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中欧国家的遣送：
匈牙利、斯洛伐克

前文说到艾希曼的良知问题是如何令人头疼时，我们就提到过匈牙利这个国家，一个从组织结构上看没有国王的王国。这个国家尽管不靠海，既没有海军也没有商船队，却被一个海军上将、摄政官尼古劳斯·冯·霍尔蒂统治，或者毋宁说是托管给这个无冕之王。唯一可见的王权标志是，尽管这里并不存在宫廷，但宫廷大臣的数量却十分庞大。许久以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是匈牙利国王；1806年以后，多瑙河上的帝制政权被哈布斯堡松散地统合划一。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是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拆解成继承国，奥地利如今成了共和国，期待与德国交好、融合。奥托·冯·哈布斯堡流亡，凶狠的民族主义者马扎尔人永远不再承认他是匈牙利国王。而另一方面，匈牙利人的王室甚至都没有被写入历史记忆。于是，从现在公认的政府形式看，匈牙利究竟属于哪一类，只有霍尔蒂上将自己清楚。

王权假象的背后，是世袭的封建制结构；失去土地的农民每况愈下，少数贵族地主家庭，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人，愈发骄奢淫逸。这个穷困潦倒的国家的贫富差距程度非任何一个东欧或南欧国家可比。正是大量悬置的社会问题以及普遍的落后状态，营造出布达佩斯独特的社会风气；匈牙利人好像是一群幻想狂，如此长期而彻底地沉浸于自欺欺人，乃至丧失了任何忤逆反抗之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受意大利法西斯影响，他们发动了强大的名为箭十字党人的法西斯运动，并于1938年紧随意大利的脚步颁布了自己的反犹法案。尽管这是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但这些法案还是针对了1919年之后改宗的犹太人；三年后，1919年之前改宗的犹太人也不再能够幸免。尽管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全面反犹主义已经成了政府的官方政策，依然有十一个犹太人继续留在议会的上议院。匈牙利是轴心国里唯一一个把十三万犹太人——着匈牙利军装——作为辅助部队派到东部战线的。之所以有这么多自相矛盾是因为，纵然匈牙利人有官方政策，但他们甚至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在本土犹太人与东部犹太人、“《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匈牙利”（跟其他继承国一样，按照《特里亚农条约》建立起来的部分）“马扎尔化的”犹太人与那些新近吞并地区的犹太人之间作出区分。1944年3月前，纳粹政府还一直尊重匈牙利的主权。所以，对犹太人而言，这个国家成了这片“死亡之海”里的一个安全岛。当红军穿过喀尔巴阡山脉时，匈牙利政府公然尝试效仿意大利并且制定了一份单独的休战书，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政府此时决定占领这个国家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是，游戏到了这个阶段，“从各方原因来看，彻底解决犹太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如维森迈尔在1943年12月向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所言，“清算”这个问题是“把匈牙利卷入战事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个“问题”的“清算”包括对八十万名犹太人外加大约十到十五万名改宗犹太人的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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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事情还是如我之前所言：由于任务艰巨并且紧急，艾希曼召集全部人马于1944年3月抵达布达佩斯。由于其他各地的工作均已完成，他可以轻易调兵遣将。他把维斯利策尼和布伦纳分别从斯洛伐克和希腊、把阿布罗梅特从南斯拉夫、把丹内克尔从巴黎和保加利亚、把已经是指挥官的西格弗里德·塞德尔从特莱西恩施塔特、把后来成为其在匈牙利代理人的赫尔曼·克鲁迈从维也纳调派过来。他把所有更为重要的手下成员，如已经是其首席代表的罗尔夫·金特、遣送官弗朗茨·诺瓦克、法律专家奥托·洪舍一同从柏林调来。这样一来，艾希曼的特种突击队（Sondereinsatzkommando）由大约十人组成，外加一些文职人员，总部设在布达佩斯。他们抵达的当天夜里，艾希曼及其随从便邀请犹太人领袖参加一个会议，劝说他们建立犹太委员会。因为一旦有了这个委员会，艾希曼他们就可以对其下达命令，反过来还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对匈牙利所有犹太人拥有绝对司法权。此举在彼时彼地绝非易事。如教宗特使所言，当时“整个世界都明白了遣送的实际含义”；而且，卡斯特纳博士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有一个特殊机会步欧洲犹太人之后尘，我们很清楚特别行动队在干什么，我们早已对奥斯维辛的事了如指掌”。显然，艾希曼自称的“催眠力量”，已不足以说服每个人相信纳粹将会承认“马扎尔化的”犹太人和东部犹太人之间的严肃划分。自欺欺人不得不被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才能令匈牙利犹太人领袖到这个时候还相信“在这里不可能发生”——“他们怎么可能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匈牙利国外？”甚至当现实日复一日地冲击他们的信念时，他们依然执迷不悟。从证人口中嘟囔出的一句不算结论然而又极不寻常的话中，人们才明白这一切如何成为可能：犹太中央委员会（犹太委员会在匈牙利的名字）未来的成员已经从邻国斯洛伐克那里听说，正在与他们谈判的维斯利策尼很乐意收取贿赂；他们还知道，尽管存在贿赂行为，他还是“遣送了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对此弗罗伊迪格总结道：“我理解的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跟维斯利策尼打通关系。”

