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欲

Ikiru,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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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死于癌症。在酒吧里，他告诉一个陌生人他有钱去“好好享受时光”，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花。陌生人把他带到城里的赌场、舞厅和红灯区，最后来到另一家酒吧。酒吧里的钢琴艺人问他们要点什么曲子，老人点了“光阴短暂——去恋爱吧，少女”，外套和帽子还穿在身上。

“哦，对，一首二十年代的老歌。”弹钢琴的男人说。但他演奏了，而老人开始唱歌。他声音温柔，几乎不动嘴唇，但整个酒吧安静下来，舞会女孩和醉醺醺的上班族在这一刻被带入一场关于他们自己短暂生命的白日梦。

此情此景差不多发生在《生之欲》的中间。这部1952年的黑泽明电影讲述了一个公务员的故事，他在东京市政厅工作了三十年，从来没做出任何成就。渡边先生已经成了他那个部门的主管，坐在办公桌上两叠文件的中间，背后是放着不计其数的其他文件的架子。他的助手们坐在他两边的长桌子上，来来回回地传递着文件。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被最终决定下来。他的工作是处理市民的抱怨，但他实际的工作是把小橡皮图章盖在每份文件上，以此表示他已经处理过了。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渡边胸腔的X光片。“他有胃癌，但自己还不知道，”一个叙事的声音说，“他只是在生活中漂过。实际上，他几乎不算活着。”X光片逐渐淡入成他的脸——这张悲伤、疲惫而极为平凡的脸属于演员志村乔。他在十一部黑泽明电影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电影里扮演普通人，这个角色以看起来什么都没表现的方式表现了他的特征。

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场可怕的戏。另一位病人不假思索地喋喋不休；他是个毁灭信使，准确地描述了渡边的症状并把它们归于胃癌。“如果我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说，“那说明你只剩不到一年了。”当医生说了跟预言中完全相同的话时，老公务员转过身去背对着房间，因此只有摄影机才能看见他，他看起来完全被遗弃了。

黑泽明刻意用低调的节奏开始他的故事，尽管结尾处灯光熄灭时有汹涌的情绪。在一场每次都能震撼我的戏中，渡边回到家，哭着躲进被子里，与此同时摄影机摇上去拍下了渡边在职二十五年后获得的奖状。

必须去死这件事并不那么糟糕。更糟糕的是他从来没有活过。他对酒吧里的陌生人说：“我没法去死——我不知道这些年来自己一直为什么而活。”他从不喝酒，但现在却在喝：“这昂贵的米酒是对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的抗议。”

他在办公室的休假日复一日地继续着。最后一个想辞职的年轻女人找到了他，让他给自己的文件盖章。他邀请她留下来跟自己待一天，两人一块去了弹球厅和电影院。女人告诉渡边自己给办公室里每个人起的小名，还说渡边的小名是“木乃伊”。她害怕自己冒犯了他，但是没有：“我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变成一个木乃伊，但他并不感激我。”

女人鼓励他去看自己的儿子。可是当他试图告诉儿子自己的病时，儿子打断了他——坚持要在老人把钱浪费在女人身上之前得到自己应有的财产。后来，渡边最后一次跟女人出门时，告诉她自己年轻时有一回以为就快淹死了。他说：“我的儿子在很遥远的某个地方——就像我快要溺死时父母也远在他方。”

“Ikiru”这个词一直被翻译成“活下去”。在沉入绝望深渊的漫长旅途中的某处，渡边决心死前至少完成一件有价值的事。作出这一决定时，他正在一家餐馆里和年轻女人说话，后面的房间里上演着一场庆祝活动。他离开的时候，那个房间里的女孩为朋友唱着“生日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在歌颂渡边的重生。

一群女人在办公室之间被支使来支使去，她们为了家附近的一个死水池提出抗议。渡边成了疯子，他亲自把文件从一个办公室送到另一个办公室，下定决心要在死前看到荒废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儿童公园。所有这些都引向了渡边最后的胜利，它出现在电影史上最好的结束镜头之一中。

表现他努力的场景并不依时间顺序出现，而是作为闪回出现在葬礼仪式上。渡边的家人和同事聚在一起回忆他，他们喝了太多的酒，最后说了太多的话，试图去解开渡边的死亡以及死前行为之谜。在此我们能看到电影的真正内涵。一个男人做好事的努力会启发、迷惑、激怒，或挫败那些不能身临其境的人，他们只能在外部经由自己未经省察的生活来观察。

我们这些人追随了渡边最后的生命旅程，却被迫回到活人的世界，回到性恶论和闲言碎语之中。我们在心里催促着幸存者换种方式思考，去获得与我们相同的结论。这也是黑泽明实现其最终效果的方式：他不让我们成为渡边决定的见证人，而是其传道者。我觉得，只有为数不多的电影能够实际上启发某人去改变生活，而《生之欲》就是其中之一。

黑泽明1952年拍了这部电影，当时他四十二岁（志村乔才四十七）。《生之欲》就在同样以志村乔为主角的《罗生门》（Rashomon，1951）和《白痴》（The Idiot，1952）之后。再往后就是广受欢迎的经典《七武士》和其他像《战国英豪》（The Hidden Fortress，1958）这样的武士电影（后者影响了《星球大战》里的R2D2和C3PO这两个角色）。电影在1960年之前都没有到国际上发行，可能因为人们觉得它“太日本化了”，但实际上它属于所有人。

我第一次看《生之欲》是在1960或1961年。之所以看它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校园展映系列中，票价只需二十五美分。我坐在那里两个半小时，完全被渡边的故事所包围。后来我在一堂课上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那次布置的题目是苏格拉底说的“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这么多年来，我大概每五年就会重看一次《生之欲》，每一次它都令我感动，引我深思。我的年纪越大，渡边看起来越不像一个可怜的老头，而更像是我们每一个人。

（周博群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