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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Chap.37
通往应许之地的门票
执行本-古里安命令的任务交给了这位镇定自若的哈加纳老兵,他曾经在纳哈拉伊姆基布兹接待过格拉布·帕夏的密使。当时,德斯蒙德·戈尔迪上校曾向什罗莫·沙米尔暗示,格拉布希望巴勒斯坦和平分治,而现在,戈尔迪就要带领这个新生以色列国家创建的首批军事力量,迎击格拉布的阿拉伯军团强大的军事力量。
33岁的沙米尔生于俄国,在为哈加纳工作之前,曾做过店主、印刷工、艺术家、电工和环球旅行家。本-古里安之所以任命他为七旅指挥官,不是他有哈加纳背景,而是因为他曾在英军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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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击阿拉伯军团之前,这位新上任的第七旅指挥官必须首先将这个旅组建起来。这个旅有一半是从现有连队调配给他的,其余将从培训基地和指挥部的预备役士兵那里招募,或者坦率地说,正如沙米尔所言:“就是在特拉维夫人行道上拉壮丁。”
沙米尔用哈加纳的军需官给他的几百镑,在特拉维夫布里斯托尔酒店征用了三个房间,设立起指挥部。他打电话,在迪岑哥夫大街的露天咖啡馆徘徊,并且往南方和北方都派去侦察员,想方设法为七旅招募骨干军官。由于最佳人选早被挖走,于是他从记忆深处寻觅见过并欣赏的战友的名字。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维维安·赫尔佐格,那位举止优雅的皇家卫队前军官、哈加纳情报局与耶路撒冷英国人的联络员。一架派珀公司的小熊飞机将赫尔佐格送往特拉维夫,成为沙米尔的首席作战长官。他发现布里斯托尔酒店三间客房的氛围一点也不像他所了解的英军指挥部。“有点令人愉悦的混乱,”他回忆道,“男人们不分上下级,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试图在两天内就搞定英军9个月才能搞定的事情。”
为了带好他的两个营,沙米尔求助于两位俄罗斯同胞。一位是哈伊姆·拉斯科夫,刻苦钻研克劳塞维茨的犹太旅前上尉,当他还是一个在贝伦齐纳河边捡拾拿破仑士兵军服纽扣的孩子时,就发现了自己对军事的爱好。他被派去领导的营原系帕尔马赫的作战部队,其非现役军官情愿留在南部与他们的帕尔马赫兄弟坚持战斗,因此早就不知所终了。他有在约瑟夫·阿维达尔(Joseph Avidar)车间里匆匆拼凑组装起来20多辆装甲车,以及哈加纳的圣诞老人谢尔·费德尔曼的第一条船刚刚送来的12辆半履带车。
拉斯科夫的车辆缺少轻机枪、子弹、无线电通信和工具包。司机不知道如何驾驶熄灯的或者放下装甲板的汽车。拉斯科夫注意到,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该往前轮打多少气” 。用拉斯科夫自己的话来说,他指挥的这个像模像样的、命名为“第79机械化营”的队伍,简直就是一个恶搞的装甲部队。
沙米尔的第二营指挥官,29岁的兹维·胡尔维茨(Zvi Hurewitz),是奥尔德·温盖特独创的夜间别动队老兵,分配给他的任务更加艰巨。他的第72步兵营,还只是存在于其命名者充满希望的想象里。他要招募处在不同训练阶段的100名新兵,作为该营的核心力量。为了得到这些士兵,胡尔维茨火速赶到特拉维夫郊外泰尔·哈舒梅尔(Tel Hashomer)医院,现在那里用作了训练中心。他向沙米尔报告,他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就像“一个东方巴扎”,“好几个旅正在那里抢人,仿佛他们就是一小块面包,如果你不挤进去混战一番,你就只能得到一些碎屑了”。
胡尔维茨将这100人招至麾下,就问沙米尔,其余人从哪里来。沙米尔把胳臂伸向天空。“谁知道呢?”他说,“明天我们就会见分晓。”
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军团对老城犹太区的袭击丝毫没有减弱。阿卜杜拉·泰尔把装甲车和6磅反坦克炮拉上橄榄山以支援他的攻击。他们每天向该区发射200发炮弹。
哈加纳首个陷落的重要堡垒是尼散·贝克会堂,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其圆顶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捐赠的。它对拉斯纳克的防御计划而言至关重要,于是哈加纳坚守阵地,顽强战斗。预备役士兵从犹太区四面八方赶来助一臂之力。女孩子在男人们面前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以斯帖·凯琳戈从一个岗哨跑到另一个岗哨,运送弹药,照顾伤员。16岁的犹滴·加哈兰(Judith Jaharan)接受过护士培训,被迫充当起了一个步兵的角色,保卫她出生的街道。
