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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简介译者序在卵巢电车上
书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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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作为亨利·米勒自传式罗曼史的重要作品，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和幻想。亨利·米勒在书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狂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
译者序
《南回归线》发表于1939年，是亨利·米勒最初在法国发表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三部作品的书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又分别叫作“夏至线”和“冬至线”，在“夏至”和“冬至”之间，是“黑色的春天”。
《南回归线》虽然在亨利·米勒第一个自传三部曲中是最晚发表的，但它却被人称为包括《殉色三部曲》在内的亨利·米勒六卷自传式罗曼史的第一部。因为它主要叙述和描写了亨利·米勒早年在纽约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感想、联想、遐想与幻想。亨利·米勒写此书时身在欧洲，离开美国已多年，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很显然，他是一个怀旧的人，但是他从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在开始走向没落，全部美国生活像是“杨梅大疮”，“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病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个梦魇，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所以，亨利·米勒“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他“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他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
那么，美国施于亨利·米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以致他对美国如此深恶痛绝，竞要看到它被摧毁呢？这是因为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让人活着，可是人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了，这是最令亨利·米勒发疯般痛苦的事情。他说：“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亨利·米勒在这里道出了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意图，他不是为了简单地活着而创作，他是要真正拥有自我，拥有自我的精神世界，并加以表现，所以亨利·米勒的作品主要写他的精神世界。他面对使人性异化、自我丧失的美国文化，决心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来重建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在他这种重建自我的过程中只是起了拐杖的作用，一旦引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就让他的意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动，而将拐杖弃置一边。他描写他的精神世界，是要表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荒漠中，自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孤独与巨大的精神压力，这往往只是一种感受、一种遐想、一种幻觉、一种愤怒的发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混乱而无序的世界，然而这却是当时亨利·米勒真实自我的再现。
波德莱尔曾将世界大都市中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诗的表现领域。亨利·米勒则将现代世界大都市种种混乱和丑陋中个人精神世界的混乱和丑陋加以艺术的再现，因而丰富了散文的表现领域。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大家都称之为自传小说，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主要表现他精神世界的散文诗。
他的散文诗虽然也写人写事，例如写他父亲长期酗酒，后来突然戒了酒，热衷于宗教，焕发出宗教热情，可由于他所崇拜的一位牧师令他伤了心，他终于陷入一种绝望的麻痹状态；写他自己童年时代在布鲁克林的那些小朋友和他后来的同事、朋友们的种种经历；写他在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种种有趣经历和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写他同数不清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等等，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些不过是引出他内心世界的拐杖，而一旦引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诗就充分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放笔写去，任意驰骋，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复杂的感受，丰富的联想。
在亨利·米勒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里，不时流露出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深刻影响。亨利·米勒在本书开头谈到不愿意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这同尼采用来说明他思想的那个古希腊神话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不要降生，一旦降临人世，那么最好的东西就得不到了。亨利·米勒来到这个世上，面对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文明社会，却找不到自我，他深感这个文明社会盛极而衰的危机感。他受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已不可救药，最终没落的命运不可逆转，所以他竭尽全力否定这个社会，否定建立任何秩序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最终又变成了对他自己的肯定。但是他对自己的肯定主要是肯定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他那么多放荡不羁的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的反叛精神，不向传统屈服，而他的肉体自我受到文明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甚至有除去自己身体的念头；“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唯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好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这里含有尼采关于个体化原则瓦解的思想，自我只有摆脱了个体化原则，才能成为自由的自我，才能摆脱文明的束缚，这时候，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由日神精神转入酒神精神。在酒神状态中，痛苦的自我得到充分表现，包括原始的冲动、神秘的幻觉等等，同时自我也由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狂喜。亨利·米勒在作品中竭力去达到尼采所提倡的那种酒神的审美状态。尼采认为最基本的酒神状态——醉是一种音乐情绪，而且包含着性冲动，于是亨利·米勒就运用音乐、性以及一种达达主义式的感觉错乱来不断追求自我表现的狂喜。《南回归线》除了最初的一大部分和一些以空行形式出现的不规则的段落划分之外，只有两个正式的部分：插曲和尾声，都是借用了音乐的术语，似乎整部作品是一首表现自我音乐情绪的完整乐曲。亨利·米勒的性冲动是同音乐密切联系的，他最初的性冲动对像就是他的钢琴女教师，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在作品中描写的一次次性冲动构成了一部性狂想曲，而他的性征想曲又是他批判西方文化、重建自我的非道德化倾向的一部分。他的非道德化倾向是要回到原始冲动中去，是要追求狂喜，但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亨利·米勒在本书书首引了法国中世纪道德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的话来说明他写此书的。的：“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我的痛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
译者
1995年3月
在卵巢电车上
——献给她
男人女人们的心往往激动不已，也
往往在痛苦中得到安慰，这是实例而不
是言辞的作用，因为我很了解一个痛苦
的目击者会做出某种语言上的安慰，所
以我现在有意于写一写从我不幸中产生
的痛苦，以便让那些虽然当时不在场，
却始终在本质上是个安慰者的人看一看。
我这样做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
苦而发现，你的痛苦算不得一回事，至
多不过小事一桩，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
你痛苦的压力。
——彼得·阿伯拉尔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褪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我经常苦苦地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也像他们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我一无长进，甚至还更糟了一点儿，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力改变我的生活。回顾我的一生，我似乎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他人的压力之下。人们常把我看作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了。我的冒险都是外因造成，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为之。我有着傲慢而洋洋自得的北欧人的真正秉性，他们从没有丝毫的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到处留下了遗迹与废墟。不安的灵魂，但不是爱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不能在现在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包括我自己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向的，向着自我，对此，无论时间、空间，甚或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
每隔几年，我都会有一次处于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但是我总是以特有的方式，设法避开了这问题。如果我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便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所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上的人。我想不起美国的哪条街道，或者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能引导一个人走向对自我的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走过，没有一处使我像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下。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其中，一切都被吮毕排尽，只剩下一堆永久的臭屎巴巴。在这个污水池之上，劳作的精灵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涌现，什么火药厂、化工厂、钢铁厂、疗养院、监狱、疯人院，等等，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梦魔，正产生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人，一个个别的实体，但是我从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至少我知道，我不富有，不幸福，生活不正常、不合拍。这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但这还不够。
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反叛，假如我为此而蹲班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倒或许更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射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射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点点伤害的微不足道的好人，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底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摧毁，从上到下，被彻底铲除。我要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行的一种补偿。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从未能扯大嗓门，表达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叛，他们的合理的杀戮欲。
我是一块邪恶土地上的邪恶产物。如果自我不是不朽的，那么，我写的这个“我”早就被毁掉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也许就像一种发明，但无论我想象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发生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历史会否认这个，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偏狭的、恶意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一个谎言编造者，一个下毒者，真理终究是真理，不得不被囫囵吞下。
至于发生的事情么……
一切发生的事情，在其有意义的时候，都具有矛盾的性质。
直至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都想象，在外面某个地方，在生活中，正如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解释。当我遇见她的时候，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能够咬住的某个事物，然而我完全失去了对生活的把握。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伸出手去的当口，在努力去抓、去依附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我却发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我自己。我明白了，我终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如果别人在进行着的事被称作活着的话——而是自我表白。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酉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亦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我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东西，才引起我的兴趣。我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从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甚至在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烦恼，使我怨恨。自从儿童时代起，我就可以看到自己追踪着这个幽灵。除了这种力量、这种能力外，我别无所好，别无所求。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我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与此无关。这是我一生的绝大部分。
