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Chap．40
“记住我幸福时的模样……”

安曼市中心人头攒动。人们拍手应和着口号的韵律，载歌载舞，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欢呼他们军队的胜利。他们兴高采烈的合唱，使得那些位于古代非拉铁非罗马竞技场对面宾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心情愉快地暂停会议。拉特龙大捷并不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成员庆祝的唯一胜利。同一天，马贾利中校的手下把拉特龙从以色列人手里夺了回来，经过五天英勇抵抗，雅德·末底改基布兹亦落入埃及军队之手。只有在北方，以色列人将叙利亚人从加利利赶了出去，让阿拉伯军队遭到惨重损失。

感到胜利唾手可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看到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摆在他们面前的一纸文件时，几乎无动于衷：那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封信，呼吁在36小时内实现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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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求通过安理会敦促停火。美国的努力遭到英国的坚决阻挠。英国坚信，阿拉伯人即将获得实质性胜利，根本不想尽快结束战斗。正如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跟他的美国同行说的：“应该允许一段时间，让局势水落石出。”

5月22日，由于英国对下令停火，否则予以严厉制裁的请求一直持反对立场，美国和苏联最终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推出了一项停火呼吁。

在特拉维夫，大卫·本－古里安听取军方意见，是否要接受这项呼吁。他们的武器状况略有改善。另外五架梅塞施米特飞机已飞抵以色列，第一批大宗军火也经海路运抵海法港。尽管如此，本－古里安的顾问们一致认为：他们最好还是停火。

汇聚在安曼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观感。他们深信耶路撒冷快要落入他们的军队之手，断然拒绝停火呼吁。相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联合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给这个国际机构48小时，制订一个不包括犹太国家的新的巴勒斯坦解决方案。

*　*　*

在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区，四天前曾恳求他们的长上“叫醒整个世界，拯救我们”的拉比们，竭力劝说该区哈加纳指挥官投降。“我们一直在吟唱诗篇，可是战斗还在继续。”其中一位拉比痛心地对摩西·拉斯纳克说。显然，神的旨意是要他们投降。

拉斯纳克的形势也确实令人绝望。阿卜杜拉·泰尔大军压境，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又一个阵地。该区本已有限的空间如今压缩了一半。他们的用水几乎耗尽。电力供应也中断了。下水道堵塞了，垃圾无法运出。在5月酷暑之中，该区的大街小巷飘荡着粪便的恶臭。甚至更糟糕的是，死人肉体的腐臭味在医院的围墙里盘桓，久久不能散去。因为死者无法下葬，该区的医生下令将他们裹在旧床单里，堆放在后院。其中有伊扎克·奥伦斯坦（Yitzhak Orienstein）和他的妻子。正当他们的儿子和15岁的女儿莎拉（Sarah）在该区外围作战时，这位曾经在5月14日唱颂舍其亚努（Shechiyanu）欢呼以色列诞生的拉比，和妻子一起，在家中被一颗落下的炮弹炸死。年轻的亚伯拉罕·奥伦斯坦（Avraham Orenstein）只能暂时离开战斗岗位，在他父亲的遗体边念诵卡底什（Kaddish），一种为死者准备的祈祷。

在医院里，甚至最后几瓶血浆在停电时不知所踪。麻药也用完了，手术只能在手电筒下进行，不施麻药。米斯盖·拉达克（Misgav Ladakh）医院陈旧的拱形房间挤了150多个伤员，战士和平民一样多。以斯帖·凯琳戈躺在那里的一张病床上，这个极其渴望守卫老城的英国女孩背部被弹片划开了。

由于阿拉伯人侵占了房屋，由于轰炸而难以在房屋里继续生活，全区1700个居民大都挤在哈加纳战线以内的三个犹太会堂里。他们在地板上煮饭，睡在污迹斑斑、爬满害虫的旧床垫上，哭泣、祈祷或凝望天空。

然而，形势再严峻，拉斯纳克也绝不向拉比提出投降的请求屈服。自从5月18日以来，他一次又一次得到援兵将至的承诺，但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尽管如此，这天上午得到的承诺如此斩钉截铁，以至于拉斯纳克决心坚持到底。他对拉比们说，援兵今晚必到。

