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反思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做贡献，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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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探讨中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大家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切身感受到它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2年，连续33年的时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9.8%，这样的高速发展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并且，这是发生在经济转型期，在一个底子薄、人口众多、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下，这无疑是个奇迹。这样的成绩，事先谁都没有想到。

下面，我从中国改革开放33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一些反思。

新理论通常来自于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这个现象可以是新的现象，也可以是过去的现象，但过去的理论解释不了，于是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进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3年，用西方理论认为是错误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什么有这样的成绩？还出现了哪些问题？我想分析回答五个相关的问题，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取得这么高速的增长？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1979年之前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即使是付出几代人的努力？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苦苦追求国家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中国发展这么快是因为转型带来的好处，为什么其他转型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有代表性的案例？

第四个问题，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反对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怎么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如何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怎样实现未来的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

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即完全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政府只担负平衡预算，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道路。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私有化，而且还继续给予保护。但对一些新的产业放开准入，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

中国当时选择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被认为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盛行，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太多的扭曲，比如国有化、价格非市场化等。

当时经济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是政府干预过多的国家，为了改革，必须像华盛顿共识所讲的，要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制度进行安排，并且是一次性到位。

中国推行双轨制改革当时被认为是最糟的方式，反对双轨制改革的观点认为，如果实行渐进的双轨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寻租，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确实，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所谈的问题都存在。

但关键是现在看来，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它们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严重。但我们有的成绩，这些国家并没有，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33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济上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崩溃。

针对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太多的农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亚或者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也是农业人口，也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改革转型，按照华盛顿共识那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但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成就。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不是一个逻辑游戏，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让我们清醒地认识所观察到的现象本质，它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以及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出现快速发展，我主张用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用标题把方法论全部写上去了，他的标题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想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就应该知道这个快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能不断地提高？它的机制是什么，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让现有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产业升级让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中，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必要的、根本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经济要持续增长，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一直属于全世界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全世界最高，就代表他们的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处于全世界前列。因此，要技术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总之，对发达国家来讲，创新就是发明。

众所周知，任何发明和发现都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提高水平大约是两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以来100多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发展绩效相当稳定，平均起来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

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样需要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的技术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值比发达国家的低。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二是用模仿的方式引进现有的技术和产业。只要引进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即便是已经成熟的产业—的附加价值比现有的本国产业的附加价值高，就是产业升级。

那到底是自己发明技术、产业好，还是采取引进方式好？从经济角度分析，这是成本和效益的关系。一种方式是自己发明创造，不仅成本高，风险也很大；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成本低廉，因为很多技术已经过了专利期限，可以不用付钱直接使用，而且这些产业和技术都已经被证明是成熟的、有效的、市场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用后一种方式，其经济增长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这个可能性在经济学上叫作后来者优势，或者叫作后发优势。

根据统计资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有13个经济体懂得用这种后发优势来加速本国经济的增长，取得的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甚至更高。后发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一倍甚至两倍，而且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是从1979年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个的。回答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在1979年以后显现，主要是因为发展道路的选择但是，我们这种后发优势早已存在一个世纪或者是更长时间，为什么一直到1979年以后，我们才开始从后发优势中获取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呢？

我想，主要原因和我们发展的道路有关。1949年之前，中国内忧外患，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不稳定。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1949年至1952年战后恢复，开始接触现代化建设。当时有稳定的环境，但是为什么1952年到1979年经济增长的绩效很差，人民的生活水平没得到明显改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确定的发展目标，1957年、1958年提出追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15年超英，20年赶美”。也就是说，在15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要超过英国，20年以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要赶上美国。劳动生产率要赶上英国和美国，就必须拥有当时英美所拥有的产业。当时英美拥有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产业，还有专利保护。况且，那些产业都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有很多是跟他们的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在那种条件下根本不会给你。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己发明，但自己发明不仅成本很高，还放弃了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当时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金资本非常短缺。

因此，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占有优势的产业，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情，不具备比较优势。资本密集的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的成本，鉴于我们资金短缺，资金成本价格高，整个成本要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下来。但是，保护和补贴带来的必然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过度扭曲，有了干预和扭曲以后，会造成各种恶果，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没有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效率非常低，因此，这使得我们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发展那些劳动生产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带来的最终结果是，这些产业发展非常快，带来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33年时间。

没有陷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迷失的2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追求推行政府高度干预、高度扭曲的所谓计划经济模式，因此，经济绩效跟我国一样都非常差。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战略都是在政府指导下，集中精力优先发展现代化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其结果是国家经济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1979年、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包括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它们出现了经济的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有一位现在在纽约大学教书的发展经济学家，很仔细地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推行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的发展绩效。他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普遍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仅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因此，他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称为“迷失的20年”。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同样是解决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问题，中国是稳定快速地发展，其他国家则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危机不断？其中的道理就是，大部分或者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遵从当时整个主流经济学界所讲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来转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的干预太多，有太多扭曲、太多国有化，所以推行的就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政府干预下的扭曲，原因是为了保护在政府的主导下，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建立起来的一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这些产业违反国家的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存活，如果把保护和扭曲的补贴取消，会马上破产，当时这些产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破产的话，大量人员马上面临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都集中在城市，那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很多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将大型的产业私有化，国有变成了私营。我前面谈到，如果政府对此不保护、补贴，它必然破产。除了出于社会稳定的担心，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认为，那些大型的现代化产业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根基，不能亡。因此，私有化以后，继续进行保护、补贴，最终形成私有化过程中政府的补贴，私有时会比国有时更有积极性去要补贴，所拿的补贴也就更多。