艾希曼在这些棘手的磋商中最绝的一招，就是务必让他及其手下看似被犹太人收买。犹太社群主席、同为霍尔蒂私人幕僚成员之一的枢密官萨穆埃尔·施特恩，受到了精心款待，并获准成为犹太委员会领袖。当他们被要求奉上打字机、镜子、女士内衣、古龙水、画家让—安东尼·华托的真迹、八架钢琴时，施特恩以及犹太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备感安心，尽管其中七架被诺瓦克上尉客客气气地还了回来，他说：“不过先生们，我可不想开钢琴店，我只是想弹钢琴而已。”艾希曼本人则参观了犹太图书馆和犹太博物馆，并向每个人保证，目前所有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收受贿赂首先是个幌子，但很快就假戏真做，尽管并没有达到犹太人的期望。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的供词，以及曾作为匈牙利犹太抵抗组织犹太复国主义救济与救援委员会（Zionist 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代表的约埃尔·布兰德的证词，都证实了卡斯特纳的说法。克鲁迈于1944年4月从弗罗伊迪格那里收到了不下二十五万美金，而单是为了获得面见维斯利策尼以及党卫军反间谍组织人员的特权，救援委员会就支付了两万美金。在这次会面中，所有与会者都额外获得了一千美金的小费。维斯利策尼再次提出所谓的欧洲计划。他在1942年就提出过，后来不了了之。据称，希姆莱原计划除波兰外，其他犹太人都可以花两百万至三百万美金来赎命。凭借这份被搁浅已久的计划，犹太人如今开始向维斯利策尼分期付款。就连艾希曼的“理想主义”也在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里土崩瓦解。尽管不能证明艾希曼借工作之便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控方还是公正地揭示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优越生活。在那里，他可以住最好的酒店；他后来的政敌库尔特·贝歇尔送给他一辆水陆两用车，司机带他四处游览；他打过猎，骑过马，在匈牙利政府的新朋友们陪同指导下，享受到一切前所未闻的奢侈生活。