我本质上是矛盾，正如他们所说。人们认为我严肃、高尚，或者快活、鲁莽，或者真诚、认真，或者粗心大意、无所顾忌。
我便是这一切的混合物——此外，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就更不怀疑这种东西了。当我还是六七岁的男孩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工作台旁，他一边做着缝纫活，我就一边读书给他听。他在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将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接缝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望着窗外。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般的表情，这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谈话、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常常奇怪，他梦见了什么，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呢？我还没有学会如何来做白日梦。在当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是很清楚的。他的白日梦使我着迷。我知道，他同他正在做着的事没有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他是自由的。
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一人独处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就像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我想，大奶酪就是世界，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知道，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好像是大奶酪。以至于就算我有理由说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哭泣，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普遍的不幸。当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象的。我难得哭泣。通常我很快活，放声大笑，过得很愉快。我过得很愉快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我真的不在乎任何事情。如果事情在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事情通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心时才出毛病，这在老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我还记得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折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总之人们是这样说的。哎，最初我或许还为他感到遗憾，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对他的痛苦变得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死去，越快越好。我这样想，也就这样做，就是说，我很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那时我大约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还很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也记得那次葬礼——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他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聚集在棺材周围，全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这样一个虔信宗教的少有人物，我相信，一个基督教科学派，虽然她不相信疾病，也不相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嚷，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但却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不，杰克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无可怀疑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高兴。我不浪费任何眼泪在这上面。我不能说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痛苦，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阿门！我对自己说，随之，稍微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一个响屁——就在棺材旁边。
这种过分郑重其事——我记得它在我身上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郑重其事。要是我真的郑重其事，我就不会现在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或者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不好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为人虚伪。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不相信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下去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我还保留着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
正如我说过的，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但有时候，我离中心，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周围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倒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我说，战争同我，同我的生活不相干。当别人都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的时候，我却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佣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我去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愚蠢与无用。此外，我不善于拍马屁。这无疑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人们可以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工作。当然，我往往得不到工作，但是久而久之，寻找工作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就是说，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我所见，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给自己当老板，我有我自己的钟点，但是不像其他老板，我只导致我自己的毁灭，我自己的破产。我不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一个联邦政府，一项国际政策——要说的话，只能说我更像上帝。
这种情况继续着，大约从那场战争的中途直到……嗯，直到有一天我陷入困境。我真正绝望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需要工作，刻不容缓。我马上决定，哪怕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比如送信人之类的工作，我也要。快下班时，我走进了电报公司——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我刚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一摞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十分吃惊的是，我被拒绝了做这项工作。
拒绝我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小矮人。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早就离开了学校。在申请表上我甚至填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给自己增添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小矮人怀疑这一点。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次，我格外感到愤怒。不仅认真，我还忍气吞声，压下了我的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表现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像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她说，我这是做做样子的。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懊恼这件事，整夜不能入眠，愤恨不已。我有妻小要养活，这个事实并不怎么使我心烦；人们并不因为你有一个家庭要养活，就给你工作，这些我都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个人，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下等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自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急匆匆去赶地铁。我径直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什么地方。我要求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就是太忙而不能见我，但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者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给他耳朵里灌了一大堆话，表现得很机灵，不过分激烈，但是始终让他明白，我不是那么容易像皮球一样被踢出去的。
当他拿起电话要总经理的时候，我想，他只是在哄我，还是以老一套来把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够了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便改变了看法。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在等我。我坐到舒适的皮椅子里，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大雪茄。这个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竖起毛茸茸的大耳朵，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那事的看法。我明白，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成为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让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风向。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便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之一时所要求的一切。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自然变得很老练；我不仅知道不该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影射什么，暗示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便被叫进来，让他听听我的故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迈——总经理称他为“那个小犹太”——没有权力假装他是人事部经理。显然，海迈篡夺了特权。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那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小脏犹太”海迈应该为送信人员中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也许海迈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之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猜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兰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拿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彭斯先生现在已当了大约三十年的人事部经理，显然正在变得懒于干这项工作。
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结束前，克兰西先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他打算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就职以前，他打算请我先当一名特别信使，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期，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但是是从一个单立的帐户上付钱给我。总之，是要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来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一个小报告。他还提议，过上一子阵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宇宙精灵电报公司在纽约市的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要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到任。也许有一天他们还会让我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尽管它被裹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行。
