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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隋王杨坚受禅，国号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虏陈后主，南北遂复统一。文帝都大兴（长安），炀帝迁都洛阳。文帝之世，开皇、仁寿间，造像极盛。周武灭法以后，至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佛禁始开，大修周代废寺，建立经像，盛极一时。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又诏移安周时遣除残像。二十年，更颁布形像保护法，凡有敢毁坏偷盗佛及天尊乃至岳镇海渎之神者，以不道论。以沙门而坏佛像，道士而坏天尊者，以大逆不道论。终文帝之世，修治故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造新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法苑珠林》卷一百），周武惨灭佛法，至是始复旧观。
按其风格，隋代雕刻实为周齐雕刻之嫡裔。其大部分仍可称为“过渡式”的，然其中已有少数精品，可以列于我国最发达之宗教雕刻者矣。杨隋帝业虽只二代，匆匆数十年，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时代。其时环境最宜于佛教造像之发展，而其技艺上亦已臻完善，可以随心所欲以达其意。然隋代雕刻大体皆甚严正平板，对于自然仍少感兴味。然较之元魏，则其对于人体部分之塑造，确有进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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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石窟雕刻极多，其最要者在山东境内，如历城千佛山、玉函山、益都（青州）驼山、云门山等处，然云冈、龙门、天龙山亦多所增广，乃至在已有魏窟中添刻者。天龙山第八窟（图001～004），由历史的及美术的方面观，皆较重要，然经时代之侵蚀及人为之破坏，像已颓残。此窟为天龙山最大窟之一，与北齐之第十六窟相较，则可知其所受印度影响极少。其坐法仍如齐像，然衣褶之布置，身材之方正肥重，不似齐像之弯曲轻盈，手足加大，头部亦加大，然生气则无加也。其胁侍菩萨则更死板无味。在艺术上只占中下地位。左右壁上数菩萨，则似较有可称道处。
图001、002天龙山第八窟洞口天王像
图003天龙山第八窟本尊
图004天龙山第八窟胁侍菩萨
洞外有天王四，其二在洞口，其二在碑旁，为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物。较之洞内佛像，当为上品。其动作暴躁庄严，其衣褶颇流畅，刻工已知利用衣褶之飘扬，以表示身体之动作，为前所未有。
陕西境内，直受北周遗风，又因石料之不同，其作品亦较异，大体较山西造像为佳。其石为灰色石灰石或玉石。所造俱菩萨像，率多肥大，头极重，衣裳长阔，环珮玉锁下垂及膝。肩上所披袈裟，在足部微展开作翅翼形，然后紧贴于像座之上。此期衣褶率多杂乱死板无韵律，其中偶有稍有韵律者，则适足以表示像之呆板，无动作之表现也。衣裙之下沿褶作耳形纹（注：左右相对称，
），其中亦偶有较自然者，如喜龙仁《中国雕刻》第313图（图005）。
图005陕西隋代雕像
山陕境内隋像遗物头部多丰满强大，然其较优秀者不若北周造像之方整。其形体及结构的精确，皆超于北周之上，五官之刻塑尤为仔细。双线代眉，弯曲长细，尤为特异。此诸像面貌之美丽精致，实赖元魏式微笑及多少个性之表现混合而成——然其微笑，已微之又微，仅隐隐堪察耳。隋代像首之精品，在中国雕刻史中实可位于最高之列，其对人体解剖上之结构，似尤胜于唐像，而其表情则尤非笔墨所能形容也。
然而隋像之最精美最足为时代标准代表作品者，莫如河北境内遗物。其形制多一律，然品第则优劣不同。其最普通之特征为其体态之轮廓，至此已不复以管形为基本，乃一变而呈椭圆状。其轮廓自腰部及肘部向上下展出，于足部及头部向内收缩。衣褶之主要线纹方向亦随之。其全部韵律皆随椭圆之倾向，胸前背后及至头部之线纹亦如之。其所表现则为一种极纯粹之调和与幽静之状态。而在此幽静之中，复表示些微动作，其动作极其和缓，抑扬有序，不似前期管形造像之骤然起伏也。见喜龙仁《中国雕刻》第324、325、328、329图（图006～009）。