无论如何，在这个国家里还是有那么一群犹太人，至少他们的领袖没有完全沉浸在自欺欺人之中。复国主义运动在匈牙利曾经势头很猛，现在又在新成立的救济与救援委员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委员会同巴勒斯坦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帮助难民从波兰、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逃出来。该委员会还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一直有联系，后者为他们的工作提供资助，以保障一些犹太人以合法或非法方式来到巴勒斯坦。眼下灾难已经蔓延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开始伪造“基督徒证件”、改宗凭证，其持有者发现这样更方便“隐身”。无论他们如何变换身份，复国主义领导者们始终知道，他们是法外之人，并且以此种方式行事。约埃尔·布兰德是位不走运的特使，战争期间，他须将希姆莱用一百万条犹太人命交换一万辆卡车的计划传达给盟军。他属于救济与救援委员会的领导层，还到耶路撒冷来证实他同艾希曼的交易，步其之前在匈牙利的对手菲利普·冯·弗罗伊迪格之后尘。被艾希曼不巧忘了的弗罗伊迪格回忆说，自己在会面过程中遭到粗暴对待，而布兰德的证词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艾希曼本人就他与复国主义者谈判的描述。布兰德被告知，“一位理想主义的德国人”要跟他这位“理想主义的犹太人”谈谈——两位可敬的敌人在战争间歇期要平等相见。艾希曼对他说：“明天我们也许会再赴战场。”当然，这是一个可怕的笑话，但它的确证明了艾希曼并未为应付耶路撒冷审判而专门编造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慷慨陈词。更有意思的是，人们无疑能通过与这次复国主义者的会面发现，无论是艾希曼还是特种突击队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像从前利诱犹太委员会的先生们时那样采取说谎策略。就连“语言规则”也被束之高阁，大多数时候改为有话直说。此外，若谈到严肃问题，如购买通行证所需金额、欧洲计划、人命换卡车等，不仅艾希曼，每个相关人员（维斯利策尼、贝歇尔、约埃尔·布兰德每天早晨在咖啡屋碰面的那些反间谍组织成员们）无疑都要求助于复国主义者。原因在于，救济与救援委员会拥有必要的国外关系，并且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弄来外汇；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们，除了那个并不可靠的执政官霍尔蒂之外，便再没有别的靠山。另一个日益浮出水面的事实是，匈牙利的复国主义高层人物得到了比颁给犹太委员会成员（针对逮捕与遣送）的普通临时豁免权更高级别的特权。复国主义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通行，可以不必佩戴大卫星。他们获准参观匈牙利集中营。后来，救济与救援委员会创始人卡斯特纳博士甚至不必出示证明他犹太身份的证件就可以往返纳粹德国。

艾希曼有了在维也纳、布拉格、柏林的经验，不到两个星期就轻车熟路地建立起了犹太委员会。现在的问题是，他本人能否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上指望匈牙利官方的援助。这对他本人是个全新的尝试。从常规程序来看，外交部及其代表应该为他作好协调；这一次则是新任的帝国特使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艾希曼本应向此人派遣一位“犹太顾问”，他自己显然没有兴趣当这个顾问，因为这个职务顶多官至上尉，而他则已是中校，官高两级。他在匈牙利的最大成就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主要成员有三个人。拉斯洛·安德烈，他的反犹主义令霍尔蒂称他为“疯子”。此人最近被任命为内政部主管政治（犹太）事务的副部长。拉斯洛·鲍基同为内政部副部长，执掌匈牙利警察。警察中校费伦齐直接负责遣送事务。在他们的协助下，艾希曼能够确信，无论是签发紧急指令还是在边省建立犹太集中营，都将于“转瞬之间”完成。由于此事关系到大约五十万人的遣送，他们同德国国家铁路官员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奥斯维辛的赫斯从他的直属上司、经济管理总局的里夏德·格吕克斯将军那里得到计划，命令新建一条铁路线，好把车厢直接开到焚尸炉几十米开外的地方。配备给毒气室的死亡突击队人数从二百二十四人增加到八百六十人，以便每日对六千至一万两千人实施屠杀。1944年5月，火车抵达之时，只有极少数“有劳动能力者”被挑出来当苦工，被分配至克虏伯位于奥斯维辛的熔炼厂。（克虏伯新建的贝尔塔工厂位于布雷斯劳附近，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聚敛犹太劳动力，而这些人的工作条件较之于死亡营有过之而无不及。）

匈牙利的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7月初戛然而止。首先得感谢犹太复国主义者让这段故事比犹太人所受的任何一笔灾难都更加广为人知。霍尔蒂一度被中立国和梵蒂冈的抗议声吞没。然而，罗马教廷大使认为应该澄清，梵蒂冈的抗议并非来自“错误的恻隐之心”——这个词如同永久纪念碑，矗立在最德高望重的教会人士头脑中；他们眼睁睁看着“冷酷到底”这道福音被那些常年辗转于妥协状态的人四处传颂，最终又落得何等下场。瑞典再次采取了有效措施，签发入境许可；瑞士、西班牙、葡萄牙紧随其后，最终有三万三千名犹太人在布达佩斯住进特殊的房屋，处于中立国保护之下。盟军收到一份包括七十名主要罪犯的名单并公之于众。罗斯福在最后通牒中威胁道：“匈牙利的战后待遇将有别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除非那里停止遣送行动。”7月2日，布达佩斯遭遇了一场严重空袭，警告变成了现实。鉴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霍尔蒂下令停止遣送。针对艾希曼的证据里，最有可能定罪的一条却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没有遵守“那个老傻瓜”的命令，而是在7月中旬再次遣送了布达佩斯附近一个集中营里的一千五百名犹太人。为阻止犹太官员通知霍尔蒂，他把两个代表处的成员带到自己的办公室；洪舍博士以各种名义将他们扣押，直到他听说火车已经驶出匈牙利领土才予以释放。艾希曼不记得这段故事了。在耶路撒冷，尽管法官们“确信被告清楚记得他对霍尔蒂的胜利”，但这一点很可疑，因为霍尔蒂在艾希曼眼里算不上大人物。