由于无法侦察到所有指挥向其手下开火的阵地,一个阿拉伯军官转而求助于一个收租人,他从事的职业虽说人见人厌,但对该区的建筑了如指掌。这个收租人身着西装,头顶红色毡帽,仿佛出门巡游似的,把那些建筑一一挑选出来,一名狙击手从其房客的窗口一枪干掉了他。
法乌兹·艾尔·库图布最后下令八名部下迅速穿过一片空地,将炸药放到犹太会堂的地基上。他们全都非死即伤,再无一人志愿做第二次尝试了。库图布希望迫使他的手下以他为榜样,便全速穿过那片空地。当他冲到会堂的地基处,却发现无一人尾随其后。他像蜘蛛一样紧贴墙壁,直到一个突尼斯人——他曾许诺给这人娶个老婆——背着一包55磅重的炸药冲了过来。
炸药根本无法架到墙上。
经过三次失败,库图布终于设法在会堂墙上炸开了一个洞,一批阿拉伯军团士兵穿过烟雾,冲进尼散·贝克会堂。
库图布确信哈加纳定会组织反攻,而拥入会堂的非正规部队也很快就会动手抢掠,于是他决定用220磅炸药摧毁它。他的一名最强壮的追随者,一个绰号叫鲸鱼的独眼铁路搬运工,蹒跚着背着炸药上来了。一声可怕的巨响震撼了整个地区,摧毁了这幢建筑的核心部分。硝烟散尽,炸弹造成的可怕的破坏显露出来,库图布听到周围犹太阵地上发出一片惊叫声。
但这惊叫声很快就被一阵胜利的欢呼声所取代。一个哈加纳小组在犹滴·加哈兰的率领下实施反攻,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了尼散·贝克会堂还在冒烟的废墟。库图布不幸而言中,非正规军们把时间花在了抢掠会堂上。哈加纳发现,在反攻中被打死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尸体,腰上缠着祭台上的布匹,衬衫里面塞满《托拉》的书页,口袋里还揣着吊灯和台灯。
犹太区要幸存下来,仅有尼散·贝克会堂守卫者那样的勇气是不够的。又有两次冲击锡安门的努力功败垂成,失败情绪牢牢攫住了许多守卫者。那天晚上,尼散·贝克会堂再一次陷落,犹太区的两位老拉比,向新城的同事传递了一个绝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消息:“社区即将在屠杀中完结。以本区居民的名义,我们发出绝望的呐喊,快来帮帮我们吧……唤醒那些高级机构,唤醒整个世界,快来拯救我们吧。”
那天晚上,同样严重的警告响彻犹太人的伯哈基琳。就像海边瞭望哨警告海滨居民潮汐即将到来一样,这个居住区的保家团员走街串巷,大声通报拉马特·拉结陷落的消息。这一回埃及人真的是到他们的家门口了。在征服了一连串阿拉伯地区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上校终于可以在他的功劳簿上加上一个犹太地区了:经过24小时不间断炮击,终于打开了一条通道,到夜幕降临时,他的手下横扫了这个已成废墟的定居点。现在,他的装甲部队报告,正向伯哈基琳进发。
小伙子们挨家挨户呼吁“还有两条胳臂两条腿的”全都出来修建路障。女人们穿着浴袍、带着卷发器赶来了,男人们匆匆穿上睡衣或裤子赶来了,儿童套着汗衫、穿着拖鞋赶来了。清晨,天空还挂着一轮满月,整个社区便开始工作。有疝气和心脏问题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喘着粗气给防御工事搬运石头。12岁的小孩子使出浑身力气将手推车推上路障,比他们更小的孩子,则抱着能够搬得动的石头跟在他们身后。女人们在地里四处搜索,把石块装进她们的菜篮子。如果说伯哈基琳要成为第二个抗击阿拉伯军队的耶路撒冷犹太社区,那么,当地的居民下定决心,要为这座城市的其他地区树立一个榜样。阿卜杜勒-阿齐兹士兵每攻占一个犹太家庭,都必须付出代价。
缓缓地,就像一个老人呼出了一口气,这条从一批等着废旧金属商收购的旧船中捞出来的大船穿过壮丽的海湾,烟囱管里吐着黑烟,像一把大伞似的。此刻,这艘战前很久便已建造起来的、可运载800名一等舱乘客的“卡兰尼特(Kalanit)”号,其甲板、通道和货舱里挤满了人,他们怀着敬畏之情,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海法港和港口外卡梅尔山的青翠山坡。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个港湾乃是他们多年梦想的顶峰,也是七八年前希特勒东进浪潮中,从中欧某些地方开始的远洋旅途的终点。他们中有些人就像被猎人追逐的动物一样逃入莽莽森林,和游击队员并肩作战,直到解放。其他人则被掠入德国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在毒气室的入口,目睹600万同胞灭绝,最后迎来自由。
