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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巴尔干地区的遣送：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判决书对控方提出的那幅混乱又模糊的“完整形象”进行了重组。但是，纳粹控制的东欧和南欧地区跟中欧和西欧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存在鲜明差别，而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竟都只字未提。这真是令人咋舌!当时，从北边的波罗的海到南边的亚得里亚海之间这条带状区域（如今整个都在铁幕控制之下），由一些所谓的继承国组成，这些继承国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胜国所建立的。在这里，大量的少数民族获得新的政治秩序，此前他们已经在帝国统治——北边的俄罗斯帝国，南边的奥匈帝国，东南的土耳其帝国——下生活了几百年。后来产生的民族国家，没一个具有传统欧洲国家的哪怕一丁点的民族同质性（ethnic homogeneity），而这种同质性乃传统欧洲国家政治建构的标杆。到头来，这些国家无一不包含大量少数民族群体，这些民族因其邻族在数量上的微弱优势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理想，所以对统治政府抱有激烈的敌对态度。要在这些国家寻找近期发生政治动荡的证据，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开进布拉格，夹道欢迎他的不仅有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还有斯洛伐克人——他用一个“独立的”国家为后者带来了“解放”。后来在南斯拉夫也发生了完全类似的事。塞尔维亚人曾是那里的多数人口、从前的统治民族，如今被当作敌人，而占少数的克罗地亚人建成了自己的民族政府。再者，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较大，不存在自然或历史边界，而根据《特里亚农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建立的边界则太过武断。于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可以通过肆意扩张领土而成为轴心国的伙伴。生活在这些新近吞并区域中的犹太人，其国民身份总是得不到承认。他们自动成了无国籍者，继而遭受着跟西欧难民同样的命运——他们一直都是最先被遣送并被灭绝的人。
东欧与南欧国家体系的瓦解无疑表明，保护少数民族条约所精心设计的体系——同盟国徒劳地希望能够以此解决在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随之坍塌。犹太人在所有继承国都是受到承认的少数民族。这种状态对他们来说并非外界所强加，而是巴黎和会上其自己的代表呼吁和协商的结果。这标志出犹太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西欧，或者说同化后的犹太人不再作为整个犹太民族的代言人。在具有良好教养的西欧犹太“显贵”看来，令人瞠目甚至不免大跌眼镜的是，大部分犹太人尽管不要求政治独立，却普遍要求社会和文化自治。从法律上讲，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就跟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同样也是决定性的，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群体，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可以令本民族聚合成一个多数群体的领土。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像他们在西欧和中欧的同胞那样分散生活。早在希特勒之前，西欧和中欧就有反犹主义迹象出现：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在那里会被直呼为犹太人；而东欧犹太人则无论在敌人还是朋友那里，都被视作一个另类民族。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同化的东欧犹太人，使之完全有别于西欧犹太人——在西欧，各种形式的同化已经成了定律。庞大的犹太中产阶级在西欧和中欧十分典型，却并不存在于东欧；在东欧，取而代之的是极少数犹太中上层家庭（其本来就属于统治阶级），他们与非犹太社会的同化程度——通过财富、改宗或者通婚——高于大多数西欧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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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傀儡政权（首都为萨格勒布）地区，“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首次遭遇了这类未知情况。