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证据与证人

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本没办法获得他们自己的辩护资料”。（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提交的材料是一百一十份，而控方则有一千五百份；前者手中只有大约十几份是由辩方首先提供的，而且大多是波利亚科夫或赖特林格等专家的著作节选。其余的，除了艾希曼画的十七个结构图，全部都是从控方以及以色列警察的海量资料中拣选搜集而来。显然，辩方拿到手的只是富豪们的残羹冷炙。）事实上，辩方无权支配“全世界的档案和政府文件”，可谓“既没时间也没渠道”，无法正常应对庭审。纽伦堡审判也因同样的问题备受诟病。在那里，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无论在纽伦堡还是在耶路撒冷，辩护方的主要短板均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去浏览海量资料并发现对案情有价值的东西。即便在战争结束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对纳粹政府的庞大档案材料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控方的取舍决定。

对于这个决定性的不利因素，没有人比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更加清楚。他是纽伦堡审判中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显然，有了这一背景，他申请做艾希曼的辩护律师就变得更加有看点。他声称只把这“当作一份工作”，而且“跟其他接刑事案的同事没什么两样，只为能赚到钱”；但他一定也知道，从他在纽伦堡的经验来看，以色列政府支付的金额（他自己估算是两万美金），就算加上艾希曼在林茨的家人付给他的一万五千马克，数目也还是少得可怜。差不多从开庭第一天起，他就抱怨薪酬过低；之后不久，他公开表明希望将来把艾希曼在狱中“为所有后来人”所写的“回忆录”拿来出售。暂且不论这笔买卖是否正当，他的希望也注定会打水漂。因为以色列政府没收了艾希曼在狱中写过的每一张纸。（它们目前陈放在国家档案馆。）在8月开始休庭到12月最终宣判的这段时间里，艾希曼曾写了一本“书”；辩方在复审环节要将之作为“新的事实证据”呈交上诉法院，法院当然没有采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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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被告的立场，法庭可以借助他对以色列警官的供述以及他在庭审筹备的十一个月里的手写记录。这些无疑都是在非受迫情况下所作，其中大部分内容乃不问自答。艾希曼曾经面对一千六百份文件资料，其中的某些他早前在阿根廷接受萨森访谈时就看到过。所以，豪斯纳先生称那次访谈是一个“彩排”，也不无道理。不过直到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才开始认真对待那些文件资料；当他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明眼人很快就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他懂得如何解读那些文件，而且比律师做得还到位；而在警官问讯期间，他还不懂得这些。艾希曼的出庭证词最终成为案件中最具分量的证据。6月20日，第75次开庭，他的律师传他出庭，几乎不间断地审问了十四场。辩方询问一直持续到7月7日。同一天，控方开始了多达十七场、长达十四天的交叉询问。其间有几个突发事件：艾希曼有次扬言，他要依照莫斯科风格“承认一切罪行”；还有一次他抱怨说：“我觉得，不把我彻底折磨死，你们是不会放过我的。”不过通常情况下他都十分安静，当他表示拒绝再回答问题时，口气也并不是很硬。他对哈拉维法官说：“这场交叉询问环节能够如此旷日持久，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至少，我有机会从这十五年间加在我头上的那些流言蜚语中理出真相。”他的律师回问他的时间还不到一次庭审的时长。在那之后，讯问他的是三位法官。在两场半的庭审中，法官们从他口中问到的东西，要比检控官在十七场庭审中问出的全部内容还要多。

 