像俄罗斯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八大工业垄断集团技术很先进，其航空航天业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俄罗斯是14,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是5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国家，美国的资本比俄罗斯多很多。八大垄断集团所在产业不是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各种经验研究证明今天这些集团所拿的补贴，远比苏联的时候多。

中国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被西方看好的中国双轨制，为什么带来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呢？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是用实事求是的方式解决问题。当时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制都会垮掉，但在双轨制下，可以继续得到保留。既然私有化给的保护补贴会更多，更不好，那就继续保留国有，由此维持了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另外，在转型时，放开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保证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

当然，这样的快速发展确实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当初反对双轨制改革的人提出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原因是既然双轨制保留了不少保护、补贴，那这个保护必然带来一些收入分配上的问题。比如，为了保护大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必须给它提供低价格的资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财政拨款，根本不用还款。改革开放之后，拨款转为贷款，保留了大型银行以及能够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的股票市场，相关安排解决了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供给的需要。

可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要保护、要补贴，谁补贴它？这些小农户、一般家庭，这些小型的、中型的、微型的制造业的企业，是他们把钱放在金融体系里面，金融体系用他们的钱来补贴大企业的发展和生存。这样的一个金融安排，就变成了用我们周围比较低收入的群体，以高度集中的金融方式来给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补贴。开始时大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经过这30年来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大企业是私有的。

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护我们当时的重工业，资源的价格被压低，为了补偿开矿企业的利益，采矿基本上不用交税。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后，产品价格开始跟国际接轨，但资源、开矿方面的税基本上等于白送。为了取得开矿权，投资两三千万，但实际上一个矿可能值几十亿、上百亿，因此，这种机制就把大部分资产转移给这些开矿企业的老板。另外，很多的服务行业，比如通信、交通、金融维持垄断，有了垄断利润。上述措施，就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为了取得上述保护补贴的好处，就会有寻租，所谓的寻租，用政治学的语言叫贿赂、贪污、腐败，这就是我们双轨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双轨制下的扭曲已到消除时候

双轨制下存在的问题应该改，如果不改，就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根源。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的。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当时资金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但是，经过33年的发展，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属中等偏上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短缺，很多过去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已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如果继续给它政策补贴，已经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因此，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仅应该改革，而且可以改革。

现在就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如果不消除，就无法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以及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未来2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有8%的增长潜力如果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问题，那么剩余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内外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持续了33年的高速增长，不可能再高增长。其他国家高速增长期最长也就是20多年，中国已经有33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在技术、产业升级方面成本较低、风险较小，因此关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到底还有多大的潜力，不是说我们过去有了33年的高速增长，就必然放慢脚步，而是应该问：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少？我们还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怎样来发展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一个很好的衡量，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指标，平均劳动生产率反映的则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时和美国的比较水平，也是21%；新加坡在196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我国台湾地区在1975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韩国在1977年的人均收入也是美国的21%。这些东亚、东南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我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这是我所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3个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提升经济增长的几个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和我们的改革开放后一样，或者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道路和它们是一样的。如果说这样的后发优势潜力让它们实现了20年从7.6%到9.2%的增长，那这就意味着后发优势也应该让我们的经济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当然，这只是一种潜力，要发挥潜力，前提是什么？需要有比较准确的价格信号，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以改善我们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才能够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利用比较优势的前提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必须深化我们的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而且要继续发挥政府好的作用。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计算了一下，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2011年增速为9.3%，2012年增速为7.7%，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那么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但还有一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是0.49%～0.5%，从2013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应达到7.3%。只要我们改革到位，政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201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翻一番是8800美元。我们维持7.3%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得很快，我们应该会有真实的货币升值。很可能到2020年，加上升值，我们的人均收入应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按照现在世界的统计标准，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2,700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我想这不是在2020年达到，就是在2021年，最慢2022年会达到。届时，中国会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经济体。由此，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迈出扎实的一步，也就是说，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应该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高收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高收入国家是一个门槛，目前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大约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我们也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跟发达国家比，跟美国比人均收入也不过是其1/4，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

西方不存在“真经”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期到。像邓小平那样伟大的政治家，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定的目标也就是人均收入和国民经济20年翻两番，再增加四倍，平均年增长7.2%。而我们现在是年均增长9.8%，并且不是20年，是33年。

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我是第六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期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我们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经济落后，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经济学上能取得“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那些道理，让我们的国家进入现代化。我想这种思维模式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包括我年轻的时候也存在，所以我才会到美国去读书。但是反思一下，这套经是不是存在？我前面分析，现在西方似乎把我们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比如我们的贪污现象、寻租现象等。西方的理论还讲产权，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影响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而且会有道德风险，这样社会就会有损失，等等。

我们自己分析也确实是这样，产权界定不清的时候，确实存在信用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问题西方理论讲得很清楚。但问题是，这些他们好像讲得很清楚的理论，据此拿来做的话，在实际中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仅转型如此，按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他们的政策从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并不存在一本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真经。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我觉得，我们所推崇的应该是一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18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国际上得到尊重。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认为有一本真经在那个地方，你学会以后虔诚地念，虔诚地读，你就会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没有，西方的理论在西方国家也不见得永远适用，各种理论可以说各领风骚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就会被别人所扬弃。

另外，即使这个理论在西方有效，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就必然有效？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因为条件不同，在西方适用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在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全部照搬。我们必须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做贡献，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够避免好心干错事。

如果我们能够秉承这样的研究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去了解它的历史根源，了解它存在的状况，了解它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样的办法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的很多理论可能都不一样。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能不能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贡献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那才是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的话，我们提出来的理论对目前85%还生活于发展中世界的人民也会有更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条件的相似性。这样会有助于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使其实现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