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马里安巴

Last Year at Marienbad,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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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站在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附近的科埃德影院外，淋着雨等着看《去年在马里安巴》的情景。在那些孤独的人行道上，在漫漫长夜之中，我们等了多久？这是我们第一次为了进入有着圆柱、走廊和一排排座位的古老影院而在那儿排队吗？——还是我们去年就看过这部电影？

没错，你很容易对着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1961年的电影发笑，它激起了如此多的冷嘲热讽但又留下了如此持久的印象。不可思议的是学生们真的会站在雨里等着被难倒，然后再为它的意义争上几个小时——尽管导演本人都声明了它没有意义。我很多年没看《马里安巴》了，可是当我在音像店里看到数字化的光碟版本时，不自觉地就伸出手去：我想再看一遍，想看看它究竟是愚蠢还是深刻，甚至可能是想重新找回过去的自我——一个希望在艺术中找到真理的十九岁的少年。

重看之前，我本来以为会获得一次智力上的体验，会看到一部更适合讨论而不是观看的电影。出人意料的是《马里安巴》带给我不少感官上的愉悦，比如对气氛和情绪的营造，催眠般的困扰观众的方式，还有冷峻的视觉美感。的确，电影的故事仍然是个谜，甚至对影片里的角色来说都是如此。但人们不会想要知道谜底。有着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书是给孩子看的。大人们知道故事会不断展开，不断反复，不断重回自身，并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电影发生在一个优雅的城堡中，那里有装饰华丽的天花板，宽阔的客厅，巨大的镜子和绘画，无尽的长廊和长着灌木丛的地面，灌木都被剪成规则的几何形。有许多客人在这儿——一个个都举止优雅，衣着华贵，冷漠无情。其中的三个是跟我们有关的：美丽的女子A（德尔菲因·赛里格[Delphine Seyrig]饰）；帅得像电影明星的X（乔尔吉奥·阿贝塔齐[Giorgio Albertazzi]饰），一再坚持说他和A去年见过并约好今年再见；还有M（萨沙·皮托埃夫[Sascha Pitoeff]饰），他可能是A的丈夫或者情人，但毫无疑问对后者有一定的权威。他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有着瘦削的三角形脸颊，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窝和像吸血鬼一样微微外突的上牙。

电影由X叙述。其他人只有散布在各处的零散对白。音轨上是弗朗西斯·赛里格（Francis Seyrig）令人心神不宁的音乐，主要由管风琴演奏——像一首安魂曲那样给人哥特式的礼拜堂音乐的感觉。X告诉A他们去年见过，提醒她两人共度的时光和曾经的对话。还说他们计划趁M玩扑克牌的时候在她的卧室里会面，然后她请求推迟一年，并保证说会在明年夏季再见他。

A记不起来了。她请求X不要来打扰她，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X用回忆步步紧逼。他通常用第二人称讲话：“你告诉我……你说……你请求我……”他在为她建立一个叙事，他在告诉她关于她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可能是真的。我们说不准。雷乃说作为剧本的合作者之一他并不相信它，但作为导演却相信。叙事进一步压迫着神经。坚持不懈又善于言辞的X想起一次枪击和一次死亡。不对——他纠正自己。事情不是那么发生的，而是应该这样……

我们看到A穿着白色，穿着黑色。看见她死去又活过来。这部由萨沙·维埃尼（Sacha Vierny）担任黑白摄影师的电影是宽银幕的。巨大的宽度使得雷乃可以创造出特别的构图，让X、A和M看似处于不同的平面上，甚至在不同的存在状态中。（DVD版本的画面比例调整为信箱模式[1]，在横摇与扫描模式下看这部电影毫无意义。）摄影机的运动蜿蜒曲折；角色们的行动一般都慢条斯理，任何突然的举止都会吓人一跳（当A跌跌撞撞走在铺满沙砾的小路上被X扶稳的时候，现实的世界似乎突然呼出一口气）。

男人们玩着一个由M提议的游戏。这个游戏的步骤是：先摆下几排火柴（或者扑克牌之类的随便什么东西），两位玩家轮流从中取走一部分，每次随便取多少，但必须在同一排之内取，谁被迫取最后一次就输了。M总是赢。在音轨上我们能听到他的理论：“首先开始取的人赢……第二个开始取的人赢……你一次只能取一根……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取……”但这些理论没什么帮助，因为无论如何M总是赢。分析这个游戏的角色们就像分析这部电影的观众：关于它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不会有多大差别。

伊利诺伊大学的德语教授巩特尔·马克思（Gunther Marx）向我保证说：“我会把这部电影整个解释给你听。”在那个厄巴纳市的雨夜，我们坐在学生活动中心里喝着咖啡，当时已经很迟了。（他英年早逝，儿子弗雷德里克后来成为《篮球梦》的拍摄成员之一。）“它来自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原型。有一个爱着别人的人，还有被爱的人和权威性的角色。电影告诉我们这对爱人既有又没有过一段关系，他们以前既见过又没见过，权威性的角色既知道又不知道这回事，他既杀了她又没杀。还有问题吗？”

我啜了一口咖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很深刻。之后我从来没读过列维-斯特劳斯的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但你看我还没忘了这个名字。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是对的。我觉得这个观点意味着生活恰恰如这部电影一般：无论你用多少理论来套它，生活本身都无情地步步逼向它自己难以索解的结局。乐趣在提问之中，答案只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失败。

我意识到观众们很可能会对《去年在马里安巴》感到越来越不耐烦，觉得它矫揉造作，难以忍受。与当今的电影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叙事的弹球机，也没有从故事开头飞速奔向结尾。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的艺术创造。我一边看着，一边惊讶于《马里安巴》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快感。首先，我知道不会有任何答案，知道这三个角色会在欲望和拒绝中永远把他们的舞跳下去，也知道他们的衣着和优雅的城堡建筑不会比《2001：太空漫游》结尾处的卧室更真实——换句话说，只是一个用来观察人类行为的布景。

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部电影。考虑一下叙事吧。X告诉A这个，然后又告诉她那个。M的行为表现和X所说的一样——发现他们在一起，又没有发现他们在一起，开了枪，又没有开枪。A什么也不记得，但表现出一副似乎很在乎的样子。她认为自己和X从未相识，但尽管如此，在某些场景里两人就像一对恋人。

有没有可能X就是艺术家——就是作者或导演？有没有可能当他用第二人称说话的时候（“你要我来你的房间……”），他是在对角色说话，在创作一个故事？会不会是他先让M开了枪，但后来出于不满又改变了主意，而M只是忠实地反映出他的好恶？作者们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在稀薄的空气中创造出角色，再指使他们做这做那？当然即使X是艺术家，他貌似也参与到故事当中不少。他绝望地试图相信去年在马里安巴见过A，以及A给了他希望——要求今年再次会面。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创造角色：这样才能指挥他们，让他们爱上自己。当然，角色们有时也有自己的意志。而且M的存在永远是个问题。

（周博群  译）

[1] 信箱模式（letterbox）和横摇与扫描模式（pan & scan）是将16∶9的画面比调整为适合4∶3屏幕播放的两种基本方式，前者保持了完整画面，在上下方用黑条遮屏，后者裁去画面的左右两边多出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