几个月以后，我坐在“落日处”，像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艺儿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物力、精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部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就不雇瘸子。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是以一种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出一大笔钱。整个体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性，卑鄙下流，腐败到了极点，也繁琐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仁爱与体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头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美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按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部美国生活——经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一只蔫鸡巴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鸡巴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艺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子四处爬的奶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莱丝佳出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水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硬挺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进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感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乱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部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坐到下午六点，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的人员是满的；海迈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子一样，来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至七十五，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退出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阴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出，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子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绝妙方法，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个办公室。幸好有个可靠的考麦克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一般的眼力。还有我身后的那些大本子，里面有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这些大本子很像一种警察局档案，画满了红色的墨迹，表明这样或那样的失职。从证明材料来判断，我的处境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窃、诈骗、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关。“当心——某某人是癫瘟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纳摩罗呆过——要不就在新新监狱。”
假如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迅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了解情况。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细节要考虑：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快，因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杰克·鲁滨逊哪样的快手，你也只能雇这么些，不可能再多。而无论我雇多少，怎么也是不够的。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我无权批评它。我的职责就是雇用和开除。我处于一个飞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技师，但是按照上级的逻辑是，机械部分没有毛病，一切都好极了，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问题。事情暂时出了问题，就造成癫痫、偷窃、破坏、痴呆、黑鬼、犹太人、妓女，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封闭工厂，因此，根据这种逻辑，你就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大棒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明白，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从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的时候。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开除；只要有兵，有弹药，我们就要冲锋，就要不断扫荡各条战壕。这期间，海迈不停地吃泻药灵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假如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象他在上厕所，他只是想象他在坐着拉屎。实际上这个废物蛋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料，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帮送信人，他们如果不是假设的也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真是假，确切还是不确切，海迈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象的，因此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也许他们还从未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其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膝岛，却到了卡纳尔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个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记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有些人我们雇用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好像这很正常，而且是天经地义的。有些人出发去目的地，却在中途决定，还是卖报纸更容易些，然后他们就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去卖报纸，直到被发现。有些人则受某种古怪的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观察病房。
海迈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人事部经理亦会被原谅，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屁、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并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鸡眼与脚并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撒在阴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希望与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吉·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礼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尔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
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权里没有屁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是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克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他妈的，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他假释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
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笔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如果此事发生在地铁里，让人看到他帽子上的号码等等，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下一个：一个独臂的家伙，因为麦克戈文正请他出去，他气得发疯。“见他妈的鬼！我身强力壮，不是吗？”他大叫，为了加以证实，他用好胳膊抓起一把椅子，把它摔成碎片。我回到办公桌那里，看到一封给我的电报。我拆开一看，是乔治·布拉西尼打来的，他是S·W·营业所2459号前送信人。“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快退出，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的懒散性格，我真的很爱好劳动与节俭，但是我们很多次都不能控制或克制我们个人的自尊。”
开始，我热情很高，尽管上下都有压力。我有想法，就付诸实施，不管副总裁满意不满意。每隔十天左右，我就要受一通训斥，说我太“菩萨心肠”。我口袋里从来没有钱，可是我花别人的钱很大方。只要我是老板，我就有信用。我逢人便给钱；我给外衣、内衣、书，什么多余了，我就给什么。要是我有权，我会把公司都给那些可怜的废物蛋的，省得他们来烦我。要是有人问我要一角钱，我就给他半个美元；要是有人问我要一个美元，我就给他五个。我才不管给出去多少呢，因为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可怜家伙要容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不幸集中在一起，我希望再也不要看见这些了。所有的人都很穷——他们一直穷，而且将永远穷。在可怕的贫穷底下，有一团火焰，通常很小，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如果有人胆敢朝它吹口气，它就会蔓延成一场大火。我经常被敲打，让我不要太宽厚，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太慈悲。心要狠！不要讲情面！他们告诫我。我对我不能给他工作的人，我就给他钱，如果我没有钱，我就给他香烟，或者给他勇气。但是我给！其效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人可以估量一件好事、一句好话的结果。我淹没在感激、良好祝愿、邀请及令人柔肠寸断的小礼品之中。如果我真正有权，而不是多余的人，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我可以把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作为基地，来把一切人道带给上帝；我可以同样改变南北美洲，还有加拿大自治领。我手中掌握这个秘密：要慷慨，仁慈，耐心。我做五个人的工作，三年中几乎不睡觉。我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衣，我往往羞于向老婆借钱，或者挪用孩子的积蓄。为了早上能有车费去上班，只能在地铁站诈骗瞎眼的卖报人。我各处欠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工作二十年也还不清。我掏富人的腰包补给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今后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还要这样做。
我甚至创造了奇迹，阻止了雇用人员的流动，没有人敢想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的努力，反而拆我的台。
按照上级的逻辑，是工资太高了，人员才不流动。所以他们就削减工资。这就好比将桶底踢穿。整座大厦在我手上坍塌了，倾覆了。他们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坚持要立即将缺口补上。为了将这打击缓和一点，他们明确表示，我甚至可以增加犹太人的百分比，可以不时雇用一个瘸子，只要他还行。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以前告诉我，都是违反法规的。我怒不可遏，干脆照单全收。我还会雇用野马和大猩猩呢！只要我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必要的智能，足以送送电报就行。几天前，下班时只有五六个空缺。现在有三百、四百、五百个——他们像沙子一样流走。妙极了。我坐在那里，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大批雇用他们——黑鬼、犹太人、瘫子、瘸子、刑满释放分子、婊子、疯子、流氓、白痴，只要有两条腿，手里拿着电报，什么样的操蛋玩艺儿都行。各个营业所的经理吓坏了，我却乐不可支。想着我正在制造什么样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杂烩，我整天乐呵呵的。投诉者从全市各地蜂拥而来。业务瘫痪了，阻塞了，窒息了。一头毛驴也会比某些被我套在制服里的白痴更早到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里有了最好的事情，这便是招收了女送信人。这改变了这儿的整个气氛。对海迈来说，这尤其是天赐良缘。他把他的交换台搬来搬去，为的是能够一边把那些“名单”们支使过来，支使过去，一边可以看着我。尽管工作增加，但他永远兴致勃勃。他笑眯眯地来上班，整天都笑眯眯的，如同在天堂里一般。一天结束时，我总有一张五六人的名单，值得一试。
我们耍的花招就是让她们上钩，答应她们有工作，但是先要免费干一次。通常请她们吃顿饭是完全必要的，以便要她们夜里回到办公室来，让她们躺在更衣室的包锌桌面上。有时候，如果碰到她们有舒适的寓所，我们就把她们送回家，在床上干。如果她们喜欢喝点什么，海迈就带瓶酒来。如果她们很好，而且真的需要钱，海迈有时候就会亮出他的钞票，扔下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票子。我想到他身上带的钱就垂涎欲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因为他是这里收入最低的人。但他总是有钱，无论我要多少，我总能拿到手。有一次我们偶尔发了一次奖金，我就一分钱也不差地统统还清海迈的钱——他很惊喜，那天晚上就领我到戴尔莫尼哥去，在我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要给我买礼帽、衬衣和手套。他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到他家去搞他老婆，但是他又警告我，她眼下卵巢有点儿问题。
除了海迈和麦克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斯蒂夫·罗美洛，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洛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伦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操公司。
一边操公司，一边操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洛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洛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助。
这就是几年以后“落日处”的状况。我富于人性，富于这样那样的经验。在我清醒的时刻，我就做笔记，打算以后一旦有机会来记录我的经历时派上用场我等待着喘口气的时间。然后碰巧有一天，因为某种胡乱的疏忽，我受到训斥，副总裁无意中甩出一句话来，令我耿耿于怀。他说，他想见到某个人来写一本关于送信人的霍拉修·阿尔杰式的书，他暗示，也许我可以来做这件工作。我愤愤不平地想，他真是个傻瓜，同时又很高兴，因为我暗中渴望要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写出来。我暗想——你这可怜的傻瓜，你就等着吧！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从我手上经过的大队人马，那些男女老少，看见他们哭泣，恳求，哀求，乞求，诅咒，啐人，骂娘，威胁。我看见他们留在公路上的足迹，看见躺着不动的货运列车，看见衣衫褴褛的父母，空空的煤箱，污水横溢的阴沟，渗着水珠的墙壁，以及在冰冷的水珠之间发疯似地飞窜的蟑螂。我看见他们跌跌冲冲走路，就像缩成一团的侏儒，或者仰面倒地，癫痫大发作，嘴巴歪扭，唾沫飞溅，手舞足蹈。我看见墙壁倒塌，害虫像长了翅膀的液体一般奔涌出来，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坚持他们铁一般的逻辑，等待着这一阵风刮过去，等待着一切都被弥补好，等待着，心满意足地、舒舒服服地等待着，嘴上叼着大雪茄，两腿翘在桌子上，说事情暂时出了问题。我看见霍拉修·阿尔杰式的英雄，一个有病的美国人之梦，他越爬越高，先是送信人，然后是经纪人，然后是经理，然后是主任，然后是总管，然后是副总裁，然后是总裁，然后是托拉斯巨头，然后是啤酒大王，然后是南北美洲的大亨，财神爷，神中之神，泥土中的泥土，天堂的虚妄，前前后后有着九万七千位小数的零。你妈的，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你一幅十二个小人的图画，给你没有小数、没有任何进位数的零，给你十二条踩不死的蛀虫，正在蛀空你这座腐朽大厦的基础我会让你看看，在世界末日后的第二天，当所有的臭气都已清除掉的时候，霍拉修·阿尔杰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这里，得到救助。除原始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代表加入我的劳动大军阵营。除了阿依努人、毛利人、巴布亚人、维达人、拉普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伊戈罗特人、霍屯督人、图瓦莱格人，除了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格里马尔迪人、亚特兰蒂斯人，我有天底下几乎每一种人种的代表。有兄弟俩，现在还热衷于太阳崇拜，还有两个聂斯脱利派教徒，来自古老的亚述世界；有一对来自马耳他的马耳他孪生兄弟和一个粮尤卡坦的玛雅人后代；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小黑兄弟和一些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人；有来自阿根廷大草原的人，有从蒙大拿来的流浪牛仔；有希腊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捷克人、西班牙人、威尔士人、芬兰人、瑞典人、俄国人、丹麦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乌拉圭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波斯人、小日本人、中国人、爪哇人、埃及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大批意大利人和大批犹太人。我只有过一个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法国人，他只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有过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切罗基人，但是没有过西藏人，没有过爱斯基摩人；我见过我决然想象不出来的名字，我见过书写有楔形文字，直至中国人那种老练而漂亮得出奇的书法。来向我求职的人中，有的曾经是埃及学学者、植物学家、外科医生、金矿工人、东方语言教授、音乐家、工程师、内科医生、天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市长、州长、监狱长、牛仔、伐木工人、水手、偷采牡蛎者、搬运工人、铆工、牙科医生、外科医生、画家、雕塑家、管子工、建筑师、毒品贩子、为人堕胎者、白奴、潜水员、烟囱修建工、农场主、服装推销员、捕猎手、灯塔管理员、拉皮条的、市参议员、上议员，总之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全都穷困潦倒，来乞求一份工作，挣些烟钱、车钱，争取一个机会，万能的基督呀，仅仅是一个机会！