克罗地亚政府的领导人是安特·帕韦利奇。傀儡政权建立三周时，他就颁布了反犹法令。当被问及如何处置德国境内为数不多的克罗地亚犹太人时，回答是，他们“将会感激东部遣送行动”。帝国内政部长要求这个国家到1942年2月实现无犹化，艾希曼派遣弗朗茨·阿布罗梅特上尉跟萨格勒布的德国警察随员（Polizeiattaché）相互协作。遣送行动由克罗地亚人亲自执行，主要由这个国家里强大的法西斯运动乌斯塔沙（Ustashe）的成员负责。每遣送一个犹太人，克罗地亚人会向纳粹支付三十马克；作为回报，前者会得到被遣送者的全部财产。这符合德国官方的“属地主义”（Territorialprinzip），它适用于所有欧洲国家，即允许相关国家继承国内被害犹太人的财产，无论这个人是否拥有该国国籍。（纳粹并非一直尊重“属地主义”，只要有利可图，有很多方式可以绕道行之。德国商人可以在犹太人被遣送之前直接从其手中购买；而罗森贝格特别工作处原来的任务是为德国反犹主义研究中心没收全部希伯来文著作和犹太文物，现在很快就扩大了行动内容，没收对象里增添了珍稀家具和艺术品。）1942年2月，期限将至，因为犹太人可以从克罗地亚逃到意占区，无犹化目标没能如期实现。但是在巴多利奥政变之后，艾希曼的另一名手下赫尔曼·克鲁迈抵达萨格勒布。到1943年秋，三万名犹太人被遣送到死亡中心。
此时德国人才意识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实现无犹化。在首个反犹法令中，他们注意到一则离奇的条款，其中把所有为“克罗地亚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犹太人变成了“高贵的雅利安人”。此间，符合条件的犹太人数量自然急剧增加。那些特别富有的人，换句话说，那些自愿放弃财产者，得到了豁免。更有意思的是，党卫军情报部门（由威廉·霍特尔少校领导，此人在耶路撒冷首先作为辩方证人被传唤，但是他的口供却被控方采用）发现克罗地亚统治集团的几乎所有成员，从政府首脑到乌斯塔沙头目，全部娶了犹太女人为妻。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报告，这一地区百分之五（约一千五百名）的犹太幸存者，显然都属于这个同化程度普遍很高而且富得流油的犹太群体。既然在东部犹太总人口中，同化者的比例通常被预计为百分之五，那么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部的同化——假如的确可能发生的话——为犹太人提供了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的生存机会。
比邻的塞尔维亚地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德国占领军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需要对付当地的游击战，其规模丝毫不逊于苏联后方。我早前提到过把艾希曼与塞尔维亚的灭绝犹太人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事件。判决书承认，“处理塞尔维亚犹太人问题的常规命令途径不甚明确”，而其原因在于当地没有待遣送者，故艾希曼的部门完全没有涉足这一区域。“问题”都是就地解决的。德军以处置游击战中的战俘为由枪杀犹太男性，而妇女和孩子则被移交给安全警察的指挥官，海德里希的特殊宠儿，某个叫作埃马努埃尔·舍费尔的医生。妇女儿童最终在毒气车内被害。1942年8月，国务委员、军政府的民政局局长哈拉尔德·图尔纳骄傲地汇报说，塞尔维亚是“唯一一个解决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两大问题的国家”，并且把毒气车交还给柏林。预计有五千名犹太人参加了游击战，除此之外，他们也再无其他逃生途径。
战后，舍费尔不得不站上德国刑事法庭。他因毒杀6280名妇女儿童被判处六年零六个月监禁。当地的军政府总督弗朗茨·伯梅将军自杀，而国务委员图尔纳被移交给南斯拉夫政府并被判处死刑。同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上演：那些逃脱纽伦堡审判并且未被引渡回当年犯案国的人，不是从未受到过审判，就是在德国法庭上获得最大程度的“理解”。战后的德国法庭令人不悦地联想到魏玛共和国——那个时代的特殊之处是，假如一个政治谋杀犯属于某个以暴力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团体，他就会得到法律的宽恕。
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
