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Chap．14
白光一闪

1948年冬，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任何军事胜利都抵不上在遥远的联合国走廊里发布的一纸官方文件中的一句话。“只有动用武力，”该文件写道，“才能推动分治计划。”这句话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行动委员会向安理会提交的首份报告里的一个主要结论。这是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自从返回巴勒斯坦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相形之下，巴伯·艾尔·瓦德的伏击战、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的渗透政策都不值一提。

早在1947年秋的讨论期间，犹太代办处就毫不理会阿拉伯人以武力威胁反对分治计划。许多国家都深信，一旦这个世界机构正式宣布分治，阿拉伯人在外交压力和经援的诱惑之下会以某种方式接受。现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宣战清楚地表明，阿拉伯人真的想要发起一场战争，一阵惊恐的浪潮开始在支持分治的阵营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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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联合国到底有没有权力根据其章程动用武力落实分治计划。无论如何，谁也不愿意为这支部队提供兵力。英国自然不在话下，法国已经精疲力竭，杜鲁门已经排除动用美军，而一想到苏联军队兵临中东就让人不寒而栗。小国家也根本不愿意列强玩火，他们火中取栗。

然而，要是以为在美国的授意下，面对它遇到的第一个巨大难题，联合国这个羽翼未满的国际机构匆匆抛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令人沮丧的想法。在分治问题上，美国政府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白宫支持分治，国务院和国防部则反对分治。他们的争论如火如荼，以至于白宫助手指责他们的国务院对手将他们的决策建立在反犹主义而不是外交基础上，而其他人则反唇相讥，称白宫就知道从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从国家安全看问题。

国务院反对分治的核心人物是近东和中东事务部主任罗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亨德森是苏联问题老手，谦和而威严，他是从正在深化的冷战格局看问题的。他认为，阿拉伯人的不满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听任苏联在中东渗透，也许最终还会听任苏联控制其巨大的石油储备。

就像他在英国外交部的同行一样，直到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最终出台，亨德森一刻也没有放弃努力。事实上他决心再做一次努力来阻止分治。联合国对前景忧心忡忡的预测，让他获得了一个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他下令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官员根据分治以来所发生的事情，重新评估分治成功的可能性。

不足为奇的是，政策规划处官员抛出的备忘录认为，现在这样制定的分治计划根本行不通。它指出，即使需要以武力推动分治，美国也没有义务支持它。因此，建议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搁置该分治计划。

该备忘录得到国防部长詹姆斯·V.佛瑞斯塔三世（Secretary of Defense James V. Forrestal III）支持。他和亨德森一样反对分治，但他首要关注的，是分治对于美国取得中东石油有何影响。他担心，如果没有石油，“马歇尔计划”就将以失败告终，美国将无法维持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他预测，在十年内，“全国将被迫换成四缸车”。

佛瑞斯塔安排了一次与亨德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会面。他论证道，已经有足够证据表明，应当公开声明分治是行不通的。亨德森表示同意，但他足智多谋，深知任何此类声明是无足轻重的，除非它同时伴随另外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动议。他提供了这个动议。

它呼吁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实行为期十年的托管，希望经过在联合国统治下共存的十年，巴勒斯坦的两个交战社区可能会同意为他们的未来做出规划。讽刺的是，该计划的实施将要动用美国不愿提供的军队来推动分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需要十万人的部队推动这项计划，而美国要做出实质性贡献，就需要征召部分预备役士兵。

亨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把计划写入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提交白宫等待总统批准。

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一个对于通过联合国实施分治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在政策上做出如此突然的、彻底的逆转，将会令世界为之眩晕和震惊。亨德森意识到，这个政策如果过早披露，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向白宫施加巨大压力。然而，尽管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犹太代办处还是觉察到，对于他们长期以来孜孜以求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曾经给过他们承诺的美国开始有了不同想法。

美国已对中东实行军火禁运，加上英国仍然毫无限制地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这个动议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深为不满。如果美国现在改变对分治的态度，特别是通过联合国推出一项新的计划，它可能对犹太人的希望给予致命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发现，自己要么被迫放弃建立一个国家的计划，要么无视美国和联合国而去实现这个计划。

令他们沮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还发现，在这一关键时刻，那个曾经是他们在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个有权最终决定美国是否应该放弃支持分治的人，他的办公室大门已经向他们关闭了。由于他们不断施压而感到恼怒，以及在个人层面上对他们在美国的发言人阿巴·希列尔·希尔瓦拉比（Rabbi Abba Hillel Silver）极其不喜欢，哈里·S.杜鲁门断然拒绝和该运动的领导人见面。