到来的不是援兵，而是阿拉伯人在未来24小时将带给拉斯纳克的惊讶。

阿卜杜拉·泰尔对橄榄山上炮击战果甚为不满，决定将火炮带入耶路撒冷中心，在那里开展炮击，以造成更为严重的毁灭性后果。经过几站十字架的苦路，用沙袋填平台阶，泰尔成功地使他的两辆装甲车穿越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以前只有骡子和山羊走的地方行驶。

它们的出现令哈加纳疲惫不堪的士兵甚感迷惑。耶胡达·考雷士（Yehuda Choresh）回忆：“我们不知道来打击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新家伙。”在该区快要清空的军火库里没有一件反坦克武器。考雷士和他的战友们逃到屋顶上。他们从那里朝装甲车丢去好几颗莫洛托夫燃烧瓶，希望下面逼仄的、铺鹅卵石的道路可以阻止它们。

逾越节后33天，犹太教的拉·巴－奥默节（Lag B'Omer）到了，那是为了纪念在罗马战争以及犹太人民为争取独立与罗马最后一战期间，一场横扫犹底亚的瘟疫突然奇迹般终止。随着5月27日，星期四，这个节日的照例到来，犹太区极其虔诚的居民以及疲惫不堪的守卫者都明白，只有靠一个类似的奇迹才能挽救他们。

摩西·拉斯纳克挨个视察周围的阵地，战争打响时的200名战斗人员以及加吉特带来的80名援兵，现在只剩35人没有受伤。满打满算平均每人只剩10发子弹。布伦式轻机枪已经没有弹药了。利亚·伍尔兹的工厂将区内最后的普雷厄尔香烟罐和番茄罐都改造成了自制手榴弹。她在储藏室为自己留下一个，决定在最后的时刻到来时用它自杀。

拉斯纳克可怜的坚守范围只剩下医院、他的指挥部和三个古老的犹太会堂，地下室里拥挤着士气低落的居民。另外一座还在犹太人手里的重要的犹太会堂便是阿什肯纳齐犹太人的主堂胡尔瓦会堂，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事实上，是全巴勒斯坦最美的一座会堂。就像圣彼得大堂的圆顶耸立于罗马的天际线一样，其优美的18世纪的抛物线高耸于老耶路撒冷的屋顶。为了避免因为摧毁它而招来骂名，阿卜杜拉·泰尔48小时前就写信给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Otto Lehner），警告除非哈加纳放弃会堂以及周边庭院里的阵地，否则他将被迫实施攻击。

拉斯纳克不能答应他的要求。胡尔瓦会堂是他控制的最后一块向外延伸的地区。一旦失陷，阿拉伯人就和他要保护的1700个平民只有15码的距离了。他将竭尽全力为它而战。

即使在这个令人绝望、污秽遍地、摇摇欲坠的犹太区，日常生活仍在继续。一个女人生了女孩，起名“援兵”，正是应了每个人心中最为牵挂的事情。在医院的医生们还给她挤出一张病床，让她有足够的时间生产。然后，她将新生儿抱在怀里，回到扎凯之子尤坎南拉比会堂，开始为家人做饭。

和每天上午一样，那天，医院清洁工雅各·坦吉（Jacob Tangy）往前一天晚上死去的人的寿衣上挂身份卡。然后，穿上特为那个重要时刻留下的干净衬衫，一路小跑，来到天堂之门神学院举行另一场象征生命延续的仪式，尤其是在坦吉的心目中，那是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地区犹太人的生命延续。那是他的婚礼。

新娘子几分钟前刚从前线阵地上下来，时间只够她将卡其布换成礼服。在炮弹的爆炸声中烛光摇曳不定，两个年轻人互相说着誓言，按照犹太教的礼仪祈祷能够快些“在犹大的城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听见喜悦和欢乐之声”。

那天上午，阿卜杜拉·泰尔的连指挥官在他们每日例会的报告中一致提到：只要最后开展一次联合行动，犹太区就会陷落。

毫无疑问，泰尔也有意实施这次攻击。他相信，已经没有必要考虑在那封写给红十字会的、尚未得到答复的信中所承诺的道德义务，他对部下说：“中午前拿下胡尔瓦会堂。”

