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Chap．36
“拿下拉特龙。”

多弗·约瑟夫有意无视屋外街道上阿拉伯军团的炮击，对着犹太代办处身边围着他的人侃侃而谈。

“懒惰是忧郁的源泉，”他警告说，“应鼓励大家尽可能过正常生活。”他要市民和平常一样，继续上班、购物，享受各种生活。尽管耶路撒冷事实上现在每天都处在炮火下，再也没有什么可出售的了，但是约瑟夫下令，食品店朝八晚四照常开放。为了让人们了解情况，他们应该每天发布新闻公告，这份公告被命名为《守卫者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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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人比这位加拿大律师更能表现出要过正常生活的决心，他成为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市民首领。他的袖扣别得紧紧的，皮鞋刷得亮亮的，领带系得紧紧的，只是肮脏的衬衫透露出他们所有人生活的窘迫。在耶路撒冷极度缺水，这些人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衣服了。约瑟夫顽强不屈、沉默寡言，却精力旺盛，富有奉献精神，自我要求极高，树立了一个领导者的榜样，希望他周围的人也能如此这般。就如他的一个部下所观察到的，他这个人“真正将耶路撒冷视为他的最高乐趣”。

什么都逃脱不了他的法眼。如果一名卡车司机想要五加仑汽油，约瑟夫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一家面包店一天少做了十块饼，约瑟夫就要求它做出解释。凌晨4点，他接听食品专家亚伯拉罕·皮克（Avraham Picker）的电话，以此开始新的一天。7点，约瑟夫就到了办公室。他的职员包括一个人事助理和两个秘书。他的一位部下回忆道，要跟上他的节奏“特别辛苦”。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对部下要求严格。

有一次，他的一个秘书实在累坏了，在他口授的时候开始打瞌睡。“约瑟夫先生，”她恳求道，“你要是再不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就要晕过去了。”

“你要是晕过去了，”他回答说，“我就拿水浇你，然后我们继续干活。”

每天食物分配完毕之后一个半小时，约瑟夫就在锁入书桌的一本黄色文件夹里取出账本，记下这一天的支出。文件夹封面没有标签。没有人知道它所包含的严峻事实，约瑟夫精心组织，巧加安排，竟然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全市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约瑟夫和他的员工一样，靠着犹太代办处食堂规定的定量生活：一个果酱和蜜糖三明治、一杯淡茶。从凌晨4点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午夜时分结束，他靠着一盏电池供电的灯泡发出的光亮，单独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

只要稍有空闲，约瑟夫就徒步穿行在整个城市，反复说着一句话，都几乎成了他自己的圣歌：“Yihiyeh tov.一切都会好的。”尤其是在他追求坚持过正常生活，强迫下属每天三次坐在一只没有洗的盘子面前，至少感受一下肉食的味道。

约瑟夫在盘子里放的东西越少，就越是表明事实上耶路撒冷的形势到了何等糟糕的地步。到5月20日耶路撒冷犹太市民的配给只相当于一天900卡路里，仅比日本市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的配给一半略多一些，只比贝尔根·贝尔森（Bergen Belsen）集中营的配给多200卡路里，和日本战俘营的配给大体相当。

阿拉伯人的炮击和寻找食物是全城关注的重点。约瑟夫看到，白天街道上阒无一人，“一种极大的沉默在整个城市里弥漫”。没有电力的夜晚一片黑暗，死气沉沉。为了将阿拉伯人的炮击和水分蒸发的后果降到最低，用水的配给在半夜进行；尽管如此，在围城期间还是有6名运水志愿者被炸死。甚至还有卖水的黑市，每夸脱2.65美元。

维也纳咖啡馆成了该市的贸易点。香烟便是它的货币，到5月20日，一根香烟值一块面包、两听沙丁鱼罐头或者一听鲱鱼罐头。还有意外的收获。有一家工厂恰好还生产葡萄糖。把它和水混合在一起，制作一种给孩子补充能量的糖水。