绝望的代办处只好紧急求助于伦敦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多年的老人、半盲的科学家。代办处的领导人认为，如果有谁可以进入杜鲁门总统的办公室，那就只有查伊姆·魏兹曼了。他只在1947年11月见过一次杜鲁门，但两人就当时的局势达成了极好的同情和理解。

魏兹曼立刻乘船赶赴纽约，因为高烧在华尔道夫酒店的床上躺了两个多星期，仍努力寻找与杜鲁门见面的机会。但他未能如愿。杜鲁门办公室的门甚至对他也关闭了。

伤心的魏兹曼正打算离开美国，一天傍晚，犹太国际服务组织（B'nai B'rith）的主席到酒店套房来拜访他。他回忆说，一年前，他在堪萨斯城的律师办公室遇到过一个人，他或许能助一臂之力。他警告说，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他打电话也就是姑妄一试。不管怎样，总归值得一试。在魏兹曼的注视下，他走到了电话机旁。

数百英里外黑暗的卧室里，一部电话响了。那个随意躺在床上摸索话筒的人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那个晚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无二致：他的家人、他的所得税、他的谋生之道——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街和三十九街交界处的一家中等规模的男士服装店。他是个犹太人，但是，除了对“我隔海相望的苦难民族”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之外，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心使徒。

可是这场运动的雄心壮志，如今全都系于他那个晚上在电话的那一头所做的反应。因为埃迪·雅各布森（Eddie Jacobson）曾是哈里·杜鲁门的贸易伙伴，在1948年冬天的那个夜晚，他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美国总统办公室的门不对其关闭的人之一。

*　*　*

对于大卫·里夫林（David Rivlin）而言，如同其他数百名耶路撒冷人一样，1948年2月21日星期六晚上的本·耶胡达大街看上去总像是一个奇迹。星期六晚上到本·耶胡达大街去，乃是耶路撒冷犹太人最喜欢的风俗之一。它标志着全城恪守的安息日结束了，安息日期间，全城店门紧闭、街道冷清。耶路撒冷极其敬仰上帝歇息的日子。在安息日日落时分，城市突然之间恢复了生机。电灯亮起来了，电影院的门框灯火通明，餐厅开门迎客，数以百计的耶路撒冷人蜂拥到城市中心，在本·耶胡达大街游荡，每个咖啡馆人流熙熙攘攘，个个快乐健谈。

那个星期六晚上，众人都回到了本·耶胡达大街，似乎庆祝该城总算过上了几天太平日子，甚至老天爷也挺帮忙的。那是一个可爱的、星光灿烂的冬夜，在几个星期的刺骨寒冷之后，令人稍感暖意。

大卫·里夫林决定在他最喜欢的阿特拉咖啡馆度过那个夜晚。在那里，他遇见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阿弗拉姆·多里昂（Avram Dorion）。在这两个男人之间，还有一条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里夫林是第七代巴勒斯坦人，娶了多里昂的妹妹——这家人仅有的另一个躲过希特勒毒气室的幸存者——这使女孩能得到巴勒斯坦移民证。

在得知多里昂要搭乘早班车去特拉维夫，里夫林建议他去距离本·耶胡达大街不远处的自己家里过夜——家里有一张多余的床，这样就可以避免冒险步行回到附近阿拉伯区塔尔比耶的旅馆。多里昂接受了这个建议。他提前离开了咖啡馆，打算去睡个好觉。里夫林继续待在咖啡馆直到打烊。在回公寓的街上，他仰望清朗的夜空。心想，走在本·耶胡达大街上是多大的一件幸事啊，枪声和爆炸都不会惊扰这份快乐。

阿弗拉姆·多里昂半闭着眼睛，又不熟悉房间的布置，因此跌跌撞撞向他朋友的浴室走去。他打开水龙头，往脸上泼了一把冷水。睡意蒙眬的他盯着面前镜子里的自己，审视了一会儿那张脸的轮廓。那是一张坚强而威严的脸，一只突出的大鼻子，一双忧郁、沉思的眼睛，显示他的生活遭遇过何等的悲剧。那张脸也是他长期向往的职业生涯的关键。多里昂渴望当一名演员。