从6月20日到7月24日，艾希曼总共出庭33.5场。在差不多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庭审场次中（即121场中的62场），上百名控方证人悉数登场。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倾诉各自的恐怖经历。他们出庭作证的日期从4月24日持续到6月12日。此间，出示文件资料占据了所有法庭时间。首席检控官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宣读，以便法庭记入庭审记录——庭审记录每天都会见诸报端。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证人都是以色列公民，这些以色列证人还是从成百上千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其中九十人是真正的幸存者，他们以不同方式在纳粹占领区活了下来。）从始至终没有一个“潜在证人”被传唤出庭。“潜在证人”一词出自昆丁·雷诺兹在1960年基于两位以色列记者调查材料撰写的《死亡部长》一书。能够完全（而不仅仅是部分地）排除这种压力，并且去寻找那些并非主动出庭的人，才是明智之举啊!那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惊动那位红遍大西洋两岸、化名K—蔡特尼克[2]的作家了。他笔下的奥斯维辛，充斥着妓院、同性恋及其他“人性化的故事”。跟在许多其他公共场合亮相时一样，他开篇就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名字。他说：“这不是笔名。只要世界还不知道这个民族曾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会一直用这个名字写下去……就像人类曾在某个人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奋起反抗一样。”他接下来话题一转，谈起了占星学：“奥斯维辛灰烬上空的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这颗星，现在也面向我们的星球发光发热。”最后，他得出结论，一直支撑他的是“高于自然的非自然力量”。他第一次长出了一口气，就连豪斯纳先生都觉得坐不住了，十分谦卑且客气地打断他：“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容我提几个问题？”这时候主审法官也觉得是该说句话了：“迪诺尔先生，请，请，听听豪斯纳先生和我的话。”可是证人却很失望，大概深感受伤，所以脸色苍白，顿时倒地不省人事，没法再回答任何问题。

从大部分证人的普遍表现来看，这当然只是个例外；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复述出来，也是人人皆有的天分，更不能说一般人都具有把十六甚或二十年前确实发生过的事跟目前为止所读、所听、所想之事区别开来的罕见能力了。这些难题没人帮得上忙，也无法因主控官对某些声誉显赫的证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出版过关于自身经历的书籍，而如今要把此前写过或者讲过、一再讲过多次的东西再拿出来讲——有偏爱而得到缓解。诉讼尝试按照编年顺序展开，却收效甚微。八名来自德国的证人出庭，每个人都冷静得很，但他们并非“幸存者”。他们曾是德国犹太官员中的高层，都在战争爆发之前离开了德国；如今，他们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德高望重。后面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五名来自布拉格的证人，还有唯一一名来自奥地利的证人。控方提交了后来勒文赫斯博士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不久撰写的关于奥地利的珍贵报告。后续证人包括法国、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意大利、希腊和苏联各一人，南斯拉夫两人，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各三人，匈牙利十三人。有大量证人来自波兰和立陶宛，共五十三名。可是艾希曼在那两个国家基本没发挥过什么作用。（只有比利时和保加利亚两国没有证人出庭。）这些人都是“背景证人”，还有十六名跟法庭讲述奥斯维辛（十名）和特里布林卡（四名）以及海乌姆诺和迈丹尼克的证人。他们跟那些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作证的人不同。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老人营”，艾希曼的势力发挥过实际影响的唯一一座集中营。有四名证人为特莱西恩施塔特作证，一人为伯根—贝尔森交换营作证。

