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仙踪

The Wizard of OZ,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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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一部电影是彩色还是黑白。电影的神秘力量已经够大的了，即使选择拍成黑白那也随它们的便。直到第一次看了《绿野仙踪》，看到多萝茜被龙卷风从堪萨斯吹到奥兹的时候，我才明确地意识到黑白和彩色的对比。我当时对此作何感想？它看起来合情合理。

在1939年电影拍出来那会，由黑白切换到彩色会激起特别的共鸣。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生产商会给一台笨重的新式彩色摄影机配备一个“调色顾问（Technicolor consultant）”，这个人会站在摄影师的旁边，指手画脚地建议使用更多的光。《绿野仙踪》拍成了彩色片可能会被特别指出来，因为这部电影是米高梅公司对迪斯尼的回应，后者的彩色动画长片先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1937）刚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绿野仙踪》用一种方式开始，却用另一种方式继续，那也是制片过程的历史。原来的导演理查德·索尔普（Richard Thorpe）十二天之后就被炒了鱿鱼。乔治·库克来填补了三天的空缺，在此期间他让朱迪·嘉兰（Judy Garland）去掉假发和化妆，随后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又取代了他的位置。弗莱明去《飘》剧组的时候，金·维多拍了一些矮人国（Munchkin）的段落和堪萨斯的戏。

选角方面也有变化，一开始扮演铁皮人的巴迪·伊布森（Buddy Ebsen）对脸上的银粉有过敏反应，于是杰克·哈利取而代之（Jack Haley）。许多录下来的音乐从未被使用。玛格丽特·汉密尔顿（Margaret Hamilton，饰演西方的邪恶巫婆）在一阵烟雾中消失的时候被严重烧伤了。甚至小狗多多也被剧组的一个工作人员踩伤，不得不休息了两个星期。

我觉得，我们会研究所有这些细节，是因为《绿野仙踪》在我们的想象里占据了一大片空间。它看起来具有某种其他影片所没有的真实感和重要性。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很小？或者仅仅因为这部电影很了不起？还是因为它代表了某种隐秘的普遍性，某种原型或内心深处的神话？

我倾向于第三种可能。《绿野仙踪》中的元素有力地弥补了许多小孩心中的空白。对于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家就是一切，是世界的中心。但他们隐约觉得彩虹之上可能有一片广阔的天地，既令人心驰神往又令人害怕。有种恐惧深深扎根于孩子的内心，他感到各种事情可能会串通起来把他从安全的家中拐走，扔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什么呢？新的朋友呀，可以给他提建议，也可以保护他。当然不能忘了还有多多。孩子们和宠物之间有种强烈的依存关系，一旦走丢，他们会假设宠物也跟自己形影不离。

这种深刻而普遍的魅力解释了为什么背景各不相同的人都在记忆里给《绿野仙踪》留有一席之地。在孟买长大的萨尔曼·拉什迪[1]还记得在十岁时看了这部电影，而它“使我成了一名作家”。特里·麦克米兰[2]是生活在密歇根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她说自己“在没人有空听多萝茜说话的时候完全认同了她的角色”。拉什迪写到，电影的“感染力来自大人的不称职（甚至包括那些好的大人），以及他们的缺陷如何迫使孩子们掌握自己的命运”。麦克米兰学到了勇气，学到了“即使害怕，也要顺着自己原先的出发点继续前进”。

他们说出了成长的关键：终有一天孩子不再是孩子，不能再回家；终有一天大人也没法再伸出援手，因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必须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但你仍然可以寻求朋友的帮助。即使是奥兹的大魔法师也只是一个人，也面临着他自己的问题。

表面上，《绿野仙踪》只是融合了出色的喜剧、音乐、特效和兴奋点。但之所以六十年后还会重看，是因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故事直接触动了我们童年时期内心深处的不安，既扰乱了心神又带来了安慰。之所以长大之后还会喜欢，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过去的一段人生旅程。正因如此，家长们迟早都会建议自己的孩子去看《绿野仙踪》。

