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

L' Avventura,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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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你爱我。”
“我爱你。”
“再说一次。”
“我不爱你。”

 

在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奇遇》中，上面这段对话与爱情无关。它更像一种打发时间的尝试，与单人跳棋或弹硬币没有太大区别。影片中的角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陷入爱情之中。宝琳·凯尔就此写到；“这些人过于浅薄，以至于连孤独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试图在与他人的接触中逃避自己对生活的厌倦，到头来却再一次找到厌倦而已。”

《奇遇》在1960年引起了轰动，凯尔把它选为当年的最佳电影。人们将其与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位导演都是意大利人，都试图描绘角色们对感官享乐徒劳无益的追求，两部电影都以黎明时分的空虚和精神病态而结束。区别在于，费里尼影片中永不满足的中产阶级至少在通向绝望之路上还残存一丝希望，而对安东尼奥尼式的懒散而颓废的有钱人来说，肉体的快感只能暂时让他们从自己要命的厌倦上分神。凯尔写道：“这些角色只有在试图释放焦虑的时候才能活跃起来：性是他们唯一的沟通手段。”

《奇遇》的情节出了名，因为据说在这部电影中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看见的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搜寻，没有答案的失踪。片名的英文翻译意味着“冒险”，不难想象安东尼奥尼在剧本的第一页写下这个标题时那副干笑的表情。故事说的是，一群富人结伴驾着游艇在西西里附近的海面上游玩。他们停在一个小岛附近，游泳到岸上去准备开始一场探险。安娜（蕾雅·马萨利[Lea Massari]饰）刚跟情人桑德罗（加比利艾尔·费泽蒂[Gabriele Ferzetti]饰）吵了一架，并说她想自己一个人待会。两人和同行的朋友克劳迪娅（莫尼卡·维蒂[Monica Vitti]饰）等人一起去了岸边。不一会大家发现安娜不见了，找遍了整个小岛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只有满目荒凉的岩石和灌木丛。整个岛上几乎无处藏身，但怎么也找不到她。

在影片后来的发展中，安娜再也没出现。如果《奇遇》是一部常规的电影，你会自然而然地假设之后的情节与寻找安娜有关，并对我这种剧透行为火冒三丈。可它一点儿也不“常规”。它所表达的是剧中的人物都濒临消失的边缘：他们的生活毫无真实可言，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丝分量。我们几乎没法说他们是否存在，就像生活中的一个个书签，标记着位置，却无法进入故事的内容。

游艇被派回去求救了。在一行人搜索小岛的过程中，阿尔多·斯卡瓦尔达（Aldo Scavarda）的摄影撼人心魄：人物常被摆到画面的边缘，就好像岛上的岩石才是永恒的主角，而游客们随时可能滑入大海、天空或阴影中消失不见。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一艘船的声音，在一个颇有嘲弄意味的镜头中我们似乎看见了那艘船——却又什么都没看见。安娜乘船离开了吗？过了一会，他们似乎又听见另一艘船了。

这些幽灵般的船只，令人想起在安东尼奥尼的《放大》（Blow-Up，1967）中，摄影师无法确定公园的草地上是不是真的有具尸体。1975年的澳大利亚影片《吊人岩的午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1975）也和被风景吞噬的人有关。安娜的失踪制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效果，观众都想知道附近到底有没有船，安娜到底在不在船上，但电影对此含糊其辞。最后游艇带着警察和安娜的父亲回来了，而后者看起来不大高兴，似乎不想因为女儿失踪这种小事打扰了工作。

紧接着出现一场令人震惊的戏，这种震惊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它居然发生了；其次，它似乎根本就没发生——就像那些若有若无的幽灵船只。一行人回到游艇上，安娜的情人桑德罗抓住她的朋友克劳迪娅并吻了她。克劳迪娅把他推开，这一刻就这么过去了。但她在想什么？对桑德罗轻易地背叛感到厌恶吗？我们没法知道。

回到岸上，桑德罗去警察总署汇报了情况，并尾随克劳迪娅上了一辆火车。他向她表达了爱意。稍后另外一些人出现在影片当中，其中包括一名性感的女作家格洛丽亚（多萝西·德·波莉奥罗[Dorothy De Poliolo]饰）。她茫然地走过挤满工人阶级的大街，轻松地接纳周围男人们大胆的献媚，就好像接受天气那样自如。这里有一点非常有趣：她使尽浑身解数来摆出性感的样子，但却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衣着和举止表明她过去十分在意男人们看她的眼光。而现在，尽管他们仍然在看，她却已无力再关心这些了。

克劳迪娅接受了桑德罗为自己的情人。安娜被遗忘了，没人再为她伤心。她曾经扮演了情人和朋友的角色，现在她不见了，必须找另一个人代替她的位置。两人一起登记了一个旅馆的房间，在服务生的注视下，桑德罗试图和克劳迪娅接吻，可当服务生走开后桑德罗反而不再尝试了。他到楼下去参加酒店里的一场舞会。克劳迪娅躺了一会，不久又起来，沿走廊跑下去，既希望又害怕安娜再次出现。在楼下，她发现桑德罗和一个妓女一起躺在沙发上，于是跑出门去。桑德罗起身的时候，妓女问他要一个纪念品，而他把钞票扔在她的身体上。室外只有黎明的空虚。

《奇遇》上映之后，“安东尼奥尼式厌倦”（Antonioniennui）就成了一个笑话。它在戛纳的首映嘘声一片，却最终赢得了评委会大奖和全球票房的成功。它赤裸裸地展示了角色们在存在的虚无中漂浮的状态，这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此类影片里也是最纯粹的。《奇遇》在美国的上映恰逢垮掉的一代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的时候，现代爵士与悦耳的旋律保持着有反讽意味的距离，酷成为一种潮流时尚。这一风气在六十年代就分崩离析了，但在它盛行的那会儿，《奇遇》就是它的圣歌。

我第一次看《奇遇》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体会——那时我才18岁，怎么可能有呢？令这些人厌倦的那种生活方式超乎我最狂放不羁的想象。15年后，当我在课堂里讲解这部影片时，我觉得它矫揉造作，只是表达了一个140多分钟长的观念，而算不上一部电影。直到最近重看，我才意识到安东尼奥尼把它拍得多么清晰，多么饱含激情，充满了沉默中绝望的呐喊。

安东尼奥尼的角色们都很有钱，可以不必为工作操心，不必承担责任，不必有目标和打算，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全然的空虚。既富有又快乐并非不可能，但前提是你得有脑子，对事物得有足够的兴趣。无止境的被动消遣是不可能带来快乐的。《奇遇》成了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成了一片忧郁的道德沙漠。

为什么我们不再有《奇遇》这样的电影了？因为同样的问题已经没人再问了。“活着是为了什么”已经被“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我曾经觉得佩吉·李（Peggy Lee）的那首《就这么多吗？》（Is That All There Is？）是最悲伤的歌了，安东尼奥尼却能想到一首更悲伤的：《还有更多》（More）。

（周博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