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

独立经济学者、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企业家是转型的核心之一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所谓的中国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转型包括两方面。

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是完成这个转型的关键，1984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是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二是近几年谈得很多的，就是整改方式的转型。这个转型是从配置效率的提升推动创新驱动的整改，核心也是企业家。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些理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整转理论。一个是新古典增长模式，讲的是产量、生产从哪儿来，从三个方面来。第一是资本的积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设备、越来越多的厂房，这和农业时代不一样。第二是劳动力增长。第三是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式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什么原因带来的？我们不去讨论，总之是技术进步带来了整转。

我们做的主要是资本的积累，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搞的计划经济跟这个整转模式是相符的，我们认为中国的民间进行积累的力量很弱，所以要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进行积累，这叫作强制的储蓄，比如农产品价值压得比市场价格低。这种整转模式没有整转的机制，也没有结构。我们似乎觉得有量的增长，资本增加了，劳动力增加了，我们就可以有经济增长。我认为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资本为什么会积累，技术为什么会进步，这些增长模式都没有告诉我们。

第二个增长模式是我们现在用得很多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GDP的增长代表经济增长，GDP包括三部分：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成为“三驾马车”。按照这样一种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总需求的增长，我们要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刺激进出口，出口超出进口的那部分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种模式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就是要维持经济增长，我们就用国家宏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包括现在讲的要扩大内需，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可以说当今中国好多人喜欢这种模式，包括外商的投资，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分析中国经济，需求怎么变化，有哪些消费需求、哪些投资，看政府的货币政策，要建立储备金，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模式基础上。

我认为，这个模式错得离谱，因为这“三驾马车”只是GDP的构成，本身不构成增长的源泉。我们讲投资，投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不能从需求的角度理解，投资本质上提供了供给，投资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使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我们只要投资就有需求，就有GDP，这造成了现在中国面临的好多麻烦。更离谱的是消费，我们发展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但在这个模式里，消费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GDP的增长。如果投资不行的话，我们怎么刺激消费？就像我们在2008年为了保持8%的增长速度，家电下乡进行各种补贴、鼓励买二手房，等等，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就与2009年时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有关。当我们面临新的困难时，我们还试图继续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解决它，我认为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真正理解经济是怎么发展、怎么增长的。我想我们应该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财富要增长，国民收入要增长，要依赖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一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依赖于什么？依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个道理非常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做好多事情，是不可能做好的，必须专注于一件事，而且专注的面越窄，越能把这件事做得好，并且他越会不断地想出一些新的办法，进行改进，提高效率。而分工要依赖于市场交易和市场规模，我们要分工，要有市场。市场规模对我们认识经济问题来说非常重要。这当然不是亚当·斯密最先发现的，两千年前中国的荀子、西方古希腊的色诺芬尼都明确讲了。当一个村庄很小的时候，这个村庄不可能养得起专业化的人员。如果村庄很大，就可以养活很多专业人员，分工就越来越细。

按照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式，我们看到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创新就越多，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财富积累也就越快；财富积累、收入增长以后，有可以进一步拓展市场。这样就形成了正循环，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进行的。

这个模型对我们认识问题来说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企业家非常重要。第一，经济增长一定是源于一个分工链条不断拉长，原来由一个人做的事，现在由2个人、10个人、100个人甚至10,000个人分成不同的东西来做，经济增长一定是专业化程度不断地加深。第二，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一定是在不断变化的。我尤其强调一点，在经济增长的落后阶段，物质的需求比重比较大，而越到后来越是非物质的、看不见的，包括我们讲的软件，这些东西的份额就变得越来越大。

比如，早期90%的人都在土地上种粮食，甚至做服装都是副业，而今天任何发达国家种地的人只占1%～2%，这1%～2%的人解决了90%以上的人的吃饭问题，像美国2%的农业人口解决了不仅美国人还有世界上好多人的吃饭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自然经济下，一个人既要生产粮食又要做衣服，这是自给自足，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专门种粮食，另一个人专门做衣服。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在经济发展中不仅是原来的价值链条在拉长，更重要的是，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东西出现了，在我们人类的传统需求中没有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在用。比如原来没有的手机，现在很普遍。

这是亚当·斯密告诉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

企业家创造了市场和分工

但是，亚当·斯密这个增长模式是有问题的，第一，市场是怎么出现的？第二，这个分工是怎么形成的？对此分析得比较多的是100多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这本书中讲到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经济增长中的“国王”。如果把这个理论嵌入刚才讲的亚当·斯密理论中，我称之为“修正的斯密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的中坚是企业家。