我估计朱迪·嘉兰的童年并不快乐（有传闻说米高梅的庸医们早上让她快马加鞭地拍戏，一天结束之后就塞镇静剂给她吃）。但她是一个光彩照人的演员，演小多萝茜的时候几乎才17岁。她对这部影片至关重要，因为她在每一处的语气都透着脆弱和悲伤。一个大大咧咧的童星（比如说，小埃塞尔·梅尔曼[Ethel Merman]）可能会摆出一副大无畏的架势，从而给电影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嘉兰的面相有种颤颤巍巍的不确定感，有种充满渴望的神情。当她希望麻烦可以像柠檬糖那样溶化的时候，你会相信她真的有麻烦。

她在黄砖路上遇见的朋友们（铁皮人、稻草人和胆小的狮子）反映出孩子们藏在心里的担忧。我们是真实的吗？我们丑陋而愚蠢吗？我们足够勇敢吗？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多萝茜也在帮助自己，就像一个小孩为了在更小的孩子面前逞强而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绿野仙踪》的演员们（杰克·哈利、雷·博格[Ray Bolger]、伯特·拉尔[Bert Lahr]）都来自歌舞杂耍秀（vaudeville）和时事喜剧（revue comedy）的传统，他们的表演毫不矫揉造作。这可能要归功于没人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部伟大的影片。在许多场戏中，他们看起来都轻松自在，就像是在闹着玩。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的书之前也被拍成过电影（奥利弗·哈代[Oliver Hardy]在1925年版中扮演了铁皮人）。这个版本尽管雄心勃勃，却因制片厂同时也在准备《飘》而笼罩在后者的阴影之下。拍片的时候嘉兰已经是个明星了，但还不算巨星——这一头衔得等到四十年代，《绿野仙踪》对此多少作了点贡献。

电影的特效美不胜收，但已经属于旧时的好莱坞了。你甚至不用看得很仔细，就能发现实景和画出的背景之间的交界线在哪。现代特效能表现想象中的场景“实际上”看起来是什么样，而当时的特效只能表现它们“想象中”的样子。一条更大的黄砖路未必就更好，重拍版的《新绿野仙踪》（The Wiz，1978）就是证明。

电影把梦境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明显对小观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多萝茜正面临失去多多的危险，她在路上碰到了有趣的马维尔教授（弗兰克·摩根[Frank Morgan]饰）。农场的三个工人是她的好朋友（博格、哈利和拉尔饰）。不一会刮起了可怕的龙卷风。（当时吓到我的是那些在空中飘过的东西——之后好几个月里，我都会梦到坐在卧室的小桌边不停地打转，班上的同学不做声地从我身边飞过去。）接下来就是魔法般的颜色转换，多萝茜重新碰到了同样的角色，所以我们知道这全是一个梦，但也不尽然。

在奥兹的大人们有好也有坏——既有东边和西边的邪恶女巫，也有善良的女巫葛琳达。多萝茜本来需要朋友的帮助，结果却必须帮助他们（他们唱“只要我能有个大脑”，或是心脏和胆量）。最后一行人来到了翡翠城，遇到另一次梦幻般的经历，他们碰到的每个人看起来都隐隐约约的相似（因为都是摩根演的）。大魔法师派给他们一个任务，去把邪恶女巫的扫帚带回来。另外，那双红色高跟鞋最终成了多萝茜回到堪萨斯的关键。这并非无关紧要，因为那是一双大人的鞋。

电影的结尾总让我伤感。多萝茜回到了堪萨斯，但色彩都消失了，魔幻的朋友们也回到了平庸的日常现实中。年轻的特里·麦克米兰觉得“困在奥兹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他对多萝茜在堪萨斯的生活不甚满意。“奥兹可比堪萨斯的农场强。”

（周博群  译）

[1]  Salman Rushdie，1947— : 出生于印度，在英国长大的作家，著有《撒旦诗篇》。

[2]  Terry McMillan，1951— : 非洲裔美国作家，著有《当老牛碰上嫩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