这些证人悉数登场后，大屠杀纪念馆在《公告》中总结道，“证人有权跑题”已经成了不争事实；于是，豪斯纳先生在七十三次庭审中，按照惯例，请求法庭允许他“塑造完整形象”。在大约五十次庭审之前，兰道法官曾严正抗议过这种“形象塑造”法，如今他立即同意传一名前犹太军团成员出庭。犹太军团是巴勒斯坦犹太军事战斗力量，战争期间附属于英国第八军。这是这批证人方阵中的最后一位。阿隆·霍特尔—伊沙伊曾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欧洲的犹太幸存者，而今他是以色列的一位律师；当年资助他的是阿利亚·贝特，一个负责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非法组织。幸存的犹太人分散在大约八百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口当中，盟军想要尽快遣返一大批流动人口；当时的危险在于，连犹太人也要被送还到他们之前的家园。霍特尔—伊沙伊先生说，当他和他的同志们介绍自己是“犹太战斗民族”成员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对于那些已经饿到就快对生命失去热情的人，“用墨水在一张布单上画一颗大卫星钉在扫把上”，就足以令其为之一振。他还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流散人口集中营徒步回家”，可能只是回到了另一座集中营。“家”，以一座波兰小城为例，这座小城原住的六千犹太人口中只有十五个人活下来，幸存者中有四个人一回来就被波兰人杀害了。他最后还描述了他和其他人如何努力预防盟军遣返犹太人，可他们总是晚来一步：“特莱西恩施塔特有三万两千名幸存者。几周后，我们发现只剩下四千人。大约两万八千人已经返回，或者被送返。我们找到那四千人，当然没有一个人回到他们的原住地，因为与此同时，路已经指给了他们。”这条出路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后来的以色列。这段证词也许比人们此前听到的任何话都更具有鼓动性，而在呈现事实方面则漏洞百出。1944年11月，在最后一次把人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运到奥斯维辛之后，那里只剩下大约一万原住人口。1945年2月，新增的六千到八千名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被纳粹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而此时，整个德国的运输系统已经陷于瘫痪。1945年4月，在集中营被红十字会接管之后，剩下总计约一万五千人涌进露天卡车或者徒步离开。这些人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那里当过劳工。他们主要来自波兰和匈牙利。当苏联人于1945年5月9日解放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从一开始就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捷克犹太人立即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当时就身处自己的祖国。当苏联人由于传染病肆虐下达隔离令时，大部分人早已自行离开。结果，那些被巴勒斯坦使者发现的残留人员，很可能出于各种理由无法返乡或无法被送返，这些人疾病缠身，人老体衰，或作为家里唯一的幸存者而不知该身归何处。还是霍特尔—伊沙伊先生讲出了那个简单的真相：对于那些在隔都和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那些从一场彻底无依无靠、遭人抛弃的梦魇里活着走出来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仿佛是一片丛林，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猎物。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到一个再也不会见到任何非犹太人的地方去。他们需要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使者，好告诉他们可以去那里，无论合法或非法，无论采用什么手段；他们确信自己在那里将受到欢迎，无须借助宣传口号被说服。

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喜闻乐见于兰道法官输了一役；而早在战役打响之前，这样的时刻甚至已经出现过了。因为豪斯纳先生的第一位背景证人看似并非自愿出庭。那是一位老人，头戴传统的犹太无檐便帽，稀疏的白发，脸上有胡茬，个子不高，非常瘦弱，站得十分笔直。在某种程度上，他“出名了”，人们也明白为什么检控官要从他开始“塑造形象”。他是青德尔·格林斯潘，赫舍尔·格林斯潘的父亲。1938年11月7日，十七岁的赫舍尔走进德国驻巴黎使馆，枪杀了使馆的三秘、年轻的参赞恩斯特·冯姆·拉特。这起刺杀事件在德国和奥地利引发了大迫害，即11月9日所谓的水晶之夜——实际上是“最终解决”的序曲。但是，那些准备活动与艾希曼并无干系。格林斯潘的行为动机一直未得查明，而他的兄弟在被控方传唤出庭时显然不愿谈及此事。法庭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起复仇行为，因为在1938年10月的最后几天，大约一万七千名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国境，格林斯潘一家也在其中。不过众所周知，这个解释的可信度不高。赫舍尔·格林斯潘是个精神病患者，未能完成学业，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街头流浪多年，先后在两地遭到驱逐。巴黎开庭时，他的律师讲述了一段复杂的同性恋关系；后来德国将其引渡，并未再对其进行起诉。（有传闻说他活到了战后——似乎证明了“奥斯维辛悖论”，即犯过罪的犹太人都得以幸存。）冯姆·拉特是唯一一个不该牺牲的人。他因公开反对纳粹的观点、同情犹太人而曾受到盖世太保跟踪。关于他是同性恋的事，很可能是盖世太保的捏造。格林斯潘也许成了盖世太保当局在巴黎误打误撞的工具，后者本想一石二鸟——为德国的迫害行动制造借口，同时除掉纳粹政权里的一名反对者——却未曾意识到他们无法一举两得，即，不能够一边污蔑冯姆·拉特与犹太男孩之间存在非法恋情，同时又使他成为“世界犹太人”的一个受难者和牺牲品。