第一，市场。市场本身不是自然存在的，不是已经有一种需求，企业家去想办法满足它。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发现市场、创造市场。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好比电脑市场、软件市场，原来都是没有的，再比如方便面市场也是没有的，原来只有面粉市场，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说企业家要发现、创造市场。

第二，分工。分工也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企业家创造的。其实，企业家的每一个创新都在创造一种新的分工。最典型的是比尔·盖茨，在他之前是没有软件产业的，软件和硬件是在一起的，是比尔·盖茨创造了软件这样一个产业。很多经济的工具和生产方式也有了变化，原来我们是直接生产，现在是迂回生产，比如现在种麦子先要生产收割机、生产育苗，这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其实，创新本身就是企业家的一个基本功能。创新和分工又是相互作用的，分工越细创新越多，创新反过来又带动了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创新，好多分工是不可能的。以刚才讲的方便面为例，如果没有生产方便面的机器，靠过去的擀面杖去擀面，就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市场，不可能有这种分工。

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财富怎么变成新的市场？这也要靠企业家的功能。可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为什么现在有好多的产能过剩？根本原因是没有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需求。企业家没有把增加的财富和收入变成新的市场，只是在重复原来的生产，只是在原来的市场上进行重复制造，所以就出现了产能过剩。可见企业家对整个经济增长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市场的发现、分工的出现、创新，还是收入变成新的市场，都要靠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的功能

接下来我稍微详细地给大家解释企业家在做什么。企业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是发现不均衡，第二是创造不均衡。经济学家喜欢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所谓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没有赢利的机会了。企业的所有收入本身都是成本，你的销售收入都化为工资收入，比如地租、利息、原材料成本，没有任何经济利润可言。当然，你可能有一些快捷利润。企业家要发现这个社会中资源错配在什么地方，发现这种不均衡，然后因为追逐利润而选择生产，最后纠正市场的错误，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均衡了，没有利润可言了，这时候怎么赚钱？就是打破均衡，靠创新。举个例子，电脑市场几年前就饱和了，中关村卖电脑赚的钱就是搬运工的钱，赚的钱可能没有卖天津煎饼的人多，这时候已经没利润了。苹果的iPad（平板电脑）彻底打破了均衡，创造了新的产品，那么它就有利可图。

当然，这两个功能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办法把它们彻底分离，但在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做这样一种区分，这对我们认识企业家的功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发现不均衡”的含义。发现不均衡其实就是发现套利的机会，因为资源没有被有效地利用，所以发现不均衡以后就可以赚钱，这叫作“套利”。套利分为三种类型：跨市场的套利、跨时间的套利、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套利。

跨市场的套利其实很简单，你发现某些东西在一些地方很便宜，在另一些地方很贵，然后你从便宜的地方倒到贵的地方卖就赚钱了，这就是商人。不同的市场有好多知识，好多商人也是旅行家、行商，到处走，就变成企业家了。从古到今有很多例子，我从古代的企业家开始讲。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讲了30多个企业家，都是套利型的企业家。汉武帝之前中国的市场是比较自由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那时候出现了好多大商人，比较有名的如吕不韦。我们知道吕不韦是个行商，他在韩国都城和赵国都城之间经商，不论任何商品，只要低进高出即可，所以他变成了大富豪。《货殖列传》中讲到，子贡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与鲁国之间经商，也赚了大钱。举一个近代的例子，我们都熟悉的“红色资本家”阿曼德·哈默，哈默怎么变成一个企业家的？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去苏联搞救死扶伤，苏联当时发生了饥荒，他发现苏联有很多珍贵的皮毛和宝石，这些东西在美国很值钱，但在苏联根本不值钱，没有人要。另一方面，苏联粮食短缺，而粮食在美国大量过剩，被烧掉倒在海里。这时候他给他的哥哥发了一份电报，说你给我收购多少小麦，我给你收购多少皮毛，这件事情一做，他俩都变成了大富豪。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企业家，“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的人都是这样，比如联想的柳传志一开始就是做跨市场的套利。还有国际“倒爷”，都是这一类的企业家。

这种套利行为，我们通常认为它不创造价值，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套利行为使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纠正了市场的不均衡，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不过，随着套利的人越来越多，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赢利的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一开始很赚钱，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开始模仿你，你搞计算机，别人也搞计算机，最后搞到利润为零，这就均衡了。