他们迫切期待的盟军胜利,将他们从一个铁丝网环绕的营地转入另一个营地,就是在这些无家可归者中心,哈加纳找到其中大多数人。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他们渴望和欧洲以外他们的同胞团聚,他们不再信任欧洲了,这个把他们出卖给纳粹压迫者的欧洲。
哈加纳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作为他们前往以色列的回报,只要求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打仗。在地下军队的非法移民服务网络的组织下,他们秘密地集合在一起,有些人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然后被运送到港口登船。最重要的港口是马赛附近的塞特(Sète)港;7个月前,在塞特港的码头上,今天“卡兰尼特”号上的一些人曾搭乘另一艘同样拥挤不堪的船来到海法。然而,“出埃及”号未能在卡梅尔山脚下的水域下锚,不幸的人们只好返回欧洲,再一次解散,住进一些新建的营地。
在公海上,在这条运载他们的破船“卡兰尼特”号上,当移民们听说即将前往的那个国家赢得了可以公开、合法地接受他们的权利时,不由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演讲,没有漂亮的女孩手捧鲜花站在海法港欢迎他们。他们从甲板上往下张望,迎接他们的唯一景象,是等在一旁的一列旧大巴士的黄色车顶。
陪同这些德国和罗马尼亚移民一起抵达的年轻军官马提·梅吉德(Matti Megid),看到一辆黑色奥兹莫比尔轿车滑过码头,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两小时后,在特拉维夫海滨一幢粉红色建筑里,梅吉德匆匆走进人声鼎沸的办公室。在办公室一头的桌子后面,梅吉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脑袋,长满乱蓬蓬的白发,正埋在一份名单里面,那是“卡兰尼特”号乘客名单。白发男子头也没抬,就开始向梅吉德提问。
“他们有多少人?”本-古里安问。
本-古里安想知道一切: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年纪多大,参加过哪些军事训练。然后,这位老年领袖突然抬起大脑袋望着梅吉德。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他问。梅吉德点一点头。本-古里安又说:“因为我们要用他们。”
“不会马上就用吧?”听到话题转到这个方向来,年轻的军官不由得开始焦虑起来。
这位犹太领袖盯着梅吉德,对他的话多少感到有点惊讶。“这不是你要焦虑的事情。”他回答。
梅吉德突然意识到,他带到以色列来的移民将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卷入一场还尚未准备好的冲突,以换取进入这个新生国家的权利,梅吉德恳求本-古里安不要让他的手下那么快就投入战斗。听着他的话,本-古里安显然有些烦躁。
“你不明白,”本-古里安说,“你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重。”
然后,他伤感地补充道:“我们要用他们所有人。”
正如什罗莫·沙米尔所预言的那样,随着新的一天到来,兹维·胡尔维茨遇到的兵力不足的问题还真的见了分晓。450个移民从海法码头直接被带到泰尔·哈舒梅尔(Tel Hashomer),成为胡尔维茨第72营的普通一兵。这位俄罗斯出生的军官看着他们从黄色大巴士鱼贯而下,在他面前列队。他们都是些年轻人,从塞浦路斯的英国拘留营来的,都晒得黑黑的。其他人则是灰灰的、白白的。他们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布袋或一只易碎的手提箱,里面塞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他们有蓝眼睛的波兰人,有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有冷峻的保加利亚人,有南斯拉夫人,还有俄罗斯人,他们的金发就像太阳晒过的稻草。他们全都是精瘦精瘦的,目光流露着几分狡黠,透露出他们来到海法前曾历尽苦难。
胡尔维茨看着450名新兵在医院的大院里列队,决心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来到的新营房,赋予了他们之前在其他目的地的不幸生活以绝无仅有的荣耀。他向他们致欢迎辞。但是胡尔维茨刚一开口,便从他们漠然的眼光中意识到,他的这个营简直就是一座巴别塔,显然,除了希伯来语,说啥话的都有。