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工作的技术执行”。（这个警察随员似乎对他的工作没什么热情，因为此后不久，艾希曼就把自己的手下特奥多尔·丹内克尔从巴黎派到索菲亚担任“顾问”。）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一反艾希曼在几个月前对塞尔维亚的通告内容。当时说没有条件接收犹太人，甚至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无法被遣送。之所以把在保加利亚实现无犹化作为首要任务，只能解释为：柏林得到准确消息，如不加快速度，就会一事无成。德国大使已与保加利亚政府展开斡旋，不过直到六个月后，后者才迈出了“极端”措施的第一步，即命令犹太人佩戴大卫星。对于纳粹而言，就连此举的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首先，如其例行汇报所言，这个星标只是一个“特别小的星星”；其次，大多数犹太人根本就不戴；第三，正如帝国保安总局防御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在1942年11月写给外交部的一份安全警察报告中所言，那些佩戴星标者“从被误导的民众那里收获了如此多的同情，到头来还为自己身上的标志颇感自豪”。结果，保加利亚政府干脆撤销了命令。由于来自德方的巨大压力，保加利亚政府最终决定把索菲亚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郊区，然而这一措施根本不符合德国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把犹太人分散开去，而不是集中到一起。
驱逐实际上标志着整个局势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索菲亚的民众试图阻止犹太人到火车站，甚至聚到王宫门前示威。德国人误以为鲍里斯国王主要负责保加利亚犹太人的安全，所以有理由相信，是德国情报部门将其杀害了。但无论是这位国君的死，还是1943年初丹内克尔的到来，都没有给局势带来一丝一毫的改变，因为议会和民众仍然明显站在犹太人一边。丹内克尔顺利地同保加利亚负责犹太事务的使节达成协议，要把六千名“犹太领导者”遣送到特雷布林卡；但是，那六千人一个也没有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协议本身值得一提，因为它表明纳粹要征召犹太领导人帮他们办事的愿望已然落空。索菲亚的首席拉比被索菲亚都主教斯特凡[1]藏匿起来，无处可寻。斯特凡公开宣布：“上帝已经决定了犹太人的命运，人类没有权利折磨并迫害犹太人”（希尔伯格）——迄今为止，就连梵蒂冈都没有这么明目张胆过。结果，几个月之后发生在丹麦的事情，在保加利亚提前上演了——当地的德国官员越发举棋不定，再也不可靠了。不可靠的还有警察随员和德国大使。警察随员作为党卫军的成员，本应该围捕犹太人；德国在索菲亚的大使阿道夫·贝克勒于1943年6月暗示外交部，局势已然无望，因为“保加利亚人缺乏我们所有的那种思想启蒙。一个从小跟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吉普赛人一起长大的保加利亚人，没法理解犹太问题”——当然，此乃一派胡言，因为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东欧以及东南欧的所有国家。又是贝克勒，以怒发冲冠之势报告帝国保安总局，说眼下已无力回天。最终结果是，没有一个保加利亚籍犹太人被遣送或非正常死亡。1944年8月，红军逼近，反犹法令被废弃。
保加利亚人民为什么会在这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条形地带作出如此奇特的行为，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给出解释。但这总让人想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纳粹上台的时候他碰巧在德国。他们让他去背国会纵火案的黑锅，那是1933年2月27日发生在柏林国会大厦的一场神秘火灾。他在德国最高法院受审并且碰上了戈林。他在交叉询问时对戈林提出质问，就像他自己在主导整个诉讼程序一样。也多亏了他，除了范德吕伯之外的所有被告均被判无罪。他的行为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在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境内总算还有个真正的人，”人们常这样说，“是个保加利亚人。”
希腊北部被德国人占领，南部被意大利占领，这里没有发生特别棘手的事情，因此实现无犹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43年2月，艾希曼的两个专家，迪特尔·维斯利策尼上尉和阿洛伊斯·布伦纳上尉，前来为遣送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做准备工作。那里三分之二的希腊人是犹太人，共计大约三万五千人被集中到一起。如他们从IV-B-4科得到的委任书所示，这一行动是根据“欧洲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框架”拟定的。通过同战争管理委员会委员、当地军管政府代表马克斯·默滕博士密切合作，他们很快建立了通常的犹太委员会，首席拉比科雷茨任主席。