第二种套利是跨时套利，当下买进他们认为便宜的货物，等待高价时出售。这依赖于企业家的判断，判断对了就赢利了，判断错了就亏损了。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刚才讲到的《货殖列传》里的有个人叫计然，他给越王勾践出主意，勾践用他的方法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灭了吴国；范蠡用他的方法治家，赚了巨万家产。还有个例子是宣曲任氏，其祖先是督道仓吏，在秦朝败亡时豪杰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把粮食卖了赚了大钱。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他比孔子还要早，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他预测到某一年橄榄会大丰收，这年年初他就收购了所有的橄榄榨油机，后来果然橄榄大丰收，他把榨油机卖了，赚了大钱。经营市场上很典型的就是跨时套利，成败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正确与否。

第三种套利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套利。跟前两种套利不一样，企业家发现有些人无所事事，有些要素是闲置的，而有一些产品却供不应求，如果将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就可以赚钱。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是组织者，不是简单的商人，商人可以自己做，而组织者需要具有好多其他的能力，其中组织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乡镇企业家做的就是这种套利，而个体户是跨市场的套利。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包产到户之后，一家的地一个劳动力种就够了，另外两个劳动力没事做，乡镇企业家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去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再如，上海的退休工程师没事干，企业家可以每个月花几十元钱把他雇来创造财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也是一种套利，同样一个软件工程师，在美国花50万美元才能请来，在中国只花10万元人民币就能雇来，这样本来在美国做的东西可以挪到中国做。可见要素市场之间的套利，就是这样赚钱的。PE（私募股权投资）本身也是一种套利行为，比如美国有大量的过剩资本，中国的企业家有想法而缺少资本，就可以把美国的资本拿到中国进行套利。

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套利的利润是这样发展的：一种产品一开始短缺，但随着竞争者越来越多，价格会下降；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一开始很低，因为他没事干，给点钱就干活，如果更多人想雇他的话，那他就可以搞竞价，结果要素的价格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最后趋于均衡就不赚钱了，这样就达到了我们说的均衡。

总结一下，企业家发现不均衡的套利行为，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假设产品是给定的，有玉米和大豆，土地只能生产那么多，可以全部生产玉米，也可以全部生产大豆，中间可以替换，可以少生产玉米多生产大豆。企业家的套利行为和发现不均衡，就是把A挪到B，B挪到C，到C以后发现均衡了，就不赚钱了。接下来看有没有办法把生产的可行性往外移，要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均衡。苹果公司的成功就是因为乔布斯的iPad打破了电脑市场的均衡。其实，早期的工业革命也是打破均衡。比如英国工业从纺织业开始，纺织业一开始是手工的，有人负责织布，有人负责纺纱，但是飞梭发明之后提高了织布的速度，打破了这个平衡，出现了严重的“纱荒”，一系列革命就这样开启了。

创新需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

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实现新的要素的组合，区分以下几种：第一，引入新的产品。第二，引入新的生产方式。第三，开辟新的市场。汽车在亨利·福特之前只有富人才用得起，是福特发现了穷人的市场—工人阶级也能用得起的市场，这就是创新。第四，发现新的原材料。第五，引入新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包括一般讲的商业模式，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种。

创新在我看来就两个方面：第一，怎么提高总价值？第二，怎么降低成本？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产品（不只是已有产品，也可以是脑子里想象的产品），用总价值减去生产成本，剩下的部分归你和消费者分享。你分享的是价格大于成本的那部分，就是你的利润，而总价值大于价格的部分是消费者获得的，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剩余。差额越大，你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就越多，同时你自己也越赚钱。这个要靠创新，创新至少体现在一个方面，假设成本不能降低，原来人家愿意付10块钱，你生产出了人家愿意付11块钱的东西，你也可以赚钱。所以说创新在本质上就是想办法扩大总价值和成本之间的差额。至于这部分怎么分配，依赖于价格，价格依赖于市场竞争，如果只有你一家做出来的话，定价可以接近消费者认为的总价值，如果竞争者比较多，定价需要与总价值有一定的差距，当然如果低于你的成本，你就亏了。

