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所欲

My Life to Live,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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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Jean-Luc Godard）。六十年代我们都跑去看戈达尔。我们站在三分钱电影院外的雨里，等着下一场《周末》（Weekend，1967）的放映。有一年纽约电影节放了两部他的片子，或者是三部？另外有一年戈达尔在多伦多电影节说：“电影不是车站。电影是火车。”或者正好反过来。我们点着头。我们爱他的影片。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谈论戈达尔，就像《低俗小说》上映后影迷们谈论塔伦蒂诺一样。有个句子一直留在我记忆里：“他的摄影机转了360度，一共两次，然后停下来并往反方向退了一点点——以此表示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现在，戈达尔这个名字只能让大多数影迷一片茫然。加字幕的电影过时了。艺术电影过时了。有自我意识的电影过时了。测试电影限度的电影过时了。现在电影的一切都跟大众有关：必须去庆贺甚至迎合他们狭隘的品味。但是，每代人中总有少量人会厌倦庸众的品味，在角落中寻寻觅觅，而戈达尔就在那些地方等候他们——狂躁不安、曲折暧昧、姿态撩人。

我原本打算选《筋疲力尽》（Breathless，1960），这部电影打响了法国新浪潮的第一枪，让我们所有人都谈论着“跳接”，并把让-保尔·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变成一个明星。但有一个新DVD是1963年的《随心所欲》（Vivre Sa Vie）。我把它放入DVD机，五分钟之内我就看得入了迷，直到整部电影结束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并不奇怪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会说它是“我所知道的最非凡、最优美、最新颖的艺术作品之一”。

故事的主角是娜娜，由安娜·卡丽娜（Anna Karina）扮演，那会儿她正是戈达尔的妻子。她是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有着瓷器般光滑的皮肤，机警的双眼，闪着光泽的蘑菇头，别致的衣着。她总是抽着烟并掩饰着自己的情感。片头字幕的镜头就像拍嫌疑犯那样拍下了她的正脸和侧影，在整部电影里我们都将看着她，并试图去理解她，因为她没有主动表现出任何东西。每个镜头的开始都伴随着米歇尔·勒格朗（Michel Legrand）的音乐，但突然就停止了，然后下一个镜头里再次响起，就好像在说音乐试图做出解释但没有成功。字幕过后，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看着娜娜的背面，当时她正跟一个叫保尔的男人谈话。我们发现保尔是她的丈夫，而娜娜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她有一些模糊的进入电影界的计划。

摄影师拉乌尔·库塔尔（Raoul Coutard）在这一时期与戈达尔携手并肩一起工作。他让摄影机来回推拉，先在娜娜的头后，接着在保尔的头后，我们在镜子里可以瞥见两人的脸。“电影是由某种次一级的在场（second presence）拍成的。”戈达尔如是说。摄影机不仅仅是记录的工具，而是正在看着某样东西的工具。通过其运动我们知道它注视着安娜，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在这里或那里匆匆瞥过一眼，探索着她占据的空间，并陷入沉思。

电影分成十二个部分，其中的每个都配上标题，就像老式的小说一样。她玩弹球游戏，她在唱片店工作，她需要钱，她试图从门房的办公室里偷自己公寓的钥匙，但被逮个正着，手被扭到后面押送过街道。她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这是她的错误，还是她的命运？为什么要离开保尔？她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感觉吗？电影没说这些。娜娜很冷漠。她去看了一部电影（是德莱叶版的《圣女贞德的受难》，关于一群男人审判一个女人）。她抛弃了为她买票的男人，又在酒吧里遇到另一个想为她拍照的男人。她因为“掉地的”一千法郎的纠纷被警察抓住。她去了妓女工作的大街，让一个男人带她上床，却不让他亲吻。

摄影机就在那儿。在唱片店里，它随着娜娜和另一个顾客来来回回地横摇，然后转过来对着窗外。在酒吧里，它开始向着左边横摇然后又摇回来。在大街上和妓女在一起，摄影机开始对着街道的一边，然后是另一边，碰到迷人的女人就放慢速度。娜娜碰到了皮条客拉乌尔，拉乌尔对她说“给我一个笑容”，此时摄影机在双人镜头里同时拍下他们两个。娜娜先是拒绝了，接着又扑哧笑出声来。摄影机离开拉乌尔转向她，就像她一样突然产生了兴趣。我们也被牵连其中。我们就是摄影机，一边观看，一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摄影机并非在表达一种“风格”，而是人们观看别人的方式。

著名的镜头。她在被一个顾客拥抱的时候抽着烟，空洞的眼神越过他的肩膀。后来拉乌尔吸了一口烟然后和她接吻，她吸过他嘴里的烟然后又吐出来。在巴黎，除了混酒吧、抽烟和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钱之外还有什么可做？接客对她来说并不比弹球游戏更有趣。从事皮肉生意在法国被叫做“生活”，电影的标题由此带上另一个意义。在一段语调平淡的对话问答中，拉乌尔解释了她的新交易的规则。随后电影转向一个犯罪故事，这提醒了我们《筋疲力尽》的结尾也是一场暴力的街头枪击。但在《随心所欲》里，摄影机拍下暴力的瞬间之后向下望去！向下对着街道或是它的脚。电影把视线从自己的结尾上移开。

结尾之前不久有一场咖啡馆里的戏。娜娜和隔壁桌的哲学家聊天（布里斯·帕兰[1]饰，他明显在演自己），后者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试图逃离险境，但他半途开始琢磨如何把一只脚迈在另一只脚前面，结果因此而瘫痪不前。哲学家说：“他第一次思考，就给自己带来了死亡。”

如果娜娜也思考的话，她会因此而死吗？我们注意到在和老人谈话时她的开放和好奇心。这来自于一个不愿表露思想和情感的女人，一个完全停留在表面的女人。我们想起了保尔之前讲过的故事：一个孩子解释道，如果你把一只小鸟的外表拿掉，你会得到内部，如果把内部也拿掉，你就会得到灵魂。娜娜完全是外表。

电影没有额外的动作。它用一种冷静平稳而兴致勃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摄影机的纪律阻止了我们用情节剧的方式解释娜娜的生活。片中有种干巴巴的法国逻辑，每一项陈述的前面似乎都带有一个听不见的“当然”。既然如此，安娜·卡丽娜能把娜娜诠释得如此感人就非常令人惊讶。她等待，喝酒，抽烟，上街，挣钱，把自己交给遇见的第一个皮条客，放弃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有一场戏是她笑着对一个自动点唱机跳舞，我们能匆匆瞥见有一个年轻女孩在她的内部，在她的灵魂里。其余的都浮于表面。

戈达尔说他把电影拍成一个个段落。“我要做的全部就是把镜头首尾相接。摄制组看到的样片和大众看到的成片差不太多。”他试图用一次拍成的镜头。“如果必须重拍，那电影就不好了。”所以库塔尔的摄影机是第一次看着这些场景，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地关注，如此地好奇。我们随着它的视线而看着娜娜第一次过她的生活，没有预先排演。电影的效果令人震惊。它清晰，收敛，不动感情，唐突，然后就结束了。这是她要过的生活。

（周博群  译）

[1]  Brice Parain，1897—1971: 法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