在他隔壁房间的手提箱里，是他的第一部电影的胶片，他的人生目标的第一步。赛璐珞胶片卷，让他在2月里的清晨浮想联翩，这张出现在这个简朴浴室镜子前的脸，也许哪一天可以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电影院的天棚上俯瞰下面的粉丝。也许他注定要在国际银幕上表现一个犹太国家的新貌。毕竟没有一个演员能够比他更好地描绘这个国家的精气神了。他在犹太旅（Jewish Brigade）战斗过。他的家人死在希特勒的焚尸炉里。思绪万千的阿弗拉姆，睡眼惺忪地摸到他的剃刀，从他的脸上开始刮去墨黑的胡子。

街上隔着几道门，42岁的敏娜·霍奇贝格（Mina Horchberg）双手搭在臀部，盯着眼前的小伙子。“快吃。”她吩咐年轻的侄子。他也是要搭早班车去特拉维夫，敏娜·霍奇贝格可不想在一个寒冷的2月早晨还没吃上一顿热饭，就把他送回到他母亲那儿去。

一英里之外，在该城西部入口处哈加纳在罗梅玛设置的路障边，什洛莫·乔皮（Shlomo Chorpi）执勤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这时，三辆英军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辆装甲车开道，吃力地爬上巴伯·艾尔·瓦德山谷。每辆卡车的保险杠上都贴着黄色金属片，那是星期天英国在耶路撒冷军事移动的识别码。一个高大的浅色头发的年轻男子，身穿大衣，头戴巴勒斯坦警察的蓝帽子，从装甲车的炮塔俯身向他身后的卡车晃了晃大拇指。

“他们没事，”他向乔皮喊道，“他们和我一起来的。”

乔皮的一个守卫把头探进第一辆卡车驾驶室，和英国车手讲了几句话。然后他转身朝乔皮点了一下头。路障指挥官摆了一个友好的手势，示意他们沿雅法路进入耶路撒冷市中心。

装甲车炮塔下那位高大的金发年轻人不是英国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叫阿兹米·贾乌尼（Azmi Djaouni），他即将完成的行动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为了赎罪，他的余生将在开罗一所疯人院度过。他的装甲车后面尾随着三辆卡车，是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两星期前答应穆夫提实施一次决定性打击的工具，他希望这次打击将迫使耶路撒冷犹太人嚷嚷着求和。

然而，车队里确实有真正的英国人。埃迪·布朗和彼得·麦迪逊，两个曾经帮助摧毁《巴勒斯坦邮报》大楼的人就乘坐在贾乌尼装甲车后面的卡车里。这一次他们混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车队里，目的不是复仇而是赚钱。他们，还有另外两个同志对于这次行动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在拿到穆夫提答应他们参与部分行动的1000英镑中的一半前，布朗和麦迪逊一直不肯动身。

在每一辆卡车上，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爆破专家法乌兹·艾尔·库图布小心翼翼地装满了一吨以上的TNT炸药。他还别出心裁，搞了一个邪恶发明，在每辆装满炸药的车上，将两百磅钾粉和铝粉混合在一起，分装在十几只油桶里。他估算了一下，它们的存在将大幅提高爆炸的温度，并在被毁地区布满无数只微型莫洛托夫燃烧瓶。库图布将导火索固定在每辆卡车的仪表盘上。在导火索外套上金属管，这样一来，一旦点燃，导火索就无法被剪断或者和炸药分离。他们现在透过隔板盯着每个司机。只要得了钱的司机的手指一动，然后跳出卡车，导火线就将不可逆转地燃烧60秒。

街道上某地方尖厉的枪声惊醒了大卫·里夫林。他摇摇晃晃走到他的小阳台，睡眼惺忪地俯瞰着本·耶胡达大街。他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可爱的、明亮的早晨”。他向乔治五世国王大街望去，沉寂荒凉的大街上只看到一个送奶工，背着他的瓶子从一道门走向另一道门。他向右看去。那是空旷的锡安广场，环绕广场的屋顶上洒满了在那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第一道阳光。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阳台下面的本·耶胡达大街。三辆军用卡车停在那里。一辆停在隔着几道门的阿穆杜斯基（Amdursky）旅馆前面。第二辆紧跟在它后面，停在维伦奇克（Vilenchick）大厦前。第三辆恰好停在他的窗下。

里夫林回到卧室，在床边坐下。刚坐下，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我的上帝！”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要被炸飞了！”

几乎就在那一瞬间，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法乌兹·库图布的TNT炸药爆炸了。石头立面的六层楼高的维伦奇克大厦慢慢向外鼓起，然后猛地砸落到街道上。阿穆杜斯基旅馆的内部装潢缓慢而优雅地瓦解了。在街对面，两栋公寓楼仿佛被无比巨大的锤子敲击成碎片。几百人从他们的床上被抛到地面。几乎一英里范围内的窗玻璃全部被震碎。然后，在整个为之震动的城市还在回响着爆炸声时，一团火焰开始掠过炸碎的残骸。