他把当书记的波兰军士叫来,把他的话翻译成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欢迎加入以色列陆军,”胡尔维茨继续发言,“我们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你们的到来!时间紧迫,耶路撒冷万分危急!我们要去救她!”刚说出最后一句话,胡尔维茨就感受到自己被一种震撼的情绪所包围。这个受诅咒的民族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苍白的脸突然焕发出生机,从他们的嘴里爆发出一阵发自内心的、胜利的呐喊。
他把这些人分成四个连队,发给他们步枪。虽然三分之一的人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但从未用过手中的武器,英式李·恩菲尔德步枪。连队再分成排和班,尽可能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编在一个单位里。每人发给一套简单的制服。由于互不认识,又认不出谁是官谁是兵,胡尔维茨命令中士和下士在衬衫的肩膀上缝上一条红丝带。
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排长、班长都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只会说希伯来语。胡尔维茨自忖:能指望他们率领那些听不懂他们命令的人冲锋陷阵吗?他把他们召集起来,以便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说:“看吧,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就把他们当小孩子吧,就教他们打仗必须知道的几句简单的话。”不久,胡尔维茨便发现,从泰尔·哈舒梅尔的空地上开始发出奇怪的咕哝声,几百种声音慢慢汇成一连串音节。以士师和先知时代的语言,第72营的新兵正在学说他们希望用来拯救耶路撒冷的话。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约翰·格拉布的两门6磅大炮终于被拖到了老城的城墙上,从苏莱曼大帝的建筑师四个世纪前设计的、用于弯弓射箭的射孔里伸了出来。在大马士革门附近,沿着城墙排着两挺维克斯机枪。城墙下的地面,排着八门两英寸迫击炮的炮位。在有一个天然凹陷的希律门前面,设置着一件最重要的武器:一门25磅的野战炮。5月23日,星期日中午,这支炮兵部队无一例外锁定同一个目标——由“忏悔的朝圣者”捐建的法国圣母院,真的要为建造者的巨大野心忏悔了。
芬迪·奥美士(Fendi Omeish)中尉透过25磅野战炮的瞄准器望了最后一眼。大炮直指圣母院入口正中的贞女马利亚的雕像。他将目标向左移了一点。“尽量不要打到马利亚。”他对一样虔敬崇拜马利亚的穆斯林炮手说。然后,他下令开炮。
体量庞大的圣母院瞬间便笼罩在一片尘土之中。然而,在训练有素的约翰·格拉布眼里,他的大炮对圣母院坚固的砖石的效果就像“玩具枪”一样。他郁闷地发现:“这座神圣的天主教堂,看上去就像是建造在永恒世界里似的。”
对于大楼里的人而言,炮击却全然是另一番场景。内塔尼尔·罗尔赤觉得就像“持续的地震”。石雕、砖块、木材、石膏如同雨点一般落在守卫者身上。粉尘和烟雾让加德纳的青年、中年战斗人员都感到窒息。爆炸声让许多人都惊呆了。在连续两个小时,每分钟六发炮弹的轰击下,圣母院值得骄傲的东墙弹痕累累,最终散架了。
阿拉伯军团的火炮终于停止,另一种更可怕的声音传入圣母院守卫者耳中,那是隆隆的马达声。扎尔·艾尔哈维尔(Zaal Errhavel)中尉的四辆装甲车从大马士革门进入苏莱曼大街,朝这幢大楼驶来。在三楼,米什卡·拉宾诺维奇通过两根管子、一面镜子自制的潜望镜,观察着这些装甲车。在整个炮击期间,圣母院坚实的墙壁守住了米什卡·拉宾诺维奇和大楼里仅有的一门皮亚特反坦克炮。米什卡·拉宾诺维奇手臂上裹着石膏,就像他在曼德尔鲍姆大楼里所做的那样,替身边的一个加德纳的年轻人瞄准武器。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他们躺在地板上,可以听见装甲车引擎平稳的转动声,四周都是步枪射击声。大楼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皮亚特的第一炮,他们深知,一旦暴露了大炮的位置,可能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开炮的机会了。沙提尔的一个副官采尔曼·马特看着这两个躺在地板上的人,心想:“这孩子能一直保持足够的镇定,坚持到他确信能够开炮吗?”