每一个耶路撒冷人对这些悲剧性的日子都有特殊的记忆。对于西坡拉·波洛斯基（Zipora Borowsky）而言，那是她跑到耶路撒冷市中心，给她自己和每个伯哈基琳的寄宿生带回一只鸡蛋。经过抽签选出她去领回那批鸡蛋，这样就只有一个犹太人暴露在阿拉伯人的炮火之下，但她和那批鸡蛋一起跌倒在寄宿学校的台阶上。她飞快地把破碎的鸡蛋拢在一起，做成了一盘泥土炒鸡蛋。

在泽夫·便雅悯看来，一个令人不忍目睹的景象便是耶路撒冷的狗。“它们简直骨瘦如柴，”他记得，“它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一个垃圾箱跑到另一个垃圾箱，却发现这些垃圾箱干干净净的，好像刚从流水线下来似的。”

*　*　*

卡尔米·恰尼和他阻击阿拉伯军团装甲车的机枪小组，注视着他们受命安置机枪的这幢大楼。恰尼想，这里至少可以安全地避开阿拉伯军团的炮火。

连续作战48小时，这位纽约客已精疲力竭，仰面八叉躺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儿。就在他开始打鼾时，一种奇特的、美味的香气钻进了他的鼻孔。那是稀有到他几乎已经忘记的美味——巧克力。恰尼爬起身，和同志们冲进隔壁房间。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竟然身处一家巧克力工厂。于是，他们发疯似的在这幢大楼里搜索主人留下这一稀有物品的碎末。这次搜索一无所获。他们只找到几块腐败的巧克力，就是大楼里的老鼠也没碰一下。

几百码开外，三位哈加纳成员在夜色中爬行，寻找另外一种不同的财富。约瑟夫·尼沃、雅各·本－乌尔和米什卡·拉宾诺维奇胳臂和膝盖流着血，衣服破烂不堪，三个黑影蹑手蹑脚，分散在圣乔治路上匍匐前进。阿拉伯军团丢弃的三辆装甲车，炮塔里装满弹药、机关炮和无线电通信设备，这些都是可能的意外收获。如果它们还能使用，尼沃的装甲部队就将实力倍增，他决心把它们带回自己的队伍里去。

莎拉·米尔斯坦从曼德尔鲍姆大楼的一扇窗户里，用她未婚夫的布伦式轻机枪掩护这个三人小组。紧张的拉宾诺维奇相信，有一个阿拉伯狙击手正在跟踪他们，都能够听见自己头骨崩裂的声音了。他爬向一堆垃圾做掩护，心里又惊又怕。有一根骨头赤裸裸地指向夜空，就像遭到森林大火烧剩下的树一般。原来他躲藏在一堆被加德纳的燃烧瓶击中的阿拉伯军团士兵的残肢断臂后面了。

因为害怕挂彩手臂上的石膏在星空下闪光，拉宾诺维奇在上面抹上泥巴继续前进。他和尼沃把绳子固定在装甲车的前桥。雅各·本－乌尔操控着装甲车上的布伦式轻机枪，哈加纳偷来的英国警用装甲车滑行到公路上面，打算把装甲车牵引回去。拉宾诺维奇爬进阿拉伯军团的装甲车放下空挡。领头的装甲车开始慢慢将其拖上公路，向曼德尔鲍姆大楼驶去。

几分钟后，第二辆装甲车也如法炮制。就在它开始移动之际，另一个黑色物体开始沿公路朝相反方向移动。那是第三辆装甲车。就在尼沃和他的同伴们采取这一回收行动时，阿拉伯军团的扎尔·艾尔哈维尔（Zaar Errhavel）则在几十码外这条道路的另一头做着完全相同的事情。

*　*　*

距离耶路撒冷两千英里外，另一些人也在为武器所操心，那些正是大卫·本－古里安曾答应将扭转新国家所卷入的战争局面的武器。他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捷克小镇萨特克（ atec），不久之前它还属于纳粹占领的苏台德地区的一部分。小镇外围还储藏着以户·阿弗里尔的最新成果。为了确保拯救以色列的空勤人员、飞机和设备能够按时到达，阿弗里尔说服他的捷克朋友借给他一个完整的空军基地。就在美国和苏联正在滑入冷战的泥潭之际，在阿弗里尔的指导下，一个主要由美国工作人员组成的机场在铁幕背后悄然形成。