我们知道，降低成本大多靠管理和技术的创新，而总价值依赖于企业家的想象。在这里我提一点：想要创新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人性要有透彻的理解。伟大的企业家都是对人的心理有非常好的理解。我们区分三类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明白的需求。刚才讲企业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实际上是企业家去想象消费者需要什么。第一类企业家创造的是一种新产品、新产业，是原来没有的。检验者是消费者，而消费者不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你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如果不买，那你就完蛋了。现在中国好多企业的新产品，在技术上确实是生产出来了，但经不起消费者的检验，所以无法成功。第二类企业家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需求，要住房你就盖房子，要穿衣服你就做衣服，饭馆、汽车、计算机等，都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类企业家按订单生产，这是最简单的企业家行为，这类企业家是比较少的。但第一类企业家更少，引领产业发展、引领经济的领袖基本都属于第一类企业家。在中国，第一类企业家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像马化腾、马云，我认为是第一类，而大量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可能还够不上第一类。我希望未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第一类企业家，他们是最重要的。刚才讲的套利型企业家，他们需要非常重视对市场的了解，而创新型企业家有时候不搞市场调研，像乔布斯并不搞任何市场调研，但是生产出的产品消费者拿到以后喜欢得不得了，这才是最伟大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每天问消费者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就比较差劲了。举个例子，假如你有一家装修公司，人家请你装修，你问客户要怎么给他装修，全部问客户，那你这家公司肯定要完蛋。如果你看了房子能够马上提出一套方案，客户一看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你的公司才能赚钱。

创新和模仿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山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创新，我今天讲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创新的利润和套利是不一样的，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逐渐趋于零。创新的利润一开始是负的，你投入很大，但是没有人买你的产品，或者你的规模达不到。随着市场被发现、你的产品被更多消费者接受，你的利润会越来越高。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别人就开始模仿你，开始跟你竞争，然后你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最后也趋于零。企业为什么要不断创新，就是因为没有哪个产品能让你持续地生存下去。好的企业一定是在已有产品最赚钱的时候就开始搞新产品的开发。在中国，很多企业夭折了或者搞得不是很成功，就与此有关。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四通的电子打字机很赚钱，可是计算机进来之后打印机就没人要了，四通没有把它从打字机中赚的钱真正用于计算机的开发。

很多企业都始于一个想法

创新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创新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而已，这个想法是常人没有的，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想出来以后，别人觉得你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实现，这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当然，你要把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埋单的东西，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消费者不愿意埋单，那就说明你这个创新是失败的。我们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史，而这基本上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的历史。我们今天消费的好多东西，三四十年前谁都想不到，150年前没人能想到的东西，100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市场不断扩大，这就是企业家做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宝洁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尿布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多了，1956年，市场上一次性尿布只占1%，是强生公司生产的。这里不是技术问题，是成本太高，花了十年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才替代了重复使用的尿布，一次性尿布普及了，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索尼公司1956年第一台家庭录像机售价5500美元，但是公司要求技术人员们必须做出550美元的机器，最后成功了，从5500美元到550美元，降到原来的10%。这就是企业家的想法，把产品变成每个家庭都能用的东西，前提是每个家庭都买得起，那么价格就不能太高。如果只是在技术上生产出来，成本高就卖贵一点，这不是企业家的作为，企业家要想我的市场有多大、我究竟要卖给谁。索尼让这个想法变成现实，做了20年的努力。

再比如吉利刮胡刀。吉利这个人是个小商贩，到处卖小东西。刮胡子很麻烦，他想能不能发明一种真正便捷的刮胡刀，问了很多技术人员，坚持努力了20年，做成了，这家企业现在仍然主导着刮胡刀市场。福特汽车也是始于一个想法—让每个人都能用车。联邦快递改变了整个美国的航空运输业，现在讲的物流的基本思路都是从它那里来的。阿里巴巴、微软、QQ、微信、新东方等，好多企业都是始于一个想法，它们都成功了。这些想法里包含人性，我不是做广告，马化腾的微信就包含对人性本身的理解。每个企业家都应该多多地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过去做了些什么？大致来讲，到目前为止做的主要是套利，发现市场的不均衡，通过改变资源的配置效率来赚钱。但是这种套利行为，赢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套利型的企业家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而创新型的企业家是近代才出现的。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写的全是套利型的企业家，没有创新型的企业家。200年前人类能够消费的产品品种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实在没办法想象有多少产品，这些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是中国企业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相关。我们知道，中国过去3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那么中国人凭什么用30年走过西方200年的道路？是我们中国人聪明？如果聪明的话，那我们早走过了。是体制优越？现在有人这么思考：我们之所以比他们发展得快，是因为我们体制优越，这叫中国模式。对这个说法也有疑问。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走路花的时间比修路短，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用的所有产品，有哪些真正是我们原创的，很少很少。一些山寨版的产品，基本技术全是人家的，一些赚钱的产业，比如造船、汽车、钢铁、软件、计算机，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后发，叫作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西方的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前提是我们开放市场，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利用后发优势，但我们还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这种经济可以叫作继生经济。我们能利用的技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更先进的技术人家不让我们用了，人家淘汰的我们可以用。德国人20世纪70年代把捷达汽车淘汰了，中国上海20世纪80年代引进来，仍然赚了很多钱。现在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我们第二次转型面临的问题。