四辆装甲车越驶越近。在拉宾诺维奇指点下,这个加德纳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在马特赞赏的目光下,耐心等待,直到它们只有100码远的距离。他沉着地放了第一炮。领头的车翻滚到一边去。他的助理炮手将第二发炮弹填入皮亚特。他再次开火,第二辆车也一头栽倒在地上。
“我的上帝,”马特心想,“连他都能做到,指挥部里谁还做不到呢。”
装甲车里,艾尔哈瓦尔的炮手发现,在这个范围内,无法抬高火炮轰击圣母院的顶楼。艾尔哈瓦尔只好命令两辆受损的装甲车撤到皮亚特的射程之外。
与此同时,在加济·艾尔·哈尔比(Ghazi el Harbi)中尉的率领下,步兵展开攻击,中尉是一个参加过祖国沙特阿拉伯数百次部落小规模冲突的老兵。士兵们冲进圣母院花园围墙,飞奔到大楼下面。从楼上以露德圣母、圣弗朗索瓦·罗曼、圣欧莱丽命名的几十间修道间似的客房里,无情的手榴弹雨点般投了下来。
冒着激烈的交火,哈尔比的一个战斗小组设法在一楼夺取了一个立足点。合众社的萨米尔·琐基(Samir Souki)从老城墙往下观察,看见他们竭力冲进一间屋子,而从另外一个窗户,他看到犹太士兵也在奋勇抵抗,阻止他们前进。用手榴弹和刺刀进行的战斗甚为残酷;不过加德纳的毛头小伙子们,其中许多人只有16岁而且是第一次参战,竟然成功地将阿拉伯军团堵在了六七个房间里面。
在圣母院里,一个17岁名叫雅克的法国男孩,示意米什卡·拉宾诺维奇到一扇窗口去。这个小个子法国人是一位反纳粹的老游击队员,早已声名远扬。他的一位长官注意到,“他不是连续作战,就是不断抢劫”。在拉宾诺维奇看来,这个身上落满了被炸碎的圣母院粉红色砖灰的人,更像一个小丑,而不是一个战士。
然而,雅克指给拉宾诺维奇看的,不是什么可笑的东西。那是一辆在窗口下隆隆作响的阿拉伯军团装甲车。拉宾诺维奇悄悄用他那个好的手臂,指着一个莫洛托夫燃烧瓶,做手势要雅克把它扔下去。
芬迪·奥美士(Fendi Omeish)中尉正好从车上跳下来,打算帮助一个在新门受伤的人。他刚一转身,就看到一只瓶子在空中画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在装甲车前的路面上摔了个粉碎。由于路面有轻微的倾斜,燃烧的液体滚落到保险杠下,点着了发动机。从上面的窗口,黑色小胡子的拉宾诺维奇和“看起来就像一个粉红色的毕加索”的雅克,骄傲地看着这个男孩的杰作。装满弹药的炮塔,在蓝色的火焰和橡胶燃烧的气味中爆炸了。“我所有的一切,”奥美士叹息道,“我的毯子、牙刷、肥皂、妻子的照片,都没了。”
装甲车司机阿里也走了。他受不了战争急转直下,就从炮塔下爬了下来,冲过新门,称自己是平民,一路向右走下去,回到他自己的阿拉伯家里去了。
在城南,沙提尔的预备队夺回了拉马特·拉结,而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手下正在抢劫这个基布兹。接着,沙提尔担心阿拉伯军团攻打圣母院,觉得不可能让他仅剩的两个预备队离开城市中心太远,就用保家团替下了他的部队。阿拉伯人再度发起攻击,并且拿下了这个定居点。
沙提尔的预备队再一次发起了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发现埃及穆斯林兄弟还在忙着抢夺他们第一次未能带走的东西。他们再一次把他们赶走了。天亮时分,以色列的旗帜重新回到了基布兹被摧毁的食堂黑漆漆的烟囱上。
5月21日,同一天黎明,阿拉伯军队前晚暂停的攻击,在圣母院再次展开了。又一次,犹太人坚守住了他们的阵地。渐渐地,阿拉伯人的伤亡开始上升到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地步。
约翰·格拉布从老城观察部队的进攻,圣母院久攻不下,他愈发变得忧心忡忡。午后刚过,三团澳大利亚籍指挥官比尔·纽曼捎给他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天前展开攻击的两百人死伤过半。这消息令人震惊。“我们要做的,是在一个开阔地战斗,而不是逐间屋子争夺。”格拉布自言自语道。他命令停止攻击,叫哈尔比的人从穆斯拉拉撤离。
这个沙特阿拉伯人简直要心碎了。将手下人撤出后,他来到老城找到格拉布,请求让他再一次攻击。帕夏毫不退让。对耶路撒冷来说,他们在圣母院墙前的失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坚信,军队没有足够的战士,也没有经过训练,能够在新耶路撒冷一栋楼一栋楼,或一间房一间房地实施攻击。
然而格拉布知道,这种挨家挨户的攻击,并非是唯一能攻下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封锁耶路撒冷。其关键在于他同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前几个晚上曾经想到的那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在那里,拉特龙下面的平原上,他的阿拉伯军团的贝都因战士至少可以在开阔地,在他们的天然战场上和敌人迎面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