穆萨上尉回答说：“如果我们做到了，你得答应我们，今天下午和我们一起在会堂里喝茶。”

“唯真主愿意！”泰尔说。

摧毁这幢古老的犹太会堂将是法乌兹·艾尔·库图布残忍职业生涯中最后一项成就。

为了炸掉环绕会堂的高墙，开出一条通道，他将一桶200升的炸药绑在一架梯子上。四个人——其中有纳迪·达耶斯，就是那个在卡斯特尔发现阿卜杜勒·卡德尔遗体的端咖啡的小伙计——抓住梯子两端，好像它是一副担架似的。法乌兹拿着一把手枪，领着他们穿过一块50码长的空地，到达会堂院墙的墙脚。就在他们跑出去寻找掩护时，法乌兹稍微等了一下，要确定香烟点燃的导火索还在燃烧，然后跑向掩体。

会堂墙上炸开了一个大洞。十几名哈加纳士兵不断将手榴弹投向缺口，在长达45分钟的时间里阻止阿拉伯军团冲入会堂。最后，他们停止了射击，阿拉伯军团的士兵一拥而入，他们发现了稀罕的战利品：一堆步枪。犹太区首次有武器多于人员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战士把它们带走。

阿拉伯军团士兵进入犹太会堂，试图登上圆顶，将一面阿拉伯旗插在上面。哈加纳狙击手打死了三人，但是第四个士兵成功了。从新城望去，这面飘扬在老城天际线上的旗帜清晰可见，标志着阿拉伯军团的胜利。

随着胡尔瓦会堂被占领，该地区最后还属于哈加纳的25%的地盘落入了阿拉伯人之手。只有一件事令该地区免于彻底毁灭——这片被占领的区域店铺林立，一场抢劫的盛会就此全面展开了。

哄抢为拉斯纳克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决定将会堂侧翼的一幢小建筑抢回来，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建立一道防御工事。这幢建筑称作国防俱乐部，其窗户为哈加纳提供了一个制高点，哈加纳至少凭它可以降低阿拉伯军团的推进速度。

拉斯纳克决定让他幸存下来的最出色的战士，布伦式轻机枪手伊扎克率领这次攻击。他派了一名黑发女中尉把命令传给他。“不行，”曾经参加过犹太区所有战斗的伊扎克说，“现在这样做已经毫无意义。我们最终还是会投降的。”

“伊扎克，你必须去，”那孩子恳求道，“阿拉伯人就在15码之外，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将横扫一切。还有女人和孩子呢。”

这位怒火中烧、服从命令的库尔德犹太小伙站起身来，叫上五人就离开了。两分钟后，他死了。犹太区的最后一次进攻就此结束。

几分钟后，一声巨大的爆炸震撼了耶路撒冷。老城中心扬起一股浓密的红灰色烟尘，吞没了犹太区的地平线，砖灰撒向大街小巷。随着烟雾散去，在剩下的三个犹太会堂的地下室，1000个痛苦万分的人一道唱起了犹太教最神圣的祈祷“示玛·以色列”。坐在胡尔瓦犹太会堂喝茶的，不是阿卜杜拉·泰尔，而是法乌兹·艾尔·库图布。库图布用留在土耳其浴室里的最后一点炸药，向他一生讨伐的邻居实施了最后一次报复。耶路撒冷的天际线就此失去了其最伟大的纪念建筑。他将该市最宝贵的犹太会堂化作一片废墟。

犹太会堂被毁仿佛就是他们的宿命，而今该区蜷缩在黑暗地下室里的居民做出了一种奇特的反应。他们从一直躲藏的几个地方冲了出来。从三间依然矗立的犹太会堂充满恶臭、汗渍的地下室里的每一个角落，闯进装满葡萄酒、糖果、巧克力、香烟、小扁豆汤和面条的储藏室。在几分钟内，地下室里顿时生机勃勃，充满着盛宴的欢快气氛。