无论结果可能会怎样，事实上波兰政府在1938年秋就下令，所有定居德国的波兰犹太人都将自10月29日起失去国籍；他们很可能得到了消息，知道德国政府要把犹太人驱逐到波兰，于是想先发制人。要说像青德尔·格林斯潘先生这样的人也会知道这项法令的存在，再没有比这更不足信的了。他1911年来德国时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汉诺威开了个杂货店，生过八个孩子。1938年，大难临头之时，他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二十七个年头，而且跟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一直没有考虑更换证件，也没有申请加入德国国籍。现在，他在法庭上讲起了他的故事，小心应对检控官的提问。他吐字清晰，语气坚决，不加粉饰，言简意赅。

“1938年10月27 日，星期四晚八点，一名警察让我们到十一区警局。他说：‘你们马上就能回来，什么都不用带，带上护照就行。’”格林斯潘跟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同去。他们到警局时看到“一大群人，有的坐有的站，人们在哭。他们[警察]叫嚷着：‘签名，签名，签名。’……我不得不签上名字，所有人都得签。有一个人没签，他的名字叫，我想是叫格申·西尔伯。结果他被罚站了二十四小时的墙角。他们把我们带到音乐大厅……集合了全城各处约六百人。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周五晚。……接下来，他们把我们赶上警察的卡车，押解犯人的车，每车约二十人，然后开到火车站。街上满是黑压压乱嚷嚷的人群，喊着：‘把犹太人打回巴勒斯坦!’……他们用火车把我们运到了位于德波边境的诺伊本申。我们在安息日的早上六点抵达。那里有从各个方向开来的火车，莱比锡、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比勒菲尔德、不来梅。我们总共有一万两千人……那一天是安息日，10月29日……抵达边境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搜身，看是否有钱。假如谁身上的钱超过十马克，得上交多出来的部分。当时的德国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出境时携带金额不得超过十马克。德国人说：‘你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时也什么都不许带。’”因为德国人想把他们偷偷运进波兰领土，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赶将近两公里的路才到波兰边境。“党卫军的人用鞭子抽我们。那些行动迟缓的人会挨打，公路上满是血迹。他们扯走我们的手提箱，用最粗暴的方式对待我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德国人也有如此残暴的一面。他们对我们大喊：‘跑!跑啊!’我被打了，摔进路边的沟里。我儿子帮我站起来，说：‘爸，跑啊!快跑，不然就完了!’当我们跑到开放边境时……女人们在前面。波兰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向一个波兰将军报告，来了些军官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是波兰公民，有特殊护照，终于决定放我们入境。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约有六千人的村庄，而我们有一万两千人。雨越下越大，有人开始昏厥——举目四望净是老人。我们受尽了折磨，没有食物，从周四到现在粒米未进……”他们被带到军营，“因为没别的地方了”而被安置在“马厩……我想，那是我们[到波兰]的第二天。第一天有一辆装着面包的卡车从波兹南开来，那是周日。接着，我往法国写了封信……给我的儿子：‘别再往德国去信了。我们现在在兹邦申城。’”

这个故事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当它讲完的时候——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毫不留情也毫无益处地毁灭二十七年——你愚蠢地以为：每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轮到上法庭的那一天。结果你只会发现，在接下来无休止的庭审中，讲故事——至少在不做任何文学加工的前提下讲——有多么困难；讲故事需要心底无私，一种未经折射与反射的心灵与头脑的纯洁无瑕；而这，只有正直的人才会拥有。没有人，无论之前还是以后，拥有比青德尔·格林斯潘更加可贵的诚实品质。