5月20日，星期四，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迅速变身为空军基地的萨特克小镇开始运转。本－古里安连续三天都在催促阿弗里尔将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运往以色列。新生的犹太国家的天空仍然是埃及空军的专有领域。飞机每晚都轰炸特拉维夫，它们的攻击几乎不受任何挑战。48小时前，一颗炸弹落在该市公共汽车站，炸死41人。

只拥有一架飞机的大洋贸易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兼老板从巴黎，他们上一次飞巴勒斯坦后休息的地方，被召唤到了萨特克，他们惊奇地看着阿弗里尔的手下。他们正在试图将他们动荡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不同寻常的一批货物装进DC-4舱门：拆卸开来的梅塞施米特109机身。六星期前，大洋贸易公司的机组人员为哈加纳送去了第一批捷克武器，现在又要为以色列空军运送第一架战斗机。

也就是说，要找到一种将它放入他们的DC-4的办法，他们还真成了这样的人。起初，不管阿弗里尔的手下如何摆弄战斗机的机身，它总是挂在舱门口。一想到弥足珍贵的梅塞施米特，可能就这样滞留在这条距离急盼它现身的国家之外两千英里的小跑道上，阿弗里尔就感到不寒而栗，他痛苦地注视着工作的进展。他的手下以手表制造商的技巧，精确地操纵起重机，滑动、推拉，终于将DC-4笨重的机身塞进了货舱。以色列人、捷克人和美国人爆发出胜利的呐喊。然后，为了在抵达以色列后尽快投入战斗，这架DC-4塞满了炸弹和机枪子弹。以色列空军的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末底改·霍德（Mordechai Hod）和以兹尔·魏兹曼（Ezer Weizmann）爬上飞机。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位前去装配飞机的捷克机械师。

八小时后，就在快要接近以色列海岸线时，DC-4受到了让人惊讶的欢迎。“唐·何塞”·阿拉兹的希斯巴诺－苏莎（Hispano-Suiza）高射炮齐射出来的曳光弹突然把它团团包围。埃及彻底掌握了特拉维夫的制空权，因此犹太高射炮手想当然地觉得，这架越飞越近的飞机只能是阿拉伯国家的。

飞行员在炸开的炮弹阵里左冲右突，朝着英国皇家空军阿基尔（Akir）机场飞去，那里距3月31日夜晚降落的机场不远。机上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比DC-4的飞行员更渴望看到这次历史性的飞行早早结束。此刻，他似乎并不在乎他的使命对于以色列生存的重要性，这位前密尔沃基会计师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他的巴黎之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带给他的极其痛苦的纪念品。他对那些跑过来向他表示祝贺的兴高采烈的以色列人悄声低语：“快，给我找一位医生，再弄些青霉素！”

海法港的码头工看着从蒸汽轮“艾斯戈（Isgo）”号货舱里卸下的货物，越发感觉到不可思议，不知道它们能够为这个国家的战争做出什么贡献。谢尔·费德尔曼在那个圣诞节灵机一动所购买的货物，以及更加实用的24辆半履带车，终于到货了。

“艾斯戈”号运来的半履带车，还有另外三船战备物资，以及大洋贸易航空公司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代表着以色列存在的第一个星期里，哈加纳海外储备运抵以色列港口的仅有的武器。将武器从地中海的这一头运到另一头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哈加纳作战计划人员的想象。肆虐中东的冲突令船主、保险公司和船长们都十分小心，非常不愿意向这个新国家运货。有些国家，尤其是严禁运输武器到交战国的美国，迫使哈加纳采取复杂耗时的运输路线。虽然本－古里安办公室天天都发出愤怒的电报，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焦虑的延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武器的需求程度却达到了极点。尽管哈加纳顽强抵抗，但是阿拉伯人的火力和武器略胜一筹，不可逆转地打破了和犹太军队的平衡。战争打响后48小时，本－古里安就问他年轻的首席作战局长，以现有武器装备，哈加纳能否再抵抗两个星期。伊果尔·雅丁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把握。