拉斯纳克从指挥部向新城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如果援兵今晚还到不了，这种情况将蔓延开来。当晚唯一送入城墙的援兵是一颗去掉了弹药的大卫炮弹。两个帕尔马赫队员在炮弹里面装入子弹，这可能帮助那些他们鞭长莫及的陷于困境的同志。在炮弹头上，他们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力量和勇气。我们和你们在一起。”然后，他们发射了他们的大卫炮。

炮弹落入阿拉伯区。

*　*　*

5月28日，星期五，9点刚过几分钟，阿卜杜拉·泰尔少校的热德学校指挥部的电话铃就响了，是穆萨上尉打来的。他说：“有两个拉比走出犹太区投降了。”

踱入穆萨在亚美尼亚区的神圣翻译家学校的指挥部，泰尔终于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犹太人：70岁高龄的吕便·哈赞（Reuven Hazan）拉比和83岁的济夫·明兹伯格（Zeev Mintzberg）。就像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市市长31年前举着一条旧床单投降英国人一样，这两人代表犹太区前来向阿拉伯军团投降。

他们的到来是犹太区两小时斗争的顶峰。哈加纳开枪，挫败了拉比“第一次穿越火线的努力”，打伤了哈赞。但是他们毫无惧色，坚持说，拉斯纳克只有将他们杀了，才能阻止他们到阿拉伯人那里去。“给谁杀死都一样，”哈赞宣布，“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

受到巨大压力的拉斯纳克召集成员开会。情况确实是毫无希望。阿拉伯军团距离蜷缩在会堂里的居民只有6码远，医院里几乎没有任何药品。他的手下和弹药支撑不了半小时。在那之后，700人将听凭阿拉伯人摆布。拉斯纳克决定用谈判拖延时间。他授权两位拉比请求停火，运送死者和伤员。

泰尔礼貌而坚定地命令哈赞拉比回到犹太区，让维恩嘉顿和一名哈加纳代表过来。对于拉斯纳克而言，他只是要尽可能拖延时间，于是他命令会讲阿拉伯语的军官扫罗·塔维尔（Shaul Tawil）去泰尔那里。

泰尔同时邀请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和联合国的帕布洛·德·阿兹卡拉特前来见证这场会谈。阿兹卡拉特大为感动。他发现泰尔“无一言一行未曾以任何形式羞辱或冒犯那个打败的领导人”。塔维尔“冷静、坚强，丝毫没有屈从和愤怒的迹象”。然而，泰尔不准备深入开展讨论。他的条件很简单——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当俘虏，妇女、儿童和老人送往新城，伤员，视其受伤程度，或者囚禁或者返乡。虽然他知道在哈加纳中有许多妇女，但是他不会关押任何一个女囚。泰尔向《时代》杂志的双语记者纳希布·布罗斯（Nassib Boulos）转达了他的条件，然后他让哈加纳在4点之前接受他的建议。

就在他们讨价还价之际，发生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拉斯纳克拖延时间直到夜幕降临的任何希望。拥挤在扎凯之子尤坎南拉比会堂地下室的居民，得知了投降谈判的代表团的事情。他们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尖叫、呼喊，甩开哈加纳卫兵冲到大街上。在几分钟之内，之前数小时还在相互厮杀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大街上拥抱，老朋友眼含宽慰的热泪互相打着招呼，阿拉伯军团走出阵地，开始和哈加纳的士兵混在一起，犹太店主打开了他们店铺的大门。拉斯纳克苦涩地发现，那个极不情愿给他的部下一杯水的人，正在将蛋糕和咖啡送给阿拉伯人。看到这两个民族完全融合在一起，拉斯纳克意识到，投降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了，此刻要做的事情就是举行一个仪式而已。

悲伤的拉斯纳克在点着烛光的办公室抽完最后一支烟，然后集合他的军官。除伊尔贡的代表外所有人都同意投降。有了投票结果的支持，拉斯纳克便穿上澳大利亚作战服，戴上一顶贝雷帽，腰上别着一把帕拉布鲁姆手枪，然后走出去，在这块最古老的犹太人的土地上向阿拉伯敌人投降。