敏娜·霍奇贝格在她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侄子离去时，卡车爆炸了。她刚刚为他准备了一顿温暖的早餐，在街头消失的那个年轻人是她最后看到的形象。强大的爆炸力令她瞬间身首异处。

在本·耶胡达大街16号，戈德曼餐厅五楼，乌里·沙斐尔（Uri Saphir），一位年轻的哈加纳士兵，从满是烟尘和石膏的卧室地板上醒来。沙斐尔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狗。他四处呼叫那动物。没有回答。在他面前，卧室的窗户成了一个大洞。他踉踉跄跄地走过去，透过烟尘向下面的街道上看去。在那里，他看见他的狗正紧张地绕着一堆残砖碎瓦奔跑。他旁边的部分窗框还悬在窗洞上。前一天晚上穿的长裤“像本·耶胡达大街上的旗帜”吊在晃动的窗框上。

一个被鲜血浸透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那是他的父亲。乌里把他裹在一条毯子里，背着他走下楼。沿途的一切似乎完全被摧毁，只有一件东西令沙斐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打鸡蛋仍然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邻家厨房的桌子上。

大卫·里夫林坐在窗边，毫发无损，渐渐散去的烟尘令他喘不过气来，忽然想到：“我还活着，我还活着。”他刚刚站过的阳台一直坚持了30秒才完全消失。然后，从隔壁的公寓里，他听到有人在呻吟。他摇摇晃晃地朝那声音走去。那是埋在一堆灰泥里面的斯特恩帮监狱的逃犯发出的声音。里夫林帮这个赤身裸体的人从瓦砾堆里挣脱出来，找了一条毯子盖在他身上。

他在烟尘中摸索他公寓里的通道，走到一个半裸男子的身影前，那身影在门口迟疑地摇晃着。他的脸被爆炸撕成了无法辨认的一团肉。里夫林听到一阵咕哝声，想来是在喊他的名字。他低下头，看到这个男人穿着自己的睡裤。里夫林哭了，因为他一下子意识到，他眼前所看到的，正是他那位渴望当明星的朋友阿弗拉姆·多里昂那张英俊脸庞的剩余部分。

随着本·耶胡达大街发生的惨案水落石出，震惊的民众把满腔愤怒对准英国人倾泻。伊尔贡组织命令向任何视野里的英国人开枪。枪战遍布全市。中午的时候，英国人在损失了十几个人之后，终于做了一件他们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命令军队撤出耶路撒冷犹太区。

这次爆炸是迄今阿拉伯人针对耶路撒冷犹太人实施的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虽然恐怖至极，但是结果却和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处心积虑要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场悲剧非但未能逼迫耶路撒冷犹太人求和，反而令他们团结一心，抵抗到底。他们与英国人的冲突，迫使委任统治当局多少放弃在城里犹太区的巡逻，就像他们数周前放弃在阿拉伯居住区的巡逻一样，更坚定了他们抵抗的决心。

本·耶胡达大街的废墟上搜索生者和死者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在大西洋酒店原先还有着楼梯间的墙壁上，一面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不知何故在爆炸中躲过一劫。它沐浴着冬天的阳光，飘扬了一整天。有人在旗帜下面放置了一块纸板。纸板上用大字母写着：“安静——好叫我们听见埋在废墟下面的伤员。”

入夜，两个酩酊大醉的英国人愁眉苦脸地捧着一瓶威士忌，紧挨着坐在开罗郊外的法鲁克国王最喜欢的夜总会“金字塔客栈（Auberge des Pyramides）”里。埃迪·布朗和彼得·麦迪逊到开罗来领取他们白天所作所为的另一半收入。现在，他们已经没有用处了，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除了冷笑和空手之外，什么都没有给他们。非但没有领到500英镑，反而被轻蔑地赶出了别墅。

一看到苏格兰威士忌酒就流口水的他们，已经准备好隐姓埋名度过残生，因为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将不得不生活在伊尔贡复仇之手的恐惧之下。伊尔贡要报复埃迪·布朗和彼得·麦迪逊的理由实在太充分了。在那个星期天的清晨，他们帮助运送到本·耶胡达大街的炸药杀死了54人。用他们的工资来计算，一条人命只值10个英镑，和他们那天晚上在开罗喝的威士忌价钱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