南部形势最为严峻，埃及人兵分两路纵队，稳扎稳打，向北挺进。它们由10000名官兵、15架飞机支援，拥有英国谢尔曼和玛蒂尔达坦克的一个坦克团，以及25磅野战炮组成。在他们的战区内有27个犹太定居点，其中只有五个拥有30名以上的守卫人员。守卫这些定居点的部队只有两个哈加纳旅。一个是800人的内盖夫旅，装备两门20毫米榴弹炮、两门大卫炮和10发炮弹。2700人的第二旅驻扎在滨海地区，除地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外，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

在遭到前去攻打的两个定居点的激烈抵抗后，挺进特拉维夫的纵队司令决定，只要沿途的基布兹对沿海公路不构成威胁，就绕过它们。到哈加纳的第一架梅塞施米特进入以色列时，他的纵队正在攻打沿途一个他绕不过去的基布兹，雅德·末底改（Yad Mordechai），内盖夫最古老的基布兹之一。这个以1943年华沙隔都起义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定居点正好位于沿海公路旁。埃及人一旦拿下了它，就可一路北上，直扑距离特拉维夫仅30英里的亚实基伦。

埃军第二纵队主要由阿赫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Ahmed Abdul-Aziz）上校指挥的穆斯林兄弟会志愿军组成，他们一直在纯阿拉伯地区挺进。讽刺的是，他的部队几乎沿着法老时代以色列之子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完全相同的路线行军。自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但是，这并不妨碍阿卜杜勒－阿齐兹每进入一个阿拉伯人的村庄，就宣布获得一次“胜利”。现在，他已经过了西布伦。由于伊西翁村已经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部队和距离新耶路撒冷中心不到两英里的拉马特·拉结定居点之间，已经没有一个犹太士兵了。

犹太人之所以还没有陷入绝境，是因为其他阿拉伯人军队相对而言比较消极。阿拉伯军团5月19日突袭谢赫·贾拉，是该军团迄今为止唯一采取的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原定两星期进入海法的伊拉克军队仅限于发射几颗炮弹，对敌实施空中打击而已。

尽管如此，北面的叙利亚军队在30辆包括法式雷诺坦克在内的装甲部队占领了三个定居点，并且正向另外两个定居点，德贾尼亚（Degania）A和德贾尼亚B实施攻击。这次攻击乃是大卫·本－古里安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的老友德贾尼亚B的领导，前来央求他给他一门野战炮抗击叙利亚人的装甲车。本－古里安极其难受地说：“我们没有大炮。我要是有，就一定给你。也许明天会有，但是今天没有。你只能回去告诉你的人，以你们拥有的任何东西和他们战斗。”

本－古里安知道，他的这些话，意味着这些人将要死于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望着朋友消失的背影，本－古里安成年后第一次让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他再次流泪，几乎是20年以后的事情——那天，他向全体人民宣布，他将退出公共生活。

*　*　*

约瑟夫·尼沃和他年轻的加德纳士兵取得的战绩，遏制了阿拉伯军团的第一拨冲击，但是沙提尔面临着其他日积月累的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来自南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装甲车已经到了伯利恒。5月21日星期五下午，埃军开始轰击拉马特·拉结基布兹，预示着这里即将掀起一场大风暴。

第二个关键区域是老城的犹太区。这里部署着阿卜杜拉·泰尔少校的一个营和十个在南斯拉夫、英国人和德国志愿者领导下的50名游击战士，其指挥官是前党卫军中尉罗伯特·勃兰登堡（Robert Brandenburg）。此外，泰尔还领导着法乌兹·艾尔·库图布的爆炸小组和几十名哈吉·爱敏的非正规军。

阿拉伯军团司令甫抵耶路撒冷就接管了热德学校的指挥部，悄没声息地、但是坚定地让那些毫无组织地占据在那里的人搬走。泰尔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老城地图。犹太区四周钉着红色大头针，表明他手下所占领的地方。泰尔制止了非正规军杂乱无章的攻击行动，决定有条不紊地从四面八方冲入该区。每占领一个犹太堡垒，他就命令将其摧毁。这样一来，他的敌人就不能再将其收回，敌人的领土就会逐渐萎缩。泰尔的红色大头钉缓慢向前蠕动。他选择这种战术的原因之一就是：拯救他众多部下的生命。