皮鞋锃亮、制服笔挺，30多名幸存的毫发无损的哈加纳士兵听凭泰尔摆布，排成三排，在庭院里举行投降仪式。在他们对面，居民开始召唤孩子，收拾成袋的衣物、零碎的家具以记住他们的家园。

泰尔打量着这些可怜的敌人，告诉拉斯纳克，“我要是知道你们就这么一点人，我们会带着手杖而不是长枪来找你的”。然后，又看见居民们脸上的忧愁，泰尔意识到他们都担心自己成为另一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他开始走到他们中间去，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打消他们的疑虑。在医院里，他的一名军官从伤员的眼睛看出，“深信我们会将他们全都杀掉”。合众社的萨米尔·琐基（Samir Souki），小心翼翼地穿过同一间挤满了人的屋子，里面弥漫着死尸的可怕恶臭，人们忧心忡忡，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低头一看，原来是他认识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害怕即将到来的大屠杀而浑身颤抖。琐基弯下腰，递给他一根烟，安慰他说一切都会没事的。

事实证明，他们的恐惧毫无根据。泰尔的唯一受害者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打劫者都忙着搜索战利品去了。

日落之前，现代犹太人历史上最短也是最悲哀的流亡开始了。两人一排，犹太区的大约1300个居民开始踏上锡安门和新城之间500码的路途。他们的离去，标志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内连续居住近2000年——其中只有16世纪一次为期60年的中断——的历史宣告结束。他们把他们自己以及之前好几代人悲情守卫多年，而今已成废墟的墙垣留在身后。就像希伯仑村民将伊西翁村的果树连根拔起，消除那个犹太人定居点所在丘陵上的最后痕迹，耶路撒冷城墙内的犹太居民也将从他们古老的居住区中彻底清除。就在难民们穿过锡安门时，第一批点燃的房屋已是烈焰冲天。

泰尔的阿拉伯军团保护着他们穿过如此熟悉的狭窄通道和台阶，阻挡着激动的阿拉伯人群。他们帮助老人、儿童或者妇女提着包裹。赶走群情激昂的暴徒，逮捕那些向犹太人扔石头的人，有一次，还向人群上方开枪阻止他们拥上前来。

一些被迫放弃他们家园的人从未离开过老城。有位百岁老人还是在90年前出门，观看城墙外面建造的首批房屋；此后他再未离开。最可悲的景象是，那些大胡子老人家离开他们身后钻研了一辈子经典的地方。有些人在流放途中幸运地经过自家门口，便停下脚步，虔诚地亲吻门柱圣卷（mezuza），就是前门门框上祝福的题词。

在城门口，一位老拉比突然跑出人群，将一个三英尺的包裹丢在阿拉伯基督徒安托万·阿尔比纳（Antoine Albina）手里。“这是会堂的圣物，”他说，“我把它托付给你了，我信任你。”那是一部23码长、写在瞪羚皮纸上、有700年历史的《托拉》。阿尔比纳保存了11年，直到10年后交到了首位访问耶路撒冷的拉比手上。 (1)

在城市的另一边，人们匆忙地做着接收难民的各种准备。多弗·约瑟夫决定将他们安置在已经抛弃的卡塔蒙的阿拉伯人家里，派他的助手查伊姆·哈勒到邻里搜寻床单和毯子。在一个天主教徒家中，哈勒发现他们囤积了数量巨大的蜡烛。哈勒意识到，对于那些正统的难民而言，有一支蜡烛点燃他们的新家意味着什么，便把它们全都拿走了，发誓绝不告诉他们这些蜡烛来路不正。

直到黄昏，悲伤的人流还在源源不断穿过锡安门，犹太区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的脸庞。玛莎·维恩嘉顿（Masha Weingarten）认为：“我的一生也完结了。”她父亲坚持与战俘一起囚禁在安曼，带着两个星期前那名英国军官刚刚给他的那把锡安门的钥匙。

亚伯拉罕·奥伦斯坦回到父母遇害的家里。在亚伯拉罕看来，那里“都是书本，充满了童年回忆”。他想带些东西，纪念他死去的父母，但他想不出要带什么。莎拉拿起“一些愚蠢的物件”，然后他们就分手了，她向新城走去，而他则和另外293人前往监狱。

