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Chap．41
“在耶路撒冷道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

耶路撒冷以北三英里处一所尚未完工的校舍里，地板上铺着一幅25：25000的英军地图，埃米尔·朱米安（Emile Jumean）上尉仔细查看地图上25个选定的目标。这位阿拉伯军团的军官，在这所学校里面指挥着对耶路撒冷犹太人最直接威胁的军事力量，是12门25磅野战炮。这位细心的阿拉伯军官给每一个目标都起了一个代号：圣母院是“威士忌”，以前住在那里的苏格兰人所青睐的酒；犹太代办处是“花”；施奈勒学校是“钻石”。

阿卜杜拉·泰尔少校希望在征服老城之后，乘胜进军，突袭新耶路撒冷。格拉布对圣母院遭受的损失刻骨铭心，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泰尔一气之下，决定依靠朱米安的大炮来达到目的。他天天轰击该市，希望摧毁掉这座城市，使平民生活难以忍受，最终迫使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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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米安将大炮摆在三座关键的山头上，由三个炮兵观察员控制：一个观察员在谢赫·贾拉的屋顶上，一个在纳比·撒母耳的宣礼塔上，还有一个在橄榄山的一间房子里。除了他自己的大炮外，他还指挥伊拉克人在纳比·撒母耳的两门6英寸榴弹炮。每门炮每天发射10发炮弹，每24小时大约有150发炮弹落在陷入重围的耶路撒冷新城，这足以让居民的生活成为地狱。

对于这种武器，犹太人一筹莫展。朱米安的加农炮，哈加纳鞭长莫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城市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是由于英国在1920年由罗纳德·斯托斯（Ronald Storrs）颁布的一个旧条例。它要求耶路撒冷所有新建住房必须建造在石头上面，以保持其特有的风貌特征。但是没有一个类似的条例可以保护犹太居民的生命。日复一日，朱米安的炮弹呼啸着落到街道上，耶路撒冷的伤亡急剧上升，直到炮击结束，以人口比例计算，其造成的伤亡竟然五倍于伦敦大轰炸期间最为糟糕的一年。

哈加纳唯一的反应，来自在一座废弃的啤酒厂吉瓦·扫罗（Givat Shaul）。以利亚胡·肖兹维尔，就是那位曾经取走七连灯台俱乐部里土耳其大炮的人，在啤酒厂附近建造了一座小型炸药工场。他的财富是一批库存的用作除草剂的氯酸盐化合物KCL63。他用一种复杂的电解系统，设法改变化学成分，再混入其他有机物，制成一种谢德烈性炸药（Cheddite），装填在全市急需的手榴弹和大卫炮炮弹里面。 (1) 一天清晨，就在肖兹维尔辛勤工作的时候，一位敬虔派的犹太人，肩膀上裹着一种祈祷披肩似的毯子，踱入他的实验室。看到肖兹维尔的大卫炮炮弹，他亲吻并祝福了每一颗炮弹。

大卫·沙提尔被迫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守着这些珍贵的炸弹。随着通向海岸的道路封锁的日子越来越长，他的弹药储备越来越少。他下令，未经他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发射3英寸迫击炮和大卫炮。有时候，一支小分队请求炮火掩护，沙提尔一直要等到阿拉伯炮弹落入其阵地附近，才通知他的手下发射一颗炮弹还击。没有指挥部命令，他的机枪和布伦式轻机枪不得使用自动射击。守卫圣母院的士兵不得向100码以外的目标开火。终于，有一天晚上，圣母院的弹药只剩下每人五发子弹了。

他下令绝对禁止用无线电通信设备或电话交流战况，以免阿拉伯人截取他们的通信内容。小熊轻型飞机送进城里的几箱步枪子弹令人嫉妒地落到了沙提尔的武器专家，一个叫雅斐（Yaffe）的做奶酪的也门人手里。他把这些弹药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和耶路撒冷指挥官知道的地方。这些最后的“军用干粮”锁在犹太代办处的地下室，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动用。伊扎克·列维发现，到5月29日，也就是老城投降的第二天，差一点就到了打开地下室的时候了。那天早上，他们的弹药报告显示，全市只有8发3英寸迫击炮弹，每支步枪上报平均只剩40发子弹了。