摩西·拉斯纳克立刻看穿了他的战术。他看见自己被缓慢地然而无情地驱离他的地盘。帕尔马赫离开锡安门，也让他有了另一个痛苦的发现。派来的增援部队根本不愿意投入战斗。一些人混进犹太会堂，消失在平民中间。其他人则抱怨，他们根本不应该在那里，拉斯纳克感叹道，他得到的不是80名战士，而是80张要供养的，还要受其颐指气使的嘴巴。

阿拉伯军团的第三个目标，是耶路撒冷的最大建筑，法国圣母院三层楼的朝圣宾舍。圣母院共有546个房间，各以法国圣人和出资建造该大楼的法国慈善家命名，它简直就是一个由房间和窗户组成的大蜂房，是位于耶路撒冷心脏地带的朝圣者的希尔顿宾馆。尤其是它巨大的花岗岩大楼突出体现了19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在精神上对圣城的依赖感的背后，还有物质和政治方面的考虑。

这幢建筑缘起于普法战争结束法国天主教徒到耶路撒冷“忏悔朝圣”后在回国轮船上举行的一次募捐活动。第一份募捐呼吁书这样写道：“不单是为朝圣者建造一个临时落脚点的问题，而是面对敌人树立起我们自己的民族纪念碑，它体量庞大、建筑宏伟，见证了我们对耶路撒冷的关怀，我们对在这里拥有的世俗权利的关怀。”每个法国教区的天主教徒都被要求“捐赠一个法郎，奉献一个拿破仑金币”，以便在耶路撒冷的法国人“将不再是一个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而是安顿在自己的宫殿里，和她的敌人棋逢对手；它不仅代表着精神的，还代表着物质的利益”。它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一座21英尺长、6吨重的圣母雕像，向着耶路撒冷的天际线献出圣婴，而且绝非出于偶然，俯瞰着附近俄罗斯教堂的三个洋葱式圆顶。圣母院于1888年动工，法国领事宣称，这幢建筑“是法国天主教的一座伟大纪念碑，此地俄罗斯的诸多民众和建筑都快把我们压垮了”，一语道破了它的重要性。它实际上是一个法国荣耀的巨大纪念碑，圣母院的每一块石头都展现了它的宏伟。

5月19日，经过一夜苦战，哈加纳夺回了这幢大楼。从那时起，就像曼德尔鲍姆大楼一样，它也由一批加德纳年轻人守卫。人到中年的保家团、医生、律师、商人则是他们的补充力量，他们17岁的同志必须教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何射击。

在约翰·格拉布看来，圣母院乃是打开耶路撒冷大门的枢纽。他深信，只要这幢大楼还在犹太人手里，他的部下就攻不进新城。事实上，因失误而在曼德尔鲍姆大楼中了约瑟夫·尼沃埋伏的装甲车，本来应该对这幢建筑实施攻击的。如果格拉布的贝都因士兵能够占领圣母院而无重大人员伤亡，他就有足够信心，放手让他们逐屋争夺，占领新城。如果他们不能，他就将不得不用其他战术来征服耶路撒冷。

大约就在圣母院对面，另外一个法国机构正在经受着一场严峻考验。圣灵降临节那天逃离修道院的五位补辱会修女，得知她们的修道院还没有被占领，就又回到了她们原来的住处，希望她们的出现多少能够使这幢建筑避免陷入争夺。但是这一希望落空了。双方的狙击手们看见在这幢他们以为已经弃守的大楼里修女的身影，都误以为修道院被对方占领，就一齐向她们开火。

陷入交叉火力的修女们惊恐万状，挤在经常礼拜的有穹顶的教堂圣体面前。领头的艾美兰修女（Sister Emérence）有了一个看似特别妥当的想法：她从窗口挂出一面修道院黄白相间的旗帜。

这只是令阿拉伯人和哈加纳士兵愈发感到困惑。双方都不知道旗帜的含义，认为那是怀有敌意的表示，就更加激烈地开火。交火中，一颗燃烧弹点燃了修道院的一幢大楼。绝望的修女在修道院窗口猛打手势，终于，大街对面的法国医院院长热内·鲍威尔（Réne Bauer）博士看见了她们，打开大门。她们提着裙子，冒着枪林弹雨逃进医院。