维斯利策尼作为萨洛尼卡犹太事务特遣队队长，引进了黄色大卫星，要求犹太人无一例外必须佩戴，并迅速推而广之。默滕博士把整个犹太人口迁移至隔都，因为地理位置距离火车站很近，方便转移犹太人。唯一拥有特权的是持有国外护照的犹太人，而且如同以往的情况，还有犹太委员会的成员。最后这几百人被运至伯根—贝尔森中转营。除了飞到南方，他们无路可逃。那里的意大利人跟别处一样，拒绝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意占区也只能提供短暂的安稳。希腊人充其量只是不闻不问，甚至一些游击队还“赞成”对犹太人的解决行动。两个月之内，整个犹太社区的人都已被遣送出去。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列车开往奥斯维辛，每一列货运列车都装载着两千到两千五百名犹太人。同年秋天，意军溃散，大约一万三千名犹太人从希腊南部，包括雅典和希腊群岛地区，被迅速遣送完毕。
在奥斯维辛，许多希腊籍犹太人受雇参与所谓的死亡行动队，也就是执行毒气杀人和火葬工作。他们活到了1944年。到那个时候，匈牙利犹太人也被赶尽杀绝，罗兹的隔都被清理殆尽。那个夏天快要结束之际，有传闻说马上要撤除毒气装置。这时候爆发了罕见的反抗行动。死亡行动队很清楚，如今自己也难逃一死。反抗演变成彻底的灾难，最后只留下一个幸存者，活着讲出了这个故事。
希腊人对本国犹太人命运的冷漠态度，似乎直到这个国家被解放以后依然没有改变。默滕博士，作为艾希曼审判的辩方证人之一，如今有些自相矛盾地声称，他对一切毫不知情，却在不经意间救过许多犹太人的命。战后，他作为一家旅行社的代表平安无事地返回希腊；后来被捕，不过很快就被释放并准许回到德国。他的案例大概比较特殊，因为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总是以酷刑告终。他在柏林当着控辩双方代表的面所提供的辩护词当然很奇怪。他说艾希曼曾协助营救约两万名萨洛尼卡的妇女儿童，而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维斯利策尼。可是最后他又说，在他作证前，艾希曼在林茨当律师的哥哥找过他，还有一个由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德国组织也找过他。艾希曼本人对这一切予以否认——他从未到过萨洛尼卡，也从没见过这位对他很热心的默滕博士。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撤离和遣送的协调，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件事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救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要说罗马尼亚是战前欧洲最反犹的国家，不算言过其实。甚至在十九世纪，罗马尼亚存在反犹主义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了。1878年，各大强国已经尝试出面干涉，要通过《柏林条约》让罗马尼亚政府承认犹太居民的罗马尼亚国籍；但就算是承认，也是维持犹太人的二等公民身份。它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几百个塞法迪犹太人家庭以及一些德裔犹太人之外，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仍然是常住外侨。同盟国动用全部势力，在磋商和平条约期间“说服”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一项少数民族条约，准许犹太少数民族拥有公民权。1937和1938年，罗马尼亚撤销了这个受世界舆论所迫而作的妥协条约。当时，出于对希特勒德国势力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少数民族条约是对其“主权”的侵犯，从而剥夺了数十万名犹太人的公民权。这个数字大概是犹太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两年后，1940年8月，罗马尼亚加入希特勒德国一方参战，新任铁卫团独裁领袖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宣布所有罗马尼亚犹太人（除几百个在合约之前取得罗马尼亚国籍的犹太家庭之外）全部为无国籍者；当月，他还颁布了反犹法令，在苛刻的程度上堪比德国。受保护的人群包括退伍老兵以及1918年之前取得罗马尼亚国籍的犹太人，人数不足一万，几乎还不到其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希特勒本人十分清楚，德国正面临被罗马尼亚超越的危险。1941年8月，最终解决令下达几个星期后，希特勒跟戈培尔抱怨道：“安东内斯库这种人，在狠劲上胜过我们所有人迄今所为。”