在公众眼里，令这种严重形势更加雪上加霜的，影响到城里每一个人的，就是食品和用水的短缺。琼斯将军指示将要离开耶路撒冷的英军通信官用“鳕鱼”作为该城代码，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耶路撒冷弥漫着多弗·约瑟夫的仓库里面一种商品——干鱼的味道。食品奇缺，威胁着每一个人。在圣母院，究竟是把劫来的香肠留在阵地上，还是分给离开的居民，内塔尼尔·罗尔赤为此和一位军官争得面红耳赤。沙提尔对那些有时在岗位上饿昏过去的手下说，他们的配给是最少的。“耶路撒冷被围困已经两个月了，我们的储备已经十分短缺……你们要记住，”他说，“耶路撒冷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也在挨饿。”

也有各种临时的补救措施。苦贝扎是没有了，一些人就煮葡萄叶子，权当菠菜。逾越节的无酵饼碾碎了，撒上一些油，叫作“猴油”，再摊在其他饼上。露丝·埃尔里克（Ruth Erlik）在窗台上种萝卜，用照例用过四次的最后一点配给水浇灌它们。约瑟夫·里夫林太太，一位出色的女主人会用一只古老的茶壶，给偶尔造访的客人奉上一杯茶，好叫多年以后人们还能记得那只能煮几加仑水的茶壶。由于炮击，食品分配更加困难，粗制滥造的配给面包经常变得不新鲜。带孩子的母亲们只好用水泡软，好叫孩子能够下咽。城里到处都是生病的孩子，医院挤满了伤病员，没有病房给他们。

多弗·约瑟夫问本－古里安是否可以空投物资。本－古里安回答说：每星期可空投3吨。约瑟夫跳了起来。“耶路撒冷确保人们活下来的最低需求是每星期140吨面粉、3吨鸡蛋粉、10吨奶粉、10吨烟熏或盐腌的鱼和10吨黄奶酪，”他发电报给本－古里安，“你说的3吨根本无济于事。”

痛苦万分的本－古里安给全市发去复电：“救援很快就到……我军道德的、物质的努力，必将拯救和解放我们的首都。拿出勇气和力量来。”

城市各处蔓延的其他短缺也同样令人头疼。卡车没有燃料，垃圾无人回收。5月的高温令全市垃圾腐败发臭，由于阿拉伯人的炮击，焚烧垃圾就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通知配给水到来的送水车清脆铃铛声，成为每一个耶路撒冷人难以忘怀的音乐。医院面临的短缺接踵而至。由于阿拉伯人的炮击造成严重损失，原定接诊五六十个病人的诊所挤满了五六倍的病人。爱德华·约瑟夫教授和他的助手每天平均要做21例腹部手术，连续工作24小时，然后再睡8小时。

香烟早已踪迹全无，即使烟不离手的沙提尔也抽不上烟。一天晚上，他的副官耶书仑·希夫在街上寻获了宝藏：3个烟头。他飞奔到沙提尔住的葛丽泰·亚设（Greta Ascher）公寓。这两个军官就像小学生一样，把它们拆开，用里面的烟草卷成一支弥足珍贵的香烟。

深陷重重困难的耶路撒冷，仍有维系着正常生活的牢固岛屿。耶路撒冷之声（Kol Jerusalem）电台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播送整点新闻。

电台职员中有30位最著名的交响乐音乐家。虽然没有电流可供他们广播节目，但他们坚持举办周二音乐会，在演播室外面的大街上，为任何勇敢地无视阿拉伯人炮击的人演奏音乐。如果炮击过猛，他们就搬到室内在烛光下继续演奏。

他们的电台给耶路撒冷人一个恒定的、令人难忘的安慰，使他们能够在耶路撒冷的围城中坚持下来。许多人就像亚伦·艾尔纳（Aaron Elner）那样，永远不会忘记夜复一夜，坐在昏暗的卧室或者地下室里，阿拉伯人的炮弹在外面的街道炸响，听着播音员平静的声音再一次发出让人备感欣慰的话语：“在耶路撒冷道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

*　*　*

许多问题同样困扰着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尽管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比城里的犹太区严重。最严重的问题，是从哈加纳5月14、15日占领的阿拉伯居民区那里迁移过来的难民造成的。将近三万人拥挤在老城和谢赫·贾拉，虽然哈加纳只有零星炮火，但在狭小的人口稠密地区造成灾难性结果。