我见识到并认识了一些圣徒，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圣徒的话；我见到并同放纵和不放纵的学者谈过话；我听那些肠子里燃着神圣之火的人说过话，他们可以说服万能的上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却说服不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我牢牢地钉在办公桌旁，我也以闪电的速度周游世界，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饥饿、羞辱、无知、邪恶、贪婪、敲诈、诈骗、折磨、专制，人对人的不人道；枷锁、挽具、笼头、缰绳、鞭子、踢马刺。感觉越敏锐，人就越倒霉。人们穿着那些讨厌的廉价服装，让人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服装，走在纽约街头，像海雀，像企鹅，像牛，像驯养的海豹，像有耐力的骡子，像大公驴，像蠢笨的大猩猩，像正在咬上悬空诱饵的驯顺的疯子，像跳华尔兹舞的耗子，像豚鼠，像松鼠，像兔子一般在街上闲逛，许多人都适合统治世界，适合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当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沏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小黑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巴巴，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拈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巴巴。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修·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个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个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定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译者）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
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员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勃—贪怀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起他的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
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
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
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土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小伙子有一天从附近走进来，问他要一张空白表格。送信人戴夫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不喜欢这小伙子要空白表格的方式，就告诉他应该礼貌些。为此他挨了一个大嘴巴。
他又唠叨了几句，接着就挨了重重的一下，打下的牙齿被他咽下肚子里，牙床骨被打断了三处，但他仍然不知道闭上他的嘴。
这个该死的傻瓜，竟跑到警察分局去投诉。一星期以后，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打瞌睡，一帮无赖闯进来，把他打了个稀巴烂。
他的头被打破，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煎蛋卷。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保险柜洗劫一空，把它来了个底朝天。戴夫死在送往医院的半道上。他们在他袜子里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五百美元……然后是克劳森和他的老婆莱娜。他申请工作时，他们是一起来的。
莱娜手上抱着一个小孩，他手上牵着两个。是某个救济机构让他们来找我的。我让他当了夜间送信人，这样他便可以有固定的薪水。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有点儿不对劲，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擅离职守，因为他要向他的假释主管人作汇报。然后又来一封信说，他老婆拒绝同他睡觉，因为她不想再要孩子。他请我去看他们，设法说服她同他睡觉。我到他家去——意大利居民区中的一间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一个疯人院。莱娜又怀孕了，大约已经七个月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喜欢睡在屋顶上，因为地下室里太热，也因为她不愿意让他再碰她。我说现在碰不碰也无所谓了，她只是看着我，咧开嘴笑。克劳森参加过战争，也许毒气把他搞得有点儿精神失常——不管怎么说，他嘴上正吐着白沫。他说，如果她不离那屋顶远远的，他就打碎她的脑袋。他暗示，她睡在那里是为了同住在顶楼的送煤工调情。听到这话，莱娜又一次不快地咧开蜻蛙般的嘴笑了笑。克劳森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在她屁股上。她怒冲冲地跑出去，把小家伙们也带上了。他让她永远别回来，然后他打开抽屉，操起一把柯尔特手枪。他说，他留着这把枪以防万一。
他还给我看几把刀子和一根他自己做的铅头棍棒，然后他哭了起来。他说他老婆把他当傻瓜。他说他为她干活感到恶心，因为她同附近的每个人睡觉，那些小孩都不是他的，因为他想要小孩也要不了。第二天，莱娜出去买东西，他把小孩们领到屋顶上，用那根他给我看过的棍棒，把他们的脑浆都打了出来。然后他头朝下从屋顶跳下来。莱娜回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当时就疯了。他们不得不让她穿上拘束衣，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讨厌鬼舒尔迪希，他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他差点儿被打死，所以才认了罪；然后便是单独监禁，饥饿，拷打，性反常，毒品。当他们最终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描述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三十天，描述了那种释放前的痛苦等待。我对这样的事闻所未闻；我认为人类不可能经得住这样的痛苦而活下来。他虽然取得了自由，但却被一种恐惧纠缠着，害怕他会不得不去犯罪，又被送回到监狱。他抱怨他被跟踪、盯梢，一再地跟踪。
他说“他们”正在诱惑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是一些探子，盯他的梢，被人收买来把他送回监狱去。夜里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他耳朵边轻轻低语。他无力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先已对他施了催眠术。有时候，他们把毒品放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同时放上一把左轮手枪或刀子。他们想让他杀死某个无辜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他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夜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大把电报，四处奔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警察跟前，请求把他关起来。他记不清自己的姓名、地址，也记不起他在为哪一家营业所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反反复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又一次拷问他。突然他蹦起来，像疯子一般喊叫——“我坦白……我坦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一桩又一桩罪行。他连续讲了三小时。突然，在令人痛苦的交代中，他一下子停住，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像一个人突然醒过来一样，然后，用只有疯子才能有的凶猛劲头，一下子窜到房间另一头，将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墙上……我简要地、仓促地叙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从我脑海里闪过；我的记忆中充满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有无数张脸，无数个姿势，无数个故多，无数次坦白交代，都交错叠合在一起，就像某个不是用石头而是用人的肉体建起的印度寺庙，它的惊人外观在旋转着。这是一座梦中的巨大建筑，完全是由现实建造的，然而又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人类之谜被包容其中的一种容器。我的思绪又转到了诊所，我无知而又好心地把一些年轻的人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我想不起用任何富有灵感的形象来比喻这个地方的气氛，只能用希洛尼姆斯·博斯的一幅油画来说明。画中描绘的魔术师，像牙医抽神经那样，在医治着神经错乱。我们的开业医生所有的那些骗人玩艺儿都在那位温和的性虐待狂身上神化了。他依据法律上的充分有效性和法律的默许管理着这家诊所。
他很像卡里加利，只是他没有那顶圆锥形帽子。他自以为懂得腺的神秘调节机制，自以为拥有中世纪君主般的权力，却忘记了他加于别人的痛苦。除了他的医疗知识外，他简直是一无所知。他着手于人体的工作，就像一个管子工着手于地下排水管的工作一般。除了他抛入人体内的毒药外，他往往诉诸于他的拳脚。一切都取决于“反应”。如果病人木呆呆的，他就冲他大喊大叫，扇他的脸，掐他的胳膊，将他铐起来，踢他。如果相反，病人精力太旺盛，他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变得加倍狂热。他的病人有什么感觉，对他无关紧要；他成功地获得的任何反应，都只是调节内分泌腺作用的法则的表现或例证。他的治疗目的是使病人适应社会，但是无论他工作有多快，无论他是否成功，社会却正在造就着越来越多不适应环境的人。其中有些人十分不适应，以至于当他使劲打他们嘴巴，以便获得大家都知道的反应时，他们作出的反应是来个海底捞月或朝下三路飞去一脚。的确，他的大多数病人诚如他所描述的，是早期罪犯。整个大陆崩塌了——现在仍在崩塌。不仅腺需要调节，而且滚珠轴承、盔甲、骨骼结构、大脑、小脑、尾骨、喉、胰、肝、大肠、小肠、心脏、肾、睾丸、子宫、输卵管，所有该死的部件都需要调节。整个国家无法无天，暴力、炸弹，恶魔。它弥漫在空中，气候中，一望无垠的风景中，横卧着的石林中，侵蚀着岩石峡谷的泛滥河水中，十分遥远的距离中，非常干旱的荒漠中，过于茂盛的庄稼中，硕大的水果中，唐吉诃德式气质的混合物中，乱七八糟的迷信、宗派、信仰中，法律、语言的对立中，气质、原则、需求、规格的矛盾中。这个大陆充满着被掩埋的暴力，大洪水以前的怪兽尸骸，绝种的人种，被裹在厄运中的神秘。气氛有时候十分紧张，以致于灵魂出窍，像疯了一样。有如雨水一般，一切都倾盆而至——要不就根本不来。
整个大陆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火山口暂时被活动画景所掩盖，这活动画景一部分是梦幻，一部分是恐惧，一部分是绝望。从阿拉斯加到尤卡坦都是一回事。本性支配一切，本性战胜一切。
到处都是同一个基本冲动，要杀戮，要蹂躏，要掠夺。从外表看，他们似乎是优秀强健的种族——健康、乐观、勇敢，可他们已败絮其中。只要有个小火花，他们就爆炸。
就像经常在俄国发生的那样，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跑来，突然好像被季风吹了一下清醒过来。十有八九，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就像一匹有蹒跚病的马，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当场将他射杀。和平放出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杀戮欲。欧洲定期通过战争来放血。美国则既是和平主义的，又是有吃人习性的。外表上它似乎是一个漂亮的蜜蜂窝，所有的雄蜂都忙忙碌碌地在相互的身子上爬过来爬过去；从内部看，它是一个屠场，每一个人都在杀死他的邻居，并吮吸他的骨髓。表面上看，它像一个勇敢的男性世界，实际上它是女人经营的一个妓院，本地人拉皮条，血淋淋的外国人出卖他们的肉体。没有人知道逆境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满意足。这只有在电影里才有，那里面一切都是仿造的，连地狱之火也是假的。整个大陆睡死了，在这睡眠中，一场大恶梦正在发生。
没有人会比我在这恶梦中睡得更死。战争到来的时候，只是在我耳朵里灌入了模模糊糊的隆隆声。像我的同胞一样，我是和平主义的，又是吃人肉的。成百上千万人在屠杀中惨遭杀戮，就像过眼烟云般消失了，很像阿兹台克人、印加人、红种印第安人、野牛等的消失。人们假装被深深感动了，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只不过在睡梦中一阵一阵地翻来覆去。没有人倒胃口，没有人爬起来，按响火警。我第一次认识到曾有过战争的那一天，大约是在停战六个月以后。这是在第十四街一趟横穿城市的市内有轨电车上。我们的英雄之一，一个德克萨斯小伙，胸前佩着一排奖章，碰巧看见一个军官在人行道上走过。一看到这个军官他便怒发冲冠。他本人是中士，也许他完全有理由感到刺痛。不管怎么说，他一看到这军官，便怒不可遏，从座位上蹦起来，大声叫骂，政府、军队、老百姓、车上的乘客，一切的一切，都让他骂得屁滚尿流。他说如果再有一场战争，就是用二十匹驴子来拉他，也不可能把他拉到战争中去。他说，他他妈的才不在乎他们用来装饰他的那些奖章哩。为了表白他的这个意思，他把奖章都扯下来，扔出车窗外。他说，如果他再和一个军官呆在一条战壕里，他就会朝他背上开枪，就像开枪打一条脏狗一样。他说就是潘兴将军来了也一样，任何将军都一样。他还说了许多，使用了一些他在战场上学会的特别难听的骂人话。车上竟没有一个人开口来反驳他。他骂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真的曾经有过一场战争，我听他说话的那个人曾参加这场战争，尽管他很勇敢，但战争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懦夫。
如果他再杀人的话，他是完全清醒的，完全是冷血动物。没有人因为他对同类行使了职责，即否认他自己的神圣本能，而竟敢送他上电椅，因而一切都是正义的、公平的，因为一种罪过以上帝、国家、人道的名义洗刷了另一种罪过，愿大家都心安理得。我第二次体验到战争的现实，是有一天，前中士格里斯沃尔德，我们的夜间送信人之一，勃然大怒，把一个火车站附近的营业所砸个稀巴烂。他们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让我解雇他，但我不忍心这样做。他的破坏干得漂亮，我更想紧紧拥抱他；我只希望，天哪，他能上到二十五层楼去，或者不管哪里，只要是总裁和副总裁的办公室所在地，把那该死的一帮统统干掉；但是以纪律的名义，也为了要把这该死的滑稽戏维持下去，我不得不做点儿什么来惩罚他，要不我就得为此受到惩罚。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来把大事化小，就取消了他的佣金收入，让他仍然靠薪水收入。他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搞不清楚我的立场是什么，是为他好呢，还是反对他，于是我很快就收到一封他的来信，说他准备一两天内来拜访我，让我最好当心些，因为他打算叫我皮肉受苦。他说他下了班来，如果我害怕，最好让几个彪形大汉在我身边照料我。我知道他说话的意思，当我把信放下的时候，我感到他妈的很有点儿发抖。可是，我还是一个人恭候他，感到要是请求保护的话，就更胆小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验。在他定睛看我的那一刻，他一定也明白，如果我像他在信中称呼我的那样，是一个婊子养的，一个骗人的臭伪君子，那也只是因为他就是他那死样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的缘故。他一定立刻就认识到，我们是同舟共济，而这条该死的船已经漏得很厉害了。当他大步走过来时，我看得出来，他正在转着这一类的念头。表面上仍然怒气冲天，仍然嘴角吐着白沫，但内心里。一切都已枯竭，一切都软绵绵、轻飘飘了。至于我自己，在我看见他进来的那一刻，我所怀的任何恐惧都消失了。
