位，没有噪声，也没有胡乱开枪。”
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差别如此之大，最简单的解释是，这名飞行员当时就在延布，而劳伦斯不在。当天早些时候，他就乘船离开了延布，他在报告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种看法的差异也体现在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描述上。上述的那名英国飞行员在12月的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很容易被吓倒，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土耳其人的进军，尽管他在军队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恐惧”。另一名英国军官查尔斯·维克里少校在沃季赫观察了费萨尔的部队之后尖酸地评价道：“我们不知道其他的谢里夫领袖对训练部队有多少兴趣，但谢里夫费萨尔肯定是完全不管的。”最让英国军官们震惊的是，在12月的黑暗日子里，土耳其军队随时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候，费萨尔竟然住在停泊在延布港内的一艘英国军舰上，任凭他的部下在岸上自生自灭。
这一切当然都与劳伦斯的分析大相径庭。按照他的说法，甚至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惨淡日子里，费萨尔也是“光辉灿烂”的。从这也能看出一点值得注意的东西：劳伦斯在一线只待了3个月，却不仅成为费萨尔和阿拉伯人的主要支持者，还是他们最坚决的辩护者。
丝毫不奇怪，费萨尔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劳伦斯现在要返回开罗，而且在从恩列治的旅途中或许受够了纽科姆的精明强悍，所以认识到他和纽科姆的关系不会像和劳伦斯那样融洽，于是在抵达沃季赫的当天给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发了一封秘密电报。正如威尔逊向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转达的那样，费萨尔“坚决要求，不要让劳伦斯返回开罗，因为他的帮助甚大”。
面对费萨尔的直接请求，克莱顿无法拒绝。几天之后，将劳伦斯在汉志的职务长期化的文书就准备完毕了。劳伦斯终于自由了：他逃脱了萨沃伊饭店的案牍劳形，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阿拉伯半岛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