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型，我们可以靠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敢冒险，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进行套利，然后不断地使经济走向市场化。现在我们面临如何从套利效率驱动的增长走向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的问题，这也要靠企业家。斯密模型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模型，靠资本积累、靠宏观政策来刺激转型，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尤其是对第二个模型来讲。企业总是找最简单的办法赚钱，如果政府的宏观政策很宽松的话，卖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那就没有真正的压力去创新。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的刺激政策恰恰是阻碍中国企业创新和转型的重要因素。

我还想讲一个观点，我认为市场有广度和深度的区分。广度就是量，深度是值，它的附加值。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任何一个市场从广度来讲都很大，中国的企业家可能不太善于开发市场的深度。你去国外的商场看看，里面人很少，半天不进一个人，照样能活下去，但中国的商场客流如果不是很大，就不容易活下去。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广度的市场，而不能做深度的市场。要把市场做深的话，很显然要搞创新的东西，不论是我前面讲的五种创新里的哪一种，至少要有一种，如果一种都没有的话，那你是不可能做成这个市场的。

大数据不能代替企业家

最近有一个炒得火热的概念—大数据，好多书和文章都讲到它。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原来都是用抽样样本，现在变成了全样本，每个人的消费数据企业都可以掌握。我现在必须跟大家讲一点，大数据不能代表企业家，凡是企业家能做的，一定是大数据无法做的事情。所有通过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都不是企业家思考的问题。大家想一下，40年前，就算那时候有大数据，你能预测到软件产业？不能，只有比尔·盖茨能想到软件产业。同样，五年前有大数据，你能预测到微信吗？你预测不到，只有马化腾能想到。企业家总是面对着无法用数据分析来得出结论的问题。

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我们自己思考一下，我们面对着不确定的世界，风险和不确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可以用概率分布计算的。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们面对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比如在没有任何软件的时候，比尔·盖茨想到了软件。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的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有赢利的警觉。哈默去苏联救死扶伤，旅游一趟就可以发现市场，当然有不确定性，要承担损失。我们一般人认为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其实他们有更大的自信，他们的好多判断都依赖于自己的想象，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此来看，我们怎么去培养企业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们是一种怪物，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可能很贪婪，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他们就是与众不同。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就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由，心理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心理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象100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如果政府出一份怎么监管航空业的文件，那我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做不成飞机。创新一定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人类只有心灵自由，才可能创新。那时候想着在天上飞，一定是有风险的，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想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在我们国家想都不敢想。现在离地三尺就属于航空管制，好多生产民用飞机的企业都做不起来。自由很重要，虽然我们觉得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第二，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产权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两百年前，亚当·斯密讲一个国家要从最原始的状态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不需要其他东西。一个企业要赚钱，和平当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来看，和平不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好多企业在打仗的时候发展非常快，有些人是发战争的财，也有好多人不是。

面临的障碍是：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寻租和腐败。

经济发展不能依靠产业政策

中国有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我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项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不好听，就是无耻。从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下：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怎么比企业家更能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那么多年发展的产业，单纯由政府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现在很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光伏产业本来是私人做起来的，一开始发展得不错，政府一旦认为它是战略性产业，就会大力支持，各地免税，给各种优惠，到处开花，结果把这个产业毁了。这是毁掉的一类，还有扼杀掉的一类。20年前李师傅生产汽车，我们的主管部门告诉他生产汽车很复杂，一家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李师傅说，给我一个找死的机会好吗？我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证据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包括我们的软件园，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环境，包括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软件环境。中国的硬件环境比世界上好多国家的都好。比如中国的大学，现在中国的一所三流大学的教学设施比美国的一流大学都要好，尤其是这几年特别好。但是，我们的软件环境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给大家的忠告是，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当然，我知道大家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人都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吗不要？但这很可能会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是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我们的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我觉得非常遗憾，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就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

再进一步讲，要让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什么意思？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衡量一切事情好坏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是有问题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有效率，但我觉得效率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但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就不能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的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市场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利，中关村开辟专区给予优惠政策，过几天发现它对发展经济不利，又收回来。作为权利，不管有利没利，都不能收回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给民营企业家和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