独自一个人平静地呆在那里，不够强壮，不能保护自己，但这却已足够使我胜过他。倒不是我要胜过他，但结果就是那样，我当然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刚一坐下，就变得像腻子一样软了。他不再是一个男人，而只是一个大孩子。他们当中一定有几百万像他这样的人，一些端着机关枪的大孩子，他们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把整团整团的人消灭掉；可是回到做工的战壕里，没有武器，没有明确的、有形的敌人，他们便像蚂蚁一般无用。一切都围绕着吃的问题。食物和房租——这就是要为之战斗的一切——然而却没有办法，没有明确的、有形的办法，去为之战斗。这就犹如看见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能够战胜它所见到的一切，却每天都被命令退却，退却，退却，因为这便是要执行的战略任务，尽管这意味着丧失地盘，丧失武器，丧失弹药，丧失食品，丧失睡眠，丧失勇气，最终丧失生命本身。无论哪里有人在为食物和房租而战，哪里就有这样的退却在进行，在雾中，在夜间，不为任何世俗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战略考虑。他心力交瘁。战斗很容易，但是为食物和租金而战，就像同一支鬼魂部队作战。你所能做的一切便是退却，而且一边退却，一边还要看着你自己的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在雾中，在黑暗里，被悄悄地、神秘地杀死，你却无能为力。他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绝望得一塌糊涂，竟在我桌上抱头痛哭起来。就在他这样痛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副总裁办公室打来的——从来不是副总裁本人，而总是他的办公室——他们让把这个叫格里斯沃尔德的人马上开除掉，我说：是，先生！就挂掉了电话。我什么也没跟格里斯沃尔德说，只是把他送回家，同他和他老婆小孩子一起吃了顿饭。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得不开除这家伙的话，有人得为此付出代价——不管怎么说，我首先要知道，命令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早晨我激动地、怒冲冲地直奔副总裁办公室，我要求见副总裁本人，是你发布的命令吗，我问——为什么？还没等他有机会否认，或解释他的理由，我就把一些战争用品挂到他肩上，他不喜欢它们挂在那儿，不让挂——如果你不喜欢，威尔·退尔第利格先生，你就拿走工作，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你可以把它们塞进你的屁眼——我就那样从他办公室走出去。我回到屠场，像往常一样做我的工作。当然，我料想我在这一天内会被炒鱿鱼，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我很惊奇地接到总经理一个电话，让我放宽心，冷静一点儿，是的，只当没这回事，不要做任何匆忙的事情，我们会调查这件事的，等等。我猜想他们是仍在调查这件事，因为格里斯沃尔德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着——事实上，他们甚至把他提升去做营业员，这又是一桩肮脏的买卖，因为他当营业员要比当送信人钱挣得少，不过，他算保全了面子，但无疑也更多地丧失了一点儿生气。当一个家伙只是睡梦中的英雄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除非恶梦可怕到足以把你惊醒，不然你就继续退却。要么以你当法官告终，要么以你当副总裁告终。完全都是一回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操蛋玩艺儿，一场滑稽戏，一场大失败。我知道我是在睡梦中，因为我已经醒来。当我醒来时，我就离开。我从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出去——甚至没有说：请原谅，先生！
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首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见到的只是爆炸，而一秒钟前你见到的是火花，然而一切都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有着整个宇宙的充分肯定与合作。在我能够爬上去、发生爆炸以前，这枚炸弹必须适当加以准备，妥当地安好雷管。在为上面的那些杂种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得被人从高位上拿下来，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践踏，被压制，被羞辱，被戴上手铐脚镣，被弄得像一个软蛋那样无能。我的一生从来不缺少朋友，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就好像蘑菇一样从我周围冒出来。我一刻也不能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如果我晚上回家，想休息，有人就会在那里等着见我。有时侯他们一帮人呆在那里，好像我来不来都没什么区别。我交的朋友，都是这一伙瞧不起那一伙。例如斯坦利，他就瞧不起所有的人。乌尔利克也是瞧不起别人。他在欧洲呆了几年以后刚回来。我们自从童年时代以来就不常见面，然后有一天，完全是碰巧，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那在我一生中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经常梦想但从来没有希望见到的世界。我清楚地记得，黄昏时分，我们站在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我记得这事，是因为，站在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听一个人大谈伊特纳山。维苏威火山。卡普里岛、庞贝、摩洛哥、巴黎，似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记得他一边谈话，一边环顾四周的样子，就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明白他必定会遭遇到什么，但模糊地意识到，他回来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没有那样说，却一遍又一遍说着：“我确信你喜欢它！我确信这正是适合你的地方。”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茫然。我不能很快捉住他。我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听一遍。关于欧洲，我所读到的一切，同我朋友亲口说出来的辉煌描述相去甚远。它使我格外有奇迹感，这是因为我们都出自同一环境。他能实现这些，因为他有阔朋友——因为他知道如何攒钱。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有钱人，一个旅行过的人，一个在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像我一样，一天天飘忽不定，从来不想将来。奥马拉，是的，他旅行过，几乎周游过世界——但只是一个游民，要不就在军队里，可当兵还不如当游民哩。我的朋友乌尔利克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可以真正说自己旅行过的人。他也懂得如何来谈论他的经验。
那次街上偶然相遇的结果是，我们此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经常见面。他常常在晚饭后来看我，我们就一块儿漫步穿过附近的公园。我有着怎样的渴望啊！关于那另一个世界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都使我着迷。甚至现在，好多好多年以后，我已对巴黎了如指掌，但他关于巴黎的描述仍历历在目，仍然生动、逼真。有时候，在雨后，坐着出租汽车迅速穿过城市，他所描述的巴黎从我眼幕中飞驰而过；只是走马观花，也许是从土伊勒里宫经过，或者看一眼蒙玛特高地，圣心教堂，穿过拉菲特路，在黄昏的最后一道霞光里。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这是他有时候使用的用语，在他为无法更恰当地表达自己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也不过是一个布鲁克林男孩，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不起眼、最不重要的人。但是当我走来走去，同世界交往的时候，我难得会遇到一个人能把他见到、感受到的一切描绘得如此可爱，如此逼真。同我的老朋友乌尔利克在前景公园度过的那些夜晚，比任何别的事都更是造成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他给我描述的大多数地方，我还得去看，其中有一些也许我永远也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温暖着我的心，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心里，跟当时我们漫步穿过花园时他所塑造的形象一模一样。
同这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谈话交织的是劳伦斯作品的主体结构。经常在公园里早已空无游人的时候，我们仍然坐在长凳上讨论劳伦斯思想的性质。现在来回顾这些讨论，我能发现我当初是如何糊涂，如何对劳伦斯的话的真正含义无知得十分可怜。
假如我真的理解了，我的生活道路就有可能改变。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过的大部分生活都是被淹没的。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我可以说，直到我离开美国，我都没有冒出水面。也许美国与此无关，然而事实始终是，在我到达巴黎以前，我没有睁大眼睛看清楚。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抛弃了美国，抛弃了我的过去。
我的朋友克伦斯基经常挖苦我的“欣快症”。这是在我非常快活时他使用的一种狡猾方法，是要提醒我，明天我就会变得沮丧。这是实话。我总是波动很大。忧郁过一阵之后，就是一阵阵过分的欢快，一阵阵恍惚的奇想。在哪个层次上我都不是我自己，这样说似乎很怪，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要么没有名字，要么就是一个被无限拔高的叫作亨利·米勒的人。例如，在欢快的情绪中，我会坐在有轨电车上把整本书滔滔不绝地讲给海迈听，海迈只知道我是个优秀的人事部经理，从不想别的。
我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天夜里，当我处在我那种“欣快症”状态中，他看着我时所用的眼光。我们在布鲁克林桥上了电车，到格林普恩特的某个公寓去，那里有几个妓女正等着接待我们。海迈和往常一样，开始同我谈起他老婆的卵巢。首先，他并不确切知道卵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用赤裸裸的简单方式向他解释。解释了半天，海迈竟然似乎还不知道卵巢是什么，这使我突然觉得啼笑皆非，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说喝醉了酒，意思是好像有一夸脱威士忌在我肚子里一般。从关于有病的卵巢的念头，有如闪电一般，萌生出一种热带生长物，它是由最异质的各种各样残剩物构成的，在这生长物中间，心安理得地、固执地住着但丁和莎士比亚，在这同一时刻，我又突然回想起我私下的全部思想流，这是在布鲁克林桥的中间开始的，突然被“卵巢”这个词所打断。我认识到，海迈在说“卵巢”一词之前说的一切，都像砂子一样从我身上筛过。我在布鲁克林大桥中间开始的事，是我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的事，通常是在步行去我父亲的店铺时，是一种仿佛在恍惚之中天天重复的行为。简单说，我开始的，是一本时间之书，是一本关于我在凶猛活动中的生活之沉闷与单调的书。有好多年我没有想到我每天从德兰西街到墨累山一路上写的这本书，但是在过桥的时候，太阳正在下山，摩天大楼像发磷光的尸体一样闪烁着亮光，关于过去的回忆开始了……想起在桥上来回过，到死神那里去上班，回到太平间的家，熟记《浮士德》，从高架铁路上俯视公墓，朝公墓吐口水，每天早晨站在站台上的同一警卫，一个低能儿，其他正读报纸的低能儿，新起来的摩天大楼，人们在里面工作，在里面死去的坟墓，桥下经过的船只，福尔里弗航线，奥尔巴尼航线，为什么我要去工作，我今晚干什么，我身边那只热烘烘的眼儿，我可以把手伸到她的裤裆里，逃走成为牛仔，试一试阿拉斯加，金矿，下车转一转，还不要死，再等一天，走运，河，结束它，往下，往下，像一把开塞钻，头和肩埋在泥里，腿露在外面，鱼会来咬，明天一种新生活，在哪里，任何地方，为什么又开始，哪儿都一样，死，死就是答案，但是还不要死，再等一天，走运，操，管它呢，如此等等。过桥进玻璃棚，每个人都粘在一起，蛆、蚂蚁从枯树中爬出来，他们的思想以同样的方法爬出来……也许，高高凌空于两岸之间，悬在交通之上，生死之上，每一边都是高高的坟墓，燃烧着落日回光的坟墓，悄悄流淌的河流，像时间一样流动，也许我每次经过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使劲拽我，拼命劝我接受它，让我自己来告诉人们；不管怎么说，每次我从高高的桥上经过，我都真正是独自一人，无论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本书就开始自动写作，尖叫着说出我从未吐露的事情，我从未说出的思想，我从未作出的谈话，我从未承认的希望、梦想、幻觉。如果这就是真正的自我，那么它是奇异的，而且它似乎从不改变，总是从上一次停顿中重新开始，以同样的情绪继续着，这种情绪我小时候就碰到过。当时我第一次一个人上街，在阴沟里污水结的冰中冻住了一只死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从那一时刻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孤独：每一样事物、每一样活的东西、每一样死的东西，都有其独立的存在。我的思想也有着一种独立的存在。突然，看着海迈，想起那个陌生的词“卵巢”——现在它比我全部词汇中的任何一个词都陌生——这种冰冷的孤独感支配了我，坐在我旁边的海迈是一只牛蛙，绝对是一只牛蛙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正头朝下从桥上跳下去，钻进原始沼泽的淤泥中，腿露在外面，等着被鱼咬上一口；就像那位撒旦一样，冲过九重天，冲过坚固的地心，头朝下，冲撞到地球的最深处，地狱的最黑暗、最厚实、最炎热的深窝里。我正走过莫哈维沙漠，我旁边的那个人正等着夜幕降临，好扑到我身上，将我杀死。我又走在梦幻世界里，一个人在我头顶上的绷索上走，在他头顶上，又有一个人坐在飞机上，飞机在空中用烟雾拼写字母。吊在我膀子上的那个女人怀孕了，过六七年以后，她肚子里装着的这个小家伙将能够读出空中的字母，他或她会知道，这是g支香烟，再后来可能会学会抽烟，也许一天一盒。在子宫里，每一个手指上，每一个脚趾上。都长出了指甲、趾甲；你可以就此打住，停留在一个脚趾甲上，可以想象的最小的脚趾甲上，为了要想象出它的样子，你会撞破你的脑袋。在分类帐的一边。是人类写的书，包含着这样一种智慧与愚蠢、真与伪的大杂烩，以至于即使一个人活得像玛土撒拉一样长寿，也不可能将这种杂烩清理妥当；在分类帐的另一边，是脚趾甲、头发、牙齿、血、卵巢一类的东西，只要你愿意，是所有数不清的，用另一种墨水、另一种文字——一种不可理解、不可破译的文字写的东西。牛蛙眼瞄准着我，就像嵌在冷冰冰的脂肪里的两颗领扣；它们嵌在原始沼泽淤泥的冰冷潮气中。每一个领扣都是一个卵巢，在眼球的冰冷的黄色脂肪中毫无光泽，产生了一种地下的寒冷，地狱的滑冰场，人们都颠倒着站在冰里，腿露在外面，等待着被咬一口。在这里，但丁独自一人走着，被他的梦幻压弯了腰，在走了无数圈以后，在他的作品中渐渐走向天堂，登上天使宝座。在这里，莎士比亚以和蔼的表情陷入了无尽的狂热沉思，然后以精致的四开本和影射的方式出现。费解中的朦胧白雾被阵阵笑声一扫而光。从牛蛙眼的中心放射出纯粹洞察力的整齐的白色辐条，不可注解和归类，不可计算和界定，只是盲目地在千变万化中旋转。牛蛙海迈是在高悬于两岸之间的通道上产生的一个卵巢蛋：为他，摩天大楼建造起来，荒野被开垦，印第安人遭屠杀，野牛遭灭绝；为他，孪生城市由布鲁克林大桥所连结，沉箱下沉，电缆架在一座座高塔上；为他，人们倒坐在空中，用烟与火写字；为他，发明了麻醉药、麻醉钳，以及能摧毁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贝尔塔巨炮；为他，分子被打破，揭示出原子是不以物质为转移的存在；为他，每天晚上星星被用望远镜扫视，正在诞生的世界在妊娠中就被拍下照来；为他，时空的屏障遭蔑视，无论是鸟的飞行还是行星的旋转，一切运动都由自由的宇宙的严正教士作出无可辩驳、无可否认的解释，然后，在桥中间。在散步中间、始终在什么中间，谈话中间，做爱中间，我一再确信，我从未做过我要做的事情，由于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心中便滋生出这种创造，它不过是一种纠缠的植物，一种珊瑚般的生长物。它剥夺一切，包括生命本身，直至生命变成了这种被否定但又不断维护自己权利的东西，同时制造生命，杀死生命。我能看到，死后一切还在进行，就像毛发长在尸体上，人们说“死”，但是毛发仍然证明着生。归根结底没有死，只有这种毛发与指甲的生。肉体死亡了，精神熄灭了，然而在死亡中，有些东西仍然活着，剥夺空间，产生时间，创造无尽的运动。通过爱，或者通过悲痛，或者通过天生一只畸形脚，都会产生这一切；原因算不了什么，事件才是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词……无论这个词是什么，是疾病还是创造，它都仍在蔓延；它将不断蔓延、蔓延，超越时空，比天使活得更长久，使上帝退位，使宇宙没有支撑。任何一个词都包含了所有词——为他，这个通过爱、通过悲痛，或通过无论什么原、因而变得超然的人。每一个词都要溯源，而这源头已经迷失，永远不会找到，因为既无始也无终，只有在始与终当中自我表现的东西。所以，在卵巢的电车上。有着由同一材料构成的人与牛蛙的旅行，他们不比但丁更好，也不更坏，但是却无限不同，一个不确切知道任何一件事物的意义，另一个太确切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因此在始与终当中两者都迷失与糊涂，最终卵子在格林普恩特的嘉娃街或印度衔产下来，被几个扭动着著名软体动物一类的卵巢的无实质的妓女带回到所谓的生活流中。