奥地利朝圣宾舍的医院里几乎一无所有。大多数墓地都处在犹太人的射程之内，死者只好被掩埋在花园和后院里。爱尔兰神父尤金·赫雅德（Eugene Hoade）将两名脱离英军为阿拉伯人战斗的同胞埋在了客西马尼园。这位在阿拉曼当过兵的神父还从其繁忙的神职中挤出时间，教一群阿拉伯军团士兵如何使用火箭筒。

由于电站掌握在犹太人手中，除了圣地监管协会办公室的一台发电机提供电力外，老城全城断电。全城还暂时断水，因为在巴伯·艾尔·瓦德的水源被切断了。尽管如此，阿拉伯人重新启用城外九英里的艾因·法拉（Ein Fara）的另一处遗弃水源。

乔治·迪布从贝鲁特的斯蒂尔兄弟（Steele Brothers）公司购买了五万吨食品。通过溢价10%抛售，市政机构终于克服了因安东·萨菲耶丢失支票造成的最为尴尬的短缺——无钱可用。

*　*　*

陶菲克·阿布欧·霍达悲愤地将一张小纸条贴着桌面递给约翰·格拉布，眼里充满责备。那是来自陆军部的一封信。它写道，经过对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战斗的评估，如有任何英国臣民被俘将令其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所有借调到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应立即撤退，回到约旦河东岸。

“难道英国人就是这等盟友吗？”阿布欧·霍达伤心地问道。

这道命令说明，英国的立场发生了大逆转。“在挥舞了几个星期的绿色旗之后，我们突然和他们分道扬镳。”阿列克·科克布瑞德想起这事，依旧余恨未消。伦敦一眨眼的工夫，就抽掉了格拉布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官，正是他们才使得阿拉伯军团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格拉布还记得，他和陶菲克·阿布欧·霍达一起开的新闻通报会将是其一生中“最痛苦和屈辱”的一次访谈。

阿布欧·霍达拿到这份急件后几个小时，第二份甚至更为重要的通知就接踵而至。英国对中东实施武器禁运。外交部宣布，一旦发现外约旦无视联合国规定，英国就会审查是否继续给予阿拉伯军团补贴。

伦敦改弦更张是英美关系的直接结果。华盛顿暗示，如果英国在中东不和美国站在同一条战线，就切断一切对被战争破坏的英国的经济援助。20年后，英国外交官们还记得美国施加了多么巨大的压力，从而迫使英国改变政策。

在格拉布看来，这种改变“绝对是灾难性的”。当天晚上，他让受到这一变化影响的休·布莱肯顿（Hugh Blackenden）上校到他的办公室，命令他立即去伦敦说服作战办公室解除武器禁运，并设立征兵办公室，找到人以替代他们流失的军官。

“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落实英国政府计划，”格拉布向布莱肯顿解释道，“我们必须力挽狂澜，为阿卜杜拉国王独立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奠定基础，以便使它足以和英国保持联系。”格拉布指出，如果阿拉伯军团得不到弹药和军官，他们将不得不面临失败的危险，或放弃阵地。

36小时后，布莱肯顿上校在伦敦上菲利莫尔（Fillimore）花园大街6号开设征兵办公室。第一个上门的是杰弗里·洛科特（Geoffrey Lockett），他是个棱角分明的红脸汉子，“宿醉不醒，口中散发出一股凝乳的味道”。尽管如此，杰弗里·洛科特曾是奥德·温盖特副官，挂满各种足以让人变成驼背的勋章。就像布莱肯顿招募的大多数人那样，他爱喝上一口，还有就是欠下太多钱，但他的军旅生涯的资质是绝对不成问题的。三个小时后，他登上了往东飞去的一架飞机。

无论他的盟友如何不忠，阿卜杜拉国王仍然是一位彬彬有礼的贝都因君主。就在英国军官撤回的那一天，他特地看望了两名在他的部队中服役的英国伤兵。他和约翰·布坎南少校紧紧握手，慷慨地递给这个英国人一大捧鲜花。就在国王离开时，布坎南深情地注意到这位君主用来包裹花束的纸头，那是一张阿拉伯文旧报纸。

(1) 　1949年，肖兹维尔带了一些自己的产品，前往那家以其厂家命名的烈性炸药的产地：法国谢德镇。惊讶的法国人发现，肖兹维尔的产品甚至比他们的还要纯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