这似乎是从匈牙利开往奥斯维辛的最后一列火车。1944年8月，红军已进驻罗马尼亚，艾希曼被派过去，怎奈无力回天。他回来时，霍尔蒂政权攒足了勇气，要求艾希曼的突击队撤离。艾希曼本人请求柏林让他和手下撤回来，因为他们“已成多余”。但是柏林并未遂他的愿，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因为10月中旬局势再次骤变。苏军距离布达佩斯不过一百英里，纳粹成功推翻了霍尔蒂政权，任命箭十字领袖费伦茨·萨拉希为国家元首。不再有列车开往奥斯维辛，因为灭绝装置将被拆除；与此同时，德国劳动力匮乏的现象已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这次是德国特使维森迈尔同匈牙利内政部谈判，申请向德国遣送五万名十六到六十岁的男性和四十岁以下的女性犹太人。他在报告中提到，艾希曼希望再增加五万人。由于铁路设施已不复存在，1944年11月决定采取步行撤离；希姆莱只用一个命令就暂停了步行方案。步行队伍里的犹太人遭到匈牙利警察随意拘捕，后者无视任何例外情况，也不问某些条令中规定的年龄限制。箭十字的人一路“护送”，抢夺他们的财物，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在原本的八十万犹太人口中，还剩下约十六万仍然留在布达佩斯的隔都里——郊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而这其中有几万人又沦为肆意屠杀的牺牲品。1945年2月13日，这个国家向红军投降。

匈牙利国内主要的集体屠杀犯都被推上了审判庭，被宣判并执行了死刑。但除了艾希曼，那些德国肇事者所获的刑罚，最多不过是坐几年牢。

 

同对付克罗地亚一样，对斯洛伐克政策也是德国外交部的一项发明。早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斯洛伐克人就已经来柏林商议他们的“独立问题”；当时他们向戈林承诺，他们会忠诚地追随德国的脚步处理犹太问题。不过那是在1938/1939年的冬天，尚无人知晓诸如“最终解决”之事。这个拥有大约二百五十万农业人口以及九万犹太人的弹丸之国，原始，落后，笃信天主教。当时它由天主教神父约瑟夫·蒂索统治。就连这里的法西斯运动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也裹藏在天主教的外衣之下。这些穿着长袍的法西斯分子或者叫法西斯式神职人员，无论在处世风格还是行动内容上，都不同于他们的德国主子所奉行的最新式种族主义。在斯洛伐克政府里，只有一个现代反犹主义者，那就是艾希曼的好朋友、内政部长萨诺·马赫。其他所有人都是基督徒，或者自认为是基督徒；而纳粹，从原则上讲，当然像反犹一样反对基督教。在斯洛伐克，作为基督徒不仅意味着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在改宗与未改宗犹太人之间进行区分（这一点已被纳粹视为“过时”），还意味着他们还在以中古的思维方式思考整个事态。对他们来说，“解决方案”包括驱逐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但并不包括实施系统“灭绝”，尽管他们不介意偶尔为之的杀戮。犹太人最大的“罪孽”并不是他们属于一个异类“种族”，而是因为他们富有。斯洛伐克犹太人按照西方标准算不上富有，但当五万两千名犹太人因身家超过两百美元必须公布财产时，全部财产累计就达到了一亿美元。在斯洛伐克人眼里，犹太人个个都是大富翁。