现在被我视为我适应时势或不适应时势的最佳证明是这一事实：我对人们正在写或谈论的事情，没有一件有真正的兴趣。
只有那种物体纠缠着我，那种独立的、超然的、无意义的事物。
它也许是人体的一部分，或者是歌舞剧院的一截楼梯；它也许是一个大烟囱，或者是我在阴沟里发现的一个纽扣。不管它是什么，它使我能够开火、投降，然后签字。我周围的生命，构成我所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人，我是不能给他们签字的。我肯定在他们的世界之外，就像食人者在文明社会范围之外一样。我充满着对自体的违反常情的爱——不是一种哲学爱好，而是一种强烈的，绝对强烈的饥饿，好像在每一个无视其价值的被丢弃的事物中，都包含着我自己再生的秘密。
生活在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我却依恋于旧事物。
在每一个事物中，都有一个细小的分子，特别值得我注意。我有显微镜一般的眼力，可以看到瑕疵，看到我认为是构成事物自身美的丑的颗粒。无论什么东西将这事物搁置一边，或者使它不适用，或者给它一个年代，都使它对我有吸引力，使我对它感到亲切。如果说这违反常情，那么这也是健康的，因为我并不注定属于这个在我周围冒出来的世界。很快我也会变得像这些我所崇拜的事物一样，成为一件被搁置一边的事物，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而我能够给人娱乐，给人教导，给人养分。
当我有愿望的时候，当我渴望的时候，我可以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找出任何一个人来，让他听我说话。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他着迷，但是，像一个魔术师，或者巫师，只有在鬼魂附在我身上的时候才行。从本质上讲，我在别人那里感觉到一种不信任，一种不安，一种敌意，因为这种敌意是本能的，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我应该当一个小丑；它可以提供给我最广泛的表达范围，然而我低估了这个职业。假如我成为一个小丑，或者甚至～个歌舞杂耍演员，我就会成名。人们会欣赏我，恰恰因为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会理解，我不必被理解。这起码也会是一种宽慰。
我始终对此感到很惊诧：只是听我说说话，人们竟然就会轻易激怒起来。也许我的话有点儿放肆，虽然我经常全力以赴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一个句子的措词，一个不幸的形容词的选择，脱口而出的话语，有忌讳的话题的提及——一切都联合起来使我成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成为社会的敌人。无论事情开头如何好，迟早他们会发现我的毛病如果，比方说，我是谦虚而恭顺的，那么我就是太谦虚，太恭顺了。如果我是快乐而一时冲动的，大胆而鲁莽的，那么我就是太自由，太快乐了。我从来不能和我碰巧与之谈话的人完全合拍。如果这是一个生死问题——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生与死——或者这只是在某个熟人家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问题，全都是一回事。有我发出的震撼，有暗示和潜台词，这一切令人不快地冲击着气氛。也许，整个晚上他们都被我的故事逗乐，也许他们经常会被我逗得捧腹大笑，一切都似乎是好兆头，然而像命中注定一样，在晚会结束以前，必然会生出事来，某种震撼发出来后，使枝形吊灯都叮玲作响，或者使某个敏感的家伙想起床底下的尿壶。甚至在笑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感受到恶意了。“希望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们会说，但是伸出的湿漉漉的、没有生气的手，却与口中的话不相一致。
不受欢迎的人！天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呀！没有挑选的可能：我只好接受到了手的东西，学着喜欢它。我只好学着同渣滓生活在一起，像褐鼠一样游水，要不就得淹死。如果你选择加入这一伙，你就有了免疫力。你被接受，受到欣赏，你也就必然废弃了你自己，使你自己同这一伙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同时在梦想，你可以做你的梦，但是如果你梦见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就不是一个在美国、属于美国的美国人，而是一个非洲的霍屯督人，或者一个卡尔梅克人，或者一只黑猩猩。一旦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一旦你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自己是在阿拉斯加，或者复活节岛，或者冰岛。
我说这话是带着积怨、带着嫉妒、带着恶意的吗？也许。也许我遗憾我未能成为一个美国人。也许。我现在的热情，这又是美国的了，我带着这种热情，正要产生一座巨大无比的大厦，一座摩天大楼，它无疑会在其他摩天大楼消失之后仍然长久存在，但当产生它的那个事物消失时，它也会消失。一切美国事物有一天都会消失，比希腊、罗马、埃及的事物更完全地消失。
这便是将我推出温暖舒适的血流之外的想法之一，在血流中，所有的野牛，我们都曾和平地放牧。这是一种引起我无限悲痛的想法，因为不属于某一持久的事物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不是一只野牛，也不想成为一只野牛。我甚至不是一只精神的野牛。
我溜出去重新加入一种更古老的意识流，一种先于野牛的种类，一种将比野牛更长久存在的种类。
所有事物，所有不同的生物与非生物，都像脉络般布满着根深蒂固的特点。我是什么东西，这东西便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与众不同。我说了，这是一座摩天大楼，但是它不同于通常的美国式摩天大楼。在这座摩天大楼里，没有电梯，没有可以往外跳的第七十三层楼的窗户。如果你倦于往上爬，你就是倒霉的臭屎。在大厅里没有写着姓名房号的小格子。如果你要寻找某个人，你就得自己寻找。如果你要一杯饮料，你得到外面去买；在这幢建筑物中没有苏打水饮水槽，没有雪茄商店，没有电话亭。所有其他摩天大楼都有你要的东西！这一座摩大大楼只含有我要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在这座摩夭大楼的某个地方，瓦莱丝佳有着她的存在，我鬼使神差，正要去她那里。她暂时一切都好，瓦莱丝佳，因为她就这样躺在六英尺深的地下，现在也许已经被蛆虫吃干净了。在她有肉体的时候，她是被人蛆吃干净的，这些人蛆不尊重任何有着不同色彩、不同味道的东西。
令瓦莱丝佳伤心的，是她血管里流着的黑人血液。这使她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快。她使你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你是否愿意。我说的是黑鬼的血，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她母亲是一个妓女。当然，她母亲是白人。父亲是谁，没人知道，连瓦莱丝佳本人也不知道。
开始，一切事情都很顺当，直到有一天，一个来自副总裁办公室的好管闲事的小犹太人碰巧发现了她。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他想到我雇了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当秘书，就吓坏了。他说起来就好像她会给送信人传染瘟疫。第二天我就受到训斥，就好像我犯了渎圣罪。当然，我假装说，除了她极其聪明能干以外，在她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最后，总裁亲自插手。他找瓦莱丝佳面谈了一会儿，用了很多外交辞令，建议在哈瓦那给她一个更好的职位。一句话没提肤色的事，只是说，她的工作很出色，他们想提升她——让她去哈瓦那。瓦莱丝佳怒气冲天地回到办公室。她在发怒时是极其动人的。她说她寸步不让。斯蒂夫·罗美洛和海迈当时都在场，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在吃饭当中，我们有点儿喝醉了。瓦莱丝佳的嘴不停地在那儿讲话。在回家的路上，她告诉我，她要进行斗争；她想知道这是否会对我的工作不利。我平静地告诉她，如果她被开除，我也退出。她假装一开始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是说话算数的，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似乎被彻底打动了；她抓住我的两只手，轻轻握住它们，热泪滚滚而下。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我想，正是在第二天，我悄悄塞给她一张纸条，说我对她着了迷。她坐在我对面读纸条，读完时、她正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不相信纸条上的话。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吃饭，我们喝得更多，还一起跳舞。跳舞时她挑逗地紧贴着我。碰巧这个时候，我老婆正准备再堕一次胎。跳舞时我把这事告诉了瓦莱丝佳。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借给你一百美元呢？”第二天晚上我带她回家吃饭，我让她把那一百美元递给我老婆。我很吃惊，这两个人竟会相处得这么好。那天晚上就这样决定了：堕胎那天瓦莱丝佳到家里来，帮忙照顾小孩子。那一天来到了，我给了瓦莱丝佳一个下午的假。她离开一小时左右，我突然决定那天下午我也得请假。我就前往十四街看歌舞表演。在距离剧院还剩一个街区时，我忽然又改变主意。这是因为我想，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老婆一命归西——我却看了一下午歌舞表演，我是要他妈的感到不舒服的。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在便宜的拱廊商店进进出出，然后便打道回府。
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可思议。为了想办法逗小孩子玩，我突然想起我祖父在我小时候给我玩的一种把戏。你用多火诺骨牌搭起高高的军舰；然后你轻轻拽桌布，上面的军舰就滑动起来，一直滑到桌子边缘，那时候你猛地一拽，多米诺骨牌就统统掉到地板上。我们三个人试着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后来孩子困了，她就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间，睡着了。多米诺骨牌撒了一地，桌布也在地上。突然，瓦莱丝佳倚着桌子，舌头深深地伸入我的嘴里，我的手夹在她两腿中间。我把她按倒在桌上，她的两腿缠绕着我。我感觉到一块多米诺骨牌就在我脚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的舰队的一部分。我想起我祖父有一天坐在长凳上，如何警告我母亲，说我太小，不要读书读得太多，他眼睛里露出忧郁的神情，一边用滚烫的熨斗熨着一件上衣湿漉漉的衣缝；我想起第一义勇骑兵团对圣胡安山的进攻；想起我经常在工作凳旁读的那本大书中特迪率领他的义勇军冲锋的图片；我想起缅因号战舰从我在那间有着带铁栏杆窗户的小房间中的床上漂浮过去；想起海军上将杜威；想起施莱和桑普森；我想起我那次没有去成海军造船厂，因为在半路上我父亲突然记起那天下午要去看医生，当我离开医生的诊室时，我就此没有了扁桃体，也不再相信人类……我们还没有完事，就听得门铃响，是我老婆从屠宰场回来了。我一边扣上裤子上的纽扣，一边穿过门厅去开门。她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像她再不能经历另一次流产了。我们让她在床上躺好，然后收起多米诺骨牌，把桌布放回桌上。就在第二天夜里，我在一个酒吧间里要去上厕所，碰巧走过两个正在玩多米诺骨牌的老家伙身边。我不得不停下片刻，拾起一张骨牌。一摸到骨牌，就立即回想起战舰，及其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哗啦声。随着军舰，我的扁桃体和对人类的信念全消失了。所以每次我走过布鲁克林大桥，向下眺望海军造船厂，我都感到好像我的肠子在排出来。在桥上，高高悬在两岸之间，我总是感到我好像挂在一片空白之上；在那上面，一切发生过的事都使我觉得好像是不真实的，而且比不真实的更糟——不必要的。这座大桥不是把我同生活、同人们、同人们的活动连结起来，却似乎把一切联系都打破了。我走向此岸还是彼岸，并无什么区别：两边都通向地狱。不知怎的，我竟会割断了我同人类之手和人类之心正在创造着的那个世界的联系。或许，我的祖父是对的，也许我在萌芽状态中就被我读的那些书搞糟了；但是我受书支配的时代早已过去，实际上我早就不读书了，然而痕迹仍在。现在对我来说，人们就是书，我从头到尾读完它们，就将其抛到一边。我一本接一本地将内容吞下去。读得越多，我越变得不满足，没有限度，没完没了，直到在我心中开始形成一座桥，将我又同我从小被隔开的生活流连结起来。
一种可怕的孤寂感。它多年来一直笼罩着我。如果我要相信星座的话，我真该相信我完全受土星支配。我碰到的事都发生得太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我的出生亦如此。
预定圣诞节出生，却晚生了半小时。我总是认为，我本该成为一个人由于生在12月25日而命中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海军上将杜威出生在那一天，因而就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也许还有克利希那穆尔提。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本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母亲子宫紧闭，就像章鱼一样把我缠在其掌握之中。我是变了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体格很不好。他们说——我指的是星相学家——我慢慢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未来应该是相当辉煌的，但是未来关我什么事？12月25日早晨，如果我母亲在楼梯上绊一跟头，倒也许会更好；也许会使我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当我尽量思索毛病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不断往前追溯，直至无法说明其原因，只能用出生过了时辰来加以解释。就是我母亲，虽然说话刻薄，似乎也有点儿理解这一点。“总是落在后面，就像一条牛尾巴。”——她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可是，她将我硬留在体内，结果过了时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命运准备好让我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星宿都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我遵照星宿的指引，挣扎着要生出来，但是我对要生我出来的母亲无法选择。也许，在周围环境下我没有生成一个白痴算是幸运，然而，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这是25日遗留给我的——我天生有着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个盲信者。盲信者！我记得这个我从小就被人用来指责的词，尤其是父母的指责。盲信者是什么？是一个热烈地相信并拼命按其信条行事的人。我总是相信些什么，于是就遇上了麻烦。我的手心挨揍越多，我就越坚定地相信。我相信——而其余的世界则不相信！如果只是一个忍受惩罚的问题，人们会继续相信，直至最后；然而世界上的事情要难办得多。你不是受到惩罚，而是被暗算，被掏空，你的立足之地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甚至不是背叛的意思。背叛尚可理解，尚可与之斗争。不，这是一种更恶劣的东西，比背叛还不如的东西。这是一种使你弄巧成拙的怀疑主义。你永远将能量消耗在使自己取得平衡上。你被一种精神上的眩晕所支配，你站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头发根根直立，简直不能相信，你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是由于过分热情，由于热望要拥抱人们，向他们表示你的爱而造成的。你越向世界伸出你的手，世界就越往后退缩。没有人需要真正的爱，真正的恨。没有人要你将手伸到他神圣的内脏中去——这只适合于献祭时的教士。在你活着的时候，在血还热着的时候，你就要假装没有血这一类东西，在肉体之下没有骨骼这一类东西。莫踏草地！这便是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座右铭。
如果你足够长久地在这深渊的边缘不断保持平衡，你就会变得十分内行；无论怎么推你，你总能恢复平衡。处于不断的平衡中，我发展了一种极度的快乐，可以说，一种不自然的快乐。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懂得这一句话的意义——犹太人与中国人。如果你碰巧两者都不是，那你就处于陌生的困境之中。你总是嘲笑不合时宜；当你实际上只是倔强与坚韧时，你却被认为残酷，没有心肝，但是如果你人笑亦笑，人哭亦哭，那么你就得准备好人死亦死，人活亦活了。这意味着你既是健全的，又是最糟糕的。也就是说，你既活着又已死去，只有当你死去的时候，你才活着。在这家公司里，世界总是呈现正常的模样，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亦如此。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思想使然。你不再相信现实而相信思想。当你被推下深渊的时候，你的思想伴随着你，它对你毫无用处。
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基督从未被推下深渊。正当他摇摇欲坠的时候，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反弹力，这股抗拒的回流出现了，阻止了他的死亡。人性的整个抗拒冲动好像盘绕成一块巨大的惰性体，从而创造出人的整数，数字一，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无法解释的复活，要解释除非我们接受这一事实：人们总愿意并准备否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大地在运行，星球在运行，但不是人在运行：构成世界的一大批人是以唯一的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