没人会把格林斯潘的证词同“戏剧性的高潮”扯上半点关系。不过，几周后，高潮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出乎意料。当时，兰道法官孤注一掷地要把审判程序拉回到普通刑事法庭程序的框架之下。出庭者为阿巴·科夫纳，这位“诗人、作家”并未提供多少证词，而是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对观众的演说上。他带着一个演说家惯有的从容，憎恶被任何人打断。主审法官请他言简意赅，可他明显并不乐意。豪斯纳先生一向爱帮证人说话，眼下也被提醒不能“抱怨法庭缺乏耐心”。这话他也不爱听。在气氛略显紧张的时刻，证人恰巧提到了安东·施密特，一名德军中士。这个名字对在场观众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为大屠杀纪念馆几年前在希伯来文的《公报》上刊登了施密特的故事，故事还被一批美国的意第绪语报纸转载。安东·施密特曾负责波兰的一个巡逻队，专拣被德军开除的散兵游勇。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包括著名的科夫纳先生。施密特还曾帮助犹太游击队员，给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和军用卡车。最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并非为了钱”。此举持续了五个月，从1941年10月直到1942年3月安东·施密特被捕、被处决。（控方之所以诱导出这个故事，是因为科夫纳宣称，他第一次听到艾希曼这个名字就是从施密特那里，后者跟他讲，军中传说，是艾希曼“安排了一切”。）

这不是第一次提到来自非犹太世界的外部援助。哈拉维法官问证人：“犹太人可曾得到过任何帮助？”这就像控方一再追问：“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跟我们作对的，是整整一个国家的人”，藏在基督教家庭的犹太人“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也许总共一万三千个人里面能有五六个——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从整体来看，波兰的情况比其他东欧国家都要好。（如我前文所言，没有关于保加利亚的证词。）一个娶了波兰女人、现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证说他的妻子如何把他和其他十二个犹太人藏到了战争结束。另一名从集中营逃到了战前的基督徒朋友那里，后者后来却因此被处决。有名证人说，波兰地下组织曾经给许多犹太人提供武器，并通过把犹太儿童藏在波兰人家里而救了几千个孩子的命。冒这种风险的代价很高。曾有一个波兰家庭因为收养一个六岁犹太女童而以最残忍的方式遭到灭门。不过，施密特的故事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谈到德国人的援助，因为另外一起牵涉到德国人的事件仅在一份文件中有所提及：一名军官曾间接协助破坏某些警方命令；他并未因此受到什么惩罚，不过这件事的性质却被认为足够严重，所以才会出现在希姆莱和鲍曼的通信内容里。

短短几分钟，科夫纳讲完了这名德国军士伸出援手的故事。审判庭顿时鸦雀无声。似乎人群自发决定静默两分钟，用以纪念这位叫作安东·施密特的人。在那两分钟里，像是突然射出的一道光，冲破莫测的黑暗，只有一个想法赫然矗立在那里，不容置疑、毫无疑问——假如能有更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法庭上，在以色列、德国、全欧洲甚至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切都将会变得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缺憾。当然，对此的解释一直存在，而且被人反复提起。只需在德国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几本自以为十分忠实的回忆录里挑出一本，摘引其中的只言片语，即可对这些解释管中窥豹。彼得·巴姆，一位曾在苏联前线工作的德国医生，在《看不见的旗帜》（Die unsichtbare Flagge,1952）中讲到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杀害犹太人的故事。巴姆称党卫军机动杀人部队为“别人”，以此区别普通的士兵。这本书对后者的正派持称颂态度。犹太人首先被“别人”集合到这里。然后，他们被带到原先作为苏联国家政治安全保卫局（GPU）监狱的密闭房间，紧靠军官宿舍。巴姆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然后有人命令他们上了一辆流动毒气车，几分钟后他们就死在了里面。接着，司机把车开到城外，把尸体卸进了坦克壕。“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1] 这些文字汇集成书稿，取名《我的回忆录》，但并未对媒体公开。见德文版（333页）。——译注

[2] K-Zetnik，在意第绪语中意为“集中营囚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