然而，她们的痛苦还没有因此结束。第二天，艾美兰修女注意到，哈加纳从鲍威尔博士的办公室到修道院之间架起了一张电线网。在这位法国医生的抗议下，部队占领了医院。艾美兰修女问：这张网有什么用？鲍威尔耸了耸肩。他说，哈加纳也许要在修道院架设一台电话。错了。由于没有地雷，没有反坦克武器，哈加纳不得不动用任何一种他们能够动用的战术，堵住阿拉伯人的装甲车。在惊恐的艾美兰修女的眼前，她和她的姐妹计划安度余生的修道院就这样被炸掉了。修道院的墙壁、砖块和木料倾泻而下，流入苏莱曼大街，形成了一道阻遏约翰·格拉布装甲车自由通行的坚固的、天赐的路障。

*　*　*

大卫·本－古里安痛苦地望着他玻璃办公桌面上一堆散乱的电报。整整一天，他最为关注的前线给他送来了一连串警报。由于食品和弹药日益短缺，在北部阿拉伯军团和南部埃及人的双重威胁下，耶路撒冷局势万分危机，如果找不到某种办法去帮助该市，灾难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本－古里安下定决心要找到一种办法。“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国家，”他后来写道，“却又要失去我们的首都。”他觉得哈加纳低估了耶路撒冷的险境，因而大为震怒。“他们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本－古里安认为，“他们只是习惯于保卫乡村。”

“我知道，”他后来回忆说，“一旦民众看到耶路撒冷陷落了，他们就会丧失信心，丧失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对胜利的希望。”他以前从未直接干预哈加纳的战术问题，但是今晚他要这样做。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他还是把伊果尔·雅丁和他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

三个星期前，本－古里安前往被围困的城市时，沿途思考过耶路撒冷面临的战术上的难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和约翰·格拉布、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一样，大卫·本－古里安确信，耶路撒冷的关键就在拉特龙。那里山头上突然出现的他最害怕的阿拉伯士兵，更是给这座城市增添了难以估量的险情。他还不知道帕尔马赫士兵数小时前已经占领了那些山头，现在，他命令首席作战局长：“我要你占领拉特龙，打通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雅丁愣住了。在这个指挥各路哈加纳大军的年轻考古学家看来，那天晚上哪条战线都比耶路撒冷更加重要。如果雅德·末底改陷落，埃及人的推进将威胁特拉维夫。整个加利利似乎受到叙利亚人的威胁。他相信，耶路撒冷能够挺住。“如果我们照他的想法去办，”雅丁认为，“我们能救下首都，却会失去整个国家。”只有抵挡住汹涌而来的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然后才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首都。不管怎样，他告诉本－古里安：“从正面进攻根本无法拿下拉特龙。我们必须花较长的时间，打击他们的侧翼。”

本－古里安坚持自己的立场。雅丁的时间表不是他要的时间表，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耶路撒冷已经顶不住了，”这位犹太领袖说，“要是照你的计划，等到我们占领了拉特龙，哪还有什么耶路撒冷让我们去拯救！”

说完，本－古里安看到他的年轻下属脸色煞白。雅丁挥手一拳头砸在了桌子上，桌面玻璃被击得粉碎。这位年轻人抹了抹拳头上流下的血滴，眼睛直勾勾盯着他的领袖。

“听着，”他勉强控制住愤怒的情绪，压低嗓门说，“我生在耶路撒冷。我的妻子在耶路撒冷。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耶路撒冷。我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把你和耶路撒冷捆绑在一起的东西，更加牢固地把我和它捆绑在一起。我应该同意你把所有的一切都派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今天晚上，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靠着我们已经提供给他们的，他们能够挺得住，我们需要我们的部队去应付比耶路撒冷更加危险的局势。”

本－古里安对雅丁的意外暴怒感到震惊，就像一个摔跤手一样垂下头，明确表示他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推开办公桌上的玻璃碎片，坐回到椅子上，镇静地看着雅丁。然后，他给了他一个直截了当的、不容置疑的命令：“拿下拉特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