如果一个人不像基督那样殉难，如果一个人能够活下去，超越绝望感和无用感，那么另一桩难以理解的事就发生了。好像一个人实际上死了，又实际上复活了；一个人像中国人一样，过一种超常态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快乐、健康、无动于衷，均不合乎自然。悲剧意识消失了：一个人像一朵花、一块岩石、一棵树一样活着，既服从自然，又反对自然。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死了，你甚至不费心去参加一下葬礼；如果一个人就在你眼跟前被有轨电车撞倒，你却无事一样，继续走你的路；如果战争爆发，你让你的朋友们上前线，而你自己却对这场战争毫无兴趣，等等，等等。生活成了一种公开的展示，如果你碰巧是一位艺术家，你就记录下这转瞬即逝的场面。孤独消除了，因为一切价值，包括你自己的价值，都遭到摧毁。只有同情盛行，然而这不是一种人的同情，一种有限的同情——这是一种洪水猛兽，一种邪恶之物。你无所顾忌，因而你可以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你自己。同时，你的兴趣，你的好奇心，却以令人讨厌的速度发展着。这也是可疑的，因为它能够使你喜爱一个领扣，也能使你喜爱一个事业。事物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改变的区别：一切都是流变，一切都不长久。你的存在的表面在不断瓦解；但是在内部，你却变得像金刚石一样坚硬。也许正是你这个坚硬的、磁性的内核，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把他们都吸引到你这边来。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就是当你死而复活的时候，你属于大地，而任何属于大地的东西，都不可分割地属于你。你成了一种畸形的自然，一个没有影子的人；你将永远不会再死，而只是像你周围的现象一样消失。
我现在正在记录的东西，在我经历巨大变化的时候，是不为我所知的。我忍受的一切，从性质上讲，是为这样一个时刻作好了准备：有一天傍晚，我戴上帽子，走出办公室，走出我迄今为止的私人生活，去寻找将要把我从活着的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女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回顾了夜间漫步纽约街头的情景，在那些白夜里，我在睡梦中散步，看着我出生的城市，就像一个人看着海市蜃楼中的东西。和我一块儿走过静悄悄的街道的，经常是公司的侦探奥洛克。往往地面上铺满白雪，空气中寒风凛冽。奥洛克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偷窃、谋杀、爱情、人性、黄金时代。他有一个习惯，当他谈起一个话题时，他会突然停在街中间，把他笨重的脚插在我的脚之间，使我动弹不得，然后，他会抓住我的上衣领子，把脸凑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话，字字句句就像手钻钻孔一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两人凌晨四点钟站在街中间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风咆哮着，雪花纷飞，奥洛克忘记了一切，只有他的故事滔滔不绝。我记得，在他讲的时候，我总是用眼角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是注意他在说的话，而是意识到我们俩正站在约克维尔，或亚伦街，或百老汇大街上。他站在人类所创造的最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他那老调重弹的凶杀故事，我总感觉他有点儿疯狂。
在他谈论指印的时候，我也许正在观察他黑帽子背后一栋红砖小楼的墙帽或上媚柱；我会想到上楣柱修建的那一天，想着谁会是这个上楣柱的设计者，为什么他把它弄得这么难看。我们从东区走到哈莱姆区，再走出哈莱姆区，如果我们愿意继续往前，再走出纽约，走过密西西比河，走过大峡谷，走过莫哈韦沙漠，走过美国每一个拥有住着男人与女人的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劣等的、蹩脚的上楣柱，都跟这一个差不多。
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得坐着听别人的故事，那些老调重弹的贫穷与不幸的悲剧，爱与死的悲剧，渴望与幻灭的悲剧，这使我感觉绝对疯狂。如果像发生过的那样，每天至少有五十人到我这儿来，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悲哀故事，对每个人我都得默默地“接受”，那么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点，我不得不堵住耳朵，狠下心肠，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吃上最小的一口，就足够我咀嚼消化好几天、好几周的了，可我却不得不坐在那里被淹没，不得不夜里出来听取更多的东西，不得不睡着听，梦中听。他们从全世界各地，从社会各阶层蜂拥而来，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朝拜不同的神抵，遵守不同的法律与习俗。他们当中最穷的人都有着长长大篇的故事，但是如果每一个故事都详详细细写出来，也都可以压缩成十诫的篇幅，都可以像主祷文一样记录在邮票背面。我每天都被拉长，弄得我的皮似乎可以把全世界覆盖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不必再听人说的时候，我就缩成了针尖大校最大的快乐，然而又是少有的快乐，是一个人漫步街头……在夜深人静时漫步街头，思考着我周围的寂静。几百万人都躺在那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张开大嘴，鼾声如雷。漫步在人们发明的最疯狂的建筑群中，思索着，如果每天从这些可怜的陋室或辉煌的宫殿中涌出一大批人来，渴望说出他们的不幸故事，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一年中，我少说也要听取两万五千个故事；两年中，五万；四年中，十万；十年后我就彻底疯了。我认识的人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要是他们聚在一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他们会需要摩天大楼吗？他们会需要博物馆吗？他们会需要图书馆吗？他们也会建造阴沟、桥梁、轨道、工厂吗？他们会从炮台公园到金色海湾无限地建设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包锡铁皮做的上楣柱吗？我怀疑。只有饥饿能鞭策他们。饥肠辘辘，眼神疯狂，恐惧，对生活恶化的恐惧驱使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全都一样，全都被逼到绝境。由于饥饿的驱使和鞭策、建造最高的摩天大楼，最可怕的无畏战舰，制造最锋利的钢，最轻最薄的精细网织品，最精致的玻璃制品。同奥洛克走在一起，只听他谈话偷窃、纵火、强奸、杀人，就像听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一首小小的主题曲。就像一个人可以用口哨吹着巴赫的曲子，同时想着他要同她睡觉的女人，听着奥洛克的故事，我同时会想着他结束谈话，说“你有什么东西吃”的那一刻。在最可怕的谋杀中间，我会想起我们肯定要在电车沿线再过去一点儿的某个地方饱餐一顿的猪肉里脊，还想知道他们要配什么样的蔬菜，我随后是否要点儿馅饼或牛奶蛋糊布叮我有时同我老婆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情况；她在呻吟嘟哝的时候，我却也许在想着她是否把咖啡壶的底子倒掉了，因为她有着放任事情自流的坏习惯——我指的是重要事情。新鲜咖啡是重要事情——以及新鲜火腿鸡蛋。如果她再怀孕就不好了，问题有点儿严重，但是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早上有新鲜咖啡，以及香喷喷的火腿鸡蛋。我忍受得了心碎、流产、失败的罗曼史，但是我必须肚子里有点儿东酉，我需要有营养的东西，开胃的东西。我的感觉就同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被放下来、不允许他的肉体死亡时，他可能会有的感觉一样。我相信，他钉在十字架上所受到的震惊会如此之大，以致他对于人性会患上一种完完全全的健忘症。我确信，在他伤口治愈后，他就不会对人类的苦难发出诅咒，而会津津有味地喝起一杯新鲜咖啡，吃起一片烤面包，假定条件许可的话。
无论什么人，通过过于伟大的爱，这种归根结底荒谬的爱，而死于苦难，他再生后便不知道爱也不知道恨，只知道享受。这种生活的快乐由于是不合乎自然地获得的，因而是一种败坏整个世界的毒药。任何东西创造出来后超出了人类正常的忍受限度，便会自食其果，造成毁灭。纽约的街道在夜间反映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地上白雪皑皑，周围一片死寂，从纽约的可怕建筑物里传出一种绝望与惨败的音乐，如此阴沉，令肉体缩成一团。石头一块块垒起来，都不是带着爱和尊敬；没有一条街道是为跳舞和欢乐铺设的。一样东西被加到另一样东西上，都是为了疯狂的争夺，以便填饱肚子。街上散发着空肚皮、饱肚皮，半饱肚皮的味道。街上散发着同爱没有关系的饥饿的味道；街上散发着贪得无厌的肚皮的味道，散发着空肚皮的无用的创造物的味道。
在这无用之中，在这零的空白之中，我学着欣赏三明治，或一粒领扣。我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去研究一个上楣柱或墙帽，同时却假装在听一个关于人类不幸的故事。我能记得某些建筑物上刻的日期和设计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师的名字；我能记得气温和某一拐角的风速，而站在拐角上听的故事却忘记了。我能记得我甚至在那时候记得的其他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记得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有什么用处呢？我身上有一个死去了的人。留下的一切都是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活着的人，这人应该是我，是我自己，但是他活着，只是像一棵树活着一样，或者像一块岩石，或者像一只野兽。这个城市本身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人们拼命要在里面挣得一个体面的死，我自己的生活就像这个城市一样，也成了一座坟墓，我正以自己的死亡来建造这座坟墓。我漫步在石林中，石林的中心是混乱；有时候在这死亡中心，在混乱的真正中心，我跳舞或喝得酩酊大醉，或做爱，或同某个人交朋友，或计划一种新生活，可这全是混乱，全是石头，全都毫无希望，令人难堪。直到我碰到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将我从这疯狂的石林中卷走以前，没有一种生活对我来说是可能的，也不可能写出一页有意义的书。也许读到这里，人们仍然有混乱的印象，但这是从一个活的中心写下来的，混乱的只是外表，就好像是一个不再同我有关系的世界的延伸。仅仅几个月之前，我还站在纽约的街道上环顾四周，就像几年前我环顾四周一样；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研究建筑，在研究只有不正常的眼睛才能抓住的细节，但是这一次就像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一样。我自问，这是什么人种？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关于痛苦或关于在阴沟里被扼杀的生命的记忆，不过是在袖手旁观一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如此遥远，以致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行星。有一天夜里，我从帝国大厦顶上向下观看我在底下所了解的这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只是远景上的一些小点点，这些我与之一起爬行的人蚁，这些我与之斗争的人虱。他们都以蜗牛的速度前进，每一个人无疑都在实现自己微观世界的命运。他们徒劳地拼命建造起这座巨厦，这是他们的骄傲与自豪。在巨厦最高一层的顶篷上，他们悬挂了一串笼子，关在里面的金丝雀啼鸣着无意义的歌声。在他们雄心壮志的顶点，有这些小东西的一席之地，它们不断地拼命啭鸣。我暗想，一百年后，他们也许会把活人关在笼子里，一些快活得发疯的人，将歌唱未来世界。也许他们会培养一个啭鸣族，别人劳动时，它们啭鸣。也许在每一只笼子里都有一个诗人或一个音乐家，致使楼底下的生活不受石林的阻碍，继续流动，一种由无用构成的波动着的吱嘎作响的混乱。一千年以后，他们全都会发狂，工人和诗人都一样，一切又开始毁灭，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的那样。再过一千年，或五千年，或一万年，就在我现在站着观光的地方，一个小男孩会打开一本用一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写的书，写的是这种现在正逝去的生活，一种写这本书的人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一种有着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生活，一种有始有终的生活。小男孩合上书的时候会暗想，美国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在这块他现在居住的大陆上，曾经有过怎样奇异的生活啊！没有一个未来的种族，也许除了盲诗人族以外，将能够想象这段未来历史用以构成的极大混乱。
混乱！咆哮的混乱！不需要选择专门的一天。我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在那里的那个世界里——都适合。我的生活，我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外部混乱的反映。让我回想……七点半闹钟响。我没有从床上跳起来。我一直躺到八点半，尽量争取再多睡一会儿。睡觉——我怎么能睡？在我脑海的背景上是我已经被任命主管的那个办公室的形象。我能见到海迈八点钟准时到达，交换机已经发出求援的嗡嗡声，申请者们正爬上宽宽的木制楼梯，更衣室里散发着强烈的樟脑味。为什么要起床来重复昨日的废话？我雇他们雇得快，他们退出得也快。工作挤掉了我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却没有一件干净衬衫穿。星期一我从老婆那里拿津贴——车费与中午饭钱。我总是欠她的钱，她则欠杂货商的钱，欠屠夫、房东等的钱。我都没有想到要刮一刮胡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穿上撕破的衬衣，吞下早餐，借了一个镍币坐地铁。如果她情绪不好，我就从地铁口卖报人那里骗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办公室，晚了一个小时，我得先打十几个电话，然后才同申请者谈话。在我打一个电话的工夫，就有另外三个电话等着我去接。我同时使用两部电话机。交换机嗡嗡作响。海迈在两次电话的间歇中间削着他的铅笔。门房麦克戈文站在我身边，给我一句忠告，说其中一个申请者也许是一个骗子，想用假名再偷偷溜回来。在我身后是卡片和分类记录本，其中有经过测谎仪测试过的每一位申请者的姓名。坏人用红色星号标出；其中有些人竟有六个比名。这期间，房间里就像蜂窝似的，人们七手八脚，到处散发着汗臭、脚臭，还有旧制服、樟脑、来苏尔的气味及口臭。他们当中有一半人要被拒绝——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即使按最差的条件，他们也不行。我办公桌前面的这个人，站在栏杆旁边，双手麻痹，视力模糊，是纽约市的前市长。他现在已七十岁，很乐意接受任何工作。他有极好的推荐信，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四十五岁在纽约是一个极限。电话铃响，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个圆滑的书记打来的。我能不能为一个刚走进他办公室的小男孩开一个先例呢？这是一个在少年犯教养所里呆了一年多的小男孩。他干了些什么？他想强奸他的妹妹。当然，他是意大利人。我的助手奥马拉正在对一个申请者进行疲劳讯问。他怀疑他是癫痫病患者。最终他成功了，取得了额外收获，小伙子就在办公室里癫痫发作。女人当中有一个昏倒了。一个漂亮女人脖子上围着阔气的毛皮，正在说服我录用她。她整个儿是个婊子，我知道，要是我录用了她，就要付出可伯的代价。她要求在住宅区的某个楼里做事——她说，因为那儿离家近。临近午饭时间，一些老朋友开始到我这儿来。他们坐在周围看我工作，好像这是歌舞杂耍表演。医科大学生克伦斯基来了；他说我刚雇的男孩中有一个有帕金森氏疾玻我忙得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奥洛克告诉我，所有的报务员，所有的送信人，都有痔疮。近两年来他一直在做电按摩，但什么效果也没有。午饭时间到了，我们六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饭。像通常一样，某一个人要为我付饭钱。我们狼吞虎咽，然后跑回来。有更多的电话要打，更多的申请人要接见。