图006～009隋代造像，其所表现则为一种极纯粹之调和与幽静之状态
至于遗物丰富，品类最杂者，当首推山东境内造像。当时此地对于佛教之信仰，似较他处为强烈。由其造像观之，当时殆本有自成一派之遗风，而其刻工，殆亦非寻常匠人，其天才艺技，皆有特殊之点。其中最古者为益都驼山及历城玉函山，玉函诸像多开皇四、五、六年造，虽屡经修以此像与陕西造像并之，时代相同，而空间之区别，则可使见者惊讶于隋代遗物品格高下相差之甚，而同时又有共同之特征也。
隋代遗像，大多数为开皇间物，炀帝之世，遗物甚少。磁州南响堂山，本有晚隋像若干躯，其形式为隋式，然艺技已大进，盖已在隋唐之交，由过渡而入成熟时代矣。
铸铜之术，北周时盖已臻完善，至隋代其风尤盛。其中心殆在大兴（西安）。端方督陕时，在西安得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造像，保存甚佳，少有损坏。本尊坐菩提树下，四比丘，二菩萨，二天王，二狮子，二飞天等侍卫。本尊头光华丽，有花叶及火焰文，树枝上则有花圈下垂（图016、017）。此类金像隋代极为盛行，然多毁铸钱，在日本方面保存较多。帝室御藏一光三尊立像，半踞弥勒像，菩萨立像，立佛铜像，皆为隋代经三韩而传之日本者，其刻工之精美，保存之完善，在今日之中国，似不易得也。
隋代立像的腹部独特地挺出，头占全身的比例变小，鼻子和下颚较以前丰满，眼睛仍细，但上眼皮凸出一些，显出其下的眼珠。这微微凸出的眼皮与眉毛下面的弧形平面相交形成柔和的凹沟。这交线像一张弓，重复了眉和眼睛的韵律。嘴变小了，造型精致的双唇使雕像微带笑意。颈子如截去尖端的圆锥体，从胸部突然伸出，与头部生硬相接。颈部中段横一道深深的皱褶。衣服上的衣褶自然，卷边非常精致，如来佛的服饰永远保持朴素，与之相反，菩萨的服饰变得华丽。头巾和项链上嵌着鬟石般的装饰。珠链从肩上垂下，间隔地挂着饰物，抵到膝部以下。
总之此时代之雕刻，由其形制蜕变之程序观之，其最足引人兴趣之点，在渐次脱离线的结构而作立体之发展，对物体之自然形态注意，而同时仍谨守传统的程式。椭圆形已成其人体结构之基本单位，然在衣褶上，则仍不免垂直线纹，以表现其魏齐时代韵律之观念也。塑，然本来面目尚约略可见。大致尚作管形，目颇呆板，衣褶垂直，益显其活动不灵之状。头部硕大，趋重方形，而颈则细长如柱，而他部之结构，亦非精美。历城佛峪亦有同此形制者，且保存较佳，为开皇七年造（公元587年）（图010～012）。
图010山东历城佛峪造像（济南博物馆供稿）
图011山东历城佛峪隋开皇七年造像（王健浩摄）
图012山东历城玉函山隋造像，现已毁（王健浩摄）
驼山造像极为宏大，与玉函佛峪作风相同。虽无年号可考，然按其形式，当与同时。隋式雕刻在此乃放大雕造，是为总管平桑公造像（图013）。其物形之美及情性，不免受过大之累，不得表现，殆玉函亦不如。其对于体形，只有作皮毛之表示，全身各部，如手足头颈，似乱物堆成，毫无机性之结合。其形以椭圆为主，衣裳薄而紧，其褶纹虽有相当文饰之美，然无物体之实，其律韵不足为其魁伟体格之蔽饰也。此像全部唯宝座上所垂衣纹尚有律韵，其曲线之流畅及下边波形纹，皆为隋代所特有。其两旁胁侍菩萨身量较小，权衡较佳，呆板直立，颇似柱形，少有椭圆线。头部亦重大，颈部则由三重圆环叠成，当时雕刻之通例也。
图013驼山总管平桑公造像，其物形之美及情性，不免受过大之累，不得表现
云门山与驼山隔溪相对，相去咫尺，而其美术之地位，则极悬殊。大像数少，且极残破，然其优美，则不因此而减也。其年代较之驼山约迟十年。其雕工至为成熟，可称隋代最精作品。像不在窟中，乃摩崖作龛供养，日光阴影，实助增其美。佛龛中一佛，一菩萨，一天王胁侍。其旁一龛则本有碑在中，菩萨胁侍。佛龛本尊，结跏趺高坐宝座上，其姿势不若旧式之呆板，而呈安适之意。其状若似倚龛而坐，首微前伸，若有所视者（图014、015）。其衣褶至为流畅，虽原来已极流畅之裙下端，亦有加焉。其连环式之曲线及波形褶纹仍旧，而其流畅则远在他像之上。然此像之长，不唯在其宏大及生动，其最大特点乃在其衣裙物体之实在。其褶纹非徒为有韵律之雕饰，抑且对于光线之操纵，使像能表出其雕刻的意义，实为其最大特点。其面貌亦能表现其个性，目张唇展，甚能表示作者个性，其技艺之纯熟有如唐代，然其形制则纯属初隋，实开皇中之最精品也。
图014云门山隋代造像
图015云门山隋像胁侍菩萨
图016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铜像
图017西安出土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董钦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