罗马尼亚于1941年2月参战。罗马尼亚军团成了未来进犯苏联的一支军事力量。单是在敖德萨一地，罗马尼亚士兵就实施了对六万人的大屠杀。与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政府相比，罗马尼亚政府从一开始对东部屠杀犹太人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而1941年夏，即便在政府把铁卫团扫地出门之后，罗马尼亚士兵还是执行了一项屠杀和遣送计划。这次行动令同年1月爆发的“布加勒斯特铁卫团行动都相形见绌”。这是一次纯粹的恐怖行动，人类有史以来无能出其右者（希尔伯格）。罗马尼亚式的遣送，是把五千人转移到货运车厢。列车漫无目标地翻山越岭几天几夜，等待车厢里的人窒息而亡；屠杀行动后，尸体通常被挂在犹太人的肉铺展示。罗马尼亚集中营的恐怖现象，比我们所知的发生在德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也更加凶残。罗马尼亚集中营是由于向东部的遣送不可行而由罗马尼亚人自行建立并运营的。当艾希曼把犹太事务常务顾问古斯塔夫·里希特上尉派到布加勒斯特时，后者向他汇报说，安东内斯库现在想要把十一万犹太人运到“布格河对岸的两片森林”，也就是运到德占苏联领土上去剿杀。这可把德国人吓坏了，各方都要站出来说话：国防军司令部、罗森贝格在东部被占领土的总部、柏林的外交部、布加勒斯特的特派员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等。这位男爵乃前冲锋队高级军官，罗姆的故交，当然也就是党卫军眼中的可疑分子，很可能受到了里希特的监视，后者曾向他“咨询”过犹太事务。无论如何，在这件事上，他们取得了一致。艾希曼在1942年4月的一封信中亲自恳求外交部停止罗马尼亚人现阶段无组织且不成熟的“对犹太人赶尽杀绝”行动。必须得让罗马尼亚人明白，“对德国犹太人的撤离工作正如火如荼”，须以德国犹太人为先。最后，他还放话说，“将动用安全警察”。
原计划在巴尔干所有国家进行的最终解决，如今不管德国人多么不情愿，只要他们不希望局势恶化成血腥杀戮，那么就不得不在最终解决问题上给罗马尼亚人以更高的优先权。而且，就算艾希曼也许很享受扬言动用安全警察一事，可营救犹太人终归不是他们的任务。到8月中旬，几乎在没有德国人协助的情况下，罗马尼亚人已经屠杀了国内约三十万犹太人。此时，外交部同安东内斯库就“由德国部队执行撤离罗马尼亚犹太人”一事达成协定，艾希曼开始跟德国铁路部门磋商，以确保有足够的列车把二十万犹太人运到卢布林死亡营。然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各种大幅让步也已谈妥，罗马尼亚人却突然翻脸，内线里希特先生的一封信如晴天霹雳急降柏林——安东内斯库元帅改主意了。基林格大使汇报说，元帅现在想要“以一种舒服的方式”摆脱犹太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的是，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充斥着杀人犯的国度，而且还是巴尔干地区最腐败的国家。他们一边进行着大屠杀，另一边，用钱买命的交易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个官僚部门，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忙得不亦乐乎。政府一方则擅长向某些犹太群体或整个犹太社区征收巨额税款。罗马尼亚人自从发现可以通过犹太人赚取硬通货——每人一千三百美金——之后，便成了犹太人移民的热切支持者。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罗马尼亚成为犹太人在战争期间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为数不多的通道之一。当红军迫近之时，安东内斯库变得甚至更加“温和”；现在，他愿意让犹太人不付任何赔偿直接移民。
奇怪的是，安东内斯库从头到尾都并不像希特勒以为的那样比纳粹还要“冷酷”，只是永远比德国人先行一步而已。他最早剥夺了全部犹太人国籍。当纳粹仍忙于检验首批实验成果之际，他已毫无廉耻地公开发动大规模屠杀；他拿犹太人作交易的想法，比希姆莱提出的“以命换车”还要早一年；最后，他也像希姆莱一样对整个事件突然叫停，当这一切只是一场玩笑。1944年8月，罗马尼亚向红军投降，艾希曼这位遣送问题专家被紧急派到当地营救“德意志少数民族”，结果无功而返。八十五万罗马尼亚犹太人中，大约有一半幸存下来，其中大多数（几十万人）去了以色列。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犹太人至今还留在这个国家。罗马尼亚刽子手们按例都被处死，基林格在苏联人到来之前自杀。只有里希特上尉确实在行动中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他在德国一直平安无事地活到了1961年。这一年，他成了艾希曼审判中姗姗来迟的受害者。
[1] Metropolitan Stephan（1878—1957），保加利亚东正教会重要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王室同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抵制反犹政策。——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