从锡安门附近的一个街角，那个曾多次率领袭击犹太区的人望着最后一批犹太难民离开。法乌兹·艾尔·库图布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家乡耶路撒冷老城的街道上观察犹太人。他突然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就在12年前在他现在站着的地方，他向一辆犹太人的公交车投掷第一颗自制手榴弹，从此开始了他奇特而又邪恶的生涯，而今他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最后一个走过城门的是利亚·伍尔兹。阿拉伯军团没有给她使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的机会。

看着她曾倾力守卫的犹太区燃起的大火，她想起了“西班牙犹太人逃离燃烧的隔都的情形”，她冲着那边看到的第一个男人愤愤地大喊：“犹太人啊，你们待在这边，我们却要投降！”

随着夜幕降临，只有犹太区的153名伤员还待在老城，挤在损毁的医院里，等待一队医生检查身体，以确定他们是回到新城还是投入监狱。不久，大火从被洗劫一空的犹太区蔓延到了他们的避难所。伤员们相信大屠杀的时刻到来了，看见一队阿拉伯军团士兵列队进入大楼。不过他们来，是为了将受伤的敌人带到附近亚美尼亚宗主教领地的安全区。

在指挥部里，阿卜杜拉·泰尔接受了这个胜利一天的最后荣誉。那是从安曼来的一个电话。国王以温暖的、慈父般的口吻亲自来电，祝贺10天前他派出的这位年轻军官。

在老城墙外，查伊姆·哈勒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试图安慰来到陌生新城周围的难民，他们处在“痛不欲生”的境地。但是，他惊讶地发现，令他们垂头丧气的，不是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也不是大多数人丧失了家园。他们深感悲痛的原因是竟然在星期五晚上穿过锡安门进入卡塔蒙，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在一生中第一次亵渎了安息日。

哈勒尽可能给他们唯一的慰藉。他把同样植根于耶路撒冷土地上属于另一种信仰的祭司祝福过的蜡烛，放在那些饱受蹂躏的男男女女的手中。透过眼中的泪水，他看见点燃蜡烛时，他们的脸因为在违背了诸多诫命后终于守住了安息日的诫命，洋溢着喜悦的神情。

饱受高烧折磨的以斯帖·凯琳戈，在这个安息日之夜，和其他伤员一起，奄奄一息地躺在亚美尼亚修道院二层楼地板上。没有吗啡可以缓解她的疼痛，身边的伤员看见一个勤务兵弯下腰，给她递上唯一的镇静剂，香烟。她抬起手，要去接它，然后手又落了回去。

“不要，”她低声说，“安息日。”

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分钟后，她陷入最后的昏迷。她的枕头底下压了一封信，那是在五天前，她预计到会战死在犹太区时写给父母亲的。这是这个英国女孩留下的唯一财产。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恳求你们，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努力坚守我所向往的精神。我们打了一场恶战。我已经嗅到了地狱的气息，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终将看到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及我们所渴望的一切。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已经充分地、甜蜜地享受了我的生命。希望不久的一天，你们一起来品尝我们为之而战的果实。记住我，记住我幸福的模样。

平安。

以斯帖

随着她吃力的喘息声渐渐消逝，躺在她身边地板上的红胡子巨人哭了。修道院外，她为之而死的犹太区，腾腾烈焰照亮了夜空，将一道道火花送上天空，就像在光柱中飞舞旋转的雪花。沙尔·耶舒夫·柯文（Shar Yeshuv Cohen）在黑暗中伸直身体，想到孩提时经常唱的《圣经》中的一句话。他开始唱了起来，一遍又一遍，起先还是低吟，然后逐渐加强，直到最后，从他躺着的小床上，传出了坚强有力的深沉低音。在黑暗中，躺在他身边的其他伤员也接着唱了起来。他们越唱越有劲，最后变成了骄傲的、勇敢的合唱，在修道院的拱形房间里回荡。

“犹底亚将在血和火中倾圮，”他们唱道，“还将在血和火中重生。”

(1) 　拉比艾尔默·伯格博士（Dr. Elmer Berger），一位著名学者，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念著称，他又将此《托拉》赠与纽约的一间犹太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