副总裁正在大发雷霆，因为我们不能使人员保持正常。纽约以及纽约周围二十哩以内的每一张报纸都登着求援的广告。所有的学校都被游说为我们提供业余送信人。所有的慈善机构、救济团体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像苍蝇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干满。这真是折腾人。最令人伤心的是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正如吉卜林所说，我的事情是干，不然就死。我继续苦干，见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电话铃疯了一般响，这地方的味道越来越难闻，漏洞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要求一片干面包的人；我知道他的身高、体重、肤色、宗教、教育、经验等等。所有的材料都将登记到分类记录本里，按字母顺序，然后按年代顺序归档。姓名与日期，还有指纹，如果我们有时间来登记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美国人享有人类所知道的最快的通讯形式，他们可以更快地出售他们的商品，一旦你倒毙在街头，立即就会有人对你最近的亲属加以鉴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小时之内，除非送电报的人决定扔掉工作，把整捆电报抛进垃圾桶。两千万份圣诞节的空白电报纸上都有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祝你圣诞节与新年快乐的字样，也许电报内容都是“母病危，速回”，而办事人员则太忙，注意不到电报内容，如果你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赔偿精神损失，那么就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部门来处理这样的事件，让你相信，你的母亲病危，而你同样可以圣诞节与新年快乐。当然，办事人员将被开除，而一个月以后，他又会回来要求做送信人的工作，他会被接受，安排在没有人会认出他来的码头附近做夜班，他老婆会带着小鬼们来感谢总经理、或者也许副总裁本人所给予他们的帮助与照顾。然后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个送信人抢劫了帐台的钱柜，奥洛克就被要求乘夜车赶往克利夫兰或底特律，去追踪他，即使花一万美元也在所不惜。然后副总裁会发布命令，不许再雇犹太人，但是三四天后，他又会放宽一点儿，因为除犹太人以外，没有人来找工作。因为情况变得非常严峻，人员素质又他妈的如此差劲，弄得我都差不多要雇一个马戏团的侏儒，要不是他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说他自己是女的，我也许就已经雇了“它”了。更糟糕的是，瓦莱丝佳将“它”庇护起来，那天晚上把“它”带回家，在同情的借口之下，给“它”作了彻底检查，包括用右手食指对生殖器进行探测。这个侏儒变得十分色迷迷的，最后又十分提防。这是令人难堪的一天，在回家路上我撞见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坚持要带我去吃饭。
饭后我们去看电影，在黑暗中我们互相调情，最后发展到离开电影院，回到办公室，我把她放倒在更衣室的锌面桌子上。当我午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瓦莱丝佳打来电话，要我立即跳进地铁，到她家去，十万火急。这得坐一小时的车，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她说十万火急，我就只好上路了。我到她家的时候，见到了她的表妹，一个相当迷人的小妞。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刚跟一个陌生人干完事，因为她厌倦了当一个处女。那么瓦莱丝佳所有那些大惊小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嘿，是这样的，在心急火燎中，她忘记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也许现在她已经怀孕，那么怎么办呢？她们想知道我认为应该做什么。我说：“什么也别做。”当时瓦莱丝佳把我领到一边，问我是否愿意同她表妹睡觉，说是可以让她适应一下，以便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情。
整个事情是很荒诞的，我们都歇斯底里大笑，然后开始喝酒——她们家里有的唯一一种酒是居默尔香酒，没用多久就把我们放倒了；然后事情更荒诞了，因为她们两人开始乱抓我，谁也不愿让另一个做什么事。结果，我给她们两人都脱去衣服，把她们放在床上，而她们两人却互相搂抱着睡着了。当我在大约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走出去时，我发现口袋里分文全无，我就试着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五分钱，但是不行，于是我最后就脱下我的皮里子大衣给他——换了五分钱。我到家时老婆已经醒了，她怒火冲天，就因为我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激烈争辩了一会儿，最后我发火了，猛打她，她跌倒在地，开始哭泣呜咽，然后孩子醒了，听到我老婆高声叫喊，她吓坏了，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头尖叫。楼上的女孩跑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她穿着和服，披头散发。她激动地走近我，我们俩本没有打算要发生什么事，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我们把我老婆放到床上，给她额头上捂了一条湿毛巾，在楼上的女孩俯身对着她的时候，我站在她身后，脱掉了她的和服。我把那玩艺儿放进她那里，好长时间地站在那里，说着许多安慰人的愚蠢废话。最后我爬到老婆床上，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她开始紧紧贴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难分难解地干着，一直干到天亮。我本该精疲力竭的，可是我却十分清醒，我躺在她旁边，计划着过休息日，期待见到那个穿漂亮毛皮的婊子，那天早些时候我同她谈过话。在那之后我开始想另一个女人，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她总是挖苦我的无动于衷。然后我开始想一个又一个——所有那些我因这样那样的理由放过去的女人——直到最后我死死地睡过去了，梦中还遗了一回精。七点半时，闹钟按老规矩响起来，我按老规矩看了看我那件挂在椅子上的破衬衣，我自言自语说，有什么用。我翻了一个身。八点钟，电话铃响了，是海迈。他说，最好快点来，因为正在进行罢工。这就是一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理由是这个样子，除非说整个国家都是荒诞的，我所说的事到处都在进行，或大或小，但到处都是一回事，因为一切都是混乱与无意义。
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进行，几乎有整整五年时间。永远受到旋风、龙卷风、海啸、洪水、干旱、暴风雪、热浪、害虫、罢工、抢劫、暗杀、自杀……破坏的大陆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热病与痛苦，一种火山爆发，一种漩涡。我像一个坐在灯塔里的人：脚下是惊涛骇浪、岩石、暗礁、沉船的碎片。我可以发出危险信号，但是我无力挡住灾难。我呼吸着危险与灾难。这种感觉往往如此强烈，以致它就像火一般从我鼻孔中猛烈喷射出来。我渴望完全摆脱它，然而又不可抗拒地受到吸引。我既暴烈又冷淡。我就像灯塔本身——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我脚下是坚固的岩石，在同样的岩石构架上人们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的基础深入到地下，我身体的防护盔甲是用铆了铁钉的钢铁制成。尤其我是一只眼睛，一只纵横搜索的巨型探照灯，它无情地不停旋转。这只如此清醒的眼睛似乎使我的所有其他官能都处于休眠状态中；我的所有本领都被耗尽，用以努力观看、领会世界的戏剧性。
如果我渴望毁灭，这只是因为这只眼睛会被消灭。我渴望地震，渴望某种会将灯塔投入海中的自然灾变。我想要变形，变成鱼，变成海中怪兽，变成驱逐舰。我想要大地裂开，一口把一切都吞没。我想要看这座城市被深深埋在海底。我想要坐在洞穴中，在烛光下读书。我想要那只眼睛消灭，以便我可以变换一下，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愿望。我想要单独呆一千年，为了沉思我的所见所闻——也为了忘却。我想要地球上某种非人为的东西，某种绝对脱离了人的东西，我对人已经厌倦了。我想要某种纯世俗、绝对无理念的东西。我想要感到血液奔流回我的静脉，哪怕以消灭作为代价。我想要把石头和光从我的体系中抖落出去。我想要黑暗的自然生殖力，深深的子宫之泉眼，寂静，要不就贪婪地啜饮黑色的死亡之水。我想要成为那只无情的眼睛照亮的那个黑夜，一个以星辰和长长的彗星点缀的黑夜。成为寂静得如此可怕，如此全然不可理解，同时又十分雄辩的夜晚。绝不再说话、倾听和思考。既被包容而又包容。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温柔。完全世俗地做人，像一棵植物、一条虫或一条小溪。被分解，被剥夺光线与石头，像分子一样易变，像原子一样持久，像大地本身一样无情。
我遇见玛拉大约是在瓦莱丝佳自杀前一周。那事件之前一两个星期是一场真正的恶梦。有一系列的突然死亡与同女人的奇怪遭遇。首先是保林娜·雅诺夫斯基，一个十六七岁的犹太小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亲戚朋友。她到办公室来找工作。已接近下班时间，我不忍心冷冰冰地拒绝她。因为某种理由，我心血来潮地想带她回家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设法说服老婆让她住上一阵。她吸引我的地方是她对巴尔扎克的热情。回家路上她一直在同我谈论《幻灭》。电车挤得满满的，我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致于我们谈论什么都没有区别了，因为我们两人都只想着一件事。我老婆见到我带着一个漂亮小妞站在门口，当然呆若木鸡。她以她那种冷冰冰的方式表现出礼貌和殷勤，但是我立即看出来，请求她把女孩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大概她能做的一切也就是坐着陪我们吃完饭。我们一吃完，她说了声“请原谅”，就看电影去了。女孩开始哭泣。我们仍然坐在桌子旁，盘子堆在我们面前。我走到她跟前，双臂搂住她。我真为她感到抱歉，不知对她如何是好。突然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热烈地吻我。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互相拥抱着，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行，这是一种犯罪，而且，也许老婆根本就没有去看电影，也许她任何时候都会悄悄溜进来。我让那女孩振作起来，并说我们还是乘电车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看到我孩子的存钱罐在壁炉架上，就把它拿到卫生间，悄悄把钱全掏出来。里面只有七角五分。我们坐上电车，来到海滨。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一起躺在沙滩上。她歇斯底里般激情奔放，除了做那种事以外没有什么事好做。我想她事后会责备我，但是她没有。我们在那里躺了一会儿，她又开始谈论巴尔扎克。似乎她有抱负自己也当个作家。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当我们起身离开时，她请求我把她送到公路上，说她想去克利夫兰或去某个地方。当我离开她，让她站在一个加油站前时，已过了午夜时分。她的钱包里大约有三角五分钱。当我出发往家走时，我开始诅咒我老婆，骂她是个卑鄙的婊子养的。我但愿我留在公路上无处可去的那个人是她。我知道，我回到家后，她连那个女孩的名字都不会提一下的。
我回到家，她没有睡，正等着我。我以为她又要大闹一场但是没有，她等我是因为有奥洛克的重要口信，要我一回家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决定不打电话。我决定脱衣服睡觉。正当我舒舒服服躺下时，电话铃响了。是奥洛克。办公室有我一份电报——他想要知道，他是否该拆开念给我听。我说当然。电报的署名是莫妮卡。是从布法罗打来的。说她将在早晨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到达中心车站。我谢过他，回到床上。老婆没问任何问题。我躺在那里苦苦思索该怎么办。如果我去车站接她，就意味着一切都要重新来一遍。我刚谢过我的星宿保佑我摆脱了莫妮卡，而现在她又要带着她母亲的遗体回来。眼泪与和解。不，我一定也不喜欢这个前景。假如我不露面呢？那会怎么样？周围总会有人来照料一具尸体。尤其是如果失去亲人的人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蓝眼睛里闪着火花。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会回去做她在餐馆的工作。要是她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就不会同她缠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我的好奇心占了我的上风。而那时候她又那么一贫如洗，这也打动了我。要是她的手不发出油腻腻的味道，事情也许不会这么糟糕。那是美中不足之处——那双油腻腻的手。我记得我遇见她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她看上去令人陶醉，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这正是妇女开始穿短裙的时候，而她穿短裙更显优美。我常常一晚上又一晚上地去餐馆，就是为了看她走来走去，看她弯腰上菜或俯身拾起一把叉子。漂亮的大腿和迷人的眼睛加上一行关于荷马的奇妙的诗句，猪肉酸菜加上一首萨福的诗文、拉丁文变位、品达的颂歌，饭后甜食加上，也许，《鲁拜集》或《西纳拉》，但是油腻腻的手和市场对面寄宿公寓里那张邋遏的床——哟！我受不了。我越躲开她，她就变得越缠绵。写十页的情书，再加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脚注，然后突然安静了，我由衷地暗自庆幸。不，我早晨不能去中心车站。我翻个身，沉睡过去。早晨我会让老婆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我病了。一个星期来我还没有生过勃—它正在接近我。
中午我发现克伦斯基在办公室外面等我。他想让我同他一起吃午饭……他要我去见一个埃及姑娘。结果这个姑娘原来是个犹太人，但是她来自埃及，看上去像埃及人。她是一把好手，我们俩同时向她进攻。由于别人以为我病了，我就决定不回办公室，而去东区随便走走。克伦斯基回去掩护我。我们同姑娘握手，各走各的路。我直奔凉快的河边，几乎立刻忘记了这个女孩。我坐在一个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一条驳船经过，装满了红砖。突然莫妮卡出现在我脑海中。正带着一具尸体到达中心车站的莫妮卡。一具离岸价的尸体。纽约！显得多么不谐调，多么可笑，我放声大笑起来。她怎么处理这尸体呢？
她是将它寄存起来了呢，还是把它留在货场里了？她无疑在狠狠地大声诅咒我。我很想知道，如果她能想象我这样坐在码头边上，大腿悬在纵梁外边，她真的会有什么想法。尽管有微风从河上吹来，天气还是很闷热。我开始打瞌睡。当我迷糊过去时，保林娜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象她正举着手沿公路步行。她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这是无疑的。有意思的是，她似乎不怕被人搞大肚子。也许她这样绝望，已经不在乎了。还有巴尔扎克！
这也是十分不谐调的。为什么是巴尔扎克？嗨，那是她的事。无论如何她已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东西吃，直到她遇到另一个家伙。
但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却在考虑成为一个作家！嘿，为什么不呢？
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幻想。莫妮卡也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每个人都在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天哪，多么无用的职业！
我打了个盹……当我醒来时，下身正勃起着。太阳好像热辣辣地晒进了我的裤裆。我站起来，在饮水泉那里洗了我的脸。
天气还是那样闷热。沥青像沼泽地一样软，飞蝇在叮人，垃圾在阴沟里腐烂。我在运料车之间来回走，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勃起着，老也下不去，但是心中又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在我回到第二大道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一同吃午饭的那个埃及犹太女孩。我记得，她说过住在第十二街附近的俄国餐馆对面。但是我仍然不确切知道我想干什么。只是四处溜达溜达，消磨时间。然而我的双脚却把我拖向北面，走向第十四街。当我来到俄国餐馆对面时，我停了片刻，然后三级一跨地跑上楼梯。过道门开着。我爬上了几段楼梯，仔细察看门上的名字。她住在顶楼，她的名字底下还有一个男人的名字。我轻轻敲门，没人答应。我又敲得更响一点。这次我听到有人走动。然后有一个靠近门边的声音问是谁，同时门把转动起来。我把门推开，跌跌绊绊地进了漆黑一团的房间。我正好撞进她的怀抱，摸到她半敞开的和服底下光着身子。她一定是刚从熟睡中起来，还不大明白谁把她抱在怀里。当她明白是我的时候，她试着挣开，但是我紧紧抱住她，开始热烈地亲吻她，同时把她按倒在靠窗的躺椅上。她咕哝着什么，意思是说门没关，但是我不打算冒任何危险，让她溜出我的怀抱。于是我作了一个小小的迂回，使她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移向门边，让她用屁股把门推上。我用空着的一只手锁上门，然后把她挪到房间中央，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我的裤扣。她睡得迷迷糊糊，干这事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也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在半睡半醒中干这事。唯一的问题是，要想知道如何让她再睡过去而不失去好好操一下的机会，这是很难的。我设法让她倒在躺椅上，她没有退缩，却欲火中烧起来，像鳝鱼一样扭来扭去。从我开始搞她的时候起，我想她一次也没有睁开过眼睛。我不断对自己说——“一次埃及式操法……一次埃及式操法”——为了不马上射精，我故意开始想莫妮卡拉到中心车站的那具尸体，想我在公路上留给保林娜的三角五分钱。那时候，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她立即睁开眼睛，十分恐惧地望着我。我开始迅速抽身，可使我吃惊的是，她紧紧抓住我。“不要动，”她在我耳边小声说。“等等！”又一声响亮的敲门声，然后我听到克伦斯基的声音说：“是我，台尔玛……是我伊西。”当时我几乎大笑起来。我们又倒下，回到一种自然姿势中，她轻轻闭着眼睛，不想再醒过来。这是我一生中操得最出色的一次。我想它会永远进行下去。无论什么时候我感到有射精危险，我就停下不动，想事情——例如想如果我有假期，我喜欢在哪里度假，或者想放在衣柜抽屉里的那些衬衫，想就在卧室床脚边的地毯上的补叮克伦斯基还站在门口——我可以听见他来回变换姿势。每次我意识到他站在那里，我就额外地给她多来几下子，她在半睡状态中作出响应，很有意思，好像她懂我用这种动作语言表达的意思。我不敢想她会在考虑些什么，要不然我就马上要射了。有时候我险些射精，但是我总有救险的妙方，这就是想莫妮卡和那具在中心火车站的尸体。一想到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想到这些事的滑稽可笑，我就像冲了一次凉水澡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