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那些更加阴沉的场景有种简洁的感染力。醉醺醺的乔治·贝利跌跌撞撞地走在他想去憎恨的小镇上。稍后，在一个温和天使的帮助下，他重回小镇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就在这里，斯图尔特第一次表现出的那张脸日后将出现在其他许多电影中，比如希区柯克的《眩晕记》（Vertigo，1958）或安东尼·曼（Anthony Mann）的西部片《血泊飞车》（The Naked Spur，1953）。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写到，他是“美国电影中性格表现最完整的演员”。若此言不虚，那么这部电影就是他通向完整的转折点，把战前难得一见的阴暗面揭示出来。在《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1940）和《街角的商店》（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1940）那样的战前喜剧里，他是个瘦削而开朗的主角，但现在变得不修边幅，内心苦涩，从一个酒吧晃到另一个酒吧，脑子里想着自杀。

斯图尔特活跃的空军飞行员经历毫无疑问影响了他的表演。其他的明星要么留在国内，要么只是随军的文艺人员，而斯图尔特作为士兵应征入伍，后来又升为上校。他执行了许多战斗飞行任务，最终获得飞行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是个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他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肯定反映在乔治·贝利脸上，特别是在贝德福德镇那座桥上的时候。

后来那些年，斯图尔特进一步扮演了杀人犯、赏金猎手、耽于美色的人和道德败坏者，把战前的乐观形象抛弃了。这一步迈得很精明，不仅延长了他职业生涯的寿命，还把他和一批最富创造力的导演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希区柯克、曼和约翰·福特。卡普拉的影片可被视为一个过渡期。乔治·贝利凝视着绝望的深处，对镇上的居民失去了信心，可是他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了。电影承认邪恶的存在，承认世界有时候可以变得悲伤而孤独，但结尾处所有东西都回到了原位，贝德福德镇的传统价值也重新得到了巩固。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卡普拉在此处的方法和别处一样，都是依靠潜在的寓言来提供电影发展的弧线。我们自始至终都能感到路途的前方仍有希望，甚至是在那些最灰暗的时刻。卡普拉不是一个复杂的导演，他之所以会在战后走向衰退，原因之一可能是没能像斯图尔特那样及时作出调整。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人基本的乐观主义精神。尽管如此，《美好人生》里斯图尔特的阴暗面和卡普拉的希望之间的张力给电影带来了生命。它甚至挽救了最老土的部分——在上天讨论乔治命运的时候那些眨着眼睛的银河。这么处理胆子很大，也很简单，但不惹人厌。如果用更复杂的方式来进入乔治的人生故事，可能反而显得冗长。

《美好人生》几乎没有为弗兰克·卡普拉战后的导演生涯做出多少贡献。实际上，他在票房上再也没有重拾三十年代的辉煌。像《联邦一州》（State of the Union，1948）和《锦囊妙计》（Pocketful of Miracles，1961）之类的后期作品仍有卡普拉式的质感，但失去了那种魔力。1961年以后，这位导演再也没有拍过任何电影。但他一直老当益壮，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一次中风之后才迟钝下来，他最终于1991年去世。七十年代初，一群电影学生在某个研讨班上问他，是否还有方法拍出那种反映卡普拉式价值和理想的影片。

“呃，如果没有的话，”他说，“那我们就放弃也成。”

（周博群  译）