在斯洛伐克刚刚获得“独立”的头一年半里，斯洛伐克人忙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犹太问题。他们把稍大规模的犹太企业变成非犹太的，制定了一些反犹法令。用德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法令具有“根本性缺陷”，因为它豁免了1918年之前改宗的犹太人。他们还计划“遵循波兰总督府的模式”建立隔都，并且动员犹太人参加强制劳动。很早的时候，1940年9月，迪特尔·维斯利策尼上尉被指派为他们的犹太问题专家，被安排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德国使馆。艾希曼一度极为仰慕这位保安局的上司兼朋友（艾希曼的长子就取名迪特尔），如今两人官阶同等。维斯利策尼因未婚无法得到提拔，因此一年后，艾希曼就后来者居上，成了他的上级。艾希曼认为，一定是这件事令维斯利策尼耿耿于怀，从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者在纽伦堡审判上作出了对艾希曼如此具有毁灭性的证词，甚至还主动汇报艾希曼的藏身之所。不过，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维斯利策尼很可能只关心如何救自己的命。他跟艾希曼完全不一样，他属于党卫军里受教育层次比较高的那类人，一生与读书写字为伴；他让匈牙利犹太人称其为“男爵”，而且放眼看去，跟自己的事业相比，他更在意的是钱。最后，他还是党卫军里面最早推行“温和”政策的人之一。

斯洛伐克前期一度风平浪静。1942年3月，艾希曼出现在布拉迪斯拉发，就两万“青壮年犹太劳动力”的遣送问题展开磋商。四个星期后，海德里希亲自会见总理沃伊泰克·图卡，并劝说他把包括一直因改宗而得到豁免的全部犹太人安置到东部。这个由天主教神父担任领袖的政府，在听说“德国人除了要求每个犹太人支付五百帝国马克外并未对犹太人的财产提出任何要求”之后，便对于纠正依照宗教信仰对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作出截然区分这个“根本缺陷”毫不介意了。相反，这个政府还要求德国外交部作出额外保证，“从斯洛伐克撤离（并被德国人接管）的犹太人将永远留在东部地区，永远没有机会回到斯洛伐克”。为了以最高水准兑现协议，艾希曼再访布拉迪斯拉发。恰好在这次出访期间发生了海德里希遇刺事件。到1942年6月，五万两千名犹太人被斯洛伐克警察遣送到波兰的屠杀中心。

此时，斯洛伐克境内仍有大约三万五千名犹太人，而且他们全都属于本应得到豁免的范畴之列——改宗的犹太人及其父母、某些行业协会成员、强制劳动营的年轻劳动力和部分商人。这时，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得到“重新安置”，布拉迪斯拉发的救济与救援委员会作为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姐妹组织，成功收买了维斯利策尼；后者承诺会协助放缓遣送速度，并提出所谓的欧洲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又在布达佩斯提出过。除了读书听音乐，当然还有伸手接住他能得到的一切好处，这个人不可能做过任何事。不过恰在此时，梵蒂冈告知天主教神父“重新安置”的真实意义。从那一刻起，德国大使汉斯·埃拉德·卢丁向柏林的外交部汇报称，遣送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斯洛伐克政府开始以“安置”中心的参观许可为由向德国人施压。无论维斯利策尼还是艾希曼当然都不会应允，因为被“安置”的犹太人早已不在人世。1943年12月，埃德蒙·维森迈尔博士来到布拉迪斯拉发面见蒂索主教。他受希特勒指派前来，任务是跟蒂索“打开天窗说亮话”。蒂索承诺将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名未改宗犹太人投入集中营，并且为大约一万名改宗犹太人建立一个特殊营，但他拒绝遣送犹太人。1944年6月，时任德国驻匈牙利特使的维森迈尔再度出面，要求这个国家仅存的犹太人也被囊括进匈牙利行动中。蒂索再次表示拒绝。

1944年8月，红军大举压境，一场酝酿成熟的起义在斯洛伐克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国家。此时维斯利策尼在匈牙利，很可能已经不再可靠。帝国保安总局派遣阿洛伊斯·布伦纳到布拉迪斯拉发逮捕并遣送余下的犹太人。布伦纳首先逮捕并遣送了救济与救援委员会的官员，然后——这一次是在德国党卫军武装部队的协助下——遣送了另外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人。1945年4月4日，当苏联人抵达布拉迪斯拉发时，那里大概还有两万名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得以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